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廉价劳动力时代 - 李宏彬

告别廉价劳动力时代   李宏彬   发表于2013-04-25 08:09

劳动力市场管控放松以来，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推动了经济增长。

　　劳动力短缺的时代已经到来。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调查，全国117个城市中“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在2001年一季度为0.65，随后持续攀升到了2012年一季度的1.08；珠三角在2008年一季度甚至一度到达1.89的高位。而“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突破1.0就已经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增量上的供不应求。

　　劳动力市场管控放松以来，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推动了经济增长。源源不断的农民工供给在很长一段时期压低了中国的工资水平，但其增速已经放缓。以1997年为界，农民工增速由之前的年均10.8%下降到之后的4.6%。

　　这一放缓的趋势还在继续。一方面，这是由于适宜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已经基本转移殆尽。另一方面，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下，进城的农民工无法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无形中增加了他们的转移成本。

　　中国经济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经历了显著的劳动力成本上涨。到今天，中国的劳动力短缺已初现端倪，我们行将告别廉价劳动力的时代。不过，这一时代的终结并不一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终点，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已为中国积蓄了新的比较优势。得益于企业大量的研发投入和资本深化，中国劳动生产率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年均增长率达11.3%；同时，教育的普及与高校的扩招都促使中国的人力资本得以迅速积累。

　　我们需要有远见卓识的改革家，来驾驭这个转折的时代，提升教育质量、鼓励创新、培养企业家精神。那么，当廉价的“中国制造”悄然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崛起的“中国创造”可以继续引领中国经济长远地发展。

　　（作者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史带讲席教授，摘编自《财经》杂志2013年第12期）

 录入编辑 周子静




房贷仍是银行的“摇钱树” 2013-04-26 02:30:43  新京报 

　　■ 数据解读

　　工业制造业的走弱与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形成了银行贷款此消彼长的格局。银行房贷的支持，对于近阶段房价上升趋势的形成，显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央行4月2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到今年3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的余额为65.76万亿元，同比增长达到14.9%。

　　这个增长出来的贷款主要投向什么领域？央行的报告称，与整体贷款增速放缓形成对比的是，3月末房地产开发贷款以及个人购房贷款都在稳步增加，其中地产开发贷款余额1.04万亿元，同比增长21.4%；房产开发贷款余额3.2万亿元，同比增长12.3%；个人购房贷款余额8.57万亿元，同比增长17.4%。

　　与此对应的是，到3月末，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为6.46万亿元，同比增长仅3.2%；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16.55万亿元，同比增长8.9%。

　　两相一对照就可看出，涉房贷款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其他贷款的增速，形成一个信贷“高地”。

　　房贷增长超过其他贷款，这与目前我国的经济局势倒是相匹配的。汇丰日前公布的4月份PMI预览值仅录得50.5%，不仅创两个月以来新低，而且大幅低于市场预期。工业制造业的疲软使银行在这方面的贷款需求出现了下降。但是，国家统计局几天前公布的3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表明，承接去年下半年以来出现的上涨趋势，除了个别城市房价出现下跌外，绝大多数城市的房价都出现了上涨。工业制造业的走弱与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形成了银行贷款此消彼长的格局。银行房贷的支持，对于近阶段房价上升趋势的形成，显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各种宏观的和微观的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运行的不确定因素正越来越复杂，导致推动经济复苏面临很大困难。这种局面的形成，对于各行各业来说都不是好消息，对银行来说更是如此。经济复苏，经济上升的趋势形成以后，百业兴旺，对银行信贷的需求上升，银行就能够通过放贷赚到利息。反之，社会对银行信贷的需求就会减退，银行贷款增速减缓以后，它的巨额存款利息的压力就无法消化，从而对其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目前，我国的各大银行正面临这样的困局，在此情况下，房贷已经成了各大银行难以割舍的一棵“摇钱树”。

