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30 April 2013

中国平均网速1.15M - 简侠宇


中国平均网速仅 1.15M 排世界80名之后 - 长江日报 编辑:简侠宇  2013-04-29 

邬贺铨昨日在汉演讲

“中国固网平均下载速率排在世界80名以后。”昨日,来汉演讲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透露。针对网民关心的上网收费跟服务也不成正比的问题,邬贺铨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邬贺铨介绍,截至2012年底,中国的互联网干线固网平均下载速率为1.15M(网络传输速度单位),而香港特区为10.5M,整个亚太或全球平均的速率为4.64M.中国的世界排名在80名开外。

邬贺铨说,如果用现在的带宽来算资费,像韩国宽带接入是45M,平均每一兆比的资费是低的,我国的带宽往往是2M,显得比国外高。他认为中国上网费的绝对值并不高,相对于人均的可支配收入就高了。

“还有一个因素,在城市铺光纤最容易,但一根光纤铺到一栋大楼几百户,城市的成本比农村的成本低,但现在我们是通信成本低的地方收费高,而在通信成本高的地方反而收费低,运营商要拿城市的低收费去补贴农村。”邬贺铨说,发达国家都有相关服务基金,用基金来补贴农村,中国运营商需靠提高城市价格来补农村。不过,邬贺铨认为中国的固定上网资费也有降价的空间。

邬贺铨此次受邀参加市委组织部主办的武汉干部教育“名家论坛”,主题为智慧城市与武汉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市直各部委办局及大型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近500人听取了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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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27 April 2013

壹基金 - 新京报


超越生死的志愿者品质 2013-04-27 02:30:21  新京报 

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热血的志愿者,正在兴起,但数量远没有达到需要衰减的地步。

  ■ 本周人物·汪策

  2013年4月22日下午,一位名叫汪策的女志愿者在向地震灾区运送救灾物资时,在芦山县境内被坠石砸中,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汪策生前是贵州某药业公司在川攀西片区经理。地震发生后,她主动请缨运送药品支援灾区,遭遇不测。4月28日原本是她33岁的生日,如今,生命的年轮停止转动,永远定格在32岁。

  媒体正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汪策——出生于贵州偏远地区,16岁便到成都读书并留在这里打拼,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公司业务骨干,待朋友热情豪爽,在家里是老大,养成了特别能照顾人的性情,也因此在未婚的状态下,就被同事称为“策妈妈”……

  如果仅此而已的话,汪策和在成都大街上随意碰到的千千万万在这里打拼的人,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她是因为一次悲痛的意外,而被动地成为“英雄”的。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包括她自己在内,所有人都希望这种悲壮和惨烈没有发生。她护送着满车的药物,来到灾区,送给急需的人们,然后略带疲惫地赶往回程。之后,生活继续,她就像朋友和自己所希望的那样,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半,与之一起艰辛但不失幸福地开始新的生活,为人妻,为人母。继续与她所热爱的世界和人们亲切相处,任光阴流转,在多年后的一个黄昏,用平和的语气,回忆起多年前那一段充满艰辛和危险,但终于走过来的行程。这,才是常态的志愿者的生活。

  但遗憾的是,历史是容不得美好的想象和假设的。汪策确实走了,带着她出发前在电话中给父母的那句话:我要去灾区当志愿者。这句普通的告别语,因为她的牺牲,而变成了一句颇有誓言意味的语言。这句话语所深含的,是一个志愿者视别人的痛为自己的痛,视世界的苦为自己的苦的大爱精神。作为一个典型的代表,她用自己的生命,令世界对“中国志愿者”这个新生的群落,抱之以崇敬的眼神。

  在网络上,也有人将这当成一个“志愿者给灾区添堵”的事例来加以“反思”。每一次大灾后,对救灾工作进行反思和总结本身,是有意义的。但不能违背一个基本前提,即不能用不合适的论据,去论证论点,那样得出的结论肯定是不合适的。

  比如,对志愿者的热情和专业水准不成比例的反思,从5·12救灾之后就在进行。抛弃“热血营救”“激情抗灾”而提倡“理性救援”和“专业主义抢险”,这些本身都是没问题的。但凭此就对结构复杂的志愿者,进行无差别的否定,那就陷入了误区。而凭此理论,拒绝所有热情的志愿者,给他们层层设卡,那更是大错特错。

  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热血的志愿者,正在兴起,但数量远没有达到需要衰减的地步。汪策的牺牲,是一个独立的个案和特例,不能拿来作为“反思”志愿者的案例。不仅如此,我们应该更多地从正面意义去看待她身上大爱的志愿者品质,这是超越生死,为所有人所景仰感佩的并需要更多人去发扬光大的。

  □曾颖(作家)

  ■ 志愿者说

  @黄金超人:昨天晚上在地震孤岛邛崃高何镇分发完物资时天已全黑了,当地的乡民劝我们留下过夜,此时才知我们下午走的道有巨石滑落,夺走了一位志愿者的生命。想想都有点后怕。可是考虑到灾情紧急,短暂商讨之后,我们还是谢绝了热情的乡民们的殷切挽留,再次出发了。

  @疯狂的黑娃:三个小朋友在我工作部的马路对面站着。我问他们叫什么名字,回答的声音带着奶气,我始终没听清。但我很清楚地听到了谢谢两个字。我竟然哭了。此时,应该是我说感谢。感谢你们让我继续坚定为灾区工作下去的决心。

  @行者小锋:地震类灾难,最大的危害在于:1、稳定期需要很久,余震不断;2、家毁以后,临时过渡性板房要住很久,不解决吃的问题,会衍生各种问题;3、同时危及很多人群,摧毁基本生存条件。因此在目前大量公益组织及志愿者活跃的情况下,化整为零,缩小范围,帮扶效率更高。

  @廖智:进入芦山救援的人虽多,可大家都像赶集似的一窝蜂涌向人最多的地方,实际上沿途很多岔路、斜坡往里走,都能找到房屋垮塌或受损的百姓,他们没有住处,下了雨又不敢进屋又没地方躲,两面为难。今天我们一路挨家挨村地走,给他们送上塑料布,帮忙搭建帐篷,他们说:还以为我们没死没伤就没人理了,幸好你们来了。

  @WongPok:志愿者的价值不仅仅是表达善意,而是表达正确的善意。汶川地震我们有五十辆车上百人,灾区满场飞,结果几十人折腾一天还没专业物流单车俩人干的活多,剩下都是添乱。汶川地震空投第一人,不是军人不是医生,是一位电信工程师,因为他修好一个基站只需十分钟。以最简洁的行动换取最高的价值,便是善良。

  ■ 网友说

  @徐卓阳:昨晚节目的面孔是廖智,汶川地震中失去双腿如今戴着义肢在救灾前线做志愿者的姑娘,编辑至今想不通她为什么坚定谢绝采访。我想她所做的一切,包括谢绝采访,都是为了让受她影响的人意识到,灾难不应造星,灾民才是主角。一个志愿者的自然情怀,正对应一个媒体人的专业素养。

  @朴抱一:雅安震后,网络上涌现出各种“理性救援论”称,私家车、志愿者不要前往。事实上,在以往国内外历次地震灾害中,灾区及附近的居民、以及组织有序的志愿者们才是救援的主要力量。

  @破破的桥:1.本人印象,对志愿者的批评大量出现在汶川地震半年之后,当时说得并不多。不知为何。2.称士兵为专业、志愿者为业余,是何道理。3.灾区路线堵路一说,是否有位置、时间、原因统计?

  @章文的文章:地震发生后,最重要的是救人,而救人要靠专业人士而不仅仅是爱心,救人还要抢时效。因此我很认同微博上的呼吁:非专业人士不要涌入芦山灾区,不要堵塞本来狭窄的救命通道。爱心此时应让位于理性,要相信专业的救援队伍更能有效地救人赈灾。非专业人士可以在后方鼓劲并捐献物资。

  @于建嵘:对这一点,我非常同意。汶川地震发生后,我即赶到震区,最初想去搬砖抬石救人,可根本无用武之地。后来我到灾民安置点当志愿者,又发现笨手笨脚。最后,我只得搞灾民安置调查,写过几个报告,对灾区重建中土地确权及安置原则提了一些建议。




公益要对贪腐“零容忍”  2013-04-27 02:30:57  新京报 

芦山地震之后,各类慈善机构在救灾上表现出众,其中尤以壹基金为代表。2010年刚开始运作的壹基金,短短几年,为何能赢得民众如此信任?慈善机构如何保证善款使用的透明?公众人物和制度,对慈善机构的作用是什么?未来发展还面临哪些难题?……新京报专访壹基金秘书长杨鹏。

  ■ 访谈嘉宾

  杨鹏 壹基金秘书长

  与汶川地震仅仅相隔五年的时间,一场相同的灾难再次降临到四川这片土地上。2013年4月20日8点0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在难以预测的灾难的面前,中国民众再次展现出了自己的大爱,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为灾区捐款捐物。但一个鲜明的对比是,以壹基金为代表的民间公益组织一呼百应,壹基金在一天内所收到的承诺捐款总额便超过2000万元;但中国红十字总会发出的救灾倡议却招致一片骂声。在随后几天的统计中,壹基金的募捐数额也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慈善机构。

  其实,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非常年轻,它于2010年12月成立于深圳,是全国首家具有独立身份的民间公募基金会。它是如何成为公众为雅安捐款的主通道的?新京报专访了壹基金秘书长杨鹏。

  企业家看得懂我们

  做公益,最大的动力和最大的压力,就来自于公众的信任。

  新京报:此次地震,壹基金共募捐到了多少善款?

  杨鹏:截至4月25日24:00,壹基金共收到社会公众、企业单位125万人次的捐赠,捐款总额为1.689亿元,还不包含物资捐赠统计。

  新京报:这些善款目前有多少投入到了灾区?后期打算如何使用?

  杨鹏:目前物资配送正进入高峰期,陆续有物资到达雅安。灾后五天内首先是紧急救援工作,随后是持续一个月的过渡安置,以配送灾民急需的救灾物资为主,主要包括饮用水、帐篷、棉被、睡袋、食品、药品等。第三个阶段是灾后重建,大量的资金会使用在灾后建设上,这个资金如何使用好,做什么有意义的项目,这可是个大问题。

  壹基金已经决定于5月7日召开紧急理事会,专门讨论灾后建设的资金使用。理事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雅安是地震多发带,要为雅安的地震灾害管理做一个有长远意义的项目。

  新京报:第一笔善款来自谁?此次捐款和此前的一些捐款有什么不同?

  杨鹏:初步统计,我们的第一笔网络捐款来自新浪微公益,10点38分壹基金正式开通了微公益,10点40分收到了第一位网友的一块钱的捐款。第一笔银行账户捐款也在地震当天上午,捐款人是一位普通民众。这是历史记录的反应最快的爱心跳动。

  到4月24日,有115万笔的爱心捐款,公众捐款和企业捐款数量大约各占一半。

  新京报:企业界纷纷宣布捐款,但很多企业都指定捐献到民间公益组织壹基金。为什么壹基金会获得企业界这么多的信任?

  杨鹏:壹基金的治理制度和股份制企业的治理制度差不多,企业家看得懂我们,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原因。

  新京报:看到这么多捐款,你有什么感受?

  杨鹏:这是很大的信任,很沉重的责任,我们内心压力很大,很紧张。所以,王石提议召开紧急理事会,讨论如何合理使用资金。壹基金的理念是人人公益,这次是人人公益的爆炸性参与,我们不能让壹基金家人们失望。

  做公益,最大的动力和最大的压力,就来自于这种公众的信任。

  公益组织都有被质疑的压力

  会不会因为一些监控的死角,会不会因为正直文化的力度不够,而出现问题呢?有可能。但是,出了问题,一定会被处理。

  新京报:民众最为忧心的是善款不能物尽其用,真正用到灾民身上,也担心民间公益机构是否能够真正做到过将善款公开透明地处理。你认为公益组织应该如何打消捐款者的疑虑?

  杨鹏:一个组织要把事情做好,让人信任,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

  一个因素是价值文化,这个组织的成员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耻辱的,什么是荣耀的,什么是行动的意义,等等。也就是说,这个组织的成员具有价值共振。这样就是谁想做坏事,会受到上下左右发自本能的反对,这看来简单,其实是最难做好的。

  公益组织是价值导向的,是为意义而工作的,如果没有价值立场,没有理想主义,这个公益组织就失去了动力,也失去了自我约束的心劲。从长期来看,一个狂热进取的奋斗奉献的文化,是组织最核心的能力。

  其次,是这个组织的权力制衡的制度。这样的制度使贪腐的事情难以发生。例如,每出一笔钱,要经过项目官员、项目总监、财务总监、秘书长的批准,如果再加上审计长对财务的全方位监督权,这样的设计使贪腐的成本很高。再加上组织内部正直诚实的文化,贪腐发生的几率就很小。但是,会不会因为一些监控的死角,会不会因为正直文化的力度不够,而出现问题呢?有可能。但是,出了问题,一定会被处理。

  新京报:这次引起民众比较多关注的是,官方机构红十字会所遭遇到的质疑不断,而壹基金却赢得了不少的信任,你是怎么看的?

  杨鹏:我在一次采访中说,是因为老百姓喜欢壹基金,后来有网民回复说,我也讨厌壹基金,但讨厌的程度少点。其实,所有公益组织都在被永恒质疑的压力下,现在喜欢壹基金多一点,并不意味着以后永远喜欢你。越喜欢你,对你的要求就越多。你的工作压力就越大,你就不得不去努力做得更好。

  我们不能保证都能满足捐赠人的期望,我们只能说,我们努力工作了,我们对贪腐是零容忍,这是我们唯一可以承诺的。

  新京报:有人说,希望芦山地震能够给陷入信任危机的中国慈善机构一个机会,看看是否能够恢复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心。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杨鹏:我们只想说,我们努力在严酷的监督下成长,成长为阳光健康的力量。让公众不要对我们失望,持续支持我们。从自己做起,巩固公众对我们的信任,这是我们的希望。

  公益的生命力来自参与者

  组织的生命超越个人的生命,每位参与者都在推进公益事业的扩散。

  新京报:民间公益其实也是一直在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此次,壹基金的救援联盟比较迅速赶到了灾区,也很努力地发挥了他们的专业优势。据了解,壹基金救援队伍的建设其实也是这几年慢慢发展起来的,能否介绍一下?

  杨鹏:壹基金的自然灾害救助,分为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壹基金救援联盟,成立于2008年汶川地震的救援,由285家救援队组成,成员组成是一些喜欢户外运动的专业志愿者。壹基金救援联盟的主要任务,是在灾后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内进行搜救,抢救伤员。本次芦山地震过程中,壹基金救援联盟共有14支救援队120人参加了搜救工作,全部搜索范围98公里左右,成功搜救重伤员20名,寻亲者1名,救助轻伤员56人,转运伤员600余人。

  另外一个系统是壹基金民间联合救灾网络,这是壹基金与十个省两百多家民间组织组成的救灾网络,在自然灾害救助中主要任务是灾后过渡安置与灾后重建。过渡安置主要是配送救灾物资,灾后重建主要是建设大一些的项目。

  这两个体系,都是分布在全国的,每当一个地区有灾害发生时,我们就能第一时间动员距离最近的机构和仓库,参与到救援中去。这次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壹基金救援联盟队伍第一个赶到现场,参与生命救援。而壹基金民间联合救灾的伙伴团队也马上动身并在晚上抵达芦山,四川、陕西、贵州的备灾仓库物资第一时间调运,在灾害发生的第一天就开始了物资发放工作。

  新京报:此次地震,李连杰并没有到灾区一线,很多人说壹基金如果想真正成长壮大,应该减少李连杰的个人影响力,而壮大壹基金本身的力量。你觉得这次是否是个开始?

  杨鹏:首先,如何理解“一线”这个概念,地震发生第一时间李连杰就打电话给我,同时在他的微博上呼吁大家紧急救灾。这以后,一直在呼吁和动员更多的朋友参与到救灾中来。我认为他工作在一线,只不过这个一线,不是雅安。只要壹基金雅安救援中有具体的工作需要他来,他会来的。

  我不同意减少李连杰的个人影响力,我认为壹基金真正成长壮大,不是减少,而是要加大李连杰的个人影响力,加大理事们的个人影响力,加大每位愿意支持壹基金的爱心人士的影响力。李连杰是壹基金的创始人,也是壹基金人人公益理念的奠基人,广受公众喜爱,为什么不去扩大他的个人影响力呢?

  我理解有人想说的是,壹基金是一个现代的理事会治理下的公益组织,这是一个组织在发展,组织的品牌在提高,组织的能力在强化,组织的生命超越个人的生命,这没有错,我们每位参与者都在支撑壹基金的发展,都在推进人人公益事业的扩散。重要的是人人公益的事业,我们每个人都是服务员。壹基金的寿命会超过我们发起人的寿命。重要的是,壹基金的持续的生命力。这就是为什么,李连杰这样定位自己和壹基金的关系,他说,他是壹基金的志愿者。

  新京报:壹基金的发展还面临哪些难题?

  杨鹏:第一个难题,壹基金是一个深圳地方注册的公募基金会,因此我们在办理全国性手机捐款号码时就会遇到困难。换一个角度表达,壹基金人人公益在全国推广,受到很大的限制。就如同成立于深圳的招商银行,只准在深圳动员大家来存款,不准在北京动员大家来存款一样,希望改变这种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让壹基金在公平竞争中去接受人民的选择,去推动人人公益。

  第二个困难,我们工作人员一直超负荷工作,迄今还没找到让大家劳逸结合从容高效工作的办法。

  新京报:你们的发展目标是什么?

  杨鹏:2012年共有10万人通过壹基金受益,共有780万人次捐款,网上共有5亿4千万次参与,行动现场共有五万人次参与,我们希望扩大这个目标,四年以后,我们服务的人数能达到30万,达到每年两千万人次的捐款,现场活动有二十万人参与,年度筹资额度达到5个亿,成为中国最有能力推动人人公益的公益基金会。

  □新京报时事访谈员 兰燕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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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26 April 2013

Blood pressure vs age chart



















Blood pressure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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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人幣並存 兩地兩幣商機大 - 梁振英


013年04月26日 星期五  港幣人幣並存 「兩地兩幣」商機大 - 梁振英 兩岸及香港《經濟日報》財經高峰論壇

(編按:行政長官梁振英在財經高峰論壇上強調,現時是中國人在近代歷史的黃金時期,兩岸三地應放下包袱,接受開放,否定零和,相信合作,突破框框,創造和用好更大的發展機遇。以下為其發言節錄。)

相對於中國內地和台灣,香港的整體優勢是高度開放、高度多元、高度靈活和高度國際化;香港的優勢產業包括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金融服務、專業服務及貿易服務

中央政府在「十二五」規劃中,明確表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自2004年開始以來,香港的人民幣業務範圍不斷擴大,門類也不斷增加。

回歸後 有人曾憂港幣被淘汰

人民幣是內地的貨幣。香港的法定貨幣是港幣。香港回歸之後,一國之內,兩種貨幣以不同的發行和兌換制度和不同的幣值並存,這個在香港準備回歸期間帶有挑戰性的課題,今天反而為香港創造了商機,在今天論壇的主題下,是很值得我們總結和思考的代表性問題。

25年前,1988年,我作為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負責為起草《基本法》收集意見。我到了社區,往往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梁先生,1997年7月1日那天,起床到樓下去買回歸後的第一份早餐,用甚麼鈔票?」我說:「《基本法》的徵求意見稿裏面有一條:『港元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定貨幣,繼續流通。』」大家說:「梁先生,你不知道,一個地方政權一換,第一件事就是換旗幟,第二件事是換鈔票,回歸後,沒有可能繼續使用港幣。」

「兩地兩幣」在回歸當天就已經是我們習以為常的事實,但是在九七年前很多人以為不可行。不僅是一般人以為不可行,美國一位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也認為不可行。他說不管你一個國家有幾種制度,總之一個國家不可能有兩種鈔票,小發行量的鈔票會被大發行量的鈔票取代,意思就是說九七年後港幣要被人民幣淘汰。這句話對當時部分香港人來說造成相當大的顧慮。

最大人幣資金池 投資產品多

過去,有人顧慮港幣被人民幣取代,現在,人民幣業務是香港金融界主打的對象,也是港台合作的一個新內容。香港用優良的金融制度,經驗豐富的從業員,加上國際業務關係,把「兩地兩幣」視為機遇,再轉化為頗有潛力的商機。

去年,香港銀行處理的人民幣貿易結算,總額超過26,000億元人民幣,按年上升37%。通過貿易結算等活動,滙聚了超過7,000億元人民幣。今天,香港擁有最大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這是人民幣融資活動和人民幣金融產品創新的最獨特的優勢。

在人民幣產品方面,上月底,在香港發行的人民幣債券未償還餘額累計達2,570億元人民幣。2012年,以人民幣計價的人壽保單已收保費超過90億元人民幣。其他人民幣投資產品包括貨幣期貨、A股ETF、人民幣及港元雙幣交易的股票等。

擴大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試點的安排已在上個月公布,容許內地商業銀行、保險公司等香港子公司和註冊地及主要經營地在香港的金融機構申請RQFII資格,同時放寬RQFII資金的投資限制,允許機構根據市場情況自主決定產品類型。促進多元化的人民幣投資產品出台,深化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同時促進人民幣資金在內地與香港之間的跨境使用和循環,有助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這些都是帶有超越商業意義的發展。

兩岸於去年八月簽署了《海峽兩岸貨幣清算合作備忘錄》,其後,中國人民銀行與中國銀行台北分行簽署了「清算協議」。港台在人民幣業務方面也有了非常緊密的合作。現在23家台灣參加行已經加入了香港人民幣即時支付系統,利用香港平台進行離岸人民幣貿易結算,這是香港在新的兩岸關係中的一個新功能。

憂內地人搶飯碗 現專業北上

除了金融業,香港的專業服務業也是香港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貨幣問題一樣,在回歸前,部分香港人顧慮內地的專業人士在回歸後到香港所謂「搶飯碗」,因此在《基本法》出現了一些條文,限制內地專業人士來港執業。

但是大多數香港的專業人士還是掌握了在內地發展的機遇,現在,香港的11個主要專業界別當中,最少有5個在內地的專業費用收入,總額比在香港的還要多。至於未來,中央明確表示,在「十二五」期末,通過CEPA,基本實現內地與香港服務貿易自由化。截至去年,CEPA已為香港在48個服務領域公布了338項開放措施。

在香港的中介中轉功能問題上,也曾經有人顧慮香港會因「三通」和ECFA而流失兩岸之間的轉口貿易。但經驗說明,在兩岸經濟規模擴張,以及ECFA便利兩岸直接貿易而帶動的經濟增長,都惠及香港的轉口貿易。ECFA全面實施後,兩岸經香港的貨物貿易額繼續增加。2012年兩岸經香港的轉口貨物貿易總額達310億美元,佔香港整體轉口貿易的7.1%,再次說明兩岸和香港的經濟關係不是零和關係。

兩岸三地 拋開顧慮加強合作

香港政府一直採取對外開放、合作和分享的友好政策,我們認為,繼內地與香港簽訂CEPA、內地與台灣簽訂ECFA之後,香港和台灣應該訂定類似的制度化經貿合作安排,以全面提升兩地的經貿關係。

各位朋友,兩岸和香港在過去三十多年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各自取得巨大的成就,各種關係也穩定發展。客觀的說,這段時期是中國人在近代歷史的黃金時期。我們各自取得成就,關鍵是我們都能擁抱歷史進程帶來的變化,拋開顧慮,放下包袱,接受開放,否定零和,相信合作,並且以發展的眼光看待三地的關係。今後,只要我們不斷的突破框框,擴大開放,加強合作,兩岸和香港的經濟必定會創造和用好更大的發展機遇。




2013年04月25日 星期四  反思資本主義 企業只求盈利? - 黃元山

世事就是這樣的巧合,當英國工會的公敵戴卓爾夫人死訊傳來的時候,就正正是香港這個前英國殖民地爆發近來最大規模的工潮的時候。

戴卓爾夫人是建基於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的忠實支持者,也一手把英國經濟重新找到了增長的亮點;但是,資本主義這個制度,是否「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引述美國其中一家最大的健康食物連鎖超市,標普500成分股之一的Whole Foods Market Co-CEO John Mackey所說:「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是人類自古以來最有效的想法,但我們應該更進一步。願我們不畏懼的再往上高攀。」(Free market capitalism i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ideas we humans have ever had, But we can aspire to even more. Let's not be afraid to climb higher.)

Mackey表明自己是資本主義的積極支持者,不過,連他也質疑,我們是否可以做得更好?最近發生的碼頭工潮,能否作為香港社會討論的一個契機?

傳統以來,香港的資本主義是與芝大前輩Milton Friedman的看法一致的,Friedman名言:「企業唯一的社會責任,是用自己的資源和活動去增加盈利,只要企業守規則,就是要公平公開而沒有出千的競爭。」除了守規則,贏大錢之外,資本主義還需要行前哪一步?

