Monday, 4 November 2013
能黑一笔就黑一笔 - 中关村小白
让公平正义成为改革“最大公约数” 2013-11-04 02:30:07 新京报
无论是在现阶段还是长远地看，公平正义都应该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的根本诉求。不过，它如何能具体体现在下一步的改革中，且固化为阶段性的成果，并不轻松。
■ 社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日会见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外方代表时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提出综合改革方案，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
本周末，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公众舆论的期许也渐渐升温。近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改革吹风，而且国研中心也公布了“383”改革报告。这是近年来，改革的社会氛围最为良好的一段时间。
社会各界均对即将推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寄予厚望，希望这次会议紧紧掌握新一轮改革的“最大公约数”，成功启动改革。
改革本来就意味着利益的深刻调整，其间必然存在着激烈的博弈。越是进入深水区，则相关各方的利益诉求就越是“众口难调”。很多时候，这也导致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难以突破，或者，即便有所推进往往也容易出现偏差，甚至产生某种程度的停滞和倒退。
也因此，在新一轮改革即将启动之际，找到一个普遍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在最大限度兼顾不同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同时，也就变得十分迫切。
事实上，这些年来中国每一轮改革的成功启动，都是因为准确找到了当时的“最大公约数”。1978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原本准备讨论经济工作，最终开成了一次全局性的拨乱反正的会议。这次会议为12月18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好了铺垫。最终，全会找到了当时中国的“最大公约数”，主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
那么，什么是现在改革的最大公约数？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社会的公平正义不仅是现阶段凝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也是深化改革的前提。这个说法，符合社会共识，而且，切中时弊。
以公费医疗的改革为例，包括2009年新医改在内的改革，无不高调倡扬公平正义，然而现实却是，作为改革对象的公务员群体，依然占尽公费医疗的好处。且不说仍有一些省份没有将公务员医保并轨，即便一些已经并轨的省份，公务员的报销比例也大大高于一般民众。
又如，在此前披露的“383改革方案”中，关于“廉洁年金”等制度的设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担忧。公众担心，在政府信息公开尚未到位的情况下，指望“廉洁年金”营造出“不愿贪”的美好局面，显然不太现实。
当然，在此之外，国企与民企、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的不公平待遇，也比比皆是。
不可否认，无论是在现阶段还是长远地看，公平正义都应该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的根本诉求。不过，公平正义如何才能具体体现在下一步的改革中，且固化为一种阶段性的成果，并不轻松。
此外，有些领域的改革可能很难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那么，似乎也没必要匆匆出台一些明显有违公平正义，不符合改革“最大公约数”的制度规定，以免改革走了弯路，出现偏差。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各项积极的改革措施也将出台，人们期待，新一轮的改革能够像35年前的那场改革一样，释放改革红利，再一次激发出整个社会的内生动力。
领导干部企业兼职破坏市场秩序 周俊生 发表于2013-11-01 08:03
党政领导干部不可以将权力用来为自己谋取私利，政府对企业的帮助、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应该是致力于建立充分发育的市场竞争秩序，让辖区内各种市场活力充分地释放出来。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组部发出通知，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的兼职（任职），进一步规范完善了有关制度。其中规定，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任职）。凡按规定经批准在企业兼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领取薪酬、奖金、津贴等报酬，不得获取股权和其他额外利益；兼职不得超过一个；党政领导干部不得“两头占”，不能既保留公务员身份及相关待遇，又在企业领取报酬。
党政领导干部到企业兼职或任职，一度在一些地区流行，甚至得到当地党政领导机关的肯定和推动。这样做的理由，据说是为了利用这些领导干部的力量来推动企业的发展，进而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为了鼓励公务员到企业去，有的地方的干部可以在担任公职的同时在所辖企业兼职，有的虽然离开了机关领导岗位，但他们的编制仍然得以保留，他们随时可以回到领导机关或者在离退休时享受干部待遇。有的到企业兼职的领导干部可以在政府机关和企业两边领取薪酬，甚至持有企业股权。
但实践早已证明，党政领导干部到企业兼职或任职，混淆了领导干部和企业高管这两种不同身份的界限，使党政机关的形象出现了扭曲。党政领导干部是党政权力的代表者，这种权力应该用于所辖地区的公共事务管理，而当他们到企业兼职或任职时，实际上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这种权力的行使。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到企业兼职的领导干部，很容易利用权力在企业中为自己捞取个人利益，从而产生腐败行为。即使是一些已退离休的领导干部到企业任职，在没有相应制度约束的情况下，也极容易利用自己在职时积累下的“权力磁场”为自己谋利，从而降低党政权力在人民群众中的评价度。
党政领导干部到企业任职，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并不是正面的，特别是一些兼职干部“两头占”的情况更是为一些腐败行为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在领导干部队伍中也产生了思想混乱。因此，中组部已在2004年、2008年两次发文对此进行纠正。此次中组部再次下发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有关要求，并且从制度上堵住了原规定留下的一些“政策缝隙”，体现了十八大以后从严治党、从严治政的新风尚。
从严管理党政领导从机关到企业兼职任职，除了能够端正党风、政风外，对于理顺我国目前的经济秩序也有重要意义。领导干部直接到企业任职，虽然确实可起到帮助企业发展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来自权力，而不是来自市场。这种对一两个企业的帮助反而会在被帮助企业享受特殊待遇的同时，使其他更多的企业受到来自权力的“隐形打压”。一个成熟的市场，应该是充满竞争的，各个企业在同一市场环境下平等博弈。当领导干部的权力向其兼职企业倾斜的时候，就必然会对这种平等博弈的市场秩序产生扭曲作用，加剧市场的不公平竞争，造成市场秩序的混乱。更有甚者，一些在兼职企业领取薪酬甚至占有股权的领导干部，当他所在的企业与其他企业出现经济纠纷时，可以将其权力用于纠纷处理直至干预司法，从而使当地的营商环境遭遇破坏，商人的合法资产无法得到正当的法律保护。
目前，在一些地区，党政领导干部到企业兼职任职现象仍然很普遍，有的地方的国资公司，其董事会成员甚至全由当地政府各部门的一把手担任，在这样一种格局下，党政机关几乎成了围着这个企业转的机构，党政权力所必须履行的社会服务职能也就落空或者变形了。根据中组部此次下发的《意见》，这些情况必须得到限期清理。
现在重要的是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中组部的《意见》，而不能再以发展经济为名继续推行这种损害党政机关权力形象、扭曲政商关系的做法。党政领导干部更不可以将权力用来为自己谋取私利，政府对企业的帮助、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应该是致力于建立充分发育的市场竞争秩序，让辖区内各种市场活力充分地释放出来。
早报特约评论员 周俊生
电子卖场里的骗术攻防战 2013-11-04 02:30:29 新京报
10月23日，中关村e世界，一位男子在商场消费者投诉中心反映购物遇到了欺诈行为。
10月23日，中关村海龙大厦，多名导购站在门前揽客。中关村电子卖场虽经多番整治，但黑导购仍屡禁不绝。
10月23日，中关村海龙大厦，一名导购紧紧跟随进商场的女顾客，劝说其到自家店购物。
黑导购、转型销售，中关村电子卖场不良商户暗设骗局；相关部门屡禁难绝，顾客看“防骗指南”仍上当
中关村，中国的硅谷，高新产业的起源地，也凭借着海龙、鼎好、中关村e世界、太平洋等大型电子产品卖场，成就了中关村IT航母的盛名。
但近些年来，人们对中关村电子卖场的看法已从当年“买电脑当然去中关村”，变成“你还敢去中关村买电脑吗”。
2011年，海淀区工商分局公布海淀区“十大高投诉行业及地区”黑榜，中关村电子卖场因导购拉客、价格没谱名列榜首。同年，北京警方公布的十大居民认为最不安全的地点中，中关村地区也赫然上榜。
导购拉客、虚报价格、以次充好等消费陷阱，已让中关村电子卖场信誉尽失。虽然工商、质监、公安等对中关村电子卖场的检查处罚力度加大，但类似行为仍屡见不鲜。
康良，北京一家知名网站的编辑。
从家到公司，全程5.07公里，骑车20分钟。但每次骑行到第15分钟左右，他的心情都会很糟，总是飞快蹬车，想尽快逃离这段路。路两旁，依次分布着中关村电子卖场E世界、鼎好、海龙等多家电子卖场。
“我算跟IT沾点边吧，为了在这儿买东西不上当，还研究了很多攻略，可还是被骗了，维权时还挨了一顿揍。”说起中关村电子卖场，康良感慨这里的骗术防不胜防。
就在康良埋头飞快蹬车的时候，陈一白（化名）正跨上台阶往鼎好电子大厦里走。他是这里的一名“销售”，一边走，一边猜想着今天能忽悠到几个顾客。
穿“马甲”的导购
中关村电子卖场的黑导购，虽经多次整治，但风头一过，还是三五成群四处揽客。而今，很多商家为了避免整治，雇用的导购员也披上了“销售”的马甲。
陈一白是鼎好大厦一家商铺的销售员，但他干的活儿，却只是在卖场大门附近替商户揽客，“这几年查得严，都改名叫销售了，但其实我们还是导购。”
工作中，陈一白最喜欢“小白”。“小白”，是中关村电子卖场销售人员私下对一类客户的称呼，意指对电子产品价格、性能等完全不懂的顾客。
陈一白印象中，但凡见到“小白”，销售经理往往“使劲坑”，价位能多高是多高。有一次，一个不懂行的顾客花了一千块买了一个电脑贴膜，当时导购向其承诺买了这个膜就会享上门的售后服务，但这根本不存在。
不是小白，也照样坑。
陈一白说，一些懂技术的顾客，不见得懂行情，反之亦然，还有很多顾客在购买前做足了功课，去中关村电子卖场就奔着指定型号的产品，但即使如此，导购和销售也会有办法“转型”，让顾客上当。
10月6日，商先生专程来海龙大厦买笔记本电脑。为防被骗，他在家做足了功课，将一款4100余元笔记本电脑的型号、配置一一写入清单。
当导购带着他到门店时，销售称这款电脑待机时间短、发热，还不能用QQ和暴风影音。
于是商先生买了销售人员推荐的另一款电脑，花了4400元。
“好端端的笔记本怎么不能使用QQ呢？”回到家的商先生琢磨过味儿来，上网一查，买的这款电脑网上报价最多才3500元。
陈一白说，这是典型的导购模式——“转型销售”，因涉嫌欺诈，也是相关部门重点整治的违规行为。
据记者了解，仅2010年，中关村大街派出所就接到三大卖场（海龙、鼎好、e世界）纠纷类报警3527件、抓获黑导购扰序人员764人次。
除去警方的打击，中关村各市场的市场管理部也把黑导购列为着重打击对象，不过效果并不明显。
10月18日，海龙大厦市场管理方称，当下的导购钻了市场的空子。比如，店面销售人员有对电子产品的推荐权，且中关村电子卖场为自由议价市场，议价中多收一定数额的钱，市场不好查处。
陈一白知道导购的行为违反规定，但他对此毫不担心。“无非就是避风头，查得严时就歇歇，况且一些商家的手段要比我们厉害得多。”
先付款再拿货的流程
中关村电子卖场的一些商户，很多都推行“先付款再拿货”的流程。“付完钱就等着挨宰吧，配件软件什么的全要加钱。”陈一白说。
陈一白说的厉害，是指中关村电子卖场的一些不良商户除去导购、转型两大手段外，以“先付款再拿货”来坑人的方式。
近月来，新京报所接到反映受骗的热线电话中，多数消费者称在付完钱后遭遇欺诈。
10月16日，新京报记者以客户身份来到中关村E世界二楼2007号店面，很快就被女导购小崔拦下。她说记者要的手机有正品现货，交钱就能提货。