　　控制甚至降低房价是本轮房地产调控的一个目标，但时至今日，这个目标已经显得越来越遥远。在这个过程中，银行贷款确实对房价上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我们能够把板子打在银行身上吗？在目前的调控政策中，控制银行信贷是一个重要选项，而目前投放于市场的银行信贷大都是在调控政策许可范围内的，因此，将调控难以奏效的原因归罪于银行，其实是没有理由的。那么，政策面上是否可以将房贷一门关死，要求银行一分钱也不能流到房地产市场当中？先不讨论其可行性，如果这样做了，彻底失去信贷支持的房价也许真的要大幅下跌，开发商固然只能趴在地上，但是估计银行也要受不了。当然，最为重要的，如果房价真的因此而出现大幅度的下跌，地方政府一定比银行更受不了。

　　市场化的银行信贷，托起了一个市场化的房地产市场，让那些带有计划管理色彩的调控措施难以奏效，这就是目前房地产市场的症结。

　　□周俊生（上海 财经评论人）



复旦投毒案细节披露：双方曾因饮用水费争执  南方周末   发表于2013-04-25 14:26

记者了解到，遇害人黄洋和另一室友曾提出3人平摊饮水机买水费，林认为自己喝水少，平摊不合理，争执最终以林自己买水喝结束。半年前，林和黄就将对方删出好友列表。

　　 在林的性格中，自尊、上进、好强、善良的一半，始终没有停止与苦闷、自责、充满挫败感的那一半的战争。他以自己的方式努力与外界沟通，却始终难觅出口。这场一个人的战争最终以毁灭的方式结束。

　　2013年3月31日中午，林决定下毒。目标是他的室友、复旦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黄洋。

　　此时，复旦大学医学院西苑20号楼421室里没有其他人。寝室靠近潮湿的洗衣房，当天多云，阳光被遮挡；常住的两个人——林和黄洋——都长年在医院实习，少有同学来这里串门。

　　林取出试剂瓶，里边是从实验室偷带回来的N-二甲基亚硝胺溶液。这是一种浅黄色油状液体，高毒、无味，易溶于水。这瓶致命的毒药，林储藏已久。

　　他熟悉这种试剂，过去3年里，林先后将这种试剂注入数百只大鼠体内，制造肝脏纤维化的样本，然后处死它们，以采集数据。

　　毒药被注入寝室门边饮水机的水槽，致死的将不再是大鼠。

　　直至今日，在与林有过长期接触的人中间，也少有人能够相信林会毒杀室友。黄洋病发入院后，作为实习医师，林还给黄洋做了B超；黄洋的父亲赶到上海后，在寝室留宿，与林共处一晚，他回忆，林神色自若。

　　在同学与朋友的回忆中，林曾是本科学生会学术部部长，科研能力惊人，论文发表数远超一般学生，热心同乡会的活动，爱打篮球，玩三国杀，甚至擅长讲冷笑话。

　　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积极规划人生、在公开场合略带羞怯，但在自己的圈子里擅长沟通合作的瘦高个男生。

　　但即便身处林的圈子，绝大部分人也从未留意林的另外一些特质。很少有人知道林一直在用独特的方式处理与异性沟通上长期积累的挫败感；也少有人留意林在网络上习惯使用的极具攻击性的侮辱性语句——无论是对自己的同学，还是公共人物；至于林的家庭——其实相当普通的平民家庭——以及故乡，则被林更加小心翼翼地隐藏在与人交流的话题之外。

　　更少有人体会过，迥然相异的两面，在林的内心长期煎熬、发酵——尽管林始终在述说和排遣，以难为人察知的方式。

　　这些不为人知的特质共同构成了一个隐匿于视线之外的林，杀死室友的，是否正是这个看不见的人？

　　

饮水机与水票

　　其实连警方也一直困惑于林投毒的动机。在被警察带走后，林对投毒过程供认不讳，但对动机一直闪烁其词。

　　林曾对警方自称投毒是一个愚人节玩笑，令办案人员很难采信。

　　还有一种接近办案人员的消息称，林自称听见黄洋和另一名室友谋划愚人节要戏耍自己，于是抢先报复。

　　但林至少向警方提及一次与饮水机有关的争执。

　　南方周末记者从可靠渠道了解到，林与黄洋及另一位室友葛林(化名)曾因水票起过争执。黄和葛提出三人平摊购买桶装纯净水的费用，但林拒绝了，他提出，自己喝得少，平摊的方式不合理。