企業盈利 是必要條件非目的

對於企業盈利,筆者個人的看法,傾向於Jim Collins和其他管理學大師的說法(包括Peter Senge等):「企業盈利是生存的必要條件,是一個達到目的的手段,但不是一些有遠見企業的生存目的。盈利就像人生存所需的空氣、食物、水、和血一樣,這些都不是生命的意義,但是如果沒有這些,就沒有生命。」

當然,每個人的生活哲理不同,事實上,有一派的意見就是,人生存的意義就是在於「呼吸、吃、喝、拉」,如果連人的生存都只是一齣荒謬劇,那企業自然不需要談甚麼生存意義。正如空氣對於人一樣,錢和盈利只是一個by-product,但卻不應是一個an end by itself。當企業能提供優質的服務或產品,兼又是社會所需的時候,盈利自然跟隨而來

另外,筆者認為,股東不可能是企業唯一的持份者,其他非常重要的「持份者」還包括員工、顧客、供應商、甚至是環境資源等。這個理念,亦是著名的Harvard商學院教授Michael Porter前幾年提出的「shared-value capitalism」概念,亦接近最近Mackey大力提倡的「conscious capitalism」。今次工潮的關鍵之一,是外判制度;而外判制度的核心問題,就正正是企業如何看待員工。

視員工為「持份者」 分享盈利

外判制度當然是合法,但是否合理就要看具體情況。一般來說,企業會把一些自己沒有競爭力的非核心業務外判,就算是非牟利機構,也是一樣。從經濟學角度出發,此制度確實對公司營運效益有正面作用;比如說,大學會把飯堂外判,並非是大學管理層不能營運飲食業,而是管理層能集中管理自己的核心業務,就是大學教書和研究。

外判有其合理的經濟邏輯,但當企業把自己的核心業務也外判的時候,例如貨櫃碼頭管理把碼頭核心工作也外判的時候,當中可能就涉及一些非傳統的經濟邏輯;不能證實,但純屬推測的原因可能是:香港整體貨櫃碼頭業會隨着時間式微,與其加大投資自動化機械,不如用人手操作,但由於大方向是萎縮,勞動力安排務求要非常「靈活」,為了減少被現有勞動條例束縛,於是外判。

這個安排,可能引起不少人非議,而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起碼有一個問題,就是勞動力的定價問題。

基礎經濟學,所有市場的價格皆由供求關係而定,包括勞動力市場;意即由於低學歷的勞動力只能選擇某些低技術工種,令市場可以只付出最低門檻的勞動力價格。再者這群勞動力較難轉行,即使工作環境及待遇較差,他們亦只好「硬食」;從經濟學來說,這也是一個「revealed preference」,即是既然工人選擇這份工作,反映了alternative是更差。

問題是,勞動者是否單單一個「物件」,還是一個爭取企業盈利的持份者(stakeholders)?如果是後者,那麼勞動力的價格,便不是單單一個物件的供求關係和市場定價,而是在企業盈利上,也能分一杯羹!

把考慮點擴大 發展更持續性

在外判制度下,工資單是供求的定價,但企業在市場上獲得盈利,就不與工人分享成果。相反,如果員工能分享到企業的創富成果,而不是純粹的市場公價,就是之前所指到的「shared capitalism」和「conscious capitalism」。

坦白說,這件事知易行難,能付55元請到員工,有哪一個老闆願意再與其分享企業的盈利和成果;事實上,筆者認為這是一個paradigm shift,但也是資本主義要持續下去必要走的路,因為傳統資本主義精於資源分配,減少浪費,但卻往往為社會帶來了負面的界外效應(例如社會資源過分集中等)。

無論是甚麼名稱,在創造財富的過程中,尤其是那些發達國家和知識性經濟體裏,資本主義是否能再被「enlightened」,超越了戴卓爾和Friedman年代所認識的資本主義,追求盈利時把考慮點擴大,使整體發展更有可持續性呢?



澳洲碼頭工遇上香港碼頭工 - 王婷 蘋果日報 2013apr26

香港碼頭工人罷工持續,前不久,澳洲海事工會(Maritime Union of Australia──MUA)數十人專程來港聲援,筆者訪問了幾位代表。據《明報》採訪報道,和黃集團將在澳洲布里斯本及悉尼開設碼頭,為第3間駐紮當地的碼頭公司,初步打算聘請1,200人,給出的薪酬條件是:全部直接僱用,年薪8萬澳幣(約64萬港元),即月薪約5.3萬港元,每周工時38小時、每日以8至12小時輪更工作。

在澳洲,做碼頭工人是一份不錯的選擇,工人全部直接僱用,薪金幾乎等同於大學研究員,每日工作時間也謹守8小時。對比下香港,碼頭工人大部份是外判,少數才是公司直屬工,外判工常連續工作12至24小時,每周工作時間達70至80小時,受苦受累,年薪僅約20萬;與澳洲工人對比,則香港碼頭工人工時長近3倍,而工資不到他人的三分之一,可算上天壤之別。

為何兩地同樣都是碼頭工,同樣都為和黃集團投資,而工人的勞動條件卻相差如此之大呢?據我們訪問兩地工人和工會之後,發現這其中的差別,最大原因首推工會。

澳洲的工會為單一工會,而涵蓋工人範圍廣闊;相比之下,香港工會數目雖多,涵蓋工人卻不多。澳洲碼頭工人全部屬於一個工會:澳洲海事工會MUA,該會共有14,000名會員。據來自悉尼分會的工會幹事Joe Deakin介紹,在悉尼,海事工會約有2,500名會員,其中三分之一是碼頭工,而所有碼頭工人全部都加入了MUA。相比之下,香港葵涌貨櫃碼頭約有2,500人,就有四個工會,分屬職工盟、工聯會、勞聯。其中最大的勞聯屬會「香港國際貨櫃碼頭職工總會」亦只有逾500名會員而已。工會既繁多,又無力覆蓋到所有工人,導致了單一工會勢力單薄,而工人的聲音也無法整體傳出來。香港今次事件中,職工盟要求加薪幅度20%至23%時,工聯會卻只要求加薪12%;而在勞聯工會會員同意接受資方提出的加班工資增長方案後,勞聯也宣佈結束按章工作,不再聲援罷工工人。

另一方面,澳洲工會作為集體談判的組織方,合法地領導工人與企業開展勞資談判,其間工人可開展罷工等工業行動,人身絕對安全;而香港的工會並不得到公司的承認,公司還會千方百計阻止工會入場談判,並對罷工的工人予以懲戒,威逼利誘工人妥協。澳洲工會平均三年與企業談判一次,達成勞資協議EBA──Enterprise Bargaining Agreement。談判時間視情形而定,通常持續4至5個月,如果達不成協議會再拖延。談判期間,工人可以發動罷工而豁免法律責任。據MUA工會幹事介紹,和黃集團和MUA已達成集體協定,其所僱用的澳洲碼頭工人工資以後將每年增長5%;而這邊廂,香港碼頭公司可以十多年未加薪,而工人不得不忍氣吞聲,原因之一就在於工人勢單力薄,而工會的地位不被承認,無法代表工人邀約公司集體談判。即便在工人發起罷工行動,以此來邀請公司談判之後,公司起初仍堅持拒絕工會,只願與工人談──直到勞工處安排工會與公司談,公司方仍不死心,不停推卸責任到外判商,外判商代表又一次以各種理由離開談判席,並死咬「5+2」加薪方案。而面對此情此景,工會卻始終無可奈何──因為談判的主動權一開始就掌握在資方手中,且工潮開始之後,HIT第一時間就申請法庭禁制令,並獲得批准,阻止了工人在碼頭罷工,也令工人行動時必須處處小心,時刻擔心要收到律師信,惹上打不起的官司。

除此之外,澳洲的工會還獲得了澳洲政府的政策支持,政府首腦很理解工會的概念,允許工會的活動,並認可工會開展集體談判時的行為合法;而在香港,這些年工潮已很少見,集體談判權、罷工權的確立更是遙遙無期,令工會的工業行動無不如履薄冰。這樣積弱的工會狀況之下,勞工處只一味強調要中立,卻連勞動者的基本權利都未保護到。勞資力量高度不平衡,令工人無法可想,只能以罷工作最後一搏──而所有後果都得由自己買單。

兩地的勞動條件與工會狀況懸殊,令我們清楚地理解:工會強則勞動條件好,工會弱則勞動條件差;但即便如此,我們仍想知道,為何這同一個集團──和黃集團,在澳洲這樣一個工會強的地方就可以適應工會文化,認真和工會開展集體談判,尊重工會和工人權益;而在本土香港,只因工會薄弱,就肆無忌憚剝削工人,打壓工會,令工人勞動尊嚴蕩然無存呢?

王婷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博士研究生


反對政府 等如外國勢力? - 張秀賢 蘋果日報 2013apr26

吳康民日前〈不可輕視英國在香港的潛勢力〉一文說道,港英餘孽當中分成四個梯隊,第一梯隊就是以陳方安生為代表的港英培養的高官勢力,第二梯隊則直指以自由黨為主的商界精英,第三梯隊是最後關頭反「中」的雙面人,第四梯隊就長期潛伏,未有動靜。這種說法,無疑是「大包圍」地標籤與梁振英政府「作對」的政治人物,將他們反對政府的原因打成「外國勢力」影響。這種指控廉價有效,但最後只會進一步撕裂社會

左派圈子一直指稱泛民主派,以至親建制的商界精英、前朝高官為港英餘孽,「非我族類」者都是受外國勢力煽動。這種「外國亡我國之心不死」之思想不斷膨脹,導致今天愛字頭的組織動輒指罵反對政府政策的人為「外國狗」,跟英美進行政治勾結。這種說法既無證據證明真偽,更無助社會討論。若他日社會只剩下「英國狗」、「美帝代理人」,討論如何持續下去?所謂的「理性討論」恐怕只變成空談而已。

更值得一看的是,吳老在文中指出麥齊光上任12日就因涉嫌騙取公務員津貼的行為,而被迫下台,暗指當中有敵對勢力在翻舊賬。若一個人「行得正,企得正」,又何需要擔心「舊賬」被翻呢?左派圈子這種自己陣營「受罰」,將責任推到他人煽動,這反映他們完全沒有自省之心,不知奉公守法為何物。在將來,以至討論政改普選之時,這種不問前因,只問陣營的抹黑指摘會變得越來越普遍,香港市民必須要保持雪亮眼睛,看清當中的是非黑白。
還記得去年的《ATV焦點》,當中的評論就說到反國教陣營當中「倫敦、華盛頓身影若隱若現」,將這種「外國勢力」陰謀論說得言之鑿鑿。事實上,若從反國教運動開始之時就看到,這種外國勢力論只是左派陣營自知理虧之下,抹黑爭取同情之舉。到最後,真理還是會越辯越明,謠言只會不攻自破。但在此,我懇請吳老與左派人士,不要再搬「外國勢力」這個萬年化石出來,我們真的厭倦了這個萬用理由。

張秀賢




香港已失守 - 楊繼昌  蘋果日報 2013apr26

甚麼是黑色幽默?中文維基的定義是──不是單純的滑稽,而是帶着濃厚的荒誕、絕望、陰暗甚至殘忍的色彩。

香港滅亡的過程,看來會不斷浮現黑色幽默的色彩。繼發展局局長自己發展劏房,現在輪到揭發廉政專員親自用公帑送禮。看來,香港人要發現海關關長走私奶粉、入境處處長是蛇頭、警務處處長是真正的黑社會大佬等等,應該為時不遠。

整件事最失格的地方,是它充滿「中國特色」。如果你送的頂級的貓屎咖啡,可能事情會出現截然不同的解讀,但偏偏你送的是茅台。3月的兩會,民建聯在北京所送的禮,也是茅台。或者民建聯是入鄉隨俗,但廉署卻是主隨客便,雖讓強國官員賓至如歸,不過卻疏於展示香港特色,未免太對不起旅發局。

收禮人的身份,也是黑色幽默的示範──兩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和四川省副省長。檢察長來港學肅貪,最後收禮;川官來港感謝港府撥款賑災,來謝禮也有禮。中國模式,大獲全勝。

湯顯明現在是政協委員,他當日利用職權送禮,是否乃換取延後利益?《鏗鏘集》不久前曾報道,來港上市的國企賬目混亂,但為何這幾年,我們看不到廉署檢控過半間中資公司?不過這些疑問,可以預見,都會不了了之。

黑色幽默不斷,助長無力感,繼而使人麻木。我在街上用手機看這則新聞的時候,有個路人突然「咳吐」一聲,將一口濃痰落在我的腳前。還說甚麼城邦自治、中港區隔?come on,香港早已失守。

楊繼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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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廉价劳动力时代 - 李宏彬


告别廉价劳动力时代   李宏彬   发表于2013-04-25 08:09

劳动力市场管控放松以来,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推动了经济增长。

  劳动力短缺的时代已经到来。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调查,全国117个城市中“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在2001年一季度为0.65,随后持续攀升到了2012年一季度的1.08;珠三角在2008年一季度甚至一度到达1.89的高位。而“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突破1.0就已经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增量上的供不应求。

  劳动力市场管控放松以来,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推动了经济增长。源源不断的农民工供给在很长一段时期压低了中国的工资水平,但其增速已经放缓。以1997年为界,农民工增速由之前的年均10.8%下降到之后的4.6%。

  这一放缓的趋势还在继续。一方面,这是由于适宜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已经基本转移殆尽。另一方面,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下,进城的农民工无法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无形中增加了他们的转移成本。

  中国经济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经历了显著的劳动力成本上涨。到今天,中国的劳动力短缺已初现端倪,我们行将告别廉价劳动力的时代。不过,这一时代的终结并不一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终点,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已为中国积蓄了新的比较优势。得益于企业大量的研发投入和资本深化,中国劳动生产率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年均增长率达11.3%;同时,教育的普及与高校的扩招都促使中国的人力资本得以迅速积累。

  我们需要有远见卓识的改革家,来驾驭这个转折的时代,提升教育质量、鼓励创新、培养企业家精神。那么,当廉价的“中国制造”悄然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崛起的“中国创造”可以继续引领中国经济长远地发展。

  (作者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史带讲席教授,摘编自《财经》杂志2013年第12期)

 录入编辑 周子静




房贷仍是银行的“摇钱树” 2013-04-26 02:30:43  新京报 

  ■ 数据解读

  工业制造业的走弱与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形成了银行贷款此消彼长的格局。银行房贷的支持,对于近阶段房价上升趋势的形成,显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央行4月2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到今年3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的余额为65.76万亿元,同比增长达到14.9%。

  这个增长出来的贷款主要投向什么领域?央行的报告称,与整体贷款增速放缓形成对比的是,3月末房地产开发贷款以及个人购房贷款都在稳步增加,其中地产开发贷款余额1.04万亿元,同比增长21.4%;房产开发贷款余额3.2万亿元,同比增长12.3%;个人购房贷款余额8.57万亿元,同比增长17.4%。

  与此对应的是,到3月末,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为6.46万亿元,同比增长仅3.2%;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16.55万亿元,同比增长8.9%。

  两相一对照就可看出,涉房贷款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其他贷款的增速,形成一个信贷“高地”。

  房贷增长超过其他贷款,这与目前我国的经济局势倒是相匹配的。汇丰日前公布的4月份PMI预览值仅录得50.5%,不仅创两个月以来新低,而且大幅低于市场预期。工业制造业的疲软使银行在这方面的贷款需求出现了下降。但是,国家统计局几天前公布的3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表明,承接去年下半年以来出现的上涨趋势,除了个别城市房价出现下跌外,绝大多数城市的房价都出现了上涨。工业制造业的走弱与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形成了银行贷款此消彼长的格局。银行房贷的支持,对于近阶段房价上升趋势的形成,显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各种宏观的和微观的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运行的不确定因素正越来越复杂,导致推动经济复苏面临很大困难。这种局面的形成,对于各行各业来说都不是好消息,对银行来说更是如此。经济复苏,经济上升的趋势形成以后,百业兴旺,对银行信贷的需求上升,银行就能够通过放贷赚到利息。反之,社会对银行信贷的需求就会减退,银行贷款增速减缓以后,它的巨额存款利息的压力就无法消化,从而对其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目前,我国的各大银行正面临这样的困局,在此情况下,房贷已经成了各大银行难以割舍的一棵“摇钱树”。

  控制甚至降低房价是本轮房地产调控的一个目标,但时至今日,这个目标已经显得越来越遥远。在这个过程中,银行贷款确实对房价上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我们能够把板子打在银行身上吗?在目前的调控政策中,控制银行信贷是一个重要选项,而目前投放于市场的银行信贷大都是在调控政策许可范围内的,因此,将调控难以奏效的原因归罪于银行,其实是没有理由的。那么,政策面上是否可以将房贷一门关死,要求银行一分钱也不能流到房地产市场当中?先不讨论其可行性,如果这样做了,彻底失去信贷支持的房价也许真的要大幅下跌,开发商固然只能趴在地上,但是估计银行也要受不了。当然,最为重要的,如果房价真的因此而出现大幅度的下跌,地方政府一定比银行更受不了。

  市场化的银行信贷,托起了一个市场化的房地产市场,让那些带有计划管理色彩的调控措施难以奏效,这就是目前房地产市场的症结。

  □周俊生(上海 财经评论人)



复旦投毒案细节披露:双方曾因饮用水费争执  南方周末   发表于2013-04-25 14:26

记者了解到,遇害人黄洋和另一室友曾提出3人平摊饮水机买水费,林认为自己喝水少,平摊不合理,争执最终以林自己买水喝结束。半年前,林和黄就将对方删出好友列表。

   在林的性格中,自尊、上进、好强、善良的一半,始终没有停止与苦闷、自责、充满挫败感的那一半的战争。他以自己的方式努力与外界沟通,却始终难觅出口。这场一个人的战争最终以毁灭的方式结束。

  2013年3月31日中午,林决定下毒。目标是他的室友、复旦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黄洋。

  此时,复旦大学医学院西苑20号楼421室里没有其他人。寝室靠近潮湿的洗衣房,当天多云,阳光被遮挡;常住的两个人——林和黄洋——都长年在医院实习,少有同学来这里串门。

  林取出试剂瓶,里边是从实验室偷带回来的N-二甲基亚硝胺溶液。这是一种浅黄色油状液体,高毒、无味,易溶于水。这瓶致命的毒药,林储藏已久。

  他熟悉这种试剂,过去3年里,林先后将这种试剂注入数百只大鼠体内,制造肝脏纤维化的样本,然后处死它们,以采集数据。

  毒药被注入寝室门边饮水机的水槽,致死的将不再是大鼠。

  直至今日,在与林有过长期接触的人中间,也少有人能够相信林会毒杀室友。黄洋病发入院后,作为实习医师,林还给黄洋做了B超;黄洋的父亲赶到上海后,在寝室留宿,与林共处一晚,他回忆,林神色自若。

  在同学与朋友的回忆中,林曾是本科学生会学术部部长,科研能力惊人,论文发表数远超一般学生,热心同乡会的活动,爱打篮球,玩三国杀,甚至擅长讲冷笑话。

  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积极规划人生、在公开场合略带羞怯,但在自己的圈子里擅长沟通合作的瘦高个男生。

  但即便身处林的圈子,绝大部分人也从未留意林的另外一些特质。很少有人知道林一直在用独特的方式处理与异性沟通上长期积累的挫败感;也少有人留意林在网络上习惯使用的极具攻击性的侮辱性语句——无论是对自己的同学,还是公共人物;至于林的家庭——其实相当普通的平民家庭——以及故乡,则被林更加小心翼翼地隐藏在与人交流的话题之外

  更少有人体会过,迥然相异的两面,在林的内心长期煎熬、发酵——尽管林始终在述说和排遣,以难为人察知的方式。

  这些不为人知的特质共同构成了一个隐匿于视线之外的林,杀死室友的,是否正是这个看不见的人?

  

饮水机与水票

  其实连警方也一直困惑于林投毒的动机。在被警察带走后,林对投毒过程供认不讳,但对动机一直闪烁其词。

  林曾对警方自称投毒是一个愚人节玩笑,令办案人员很难采信。

  还有一种接近办案人员的消息称,林自称听见黄洋和另一名室友谋划愚人节要戏耍自己,于是抢先报复。

  但林至少向警方提及一次与饮水机有关的争执。

  南方周末记者从可靠渠道了解到,林与黄洋及另一位室友葛林(化名)曾因水票起过争执。黄和葛提出三人平摊购买桶装纯净水的费用,但林拒绝了,他提出,自己喝得少,平摊的方式不合理。

  争执以林退出平摊、“自己买水喝”告终,林的同学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3月31日前后,林开始出入隔壁寝室借水。

  葛林没有否认这一细节,他只是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不做评论。”

  但这次争执应该只是激化了既有的矛盾。南方周末记者查证,早在半年前,林就从QQ好友列表上删除了“五官科-黄洋”,而黄洋当时也将林删除。两个共处一室的室友,自此不在对方的网络联系人之中。

  葛林也回忆不起当时两人为什么网络“绝交”,但从另外的消息渠道能够确认,林从实验室偷出致命试剂,正是在随后的半年中。

  林获取毒药的过程,犹如侦探小说的情节。他的目标是早先用剩下的试剂,储藏在一间实验室里。钥匙不在林手里,他甚至不确定剩余试剂是否还在原位,所以他选择先“踩点”。

  动手那天,林恰在大楼里有课。他借口要去存放剩余试剂的房间拿手套之类的杂物,在导师的陪同下进入实验室,确认了目标所在,也确定了储物柜钥匙的位置。

  回到课堂后,林又找了个借口,暂时离开。随后潜入实验室,打开储物柜取得试剂,并长时间保存,直到3月31日,浅黄色的液体被注入纯净水中。

  4月1日上午,黄洋喝了口水,感觉味道不对,据说还特意清洗了饮水机和水桶。他很快开始呕吐、发烧,第二天去了林所在的中山医院挂急诊。

  同学高科(化名)记得,医院初步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化验结果还显示肝损伤,导师带了1万多元现金赶来,安排他住院。4月3日,黄洋依旧呕吐不止,脸也好像又肿了些,验血结果直接把他送进了外科重症监护室(ICU)——血小板只有40×109/升。

  全面检查后,黄洋的状况令人惊讶,谷丙转氨酶指数高于1000,而正常指标应小于75;肝功能指标全线异常。医院认定他的肝出了毛病,诊断为急性重症肝炎、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病情恶化非常快,几天里血小板就跌到了1到2,血氨、胆红素超标好多倍。”高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专业地看,医院的诊断治疗没有问题,毕竟谁都想不到是中毒,在常规治疗中,中山医院已进行了最高质量的施救。

  黄洋的父亲黄国强于4月3日赶到上海,还与林在寝室共处了一晚,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那天晚上,林很“淡定”。

  这也是黄洋一位师妹的看法。黄洋入院后,她曾与林一起翻找寝室里各种杂物,为医院诊断病因找线索;期间林神情自若。作为实习超声科医师,他还为黄洋做了B超测试。

  “黄洋住ICU后,我见过林好几次,有一次他刚去看完黄洋,我们问他怎样,他说肝衰,人还清醒,我们还讨论了下病因和治疗,看不出半点异常。”高科回忆说。

  之后高科还在宿舍走廊碰到林几次,“林告诉我,他已经发了8篇论文了。”

  在黄洋病情恶化时,林讨论的是论文送审和盲审的事。

  4月7日,黄洋开始鼻腔出血,次日陷入昏迷。医院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直到4月9日,黄洋的师兄收到短信,提醒注意一种药物。

  短信曾被公众猜测为来自林,但南方周末记者了解,短信实际上来自另一位使用试剂做实验的学生,黄洋突然恶化的病情使他想起了实验中的大鼠,这种猜想很快得到证实。出于保护的目的,警方未向外界明确他的身份。

  4月11日,林被警方带走,并很快承认了投毒的事实。次日中午,有同学在医学院看到被警方带回的林,他是来指认现场的。

  同日,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书;4月16日15时23分,医院宣布,黄洋死亡。

  4月19日,警方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提请逮捕林,并首次披露案情。动机被归纳为“林某因生活琐事与黄某关系不和,心存不满”,但仍未明确“琐事”的具体内容。

  

“潜意识”与“自尊心”

  警方申请批捕的消息,说服了许多将信将疑的人,但林的母亲显然不是其中之一。

  半个月来,只要人们经过汕头市潮阳区和平镇的一栋4层小楼,总能看见这个50岁的女人呆坐在一楼杂货铺,头发花白、凌乱,以泪洗面。

  在潮汕,崇拜三教神祇是沿袭已久的传统,林母也不例外。每逢初一、十五,人们都会见到这个提着香烛冥纸的农村妇女,前往庙宇虔诚膜拜;如今祈祷更成了她唯一的寄托。

  “除了烧香拜佛,我还能做什么?”她哭着问。

  一旁,沮丧的村民们和整座村庄一样沉默。沿街数十户人家都姓林,人们对投毒二字讳莫如深、一致将目光投向过往:“林仔那么乖,肯定是被人冤枉的!”