记者欲先看手机，但小崔称“机器没问题，交钱才能去仓库提货。这是公司流程，中关村都这样”。
交了700元，记者被小崔带到地下一层一家综合专卖店。这时，她说这款手机是“未破解版”，软件需要收费，比如QQ聊天工具等，每款软件需要200元-500元不等。否则“拆机之后，里面没短信，没有打电话软件，连按键都不能使用”。
“为什么事先不说？”
“哥，咱们俩处对象，你要知道我的缺点了，你还能娶我吗？”
“软件我不安装了，将手机给我就成。”
“不行。如果不破解，公司不出货，这是公司规定。”
记者坚持要退款，崔女士称，退钱可以，但要扣除40%损失费。“钱你都交了，要不然再换一台。”
“交完钱‘上帝’就变弱者了。”陈一白说，所谓破解版，实为店家的忽悠。“一旦消费者先付款再拿货，消费者就如砧板上的鱼肉，任商户宰割。”
中关村E世界市场管理方工作人员余女士称，正常的购买方式是一手交钱一手拿货，或者拿到货品后再付钱，先付款再拿货的方式，会使消费者处于被动。
电子卖场的防骗术
康良身高一米八，身体健硕，但当他被店里一干人围殴时，他才恨自己没从小就学功夫。
康良决定去中关村买手机前，足足在网上研究了一周。他不但下载网上一份《中关村防骗术》，还观看了一段点击率过万的导购骗人视频。“当时我认为不会被骗了，可没料到自己还是吃了亏。”
康良去中关村购物是10月7日下午，一路上他没跟黑导购搭话，也拒绝店员推荐的定制手机。
“谁能想到呢，交完钱后说只有定制机。”康良察觉被骗后，大喊退钱。
这时，几位店员围上来说，钱可以退，但要扣除200元服务费。
“我不同意，和他们理论。”康说，不想被前后夹击，遭对方围殴，有人用东西拍了他后脑勺，就倒地了。
康良的遭遇在中关村电子卖场并非偶然。据公开资料显示，有的客户在中关村电子卖场被黑导购打断了鼻梁。还有的客户维权时不仅遭销售员拒绝，还被对方在地面上划出一条界线，一越界就动手打人。如今海淀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对多起黑导购伤人事件进行了判决，但并没有在中关村电子卖场产生有效的震慑。
近年来，电子卖场的恶性竞争愈演愈烈、消费欺诈猖狂至极。2011年，海淀区一位相关负责人在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时说，中关村地区共有11个电子卖场，商铺总数约为7500个，从业人员50000余人。因黑恶势力引发的刑事案件层出不穷，成为北京接警数量最多的商业机构。
陷入怪圈的信誉
有人戏言，北京的电子商务网站之所以发展迅速，是因为消费者宁可去碰1%的返修率，也不愿意去面对中关村电子卖场99%的骗子。
三天前，陈一白领到了上个月3000多元工资。
他说，其实在中关村电子卖场很多商家并不愿意雇用导购，因为会增加经营成本。商家每卖出一件商品，会被导购和销售经理等环节抽走利润的五成。
那为啥还聘导购？韩说“不用导购的商家在中关村电子卖场根本活不下去，大家都活在怪圈里”。
韩思文（化名）曾在中关村电子卖场经营店铺，是一名坚决反对雇用导购的商户。“导购产生的成本都会附加在客户身上”他说，那样做生意不厚道。
如今，信奉厚道的韩思文已撤出卖场。“我那套在这里根本活不下去。”
据韩的账本显示，他三年前入驻海龙大厦，店面一直都没请导购。第一年，他亏损近50万，第二年持平，但第三年又亏了近30万。“今年夏天店面租金提高约20%，我只好退了出来。”
韩思文称，他并不怕租金上涨，而是难以接受无良的导购破坏商场秩序。“我们不设导购，主要是通过宣传招徕客户，但很多客户进楼不到10米就被导购拉走了。”
此外，有商户认为中关村电子卖场多年来欺诈和制假贩假屡禁不绝，既有外因，也有经营模式落后、电子卖场总体布局不合理、商品同质化严重等内部因素。
“三大电子卖场竟有数百个摊位销售尼康相机”，一商户说，这样的状况直接导致经销商之间形成恶性竞争。
海淀工商的一名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目前中关村电子卖场的经营模式“太落后”有关。他说，经营者虽销售高端电子产品，但沿袭的仍是传统小作坊式的销售理念，造成产业关联度低，影响创新要素的聚集与发展。
中关村电子商会秘书长齐波觉得，现在的中关村电子卖场似乎进入了一个怪圈。他说，目前，中关村电子卖场的市场管理方的工资来自商户租金，如果因为乱象罚款或严惩，一些商户或会撤离，去其他卖场做生意。这意味着市场管理方所在公司卖场空置率升高，所收租金下滑。齐波称，目前，中关村电子卖场空置率高企，已超过20%。
韩思文觉得，市场管理方看到的是眼前的租金，商户看到的是凭导购拉客赚的利润，并没有人在乎是否抹黑中关村电子卖场。
一条街与31个管理部门
同时，随着市场价格放开，执法部门无法可依，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欺诈经营，相关部门无法受理价格高的投诉。
10月16日，在海龙大厦一楼警务室，一警务人员对向前来投诉的消费者称，以后还是别来中关村电子卖场了，去正规商城更好。
据记者调查，中关村电子卖场乱象早在2009年就已经引起政府的有关部门重视，为此海淀区于2009年专门成立了由发改委、工商、税务、公安、文管等31个职能部门组成的中关村西区协调管理委员会，力求综合整治这一地区的电子卖场。
从2007年到2011年上半年，在全区消费者投诉量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唯独中关村电子卖场的欺诈投诉逐年攀升，2010年针对中关村电子市场及商户的投诉，占到海淀全区总投诉的31.7%。
为何加强了监管，但市场乱象却无大的改观？
海淀中关村管委会一名领导曾表示，涉及电子卖场的管理部门虽多，但协调起来也有难度，“未形成合力。”
《经济参考报》2011年曾报道，据海淀区电子商会统计，每年在中关村电子卖场违法拼装的计算机多达70万台，“AMD、INTEL两大电脑芯片制造商负责人反映这里销售的CPU大多是水货。”西区管委会负责人曾邀请海关缉私局来检查，但海关方面说海关法只赋予了走私稽查权，没赋予对贩私的监管处罚权。
针对“中关村电子卖场近年存在的售假等乱象，工商等执法部门是否当主动突击检查”，中关村西区工商所一名工作人员称“出了问题解决问题，没有发现问题，你让我们怎么解决。”
该工作人员坦言，中关村电子卖场商户云集，不乏一些“能黑一笔就黑一笔”的不法商户存在，但工商部门人力有限，目前所辖范围内执法力量只有两三个人，在不可能监管到每一个商户的前提下，只能呼吁商家诚信经营。
同时，随着市场价格放开，执法部门无法可依，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欺诈经营，相关部门无法受理价格高的投诉。
如何避免中关村电子卖场乱象，中关村电子商会秘书长齐波建议称，除了严惩严管外，政府等有关部门最好牵头设置黑名单制度，但凡有无良商户违法违规经营，直接计入黑名单，并清除出商场，进入黑名单的商户不被其他各大卖场接收；对卖场而言，加强对商户工作人员的管理及处罚力度，卖场有对违规销售人员的除名权，目前销售人员多是听店家的，卖场管理方对销售人员无能为力。这导致销售人员素质良莠不齐。而在其他商场，商场管理方则拥有对无良销售人员等的除名权。
针对“卖场对店家严管后可能导致的商户流失”问题，齐波建议称，政府有关部门应在政策上或资金上给予卖场相应倾斜，鼓励市场方严管，“严管的最终结果是使商户和卖场都受益，重拾信誉。”
采写 新京报记者 申志民
摄影 新京报记者 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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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3 November 2013
五個香港人一個窮，四個兒童一個窮 -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
大學生財有道 教育本末倒置 - 東方日報 2013nov03
本地各大學陸續公布上學年的財政年報，結果大多成績「優異」。高等學府生財有道，無論投資還是副學士課程創收都賺得盆滿缽滿，然而令人質疑的是，大學一味拜金，教育淪為一盤生意，這難道正常嗎？
在一眾生財有道的大學之中，浸會大學堪稱佼佼者。過去一年，浸大一舉扭轉前年虧損逾一億元的劣勢，勁賺六億元，當中投資有逾二億元的收益，而持續教育學院開辦的副學士課程更錄得近四億元的學費收入，比上一學年上升兩成一。截至今年六月底，浸大資產淨值達三十億元，較上一學年增加逾五億元。浸大賺錢能力如此之強，令不少上市公司自愧不如，說浸大管理層是成功的企業家，一點都不過分。
說起來諷刺，副學士課程因質素良莠不齊及社會認受性低而備受詬病，然而正如臭豆腐一樣，聞起來臭，吃起來香，各院校看中這巨大商機，副學士課程愈開愈多，愈開愈濫，部分院校的副學士學位數量之多直逼資助學位。有些院校因副學士學生收得太多，原有硬件設施不夠用，不得不「盲搶地」，有的甚至將教室設在街市甚至夜店的樓下，這哪裏是教書育人，根本是誤人子弟。
在一切向錢看的風氣之下，副學士課程只是牟利工具之一，浸會大學早前還被揭發將學校招待所對外開放，吸引旅客，可見為了賺錢，各院校可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然而，院校賺錢能力上升，教育質素卻下降，根據英國調查機構早前公布的高校排名榜，去年全球排名第二十三位、連續三年蟬聯亞洲第一學府的香港大學，今年下滑至二十六位，將「亞洲一哥」的桂冠拱手讓給競爭對手新加坡國立大學。其他本地院校的排名亦不升反跌，其中以浸會大學退步最大，重挫十七位至二百八十八位。最會賺錢的大學，也是教育質素排名滑落幅度最大的大學，顯然不是巧合那麼簡單。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不管時代如何變幻，教育旨在培育人才而不是賺取錢財，這是從來都沒有變的，世界上最著名的高等學府，都是以培養人才稱雄，而不是以生財能力爭霸。尤其是公立院校，經費來源主要由公帑支付，即使要增加學費，目的也是彌補教育經費之不足，而不是為了賺錢盈利。令人遺憾的是，港府盲目鼓吹教育產業，將教育第一變成賺錢第一，連帶中小學亦一味向錢看，近年傳統名校紛紛申請轉為直資學校，收取昂貴學費，將學習成績好的清貧子弟拒之門外，優質教育淪為權貴的禁臠。
都說教育是百年大計，二十一世紀的競爭是人才的競爭，可惜本港教育亂象叢生，學校捨本逐末，賺錢的興趣大於教學與研究，說到底是錯誤的教育產業化政策造成，是港府一手製造的惡果。當局要撥亂反正，首先應從調整教育政策開始，對教育負起應有的承擔。
太陽報社論：五個港人一個窮 扶貧說易而行難 03:01 2013nov03
【on.cc東網專訊】 香港的貧窮問題有多嚴重，恐怕永遠也說不清。港府扶貧委員會早前制訂首條貧窮線，推算全港有一百三十一萬貧窮人口；但香港城市大學與英國布里斯托大學的共同研究卻指出，全港貧窮人口高達一百四十七萬，比官方數字多十六萬。同樣是量度香港貧窮人口，為何會出現如此大的差距呢？
原因在於，港府採用相對貧窮的概念，單憑收入界定貧窮，而大學研究則採用絕對貧窮的標準，具體量度食物、衣履及健康等各範疇的開支。結果發現，未能以每月收入滿足日常生活所需的貧窮人口高達一百四十七萬人，當中二十九萬是兒童，換言之，平均五個港人便有一個貧窮，四個兒童便有一個貧窮，若加上約一百四十萬名瀕臨貧窮邊緣的高危一族，幾乎達到總人口一半。最令人震驚的是，在香港這個富裕地區，竟有一萬六千人一日無法吃足三餐，四萬多人沒有足夠禦寒衣物，跟第三世界沒有分別。
大學的研究結果令人觸目驚心，充分反映港府僅以收入簡單劃訂貧窮線，存在極大的局限性。事實證明，香港貧窮問題的嚴重性遠遠超出當局想像，不僅貧窮線下的市民吃不飽、穿不暖，即使貧窮線上亦有不少人無法應付生活開支，亟待政府伸出援手。事實上，在樓價及物價飛漲的今天，不少中產人士將大部分收入用來供樓交租，加上衣食住行、養兒育女等沉重負擔，實際處境未必比貧窮線下的市民好得了多少。對於他們的困難，難道當局可以視而不見嗎？又有甚麼辦法減輕他們的生活壓力呢？
可以見到，前朝政府對解決貧窮問題虛應故事，只是不斷以派糖敷衍民意，以致貧窮人口愈來愈多，墮入「愈扶愈貧」的怪圈。現屆政府雖然正視問題，制訂了貧窮線，可惜至今沒有提出任何具體扶貧政策。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出席扶貧活動，又有多個關注團體到場請願，批評當局至今沒有訂出滅貧目標，促請設立低收入家庭補貼、增加公營房屋供應、改善綜援制度、協助綜援人士就業、改革學生資助制度等等。
歸根究柢，扶貧紓困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是發展經濟。正所謂，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任何扶貧措施都只能治標，惟有將經濟蛋糕做大，創造更多職位，讓基層打工仔有更多的選擇和機會，才是扶貧的治本之道。香港貧窮人口之所以急劇增長，主要就是因為經濟結構單調，獨沽金融一味，低學歷、低技術打工仔叫價能力低，令他們失去自力脫貧的機會。港府一日不解決這個根本問題，扶貧必然事倍功半。
說一千句漂亮話，不如做一件實事。此起彼落的請願活動，不絕於耳的民間訴求，反映民眾已逐漸對當局解決貧窮問題失去耐性，如果當局不能提出實際政策，對症下藥解決問題，民怨伴隨貧窮人口日益增長，終有爆發的一天。
http://isci.chapinhall.org/wp-content/uploads/2013/06/P3_Gordon.pdf
陽光華夏：編織生活安全網 最怕承諾又落空 03:01
【on.cc東網專訊】 社會分配不公，貧富懸殊，矛盾尖銳，成為內地主要的民怨源頭。如何透過深化改革和制度創新消除矛盾，化解民怨，避免社會動盪，是執政者必須面對的議題。
十八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當局承諾建立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救助制度，編織一張兜住困難群眾基本生活的安全網，還要確保網底不破，以保障他們的基本生存權利和人格尊嚴，並提出統籌低保制度，建立特困人員供養制度，健全自然災害救助制度等「五點努力方向」。