　　争执以林退出平摊、“自己买水喝”告终，林的同学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3月31日前后，林开始出入隔壁寝室借水。

　　葛林没有否认这一细节，他只是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不做评论。”

　　但这次争执应该只是激化了既有的矛盾。南方周末记者查证，早在半年前，林就从QQ好友列表上删除了“五官科-黄洋”，而黄洋当时也将林删除。两个共处一室的室友，自此不在对方的网络联系人之中。

　　葛林也回忆不起当时两人为什么网络“绝交”，但从另外的消息渠道能够确认，林从实验室偷出致命试剂，正是在随后的半年中。

　　林获取毒药的过程，犹如侦探小说的情节。他的目标是早先用剩下的试剂，储藏在一间实验室里。钥匙不在林手里，他甚至不确定剩余试剂是否还在原位，所以他选择先“踩点”。

　　动手那天，林恰在大楼里有课。他借口要去存放剩余试剂的房间拿手套之类的杂物，在导师的陪同下进入实验室，确认了目标所在，也确定了储物柜钥匙的位置。

　　回到课堂后，林又找了个借口，暂时离开。随后潜入实验室，打开储物柜取得试剂，并长时间保存，直到3月31日，浅黄色的液体被注入纯净水中。

　　4月1日上午，黄洋喝了口水，感觉味道不对，据说还特意清洗了饮水机和水桶。他很快开始呕吐、发烧，第二天去了林所在的中山医院挂急诊。

　　同学高科(化名)记得，医院初步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化验结果还显示肝损伤，导师带了1万多元现金赶来，安排他住院。4月3日，黄洋依旧呕吐不止，脸也好像又肿了些，验血结果直接把他送进了外科重症监护室(ICU)——血小板只有40×109/升。

　　全面检查后，黄洋的状况令人惊讶，谷丙转氨酶指数高于1000，而正常指标应小于75；肝功能指标全线异常。医院认定他的肝出了毛病，诊断为急性重症肝炎、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病情恶化非常快，几天里血小板就跌到了1到2，血氨、胆红素超标好多倍。”高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专业地看，医院的诊断治疗没有问题，毕竟谁都想不到是中毒，在常规治疗中，中山医院已进行了最高质量的施救。

　　黄洋的父亲黄国强于4月3日赶到上海，还与林在寝室共处了一晚，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那天晚上，林很“淡定”。

　　这也是黄洋一位师妹的看法。黄洋入院后，她曾与林一起翻找寝室里各种杂物，为医院诊断病因找线索；期间林神情自若。作为实习超声科医师，他还为黄洋做了B超测试。

　　“黄洋住ICU后，我见过林好几次，有一次他刚去看完黄洋，我们问他怎样，他说肝衰，人还清醒，我们还讨论了下病因和治疗，看不出半点异常。”高科回忆说。

　　之后高科还在宿舍走廊碰到林几次，“林告诉我，他已经发了8篇论文了。”

　　在黄洋病情恶化时，林讨论的是论文送审和盲审的事。

　　4月7日，黄洋开始鼻腔出血，次日陷入昏迷。医院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直到4月9日，黄洋的师兄收到短信，提醒注意一种药物。

　　短信曾被公众猜测为来自林，但南方周末记者了解，短信实际上来自另一位使用试剂做实验的学生，黄洋突然恶化的病情使他想起了实验中的大鼠，这种猜想很快得到证实。出于保护的目的，警方未向外界明确他的身份。

　　4月11日，林被警方带走，并很快承认了投毒的事实。次日中午，有同学在医学院看到被警方带回的林，他是来指认现场的。

　　同日，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书；4月16日15时23分，医院宣布，黄洋死亡。

　　4月19日，警方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提请逮捕林，并首次披露案情。动机被归纳为“林某因生活琐事与黄某关系不和，心存不满”，但仍未明确“琐事”的具体内容。

　　