  长久以来,“林仔”都是村里的骄傲。他1986年出生于此,排行老二。家境并不优越——父亲早年在一家服装厂打工,母亲则常年拉着一辆木板车,在镇上的工厂里收购废品——10年前,一家人才从狭窄的土屋,搬进了如今的小楼,出售纸巾、饮料等为生。

  林曾多次劝说母亲不要再收废品,识字不多的母亲却让其安心读书,“全家人的希望都在两个儿子身上”。

  潮汕地区本有重商之风,村里的男孩大多初中没读完就跑去做生意,林家的孩子却是异类:两个女儿都在当地做老师,两个儿子也先后考上大学,林是其中佼佼者。

  和平初级中学的蔡老师记得,中学时代的林沉默、害羞,却一直是全校“最优秀的那几个孩子”。在教育并不发达的和平镇,林复旦大学研究生的身份,是这位老师从教二十年最闪亮的荣耀,她每逢过节也总能收到这位得意门生的祝福短信。

  林拥有同龄人中少见的自律。其高中同学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林每天6点半准时起床,“老师基本上不用管”;对成绩有些过分执著,常常考试一结束,就在宿舍自责,抱怨状态不佳。

  “基本属于那种书呆子级别人物!”一位男同学这样定义昔日的同窗,“话特别少,只有当谈起篮球和乒乓球时,话才多一些。”

  后来显现出的自卑、羞涩、渴望却又不善于与女性交往的一面,在此时也初露端倪。同学们认为,封闭的成长环境和程式化的生活多少影响了他,塑造了一种异常敏感而害羞的性格。

  高中同学李小寒回忆,她多次向成绩优秀的林请教课业难题,“他从不拒绝帮忙,但如果多问两句,他就不敢直视你的眼睛”。

  李小寒还记得,在高中英语课的一分钟口语演讲中,林站在讲台上,“身姿很不自然,声音越来越小,甚至听不清,有时不自觉地就转过身,面对黑板”。

  林曾珍视在家乡的经历——小时候光着脚在雨里乱闯,顶着雨在练江里游泳、划龙舟、在码头钓鱼——尽管外出上学多年后,他又感到与这片故土的疏离。

  对故土的记忆、家境的艰辛,与内向的性格一起,在林身上刻下一体两面的鲜明印记。

  大多数人接触的都是其光明的一面:孝顺、和善、恋家。初中好友杨学勇回忆,几年前,林终于说服母亲不再卖废品,自己则从不向家里拿一分钱,而是靠奖学金和家教养活自己。2013年2月,林回家,还把两万块钱积蓄都交给了母亲。

  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内心的灰暗。

  在QQ日记里,林写道:“像《恰同学少年》里面那个在进大学时对着学校领导说他自己父亲是他雇用的挑夫一样,我在本科以前一直也有这么一种自卑的身份心理,每次听说谁谁谁的父母是什么医生、大官的,我就会内心小羡慕一番。”

  实习时,科室老师问到家庭情况,林从不愿多说。有一次闲聊,老师问起父母是否退休,他突然愣住、点头。老师回忆,意识到他脸上表情的细微变化,没再问下去。

  后来的日志里,林这样总结自己的心理:“我的潜意识中确实有着一种想借助裙带关系上位的成分,可是我的自尊心又时不时把我给拉回来继续奋斗,形成了我矛盾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与自己的战争

  2005年,和平镇的“林仔”来到了广州,进入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林随后四年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了网络上,不自信又要强的性格在虚拟空间里更为清晰地显露。

  如今外界往往把目光集中在那些饱含情绪又不知所云的QQ状态上,却少有人知道,中山大学的“博济论坛”才是林的“主战场”。

  在那里,他用一个账号总共发表了458个主题、13777个帖子,以至于“水友”们回忆起来“小钢帽”(林在论坛上的绰号)时,总记得那个图书馆机房里的身影,面前的屏幕上,永远打开着的论坛。

  在这里,他可以尽情倾泻自己的无力感,尤其是来自与异性交往不顺的经历。

  大二的林,还只是做些情感测试,在征友主题下跟帖,诸如“寻找射手座女孩”;到了大三,和一大批“水友”熟络后,他被称作“主题刷版王”,并逐渐不吝于展示自己的渴望与脆弱。

  平日里不讲究穿着的林会在论坛询问,“暑假回家去找那个她约会,想打扮一下自己,怎么打扮好?”

  这种询问通常没有下文,林会随后自己回复:“像我这种女生都讨厌我,我一走近她就走开的,怎么跟她聊天呢?”

  高中时代尚能保护林的优等生光环,在大学里不再耀眼。在超越了一班一级的交友中,他被挫败感反复折磨。

  一次聚餐上,他问一个女生的年级,对方让猜,猜不中就喝酒。几杯酒下肚,女生反问林的名字,他如法炮制,也要女生猜,不料女生当着许多人的面答:“我对你没有一点兴趣。”更打击林的是,“过了一会,有个帅哥过来了,MM主动跟对方报了自己的名字与年级”。

  他在论坛上记录下这一切,并公布决定,“以后众多人物聚集的场合,我不会再和MM交流!——等她们来和我交流。”

  到了大四,林已经熟练掌握了自嘲的武器,用来抵抗挫败。2008年的冬天,他在一番自问后对自己进行了概括,“有谁会喜欢我这个人?丑男第一、手无缚鸡之力、木讷、迂腐、时代的落伍者。”

  即使故乡也无法提供慰藉。2009年的暑假,家乡又一次在练江上举行龙舟赛,那里有林少年时代的美好回忆。然而,在“惨不忍睹”的江水上,他面对一堆“生疏的面孔”。

  “很多小伙伴都不知道跑哪去了,没有再联系过,船上每个人都是那么成熟,都已经是大人了——至少是在社会上穿行了,相比之下,觉得自己很单纯,不免有种在异乡的感觉”。

  比赛中天降大雨,林回忆起小时候冒雨游泳的往事,激动得大笑大叫,但“每个人都带着种诡秘的笑容看着我——现实中,我是最讨厌那种笑的”。

  故乡沦落为异乡,甩不脱异乡的林,逐渐用“闷骚”来定义自己,他引用书本上看到的段落来解释这个词:“生活使其有太多的郁闷,而生活本身及其自身习性却又阻止了其正常呐喊出来,于是,不正常的发泄就出来了,这就是所谓的闷骚。”

  自卑、挫败、闷骚,被林严格限定在网络生活中,他为自己塑造了沉默、冷感的外壳,搭配上优异的成绩,现实中与他相识的人,很少意识到他内心的虚弱。

  陈娇(化名)比林小一级,曾与他在中山大学北校区学生会学术部共事,大三那年,林已从干事一路做到了部长。

  “我们医学院的人,大部分都是学业为重,课外活动不太积极,他很注重全面发展,”陈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虽然说实话,他口才一般,也没什么创新,但学术部那些传统活动,他都办得不错。在我们看来,他各方面都是很优秀的。”

  他在科研上的痴迷和天赋也令同学、课题合作者们印象深刻,在这方面,他总是给予自己巨大压力,并取得令人叹服的成绩。然而,在接触最密切的同班同学眼里,这个沉默的人留下的更主要是一些费解的片段。

  一次班里参加合唱比赛决赛,同学们觉得林歌唱得不错,演唱过程中把麦递给他,没想到他把整个嘴贴上麦,独自狂吼,全场都只能听到他一个人的声音,导致比赛失利。比赛结束后,林又向所有同学道歉。

  陈娇觉得,林努力与外界沟通,特别是活跃于论坛、微博,或许是一种要跟自己内向本质作斗争的努力。但林始终没有找到有效的沟通渠道。

  从网络上那一万多个帖子能够发现,林给自己在学业和生活中不断加压,又不断寻找排解压力的出口。他似乎陷入了与自己性格中充满挫败感、无力感和疏离感的那一半抗争。

  林也意识到自己的心态问题。他坦承,和心理不健康的人交往很痛苦,“我本身也是这种人,也给很多人不舒服的感觉过”。

  但与自己的战争始终难有结果。同学曾文华觉得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本质上是内向的。”

  

以毁灭的方式

  2010年,林被免试送入复旦大学,在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攻读硕士。林无疑是带着期待来到上海的。2010年暑假,他不仅勉励自己锲而不舍,要追求“阿甘的奔跑”,也憧憬着迟迟不来的爱情。

  他一边自我安慰,“吾乃平常人,岂可有甚者,意图结交美色”,一边又思索起《围城》。林把钱锺书的名作与《三国演义》并列为他最喜欢的小说,最令他牵挂的是小说主人公方鸿渐的感情生活。

  “是支持方鸿渐应该顺势娶了苏文纨,还是应该照小说里的去追求他的真爱呢,后来想想,也只有我这种毫无恋爱经历却又经常幻想的人才会有这种傻B问题,就作罢了。”2010年8月,林在网易博客上写道。

  他详细填写了博客的个人资料,“喜欢的名人”是“周恩来”,“喜欢的音乐”是“交响乐”,人生格言则为“是你的终究会是你的,不是你的,强求之后也可以是你的”;在感情状况一栏,他填了单身。

  这项状况一度改变,读研第一年,林谈了个医学院的女朋友。但林的爱情观被他在学生会的同事形容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

  恋情很快告吹,林依旧是那个与女生交往时难抑自卑的年轻人,他很快把精力重新投入到学业中。2011年春天,他开始频繁使用N-二甲基亚硝胺,制造肝脏纤维化的病态大鼠,以完成一篇后来发表的论文。

  抓住白色、长耳的大鼠并反复执行注射——这并不轻松,即使对医学院的优等生林而言,也是一项挑战。他在博客中记录道,“做实验的第一天,事实上,我潜意识里很怕大鼠。每次需要去抓它们的时候,我都要克服自己的恐惧,试好几次才能搞定。”

  况且,注射并非实验最后一步,在应用超声技术进行检测后,大鼠还要被处死:林必须用一只手捏住大鼠的脖颈,用另一只手捏住大鼠的尾巴,用力撕扯,导致大鼠脱颈而死。随后,他还要亲手解剖,取出肝脏直接观察。

  在实验开始后的两个多月里,林24次更新了“QQ说说”,其中20次鼓励自己“胆子要大,下手要狠”。

  他不再把排解压力的希望寄托于故乡,但依旧希望雨水能冲走重负,当天气预报上海阵雨,他就骑着车,从徐汇一路骑去黄浦江边,“时不时大笑一下,又时不时想起我那些善变的关于人生的决定或者假设,然后我时不时地痛一下、两下、三下”。

  春天过去,当林在实验室里逐渐习惯了处理大鼠,实验室外,生活也发生了一点变化。研二那年,他搬入了20号楼,成为黄洋、葛林的室友,

  对于这个偏居一隅的寝室里发生的事,即使同级的同学也并不是太了解。高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大家很少与黄洋和林同时相处,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

  只是每天早晨7点半,同学会准时看到林出门,去中山医院超声科上班。

  唯有一些散落的片段,显示在搬入寝室大半年后,林似乎在网络上显得更加冲动。

  2012年夏天,他在微博上开始参与到几次网络争论。

  发帖记录显示,当年7月23日下午,林连续两次用满是脏字的语言在别人的微博下辱骂韩寒及其粉丝。过了10天,他又在罗永浩的微博下,留下“裸泳浩,我×你妈”等字句。

  他还在自己的微博上将木子美形容为“极品肮脏女,跟狗上床的饥渴女”。

  那个夏天,林攻击的范围并不仅限于名人:在饭堂里,他“不经意”看了一位女生一眼,对方质问“看什么看”,还骂林“跟个娘们一样”。

  “我随即说出我跟她母亲发生了关系。”林在微博上记录道。

  但林并非是在研究生期间才使用这些恶毒的攻击。有同学回忆,本科时,因为跟同学发生争执,林连续给对方发了十几条“恐吓短信”。

  与此相似,2009年夏天,在一次医院实习中,林与本科室友起了口角。一年后,已经毕业的林申请了一个新的QQ号,并冒用另一同学的名字,在网上大骂这位同学——“尽是些难以启齿的脏话”。

  同学总结说,“他记仇,但绝不轻易外露。”

  大约正是在这段网络上的冲动期之后,2012年末,林与黄洋如前文所述,互删了QQ好友。

  直到事发,同学们才开始回想这两个早出晚归的人的相处。高科和室友都猜测,黄洋说话略带点骄傲,有时难免带刺,不知道是否刺伤过林的自尊。

  黄洋的一位好友回忆,黄洋死前两周曾提及,自己开玩笑说林是“凤凰男”,并用轻松的语气调侃称,林老在寝室说他的奋斗经历。

  “凤凰男”不是个林欣赏的称呼,他最早从葛林嘴里知道了这个词的具体含义,并“不以为然”——尽管他认为,自己具备“凤凰男”的各种心理因素,“一直是个自卑、悲观的人”。

  是否黄洋调侃的时机实在错误?回过头看,2012年底至今的几个月,正是林集中面对人生最多压力的时候。

  一向努力上进的林头一次与导师发生了摩擦,因为觉得“遭到了压榨”。

  他依旧处理不好与女性的关系,对女性的不友好言语难以平静,即使在嘈杂的颁奖大会现场,都不敢多看旁边的女生一眼;

  更重要的是,他面临新的前程,新的压力。他在多种选择之间彷徨,最终在1月份回到广州,参加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面试。

  他在微博上记录,“10进6,其中6博士4硕士,面试时刚好排在最后,与前面9位正装出席者相比,我的橙色羊毛衫显得我极其渺小,领导们都不瞧我。

  事实上,林无处安放的自卑感再一次扭曲了现实。医院一位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也看到了林的微博,不理解林为何有这样的感受,“当时几位领导对他的印象还是不错的,虽然一同面试的人里,一半以上是博士,但其实对他影响不大,一是他自身条件优秀,另一方面,医院影像科比较缺人,他的专业非常对口,所以他的竞争力还是很强的。”

  不久后,医院初步表达了录用林的意向,正在等待林把签好字的三方协议寄来,这并未打消他的全部顾虑。他告诉朋友,自己不怎么喜欢广州,也担心在新环境下的发展。

  整个3月,似乎是林最为纠结的时段。27岁的他反复阅读毕淑敏的《孝心无价》,来回观看一部叫做《鮀恋》的潮汕本土电影,仿佛在寻求自己回归家乡的理由。

  在这部电影里,主人公碍于家庭宗族的压力,不得不放弃想去苏州发展的念头,落叶归根,这让林获得了短暂的安慰:“挺好的,在选择与决定上,有很多能引起共鸣的地方。”

  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奋斗多年的学业,他觉得影像检查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并不能真正地帮到患者。他在微博上写道:“有时候挺痛恨这个行业的,名义上叫做医生,但是面对病人,尤其面对那些急切想从这里解决困惑的病人,帮忙总不能帮到底……而且,离开了机器,就没办法为病人解决一丁点问题。”

  这是4月8日,此时黄洋已命若游丝。林刚刚把一名未来的医生送上绝命之路,又仍在责难自己无法解除病人的痛苦。在林的性格中,自尊、上进、好强、善良的一半,始终没有停止与苦闷、自责、难觅出口的那一半的战争。

  3天后,林被警方带走,林在那十来天里的微博被蜂拥而至的围观者反复咀嚼,尤其是一条关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影评。

  这是一部台湾导演杨德昌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作品。主人公是一群生长在“眷村”的孩子,他们和父母一样失去了故乡,彷徨于形形色色的处世法则之间。在灰色的城市、浑浊的空气笼罩下,主人公——沉默而耿直的少年小四——最终捅死了他爱慕的女孩。

  几乎和看待《围城》的方式如出一辙,林抛开了深沉的背景和复杂的逻辑,赞赏道,“勇敢倔强的少年,不带丁点娘炮,大赞,不然要青春来作甚!”还贴上标签,“带种的就来真的”、“出来混,就不要怕死”。

  这像是对黄洋的宣战,只是此时的黄洋已入院3天,无法应战。有政法系统知情人士认为,作为长期使用N-二甲基亚硝胺的医学高材生,林不可能不清楚用药的剂量,对于黄洋的死,他难逃其咎。

  这场延续多年的、一个人的战争以殃及无辜、毁灭自己的方式结束了。

  4月17日,黄洋去世次日,421寝室的幸存者和见证者葛林发布了新的QQ状态:责人易,非己难。





录入编辑:李琪


泰州下跪官员对群众喊:你们都是我的父母 2013-04-25 15:14:23

http://ndnews.oeeee.com/html/201304/25/53498.html

摘要:在一段“张爱华下跪”的原始视频中,身着白衬衣、手持扩音器的张爱华跪在餐桌上,他向群众喊话:“在座的各位,你们都是我的父母,我是你们的儿子。今天儿子代表村里向你们赔罪。”

  对滨江花苑小区的居民来说,当场“擒获”官员张爱华豪华宴请,属于意外“战果”。张爱华,是泰州医药高新区滨江工业园(下称“滨江工业园”)管委会主任。滨江花苑小区就在滨江工业园的对面。

  4月19日下午6时许,滨江花苑小区,音响里正播放着曾被重庆称为“红色歌曲”的《套马杆》,樊军(化名)的妻子正在广场上和一群妇女跳舞。

  “有人发现对面的滨江工业园区接待中心亮着灯,车来车往,就去打探了一下。这下好了,发现一群人在大吃大喝。”樊军说。

  这一群当中,就有滨江花苑的居民最近很想见到的人——滨江工业园管委会主任张爱华。

  前一日傍晚,滨江花苑贴出拆迁安置通告,称每平方米补偿3880元。这个价格,相比泰州五六千元一平方米的市场价,让居民们很不满意。樊军说,“大家就开始酝酿,准备找领导理论,反映情况”。

  事实上,拆迁在当地引发的不满早已有之。2010年9月28日,泰州东联化工项目在滨江工业园区落户,一期工程投资26亿元,总投资则超过50亿元。该项目与滨江花苑小区仅一路之隔,当地政府启动了小区的搬迁工作,共涉及该小区41栋1100多户。当地百姓对拆迁安置曾多次想找领导反映。“张爱华平日并不常来园区,老百姓每次去反映拆迁问题,都被推说领导不在,忙。”樊军说。

  张爱华的消息很快在滨江花苑居民中传播开来。跳《套马杆》的妇女,围观的男人们,于是一溜烟地涌向了园区接待中心。

  这天晚上7时许,在泰州有点名气的职业爆料人贾宏伟和妻子正在吃晚饭,忽然接到电话爆料,称滨江工业园管委会主任张爱华正在园区招待所“大吃大喝”,现场已经有数百群众。

  贾宏伟即刻和妻子、小舅子等一行四人驱车前往。当他们到园区门口时,里里外外已经聚集了几百人,人声鼎沸。贾先进去观察了一会,马上返回车里拿了摄像机,走入接待中心餐厅拍摄。

  贾宏伟看到,接待中心二楼餐厅内外喧闹异常。居民们十分气愤,指着餐桌上的酒瓶和菜品,对着贾宏伟的摄像机展示,“这是他们的工作餐”,“拍下来,拍下来”。

  有居民告诉贾,当天吃饭的有三桌,也有人说“五桌!还有两桌被收掉了”。这两桌,有居民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被工业园一李姓官员当场砸掉了,想“毁灭证据”。

  在贾宏伟的镜头里,接待中心二楼餐厅207包房的餐桌上,摆满了没有吃完的刀鱼、河豚,以及洋河酒极品梦之蓝系列M3、M6,现场还有五粮液、黄尾袋鼠红酒等。有一个餐桌的玻璃转盘被砸碎了。

  贾宏伟在现场呆了约半个多小时,随后离开。而现场围观者直到第二天凌晨4时才逐渐散去。

  4月19日晚11时许,贾宏伟将剪辑的视频发到网上,视频里,配发了一张围观者所给的张爱华下跪视频截图。贾还配上一句话:“当晚,泰州滨江工业园区管委会张爱华手持话筒现身,突然跪在餐桌上,作揖并磕了三个头,说‘我今晚错了,请求原谅,做儿子,做孙子都行,请放我走’。”


  豪宴,下跪,让张爱华迅速“火”了起来,成为网络热点。

  4月20日,贾宏伟在当地的“泰无聊”论坛发帖对上述事件澄清:“据现场多名群众介绍,事发时,现场有百余名群众将张爱华围困在接待中心二楼活动板房内,因是临时建筑,安全系数小,张见有危险性……为大家的安全起见,立即跪下来恳求大家离开二楼到一楼沟通。经过反复做思想工作,群众渐渐离开了二楼,避免了事故发生。”

  对于张爱华那句引起争议的话,贾宏伟解释说,自己当时并不在现场,是从现场群众的口中获悉张爱华以上言论,并将之发到论坛上。

  这句话,据新华社记者采访,现场群众称,“没有听到(张爱华)‘做儿子做孙子都行,请放我走’的话”,“张爱华是害怕垮塌出危险,下跪求我们离开的”。

  泰州官方的调查结果亦称,“当晚出于对园区接待中心活动板房建筑安全和现场秩序的考虑,张爱华曾跪求群众离开2楼”。

  但张爱华到底说了句什么话?

  《南都周刊》记者获得包含“张爱华下跪”的一段原始视频,时长不到两分钟。此段视频一开始,身着白衬衣、手持扩音器的张爱华就跪在餐桌上,他身后有三四名民警,面前则聚拢了不少群众。张爱华向群众喊话:

  “在座的各位,你们都是我的父母,我是你们的儿子。今天儿子代表村里向你们赔罪。”

  随后,张爱华放下扩音器,做稽首状,跪了大约三秒钟才直起上身。接着,他又双手合十,举过头顶,不停地向群众作揖,表情痛苦。

  之后,张爱华和围堵群众讨论起拆迁问题,还劝在场群众离开:“我主要是考虑你们的安全问题。”

  在这段不到两分钟的视频里,声音一片嘈杂,至少有四个摄像机或手机在不停地拍摄。

  4月22日,《南都周刊》记者到滨江工业园区接待中心实地探访,这里空荡荡,不准生人进入,属于临时建筑。据现场人士讲,通往二楼的楼梯上,有一根栏杆已经断了,“不知道是不是那天被挤掉的”。

  豪华宴请曝光后,当地官方迅速做出反应。4月20日下午,泰州医药高新区党工委成立集访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称“对超标准公务接待,严肃查处,决不姑息”。

  4月21日,泰州市委连夜召开常委会议;泰州市、医药高新区两级纪(工)委成立调查组展开调查;4月22日,泰州市召开新闻发布会。

  据泰州官方调查,张爱华当天接待了20名河北沧州的客商,两桌合计5430元。另一桌为驻园企业接待客户,梦之蓝M6为其自带。但即使如此,调查结果还是引起了一些居民的不满。他们对当日消费的金额提出质疑:“他们计算的是批发价吗?”

  4月22日上午,泰州市委宣布免去张爱华滨江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职务。张爱华身兼多职,出任医药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出口加工区管委会主任兼滨江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等。其中,前三个是正处级,而遭罢免的,则是副处级职位。

  此前一晚,时逢张爱华接受调查期间,滨江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楼的电子显示栏上,滚动播放着中央 “八项规定”的内容。

  去年12月4日,中共中央在十八大后出台“八项规定”, 号召全党上下厉行节约,狠刹公款吃喝风。为此,各地纷纷表态并出台细则,与中央步调保持一致,江苏省委还制定了“十项规定”。

  今年2月5日,泰州市委也出台了“十项规定”,强调“厉行勤俭节约”。2012年12月28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回家乡泰州考察,“不封路、不清场、不扰民”。


  豪华宴请被曝光后,媒体纷至沓来。4月22日下午,贾宏伟正坐在电脑前应付网络上的问答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电话。在半小时内,他的未接电话达41个。
  “下跪门”发生之后,泰州方面如临大敌,在滨江工业园门口增派了警力。而滨江花苑小区里,也不时有便衣穿梭。4月23日下午,两名便衣在小区阻止《南都周刊》记者拍照。

  “这可能主要是出于维稳需要。”一位泰州政府机关人员分析。

  4月19日晚的“集访”事件持续到20日凌晨4时许,人群才渐渐散去。此后两天,一直都有群众在园区门口围观。贾宏伟在应付全国记者采访的同时,也得到了当地政府官员的关照。一位官员打电话给贾宏伟,要他“适可而止”。

  贾宏伟是沈阳铁西区人,后来做了泰州女婿。他喜欢写时评,常给江苏省级媒体和本地媒体“特约撰稿”,自称是“自由撰稿人”。

  虽然喜欢学习党报党刊,但贾宏伟在当地进行的宣传工作多以“负面”、“监督”为主。也正因为这样,当地对他亦毁誉参半。一些支持者称他为“泰州正能量”,也有一些反对者痛斥他是“高港无业游民”。

  “我在泰州‘斗争’了六年多,他们越骂,我越有勇气。”贾宏伟说,“政府的人也常常和我聊天,谈人生,谈理想。”4月23日上午,豪华宴请门曝光后,贾宏伟被警方约谈。

  据《南都周刊》记者了解,被警方约谈的不止贾宏伟一人。在四川打工的泰州居民冷明(化名)在4月20日早上才获悉前夜发生的事件,马上就骑摩托车前往工业园区,边走边拍。

  “4月19日早上,雅安地震;晚上,泰州地震。”冷明调侃说。他随后在本地论坛发帖,痛陈化工厂带来的污染是“断子绝孙”的行为。他一直在呼吁抵制“东联化工”在本地的建设项目,“现在已经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就是要化工厂滚蛋!”4月21日、22日晚,警方两次找他谈话。

  据冷明自述,在被约谈之时,他曾与警方进行过一番对话:

  “你们怎么找到我的?”他问。

  “你看看电影《全民公敌》就知道了。”警察说。

来源:南都周刊  作者:周至美编辑:苏卓图




“一个局19名副局长”凸显改革之难 2013-04-26 02:30:30  新京报 

大部门制改革要攻政府官员利益的“坚”,要让选拔与使用能上能下。只有这样,才能从制度上杜绝一个局19名副局长的现象。

  ■ 观察家

  近日,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由原农业、林业、畜牧、水务、水产、水果等6个局组成的茂南区农林畜牧和水务局举行了揭牌仪式。细心的网友发现,新组成的该局竟然设有19位副局长(据《南方农村报》)。

  虽说,这19名副局长均“师出有名”:6名常务副局长大多数为原合并前几大局的正局长,其他副局长大多数也由原来合并前的几大局担任的副局长职务被“自然免除”后过渡而来。但是,19名副局长的规模,未免太庞大了些,大部门制改革固然是好事,但是,只减部门不“减官”,这样的改革,意义被打了折扣。

  大部门制,不应是1+1=2的改革,而是在效率上1+1>2,在规模上1+1

  但大部门制触及更深刻的是现有体制内的官员的利益。分权后推进大部门制,意味着6个局,每个局只需要1名局级领导,新部门也只需要6名副职左右。这也是茂南区农林畜牧和水务局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但另外13名现职领导的利益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冲击:有可能要降级使用,有可能变得根本无权。现在改革中保留19名副职,虽然是一个过渡性方案,但妥协色彩过于明显。过多地照顾现职官员的利益,就不可能不影响到社会对大部门制改革的信心。

  过去很长时期,我国改革是在增量上做文章。科斯最新的著作《变革中国》以“边缘革命”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巨大进步。但当前的改革,边缘革命的空间在减少,对存量的触动成为改革不得不面对的挑战。正如李克强总理指出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也可以说是攻坚期,的确是因为它要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是,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因此,大部门制改革的攻坚,一是攻政府自身利益的“坚”,政府是否切实地分权给市场和社会,是改革的重点;二是攻政府官员利益的“坚”,要让选拔与使用能上能下。只有这样,才能从制度上杜绝19名副局长的现象。否则,类似现象还会层出不穷。

  □匡贤明(学者)



公款宴请“上门服务”,让人“开眼界” 2013-04-26 02:30:46  新京报

  ■ 议论风生

  酒店推出公款宴请“上门服务”令公众惊诧。只有建立常态化的监督机制,才能让各种“花招”无处藏身。
  在山西太原,记者调查发现,随着反对铺张浪费的蔚然成风,当地部分大型国企、实权部门改变了消费策略,变外出请客为内部吃请,重新包装单位内部食堂的包间,高薪聘请厨师;而个别高档酒店,也推出厨师、服务员上门服务。(4月25日《经济参考报》)

  为迎合公款宴请“隐秘化”的病态需求,酒店竟另辟蹊径,推出“上门服务”,这委实让人大开眼界。

  说实话,公款宴请地下化的新闻,已屡有所闻。但酒店为此推出“上门服务”,仍挑战了公众的想象力。谁能想到,在高端餐饮遇“寒流”的语境中,酒店竟会通过“上门服务”的方式,来曲线救市?