儘管內地早已建立基本社保體系，但由於制度殘缺不全，漏洞處處，弱勢社群往往被政府和社會遺棄，連最起碼的生活和醫療也得不到保障，以致經常發生各種人間悲劇。近日多宗基層民眾因無法負擔高昂醫療費而採取極端手段「自救」的個案，已足以顯示問題的嚴重性，河北男子自鋸病腿、廣西癌症老翁自己切腹割腸、重慶農婦揮刀自剖放出腹部積水等等，無不令人觸目驚心。試想想，如果社會救助與醫療體系能提供足夠保障，這些基層民眾何至於拿自己生命當兒戲？正如有網民嘲諷，「教育改革讓人上不起學，醫療改革讓人看不起病，住房改革讓人買不起房。」事實證明，社會救助制度千瘡百孔，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全球事實上，改善社會救助制度，為低下階層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乃執政者應有之義。然而一張不破底的安全網並非萬全之策，只要社會分配不公，貧富懸殊的社會現象繼續存在，弱勢群體的人格尊嚴便難以得到保障。中國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多年，經濟蛋糕愈做愈大，可惜得益的永遠是權貴階層，基層民眾根本無緣分享蛋糕。君不見，內地家庭收入最高一成和最低一成的差距高達六十五倍，全國百分之零點四最富有人口掌握百分之七十的財富，中國的貧富懸殊幾乎冠絕全球，社會不公不義，基層民眾根本談不上基本生存權利和人格尊嚴。
最諷刺的是，前總理溫家寶曾信誓旦旦承諾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然而現實卻是，多少人房子被強拆、多少人上訪無門、多少人被神經病、多少人被失蹤，他們連基本人權都得不到保障，又有何幸福和尊嚴可言呢？社會不公、貧富分化是中國最主要的矛盾，也是最大的不穩定因素，當局承諾建立社會救助制度，編織生活安全網，無疑是消除矛盾、化解民怨的手段之一，但歸根究柢，如果不能創造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讓貧者有希望，弱者有尊嚴，再多的承諾也是空談。
龍七公：求學之難難於上青天 02:01
【on.cc東網專訊】 「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在中國，這是各級政府喊得最響亮的一句口號，可惜這句口號只是刷在白牆上，說在口頭上。現實中，許多鄉村，尤其是偏遠落後地區，農家子弟的求學路極其艱辛和坎坷，往往超乎人們的想像。近日重慶山區孩童「摸黑爬懸崖上學」的報道，讀來令人心酸。
跋山涉水、攀爬懸崖，這在一般人看來，只是在電視上看到的戶外運動，但對於彭水縣保家鎮原鳳陽村一群小學生而言，卻是他們每天上學的必經之路。每當清晨天色還一片漆黑時，這些小孩就要打着火把出門，踏上十公里長的崎嶇上學路，沿途沒有燈光，沒有成年人護送，還要跨過多條溪流，攀爬近九十坡度的懸崖峭壁，其中最窄的落腳處僅有十厘米，一不小心就會墮崖，隨時有生命危險。
寒冬臘月，為免珍貴的棉鞋進水，孩子們也只好穿着涼鞋走路，腳上因而長滿了凍瘡。這條「火把照我去上學」之路，不僅道出了山村孩童求學之艱辛，更加折射出當局對平民子女教育的毫不作為以及冷漠無情。
又如廣西藤縣陳平村小學生的「撐竹筏上學」，湖南桑植縣張家灣村小朋友的「爬天梯上學」，雲南怒江州福貢縣馬吉鄉孩子們的「溜鐵索上學」，無不步步驚心。如果當局真的關心教育、關心孩子，何不為他們破除險阻，開路搭橋上學？如果當局真的關心孩子，他們又何至於天天玩命出行、冒險求學？鳳陽村小學生「摸黑爬懸崖上學」曝光後，當地政府辯稱，他們也想給孩子們配輛車，接送上下學，但當地路面須達標，且修路難度太高，至今還未通公路，所以沒法派車。這些理由看似理直氣壯，實乃敷衍卸責。山村小道雖然險阻，但路可以修，橋可以架，孩子們的上學條件也可以改善，比如當局可以讓孩子寄宿上學，可以就近另設學校，也可以讓村民整體搬遷到條件好的地方安置，只要政府真心「執政為民」，辦法總比困難多。說白了，孩子上學之所以「難於上青天」，當局「非不能也，實不為也」。教育大計 空口白話所謂「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其實只是漂亮的廣告，現實卻是「再窮不能窮政府，再苦不能苦官員」。君不見，不少地方學校破爛如豬圈，衙門豪華卻可媲美白宮。如國家級貧困縣河南台前縣，一邊是高檔的政府辦公大樓和縣官「別墅」，另一邊卻是環境髒亂猶如「難民營」的城鎮中學，六百名學生擁擠在窄小的宿舍裏，玻璃窗上的窟窿用破木塊遮擋。雲南臨滄黃草山小學更是破舊不堪，學校唯一的一間教室也四面透風，沒有像樣的書桌，操場旗杆上窮得十多年來連國旗都掛不起，還有無數孩童因貧輟學。其實，這些地方「孩子苦，教育窮」不是因為國家缺錢，而是地方政府只樂於自肥享受，缺少對百姓的愛心。更悲哀的是，「百年大計，教育為本」，在某些地方已淪為「百年大計，拆遷為本」。近日，湖南炎陵縣一所由愛心人士捐贈的希望小學，竣工僅僅一年就因政府要引進大型項目而毀於推土機下。這所希望小學的灰飛煙滅，凸顯了地方政府只重經濟政績，輕視孩童教育。如果連希望小學都未能幸免於強拆強遷，如果甚麼教育大計都只是空口講白話，試問孩子還有甚麼未來？國家還有甚麼希望？
王奇
強詞有理：別再侮辱百姓智慧 02:35
【on.cc東網專訊】 內地官方智囊機構巧立名目，建議推出廉潔年金，替官老爺錦上添花，為了掩人耳目，聲稱這是借鑑新加坡和香港等地的做法，屬於舶來品，而不是中國特色產品。事實果真如此嗎？其實，香港公務員退休時獲發的只是退休金或約滿酬金，從來沒有甚麼廉潔年金，內地當局移花接木，將廉潔年金稱為舶來品，根本就是侮辱百姓智慧。
國產官僚就是喜歡自欺欺人，人家好的制度和好的東西他們不學，偏偏別出心裁搞甚麼廉潔年金，臉皮實在夠厚。例如，香港公務員不准隨便收禮，即使只是一張月餅券，也隨時惹來牢獄之災，為甚麼內地不倣效呢？又如，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或地區都實行官員財產公示制度，這已被證明是對付貪官最有效的利器，為甚麼內地遲遲不推行呢？
公務員遵守法紀，廉潔奉公，是最基本的要求，如果這也要另外獎勵，那麼，那些從來沒有犯法的老百姓，是不是也應該獲發守法年金？有人替官老爺錦上添花，誰又替老百姓雪中送炭？最諷刺的是，廉潔年金制度還沒定案，許多地方政府早就偷步實行，可惜這些官員並不見得廉潔。實際上，相對於巨大的利益誘惑，區區廉潔年金不過九牛一毛，豈能令官老爺們動心。
說到底，反腐靠的是制度，而不是獎勵，執政者老是以掩人耳目的把戲糊弄百姓，自己遲早也被糊弄掉。
陳競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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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个国家对中国实行免签或落地签 -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外交为民，从提高护照“含金量”做起 2013-11-03 02:30:06 新京报
■ 社论
普通护照的签证互免协议国越多，便意味着中国公民在国外越“自由”，越有尊严感，越利于国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
日前，外交部部长王毅z在法国访问时表示，要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含金量”。他称，目前中国已在四大洲15个国家设立了35个签证申请服务中心，今后还要尽可能和更多国家签订相互简化签证手续的协议，直至签署互免普通护照签证协议，让更多外国民众来中国，让手持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在海外旅行变得更为方便和快捷。
近年来，中国人到海外经商、旅游、探亲变得越来越频繁。2012年，中国出境人数已经达到8300万人次，活动范围已经遍及全球。但与爆发式增长的出境需求相比，国人走出国门之路，虽然有所拓宽，但依然不平坦。截至2011年9月30日，中国只与74个国家签订了互免签证协议，但这些协议多针对的基本为外交、公务，以及团体旅游和普通因公事务。根据美国达美航空公司提供的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中签证与护照的信息，只有43个国家对中国实行了免签或落地签的政策，而中国边检对因私白本护照放行的国家和地区更是只有15个。
相对许多外国普通护照动辄一百多国免签待遇，中国护照的免签国家，无疑较少。此一问题原因很多，例如，一些国家担心免签带来中国人的非法滞留、移民等问题。而化解这些担心和疑虑，外交部门需要多一些主动，与其他国家展开协商谈判，积极为本国国民争取免签待遇，对此，王毅部长也有类似表示。“外交为民”，就应当从这样的小处做起，提高护照“含金量”。
普通护照的签证互免协议国越多，便意味着中国公民在国外越“自由”，越有尊严感，越利于国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李克强总理在谈及中国-泰国普通护照签证互免协议时称：中国有句老话，亲戚越走越亲，（这）将为两国人民往来提供便利，密切人文交流，造福两国人民。
当然，免签大多是相互的，根据外交对等原则，类似协议的签署也会意味着对外国人入境“门槛”的降低。从经济角度看，这有可能进一步带动国内社会在贸易、投资和旅游领域对外开放的格局，让外部资源为国内经济注入更多的活力。从管理角度看，也会给国内相关部门带来一系列的挑战，首当其冲的当然是非法滞留和非法移民问题，还有可能造成社会治安的恶化，甚至为恐怖势力的活动提供更多的“便利”。但改革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都不能“因噎废食”。一些欧洲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表明，预警、疏导、法治等手段是化解非法移民问题的良方，一味地提高门槛、“闭关锁国”，只会把机遇与问题一同排斥在外。
在今年的APEC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构建亚太“互联互通格局”的构想，目标是推进相关区域内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最终实现一体化。在“互惠共赢”对外大战略的引领下，跨越中国国境的“自由”流动将越来越不是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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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2 November 2013
民告官被精神病 - 新京报社论
医生死于不健康的医患关系2013-11-02 02:30:14 新京报
■ 本周人物·王云杰
一个医者无力自救甚至都找不到被恨原因的就医环境，是令人不安的。
王云杰，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重点学科带头人。他致力于鼻内镜外科学及耳外科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已完成各种鼻内镜手术3000
余例及耳显微手术2500余例，其中包括许多疑难重症患者。但遗憾的是，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不是通过上述这一系列学术及医疗成就，而是通过一桩凶杀案——2013年10月25日，他被患者连某连捅多刀，抢救无效死亡。更令人伤心的是，这个杀人的凶手，并不是他经手医治的病人。
这是一起看似偶然的无妄之灾，但遗憾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却是最悲惨也是最痛苦的结果——医生被砍杀，病人将被法律制裁，两个家庭陷于悲伤和绝望之中，许多观者内心一片凄凉。
就像以往无数次出现的涉医暴力事件一样，王云杰的死，也引来了观点各异的评论。既有对王医生的悼念和追思，也有对医务人员工作状态及人身安全机制的责问，还有老生常谈的医疗制度改革对医患关系影响的追问，更有“一个医生，真的要学会直面患者的屠刀，正视自己的鲜血”的痛苦诘问。这其中既有理性的探讨，也不乏意气之语，甚至还有带着固有偏见的互掐。王云杰的死，将医患关系的讨论，又一次白热化起来。
其实，王云杰的死亡，并没有那么复杂，也无须攀援得过宽。就目前媒体所报道的内容看，凶手连某所患的一种叫做“持久的妄想症障碍”是此次悲剧的重要因由，这种心理疾患，导致连在手术后无休止地感觉不适与痛苦，并且产生“手术失败”，投诉，投诉复检正常，怀疑复检的真实性，进而怀疑所有医生都串通来骗他，最终导致了对一切穿白大褂的人都仇视的病态心理，直至最后悲剧发生。整个复检过程，并非在一家医院，也并非只进行了一次。如果说，对于一个思维正常的患者来说，这一切都已算是仁至义尽。但是，对于像连某这样的特殊病人，恐怕还少了些什么。虽然，患者家属也将他送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进行治疗，但并没阻止悲剧在他出院后十天发生。
没有人细加统计过，在当下发生的众多医患纠纷甚至暴力事件中，究竟有多少是因为整个社会缺少医疗和健康常识引发的？患者对健康知识的迷茫，导致对自身疾病缺少客观和正确的认识；患者家属对医疗知识的缺乏，导致对医院及医生动机和作用的误判；媒体和公众对医学知识的欠缺，所导致的对涉医事件的偏颇围观和极端表述。这些都是不利于营造健康和安全的医疗环境的。当然，包括医疗政策的改革不到位，医疗资源的投入不均衡，以及个别医院和医生医风医德的欠缺行为，也是导致医疗环境不健康的重要原因。而不健康的主要表现，就是医者与患者，从共同联手抗击病魔的同伴，变成相互防范、戒备、甚至充满敌意的对手，直到极端化地成为刀斧相向的敌人……
这种状态如果没有改观，就很难改医患双方都各怀委屈渐行渐远。温岭事件后，一位医生说，医生和患者共同的敌人应该是疾病。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无论何时，医患都不应走到对立面。
□曾颖（作家）