“潜意识”与“自尊心”

　　警方申请批捕的消息，说服了许多将信将疑的人，但林的母亲显然不是其中之一。

　　半个月来，只要人们经过汕头市潮阳区和平镇的一栋4层小楼，总能看见这个50岁的女人呆坐在一楼杂货铺，头发花白、凌乱，以泪洗面。

　　在潮汕，崇拜三教神祇是沿袭已久的传统，林母也不例外。每逢初一、十五，人们都会见到这个提着香烛冥纸的农村妇女，前往庙宇虔诚膜拜；如今祈祷更成了她唯一的寄托。

　　“除了烧香拜佛，我还能做什么？”她哭着问。

　　一旁，沮丧的村民们和整座村庄一样沉默。沿街数十户人家都姓林，人们对投毒二字讳莫如深、一致将目光投向过往：“林仔那么乖，肯定是被人冤枉的！”

　　长久以来，“林仔”都是村里的骄傲。他1986年出生于此，排行老二。家境并不优越——父亲早年在一家服装厂打工，母亲则常年拉着一辆木板车，在镇上的工厂里收购废品——10年前，一家人才从狭窄的土屋，搬进了如今的小楼，出售纸巾、饮料等为生。

　　林曾多次劝说母亲不要再收废品，识字不多的母亲却让其安心读书，“全家人的希望都在两个儿子身上”。

　　潮汕地区本有重商之风，村里的男孩大多初中没读完就跑去做生意，林家的孩子却是异类：两个女儿都在当地做老师，两个儿子也先后考上大学，林是其中佼佼者。

　　和平初级中学的蔡老师记得，中学时代的林沉默、害羞，却一直是全校“最优秀的那几个孩子”。在教育并不发达的和平镇，林复旦大学研究生的身份，是这位老师从教二十年最闪亮的荣耀，她每逢过节也总能收到这位得意门生的祝福短信。

　　林拥有同龄人中少见的自律。其高中同学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林每天6点半准时起床，“老师基本上不用管”；对成绩有些过分执著，常常考试一结束，就在宿舍自责，抱怨状态不佳。

　　“基本属于那种书呆子级别人物！”一位男同学这样定义昔日的同窗，“话特别少，只有当谈起篮球和乒乓球时，话才多一些。”

　　后来显现出的自卑、羞涩、渴望却又不善于与女性交往的一面，在此时也初露端倪。同学们认为，封闭的成长环境和程式化的生活多少影响了他，塑造了一种异常敏感而害羞的性格。

　　高中同学李小寒回忆，她多次向成绩优秀的林请教课业难题，“他从不拒绝帮忙，但如果多问两句，他就不敢直视你的眼睛”。

　　李小寒还记得，在高中英语课的一分钟口语演讲中，林站在讲台上，“身姿很不自然，声音越来越小，甚至听不清，有时不自觉地就转过身，面对黑板”。

　　林曾珍视在家乡的经历——小时候光着脚在雨里乱闯，顶着雨在练江里游泳、划龙舟、在码头钓鱼——尽管外出上学多年后，他又感到与这片故土的疏离。

　　对故土的记忆、家境的艰辛，与内向的性格一起，在林身上刻下一体两面的鲜明印记。

　　大多数人接触的都是其光明的一面：孝顺、和善、恋家。初中好友杨学勇回忆，几年前，林终于说服母亲不再卖废品，自己则从不向家里拿一分钱，而是靠奖学金和家教养活自己。2013年2月，林回家，还把两万块钱积蓄都交给了母亲。

　　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内心的灰暗。

　　在QQ日记里，林写道：“像《恰同学少年》里面那个在进大学时对着学校领导说他自己父亲是他雇用的挑夫一样，我在本科以前一直也有这么一种自卑的身份心理，每次听说谁谁谁的父母是什么医生、大官的，我就会内心小羡慕一番。”

　　实习时，科室老师问到家庭情况，林从不愿多说。有一次闲聊，老师问起父母是否退休，他突然愣住、点头。老师回忆，意识到他脸上表情的细微变化，没再问下去。

　　后来的日志里，林这样总结自己的心理：“我的潜意识中确实有着一种想借助裙带关系上位的成分，可是我的自尊心又时不时把我给拉回来继续奋斗，形成了我矛盾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与自己的战争