  公款宴请难以令行禁止,个中原因,不难想见:公款吃喝虽饱受诟病,但在时下,它已变得根深蒂固,也衍生出挥霍惯性。归根结底,吃请只是利益交换的载体,是例行的“款待仪式”。只要依附在吃请上的利益诉求未消,公款宴请就会大行其道。

  治理“舌尖上的腐败”,说到底需要提升各方的监督力度。许多公款宴请“低调潜行”,企图蒙混过关,就与监督鞭长莫及、存在盲区有关。

  前不久,李克强总理曾表示,从今年开始,将逐步实现县级以上政府公务接待费用的公开。“政府阳光运作的地方越多,腐败藏身之地就会越少”,对公款宴请而言,接待费用公开,无疑会为其戴上制度枷锁,削减“潜伏”空间。

  但公开接待费用,只是个逗号。遏制宴请“花招”,还需多管齐下:从细节践行看,要避免治理运动化,形成常态化的监督,如对内部食堂等不定时抽查;从制度补缺上讲,则须规范预算使用,在资金安排上节流,并强化对违规者的问责。

  宴请“地下化”,监督也该精细化,弥合粗线条管束与民众期许的距离。

  □佘宗明(媒体人)

Thursday 25 April 2013

中学生阅读行动指南 - 新京报


《中学生阅读行动指南》何须尴尬? 2013-04-25 02:30:32  新京报

然而中学教师也不是一直都是这样,想当年,这个群体里有钱穆、钱基博、朱自清、俞平伯等等,那样的时代,何曾尴尬?钱基博的中学生必读书比这个阅读指南更专业、更高深,何有质疑?

  【文化谭】

  世界读书日,由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商务印书馆等单位联合发布的《中学生阅读行动指南》在京发布。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在中学阶段,事实是中学生拘于严酷的应试,读课外书并不被校方广泛提倡。这个指南的发布,至少以一种姿态让我们明白,单纯的应试,并不是教育的全部,培养未来中国的新人,广泛的阅读是必由之路。尤其这个阅读指南的行动理念,体现核心价值,培育现代公民,倡导现实驱动,关注当下生活等,理念清晰,立足现实,有相当的前瞻性,又有问题意识,确实很令人赞赏。

  中学阶段是一生中最要紧及最美好的时代,理应得到最好的精神滋养,以准备展开他们未知的美妙旅程。但我们当下的教育,却往往以严格的考试封锁孩子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有一句恍然大悟的话:“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对我们少年的教育采用这样一种冷漠无情的方法,并不是出于国家主管部门的疏忽,而是包藏着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秘而不宣的既定意图。”而广泛的阅读,显然,有助于孩子们建立自我理性,以打破这种冷漠与严酷。

  当然这个书目并非完美无瑕。比如,其初高中分级与阶梯式提升并不十分清晰。当然这个问题不是编制者的问题,因为中国的青少年阅读,一直缺乏专业的分级研究。再者,中国之大,城乡地域差别较大,这个书目当中较深的部分显然更适合大城市的知识精英周围的孩子们。饶是如此,我还是非常欢迎这个书目。我个人在多年的教学生涯里不断推荐孩子们读书,但阅读视野也远不够来完全含纳这个书目,但我愿意按图索骥,不断阅读学习,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

  而另一些关于这个书目的议论,就有意思了。有媒体称这个书目的发布遭遇尴尬,三分之二中学老师没读过。首先这不必惊诧,正常得很。因为这个书目是一个集思广益、博采众长的结果,中学教师个体饶是博览群书,焉能比得过多数专业学者之和。说实话,中学教师作为群体读书甚少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可悲事实。我敢打赌有些老师除了教参与练习册之外,基本不看别的书。所以这样的中学教师群体来评论这个书目,岂非笑谈?该尴尬的是教师群体,而非这个书目。当然中学教师也不是一直都是这样,想当年,这个群体里有钱穆、钱基博、朱自清、俞平伯等等,那样的时代,何曾尴尬?钱基博的中学生必读书比这个阅读指南更专业、更高深,何有质疑?

  归根到底,无论对于教师还是对于学生,阅读都是一种自我寻求。阅读让我们明白,终归要有精神世界的联系,我们才能从童年走向成年;终归要有个体人格的独立,我们才能从童蒙走向启明。

  □蔡朝阳(中学教师)



九把刀16个月出7本书被指粗制滥造   辽沈晚报   发表于2013-04-24 16:08

网络作品的流行一方面证实了市场需求的走向,而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高产让作品内容不免受到粗制滥造的冲击。

  近年来,盗墓、穿越、玄幻等网络小说的兴起,让部分网络作家迅速进入人们的视野,从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到桐华的《步步惊心》再到九把刀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以下简称《那些年》)。网络作品的流行一方面证实了市场需求的走向,而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高产让作品内容不免受到粗制滥造的冲击。

  业内人士认为,许多网络作家一作成名之后,接下来本着“趁热打铁”的心理,开始疯狂码字,作品产量极高,但内容却不堪入目:语句不通、结构混乱、情节狗血等现象频现,相比之前的成名作,简直如同地下天上。“不是在宣传,就是在宣传的路上。”这种说法将作家商业化的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南派三叔的宣传营销可谓做到了家,即便是“抑郁症”、“出轨门”,无论真假,都有读者认为这是其炒作的一种形式,因为新作《沙海》正待宣传。

  网友lusis认为,“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最初确实相当精彩,于是迫切地静等下文,但令人失望的是《盗墓笔记》一部不如一部,甚至到了后来根本不知所云,由于前面结了太多的包袱,到后面抖得简直乱七八糟,连他自己都解不开了。”

  而对于桐华的新作《长相思》,网友疯狂的小强表示:“这本书简直不堪入目,最初看了《步步惊心》,觉得相当好,于是开始“粉”桐华,一直期待她的新作,但接下来的《大漠谣》开始令人失望,不死心,还是买了她的新作《长相思》,最后彻底失望,这本书简直就是在扯淡。”

  九把刀新作《等一个人咖啡》更是令人“叫绝”,网友公主小魔仙吐槽:“小学作文水平,《那些年》之后他就彻底堕落了,短期内出这么多书,也难怪。”据悉,九把刀从2012年1月至今已出版至少7部作品。

  不可否认,大部分网络作家将文学网站的“码字功”拓展到了图书行业,一战成名后,趁热打铁,疯狂出书,南派三叔曾正在一次回忆写作的表述中提及:自己码字码得太累,所谓的休息,就是躺在沙发上说,表妹坐在电脑录入,这样在一种高压的状态下完成创作。

  业内人士表示,事实上大部分网络作家认为一旦出了名,一定要趁着这阵东风高产多赚,等到风头过了,自己不再火,也就没什么赚钱机会了。

  延伸阅读

  粗制滥造为何畅销?全靠专业运作

  既然粗制滥造,这种作品仍有销量,那么它的受众群体究竟是哪些?相对于精品图书,为何这种所谓流行的小说为何更受关注?

  昨日,辽沈晚报、北国网记者联系到目前已出版九把刀七部作品的现代出版社总编辑臧永清,他表示,继《那些年》之后,又陆续出版了九把刀的《上课不要烤香肠》《上课不要看小说》《妈,亲一下》《等一个人咖啡》等作品。

  这四本书的发行量近30万册,在今天的意义上,它们也都是很好的畅销书,其中《等一个人咖啡》今年内突破10万册应不是问题,20万册也有希望,原因是根据这部小说拍摄的电影今年有望上映,届时,一定会出现一个销售的高峰。

  臧永清坦言,九把刀作品的畅销与畅销书的运作是分不开的,策划包括畅销书选题策划、内容策划、内外包装策划、渠道策略策划、营销宣传策划等等。“内容策划也必须紧紧围绕着读者需求来进行。阅读是要解决问题的,你的书的内容能不能帮助读者更多地解决问题?内外包装策划要解决的是审美和注意力问题。你的书的封面、内文版式能不能够契合目标读者的审美习惯?你的书的封面能不能充分吸引读者的注意,从而在众多图书中脱颖而出?渠道策略包括你的书都发哪些渠道,哪些是重点,是一次发满还是让渠道轻度饥渴? ”

  他透露,在拿《那些年》时,因为民营书商的介入,起印数被飙到15万册,版税率为10%。面对这样的条件,通过计算,这本书5万册保本。那时同名电影已在台湾、香港热映,大陆即将上映,书卖出5万册当然没有问题,就这样,我们拿下了这本书的版权。

  业内人士表示,许多人选择图书完全是凭借作者的名气,外加图书的宣传力度到位,封面、腰封设计得精美得当,卖出去自然是不成问题的。

  辽沈晚报、北国网记者 顾珍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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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4 April 2013

德国的经济模式是怎样的 罗兰·贝格


德国的经济模式是怎样的  罗兰·贝格   2013-04-23 09:47

http://www.dfdaily.com/html/8762/2013/4/23/984563.shtml

我是德国人,今天讲的是我的祖国,当然觉得非常荣幸。我们探讨德国的经济、德国的模式,是不是说德国就是大家的榜样呢?

  向德国学什么

  道路自信的前提是对道路的比较、认知。“向新加坡学习”这样的命题重新得以重视。视角单一可能难以得出有效判断。德国在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以来的表现无疑可以提供新的参照。

    3月21日,德国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主办了一场题为“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中国之鉴”的研讨会。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创始人罗兰·贝格(Roland Berger)教授介绍了德国的经济模式。担任主持人的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进行了点评。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作为政府智囊说明了中国应当向德国学习什么。

    去年,我们两次讨论德国问题:5月22日,我们曾专题讨论了“德国经济为什么这样强”;12月25日,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文章《聚焦社会市场经济:德国经济战车的体制武器》。

    《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摘编了清华大学本次讨论实录,今天刊发于此。我们认为,德国经济发展的许多经验,很值得继续研究。


地震 使用社交媒体 -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马峻 2013年04月21日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0042?full=y

第一次在距离震中一百多公里的地方感受一场7.0级地震带来的冲击,也第一次在危机时刻密集使用社交媒体,我对微博、微信在危机中的作用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

我原定4月20日上午9:00的飞机从成都飞往北京。周六上午交通便利,7:40就到了成都双流机场,过完安检,7:55我就来到了候机大厅,开始打开手机看微信群。最近微信群很火,二十多个高中同学跨四大洲昼夜轮番聊天成了必修课。

我正在看昨天美国同学的聊天记录时,突然间感觉外面好像风声大作,整个候机楼开始震动,仿佛是坐在简易工房里感受到火车从家门口经过那样。是飞机飞得太近了?大家开始向外张望,然后马上意识到可能是一场地震。接着觉得脚底下晃动地越来越厉害,整个候机厅在颤抖。我看着头顶上高高的一排排钢架,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下来。旅客们全都站起来拿着自己的行李找安全的地方各自奔跑。但是,在一个全封闭的候机厅,虽然离地面才五、六米,附近却找不到逃往地面的出口。而楼里哪里是最安全呢?这时候才后悔自己没有学习避震常识。

幸好这场震动持续了半分钟就过去了,大家都清楚现场没有任何人能够马上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国航的工作人员也和我们一样惊恐和茫然。稍微安定之后,马上想到的是让外界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8:06,我在三个微信群里发了“成都可能发生地震,机场候机楼严重晃动,大片恐慌”。8:07,我在新浪微博发了“成都可能发生地震,机场候机大厅严重晃动,旅客恐慌不知所措”。我们在机场里的人不确定发生了什么,希望能得到外界的信息。大厅里很快就安静了下来,多数旅客开始打电话、看手机或iPad,寻找信息。虽然朋友们也没有找到答案,但一位老同学的一句“还好机场不是豆腐渣工程”倒是给了我不少安慰。8:25分,我的海归群转来了一条新浪8:20的快讯《四川雅安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两分钟后还发来了地震位置图,离成都只有大约150公里。我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附近正在网上搜索的旅客。


这时的微博还是静悄悄的,但微信群里一些在成都市区的朋友给大家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大街上占满了穿睡衣的人,房屋晃动严重但没看见倒塌,晃动的强度和汶川地震差不多,但是持续时间比汶川短,等等。由此看来,此次地震伤亡估计比汶川那次小很多。心里自然镇定许多。

虽然大震过去了,但余震还是不断,好几次能够明显感到座椅在晃动。然而候机大厅却很安静,有旅客三三两两的去国航登机口简单地问询,但没有情绪骚动或一大群人围住工作人员等等情形,不少旅客在得知机场关闭以后索性躺下来休息了。更多的人还在看他们的手机或打电话。

就在大家准备长时间等待甚至可能在成都过夜的时候,10:05机场方面通知大家准备登机,我们的飞机11:00离开跑道飞往北京,结束了在成都机场惊恐的三小时。

我坐在飞机上开始思考新时代媒体的变化,自媒体和传统媒体、甚至微博和微信的差异。在危机到来的时刻,显然人们更多的依赖自媒体来获取信息、寻求帮助或者获得精神安慰。我抬头看到机场播放CCTV地震新闻的时候已将近9:30,也就是地震后一个半小时。这对于我们这些旅客来讲已经是旧闻了,更多的是印证了之前的各种猜测。平面媒体此刻也主要通过官方微博来抢占时机,其速度仍然无法和自媒体相比,但是传统媒体在内容上的权威性确是不容置疑的,自媒体的很多信息可信度不高。

在危机面前,新浪微博和腾讯微信的作用也有很大的区别。微信是基于朋友、熟人的所谓“强关系”社交媒体,大难降临时,发布微信并不是为求扩散,而是希望得到咨询、帮助和安慰。这种通信工具的实时性和双向性在危机时刻的初期对你产生的心理安慰是巨大的。我在机场三小时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微信上度过的,降落北京以后也首先通过微信向朋友们报平安。(和家人通信还是以短信为主,可以得到即刻的关注,也不至于淹没在N条其他微信之中)。但是微信信息的可信度或权威性并不高,因为它不是一个大家获取知识的主要渠道。一些重要信息,除非注明消息来源,我经常会到微博上去查一下。

而微博是一种所谓“弱关系”的社交媒体,你和大多数粉丝并不认识,此时的媒体属性尤其显见。除非你有六位数以上的粉丝或者把信息@到某某加V的大号上去,否则很难在几分钟内得到有用的回复。但是官方微博和微博名人带来了大量的信息以及信息的权威性。在登机前的最后一小时,我的多半时间是在微博上度过的,因为这时候我更关心地震的全面信息而不再是自身的安全。降落北京以后也基本上从微博上了解灾情,这时候微信已经很安静了。简单的说,微信是你沟通的渠道,而微博是你获得信息和知识的渠道。

根据我的观察,社交媒体在这次危机中所展现出来的安定作用是无可置疑的。如果大家不看手机,很难想象整个候机厅会在多次余震中这么安静。新媒体让信息变得更加及时、透明、多渠道和全方位。

(注:作者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现为投中资本(CVCapital)董事总经理。本文编辑刘波。)




北京房租缘何热过房价 2013-04-24 02:30:23  新京报 

房租上涨,基本上反映了北京住房需求旺盛的现状,无任何泡沫可言。

  ■ 一家之言

  日前,央视披露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北京单套房平均租金价格已经攀升至3660元,较2008年大涨82%。另据北京统计局数据,北京今年3月CPI上涨3.6%,高于全国的2.1%,主要原因是房租同比涨幅达8.4%。

  近十多年来,我国房价涨幅远超房租涨幅,房屋租金回报率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一二线城市的住宅租金回报率多在2%-3%之间。按这点租金收益,还不如将购房款存银行收定期利息。房产投资者主要赚的是房屋升值的收益,而非租金收益。

  一般而言,房价属于资产价格,而资产价格的波幅较大,当其上涨幅度会超过合理或者说均衡水平时,就容易滋生泡沫。而房租反映的是房屋的使用功能,人们会为了房价上涨而去炒房,却极少人为了房租上涨而去囤房(二房东承租后分割空间批量出租另当别论)。所以,房租上涨,基本上反映了北京住房需求旺盛的现状,无任何泡沫可言。

  有些反常的是,近期北京房租上涨的架势,丝毫不逊于房价。比如,按国家统计局口径,今年3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上涨2.9%,明显小于8.4%的房租涨幅。北京房租到底怎么了?大概可归结为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北京租房需求旺盛。这其中又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近年北京房价涨得快,居民收入跟不上,抑制了购房需求,促进了租房需求。另一方面,近年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北京。十年来,北京年均增长近60万人。其中,外来人口占北京常住人口总量的36%。外来人口中的大部分人,都买不起房,只能租房住。

  其二,每次调控之后,都会引起房租上涨。这一现象比较明显,多数情况下,新一轮的调控政策出台后,部分购房者观望等待,这就打断了他们的购房进程,从而导致租房需求暂时性的额外增加。若从长期观察,近几年持续的打击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确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多套房需求,这也就意味着可以用于出租的新增房屋,其供应规模增速较2009年之前有所下滑。供应增量小,而需求增量大,自然催涨租金。

  其三,CPI上涨也会推高房价。房价不统计在CPI当中,可房租却是CPI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我国物价持续上涨,尤其是农产品价格和服务类价格。物价上涨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伴生品,同时又与货币政策有关。2009年我国流动性过剩,致使很多种类的消费品价格大涨,房租亦随之“水涨船高”。

  另有其他原因。比如,近年来北京旧城改造、城中村拆迁规模很大,原来房租较低的房源大量减少。再如,北京的学区房持续走热,此类房租往往领涨市场。还有,北京部分中介喜欢炒作房租,从房东手中低价收储房源,高价租出;而且在合同执行方面,频见恶意克扣房客保证金的现象,从而增加了租房成本。这些均一定程度抬升了房租水平。

  □杨红旭(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




假如凤凰错了,谁来纠正? 2013-04-24 02:30:43  新京报 

凤凰“圈城收费”是对是错,仍然悬搁;骑虎难下的“新政”,纠还是不纠就这么纠结着,总不是办法。

  ■ 视点

  新京报调查显示,4月10日以来,凤凰游客锐减,商户抗议的消息仍在传出。另一方面,记者注意到,4月18日开始,凤凰古城门票检查悄然放松,不过县政府人员表示门票依然在收。

  我们无从得知这种“放松”,是出自于管理人员在执行层面的故意走样,还是地方政府在决策上的有意默许。但这一消息本身对政府公信是有杀伤力的。收费是否合法、又是否合理,需要一个正式的说法。否则,民众就会基于“门票检验悄然放松”的事实,怀疑当地政府已经“悄然”退让,并开始纠正之前的错误决策。

  相比起收费的高调,低调地让收费慢慢淡出公众的视野,这合乎官方舆论应对的法则。跳出凤凰的收费之争来看,在近年来的诸多改革举措和制度创新中,要找到类似的“高调推出、低调退出”的例子并不难。这一潜规则,事实上掩盖了决策者的责任,也为下一个“拍脑瓜决策”,甚至是“违法决策”埋下了伏笔。政府决策应该合法,还应该合理。凤凰“圈城收费”合不合法、合不合理,至今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

  不管“门票检查悄然放松”是否代表着一种风向,“重大决策”的退出机制与纠错机制都值得关注。

  改革也好、创新也好,允许试错,但不允许违法;允许试点,但不允许悄然退出而无一个说法。尤其是对那些涉及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决策,漠视和利益相关人的知情权与参与权在先,再来“悄然退出”,则又将对利益相关人带来新的权利伤害。

  对照凤凰的“圈城收费”,各界的批评已持续了一段时间。但当地对这一“新政”的认定,仍保持着沉默。

  地方政府自己不纠,既是利益相关,又是碍于面子,可以想见。但致力于建设“法治湖南”的上级政府也不语、当地人大又疑似不敢说,这将使凤凰当地政府继续陷入负面舆情的漩涡之中。

  决策的退出和决策本身都需要遵循法律的规定,都需要尊重利益相关人的权利。“圈城收费”是对是错,仍然悬搁;骑虎难下的“新政”,纠还是不纠就这么纠结着,总不是办法。而基于自我纠错不可期待,法定调查与制度化的追责理当主动介入。

  □王刚桥(学者)




因果關係 - 高慧然 蘋果日報 2013年04月24日

五年前汶川地震,我捐了錢,後來我猜那錢變成了郭美美腿上的絲襪,或者中國紅十字會會長郭長江百萬名錶折射出的其中一道光芒。這次雅安地震,我轉貼了網民擬寫的信給香港政府,警告政府不要濫用公帑去捐助中共。本來,遇災難幫助災民無可厚非,問題是,中國政府缺錢嗎?到2009年為止,中國籠絡非洲用了760億人民幣,籠絡北韓更達至8000億。每年中國用來維穩的費用則是9000多億。富強如此,香港政府捐納稅人的血汗錢絕無必要,只是為自己作政治捐金而已。舉個不恰當的例子,如果李超人大屋漏水,要換雜物房地板,需要窮人夾款資助嗎?

同為四川地震,五年前港人踴躍捐款,這一次,地震消息一公佈,網絡第一時間發起了「一毫子都不捐運動」,群情洶湧,政客欲了解選民意願,不妨做網絡調查。

陳雲大師說,「政府無恥到這種地步,其人民也不會好到哪裏去。」

話不好聽,但千真萬確。一個殘暴無恥不堪至此的土匪政權可長治久安這麼多年,人民做了甚麼?趙連海為大頭奶粉嬰孩討回公道,被關進監獄;汶川地震後,譚作人多番證實震因與政府大興土木修築水壩、對地質造成龐大壓力有關,也入獄了。可惜只有一個趙連海、一個譚作人,若有一億個、十億個,中國人不必全世界撲奶粉,雅安也許不會有地震。世上一切果,皆有因。此乃因果關係。

高慧然  電郵 :kowaiyin2004@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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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23 April 2013

Lion Lights - Richard Turere


Boy scares off lions with flashy invention By Teo Kermeliotis, for CNN February 26, 2013 -- Updated 1352 GMT (2152 HKT) |

http://edition.cnn.com/2013/02/26/tech/richard-turere-lion-lights

Richard Turere, 13, is from Kitengela, on the edge of the Nairobi National Park, in Kenya. He started herding his family's cattle when he was just nine.

"Lion Lights"

STORY HIGHLIGHTS

Richard Turere, 13, has found an innovative way to protect his family's cattle from lions

He created "Lion Lights," which keeps the predators away from the family's enclosure

The Kenyan boy will speak about his invention at the TED 2013 conference

(CNN) -- Richard Turere, 13, doesn't like lions. In fact, he hates them. Yet this bright Maasai boy has devised an innovative solution that's helping the survival of these magnificent beasts -- by keeping them away from humans.

Living on the edge of Nairobi National Park, in Kenya, Turere first became responsible for herding and safeguarding his family's cattle when he was just nine. But often, his valuable livestock would be raided by the lions roaming the park's sweet savannah grasses, leaving him to count the losses.

"I grew up hating lions very much," says Turere, who is from Kitengela, just south of the capital Nairobi. "They used to come at night and feed on our cattle when we were sleeping."

Read this: Boy's website tracks big beasts

So, at the age of 11, Turere decided it was time to find a way of protecting his family's cows, goats and sheep from falling prey to hungry lions.

I had to look after my dad's cows and make sure that they were safe.

Richard Turere

His light bulb moment came with one small observation.

"One day, when I was walking around," he says, "I discovered that the lions were scared of the moving light."

Turere realized that lions were afraid of venturing near the farm's stockade when someone was walking around with a flashlight. He put his young mind to work and a few weeks later he'd come up with an innovative, simple and low-cost system to scare the predators away.

He fitted a series of flashing LED bulbs onto poles around the livestock enclosure, facing outward. The lights were wired to a box with switches and to an old car battery powered by a solar panel. They were designed to flicker on and off intermittently, thus tricking the lions into believing that someone was moving around carrying a flashlight.

And it worked. Since Turere rigged up his "Lion Lights," his family has not lost any livestock to the wild beasts, to the great delight of his father and astonishment of his neighbors.

Read this: Teaching lions and humans to get along

Conserving Kenya's wildlife Reconnecting Kenya with its wildlife CNN Explains: TED

What's even more impressive is that Turere devised and installed the whole system by himself, without ever receiving any training in electronics or engineering.

The 13-year-old's remarkable ingenuity has been recognized with an invitation to the TED 2013 conference, being held this week in California, where he'll share the stage with som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thinkers, innovators and scientists.

"I did it myself, no one taught me, I just came up with it," says Turere. "I had to look after my dad's cows and make sure that they were safe."

Human-wildlife conflict

Nairobi is the world's only capital with a national park, where wild lions, rhinos and other beasts roam free against the urban backdrop of skyscrapers rising from the nearby bustling city center.

Each year, thousands of camera-toting tourists visit the park -- which is fenced along its northern boundary but open in the south -- hoping to catch a glimpse of the lions inhabiting its rolling plains and valleys.