“民告官”程序空转稀释司法公信力2013-11-02 02:30:09 新京报 ■ 社论
宪法法律上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落不到实处，这一现象不仅严重稀释司法公信力，更在深层次上导致行政诉讼制度价值的式微。
11月1日《新京报》报道了两则“民告官”新闻：一则发生在河北省新安县，夏凤格为了找回18年前被派出所人员抱走的女儿，四处告状无果，仍然奔走在寻求真相的路上，起诉要求政府明确告知当年情况；一则发生在山东临沂，刘刚因上访两次“被精神病”，起诉政府一审被驳回起诉，正准备提起上诉。
每一起舆论关注的“民告官”纠纷，背后总有令人心酸的故事。这两则新闻中，主人公的遭遇，值得同情，坚持走诉讼途径讨要说法，值得敬佩。可需反思的是，我们一再强调民众要运用法律途径理性维权，可法定的诉讼之路为何总是举步维艰？现有的行政诉讼制度，为何对这两起并不复杂的纠纷束手无策，更无法让当事人心服口服？
这暴露了目前行政诉讼中普遍存在“程序空转”。一方面是程序虚置问题，法院依法设置的行政审判庭，天天都在法律程序上运行着，可一些民众要想将之拿来解决自己的纠纷，却困难重重。“被精神病”的刘刚，自认权利被侵害，却告谁都没法告。另一方面是程序失灵问题，即使诉讼程序艰难启动，却并不能解决民众反映的核心问题，总在真相和矛盾的外围打转。夏凤格这些年告过乡政府、县政府，还提起过行政复议，总是无果而终。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行政诉讼“程序空转”的产生也较为复杂。其中固然有制度的不完善因素，但更为根本的，是法律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民告官”有其门槛，但并非高不可攀。就拿刘刚“被精神病”案来说，法院既认为临沂市救助站依法履行了职责，在实体上评价了救助站行为的合法、妥当与否，却又在结论上裁定驳回起诉，将纠纷挡在公开审判程序之外，不给当事人一个在法庭上说理的机会。
而那些即使有幸进入庭程序的案件，却又因实践中的种种障碍而程序失灵，这便是夏凤格案的症结所在。夏凤格此前一次次起诉都遭驳回，最终，法院就新的一次诉讼立案。
当下，一些法院可能也很无奈，一方面受制于潜在的审判“红线”或“杠杠”，难以直接评价，另一方面无论从法律和道义上又都无权拒绝裁判，既要有所为又不能真为。即使诉讼程序能在信息公开、履行告知义务等纠纷外围打转，在诉讼结果上获得支持也很困难。如此程序运转，哪里还谈得上会有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
其实，不论是程序虚置，还是程序失灵，症结往往都不在程序本身，“虚置”反映的是案件收不进，“失灵”反映的是审不好。二者都非法院司法能力不足，而是宪法法律上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落不到实处。这一现象不仅严重稀释司法公信力，更在深层次上导致行政诉讼制度价值的式微。
最高法院日前发布加大公正司法力度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意见，才再一次着重强调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性，而且明确提出要改变以行政区划确定管辖的做法。这对行政诉讼而言，意义更为重大，但愿这些设想，能真正得到落实，让“民告官”不再艰难。
对网络反腐“转正”后的几个期待2013-11-02 02:30:06 新京报 ■ 一周观察
如何在法律和技术层面保障举报者的合法权益，应该是网络举报平台一个重要考量因素。一次举报泄密或遭遇报复的例子，就足以让一个网络举报平台失效，其破坏性，绝对超过病毒，因此也容不得有半点闪失。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近日通报，中国纪检监察机关网站群初步形成。此次各地网站开通或升级改版一个突出的共同点是增设了“网络举报”专区，由此，一支建立在网络的中国反腐“正规军”也基本建成，媒体称此举为网络反腐“转正”，此前中国网络上“遍地开花”、鱼龙混杂真伪难辨的“民间反腐”，既产生过一些舆论监督的正面案例，也催生了不少混乱的场面，这一景象，将随着网络反腐“正规军”的加入，而变得健康和有序。
对于网络“正规军”受到公众的初步认可，应该保持既乐观又谨慎的态度——乐观的是网络“正规军”反腐的开局不错，公众的热情参与产生了巨大的举报增量，民众举报的通道和有关部门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方便快捷；而谨慎的是，面对复杂而艰巨的反腐形势，由技术更新产生的投诉增量，还需要更多扎实的处置案例来给予支持。网络舆情是敏感而易变的，在对待举报信息上稍有闪失，就很容易伤及公众的举报热情和信任度，这些因素直接决定着正规举
报网站的权威性和效率。
在这方面，一些政府部门办政务信息网站，由于信息处置方式机械呆板，对新技术和舆情缺少敏锐度，最终导致一些网站成为摆设的教训，值得记取。因此，民众对网络反腐正规军的第一期待，便是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机制更新，而非只是技术升级的一种形式改变。它的影响力，来自于实效。而这种实际效果，除了一眼看得到的举报内容的查处结果之外，更重要的，是能有一个针对举报者的进程查询功能，这种有针对性的透明机制，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举报者的信心，并安顿他们焦灼的情绪。很多病急乱投医式的撞大运式民间网络投诉，就是这种焦虑的反映。
除了透明与实效之外，人们对网络反腐正规军的第二期待，便是安全。所有举报者最担心和恐惧的，莫过于举报内容被泄露，为自己和家人带来灾难性后果。这样的案例，在传统的举报体系中，偶有发生。毕竟网络技术，终究是掌握在人的手中，因此，如何在法律和技术层面保障举报者的合法权益，应该是网络举报平台一个重要考量因素。一次举报泄密或遭遇报复的例子，就足以让一个网络举报平台失效，其破坏性绝对超过病毒，因此也容不得有半点闪失。
除此之外，作为网络正规军的纪检监察机关网站群，还应该建立好与社会舆论之间的互动机制。这一点，恰是以往传统的体制内反腐和网络民间自发反腐分寸拿捏得最不好最受人诟病的地方。一个案件，要么是体制内的谨慎过头讳莫如深，要么是网络的有罪推论与舆论审判，凉热不均导致信息纷乱无序，直接影响着事件的查处进程和社会的稳定度。而兼具举报平台和发布属性的纪监网站群，如何在“发布”和“保密”之间保持清醒，是最大化发挥网络反腐“
正规军”威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说网络上自发的良莠难分的“民间反腐”是一条风险较高且前途不明的羊肠小道的话，那么，纪检监察部门的权威和正规的网络反腐平台，则是一条大路。如果大路畅通且安全，谁还愿意去走羊肠小道呢？而现在相关部门要做的，就是用铁的事例，给公众以信心。
□纸刀（媒体人）
当司法公开遭遇“自媒体时代”2013-11-02 02:30:22 新京报
日前，《长安》杂志2013年第11期刊发了孟建柱在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宣传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其中指出“实情决定舆情。政法负面舆情的产生，往往与执法司法活动中存在问题或瑕疵有关。要牢固树立法治意识，严格依法律按程序履行职责、行使权力，防止因实体上的错误、程序上的瑕疵导致舆论危机。”并指出“要以尊重、坦诚的态度，主动与媒体交朋友，努力实现良性互动。”
这些观点也是针对一段时间以来政法舆情的呼应、分析与判断。政法系统如何与舆论良性互动？
一、案情决定舆情
案情决定舆情，危机既是因案情而起，终归要以案情来平息。这担负引导舆论之责的，并不是什么应对技巧，而首在实现个案的公正。
一段时间以来，尤其是自9月以来，司法与传媒的关系急剧升温。这其中，既有自媒体时代的大背景，也有一批影响性诉讼扎堆宣判的小气候。举凡“房叔”蔡彬案、“房姐”龚爱爱案、“表哥”杨达才案，在中文互联网上均围观者众；而薄熙来案、张曙光案、雷政富案、丁书苗案等，更是备受关注。至于争议最激烈、对社会撕裂更严重的，还数李天一案、夏俊峰案、王书金案等。这些个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引领了媒体的议程设置。
一说到公共舆论平台上的热点案件，不少法律界人士首先想起的词汇就是“媒体审判”。如果我们把时间倒推至2009年——其时微博在中国刚刚起步，网络舆论场的引领者还是门户网站和BBS。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边倒的网络民意对司法所带来强大压力。举凡“广州许霆案”、“深圳梁丽案”，“杭州70码案”，“湖北邓玉娇案”以及“湖南罗彩霞案”等等，舆情的多数形态是质疑、批评、指责、揶揄、嘲弄，甚至不乏谩骂与攻击。当这些个案还只是在侦查或起诉环节时，“媒体审判（trial by media）”的“多数派报告”就已经下达。如舆论普遍认为，许霆很冤、梁丽很无辜，胡斌应重判，邓玉娇系正当防卫，罗彩霞是个不
幸的冤大头等。有论者甚至用“全民皆法官”来形容其时的“司法舆论盛宴”。
但媒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司法裁判，仍令人怀疑。
如支持许霆无罪的在网上占据了绝对多数。许霆最终仍被判处盗窃罪名成立，这与最初的一审并无不同，被改变的只是量刑。又如邓玉娇案，在网络舆论中占了多数意见的“正当防卫说”也未得到法院的认定，多数网民感到满意的还是量刑。
对“杭州70码案”和“湖南罗彩霞案”来说，两案的裁判结果均未引起舆论关注。这或许是因为，舆论的较早介入使得这些案件的司法处理过程，均被放置在聚光灯下被无以计数的网民细细打量。这种在庭审前聚焦于案件事实之上的“围观”，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真相的浮现，进而促进了司法公正的最终实现。法院没有理由对这种“校正”的真相拒不接受——相对于当初的“70码”，网络舆论至少保证了此案的肇事车速鉴定更慎重、更严谨、更客观，也更符合事实。这正
是舆论监督司法所期望的目的。
那些动辄指责“媒体审判”的声音或许真该去做做功课。比如，至少先观察一下舆论在法院裁判之前最为关注的，究竟是事实判断问题，还是法律适用问题？司法从自身的角度指责媒体以监督为名行舆论审判之实，固然是对外来干扰的警惕。媒体从公众信息披露的角度指责司法以独立行使职权为由行暗箱司法之实，也是基于对司法腐败的忧心。
究其根源，这种摩擦的发生既不在司法的独立性，亦不在舆论监督。司法和媒体理应积极向对方寻求有效沟通。
对司法来说，舆情中的法律评判无疑是最重要的，但这并不表示舆情中的事实评判、道德评判和价值评判就不值得尊重。案情决定舆情，危机既是因案情而起，终归要以案情来平息。这担负引导舆论之责的，并不是什么应对技巧，而首在实现个案的公正。
二、公开促进公正
中国的政法机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将不得不坚持两手抓：一手以个案公正来加快提升司法公信，一手以信息公开来满足民众在知情权上的需求。
与四年前相比，曾经由门户网站和人气BBS主宰的网络舆论主场，如今已变成了微博、微信的天下。另一方面，政法机关对网络舆论的态度也有了新的变化。
今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一次政法宣传工作座谈会上谈到，“当前，以互联网为主要传播途径，以微博、微信为主要代表的新兴传播媒介快速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信息传播格局、社会舆论生态、公众参与方式，使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人人都可以成为新闻发言人。政法机关面临空前开放、高度透明、全时监督的舆论环境。”
孟的这一讲话足以代表政法机关对网络舆论场的基本认知。自媒体时代，众多政法机关在舆情危机应对上，都经历了“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的阵痛期。回望来时的路，我们理应承认：正是那些一次又一次将政法机关卷入舆情危机漩涡的热点个案，促使着政法机关不得不直面主要由民意主导的网络舆论场。最近几年来，政法微博在政务类微博中格外引人注目。相比起政府信息公开，司法信息公开在网上已走得更快更远。
这一变化来之不易。多年来，中国法学界就“司法公开”与“司法神秘”一直争论不休。支持“司法神秘”论者，往往借助西方几十年前甚至一百多年前的材料来证明法官应“离群索居”，应与媒体保持一定的距离。殊不知，在当下这个信息时代，源于西方的司法神秘主义也在加速消退。法官的权力垄断、知识垄断、信息垄断都被打开了缺口，以“神秘”来强化司法权威的传统路径已然坍塌。
转型中国较之西方更大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政法机关是在司法权威还未树立的情况下，就一头撞上了众声喧哗的网络时代。中国的政法机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将不得不坚持两手抓：一手以个案公正来加快提升司法公信，一手以信息公开来满足民众在知情权上的需求。
尤其是，中国的司法系统还屡受地方保护和部门保护的不当干扰。及时、充分的信息公开其实也是抵抗外来干扰的不二法器。换言之，司法公开并不是基于“主动占领舆论场”或“应对政法舆情危机”的需要，而是促进司法公正与树立司法公信的需要。
以公开促公正的制度推进方向，看来是共识多于分歧。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求是》杂志撰文指出，“推进司法公开，是促进司法公正的有力举措。让当事人在审判过程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必须摒弃‘司法神秘主义’，全面落实司法公开原则。”10月28日，最高法院公布了被称为“1号文件”的《关于切实践行司法为民大力加强公正司法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若干意见》，重申“以公开促公正”，并要求各级法院“对审判公开的范围、内容、对象、时间、程序、方式等作出明确规定，稳妥有序地推进司法公开，坚