　　2005年，和平镇的“林仔”来到了广州，进入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林随后四年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了网络上，不自信又要强的性格在虚拟空间里更为清晰地显露。

　　如今外界往往把目光集中在那些饱含情绪又不知所云的QQ状态上，却少有人知道，中山大学的“博济论坛”才是林的“主战场”。

　　在那里，他用一个账号总共发表了458个主题、13777个帖子，以至于“水友”们回忆起来“小钢帽”(林在论坛上的绰号)时，总记得那个图书馆机房里的身影，面前的屏幕上，永远打开着的论坛。

　　在这里，他可以尽情倾泻自己的无力感，尤其是来自与异性交往不顺的经历。

　　大二的林，还只是做些情感测试，在征友主题下跟帖，诸如“寻找射手座女孩”；到了大三，和一大批“水友”熟络后，他被称作“主题刷版王”，并逐渐不吝于展示自己的渴望与脆弱。

　　平日里不讲究穿着的林会在论坛询问，“暑假回家去找那个她约会，想打扮一下自己，怎么打扮好？”

　　这种询问通常没有下文，林会随后自己回复：“像我这种女生都讨厌我，我一走近她就走开的，怎么跟她聊天呢？”

　　高中时代尚能保护林的优等生光环，在大学里不再耀眼。在超越了一班一级的交友中，他被挫败感反复折磨。

　　一次聚餐上，他问一个女生的年级，对方让猜，猜不中就喝酒。几杯酒下肚，女生反问林的名字，他如法炮制，也要女生猜，不料女生当着许多人的面答：“我对你没有一点兴趣。”更打击林的是，“过了一会，有个帅哥过来了，MM主动跟对方报了自己的名字与年级”。

　　他在论坛上记录下这一切，并公布决定，“以后众多人物聚集的场合，我不会再和MM交流！——等她们来和我交流。”

　　到了大四，林已经熟练掌握了自嘲的武器，用来抵抗挫败。2008年的冬天，他在一番自问后对自己进行了概括，“有谁会喜欢我这个人？丑男第一、手无缚鸡之力、木讷、迂腐、时代的落伍者。”

　　即使故乡也无法提供慰藉。2009年的暑假，家乡又一次在练江上举行龙舟赛，那里有林少年时代的美好回忆。然而，在“惨不忍睹”的江水上，他面对一堆“生疏的面孔”。

　　“很多小伙伴都不知道跑哪去了，没有再联系过，船上每个人都是那么成熟，都已经是大人了——至少是在社会上穿行了，相比之下，觉得自己很单纯，不免有种在异乡的感觉”。

　　比赛中天降大雨，林回忆起小时候冒雨游泳的往事，激动得大笑大叫，但“每个人都带着种诡秘的笑容看着我——现实中，我是最讨厌那种笑的”。

　　故乡沦落为异乡，甩不脱异乡的林，逐渐用“闷骚”来定义自己，他引用书本上看到的段落来解释这个词：“生活使其有太多的郁闷，而生活本身及其自身习性却又阻止了其正常呐喊出来，于是，不正常的发泄就出来了，这就是所谓的闷骚。”

　　自卑、挫败、闷骚，被林严格限定在网络生活中，他为自己塑造了沉默、冷感的外壳，搭配上优异的成绩，现实中与他相识的人，很少意识到他内心的虚弱。

　　陈娇(化名)比林小一级，曾与他在中山大学北校区学生会学术部共事，大三那年，林已从干事一路做到了部长。

　　“我们医学院的人，大部分都是学业为重，课外活动不太积极，他很注重全面发展，”陈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虽然说实话，他口才一般，也没什么创新，但学术部那些传统活动，他都办得不错。在我们看来，他各方面都是很优秀的。”

　　他在科研上的痴迷和天赋也令同学、课题合作者们印象深刻，在这方面，他总是给予自己巨大压力，并取得令人叹服的成绩。然而，在接触最密切的同班同学眼里，这个沉默的人留下的更主要是一些费解的片段。