Read this: Orphaned girl starts university at 14

But for the pastoralists and Maasai tribes around the park, a lion sighting is usually bad news; valuable livestock are often lost to lions looking for easy prey, prompting rural communities to take matters into their own hands.

If you give him a problem, he'll keep working at it until he can fix it.

Paula Kahumbu, conservationist

In some cases they've killed whole prides that they perceived as threat, or as retaliation for lost livestock. The use of pesticides such as
Furadan -- a tablespoon of which costs less than a dollar and is enough to kill a lion -- has become a particularly ruthless way of doing so.

The rising human-wildlife conflict, coupled with a fast-growing urban encroachment, means that Kenya is now home to less than 2,000 lions, a massive drop compared to the 15,000 that lived there just a decade ago.

Large sums have been spent in recent years by officials in a bid to protect the lions and strengthen Kenya's tourism industry. Yet conservationists say that many of these top-down initiatives fail to gain traction with local populations. And this is why inventions like Turere's -- home grown, simple, affordable and effective --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

Indeed, several neighbors of the Turere family in Kitengela have sought Turere's help, asking him to install the system in their enclosures.
In total, around 75 "Lion Light" systems have so far been rigged up around Kenya.

"This is a solution that was invented by somebody in the community," explains Paula Kahumbu,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Kenya Land
Conservation Trust and chairman of the Friends of Nairobi National Park. "Therefore the support for it is very high."

Bright ideas, bright future

Kahumbu and her colleagues first came across Turere's innovation some two years ago in the course of their fieldwork. Stunned by the boy's achievements, they helped him get a scholarship at Brookhouse International School, one of Kenya's top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where he started last April.

"Richard is quite an extraordinary boy," says Kahumbu. She describes him as a "very smart, curious and surprisingly confident [boy] for his age and background," who's integrated smoothly among his new classmates, most of whom are from wealthy families.

"One thing that's unique about Richard is that if you give him a problem, he'll keep working at it until he can fix it," she adds. "He doesn't give up; he doesn't find things too difficult; he's not afraid of being unable to do something and I think this is why he is such a good innovator -- because he's not worried that it might not work, he's going to try and do it anyway."

Turere says his dream is to work in aviation when he grows up.

"Three years ago when I was in the savannah herding my father's cattle I used to see the planes flying over and landing at the airport and I was like, one day I'll be a pilot and an aircraft engineer," he says.

For this remarkable boy, it's clear that the sky is the 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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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未来书店的一封信 - 新京报


抗击地震,舆论“反应过度”了吗 2013-04-23 03:31:00  新京报 

舆论对芦山地震给予了极高的关注,是对个体生命重视的反应。对人的生命越重视,舆论的反应可能越“强烈”,而这恰恰是国家的进步。

  ■ 社论

  芦山地震的救援仍在争分夺秒进行。截至昨日18时,已有192人遇难、23人失踪、11470人受伤、重伤968人。救援人员还逐村逐户排查救助被困人员,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

  自地震发生以来,从中央领导到前线救援人员,都在把挽救生命放在第一的位置。现在看来,这次地震导致的后果,虽远远不如汶川地震那么严重,却仍受到全国人民乃至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几天来,从央视的不间断新闻直播,报纸不惜版面的详细报道,再到网络上的各种信息的会聚,都有一个主题:抗震救灾!也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这有些“反应过度”了。

  果真如此?5年前的汶川地震之后,以人为本、“人的生命高于一切”的理念深入人心。从后来历次大大小小的灾难中,救人成为首要事情,可谓佐证。而且,人们越来越形成共识,生命的价值不以人数多少来衡量,虽然这次芦山地震的伤亡和损失不如汶川地震,但舆论还是给予了极高的关注。这种关注,正是对个体生命重视的反应——所谓“今天,我们都是芦山人”。对人的生命越重视,舆论的反应可能越“强烈”,而这恰恰是国家的进步,可喜可贺,不必要大惊小怪

  对生命价值的认同度越高,社会对灾难的敏感度就会越高。5年前汶川地震的隐痛未消,所以当芦山地震刚一发生,人们无法判断灾情大小,众多媒体人第一时间赶赴灾区,体现的正是媒体的责任和担当。正是媒体的及时详细报道,让灾情透明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不能因为事后看起来灾情不如汶川地震那么严重,就认为舆论反应过度了。

  看起来舆论“反应过度”,还有个重要原因,和现在微博等自媒体的勃兴相关。微博等平台成了救灾的重要信息源,大量志愿者、当地民众发布震后图片,开列灾区紧缺物资清单等,这些信息的出现,扩展了灾区的实情,传递了救助的温暖,让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变得更近,个体的生命价值因而也更被看重。灾区每个具体生命的悲欢,更加触动人们的心灵,唤醒了社会更多的爱心和行动。

  总之,这些其实都是值得珍视的进步。舆论的关注也是一种抗震救灾。各种信息越丰富,参与救援的力量越多,对灾区的帮助也就越大。众多记者深入灾区,及时发出的震区信息,有助缓解社会因未知而导致的焦虑和恐慌,微博等网络平台的寻人、求助,也对救援产生助力。当然,信息时代,难免也出现了一些有害信息,这需要依法加强管理,但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进入“微时代”,个体生命的价值必然会越来越受重视。每一个生命遭遇的不幸,都有可能激起舆论的强烈反弹,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而在一些重大灾难之后,舆论的“过度反应”也可能将会是常态,我们需要适应这个趋势,而不是因进步洪流中信息量大或者夹杂了少数杂质,而过于苛责,那才是真的“反应过度”。




完善信息平台,捐钱捐物才不纠结 2013-04-23 03:31:01  新京报 

灾后大规模捐赠的信息公开应该做得更细致,并形成一个公开机制。灾区对所接收到的救灾款物,一一列清,定时公布物资去向,接受社会监督。

  ■ 观察家

  昨天上午,民政部下发紧急通知,提倡对地震灾区的捐赠以资金为主。对于捐赠物资和装备的,要提前做好与灾区民政部门的协调工作,有组织地运往灾区。同时,民政部还要求,社会组织向社会公布捐赠人权利义务、资金详细使用计划和成本预算,还须定期公布详细的收支明细。

  芦山地震之后,社会援助热情高,捐钱还是捐物,曾经一度困扰很多人。除了信息掌握不够、不确定哪种更切合灾区需要之外,有人担心自己捐的钱物,能否真正发挥作用。民政部门的提醒很有必要,但要消除民众的顾虑,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一些成熟的社会组织,在信息发布上已大有进步,但在重大灾难之后,往往是很多组织和机构共同参与,因而政府在信息汇总和发布上,需要建立一些机制。

  首先,是救灾物资信息平台的建立。在救灾的最初阶段,灾民更缺乏的往往是各种物资。但信息的不透明以及传播的不对称,使得外界对灾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物资,并不完全清楚,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物资的盲目捐赠,也使一些捐赠品在灾区难以迅速派上用场。

  因而,政府部门在第一时间的信息搜集和发布工作,就会显得特别重要。从这次地震的情况看,媒体和当地一些部门,也都在不断公布一些地方所缺物资的清单,如果能及早汇总到一个权威平台,可能有助于救灾物资的捐赠和发放。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救灾资金的使用,要有制度化的公布平台。2009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曾经做过一个调查,汶川地震后,80%的捐赠资金进入了政府财政专户,六成以上的捐赠人不知道捐款去向。这使得普通公众对于爱心捐赠的去处,存在大大的疑虑。

  救灾资金,是灾民灾后重建的重要物质基础。捐赠资金的支配应该由专业的团队和公开的信息平台作保障,这不仅是对捐赠人每一分钱负责,也可以接受社会监督,更有效地帮助灾后重建。汶川地震后,有媒体报道,知名度很高的映秀、北川的重建资金都绰绰有余,相比之下,一些不出名、更偏远的地方,比如青川等,所获救灾资金就相对少一些。

  吸取这些教训,灾后大规模捐赠的信息公开应该做得更细致,并形成一个公开机制。比如,灾区对所接收到的救灾款物,在一个公开平台一一列清,定时公布物资去向,接受社会监督。

  只要捐赠去处的信息公开、透明、传播对称,捐钱还是捐物,公众自会有自己的判断,就不会为捐什么而纠结,也不会担心自己的爱心被浪费。

  □魏巍(媒体人)




健力宝创始人李经纬病逝 2013-04-23 03:30:48  新京报

曾创造“中国魔水”神话,因贪污罪获刑15年

  新京报讯 (记者郑道森)昨日,广东健力宝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李经纬因病在广东三水去世,享年74岁。

  昨日晚间,健力宝公司总经理助理陈维坚向新京报记者表示,李经纬于昨日下午2时左右在三水病逝。

  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李经纬病逝前一直在广州的医院住院,直到最近才回到三水的家中。据当地知情人士介绍,李经纬多年前就罹患脑中风,昨日因肝癌在三水区人民医院去世,享年74岁。

  李经纬是健力宝的创始人,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一批企业家。1984年,通过赞助中国奥运代表团,李经纬让健力宝的品牌一炮走红,早在1996年,健力宝的销售额就突破了50亿元大关,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

  2001年,在健力宝“转制”过程中,李经纬作为创始人,未获当地政府的信任,他提出自筹资金4.5亿元收购健力宝的要求遭拒,随后健力宝被“资本掮客”张海(2007年被判有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获刑10年)买下。

  次年,李经纬涉嫌贪污被政府调查,2011年,年逾七旬的李经纬因“花费公司巨款为个人投保”获刑15年。据三水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李经纬因身体原因,一直处于保外就医状态。

  健力宝公司网站发布的信息显示,2012年健力宝上缴税金超亿元,重返亿元纳税户行列,并创造了近10年来销售业绩增长速度最快的好成绩。

  ■ 剪影

  从知名企业家到囚徒

  李经纬是广东三水人,曾任三水县体委副主任,后担任三水酒厂厂长。1984年,他听说广东体育科学研究所研制出了一种“能让运动员迅速恢复体力”的饮料,李经纬嗅到了商机,后来家喻户晓的橙黄色饮料——“健力宝”应运而生。

  开“体育营销”先河

  体委领导出身的李经纬,开创了中国“体育营销”的先河。1984年,李经纬让健力宝成为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奥运代表团的指定饮料,“健力宝”由此一炮走红。

  《大败局》一书记载,1984年,健力宝的年销售额为345万元,1986年就达到了1.3亿元,成为“民族饮料第一品牌”。1996年,健力宝年销售额突破了50亿元,一度占到广东三水政府财政收入的八成。

  企业转制中的“出局者”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全国掀起“企业转制”的浪潮,作为健力宝公司的管理者,李经纬却并未获得三水市政府的信任。

  1999年,李经纬曾想以4.5亿买下政府所持的健力宝股份,但遭拒。2002年,三水市政府向浙江国投转让健力宝75%的股权,作价3.38亿元,来自“凯地系”的张海成为了健力宝的实际控制人。

  在签约现场,李经纬含泪举头的动作被摄影记者拍下,在财经作家吴晓波看来,这是“中国企业史上最悲情的一张照片”,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最令人哭笑不得的一幕”。

  “为高管买保险”获刑15年

  2002年,李经纬因“涉嫌转移健力宝巨额资产”被“双规”。经过数年的调查,2011年11月2日,李经纬因贪污被佛山中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5万元。

  法院查明,2000年6月,被告人李经纬及同案人杨仕明、黎庆元、阮钜源(均已判刑)、于善福(另案处理)在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领导班子工作会议上,决定用子公司广东健力宝饮料有限公司的职工福利基金为5人购买个人商业保险。

  法院认为,李经纬身为受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他人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




山东25岁女镇长与其父同日辞职 2013-04-23 03:35:10  新京报 

  此前被曝升迁与其父有关;其父为济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新京报讯 (记者李宁)21日,山东省金乡县鸡黍镇25岁女镇长韩寒辞职,同日,其父济宁市组织部副部长韩东亚也辞去现职。此前,韩寒的升迁被指得益于其父韩东亚。

  据济宁市宣传部有关负责人称,4月10日,在鸡黍镇人民代表大会上,韩寒“以高票当选为该镇镇长”。

  爆料

  三年从科员升到镇长

  昨日,在金乡县政府官网上发布的“乡镇党政主要负责人”今日工作中,仍安排有韩寒本周的工作打算:做好镇安全生产工作;参加镇两委工作会议。

  据新华社记者从济宁市委组织部得到消息,山东省金乡县鸡黍镇25岁女镇长韩寒与其父济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韩东亚已于21日辞去现职。

  日前,有网友发帖称,韩寒自2010年毕业后,在不到三年时间里,从金乡县经济开发区科员升职到金乡县鸡黍镇镇长。网帖还列举了韩寒的简历,并称“其升迁得益于父亲济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韩东亚。”

  在金乡县政府网站上公布的人事任免信息中,韩寒的履历与网帖中的履历相同。

  回应

  纪委称将继续调查

  对此,金乡县宣传部有关负责人回应称,韩寒历次任职均不存在任何违规和违纪情况,至于镇长一职,系在鸡黍镇人民代表大会上“以高票当选”,并证实韩寒的父亲确为济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韩东亚。据新京报记者了解,2008年,韩东亚任济宁市人事局局长,后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对于韩寒辞职一事,鸡黍镇工作人员没有明确表示,但他表示现在“并不知道谁在主持工作”。

  济宁市宣传部一位负责人称说,在没有确凿证据前,不能说她的升职与她父亲有关,“只不过他父亲是个干部,但干部的子女就不能正常升迁吗?”金乡县宣传部新闻科韩科长称自己并没有收到韩寒辞职的消息,将了解情况后给记者回复,截至记者发稿前,该科长手机一直关机。

  据山东省委宣传部主管的外宣网站消息,韩寒与韩东亚于昨日辞职,目前,济宁市仍在对此事调查。

  新京报记者联系济宁市纪委,该市纪委回复称,纪委领导非常重视此事,目前对此事的调查还没结束,仍将继续调查。



“致未来书店的一封信” 2013-04-23 03:31:03  新京报 

编者按:今天是“世界阅读日”。这一天,我们总会去思考和阅读有关的问题。关注阅读的未来,关注阅读的持续与良性,让全民阅读真正成为公民素质提高的源泉。

  【关注世界阅读日·期许】

  未来的书店,必然成为每个人紧密联系的纽带。它不再是简单的书籍陈列场,而是一个巨大的故事汇集和生发地。

  上世纪70年代的书店之光,是黎明之前、微亮于天际的启明星;80年代的书店之光,是理想主义者手中热烈燃烧的火把;90年代和00年代,书店之光是静好岁月中温暖守望的蜡烛,照亮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每个时代都将缔造一类书店,每一类书店都用不同的方式反哺着它们所处的时代。如果把阅读当做一种信仰,书店就是一座座教堂。

  从电子商务兴起至今,全国逾半的传统书店已经倒下。是人们不再需要书店?是阅读量的减少、流行的快餐受到追捧,思想的盛宴无人光顾?并非如此。城市的每一个夜晚,有人纸醉金迷,有人抱膝痛哭,有人挑灯夜读。横流的物欲浪潮退去后,精神的礁石依然顽强挺立。有价值的阅读,永远与时代同步。

  在我们的双脚还不能自由行走的时候,书籍是照亮世界的第一盏灯。阅读,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是心灵的调适,是人生必要的留白。阅读与思考,是通往心灵自由之路。

  未来世界中,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拥有阅读的时间,每个人都将成为自己的作者,也都将成为其他人的读者。未来的书店,拥有的不仅仅是书香,人们在其中阅读、思考、相遇……生命有限,而阅读无限。有人类永远的孤独,就有永不终结的阅读。只要我们需要一份手心相抵的温暖,需要从一颗心到达另一颗心,我们就需要书店。

  未来的我们不是不需要阅读,而是需要更丰满、更立体的阅读;不是不需要书店,而是需要更美好、更丰富的书店。未来每个城市的规划中,都不能缺少书店的位置。未来的我们,去书店不是为了寻找某一本具体的书,而是寻找相遇,寻找无数可能的生活方式,寻找关于生活的所有可能性。守望书店,就是守望一种生活,守望一片心灵的净土。

  未来的书店,必然成为每个人紧密联系的纽带。它不再是简单的书籍陈列场,而是一个巨大的故事汇集和生发地。当你们的手指抚过同一张书页,当你们的眼睛为同一段文字濡湿,你便知道:书店的意义,是为了让相似的灵魂相遇。只有在这里,你才能感到:每一本书都是有生命的、有尊严的、有温度的;只有在这里,你才能了解一本书的构思与创作背后的故事,才能构建一场阅读、想象与反思的完美历程。书店与作者、书店与读者、作者与读者的故事,将凝聚为一个时代的美好记忆。

  合上书本的那一刻,绝不是一场阅读的终点。阅读的意义是为了走出阅读,去书店的意义也是为了走出书店。请相信,阅读的力量能够改变世界;请相信,文字中流转的思想,是人生能够得到的最珍贵的馈赠,它将塑造我们心灵的底色。把思想的光辉散播到生活中,才是阅读的最终目标。

  让通往书店的每一步,都成为走向内心的每一步,这是世界上最艰难也最美好的旅程。

  美国有他们的城市之光书店,法国有他们的莎士比亚书店,英国有他们的查令十字街书店,中国香港有他们的诚品书店,而我们,要以什么样的书店,为这个时代立碑?

  时间的滚滚车轮,必然催生更多形态的书店,也必然淘汰单一的、只有输出没有输入的书店。对于轰然倒下的传统书店,叹息致敬之余,我们已经无法计算失去的分量,唯有希望,新的要比旧的更好,得到的永远比失去的更有价值。

  (此为南京先锋书店发起的“致未来书店的一封信”活动宣言)

  □胡彬彬




没有材料研究能力,我们只是个工厂  柯白玮   发表于2013-04-16 09:34

  南京紫金立德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连宁:没有材料研究能力,我们只是个工厂

  说起3D打印公司,一般会想到美国的3D System和Stratasy两家龙头公司,实际上,国内也有一些专门从事3D打印机制造的公司,南京紫金立德电子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家。公司成立于2008年,是中国和以色列合资的企业。

  《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3月31日采访了紫金立德的总经理连宁,据连宁介绍,他们公司生产的3D打印机主要用于工业制造和工业设计。他认为,3D打印这个新兴技术,没有被人们广泛地认识到。



产品主要用于工业制造


  上海经济评论:公司技术员工主要进行哪些研发?是从哪里招募来的?


  连宁:我们主要生产3D打印机,所以我们的员工重点是在研究打印装置方面,主要是机械、电子、软件这三大块。从数据的获取,到最后应用的材料,3D打印技术涉及的技术面非常广。我们是整个3D打印产业链中间的一个环节。


  我们企业的中方股东是国内生产平面打印机的领头企业,过去是家军工企业,我们技术团队的核心成员都是从中方股东那里招募来的。另外,我们也招聘了很多学电子、软件、机械的年轻大学生。早先,以色列公司Solido在我们这里每天保持有5到6名技术人员,Solido是专门研发3D打印机的公司。在我们的工程师能够掌握技术后,大概2011年底,以色列工程师全部退出了,他们的成本比较高。遇到技术难题,可以通过网络沟通,个别时候可以请他们过来指导。

  上海经济评论:你们生产一台3D打印机要多长时间?从以色列公司Solido方面,得到了哪些技术支持?

  连宁:我们是国内第一家能够规模化、自主生产3D打印机的企业。我们年产3D打印机1000台左右。从装备开始一直到最后机器完成调适,大概需要150个小时到180个小时。我们买断了Solido原创的设计技术,在他们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工程化的改造,同时,我们也开发了自己的相关专利。

  上海经济评论:你们公司3D打印机的客户主要有哪些?

  连宁: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现在3D打印机的主要客户都集中在工业设计、智能化制造和高等教育领域。

  上海经济评论:能具体讲下在高等教育、医疗领域的应用吗?

  连宁:教育方面现在主要用于培训学生了解3D打印机。比如机械专业的学生可以将设计的立体图形打印出来。医疗应用,主要用于外科,更多的是应用在骨科和牙科。

  上海经济评论:你们生产的3D打印机在上述几个应用领域,所占的比重分别是多少?

  连宁:现在80%是工业的应用,剩下的绝大部分是高等教育的应用,在医学方面的应用还是比较少,因为如果将费用转嫁到病人身上,很多病人是难以接受的。而且3D技术会对常规的医疗手段和工作方式产生颠覆性的作用,所以很多人在观念上还一时难以接受。



3D打印机生产企业生存困难

  上海经济评论:你们现在的营业状况如何?能收回成本吗?

  连宁:我们的市场现在主要在国外,我都是找代理进行销售,我们和其他的外贸企业遇到一样的情况,绝大部分利润要让给市场去消化,我们只能把自己的生产成本、应用成本捞回,很难通过国际市场销售来获取比较高的利润。国内的销售由自己来掌控,这样可以通过国内销售的利润弥补国际销售。不管是我们,还是国内的其他生产3D打印机的企业,大家的生存都很困难。毕竟是个新兴技术,没有被人们广泛地认识到。它的市场受到了很大的制约。

  上海经济评论:除了人们对3D技术缺乏认识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使得你们的市场拓展比较困难?

  连宁:首先数据的获取就需要经过一定培训的人才,如果没有进行专业培训,很难使用三维设计软件,就没有数据来实现打印。

  此外,如你想打印一块肉,必须用蛋白质的材料,打印金属要用金属材料,打印塑料要用塑料材料,打印医学产品要用生物材料。而这些材料也不是我们实践的科技人员能够研发出来的,需要综合很多学科,很多专业技术人员共同研发。比如,我们现在用的是工程塑料薄膜,我们正在和别人联合研发陶瓷薄膜和生物材料薄膜,只有有了这些薄膜我们才能在3D打印机上实现所需的东西。我们的技术人员能做打印机的控制软件、输出软件等,但是如果研究材料就没有能力了,我们只是个工厂

  上海经济评论:哪些3D打印机制造企业,你觉得是值得模仿的?

  连宁:美国和以色列的企业做得比较好,但国际做3D打印的企业也为数不多。美国是从去年开始,他们两个领头的企业都在组合美国国内的3D打印资源,就是兼并收购小企业,甚至把触角伸到了以色列、欧洲,形成合力。我们也希望通过和国内高校研究所联合,集合国内资源。

  上海经济评论:国外制造3D打印机的公司盈利模式是怎样的?

  连宁:美国的3D打印企业都是通过风投包装先在创业板上市。其实,在它们的起步阶段也非常艰难。3D System 奋斗了20年,曾经经营也一塌糊涂。由于美国政府对3D打印这一块高度重视,奥巴马是连续三年在国情咨文中都提到了3D打印技术相关的事宜,所以炒作上去了。



基础材料与国外比差距较大

  上海经济评论:你们和国内的研究院和高校有合作吗?

  连宁:我们现在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在机器研发方面有直接的合作关系。我们共同成立了江苏省3D打印重点实验室,来研发新款的各种机器。在材料方面,我们和南京工业大学、太原的中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高校有横向的联系。

  上海经济评论:和研究所、高校之间的合作哪方面需要提升?

  连宁:高校的老师、研究院的学者更重视科研成果的研发,而我们更注重将成果转换成产品。学者们更多地希望成果出来以后写论文、申请专利,至于其能不能产业化、商品化,跟他们没有直接关系。这样,设计出来的东西不一定能够制造出来,制造出来的东西未必就能被人们接受。后面这些工作,要靠企业家加以实现。这两个过程中,很多矛盾会体现出来,怎样协调好矛盾,将实验室中的专利变成老百姓能够直接运用的商品,这需要学者、工程师、企业家共同配合。

  上海经济评论:目前政府对3D打印技术企业给予了哪些帮助?

  连宁:政府对3D技术的重视是从2012年开始的,国内研究3D打印技术的单位不太多,生产3D打印机的公司更是屈指可数。现在,政府就怎么扶持中国3D打印技术的发展还没有明确的计划,只是列入到了现代制造业的分支下面加以扶持。江苏省政府是将3D打印技术产业作为全省10大新兴战略产业来立项,这样我们会得到政府更多的帮助。

  上海经济评论:中国的3D打印技术和国外相比,优势和劣势在哪里?

  连宁:与日本、韩国相比,中国3D打印技术和国外没有太大的差别,只不过他们的工业基础比我们更好,所以,他们制造出来的东西比我们更加精致、性能上更优。

  但在软件的开发,比如3D数据的获取方面,我们跟欧美发达国家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中国的软件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跟他们比有差距。中国的基础材料方面,差距就比较大。

  上海经济评论:你觉得3D技术未来新的应用领域会是哪些?

  连宁:很多科学家预言,3D打印技术可以应用到任何领域。3D打印技术近来被炒得非常热,拿我们做应用的人的话来说,是炒得有点过分了。它还是个成长型的技术,还是个很不完善的技术,存在很多需要解决的难题。但它的确是个很好的技术,未来一定能够深入到人们生活和工作的任何领域。

  上海经济评论:3D打印机未来广泛应用,你觉得要到什么时候?