持不懈地提高司法透明度，逐步完善司法公开的制度机制。”
三、“公共关系”替代“单向宣传”
当司法遇上自媒体时代，抗拒、躲避都会对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带来伤害。以公共关系替代单向宣传，以更开放的姿态去拥抱这个时代，已然是司法的使命。
自媒体时代的司法公开，已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与飞速发展的自媒体环境相对照，政法宣传工作早已跟不上形势的需要。传统的司法宣传是单一指向，即“我决定告诉民众什么司法信息”。迥异于传统宣传的“公共关系”，就在于它更关注双向交流甚至多向交流。
在中国的市场化媒体出现之前，政法机关和舆论的关系并不像现在这么复杂。一方面，政法机关本身也有“媒体”。另一方面，其他媒体与政法媒体有着同一个“婆婆”管着，因而显得相对“温顺”。直到现在，有些地方政法机关依然沿袭着传统媒体时代的信息披露机制，即通过给媒体单向提供已经审核的“新闻通稿”，来达到宣传的目的。
这一新闻手法之所以能长期盛行，正因为有些媒体人只记得领宣传任务，而不记得自己应具备的新闻追求。颇具标志意义的一件事是，周强在今年5月明确提出，各级法院要改变过去“一篇新闻通稿打天下”的做法，结合各类媒体不同的受众需求，把法院依法公开的信息、媒体关注问题、社会公众兴趣点三者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同样可归入公共关系的范畴。
和法官一样，记者也要秉持中立、客观、理性立场。正因为新闻源的多元化，信息发布的渠道也在多元化。对那些社会关切度较高的热点个案，如果法院不主动披露信息，猜度与谣言就可能乘虚而入。所以一方面，政法机关应主动向民众披露政法信息；另一方面，民众也应就工作和学习中的具体问题要求政法机关提供相关信息。
如孟建柱前文所述，“交互性的本质属性使网络成为最广阔、最活跃的交往空间，蕴含着可以瞬间成倍放大的社会力量，网络民意成为社会意见、社会舆论表达最充分、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手段。”
当司法遇上自媒体时代，抗拒、躲避都会对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带来伤害。以公共关系替代单向宣传，以更开放的姿态去拥抱这个时代，已然是司法的使命。
□王琳（正义网络传媒研究院副院长）
市民可上网查个人健康档案 通讯员 宋国梵 早报记者 陈斯斯 发表于2013-11-01 08:40
昨日，上海健康信息网（www.shhs.org.cn）开通。市民可上网查询个人健康档案、检验检查报告、就诊用药等信息。
■ 上海健康信息网昨起开通
■ 可预约挂号并记录每次就医时检验、用药等信息
昨日，上海健康信息网（www.shhs.org.cn）开通。市民可上网查询个人健康档案、检验检查报告、就诊用药等信息。
为了保护市民隐私，上海健康信息网须实名注册，且只能查询自己的档案。
连接全市公立医院信息
据市卫生计生委介绍，“上海健康信息服务网”开通后，将为市民健康服务带来多项便捷。
个人健康档案查询：“上海健康信息服务网”连接了全市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动态整合了这些机构中市民的医疗服务信息，建立起每位市民的健康档案。
健康档案中记录了每位市民享受卫生服务时有关诊断、用药、检验检查结果等医疗服务记录，还包含出生登记、计划免疫记录、妇女儿童保健服务等公共卫生服务内容。市民登录该网站后，即可查询个人的健康档案信息。
各项就医服务：“上海健康信息服务网”开通后，市民不仅可以实现个人健康档案查询、网上预约挂号等功能，而且足不出户即可查询自己的检验检查报告、就诊信息、用药信息等数据，大大减少了就医各种环节的不便。
实名注册才能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为保障市民隐私，个人健康档案仅允许通过实名认证的健康信息网的注册用户查询，且只能查询自己的健康档案。市民可登录健康信息网，注册成为用户，并通过实名认证校验。
为方便公众使用，健康信息网注册用户可在上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实名认证业务，目前已在松江区开通，日后还将不断扩展；也可通过电信、移动、市民信箱、有线通等第三方实名注册的账户进行实名认证。
市民群众对网站的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在使用中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系统留言功能或拨打12320热线电话得到帮助。
已建3000万份电子档案
据市卫生计生委介绍，上海于2011年启动“健康信息网”工程，被列入《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2011-2013年行动计划》的重点项目，通过近2年的推进和实施，健康信息网络已覆盖了全市500余家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通过市区两级平台实现三级医院、区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互联互通、数据共享。
目前上海的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数据库已经建立了3000多万份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数据库中已经采集38亿多条个人诊疗记录，每天新增1600万条诊疗记录；初步实现了健康档案的“两个任何”（即“任何一位在市内联网医疗机构就诊过的患者电子健康档案可以被任何一家联网医院的医务人员在业务规范制约下通过医生工作站进行调阅），日均发生超过1000次健康档案调阅，10000余次智能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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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人物·王云杰
一个医者无力自救甚至都找不到被恨原因的就医环境，是令人不安的。
王云杰，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重点学科带头人。他致力于鼻内镜外科学及耳外科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已完成各种鼻内镜手术3000
余例及耳显微手术2500余例，其中包括许多疑难重症患者。但遗憾的是，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不是通过上述这一系列学术及医疗成就，而是通过一桩凶杀案——2013年10月25日，他被患者连某连捅多刀，抢救无效死亡。更令人伤心的是，这个杀人的凶手，并不是他经手医治的病人。
这是一起看似偶然的无妄之灾，但遗憾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却是最悲惨也是最痛苦的结果——医生被砍杀，病人将被法律制裁，两个家庭陷于悲伤和绝望之中，许多观者内心一片凄凉。
就像以往无数次出现的涉医暴力事件一样，王云杰的死，也引来了观点各异的评论。既有对王医生的悼念和追思，也有对医务人员工作状态及人身安全机制的责问，还有老生常谈的医疗制度改革对医患关系影响的追问，更有“一个医生，真的要学会直面患者的屠刀，正视自己的鲜血”的痛苦诘问。这其中既有理性的探讨，也不乏意气之语，甚至还有带着固有偏见的互掐。王云杰的死，将医患关系的讨论，又一次白热化起来。
其实，王云杰的死亡，并没有那么复杂，也无须攀援得过宽。就目前媒体所报道的内容看，凶手连某所患的一种叫做“持久的妄想症障碍”是此次悲剧的重要因由，这种心理疾患，导致连在手术后无休止地感觉不适与痛苦，并且产生“手术失败”，投诉，投诉复检正常，怀疑复检的真实性，进而怀疑所有医生都串通来骗他，最终导致了对一切穿白大褂的人都仇视的病态心理，直至最后悲剧发生。整个复检过程，并非在一家医院，也并非只进行了一次。如果说，对于一个思维正常的患者来说，这一切都已算是仁至义尽。但是，对于像连某这样的特殊病人，恐怕还少了些什么。虽然，患者家属也将他送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进行治疗，但并没阻止悲剧在他出院后十天发生。
没有人细加统计过，在当下发生的众多医患纠纷甚至暴力事件中，究竟有多少是因为整个社会缺少医疗和健康常识引发的？患者对健康知识的迷茫，导致对自身疾病缺少客观和正确的认识；患者家属对医疗知识的缺乏，导致对医院及医生动机和作用的误判；媒体和公众对医学知识的欠缺，所导致的对涉医事件的偏颇围观和极端表述。这些都是不利于营造健康和安全的医疗环境的。当然，包括医疗政策的改革不到位，医疗资源的投入不均衡，以及个别医院和医生医风医德的欠缺行为，也是导致医疗环境不健康的重要原因。而不健康的主要表现，就是医者与患者，从共同联手抗击病魔的同伴，变成相互防范、戒备、甚至充满敌意的对手，直到极端化地成为刀斧相向的敌人……
这种状态如果没有改观，就很难改医患双方都各怀委屈渐行渐远。温岭事件后，一位医生说，医生和患者共同的敌人应该是疾病。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无论何时，医患都不应走到对立面。
□曾颖（作家）
“民告官”程序空转稀释司法公信力2013-11-02 02:30:09 新京报 ■ 社论
宪法法律上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落不到实处，这一现象不仅严重稀释司法公信力，更在深层次上导致行政诉讼制度价值的式微。
11月1日《新京报》报道了两则“民告官”新闻：一则发生在河北省新安县，夏凤格为了找回18年前被派出所人员抱走的女儿，四处告状无果，仍然奔走在寻求真相的路上，起诉要求政府明确告知当年情况；一则发生在山东临沂，刘刚因上访两次“被精神病”，起诉政府一审被驳回起诉，正准备提起上诉。
每一起舆论关注的“民告官”纠纷，背后总有令人心酸的故事。这两则新闻中，主人公的遭遇，值得同情，坚持走诉讼途径讨要说法，值得敬佩。可需反思的是，我们一再强调民众要运用法律途径理性维权，可法定的诉讼之路为何总是举步维艰？现有的行政诉讼制度，为何对这两起并不复杂的纠纷束手无策，更无法让当事人心服口服？
这暴露了目前行政诉讼中普遍存在“程序空转”。一方面是程序虚置问题，法院依法设置的行政审判庭，天天都在法律程序上运行着，可一些民众要想将之拿来解决自己的纠纷，却困难重重。“被精神病”的刘刚，自认权利被侵害，却告谁都没法告。另一方面是程序失灵问题，即使诉讼程序艰难启动，却并不能解决民众反映的核心问题，总在真相和矛盾的外围打转。夏凤格这些年告过乡政府、县政府，还提起过行政复议，总是无果而终。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行政诉讼“程序空转”的产生也较为复杂。其中固然有制度的不完善因素，但更为根本的，是法律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民告官”有其门槛，但并非高不可攀。就拿刘刚“被精神病”案来说，法院既认为临沂市救助站依法履行了职责，在实体上评价了救助站行为的合法、妥当与否，却又在结论上裁定驳回起诉，将纠纷挡在公开审判程序之外，不给当事人一个在法庭上说理的机会。
而那些即使有幸进入庭程序的案件，却又因实践中的种种障碍而程序失灵，这便是夏凤格案的症结所在。夏凤格此前一次次起诉都遭驳回，最终，法院就新的一次诉讼立案。
当下，一些法院可能也很无奈，一方面受制于潜在的审判“红线”或“杠杠”，难以直接评价，另一方面无论从法律和道义上又都无权拒绝裁判，既要有所为又不能真为。即使诉讼程序能在信息公开、履行告知义务等纠纷外围打转，在诉讼结果上获得支持也很困难。如此程序运转，哪里还谈得上会有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
其实，不论是程序虚置，还是程序失灵，症结往往都不在程序本身，“虚置”反映的是案件收不进，“失灵”反映的是审不好。二者都非法院司法能力不足，而是宪法法律上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落不到实处。这一现象不仅严重稀释司法公信力，更在深层次上导致行政诉讼制度价值的式微。
最高法院日前发布加大公正司法力度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意见，才再一次着重强调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性，而且明确提出要改变以行政区划确定管辖的做法。这对行政诉讼而言，意义更为重大，但愿这些设想，能真正得到落实，让“民告官”不再艰难。
对网络反腐“转正”后的几个期待2013-11-02 02:30:06 新京报 ■ 一周观察
如何在法律和技术层面保障举报者的合法权益，应该是网络举报平台一个重要考量因素。一次举报泄密或遭遇报复的例子，就足以让一个网络举报平台失效，其破坏性，绝对超过病毒，因此也容不得有半点闪失。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近日通报，中国纪检监察机关网站群初步形成。此次各地网站开通或升级改版一个突出的共同点是增设了“网络举报”专区，由此，一支建立在网络的中国反腐“正规军”也基本建成，媒体称此举为网络反腐“转正”，此前中国网络上“遍地开花”、鱼龙混杂真伪难辨的“民间反腐”，既产生过一些舆论监督的正面案例，也催生了不少混乱的场面，这一景象，将随着网络反腐“正规军”的加入，而变得健康和有序。