  连宁:英国有个科学家已经在规划未来人类到月球上居住,他不准备带大型设备,只准备带一台3D打印机,然后利用从地球携带过去的材料或者月球上的材料,在月球上建造居所,他预言这能在50年后实现。

  我觉得,工业设计方面,5到10年的时间,可能会对现代制造业产生一定改变。而医疗应用方面,用15年到20年,会对医疗有很大帮助。■



(作者系《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田春玲编辑,工作邮箱:tianchunling@wxjt.com.cn)


 录入编辑:王卉




不良贷款是怎样形成的?   周俊生   发表于2013-04-22 08:34

中国银监会日前召开2013年经济金融形势通报分析会,对下一阶段银行业改革发展及监管作出了部署。

  中国银监会日前召开2013年经济金融形势通报分析会,对下一阶段银行业改革发展及监管作出了部署。其中提出,要关注不良贷款,提高贷款五级分类的准确性和资产质量的真实性,加强风险处置。

  我国经济运行正面临十分复杂的局面。目前,各大商业银行对投放信贷都有很高的积极性,而商业银行一直承受着沉重的存款压力,在货币政策执行方向依然体现为从紧的背景下,如果不能做大贷款来对冲为存款支付的利息,商业银行的创利能力将出现下降。为做大放贷业务,一些银行难免急功近利,盲目追求贷款数量上升,导致有些贷款无法正常回笼。在这种状况下,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加强不良贷款监控,无疑是正确的。

  但银监会同时又提出,要优化信贷结构,不断提高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具体来说,要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支持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的合理信贷资金需求,强化小微企业、“三农”金融服务,等等。

  一方面要严控不良贷款,一方面又要对某些领域加强信贷支持,银监会向商业银行提出的这两个要求,从大道理来说都是正确的,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充满矛盾。

  首先,要明确的是,银监会提出严控不良贷款,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具有明确针对性的。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确实在增长。根据银监会今年3月1日披露的官方数据,截至去年底,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连续第五个季度出现反弹,达4929亿元。

  就我国银行业的现有规模来看,不到5000亿元的不良贷款,尚在可以接受的程度。但是,如果分析一下这些不良贷款的来源,却可以看出问题所在。今年1月14日,在银监会召开的全国银行业监管工作会议上,银监会曾明确表示,银行业前几年贷款高增长带来的问题可能在今后几年逐步显现,具体表现在违约风险加大,部分领域、部分地区、部分机构的不良贷款苗头已经出现。在这次会议上,银监会明确指出,钢贸、船舶、光伏等行业是信贷风险爆发的高危领域。

  显而易见,不良贷款的形成,与前几年政策面上鼓励商业银行加大信贷力度有直接关系。当时,国家为了抗击全球金融危机的侵袭,将货币政策改为适度从宽。为了让经济增速保持在一定水平,增加流动性,这应该说是一个无可非议的选择。但是,在国家提出4万亿投资大单后,无论央行还是银监会,都向商业银行提出了加大信贷对企业支持的要求。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应该还会记得,当时的商业银行如果在信贷上表现得抠门,就已经是一种“政治不正确”的行为,而钢贸、船舶、光伏这些在今天已出现深重危机的行业,在当时是政府重点支持的对象,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商业银行投放信贷的重点目标。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当银监会提出严控不良贷款时,首先需要做的是厘清这些不良贷款的来源,并避免在未来重复昔日的错误。但是,银监会却又再度要求商业银行对某些领域加强信贷支持,这些领域当然不再是已危机四伏的钢贸、船舶、光伏等行业,而是换了一批对象,比如小微企业,又如能够拉动内需的行业,总之是当下政策面上倾力扶持的目标。但是,银监会目前提出的要求,其路径模式与前几年要求银行信贷支持钢贸、船舶、光伏等行业却是一致的,这就是要求商业银行成为配合政府某一时期经济调控重点的政策工具。

  在计划经济时期,银行只是政府的“小金库”,在信贷投放上听命于政府的指令,从而积累了大量不良贷款。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模式逐渐被抛弃,而国家为解决商业银行积存的巨额不良贷款,不得不动用财政资金为它们兜底,才使商业银行得以轻装上阵。但是,今天我国的银行尽管已完成了商业化改造,但在经营上却仍习惯于担当政府的货币政策工具。一方面,政府为保证经济指标的完成,需要银行不断地向一些投资项目投放信贷;另一方面,银行在多元化经营、多渠道创利等方面乏善可陈的情况下,仍然不能放弃对增收贷款利息的追求,而在银行看来,具有政府背景的投资项目无疑是优质的信贷对象。这种互有需求的联系使银行与政府的纽带陷于“扯不清理还乱”的格局,银行难以抵御来自政府的要求,从而为不良贷款的增加埋下隐患。

  商业银行必须对不良贷款保持高度警惕,但是商业银行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运营环境,政府必须改变继续将商业银行当作信贷政策工具的做法。对银监会来说,固然需要提醒商业银行严控不良贷款,但是与此同时,不能继续要求商业银行对某些行业、某些领域加大信贷支持,以此作为对政府经济调控的配合。如果商业银行在信贷上缺少独立自主的经营环境,那么,今天为配合政府要求而投放的信贷,很可能明天就成为商业银行的包袱,所谓严控不良贷款也就将成为一句空话。

  (作者系财经评论员)

录入编辑:李琪


北大卖肉校友曾在官场站错队 遭排挤后下海  2013-04-22 17:22:49



摘要:毕业后,陆步轩被借调到县计经委工作,其领导因“文革作风”、“诬陷罪”入狱。站错队的老陆屡遭排挤,终于愤然下海卖起了猪肉

  北京大学每年获得的校友捐赠多达5亿,当然,全部来自校友中的成功人士。他们光鲜、慷慨,令母校骄傲。而聚光灯之外,大部分校友只是平平常常,少数堪称潦倒。北大的光环也可能成为人生的枷锁,街头卖肉的陆步轩就是这样。

  老陆晚上喝多了,高兴。

  白天在北大演讲,他说自己给学校抹了黑,叫学弟学妹拿他当个镜鉴。喝酒的时候又笑又嚷,说起以前遭的罪,就像说起昨天的天气。有记者追来问,他就大大方方地承认失败,胆小、能力差、胸无大志,让人误以为他在说气话。

  “大家都知道了,我就实话实说。”他的表情混合了坦承与戏谑,想要挑战他的人要么一时语塞,要么满意地离开了。

  我问老陆,你对自己认可吗?他说,我认可自己的生活哲学,我现在过得很好。

  同为北大中文系89届学生,陆步轩在文学班的十几名男同学已有5人离世诗人戈麦身负石块自沉万泉河,其余4人或积劳成疾,或抑郁跳楼。师兄陈生总结说,我们没跳楼,我们身体健康,挺好

  坐在北大博雅酒店的房间里,老陆指着桌上的杂志,说里面有同班同学写的诗,但他没看。我翻到中间,在边栏里找到了《在一个寒冷降温的夜晚》:

  ……让我在黑暗中

  静静地站一会儿。先别开灯

  不要开灯,我不想就这样

  裸露在人类的光线中

  让我静静地想一想

  如何抵挡冗长的人生……

  我把杂志塞到他面前,“你看看”。老陆扶起眼镜,花二十多秒看完了,说,“我不懂诗。”


  演讲的第二天中午,老陆不准备参加北大校友会的宴请,想在校园里走走,然后去“学生灶”吃顿饭。

  从东门往南门去的路上,建筑几乎都变了,老陆有点迷糊,走路的样子犹犹豫豫。我和摄影师嘲笑说,你像是长安县来北大进修的副股级干部。他全然不笑,自言自语说“现在韩国留学生多,我们那时和韩国没建交,日本学生多”。

  85年入学,89年毕业,陆步轩把大学生活交给了80年代,纯粹而完整。可是回忆起来,他总说记不清楚,也许是有意回避。记得最清的是食堂的菜价,鸡蛋5分,油条5分,加一个豆腐乳,稀饭免费。啤酒8毛,酒瓶可以换回来5毛。酸奶两毛钱,“但我喝不惯。”作为农村学生,他每月得到28元的助学金,后来涨到36元。

  去学生灶吃饭,老陆预谋已久,一直循着学三、学五几个食堂踩点。可惜原先的建筑要么拆掉,要么翻修过,他逆着大群下课的学生,在路中间仔细分辨着建筑的形状,迷茫的样子令摄影师大感满意。

  那些熬过时间没有变的,老陆又觉得不真实。他指着三角地旁边的一个理发店说,24年前也是理发店,“老板肯定换了。”

  原先中文系男生所在的32号楼现在改住女博士,这是老陆演讲当晚探听来的情报。他醉醺醺地趴在玻璃门上,敲了半天宿管员才出来,问了情况便大胆放行。可老陆也就在走道里晃了晃,已经12点,宿舍里一片漆黑。这里不属于他了,曾经的同寝傻二、瘪三、猴四、麻五、狗六,也散落四方。“我年龄最大,是老陕。”

  摄影师笑着问,有没有谈对象?“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学校不允许,当时只有几对儿。”老陆赶忙换了话题,说曾给一个叫菅健的日本人教中文,又说自主招生和校长推荐制之后,农村学生很难考上北大。而当年,占总数近半的农村学生是他自尊心的唯一掩护,他不必为4个冬天都穿同一件军大衣感到羞愧,大部分人都一样。

  过了档案馆,老陆突然兴奋起来。3座宏伟的古代建筑正对西门,围出一个小广场,中间的草坪曾有一座巨大的毛泽东雕像,右臂抬起、山呼万岁。他毕业那年,一声轰响,雕像被定向爆破,学生们都赶来合影留念,他们以为一个时代将彻底结束。

  在老陆的记忆中,80年代的北大怒目圆睁,人人都急于和旧时代决裂。刚入学,他就被卷进纪念“九一八”的学生洪流,并奇怪地看到队伍中的“反腐败”标语。1986年北大学生柴庆丰被杀,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三角地满目的小字报,到处都有演讲的学生,“这样的情况,谁能不参与进去?那会儿我也是热血青年。”

  老陆也当过“小头目”,但嘴笨,没演讲过,同宿舍合写过小字报,贴在三角地没多久就被层层覆盖。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一套理念,自由、民主、宪政,老陆谈论时一副自然而然的神情,和他讲授猪肉营销学时差不多:较小的猪腰子,说明屠体的肾脏发达,屠体健壮。

  现在还想这些吗?我问他。“想也是白想,就不太想了。处在这个环境中,咱们个人没法改变的。”

  那年初夏,老陆仓皇跑回陕西,找到在西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工作的表姐,寄居在她租来的民房里。也曾有公安和便衣来找,当晚他碰巧在街巷里游荡,躲过一劫,否则可能被取消学籍,甚至关押一年半载。

  一周以后,老陆不得不冒险回到北京,因为没有毕业证就意味着一无所有。他几乎认不出激荡过后的北大校园:学生们无心上课,围坐在宿舍里打麻将,有的则谋划着出国。按照前几届毕业生的分配情况,老陆本应早早被中央或北京市的单位“抢走”,但他成了毒蛇猛兽,只得到一纸派遣证,发配回原籍。

  那尊雕像爆破后被移走,换来一块巨大的丑石。后来丑石也移走,只剩下一片30平米左右的草地。摄影师想让老陆站在那里,模仿雕像伸出右臂。是有过那么一张黑白照片,里面的年轻人带着变色眼镜,叛逆地坏笑,意气洋洋。

  可老陆扭捏着,不愿意,“终究几十年过去了,那会儿是学生,和现在不一样。”



  如果有人问老陆,你这24年经历了什么?他一定会先摸摸口袋,找烟来抽。

  1989年7月开始,陆步轩每天骑着破烂的自行车,往返四十多公里,到西安市找“饭碗”。他忐忑地说出北大的名字,不出所料地被拒之门外,愤怒与屈辱随即占据了内心。

  他怕见人,尤其怕见到熟人,但偏偏躲不掉。求职几经碰壁,老陆终于想到托关系、找门路,在得到县城建局的承诺后,安稳地睡了一觉。临近上班时突然被告知,自己被人顶替了,而且偏偏就是高中同班同学。这位西安地质学院的女大专生,补习两年后毕业,与老陆同届,而她的姨父是长安县分管科技的副县长。

  回北大演讲,老陆告诫学弟学妹,干事业要去大城市,小地方封闭保守,裙带关系盘根错节,去了就深陷泥潭。他身后“职业选择与人生发展”的背景板,像是毫不留情的讽刺,“选择”二字显得大言不惭。被濒临倒闭的机械配件厂勉强接纳后,23岁的年轻人万念俱灰,不得不痛苦承认,4年的骄傲也许只是无知和虚妄。

  北大的履历终究还是给了他一个卑微的机遇。老陆很快被借调到县计经委,给文墨不多的计经委主任写材料。谁知,军队转业的计经委主任性格执拗,在没能“按惯例”升任副县长后,四处告状,最终因“文革作风”、“诬陷罪”入狱。站错队的老陆屡遭排挤,终于愤然下海。

  对关系、对规则、对权钱逻辑,老陆倒也洞明,只是自尊心太过敏感和强大。《屠夫看世界》一书写道:

  我人黑心不黑,看似粗皮大胯,实则细皮嫩肉,特别是脸部,面皮忒薄,生怕伤脸,说不出话,尤其在涉及个人利益的时候。按理,在党委办公室工作,与领导接触的机会很多,趁领导高兴之机,提出转入正式人事关系事宜,或者逢年过节,多去领导家里走动走动,联络感情。但我不会来事,至今连领导的家门向哪边开都不知道。

  这是北大赋予你的吗?

  是,心气儿高。

  但你现在轻易就承认失败、能力差。

  磨掉了。

  1993年起,老陆办过工厂、钻过矿洞、搞装潢、开商店,甚至差点因毒气丧命,但终究一事无成。有10年时间,他试图将失落与苦闷掩埋在麻将场的喧闹中,一度成为职业赌徒。离异后孑然一身,无牵无挂,麻将可连打三天三夜,加上智力超群,“门前垒什么牌全都记得”,只靠打牌也能养活自己。日子也就这么过去了。

  北大校友会将老陆的演讲安排在“英杰交流中心”,新西兰总理中午刚刚离开这里,多少让人感到惶恐。他站在台上,不断挪动脚步,讲了15分钟便匆匆致谢,在寥落的掌声中涨红着脸回到座位。

  记者们对为什么敢回来演讲充满好奇,老陆说,陈总拉我来的,我是他“屠夫学校”的名誉校长。

  陈生是84届师兄,广东天地食品集团总裁,身家百亿,个头不高,头发笔挺。“为创业在坟地睡半年”,“400万套利2000万”,创富神话似乎永远雷同,但从不乏味。学生们屏气凝神,手里还攥着学校印发的就业程序示意图。陈生也讲起曾经的磨难,但显然,他的挫败成了令人怀恋的故事,而老陆的挫败只提供了活该失败的证据。

  2000年起,老陆做起了屠夫,直到2003年被媒体发现。对于因他而起的人才观争论,老陆倒置身事外,在高校、机关抛来的橄榄枝里挑花了眼。当命运以荒诞的方式前来解救,他谦卑、释怀,没赌气。

  “混得不好”,陈生对这个说法愤愤不平,“他当时每天卖出12头猪,月入过万,挺爽啊!”不过在被媒体发现时,老陆的境况一点也不像月入过万。“那肯定得藏着,让人家知道你挣那么多,要多收你税费。”老陆说,市井生存必得有市井的智慧。下海几乎溺亡,卖猪肉竟月入过万?“老陆的猪肉品质好,不敢注水,北大的,不敢乱来。”陈生看了老陆一眼,肯定地说。

  陈生虽然富有,名气却是因为经营“壹号土猪”大概只有“北大”、“猪肉”这两个词结合在一起,才有此等魔力。

  老陆挣扎谋生的那几年,有个北京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去找他,以乡党、校友的名义套近乎(北农从北大分出去),也的确同病相怜:毕业分配到草滩农场,单位不景气,创业失败,父母双亡、无妻无子,白天骑三轮车收购旧书报,晚上摆摊,自诩“文化产业”。

  老陆说,“我跟他没什么区别,除了一个北大,一个北农。”后者至今仍然流落街头,老陆偶尔还会接济。

  经营肉铺的那些年,老陆常去隔壁的小卖部买酒买烟,但从来不买书报。他干脆假装文盲,别人看到一手好字,多以为他“自学成才”。

  演讲的第二天上午,北大校友会筹划了一场企业家座谈,老陆是列席,介绍嘉宾时差点被遗忘。座谈一开始,他就翻看手中的材料,来来回回至少3遍。陈生大部分时间在玩弄手机,不过大家清楚,他是被故意淡化的焦点。

  校友会的目的直截了当,校友出资3000万设立北大创业基金。项目介绍者先是以“哈佛”、“硅谷”、“融资近亿美元”等提升档次,然后抛出捐赠要求。老陆一开始兴致盎然,慢慢地表情就暗淡了下去。

  1980年代,市场经济制度尚未建立,北京大学的校办产业几乎为零,而到了2012年,规模达到了900亿,占全国高校的40%.扩张的欲望当然不会停止,理由熟悉而古怪和清华大学竞争。

  项目介绍人时不时看看陈生,他还是盯着那部没有声音、没有震动的翻盖手机。和老陆没什么关系,他出去点了支烟,站在舟山群岛招录后备干部的展板前看了半晌。

  创业基金的3000万缺口,将主要来自北大企业家俱乐部,俱乐部计划吸纳54名会员,入会费54万。这应该是3000万开平方的结果,并非有意契合“五四精神”。北大还准备适应需求,帮助民营企业培训“富二代”,计划在广东、福建、浙江设立培训点,理由听起来有理有据:“二代”将掌握巨大的财富,他们好,民营经济才能好。

  企业家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开始设定为本科生,他们毫无疑问是北大的精粹;继而放宽至研究生,现在大概读过EMBA也是可以的。哪些人可以视作“北大人”?这个问题并不十分严肃,说着说着就“无趣”了用老陆的词汇形容,就是这样。

  北大校友会希望广东分会介绍更多成功的企业家,“我们一开始不知道陈生师兄是广东省十大经济人物。”广东校友会会长徐枢很热心,一些初创阶段的企业家已经主动来联系,而他真正想要推荐的人物,还在观望。

  陈生最后发言,他指责一些校友挂羊头卖狗肉,名义上是科技园,实际上倒卖土地、搞现金流,“消耗北大的品牌,我们不要这样。”老陆的表情有些复杂,曾令他狼狈不堪的北大招牌,在别人手中竟是挥舞自如的生财工具。

  但老陆的生活哲学没有给羡慕留下空间,“也不一定非得那么成功吧”,他现在是县志办的在编人员,清闲自在,雇人打理肉铺,每月收入几万元。当我求证是否有两套房子时,他看起来有点生气,“不止”。还真是无可羡慕了。

  当天轮到陈生演讲时,老陆中途出去好几次,他在安排晚上的饭局。本来想约大两届的师兄孔庆东,但老孔碰巧不在。晚上他跟同宿舍两个人,袁斌和紫地,干掉一瓶五粮液,六大听啤酒,喝得不多,但醉得厉害。

  袁斌是个剧作家,不怎么出名,40出头才结婚,一天不写字,养家就成了问题。最近的剧本是讲述一段民国情仇,赚不了多少钱。在老陆看来,同属“混得不好的”,但不像卖猪肉那么惹眼。紫地曾是中文系公认最有才华的一个,年届50,还只是汉语中心的副教授,心里也苦闷。

  老陆悄悄叫来了陈生,想让袁斌给这位亿万富翁写本传记。二三十万对陈生来讲不算什么,所以整晚都在吹牛,把在坟地睡6个月的故事又讲了一遍。老陆没敢说传记的事是他安排的,怕袁斌出于自尊心拒绝。袁斌仔细听了,有兴趣,但不大乐意挣这份钱。老陆说,北大人就是“虚”。

  老陆又想起一位师弟,北京人,也是潦倒,但电话打不通,酒又喝得晕晕乎乎,就把陈生他们赶走了。

  坐在北京4月的黄昏里,老陆笑盈盈地接了一个又一个电话,都是来约访的记者。央视《看见》栏目的编导嘱咐他,来之前喝点酒,状态好。

  你知道柴静吗?

  知道,中央一套的,主持过春节晚会。反正央视女主持都挺漂亮的。老陆说。

  聊了这么久,发现竟忘了吃饭,决定一定要去“学生灶”吃宵夜。走出宾馆的时候,一弯新月正挂在博雅塔旁边,空气清冷,中关村北大街上车辆呼啸而过,一群韩国学生在操场里奔跑叫喊。

  老陆接到了陈生公司副总的电话,他正在陕西准备兼并一家屠宰场。谈判之前,老陆带人突袭了这家公司,复印了财务报表,以防止造假。

  “你说自己没有经济头脑,我看不像。”老陆没有回答,沉默了许久,说这样的夜晚仿佛是回到了大学,说高中时候干农活,种小麦和玉米,说大三时骑自行车去上方山,要整整两天。那时远处的中钢大厦、太平洋电脑城都不存在,海淀还是一片漆黑下的小镇。

  “学三”、“学一”,凡是还在营业的食堂都只刷学生卡。北大有点侯门似海了。我们在校外找了个地方,老陆说,先来两瓶啤酒,别的再点。

  (袁斌、紫地为化名)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编辑:黄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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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22 April 2013

富人的復仇大計 - David Harvey


許寶強﹕罷工、佔中與本土運動的政經根源 - 明報 2013年4月22日 星期一

http://news.mingpao.com/20130422/faa1h.htm

碼頭罷工、佔領中環和保衛本土是最近香港的三場焦點社會運動,發生雖有先後,參與及推動者各有不同,目前也未見交集,但三者其實共享同一政治經濟根源——具體的表現,是過去30年全球財富兩極分化的趨勢;而推動的力量,則是由剛離世的戴卓爾夫人等所推動的所謂「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政策。

三場運動 一種根源

在「新自由主義」之前加上「所謂」,目的是說明這套興起於上世紀80年代,以小政府大市場、私有化(privatisation)、去規管化(deregulation)為名的意識形態,實際是選擇性地透過劇減利得稅支持大企業(如軍事工業),同時又不斷打擊工會、遏抑福利的一套劫貧濟富政策,因此與一般人所理解以至重視的「自由」(包括思想、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等自由),其實拉不上任何關係,甚至可說是自由的反面。

這套美國學者 David Harvey 稱為「富人的復仇大計」——嘗試重奪戰後到1970年代在凱恩斯主義及社會民主主義主導下失去的經濟大餅的份額——的「新自由主義」,在過去30多年間急速擴大了全球性的貧富差距。到了今天,英美等地的貧富懸殊程度,已回到20世紀30年代大衰退前夕的危機水平。財富的高度集中,令佔人口少數的中上階層的購買力大升,政治權力不斷積累,連帶提高了其文化的影響力,愈來愈能夠因應他們的慾望、想法和行動,改造社會政策、政治體制、經濟結構和日常生活;另一方面,戴卓爾夫人等「新自由主義」者所創造的語言概念,在富裕階級不斷增強的經濟和政治實力支撐下,透過大學、智庫、傳媒等機構散播滲透,逐漸成為了社會的共識,甚至迫使「左翼」社群(如英國工黨)也得使用(參閱Zizek 2013)。

深受美國文化影響,並在戴卓爾夫人任內仍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自然難免承接「新自由主義」的影響;而缺乏民主普選的香港,比英美等地顯然更容易滋長劫貧濟富的分配制度,因此成為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城市,也有亦可循。換句話說,今天香港出現的各種社會矛盾,以至由此催生的社會運動,恐怕都有這「富人的復仇大計」的根源。

葵涌貨櫃碼頭的罷工,導火線自然是大商家為逃避企業責任、並由「新自由主義」語言背書的外判制度;而外判公司之所以有恃無恐突然結業,與本地保障及厚待公司主事的經濟法規,以及其過去積累的財富實力也不無關係,而這些均在「新自由主義」年代中得以鞏固及強化。佔領中環運動,由溫和的學者提出,彰顯了過去二三十年不斷坐大的權貴寸步不讓氣焰,連哪怕是改良式的民主進程也想封殺;以保育本土為目的的社會運動,其實也間接由全球急劇貧富分化(包括中國大陸)、金融地產不斷侵蝕本土資源、文化和歷史所催生。

在「新自由主義」肆虐的年代,量度貧富不均程度的本地堅尼系數由1981年的0.451上升至2001的0.525再上升至2011的0.537,中國大陸也有類似的趨勢,至今這個仍自詡為「社會主義」的國家,其貧富不均程度甚至超越歐美等「資本主義」地區,難道不是說明了,中國大陸自1980年代全面推展的「改革開放」,實質與英美同期鋪開的「新自由主義」,有點異曲同工嗎?

從貧富懸殊到政治分化

到社會的自我保衛

這情在最近的10年間不僅沒有改善,更變本加厲。香港過去10年平均每年有4.5%的實質經濟增長,累積了近五成的增幅。然而,本地按固定價格計算的實質工資中位數,卻由2001年的12,380元下跌至2011年的12,000元,10年的實質變化是負2.9%(見統計處的《主題性報告:香港的住戶收入分布》)。當中15歲至24歲的青年,2011年的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與10年前一樣,仍然是8000元(統計處《香港2011年人口普查主題性報告:青年》),而同期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則上升了12%。換句話說,碼頭工人過去10年所面對的物質生活困境,顯然並非特例。

隨財富不斷往中港工商富豪手上集中,部分則流入主要為他們服務的專業中產階層,這些佔人口少數的中上階層的經濟政治力量也急劇膨脹。權力孕育更大權力,金錢衍生更多金錢,他們影響政府決策,佔用公共資源,改造社會制度,建立不平等的遊戲規則,使大學、傳媒、基建、土地等均向中港富裕階層傾斜。美國經濟學者Paul Krugman及Robin Wells分析,經濟的貧富分化會導致政治的兩極化,特別是既得利益的右翼分子將愈趨保守,嘗試阻礙任何不利他們特權的體制改革,甚至視溫和的凱恩斯主義為洪水猛獸,對奧巴馬的醫療改革(其實源自右翼的傳統基金會)也寸步不讓。在香港,經二三十年的劫貧濟富,羽翼已豐的中港政商階層,也變得更加保守,在政治改革、財富分配等方面錙銖必較,或指鹿為馬以巧言偽術改換普選的定義,或只願意拿出短期的小優小惠(如外判商提出的「福利」,或港鐵巴士的「優惠」,以至財政預算的「派糖」),不作長期承擔,更遑論改變分配結構。更甚的是,各種溫和的改革建議和行動,在這些慣享特權者眼中,紛紛化作「激進巨獸」——倡議最低工資「等同」走向「社會主義」或「福利國家」,和平的罷工集會竟被喻作「文革式手法」!