对于网络“正规军”受到公众的初步认可，应该保持既乐观又谨慎的态度——乐观的是网络“正规军”反腐的开局不错，公众的热情参与产生了巨大的举报增量，民众举报的通道和有关部门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方便快捷；而谨慎的是，面对复杂而艰巨的反腐形势，由技术更新产生的投诉增量，还需要更多扎实的处置案例来给予支持。网络舆情是敏感而易变的，在对待举报信息上稍有闪失，就很容易伤及公众的举报热情和信任度，这些因素直接决定着正规举
报网站的权威性和效率。
在这方面，一些政府部门办政务信息网站，由于信息处置方式机械呆板，对新技术和舆情缺少敏锐度，最终导致一些网站成为摆设的教训，值得记取。因此，民众对网络反腐正规军的第一期待，便是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机制更新，而非只是技术升级的一种形式改变。它的影响力，来自于实效。而这种实际效果，除了一眼看得到的举报内容的查处结果之外，更重要的，是能有一个针对举报者的进程查询功能，这种有针对性的透明机制，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举报者的信心，并安顿他们焦灼的情绪。很多病急乱投医式的撞大运式民间网络投诉，就是这种焦虑的反映。
除了透明与实效之外，人们对网络反腐正规军的第二期待，便是安全。所有举报者最担心和恐惧的，莫过于举报内容被泄露，为自己和家人带来灾难性后果。这样的案例，在传统的举报体系中，偶有发生。毕竟网络技术，终究是掌握在人的手中，因此，如何在法律和技术层面保障举报者的合法权益，应该是网络举报平台一个重要考量因素。一次举报泄密或遭遇报复的例子，就足以让一个网络举报平台失效，其破坏性绝对超过病毒，因此也容不得有半点闪失。
除此之外，作为网络正规军的纪检监察机关网站群，还应该建立好与社会舆论之间的互动机制。这一点，恰是以往传统的体制内反腐和网络民间自发反腐分寸拿捏得最不好最受人诟病的地方。一个案件，要么是体制内的谨慎过头讳莫如深，要么是网络的有罪推论与舆论审判，凉热不均导致信息纷乱无序，直接影响着事件的查处进程和社会的稳定度。而兼具举报平台和发布属性的纪监网站群，如何在“发布”和“保密”之间保持清醒，是最大化发挥网络反腐“
正规军”威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说网络上自发的良莠难分的“民间反腐”是一条风险较高且前途不明的羊肠小道的话，那么，纪检监察部门的权威和正规的网络反腐平台，则是一条大路。如果大路畅通且安全，谁还愿意去走羊肠小道呢？而现在相关部门要做的，就是用铁的事例，给公众以信心。
□纸刀（媒体人）
当司法公开遭遇“自媒体时代”2013-11-02 02:30:22 新京报
日前，《长安》杂志2013年第11期刊发了孟建柱在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宣传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其中指出“实情决定舆情。政法负面舆情的产生，往往与执法司法活动中存在问题或瑕疵有关。要牢固树立法治意识，严格依法律按程序履行职责、行使权力，防止因实体上的错误、程序上的瑕疵导致舆论危机。”并指出“要以尊重、坦诚的态度，主动与媒体交朋友，努力实现良性互动。”
这些观点也是针对一段时间以来政法舆情的呼应、分析与判断。政法系统如何与舆论良性互动？
一、案情决定舆情
案情决定舆情，危机既是因案情而起，终归要以案情来平息。这担负引导舆论之责的，并不是什么应对技巧，而首在实现个案的公正。
一段时间以来，尤其是自9月以来，司法与传媒的关系急剧升温。这其中，既有自媒体时代的大背景，也有一批影响性诉讼扎堆宣判的小气候。举凡“房叔”蔡彬案、“房姐”龚爱爱案、“表哥”杨达才案，在中文互联网上均围观者众；而薄熙来案、张曙光案、雷政富案、丁书苗案等，更是备受关注。至于争议最激烈、对社会撕裂更严重的，还数李天一案、夏俊峰案、王书金案等。这些个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引领了媒体的议程设置。
一说到公共舆论平台上的热点案件，不少法律界人士首先想起的词汇就是“媒体审判”。如果我们把时间倒推至2009年——其时微博在中国刚刚起步，网络舆论场的引领者还是门户网站和BBS。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边倒的网络民意对司法所带来强大压力。举凡“广州许霆案”、“深圳梁丽案”，“杭州70码案”，“湖北邓玉娇案”以及“湖南罗彩霞案”等等，舆情的多数形态是质疑、批评、指责、揶揄、嘲弄，甚至不乏谩骂与攻击。当这些个案还只是在侦查或起诉环节时，“媒体审判（trial by media）”的“多数派报告”就已经下达。如舆论普遍认为，许霆很冤、梁丽很无辜，胡斌应重判，邓玉娇系正当防卫，罗彩霞是个不
幸的冤大头等。有论者甚至用“全民皆法官”来形容其时的“司法舆论盛宴”。
但媒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司法裁判，仍令人怀疑。
如支持许霆无罪的在网上占据了绝对多数。许霆最终仍被判处盗窃罪名成立，这与最初的一审并无不同，被改变的只是量刑。又如邓玉娇案，在网络舆论中占了多数意见的“正当防卫说”也未得到法院的认定，多数网民感到满意的还是量刑。
对“杭州70码案”和“湖南罗彩霞案”来说，两案的裁判结果均未引起舆论关注。这或许是因为，舆论的较早介入使得这些案件的司法处理过程，均被放置在聚光灯下被无以计数的网民细细打量。这种在庭审前聚焦于案件事实之上的“围观”，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真相的浮现，进而促进了司法公正的最终实现。法院没有理由对这种“校正”的真相拒不接受——相对于当初的“70码”，网络舆论至少保证了此案的肇事车速鉴定更慎重、更严谨、更客观，也更符合事实。这正
是舆论监督司法所期望的目的。
那些动辄指责“媒体审判”的声音或许真该去做做功课。比如，至少先观察一下舆论在法院裁判之前最为关注的，究竟是事实判断问题，还是法律适用问题？司法从自身的角度指责媒体以监督为名行舆论审判之实，固然是对外来干扰的警惕。媒体从公众信息披露的角度指责司法以独立行使职权为由行暗箱司法之实，也是基于对司法腐败的忧心。
究其根源，这种摩擦的发生既不在司法的独立性，亦不在舆论监督。司法和媒体理应积极向对方寻求有效沟通。
对司法来说，舆情中的法律评判无疑是最重要的，但这并不表示舆情中的事实评判、道德评判和价值评判就不值得尊重。案情决定舆情，危机既是因案情而起，终归要以案情来平息。这担负引导舆论之责的，并不是什么应对技巧，而首在实现个案的公正。
二、公开促进公正
中国的政法机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将不得不坚持两手抓：一手以个案公正来加快提升司法公信，一手以信息公开来满足民众在知情权上的需求。
与四年前相比，曾经由门户网站和人气BBS主宰的网络舆论主场，如今已变成了微博、微信的天下。另一方面，政法机关对网络舆论的态度也有了新的变化。
今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一次政法宣传工作座谈会上谈到，“当前，以互联网为主要传播途径，以微博、微信为主要代表的新兴传播媒介快速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信息传播格局、社会舆论生态、公众参与方式，使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人人都可以成为新闻发言人。政法机关面临空前开放、高度透明、全时监督的舆论环境。”
孟的这一讲话足以代表政法机关对网络舆论场的基本认知。自媒体时代，众多政法机关在舆情危机应对上，都经历了“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的阵痛期。回望来时的路，我们理应承认：正是那些一次又一次将政法机关卷入舆情危机漩涡的热点个案，促使着政法机关不得不直面主要由民意主导的网络舆论场。最近几年来，政法微博在政务类微博中格外引人注目。相比起政府信息公开，司法信息公开在网上已走得更快更远。
这一变化来之不易。多年来，中国法学界就“司法公开”与“司法神秘”一直争论不休。支持“司法神秘”论者，往往借助西方几十年前甚至一百多年前的材料来证明法官应“离群索居”，应与媒体保持一定的距离。殊不知，在当下这个信息时代，源于西方的司法神秘主义也在加速消退。法官的权力垄断、知识垄断、信息垄断都被打开了缺口，以“神秘”来强化司法权威的传统路径已然坍塌。
转型中国较之西方更大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政法机关是在司法权威还未树立的情况下，就一头撞上了众声喧哗的网络时代。中国的政法机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将不得不坚持两手抓：一手以个案公正来加快提升司法公信，一手以信息公开来满足民众在知情权上的需求。
尤其是，中国的司法系统还屡受地方保护和部门保护的不当干扰。及时、充分的信息公开其实也是抵抗外来干扰的不二法器。换言之，司法公开并不是基于“主动占领舆论场”或“应对政法舆情危机”的需要，而是促进司法公正与树立司法公信的需要。
以公开促公正的制度推进方向，看来是共识多于分歧。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求是》杂志撰文指出，“推进司法公开，是促进司法公正的有力举措。让当事人在审判过程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必须摒弃‘司法神秘主义’，全面落实司法公开原则。”10月28日，最高法院公布了被称为“1号文件”的《关于切实践行司法为民大力加强公正司法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若干意见》，重申“以公开促公正”，并要求各级法院“对审判公开的范围、内容、对象、时间、程序、方式等作出明确规定，稳妥有序地推进司法公开，坚
持不懈地提高司法透明度，逐步完善司法公开的制度机制。”
三、“公共关系”替代“单向宣传”
当司法遇上自媒体时代，抗拒、躲避都会对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带来伤害。以公共关系替代单向宣传，以更开放的姿态去拥抱这个时代，已然是司法的使命。
自媒体时代的司法公开，已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与飞速发展的自媒体环境相对照，政法宣传工作早已跟不上形势的需要。传统的司法宣传是单一指向，即“我决定告诉民众什么司法信息”。迥异于传统宣传的“公共关系”，就在于它更关注双向交流甚至多向交流。
在中国的市场化媒体出现之前，政法机关和舆论的关系并不像现在这么复杂。一方面，政法机关本身也有“媒体”。另一方面，其他媒体与政法媒体有着同一个“婆婆”管着，因而显得相对“温顺”。直到现在，有些地方政法机关依然沿袭着传统媒体时代的信息披露机制，即通过给媒体单向提供已经审核的“新闻通稿”，来达到宣传的目的。
这一新闻手法之所以能长期盛行，正因为有些媒体人只记得领宣传任务，而不记得自己应具备的新闻追求。颇具标志意义的一件事是，周强在今年5月明确提出，各级法院要改变过去“一篇新闻通稿打天下”的做法，结合各类媒体不同的受众需求，把法院依法公开的信息、媒体关注问题、社会公众兴趣点三者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同样可归入公共关系的范畴。
和法官一样，记者也要秉持中立、客观、理性立场。正因为新闻源的多元化，信息发布的渠道也在多元化。对那些社会关切度较高的热点个案，如果法院不主动披露信息，猜度与谣言就可能乘虚而入。所以一方面，政法机关应主动向民众披露政法信息；另一方面，民众也应就工作和学习中的具体问题要求政法机关提供相关信息。
如孟建柱前文所述，“交互性的本质属性使网络成为最广阔、最活跃的交往空间，蕴含着可以瞬间成倍放大的社会力量，网络民意成为社会意见、社会舆论表达最充分、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手段。”
当司法遇上自媒体时代，抗拒、躲避都会对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带来伤害。以公共关系替代单向宣传，以更开放的姿态去拥抱这个时代，已然是司法的使命。
□王琳（正义网络传媒研究院副院长）
市民可上网查个人健康档案 通讯员 宋国梵 早报记者 陈斯斯 发表于2013-11-01 08:40
昨日，上海健康信息网（www.shhs.org.cn）开通。市民可上网查询个人健康档案、检验检查报告、就诊用药等信息。
■ 上海健康信息网昨起开通
■ 可预约挂号并记录每次就医时检验、用药等信息
昨日，上海健康信息网（www.shhs.org.cn）开通。市民可上网查询个人健康档案、检验检查报告、就诊用药等信息。
为了保护市民隐私，上海健康信息网须实名注册，且只能查询自己的档案。
连接全市公立医院信息
据市卫生计生委介绍，“上海健康信息服务网”开通后，将为市民健康服务带来多项便捷。
个人健康档案查询：“上海健康信息服务网”连接了全市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动态整合了这些机构中市民的医疗服务信息，建立起每位市民的健康档案。
健康档案中记录了每位市民享受卫生服务时有关诊断、用药、检验检查结果等医疗服务记录，还包含出生登记、计划免疫记录、妇女儿童保健服务等公共卫生服务内容。市民登录该网站后，即可查询个人的健康档案信息。
各项就医服务：“上海健康信息服务网”开通后，市民不仅可以实现个人健康档案查询、网上预约挂号等功能，而且足不出户即可查询自己的检验检查报告、就诊信息、用药信息等数据，大大减少了就医各种环节的不便。
实名注册才能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为保障市民隐私，个人健康档案仅允许通过实名认证的健康信息网的注册用户查询，且只能查询自己的健康档案。市民可登录健康信息网，注册成为用户，并通过实名认证校验。
为方便公众使用，健康信息网注册用户可在上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实名认证业务，目前已在松江区开通，日后还将不断扩展；也可通过电信、移动、市民信箱、有线通等第三方实名注册的账户进行实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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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市卫生计生委介绍，上海于2011年启动“健康信息网”工程，被列入《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2011-2013年行动计划》的重点项目，通过近2年的推进和实施，健康信息网络已覆盖了全市500余家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通过市区两级平台实现三级医院、区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互联互通、数据共享。
目前上海的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数据库已经建立了3000多万份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数据库中已经采集38亿多条个人诊疗记录，每天新增1600万条诊疗记录；初步实现了健康档案的“两个任何”（即“任何一位在市内联网医疗机构就诊过的患者电子健康档案可以被任何一家联网医院的医务人员在业务规范制约下通过医生工作站进行调阅），日均发生超过1000次健康档案调阅，10000余次智能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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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1 November 2013
民主的轉型與鞏固 - Juan Linz / Alfred Stephan
在佔中爭議中懷念 Juan Linz - 陳健民﹕ 明報 2013年11月1日 星期五
http://news.mingpao.com/20131101/fab1.htm
我摯愛的老師、美國耶魯大學民主理論大師 Juan Linz 教授在10月1日與世長辭。10月4日，在紐黑文市草地的小教堂舉辦追思崇拜的時候，我正在中大主持北大賀衛方教授有關中國憲政之路的論壇。心裏戚戚然，卻又覺得老師的精神與我同在。
我是1979年進入中大社會學系念本科的，那正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初。魏京生在北京西單民主牆發表〈第五個現代化〉和〈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後被捕並判重刑。北大學生胡平則發表長篇大字報〈論言論自由〉，並以獨立候選人身分參選地方人大。海峽對岸，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信介、施明德等黨外人士被補，卻從容面對政治審判。當時老報人陸鏗帶流亡的施明德太太艾琳達來中大演講，聲討國民黨白色恐怖。但談到統獨問題，陸鏗卻拍案而起，大罵艾琳達鼓吹台獨，讓我見識「大聲公」綽號的由來，也讓我窺見台灣的民主化與族群衝突的糾結。這邊廂，香港正面對前途問題，大家都憂慮回歸後自由、法治不保，大學生則提出「港人治港、民主回歸」以回應。這些事件讓年輕的我明白到生在這個時代，不得不思考民主的問題。1988年當我遠赴耶魯攻讀政治社會學的時候，心裏想的亦只有這個問題，只是仍躊躇於以學術還是政治作為一生志業。但跟隨 Juan Linz 學習一年，心裏便有了答案。
嚮往和平轉型
Juan Linz 是西班牙人，上課常提到他祖國在1975至79年間如何透過體制內外的互動達至民主轉型。西班牙人當然厭惡佛朗哥的獨裁統治，但經歷過內戰之苦，國民都渴望能避免動亂。佛朗哥去世後上台的卡洛斯國王洞悉形勢，任命蘇亞雷斯為首相推動政改。他一面安撫頑固保守的建制派，一面以公投拉攏主流民意壓倒激進反對力量，再成立跨黨派的新憲法起草委員會，經過400多天的爭論與協商，最終通過一個民主新憲法。西班牙民主化工程令我嚮往，是因為目睹中國歷代革命與專制的循環，希望找到一個和平的轉型模式。
今天我們推動佔中雖涉及公民抗命，但我們堅信非暴力和承諾先走盡對話之路，包括以商討日和全民投票（公民授權）選出一個政改方案，並透過政黨和公民行動爭取政府接納。只有當北京硬要香港人接受一個「有中國特色的普選」時才會出現佔中。既然參與者承諾不拒捕、不抗辯，這並非一場革命，而是對「指鹿為馬」的抗議，甚至有人覺得是為香港沉淪發出悲鳴。即使我一生在思考和平轉型之道，周融和幫港出聲卻把佔中說成是動亂、是邪、是暴徒所為。Juan Linz 聽見，一定像他當年那樣哈哈大笑，然後和我說歷史上有多少顛倒黑白的事例。
民主的社會條件
Juan Linz 在耶魯很有名的一門課是民主的社會條件，其後他與 Alfred Stephan 將授課內容出版為《民主的轉型與鞏固》一書，指出市場經濟、法治、公民社會、政治社會（政黨與選舉制度）和廉潔有效率公務員系統是鞏固和深化民主的社會與制度條件。許多國家（像埃及）因為缺乏這些條件（如憲法精神），民選政府上台後實行「大多數人的暴力」，威脅公民的基本權利（如信仰／世俗化的自由），結果引起劇烈的對抗，軍方則以保護國家安全之名介入，令民主制度崩潰。
不過 Juan Linz 卻沒有陷入他老師 Martin Seymour Lipset 的理論泥澤，把這5項條件說成是民主的「先決條件」。他只想說：有了這些條件，民主制度不會輕易崩潰，亦更能發揮其制度優點。我們必須承認有些國家在很惡劣的條件下仍能把民主建立起來，只是他們要面對更多的挑戰。印度便是典型的例子，民主化後仍有各種管治（如貧污）問題。但對印度人來說，在這樣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如果不是以民主制度加上邦自治來維繫，恐怕只會出現強權或者分離主義，這都不是他們樂見的。相對於這些國家，香港已具備各種民主的社會／制度條件，我甚至可以說，歷史上哪有一個國家在民主化的時候，能在經濟發展、法治、公民社會與公務員體系比得上香港？即使香港的政黨政治仍未成熟，那是因為缺乏執政機會所造成。許多國家在民主化之前，連反對黨都沒有！
Juan Linz 認為，如果一個國家已具備民主化的條件，政府仍要抗拒民主，將會付上較大的代價。這就是目前香港的處境。但我卻時常聽到幫港出聲的何濼生教授說，香港缺乏民主文化，這種文化亦比民主制度重要云云，而不知道制度與文化共生。難道要先建立了廉潔文化才成立廉政公署？有沒有想過廉政公署有助建立廉潔文化？何教授最看不順眼的，是人們批評政府時語言粗鄙、「對人不對事」。作為學者，我亦崇尚寬容精神、言談爾雅，但面對小圈子佔領了公權力，肆無忌憚破壞核心價值，有些人會像王維基般以感嘆來控訴香港沒有公義，有些人則以拉布、謾罵，甚至更激烈的方法去批判霸權，我們亦應理解。各方與其指摘這些抗爭的文化，不如協力爭取一個公平的政治制度。
以學術介入現實政治
Juan Linz 對學術的一大貢獻，是研究新建立的民主政府如何避免崩潰、倒退回專制政治（見《危機、倒退與再生》一書）。他在 Journal of Democracy 發表那篇〈總統制的危機〉成為經典論文，指出行政長官與議會分立的制度（香港如是）如何為新建立的民主政府帶來危機。不過香港能否實行真普選仍是未知之數，我亦不想在此討論太多有關如何鞏固民主制度的問題。
Juan Linz 的貢獻不單是在學術前沿思索理論，或者在耶魯作育英才，還有他在現實政治上產生巨大影響。他的研究伙伴 Alfred Stepan 在《Rethinking Military Politics》一書中透露，巴西軍政府將領 Golbery 當年讀了 Linz 在 Authoritarian Brazil 一篇文章，明白到巴西不實行民主無法解決認受性問題，使下定決心進行改革。這種以學術介入政治的貢獻，不單令他取得多個重要獎狀，更鼓勵了像我這樣的學生，不斷為中國和香港的民主而思索和寫作。
一日為師，終生為師。除了他的智慧外，我們更懷念老師對我們的關懷鼓勵，並以自己的生命為學生燃點路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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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mingpao.com/20131101/fab1.htm
我摯愛的老師、美國耶魯大學民主理論大師 Juan Linz 教授在10月1日與世長辭。10月4日，在紐黑文市草地的小教堂舉辦追思崇拜的時候，我正在中大主持北大賀衛方教授有關中國憲政之路的論壇。心裏戚戚然，卻又覺得老師的精神與我同在。
我是1979年進入中大社會學系念本科的，那正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初。魏京生在北京西單民主牆發表〈第五個現代化〉和〈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後被捕並判重刑。北大學生胡平則發表長篇大字報〈論言論自由〉，並以獨立候選人身分參選地方人大。海峽對岸，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信介、施明德等黨外人士被補，卻從容面對政治審判。當時老報人陸鏗帶流亡的施明德太太艾琳達來中大演講，聲討國民黨白色恐怖。但談到統獨問題，陸鏗卻拍案而起，大罵艾琳達鼓吹台獨，讓我見識「大聲公」綽號的由來，也讓我窺見台灣的民主化與族群衝突的糾結。這邊廂，香港正面對前途問題，大家都憂慮回歸後自由、法治不保，大學生則提出「港人治港、民主回歸」以回應。這些事件讓年輕的我明白到生在這個時代，不得不思考民主的問題。1988年當我遠赴耶魯攻讀政治社會學的時候，心裏想的亦只有這個問題，只是仍躊躇於以學術還是政治作為一生志業。但跟隨 Juan Linz 學習一年，心裏便有了答案。
嚮往和平轉型
Juan Linz 是西班牙人，上課常提到他祖國在1975至79年間如何透過體制內外的互動達至民主轉型。西班牙人當然厭惡佛朗哥的獨裁統治，但經歷過內戰之苦，國民都渴望能避免動亂。佛朗哥去世後上台的卡洛斯國王洞悉形勢，任命蘇亞雷斯為首相推動政改。他一面安撫頑固保守的建制派，一面以公投拉攏主流民意壓倒激進反對力量，再成立跨黨派的新憲法起草委員會，經過400多天的爭論與協商，最終通過一個民主新憲法。西班牙民主化工程令我嚮往，是因為目睹中國歷代革命與專制的循環，希望找到一個和平的轉型模式。
今天我們推動佔中雖涉及公民抗命，但我們堅信非暴力和承諾先走盡對話之路，包括以商討日和全民投票（公民授權）選出一個政改方案，並透過政黨和公民行動爭取政府接納。只有當北京硬要香港人接受一個「有中國特色的普選」時才會出現佔中。既然參與者承諾不拒捕、不抗辯，這並非一場革命，而是對「指鹿為馬」的抗議，甚至有人覺得是為香港沉淪發出悲鳴。即使我一生在思考和平轉型之道，周融和幫港出聲卻把佔中說成是動亂、是邪、是暴徒所為。Juan Linz 聽見，一定像他當年那樣哈哈大笑，然後和我說歷史上有多少顛倒黑白的事例。
民主的社會條件
Juan Linz 在耶魯很有名的一門課是民主的社會條件，其後他與 Alfred Stephan 將授課內容出版為《民主的轉型與鞏固》一書，指出市場經濟、法治、公民社會、政治社會（政黨與選舉制度）和廉潔有效率公務員系統是鞏固和深化民主的社會與制度條件。許多國家（像埃及）因為缺乏這些條件（如憲法精神），民選政府上台後實行「大多數人的暴力」，威脅公民的基本權利（如信仰／世俗化的自由），結果引起劇烈的對抗，軍方則以保護國家安全之名介入，令民主制度崩潰。
不過 Juan Linz 卻沒有陷入他老師 Martin Seymour Lipset 的理論泥澤，把這5項條件說成是民主的「先決條件」。他只想說：有了這些條件，民主制度不會輕易崩潰，亦更能發揮其制度優點。我們必須承認有些國家在很惡劣的條件下仍能把民主建立起來，只是他們要面對更多的挑戰。印度便是典型的例子，民主化後仍有各種管治（如貧污）問題。但對印度人來說，在這樣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如果不是以民主制度加上邦自治來維繫，恐怕只會出現強權或者分離主義，這都不是他們樂見的。相對於這些國家，香港已具備各種民主的社會／制度條件，我甚至可以說，歷史上哪有一個國家在民主化的時候，能在經濟發展、法治、公民社會與公務員體系比得上香港？即使香港的政黨政治仍未成熟，那是因為缺乏執政機會所造成。許多國家在民主化之前，連反對黨都沒有！
Juan Linz 認為，如果一個國家已具備民主化的條件，政府仍要抗拒民主，將會付上較大的代價。這就是目前香港的處境。但我卻時常聽到幫港出聲的何濼生教授說，香港缺乏民主文化，這種文化亦比民主制度重要云云，而不知道制度與文化共生。難道要先建立了廉潔文化才成立廉政公署？有沒有想過廉政公署有助建立廉潔文化？何教授最看不順眼的，是人們批評政府時語言粗鄙、「對人不對事」。作為學者，我亦崇尚寬容精神、言談爾雅，但面對小圈子佔領了公權力，肆無忌憚破壞核心價值，有些人會像王維基般以感嘆來控訴香港沒有公義，有些人則以拉布、謾罵，甚至更激烈的方法去批判霸權，我們亦應理解。各方與其指摘這些抗爭的文化，不如協力爭取一個公平的政治制度。
以學術介入現實政治
Juan Linz 對學術的一大貢獻，是研究新建立的民主政府如何避免崩潰、倒退回專制政治（見《危機、倒退與再生》一書）。他在 Journal of Democracy 發表那篇〈總統制的危機〉成為經典論文，指出行政長官與議會分立的制度（香港如是）如何為新建立的民主政府帶來危機。不過香港能否實行真普選仍是未知之數，我亦不想在此討論太多有關如何鞏固民主制度的問題。