不平等的政經實力,進一步擴大不平等的分配。由少數中港中上階層掌控或主導的政治影響力及購買力,令不民主的功能團體選舉近30年不變,使住房商舖等「資產」價格高企,壓縮了本地工人百姓的生活空間,窄化了價值的準則,傷害勞動者的尊嚴,最終引來社會的自我保護——此起彼伏的社會運動,包括罷工、佔中和保衛本土生活和核心價值。

本土主義的階級根源

換句話說,這三場運動都同樣源出於階級分化的歷史脈絡。罷工的階級性質自然一目了然,佔領中環其實也反映了過去二三十年階級兩極分化,已差不多擠壓掉「溫和中產」所重視的價值及生活方式,曾俊華的「中產論」之所以惹來這麼大的反彈,恐怕與不少本地的「中產階級」再(或從來?)無法享受財爺眼中的理想「中產」生活有關。

保衛本土生活和核心價值的各類運動,表面上針對的,是香港以外的「他者」,尤其表現為抗拒中國大陸的族群矛盾。不過,早期的保育本土運動(如反高鐵)中所強調的「不遷不拆」,到最近反對在新界東北興建「雙非富豪城」和「港人港地」的提法,亦在在透露出階級矛盾的信息:誰有能力以西九為基地建立中港兩小時生活圈或購買本地的豪宅私樓?誰將喪失家園?甚至「限奶令」、「自由行」所反映的中港矛盾,難道與國內新興中產階級未能在中國大陸獲得滿足其嚮往的中產理想生活而衍生的生存策略無關?當然,這些佔中國大陸人口少數的中上階層,在大國效應下(1%的大陸人口就有1300多萬),對人口只有700萬的港人生活的影響自然巨大。

這裏所指的階級,並不僅包括狹義的經濟利益(如收入)或職業地位,而是同時包含不同的生活方式及價值信念。碼頭工友的罷工,自然與工資待遇有關,但工友重視的還包括「爭番啖氣」。短短20多天就籌集到數百萬的罷工基金,得到公眾的廣泛同情,顯然還基於工友所面對的不那麼人道的吃喝拉睡生活和工作方式,以至對平等、義氣和尊嚴等價值觀念的重視。而在佔中與本土運動當中,基於不同階級的不同生活方式及價值信念所產生的矛盾,例如特權vs.普選、增長vs.保育,更是昭然明瞭。換句話說,階級矛盾指的是:既得利益社群或財權佔有者對被排擠或不佔權產者的欺壓,包括經濟利益的剝削、政治權利的排拒、生活方式的改造,以至價值觀念的強加,最終令後者在物質和精神生活上流離失所,無法依自己的意願安居樂業。

馬國明指出,「本土」其實產生自升斗市民的日常生活,回歸「本土」就是「與被壓迫的袓先相認」。被壓迫的「祖先」,就是在不同時代受既得利益社群或財權佔有者欺壓的香港老百姓;「被壓迫」則包括了物質生活和文化價值的流離失所;與他們「相認」,除了情感的回歸,還包括站於雞蛋而非高牆一方的階級認同,以至直面階級矛盾而非轉移為族群對立、鼓吹排外政治的清醒認識。

Karl Polanyi 的《巨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指出,歐洲上世初的文明危機(大衰退和兩次大戰),根源自「放任主義」(舊版的「新自由主義」?)所鼓吹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分配政策,對人類生活和自然生態產生了極大的破壞,導致各種形式的流離失所(dislocation),催生了環保、工運、政改等社會自我保護運動。儘管這些社運看來分散,但其實來自同一源頭。他沒有討論的,是怎樣令這些不同運動更有效地針對這同一源頭,而非各自為戰,甚至相互抵消。這正是我們今天面對類似的困局時,需要認真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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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工會來港聲援 稱當地碼頭工月入5萬 - 明報


澳洲工會來港聲援 稱當地碼頭工月入5萬 - 明報 2013年4月17日

http://specials.mingpao.com/cfm/News.cfm?SpecialsID=273&Page=1&News=7def8aa6e270002bdffe212db303002bf7cf187a3926003bf7d72c3908e40037

澳洲海事工會(Maritime Union of Australia)副秘書長Joe Deakin(右)批評,和黃主席李嘉誠生活奢華,但其屬下員工則如地底泥。(李紹昌攝)

和黃屬下HIT碼頭工潮,備受國際工會組織關注。澳洲海事工會(MUA)8名代表,昨日來港聲援並向罷工基金捐出1.6萬澳幣(約12.8萬港元)。代表指出,和黃將在澳洲開設貨櫃碼頭,事先已跟工會討論工人薪酬,承諾年薪達8萬澳幣(約64萬港元、即平均月薪5.3萬元),質疑港方為何無「合理待遇」及不肯直接談判。

捐12.8萬罷工基金

澳洲海事工會(Maritime Union of Australia)代表前日由澳洲抵港,預料留港3至4日。代表昨與本港百多名罷工工人,由葵涌貨櫃碼頭出發,遊行至勞工處的葵涌辦事處(即談判地點),一起喊「罷工﹗ 撐工人﹗」的口號。

MUA成員兼「國際運輸工人聯盟」(ITF)副召集人Matt Purcell稱,和黃將在澳洲布里斯本及悉尼開設碼頭,為第3間駐紮當地的碼頭公司,初步聘請1200人,並事先與該工會商討待遇。

稱港同行生活如「地底泥」

Matt說,由於另外兩間碼頭公司工人年薪達8萬澳幣(約64萬港元),即月薪約5.3萬港元,每周工時38小時、每日以8至12小時輪更工作,和黃已承諾會給予相若待遇,亦毋須隨時候命,且不會以外判形式運作。他質疑和黃在港為何不肯直接與工會談判,又指ITF由周一起連續3日開會,料今日發出有關聲援行動的聲明。

另外,MUA副秘書長Joe Deakin形容和黃主席李嘉誠生活富裕,卻要工人生活如「地底泥」;又批評為何集團在澳洲能給予工人上述待遇,卻未能在港提供「合理工資」,強調工會繼續支持在港工人,亦因他們的團結而感動。


血汗碼頭 Posted on 四月 3, 2013 by greyreporter

http://greyreporter.wordpress.com/2013/04/03/docker-sweatshop/

碼頭的辛酸照片

葵涌貨櫃碼頭工人罷工已踏入一星期,這個貨櫃碼頭超過一半由李嘉誠名下的和黃壟斷,而負責運作的公司是和黃旗下的國際貨櫃碼頭,把工作外判,逃避員工福利及強積金的責任,是資本主義全球化下最典型的運作方式。

不過,冤有頭債有主,和黃壟斷香港貨櫃碼頭,在大陸以至全球不同地區亦擁有貨櫃碼頭,十多年來不斷賺取豐厚利潤,但在不人道環境長時間工作的碼頭工友的薪水,卻十年來不加反減,工作24小時薪酬千二元。這樣不公義、不合理的情況,李嘉誠這個大財閥卻以外判手段企圖推得一乾二淨,實在令人齒冷。

香港一向推崇「自己靠自己本事」的「中產精英」自私心態,工人團結一起,以抗爭方式爭取權益,一般難獲主流社會認同。主流傳媒報道工潮時亦往往特別強調對市民生活的影響,如巴士工潮及國泰工潮等;對香港整體經濟的影響,如紮鐵工潮及此次貨櫃碼頭工潮等。連日來主流傳媒已放出罷工影響貨櫃碼頭運作,長遠削弱香港物流競爭力,令貨主轉到其他港口運貨,例如鹽田港,影響數萬物流從業員的生計等。但想深一層,香港的競爭力是否一定要建基於剝削最基層員工之上?轉到其他港口如鹽田港,原來也只是益了佔壟斷地位的李嘉誠王國,況且有消息指鹽田港其實已用盡。

這些似是以非的影響論,客觀的效果就是分化,很多不明就裏或中了「自己靠自己本事」毒太深的市民,必定怪責工友自私及沒本事,不顧別人需要,不顧香港整體利益。「呢行咁辛苦咪做囉,冇人用槍指住你做架。東家唔打打西家。」這些心態可能仍佔主流。但這些說話在幾十年前香港經濟起飛,製造業興盛,財團壟斷/霸權還未如今天這樣嚴重,小販小店舖仍未被趕絕,可能還有丁點兒道理。但現在工種越來越少,基層工人的選擇越來窄,不靠團結抗爭取回勞動成果,別無他途。

不過,要團結抗爭,單靠工人及工會已不能對付財雄勢大的財團,如果沒有足夠的外來支援力量,包括財力的支援,難以支持工友一直撐下去。無他,所謂抗爭,包括罷工的抗爭,都是透過長時間癱瘓所謂日常秩序,令對方因不能再承受由此帶來的損失,例如對政府而言,就是社會失序,政令不行,有倒台危機,例如對資方而言,則是龐大的經濟損失,對方不能不作讓步。但現在大財團/跨國企業處於「強勢」的全球化時代,即使在工會力量較大,勞工權利較受保障的西方社會,以罷工作抗爭方式也往往遇到親財團政府利用法律瓦解之,更遑論工運未算活躍的香港。

香港勞工法例落後,基層工友以至一般受薪階層缺乏職業保障,即使組織了工會,由於集體談判權於97年後,被建制派(包括工聯會)佔絕大多數的臨時立法會所廢除,令工友透過組織向資方爭取合理待遇的途徑也大打折扣。其實,香港工人以至工會一點也不「激進」,特別建制派的工聯會視「社會和諧」為首要任務,工人的合理權益則可隨時被犧牲,比較敢於為勞工出頭的是獨立工會職工盟及街工。而由於失業缺乏保障,香港工人為保飯碗,一般都極為忍讓,忍受長工時及惡劣的工作環境,非迫不得已,都不願意起來抗爭。這次貨櫃碼頭工友罷工,願意深入了解的人,都能夠在互聯網上了解他們為何忍無可忍︰超長工時工作,24小時工作十分普遍,飯鐘只有十多分鐘(如果希望享有其他受薪階層一小時吃飯時間的,要向工頭申請,有誰願意冒險申請)。那些負責在吊車內操作的工友,整天起碼十二小時在車上,吃、大小二便都在車內,聽起來都令人覺得「有冇搞錯」。而由於經常休息不足,工友出現疲態,很容易發生意外,輕則手腳受傷,重則沒命。總之一句,血汗碼頭。

就是因為扺受不了長期沒加人工,再加上長期惡劣的工作環境,數百名不同工種的外判工才起來罷工。他們卑微的加薪要求,實在值得任何打工仔女的支持。facebook上有不少聲援的帖子,灰記的同行也有不少同情聲音,畢竟前線記者始終是打工仔女,與最高管理階層意識不同。一個名為「碼頭的辛酸」的專頁,短短數天,已有萬多人讚好,鼓勵了工友的親人留言︰

「親人講感受︰我係機手老婆,每晚老公回家都會向佢了解罷工情況。當我問起佢哩幾日如何處理午膳時,佢突然眼濕濕咁同我講,深水埗明哥送左d 飯盒支持佢地,而派飯盒果位大姐仲反問我老公”飯盒夠唔夠熱”,好使佢第日再作調整,我老公連忙回答,”盒飯好(溫暖)”!我聽完都好感動,或者係其他人眼中,會認為有一班無賴,一個月逗萬幾蚊人工嫌唔夠,仲賴死碼頭阻住香港經濟發展,影響有關行業既運作等。但當哩d 利益有損自己時,我相信你地都會埋怨,都想有機會去爭取屬於自己既權利。請你們,跳出自己既框架,諒解碼頭工人,支持碼頭工人!!!」

而在市民、學生、不同團體的聲援及出錢出力下,截至四月三日,籌款百四萬,支援物資亦源源不絕。灰記不期望社會主流意識一朝改變,但希望這顯示越來越多市民「覺醒」,揚棄「自己靠自己本事」的「中產精英」心態,認識工友街坊團結互助的重要。

壹週刊 fans club

回到「闊佬懶理」的李嘉誠,以及聲稱薪酬與他無關的國際貨櫃碼頭董事總經理嚴磊輝。
facebook有人呼籲杯葛李嘉誠王國,不再光顧任何與李氏有關的連銷店。而那位李嘉誠的「爛頭卒」嚴磊輝,被最新一期《壹週刊》 揭發可能至少是兩家外判公司的董事,而和黃集團亦至少間接和直接擁有兩家外判公司的股權,換言之,和黃及嚴磊輝至少不能逃避作為部分外判工僱主的責任,必須回應工友所言十年沒加人工,薪酬不升反跌的訴求。嚴於四月七日開記者會指《壹週刊》報道失實,但沒有回應是否外判公司董事。

其實,香港勞工法例保障極有限。即使和黃及嚴磊輝以僱主身份拒絕工友訴求,甚至解僱不肯復工工友(現在他們已透過某外判商的管工打電話要求工友復工),工友告上勞資審裁處得直的話,頂多賠償一點錢事件便了結。只是李嘉誠及和黃不想給人不良僱主的形象吧了。但諷剌的是,李嘉誠及和黃的刻薄形象,透過這位嚴磊輝的「真人騷」更「活靈活現」。

現在嚴磊輝表現仍強硬,工人的訴求會否獲得合理回應很難說,關鍵仍是更多市民道義、以及物資、財政的支持,令輿論轉向,迫使現在仍不作為的香港政府介入調停,和黃及嚴磊輝迫於形勢願意走到談判桌或迫令外判商談判。如果這次工友能成功迫使國際貨櫃碼頭讓步,可能也只是勝利的一小步,前路仍是艱巨,改善葵涌貨櫃碼頭比內地鹽田港更惡劣的工作環境,更長的工時可能就是下一個艱難的目標。而如果工友最終能成功爭取改善工資及工作條件,對全港市民都是一個喜訊,至少證明香港人不再容忍惡劣的工作條件及與勞動投入不相稱的工資,至少證明香港人開始從「自己靠自己本事」的「中產精英」意識型態解放出來。


血汗碼頭(二) 「不可能」的戰爭 Posted on 四月 21, 2013 by greyreporter

葵涌貨櫃碼頭工潮持續三星期,由於資方沒有誠意談判,帶工人遊花園,談判沒有絲毫進展。說實在,壟斷財團之所以成為壟斷財團,就是藉壟斷市場以攫取最大利潤,至於基層工人待遇如何,工作環境如何,是否有人的尊嚴,不在其考慮之列。正所謂「經濟帝國」或曰經濟龐然大物,貪圖的是錢、錢、錢,有的也是錢、錢、錢,工人要抗爭,首先就要冒著失去飯碗,生活更差的風險,還要有能力曠日持久的抗爭,他們正在打一場「不可能」的戰爭。

無他,這四百多位罷工工友,面對是一頭付得起錢,但不講公義的經濟怪獸。李嘉誠也好,和黃也好,HIT也好,七千萬一年是小數目,比起和黃在英國碼頭的支出簡直就是一個指頭和十個指頭之比。為甚麼同是替和黃碼頭打工,英國的工人(以至在其他西方國家的工人)薪水會高數倍,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八至十小時,工作三、四小時可以休息十來分鐘,吃飯可到飯堂吃,大小便一定去洗手間解決?道理十分簡單,即使八十年代,戴卓爾太太帶來對基層勞工十分不利的經濟政策,英國工運受打擊,但工會以及勞工法例未至全面倒退到狄更斯時代。換言之,勞工法例亦遠勝香港,工會有一定談實力,令資本財團不能如剝削「落後地區」工人般剝削英國工人。香港雖云先進城市,但勞工保障是第三世界水平,令資本家為所欲為。

左翼21照片

說到這裏,灰記不得不提李嘉誠的頭馬霍建寧令人厭惡的嘴臉。這個李嘉誠最高級家臣,不滿工人走到李嘉誠王國的總部長江中心紮營示威,在北京口出狂言,抺黑工人及工會,態度囂張。發言內容包括︰

「批評工會以文革方式,批判HIT同事及長和系主席李嘉誠,帶同他們的「大頭相」遊行,他懷疑這是香港,還是67年代。他質疑工會提出加薪2成,是否想幫助工人,而是別有目的,不是為工人着想。……罷工工人是外判工人,不是他們的工人,而他們支持外判商談判,而外判商提出的加薪幅度合理,而工會的就不合理。……工會無所不用其極,攻擊他們。他表示,不相信碼頭工作環境這樣差,這是工人的抹黑。他強調,沒有人叫工人做24小時,這是大家願意才會做的。……工會發起市民不要光顧和黃的店舖,他回應稱,這是由市民決定,不是由李卓人說了算。而他本人是香港仔,只識做生意,不識文革,他要學習一下鬥爭手法。」(轉自明報)

罷工工友反駁︰「現在工人的時薪比1997年還要低。所謂爭取兩成的加幅只是要追回當時的水平及近年的通漲。事實上,港人的入息中位數由九十年代中至今上升了約26%,但碼頭工友的薪金卻是不升反跌,大大落後於『大市』。兩成的加幅絕對合理,絕非獅子開大口!」

把罷工及抗議活動說成「文革」是很多本地資本家和建制派的抺黑技倆﹐反映他們不是自己無知就是以為別人都是無知。香港勞工法律雖然落後,但未至把罷工等抗議示威活動刑事化。把一些工人原本應有的權利說是文革式暴力,實在可恥之極。李嘉誠為富不仁,被工友和市民唾罵天經地義,他的壟斷行業剝削工友,外判責任,超級市場連鎖店又要上架費,價錢又比小商戶貴得多,還經常取巧欺騙市民,市民早就應該杯葛。今日要令碼頭工友的鬥爭成功,全面杯葛李嘉誠的壟斷事業至關重要。而李氏王國的惡劣形象,相信只有霍建寧這個家臣才會視而不見。

至於說工人自願廿四小時工作(有工友說是連續幾個廿四小時),自願這句話是管理層的公關廢話,在工人地位低微,缺乏議價能力及談判實力下,如何可以「不自願」?這次罷工,不正正反映工人對惡劣工作環境忍無可忍嗎?

而這個資本家最高級馬前卒發表這番謬論的地方是北京,更令灰記感慨。無他,標榜為工農打拼的中國共產黨,現在擁抱資本家及其家臣,工農不但翻身無望,由中港權力及金錢構成的權貴利益集團經續漠視人的基本尊嚴,甚至更變本加厲地踐踏基層市民。在廿一世紀的今天,被形容為先進國際城市的香港,碼頭工人的工作環境與十八、九世紀英國原始資本主義時代同樣惡劣,而李嘉誠可以視而不見,香港政府可以一副事不關己的態度,李嘉誠的家臣霍建寧可以在北京厚顏無恥地說不相信碼頭工作環境這麼差,工人廿四小時工作是自願的。真是人間何世!

去年特首小圈子選舉,李嘉誠「不買中聯辦和北京的帳」,高調支持大勢已去唐英年,還說了珍惜香港自由等的討好說話。今年學者戴耀廷提出「佔領中環」後,中港不少權貴提出批評,李嘉誠則至今未表態。於是有些天真的民主派人士說,要團結李嘉誠這類建制商人,爭取真普選。所謂經濟是政治,政治是經濟,李嘉誠這類待工人如「奴隸」(外判是更惡劣的行為,把「奴役」的責任外判,以為這樣可以劃清界線)的財閥,又如何可以平等對待香港人?

看到李嘉誠對待碼頭工人工潮的態度,某些民主派應該死心吧。道理十分簡單,香港遠落後於其他先進地方的勞工法例及其他有關民生的法例,完全多得那個不民主的選舉制度,令北京及商界放心的人當特首,令建制派把持立法會。碼頭外判工的「悲慘世界」、屈臣氏餾水員工被迫成立外判公司,在在說明,李嘉誠雖比其他香港財閥更具國際視野,但絕不是一名希望與香港人,特別基層共同建設一個較公義社會,而有所承擔的 enlightened bourgeoisie。對這名財閥來說,透過外判推卸責任,透過外判剝削員工,以膁取無盡利潤才是正事,偶然說一兩句珍惜香港核心價值,珍惜法治和自由,都只是貪圖現存法律保障其肆意剝削工人的自由。民主與社會改革,不是他的那杯茶,所以別要再對李嘉誠有美麗的誤會。

不論「佔領中環」,還是其他爭取真普選的運動,不能抽離經濟公義。這次碼頭工人運動很有啟發性,早就站到建制的工聯會在罷工工人心目中是小丑,而那位曇花一現聲稱代表所有員工的鬍鬚B,就是工聯會另一名活小丑。工聯會為了中共「大局」,不能代表工人真正利益已是不爭事實;梁振英可能個人對李嘉誠有所不滿,因為他所代表的「二線」資本家也不滿李嘉誠的跋扈,無奈他所屬的中共的當權派依然要倚重李嘉誠,固有的中港權貴聯盟仍不能打破,再加上不能令屬民主派的職工盟(代表四百多位罷工人的工會屬職工盟)成功爭取,所以梁振英政府不會落力斡旋,遊說李嘉誠讓步。說實在,對於這位香港首富,即使聲稱自己適度有為的梁振英政府,無心也無力。

因此,碼頭工人比以往更加要面對更多不利因素,而這些不利因素亦突顯香港傳統「左派」、工商及建制在中共俯視下的權力格局。碼頭工人之所以能支撐到現在,沒有別的,就是得到社會普遍同情,得到香港市民精神、金錢、物資上的支援源源不絕。灰記希望支持碼頭工人的市民已看清香港的權力格局,這次聲援碼頭工人運動是改變這種權力格局的起點。我們要打一場「不可能」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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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考研之路 - 新京报


中国式考研之路 2013-04-22 03:32:42  新京报 

http://www.bjnews.com.cn/lifestyle/2013/04/22/259931.html

又一轮考研占座大战拉开序幕。图/CFP

  “从小我就有两个梦想,一个是周游世界,另一个是能以北大学子的身份,和父母在未名湖前拍张照片。”然而,今年的考研初试成绩公布后,杨哲的“北大梦”又一次破碎了。这是他第三次在考研中败下阵来。

  壹

  考研 为北大梦屡败屡战

  杨哲本科毕业于北京另一“985”高校历史系,当年高考他因10分之差与北大失之交臂。上大学后,杨哲就梦想着考北大研究生。2011年,他跨专业报考了北大金融硕士,但以惨败结束。去年和今年,考试成绩虽然有所提高,但离目标还是有一定差距。

  “我一直对金融非常感兴趣,也旁听了一些课程。我知道作为文科生考北大的金融硕士有不小的难度,可这是我真正愿意做的事情。”见到杨哲时,他还借住在大学同学的研究生宿舍里,好像还没有从考研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情绪不高,脸上没有什么表情。杨哲说,出成绩之后,他最怕接到亲人朋友的电话,每一次问询和安慰在他看来都是一种煎熬。“虽然考过三四次研究生的人很多,但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谈起来还是挺难受的。”

  在杨哲的大学同学看来,毕业后的这两年,他整天埋头于书堆里,看起来仍然像个没毕业的大学生。

  在学校复习也并非风平浪静。杨哲说,光是为了占座位复习就需要大费周折。“大三大四时,有的教室因为课少而成为考研学生的专属自习室,大家都把书放在抽屉里占座,占上座就意味着一个学期不用为找教室而奔波了。”

  杨哲回忆,每到期末考试时抽屉里的书都要被清走,大家就要重新占座。所以,当那间教室的学生还在期末考试时,准备考研的学生已经在教学楼外面排队等候了。考试一结束,学生们就一窝蜂涌向教室,用书或其他衣物占住座位,有的学生为了争座位还会大打出手。“后来,教务处不允许占座了,很多教室在没课时也会锁上门。在校的考研学生只好都去新建的图书馆复习了,而我们这些已经毕业的考生因为没有证件只得另寻去处。”

  根据近期媒体的报道,这样的占座场景在高校中随处可见。事实上,在学生眼中,高校占座已升级成考研的另“一场战斗”。据报道,一高校在网上有偿销售考研自习室的座位,每个座位收5元至25元不等,且需一次性交纳10个月的费用。媒体介入报道后,该自习室已暂停开放,已缴纳的“占座费”也退还给了学生。而另有媒体报道,同样是为了考研复习占座,某高校学生甚至买来了铁链和锁,把占好的座位锁起来,而学生留下来“乱动此座死全家”之类的占座标语比比皆是,最终该校发生了因占座发生口角导致群殴的事件。再例如,湘潭大学上演了疯狂的“考研占座”大战,连楼内的玻璃门都被挤破。网友戏称,“他们这是用生命在占座”。

  如果说,占座支出的只是体力,那么考研的另一大支出,则是不菲的费用。

  毕业之后,杨哲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地下室,月租800元。每天6点半他就从阴暗的地下室里出来,到学校上自习,直到晚上11点再回去睡觉,因为劳累,回去后几乎一沾枕头就能睡着。去年考研失利后,杨哲觉得租房子成本太高了,于是就想办法蹭住在读研的同学宿舍里,一年时间里被东赶西推,打过好几次“游击”。尽管吃住都在学校,省下来不少钱,能让他对父母的愧疚减轻一些,但杨哲说,他这三年报班的费用仍然花费了大约两万多元。

  “考研的同学大都会报辅导班。” 首都师范大学大四学生卢亚楠说,这笔费用是省不下来的,她就报了政治、英语以及专业课的辅导班,花了大概七千元。她今年报考的是本校文学院的研究生,从大三下学期开始,她每天七点半起床,匆匆洗漱、吃过早饭之后,她就到学校图书馆去排队占座复习,直到闭馆。

  “我的考研生活基本就是宿舍、图书馆、食堂三点一线,只要考上,这些付出就值得。”卢亚楠今年成功考上了研究生,她说,为了考研,作为师范专业的学生,她连教育资格证都没去考,已经破釜沉舟了。一旦考研失败,她也不知接下来该怎么样。也许她会成为另一个杨哲。

  而杨哲,则仍然在坚持着他的“北大梦”,“除了继续,我觉得也没什么退路了。”

  “好在我考的是公费研究生,否则我可能会后悔读研吧。”张铮说,他现在就期盼能顺利毕业,拿到研究生学历,争取找个满意的工作。

  贰

  读研 不为科研为“镀金”

  北大梦显然不是杨哲一个人的梦想。

  根据麦可思的一项调查,被调查的2013届本科毕业生在国内读研的第一理由是“就业前景好”(34%),其次是“想去更好的大学”(29%)。清华大学去年公布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起薪比普通大学毕业生高28%。由此或许不难理解很多学生的“研究生情结”、“名校情结”。

  张铮是北京科技大学工科专业的研一学生,去年考完研还没有出成绩的时候他就去了不少招聘会,想看看就业形势。当他在招聘会转了一圈之后,却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读研。“不少好些的单位招人都要求研究生学历,而且工作之后研究生学历对于职位晋升也很重要。”

  所幸张铮如愿考取了本校本专业的研究生。但经过近一年的学习,张铮对读研却反而感到有些迷茫了。

  他实话实说:我不是非常喜欢这个专业,以后也不想从事相关工作,只是因为考本专业研究生难度低才报考了这个专业。研一上学期,张铮逃了不少课,不少同学也和他一样。但后来,为了保证学生的出勤率和学习效果,老师规定学生在上学和放学的时候都必须进行面部扫描,这使他们很难再逃课。

  “但这样我就更痛苦了。”张铮无奈地说,他已经决定读完硕士之后找个营销、策划方面的工作,所以需要在读研期间多进行相关的实习,详细了解工作内容,也为就业增加筹码。但学院里严格的考勤使得他大部分时间都得呆在实验室。“而且我的导师平时特别忙,一个学期都见不着他几次,我很难和他说明情况。现在只能先好好做科研,走一步看一步了。”张铮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忧心忡忡。

  彭伟博也有类似的苦恼。作为中文系研二学生,他当年因为对文学的喜爱考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但经过两年的学习,他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做研究,毕业论文的高要求以及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任务让他非常头疼,导师对他的表现也有些不满,他愁得经常失眠。

  北京一位IT公司招聘经理徐凌波坦言,现在一些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并没有表现出他们应有的能力和水平,不少人只是为了学历而读研,这样的人在就业市场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现在研究生学历早已经贬值了。

  叁

  就业 “要怪就怪就业形势太差”

  张铮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

  今年全国180万左右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刷新了纪录,同时,研究生的就业情况却为人忧虑,有关“研究生就业不如本科生”的言论也不绝于耳。虽然言论有待争议,但研究生就业难已是不争的事实。

  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被调查的2013届未签约大学毕业生中,硕士毕业生认为目前求职压力大的比例(70%)最高。

  北京某知名高校教育专业研二学生周弘目前正在为找工作而发愁。2011年,她满心欢喜地从外地一所三本院校考到北京,读了自费的教育硕士,两年学费两万元。由于学校不提供住宿,她和两个同学在学校周边租房住,每个月还有1400元的房租费。加上各种日常花销,两年研究生读下来大约要七万多元。让她始料未及的是,快毕业了却找不到一份称心的工作。

  “也不是什么工作也找不到,高不成低不就吧。”她说,多数工作薪酬每月只有三千多元,这实在是让人无法接受。而一些好的工作竞争又非常激烈,其中不乏北大清华的毕业生。“有的用人单位看到我本科是三本院校的,直接就无视我了。”周弘说,她考研就是为了给自己镀金,能为就业服务,改变自己本科学校较差的劣势,到头来就业情况依然糟糕。

  一位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的老师向记者透露,本科院校较差的研究生就业一直是他们头疼的问题。

  但通过考研改变命运的情况也时有发生。2005年,吴少凯从山西一所普通高校毕业后来到北京打拼。由于毕业院校不够好,也没有什么背景,他在企业里不被重视,一气之下辞职准备考研,并且一考三年。

  “那三年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吴少凯回忆,2005年辞职以后他就在中国人民大学附近租了一间破旧的地下室开始复习,打算考人大经济学的研究生。可能由于基础不太好,他考了两次都失败了。“冬天的时候,当我回到那间阴冷的地下室,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感到灰心丧气,觉得我的一生就这么完了。但第二天一睁眼,就又满腔热情地去复习了。到第三年,我终于如愿考上了人大研究生,当时觉得自己朝着目标走近了一大步。”从人大毕业之后,吴少凯应聘进入了一家国有银行总部,年薪三十多万元,他认为考研改变了他一生。

  虽然觉得考研并没有为自己的就业增加砝码,但被问及读研是否后悔时,周弘还是回答不后悔。“本科毕业时的就业环境的确比现在要好一些,但通过两年的研究生学习我也长了很多见识。如果要怪,就怪目前的就业形势太差了。”

  D08-D11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孔悦


本土创意人才之源    季丹   发表于2013-04-16 09:26


根据相关数据,截至2011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员达到118.02万人,与2010年108.94万人相比,增长近8.33%。

  根据相关数据,截至2011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员达到118.02万人,与2010年108.94万人相比,增长近8.33%。尽管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人员数量不断增加,但与发达国家从事文化创意产业的人才总数相比,差距较远。目前,美国的创意产业人才总数已达到3850万人,占美国劳动力的30%,英国创意产业人才总数230万,与金融人才从业数大致相当,约占总人口数的12%。

  在通过各种优惠条件加快引入高端外来创意人才,谋求与其他地区的交流与合作的同时,上海更应注重利用上海良好的教育资源,注重培养本土创意人才,才能从源头上保证人才的不断供给。

  笔者走访了业内专业人士及进入宝山动漫产业中心、张江创意园区、红坊等多家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进行了实地调研,对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问题作了深入研究。总的来看,上海在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方面遇到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人才培养体系不健全、培养模式缺乏创新、后续培训时间不足等方面。

人才结构与培养体系

  从调研结果看,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的人才结构无法满足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产业内部的制作型人员较多,中高端人才特别是高端创意、管理、营销、策划等人才缺乏,既懂文化创意又懂管理、策划的复合型人才更是少之又少。现有的制造型人才中多数都来自于江浙、湖广地区,上海本土培养的人才不多,而担任文化创意产业管理岗位的人才有很大部分是从政府等部门中转移而来,接受文化创意类正规培训的高端人才不多。

  造成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结构不合理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文化创意产业中大多数行业如动漫、设计、时尚等大都处于兴起阶段,相应的创意人才培养机构尚未建立、健全,还未能真正满足上海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极大需求。如果没有足够的创意型人才的注入,决定了处于发展时期的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在激烈竞争的国内外文化创意市场上想脱颖而出必须付出更大代价。

  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的培养现阶段主要依靠在沪高校、职业技校及一些联合办学的科研机构。

  上海十余所高校开设了文化创意类专业三十几种,为输出高端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即“创意金领”提供了渠道。

  首批挂牌的五个创意产业人才培训基地及联合办学机构,主要以文化创意产业相关主管部门及行业协会负责人、未来文化创意产业管理者为培训对象,为沪提供了一批既懂行业知识又懂管理的策划者,即“创意白领”。

  在沪的职业技校包括原华山美术学院、海粟美术设计专修学院、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等为本市的“创意蓝领”提供了新生力量。

  自上而下,上海市已初步建立一套金字塔式的培养体系,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社会培养机构仍旧欠缺,造成“创意蓝领”和“创意灰领”的缺失。

  东京政府在扶持动漫产业发展时,就积极鼓励社会上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学校、培训班及讲座,这成为日本动漫人才培养的重要力量。根据国际经验来看,能确保文化创意产业快速发展的合理创意人才结构是类似金字塔般的结构,即要保证高、中、低三个层次的文化创意产业人才比例的合理性。


高校培养与模式改进

  上海市作为国内文化创意产业起步较早的城市,拥有较好的产业基础,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新型业态,其理念尚未被足够重视,高等学府在相关专业设置上仍存在空白之处。传统的学历教育培养缺乏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塑造,大多数学生由于接受的知识与业界的需求脱节,无法在就职后获得业界的认同。

  以英国在创意教育方面的经验为例,伯明翰艺术设计学院、格拉斯哥艺术学校、东伦敦大学、爱丁堡艺术学院、伦敦学院、威尔士大学等学院都相继开设了创意类专业,而在全英范围内开设的创意类专业学位课程高达37000多门,其中艺术设计类课程占了很大比例,而且层次多样,分为职业课程、本科课程和研究生课程,在培养过程中不断聘请业界大师为其授课,可以持续接收业内最新的前沿动向,准确把握市场需求点。

  反观上海高校,显然目前培养模式已无法满足上海对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的需求。

  公共类学科数量较多,过多时间用于公共课与外语课上,大学前两年缺乏针对性的课程教育。专业课开设时间较短,且科目较少,无法提供较多可供学生选择的课程。甚至一些重要的基础专业课如美术课等在某些知名学府设计学院中也不设立,从而导致学生缺乏文化创意产业类的通识教育课,更有甚者,一些学校由于缺乏对口的师资,导致专业设置混乱现象严重。

  在对有关高校相关专业访谈中发现,真正在校参与实践的学生为数不多,能够进入知名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参与相关工作的学生数目则更少。

  对于文化创意而言,实践对人才的影响更甚于理论的影响,有专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创意者就如“野山参”,其之所以能够“参体灵秀、五形俱佳”取决于其生态环境的纯自然性,未受人工干扰,使其形成了明显区别于栽培人参的植物外观特征。

  这种脱离实践的传统应试教学模式最大弊端在于忽视了人才个人兴趣所在,在某种程度上浪费了专业人才宝贵的创作时间。创意的基本特点在于创造性、不可控性及尊重创意人才本身的个性,而当下的应试教育模式与这些基本特点严重不匹配,从而束缚了真正创意人才的培养。

  今后,上海相关高校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形成以创意类学科为主,经济学、管理学、营销学、金融学、文化学、传播学、艺术学等多学科辅助发展的创意学学科体系,为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的培养奠定良好的基础。吸引海内外创意产业方面教授来沪开设专门的创意类课程或专业,待条件成熟后设立创意学院,以培养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和开展创意研究。其他各类高职院校、技术型院校也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开设相关课程,培养各类动手能力强的基层人才。

  在课程设置过程中,应对非智力因素加以考虑,有意识地突破思维上的禁锢,设立一些启发性课程,使学生意识到在基础教育阶段中形成的不利于创意的思维方式,打造良好的创意氛围,通过思维上的训练,重新激活学生原有的创意能力。

 后续培训与社会参与

  要使文化、艺术、技术和管理相互融合,要打破理论与实践的脱离,准确及时把握产业动态,就要求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士必须在入职后不断充电,才能免于落后。

  根据笔者实际调研与座谈,工作期间参加培训的人员比例不到三分之一,参加后续培训的人中有近七成参加的是公司组织的内部学习培训,剩余的受访者则是自愿报名参加的社会培训班。

  这项调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后续培训的力度不高,这成为人才发展的重要瓶颈。

  传统应试教育下培养出的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真正走入实际中,会发现产学研脱节现象严重,需要进行务实性的后续培训,结合产品开发和研究项目,有针对性地开展创意设计、商品制作及市场产业化等系统性教学实践。

  许多在沪知名企业陆续开始重视文化创业类人才的后续教育问题,一些企业采取全员参与培训的模式,在集团内部建有自己专门的培训中心,每年选派大量员工尤其是管理人员参加在沪知名高校的管理课程学习,并在海外设立专门的合作培训项目。

  但从整体状况来看,企业注重眼前利益,加之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的流动性,企业忽视或不愿意进行对员工后续培训的投入。

  目前后续教育存在各种问题:①从培训时间来看,大多数文化创意人员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参加过任何培训,受访者认为这是由于企业追求短期的成果转化而忽视了在职教育;②从培训内容来看,培训主要针对专业技能方面的培训,而缺乏综合培训,导致复合型人才缺乏,懂市场的不懂艺术,懂艺术的不懂市场现象在文化创意产业内部普遍;③从培训方式来看,主要以企业内部培训为主,社会培训机构较少,尤其是专业技能性的文化创意产业社会培训机构在上海寥寥无几。

  文化创意企业应以发展长远眼光来看待人才培养问题。可以聘请资深员工对新员工进行培训,也可以从高校、其他企业、培训机构等组织外聘优秀的文化创意人才对企业员工进行培训,或者在园区内设立专门的培训服务机构提供后续培训。

  另外,制约文化创意人才继续教育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继续教育经费的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中小企业,无法从收入中拿出足够的资金用于员工继续教育。

  政府可以牵头设立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继续教育基金,由政府、社会团体、行业协会以及企业和个人赞助、捐资,并指定专门部门负责运营,把创意人才继续教育变成一项社会性的教育活动,以保证每个需求继续教育的各层次人才均有机会参与继续教育。



人才发展需要的软环境

  上海必须以战略眼光、国际视野、危机意识,把文化创意产业人才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为满足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创意人才的大量需求,应采用多渠道、多形式、多途径的立体化人才培养模式。

  培养创意产业人才需要一个高校、企业、政府和社会的多元培养环境,四方需要共同配合和努力,在这一“产学政社联合”的过程中,大学提供合格的产业人才,政府培养产业人才,业界为产业人才提供了实践场所与展示舞台,而社会则打造软环境。

  在这一培养模式下,可以孕育出能够运用这些技术成果并将之引入产业界的人才。

  根据此理念,利用在沪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培养本专科生、研究生以及MBA等高层次文化创意产业人才,为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供高层次人才储备,也推进加快复合型与应用性人才的培养。

  同时,国际交流也必不可少。可以以项目形式鼓励本市各类学校积极发展国际网络教育、在线教育、国外巡展等活动。早在2002年,英国就在上海举办“创意英国活动”,其中的重头戏是英国艺术教育展,17所英国艺术院校参展。本市也可以通过这种国际交流的模式,在合作中了解国际创意产业市场的运作规律,以最节省的成本熟悉国际市场的运作规则,为培养未来的产业发展人才提供直接经验。

  在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上,应打破高校仅重视知识传授的传统教学模式,同时对现有高职类院校只注重技能发展,忽视理解力和创新力培养的培养现状进行改善,加强学校与各类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建立“双聘导师”制度,展开包括提供赞助与奖学金到直接提供现场项目与研究协作等联合培养模式。既可以为师生提供一定的经费来进行现实挑战,检验自身的创意知识和专业技能;也可以为企业提供“人才储备池”。

  另外,还应当效仿他国经验,由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措施鼓励与支持学生从事文化创意产业。

  英国政府给予学生从事创意产业大力扶持:一是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和艺术基金,每年拿出2亿英镑,以推动和支持在科学、技术和艺术方面的创新;二是建立资助大学生创业的孵化计划项目;三是建立创业孵化基地。

  通过这些政策的出台,可以使具有创意与管理思维的优秀学生脱颖而出,促进创意尽快转化为有效生产力,努力实现西方发达国家早在包豪斯时期就提出的,“艺术教育与实践的结合,把‘教室’改为‘车间’的创举”。■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周知秋编辑,工作邮箱:zhouzhiqiu@wxjt.com.cn)


3D打印技术炒得太热,期望过高  柯白玮   发表于2013-04-16 09:35

http://www.dfdaily.com/html/8762/2013/4/16/979857.shtml

4月1日,中国3D打印技术产业联盟顾问、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杨永强接受《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的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3D打印个性化制造的特点,在生物医疗领域的应用..

  中国3D打印技术产业联盟顾问杨永强:3D打印技术炒得太热,期望过高

  4月1日,中国3D打印技术产业联盟顾问、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杨永强接受《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的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3D打印个性化制造的特点,在生物医疗领域的应用前景很广。但时下社会对3D打印技术的期望太高,3D技术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需要政府、各行各业资金和人力资源的投入,研发很多相关技术,大概5到10年后将是它的辉煌时代。



原理:就像搭积木

  上海经济评论:能简单地讲下3D打印技术的原理么?用门外汉容易理解的方式。

  杨永强:3D打印技术是一种通俗的说法。3D打印专业术语叫做增材制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是一种根据三维数据模型累加材料制造实体零件的方法,通常是一层一层的叠加,与其相对应的是去除加工。它是以三维的数据模型为基础,首先在计算机中设计一个数字化的模型,这个模型是立体的实物,比如一条轮船,然后把这个物体用计算机的特殊软件分割成很多很小的单元,先做成二维的,把二维的累积在一起就成三维的了。通俗地讲,就是我们把原来是立体的东西分割成很多个小单元,3D打印就是把小单元,比如层片材料制造好之后,像搭积木一样累积起来变成一个立体的、三维的东西。

  上海经济评论:现在可以打印出多种材质的组合物吗?比如完整的一辆汽车?

  杨永强:多种材料3D打印技术目前还属于前瞻性前沿技术,还没有发展到成熟阶段。你刚提到的多种材料的3D打印理论上是可以的,现在也有些设备是可以做两种材料,但是还不能说所有的材料组合都能做,目前还处于技术研发阶段。

  上海经济评论:你是何时开始关注3D打印技术的?

  杨永强:我本人之前是从事焊接和激光加工的,在2001年,我在德国弗朗霍夫激光技术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与他们一起研究金属打印设备原型机。2002年回国以后我们继续进行金属打印设备和工艺研究,已经坚持做了10多年研究工作。3D打印技术所涉及的材料很多,不同的材料打印技术差别很大。之前我们是从事焊接技术研究,所以我们的专长是研究金属零件的打印成型。

  我们开发的3D打印设备的关键元器件是从国外进口,但是核心的机械结构、设计、控制、材料是我们自己研发。准确地说我们学校在精密金属零件3D打印设备和技术有特色,处于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

  上海经济评论:材料是3D打印的瓶颈,国内在材料技术研发方面是什么状况?未来需要攻克的难题有哪些?

  杨永强:材料的确是大规模产业化的一个瓶颈,开发一种3D打印的专用材料需要的成本很高,而之前的市场很小,所以国内的企业一般都不会做这个。现在大家对这个也比较重视,我相信慢慢会有人做起来。



应用:航空航天和医学领域前景广

  上海经济评论:国际上3D打印技术最尖端的应用是在哪个领域?

  杨永强:一个是航空航天,一个是生物医学。国外做到了非常核心的东西,比如非常复杂的发动机核心部件,而国内在航空航天领域还是处于打印毛坯件的水平。

  另外,生物医学方面将来的应用前景更可观些。国外已有技术可以打印细胞,虽然这个是有预先性的,不是马上可以做。比如,如果一个人的肝脏损坏了,可以提取这个人的肝脏细胞去培养,然后将细胞分成一个一个的,之后像打印机的喷头一样,打印出一个肝脏,在特殊的环境下培养让其存活,最后将其植入到人体中。

  据说美国已经有人用3D打印技术成功制造了人造膀胱,当然,这项技术离临床应用还有距离,还处于试验阶段,因为医学方面的应用还需要许可和批准。

  上海经济评论:欧美最好的3D技术研究室有哪些?你们和他们之间有合作交流过吗?

  杨永强:在设备方面,技术最好的是企业,像德国的几家公司如EOS,SLM-Solution,ConceptLaser,还有美国的3D System等。这些是企业,它们有自己的研究室,主导着设备的关键技术。至于工艺和应用研究,位于德国亚琛的佛朗霍夫激光技术研究所(ILT)、汉堡的北方激光中心(LZN)以及美国奥斯汀大学有个研究所也在做这个。我们与德国的研究所学术交流比较多,每年佛朗霍夫激光技术研究所的所长Poprawe教授都会来中国做学术交流。

  德国在金属材料方面最强,在其他材料德国EOS公司和美国3D System一直相互竞争。美国在各种材料方面的应用都不错,美国是根据自己的战略需求(在做),如在国防和航空航天领域去研发一些东西,所以有些东西不太愿意拿出来跟大家交流。以色列在光固化技术方面比较强,这也是3D打印的一个核心技术。

  上海经济评论:国内做3D打印技术的主要研究所有哪些?它们的研究侧重点有区别吗?

  杨永强:研究3D整体技术的单位目前主要是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1980年代末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就开始做3D技术的研究。清华是做FDM技术,这项技术是将塑料融化后用很细的喷嘴喷出来,做3D打印,但这个精度不高,做零件不行,后来清华在生物医学方面的3D打印做得不错。华中科技大学做粉末烧结技术,如塑料、尼龙,把材料烧成粉末后,打印产品,现在华中科技大学在砂型方面做得不错。西安交通大学树脂光固化比较好。它们都产业化了,有相应的公司,但规模都不大,前几年能维持生存就很不错了。

  上海经济评论:目前,政府对3D技术的研究所提供了哪些支持?

  杨永强:现在都在讲扶持,包括我们学校,也会投资金做平台建设,像我们省(广东省)的战略新兴产业重大专项,也把3D打印技术列入重点支持项目。另外,国家科技部、工信部和很多省市的科技部门今年都把3D打印技术作为优先支持对象。



现状:公众对3D打印期待值太高

  上海经济评论:你们研究室主要招收有哪些技术背景的研究员?3D技术的发展需要怎样的人才?

  杨永强:我们研究室主要是以老师和研究生为主,大概有20人。我招收学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机械电子工程,还需要软件和设计方面的人才。现在我们也会招收材料加工方向的学生,我们学校有一个国家人体组织功能重建工程中心和生物系在合作,联合招收一些学生,应用方面也和医院的医学博士生有联合培养计划。所以3D打印可以说是一个交叉学科。

  上海经济评论:你们研究室已经有能应用到市场的研究了吗?

  杨永强:我们正在做应用的工作,我们选择应用时首先做的是牙科个性化正畸托槽,就是小孩牙齿长得不整齐需要纠正时用的,我们现在打印的托槽不是黏在牙齿外面的,是黏在牙齿的内侧。每个人牙齿的内侧轮廓不一样,3D打印技术出来之前都是用铸造的方法做出标准的产品,比如大中小号去套。3D打印就比较个性化,也可以实现定制化。这个技术是我们的专利技术,目前已经产业化,有人投资,已经做好了产品注册,正在做临床推广的工作。另外,在医学植入体比如个性化的膝关节的3D打印,我们也联合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在进行合作研究。

  上海经济评论:你们的研发成果应用到市场时会出现什么问题?

  杨永强:虽然目前国内都觉得3D打印技术是个很好的技术,但是市场开放方面还是受到一定限制,人们觉得很好玩,但工业应用成本昂贵,还需要市场孕育一段时间。还有行业标准需要建立,这也是个国际问题,因为3D打印的产品类型很多,所以标准的建立也很复杂。另外,像刚提到的细胞打印,就可能涉及到伦理学问题。

  上海经济评论:你觉得3D技术的黄金年代,可能会在何时到来?

  杨永强:我觉得大概5到10年。但我有一些担忧,现在媒体社会把3D打印炒作得过热,好的方面是大家更加重视这个技术,不好的方面就是对这个技术的期望值太高,3D技术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需要政府、各行各业投入资金和人力资源研发很多关键技术。像光伏、LED行业,也一度非常热,但是一旦过了热度大家就不关注了。现在3D技术捧得有些虚高,我担心以后大家反而对其反感。

  上海经济评论:上一波3D打印技术关注度较高是什么时候?

  杨永强:其实3D打印技术已经起伏好几次了,在2000年的时候,也是个高峰,全国很多地方都建立了生产力促进中心,就是买光固化的设备,当时3D打印是叫作快速成型,被认为是比较前沿的技术,但是后来受到CNC技术(数控加工,是数字化加工的一种,也是去除加工的形式)的竞争,很多快速成型能做的事情,CNC也能做,而快速成型出来的东西在精度和效率方面都是比较低的,所以慢慢工业上就萎缩了,3D打印也要找自己的出路。当然,这10年3D打印技术发展很快,达到可以与铸造精度相媲美的技术水平了,但与一般的工业应用还是有距离的。不过,在航空航天和医学方面我觉得是很有前景的。3D打印可以试图在局部、复杂零件上替代CNC,但目前,跟CNC相比较而言,3D打印技术只是个补充。■

(作者系《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田春玲编辑,工作邮箱:tianchunling@wxjt.com.cn)


2013年04月10日 06:23 AM  惠誉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英国《金融时报》 乔希•诺布尔 香港, 欧阳德 北京报道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9855


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自1999年以来首次被一家大型国际评级机构下调。惠誉(Fitch)昨日在下调中国评级的同时表示担忧,中国日积月累的债务问题将需要政府出手纾困。

惠誉昨日将中国的长期本币信用评级从AA-降至A+,称理由是“基础层面的结构性弱点”,包括平均收入低、治理标准滞后,以及信贷快速扩张。

该评级机构还警告,影子银行体系崛起带来的风险越来越大,并称,中国的总信贷可能已在去年底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98%,远高于2008年的125%。

中国的债务水平自2009年以来一直令人担忧,那年中国的国有控股银行大举放贷,推动中国经济克服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此举保持了增长,但导致房价膨胀,并使地方政府背上巨额贷款。


“最终而言,我们认为中国的债务问题将需要主权资源来解决,债务将转移到中国的主权资产负债表上,”惠誉的亚太区主权评级主管高瀚德(Andrew Colquhoun)表示。

惠誉对中国的评级比穆迪(Moody’s)和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对中国的评级低一档,后两家评级机构都在2010年末期上调了其对中国经济的展望。惠誉已将中国的外币债务评级为A+,高瀚德称,这个评级是“相对较高的”。

北京方面已出台房地产行业调控政策,提高抵押贷款首付款门槛,并在最火热的市场禁止人们购买第二套住房。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去年中国录得10年来最低的经济增长率。

为阻止地方政府积累更多债务,北京方面已制止地方政府利用融资工具来规避向银行借款的限制。

但一些分析师担心,通过影子银行体系的融资大幅增长,抵消了这些控制措施的影响。总体信贷流动仍极为强劲,去年增长23%,即便北京方面对正式的银行放贷规定了上限。

惠誉还表示,与评级同样为A的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在通胀管理方面的记录不那么好”,尽管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3月份通胀大幅放缓。

亚历山德拉•斯蒂文森(Alexandra Stevenson)补充报道


译者/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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