Juan Linz 的貢獻不單是在學術前沿思索理論，或者在耶魯作育英才，還有他在現實政治上產生巨大影響。他的研究伙伴 Alfred Stepan 在《Rethinking Military Politics》一書中透露，巴西軍政府將領 Golbery 當年讀了 Linz 在 Authoritarian Brazil 一篇文章，明白到巴西不實行民主無法解決認受性問題，使下定決心進行改革。這種以學術介入政治的貢獻，不單令他取得多個重要獎狀，更鼓勵了像我這樣的學生，不斷為中國和香港的民主而思索和寫作。
一日為師，終生為師。除了他的智慧外，我們更懷念老師對我們的關懷鼓勵，並以自己的生命為學生燃點路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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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疗主义: 卫生局人均开销是群众的270倍 - 新京报
打破社保“双轨制”，需“群众路线”思维 2013-11-01 02:30:12 新京报
如果说“门难进、脸难看”等，只是部分部门和人员违规，那在社会保障“双轨制”下享受丰厚的养老、医疗等福利，则是所有公职人员“合法地脱离群众”，尤其不该再容忍。
■ 观察家
“三中全会”召开在即，一系列关涉民生的制度改革能否启动，引起舆论广泛关注，其中养老金“双轨制”，更被视为必须要啃的“硬骨头”。对此，人社部新闻发言人近日予以回应，称养老金双轨制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并将建立符合机关事业单位特点的职业年金。
养老、医疗等福利政策，实质上是一种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双轨制”的长期存在，不仅在客观上拉大贫富差距，也在制造官民之间的心理隔阂。近来中央一再强调走群众路线，如果说“门难进、脸难看”等，只是部分部门和人员违规，那在社会保障“双轨制”下享受丰厚的养老、医疗等福利，则是所有公职人员“合法地脱离群众”，尤其不该再容忍。
遗憾的是，人社部“逐步解决”和“职业年金”的提法，让人不敢太乐观。民众对“双轨制”的不满，不在于其具体形式如何，而是不同群体福利悬殊的实质。在普通人“企业年金”几乎可以忽略的现实中，单给机关事业单位设“职业年金”，只会继续延续“双轨制”。正如很多地方虽取消了“公费医疗”，但又给公职人员“补充医疗保险”，结果是名义上公费医疗改革已经完成，但“医疗双轨制”实质上并未终结。
这种改了不如不改的做法，负面效应可想而知。学者孙立平曾提出“改革陷阱”现象：为克服某种弊端而出台一种措施，过段时间后，弊端死灰复燃，结果是该种弊端和为了克服弊端所采取的措施一起强化原来的弊端。诚如此言。职业年金如果付诸实践，极有可能和各地试点的“补充医疗保险”一样，不仅不能破除“双轨制”，反有可能固化弊端，对民心构成“二次伤害”。
必须提醒的是，当前的各种“双轨制”，已经在挑战民众忍受极限。近期广州的一组官方数据引起广泛关注：2012年广州居民医保人均开销是106.36元，而36个政府部门人均开销约7800元，卫生局的人均开销更高达2.87万，是居民的270倍！在这样的“数字鸿沟”割裂下，公职人员即便在具体工作中再勤勉亲民，恐怕也难以彻底消弭民众心头的愤懑。现实中，我们也确实常听闻有公务员抱怨工作累、不被理解，在“双轨制”下，官民仿佛生活在不同世界、走在不同的路上，想要彼此理解认同，难度可想而知。
有网民将广州政府部门远超居民的医疗开销，形象地称之为“官疗主义”。在“脱离群众”这一点上，“官疗主义”确实比“官僚主义”有过之无不及。而要一个从不为看病、养老发愁的官员，在这些问题上去“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让公职人员“走群众路线”，治本的办法之一，就是实现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的均等化。希望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能以推动“走群众路线”的思维和魄力，彻底打破“双轨制”。
□王健（媒体人）
“医不过二代”应引起全社会反思 2013-10-31 10:26 来源：光明日报
“医不过二代”反映的是我们的医疗行业、医生群体生存环境出现了危机，宏观层面则更反映出当下我国行业差距逐渐扩大、行业之间逐渐失衡的问题。这一问题解决不好将影响经济的良性发展、人民的安居乐业，更会影响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
近日，广州医生被殴重伤、浙江温岭患者行刺医生等事件，使医务人员生存状态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工作压力较大、收入也不高，以及医疗纠纷频发、医患关系紧张等因素，使得年轻一代开始重新审视医生这一古老职业，已经出现“医不过二代”现象。据媒体公布的最新医师执业状况调查显示，中国78%的医生不希望子女从医。
近八成的医生不希望子女从医，这是当下医疗行业代际传承的客观事实。笔者往上三代均从医，可身为医生的父亲，却从不支持笔者择医为业；笔者父辈兄弟6人中4人行医，而到了笔者这一辈，堂兄妹共10余人，学医的仅有一位。作为数千年来代际传承最典型最持久的一个行业，难道《礼记》所讲的“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的传统，真的要沦为“医不过二代”的尴尬？
其实，“医不过二代”的尴尬背后，反映的则是整个医疗行业的弊端和危机。尽管现代社会学医的途径已经从师徒相传、父子相传转变成医学院校培养，但医学院校培养的准医生们，乃至现职的医生们改从他业或者离开临床一线的也大有人在。据媒体报道，国家每年培养的60万医科毕业生，只有10万多人成为了医生。一方面是医院一线医生严重不足从而导致医生任务繁重、压力过大；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医生、医科生逃离临床，医生群体生存环境的恶性循环已然开始，如不妥善解决，只会愈演愈烈。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国外，医生都是受人尊敬且收入颇丰的职业，医生子女为医生的情况也很常见。而当下我国许多年轻医生，经历了比其他行业更长时间的专业学习之后，不仅难以得到应有的尊敬和待遇，而且还要为整个医疗体制的种种弊端负荆，甚至遭受生命威胁，这是导致近八成医生不希望子女从医的根本原因。要改变这种状况，唯有从这些根本原因入手。
“医不过二代”反映的是我们的医疗行业、医生群体生存环境出现了危机，宏观层面则更反映出当下我国行业差距逐渐扩大、行业之间逐渐失衡的问题。简言之，就是医生、教师、农民、工人等职业在行业体系中综合幸福感较低，远不如公务员、金融从业人员、国企员工等行业群体。如此行业的失衡，不仅影响经济的良性发展、人民的安居乐业，更会影响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
父母对子女的从业倾向，是行业幸福感的天然风向标。“医不过二代”“教师不过二代”“农民不过二代”等行业价值观，值得全社会警醒和反思。(罗容海)
(责任编辑：陈传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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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门难进、脸难看”等，只是部分部门和人员违规，那在社会保障“双轨制”下享受丰厚的养老、医疗等福利，则是所有公职人员“合法地脱离群众”，尤其不该再容忍。
■ 观察家
“三中全会”召开在即，一系列关涉民生的制度改革能否启动，引起舆论广泛关注，其中养老金“双轨制”，更被视为必须要啃的“硬骨头”。对此，人社部新闻发言人近日予以回应，称养老金双轨制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并将建立符合机关事业单位特点的职业年金。
养老、医疗等福利政策，实质上是一种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双轨制”的长期存在，不仅在客观上拉大贫富差距，也在制造官民之间的心理隔阂。近来中央一再强调走群众路线，如果说“门难进、脸难看”等，只是部分部门和人员违规，那在社会保障“双轨制”下享受丰厚的养老、医疗等福利，则是所有公职人员“合法地脱离群众”，尤其不该再容忍。
遗憾的是，人社部“逐步解决”和“职业年金”的提法，让人不敢太乐观。民众对“双轨制”的不满，不在于其具体形式如何，而是不同群体福利悬殊的实质。在普通人“企业年金”几乎可以忽略的现实中，单给机关事业单位设“职业年金”，只会继续延续“双轨制”。正如很多地方虽取消了“公费医疗”，但又给公职人员“补充医疗保险”，结果是名义上公费医疗改革已经完成，但“医疗双轨制”实质上并未终结。
这种改了不如不改的做法，负面效应可想而知。学者孙立平曾提出“改革陷阱”现象：为克服某种弊端而出台一种措施，过段时间后，弊端死灰复燃，结果是该种弊端和为了克服弊端所采取的措施一起强化原来的弊端。诚如此言。职业年金如果付诸实践，极有可能和各地试点的“补充医疗保险”一样，不仅不能破除“双轨制”，反有可能固化弊端，对民心构成“二次伤害”。
必须提醒的是，当前的各种“双轨制”，已经在挑战民众忍受极限。近期广州的一组官方数据引起广泛关注：2012年广州居民医保人均开销是106.36元，而36个政府部门人均开销约7800元，卫生局的人均开销更高达2.87万，是居民的270倍！在这样的“数字鸿沟”割裂下，公职人员即便在具体工作中再勤勉亲民，恐怕也难以彻底消弭民众心头的愤懑。现实中，我们也确实常听闻有公务员抱怨工作累、不被理解，在“双轨制”下，官民仿佛生活在不同世界、走在不同的路上，想要彼此理解认同，难度可想而知。
有网民将广州政府部门远超居民的医疗开销，形象地称之为“官疗主义”。在“脱离群众”这一点上，“官疗主义”确实比“官僚主义”有过之无不及。而要一个从不为看病、养老发愁的官员，在这些问题上去“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让公职人员“走群众路线”，治本的办法之一，就是实现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的均等化。希望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能以推动“走群众路线”的思维和魄力，彻底打破“双轨制”。
□王健（媒体人）
“医不过二代”应引起全社会反思 2013-10-31 10:26 来源：光明日报
“医不过二代”反映的是我们的医疗行业、医生群体生存环境出现了危机，宏观层面则更反映出当下我国行业差距逐渐扩大、行业之间逐渐失衡的问题。这一问题解决不好将影响经济的良性发展、人民的安居乐业，更会影响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
近日，广州医生被殴重伤、浙江温岭患者行刺医生等事件，使医务人员生存状态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工作压力较大、收入也不高，以及医疗纠纷频发、医患关系紧张等因素，使得年轻一代开始重新审视医生这一古老职业，已经出现“医不过二代”现象。据媒体公布的最新医师执业状况调查显示，中国78%的医生不希望子女从医。
近八成的医生不希望子女从医，这是当下医疗行业代际传承的客观事实。笔者往上三代均从医，可身为医生的父亲，却从不支持笔者择医为业；笔者父辈兄弟6人中4人行医，而到了笔者这一辈，堂兄妹共10余人，学医的仅有一位。作为数千年来代际传承最典型最持久的一个行业，难道《礼记》所讲的“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的传统，真的要沦为“医不过二代”的尴尬？
其实，“医不过二代”的尴尬背后，反映的则是整个医疗行业的弊端和危机。尽管现代社会学医的途径已经从师徒相传、父子相传转变成医学院校培养，但医学院校培养的准医生们，乃至现职的医生们改从他业或者离开临床一线的也大有人在。据媒体报道，国家每年培养的60万医科毕业生，只有10万多人成为了医生。一方面是医院一线医生严重不足从而导致医生任务繁重、压力过大；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医生、医科生逃离临床，医生群体生存环境的恶性循环已然开始，如不妥善解决，只会愈演愈烈。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国外，医生都是受人尊敬且收入颇丰的职业，医生子女为医生的情况也很常见。而当下我国许多年轻医生，经历了比其他行业更长时间的专业学习之后，不仅难以得到应有的尊敬和待遇，而且还要为整个医疗体制的种种弊端负荆，甚至遭受生命威胁，这是导致近八成医生不希望子女从医的根本原因。要改变这种状况，唯有从这些根本原因入手。
“医不过二代”反映的是我们的医疗行业、医生群体生存环境出现了危机，宏观层面则更反映出当下我国行业差距逐渐扩大、行业之间逐渐失衡的问题。简言之，就是医生、教师、农民、工人等职业在行业体系中综合幸福感较低，远不如公务员、金融从业人员、国企员工等行业群体。如此行业的失衡，不仅影响经济的良性发展、人民的安居乐业，更会影响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
父母对子女的从业倾向，是行业幸福感的天然风向标。“医不过二代”“教师不过二代”“农民不过二代”等行业价值观，值得全社会警醒和反思。(罗容海)
(责任编辑：陈传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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