　　一次班里参加合唱比赛决赛，同学们觉得林歌唱得不错，演唱过程中把麦递给他，没想到他把整个嘴贴上麦，独自狂吼，全场都只能听到他一个人的声音，导致比赛失利。比赛结束后，林又向所有同学道歉。

　　陈娇觉得，林努力与外界沟通，特别是活跃于论坛、微博，或许是一种要跟自己内向本质作斗争的努力。但林始终没有找到有效的沟通渠道。

　　从网络上那一万多个帖子能够发现，林给自己在学业和生活中不断加压，又不断寻找排解压力的出口。他似乎陷入了与自己性格中充满挫败感、无力感和疏离感的那一半抗争。

　　林也意识到自己的心态问题。他坦承，和心理不健康的人交往很痛苦，“我本身也是这种人，也给很多人不舒服的感觉过”。

　　但与自己的战争始终难有结果。同学曾文华觉得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本质上是内向的。”

　　

以毁灭的方式

　　2010年，林被免试送入复旦大学，在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攻读硕士。林无疑是带着期待来到上海的。2010年暑假，他不仅勉励自己锲而不舍，要追求“阿甘的奔跑”，也憧憬着迟迟不来的爱情。

　　他一边自我安慰，“吾乃平常人，岂可有甚者，意图结交美色”，一边又思索起《围城》。林把钱锺书的名作与《三国演义》并列为他最喜欢的小说，最令他牵挂的是小说主人公方鸿渐的感情生活。

　　“是支持方鸿渐应该顺势娶了苏文纨，还是应该照小说里的去追求他的真爱呢，后来想想，也只有我这种毫无恋爱经历却又经常幻想的人才会有这种傻B问题，就作罢了。”2010年8月，林在网易博客上写道。

　　他详细填写了博客的个人资料，“喜欢的名人”是“周恩来”，“喜欢的音乐”是“交响乐”，人生格言则为“是你的终究会是你的，不是你的，强求之后也可以是你的”；在感情状况一栏，他填了单身。

　　这项状况一度改变，读研第一年，林谈了个医学院的女朋友。但林的爱情观被他在学生会的同事形容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

　　恋情很快告吹，林依旧是那个与女生交往时难抑自卑的年轻人，他很快把精力重新投入到学业中。2011年春天，他开始频繁使用N-二甲基亚硝胺，制造肝脏纤维化的病态大鼠，以完成一篇后来发表的论文。

　　抓住白色、长耳的大鼠并反复执行注射——这并不轻松，即使对医学院的优等生林而言，也是一项挑战。他在博客中记录道，“做实验的第一天，事实上，我潜意识里很怕大鼠。每次需要去抓它们的时候，我都要克服自己的恐惧，试好几次才能搞定。”

　　况且，注射并非实验最后一步，在应用超声技术进行检测后，大鼠还要被处死：林必须用一只手捏住大鼠的脖颈，用另一只手捏住大鼠的尾巴，用力撕扯，导致大鼠脱颈而死。随后，他还要亲手解剖，取出肝脏直接观察。

　　在实验开始后的两个多月里，林24次更新了“QQ说说”，其中20次鼓励自己“胆子要大，下手要狠”。

　　他不再把排解压力的希望寄托于故乡，但依旧希望雨水能冲走重负，当天气预报上海阵雨，他就骑着车，从徐汇一路骑去黄浦江边，“时不时大笑一下，又时不时想起我那些善变的关于人生的决定或者假设，然后我时不时地痛一下、两下、三下”。

　　春天过去，当林在实验室里逐渐习惯了处理大鼠，实验室外，生活也发生了一点变化。研二那年，他搬入了20号楼，成为黄洋、葛林的室友，

　　对于这个偏居一隅的寝室里发生的事，即使同级的同学也并不是太了解。高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大家很少与黄洋和林同时相处，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

　　只是每天早晨7点半，同学会准时看到林出门，去中山医院超声科上班。

　　唯有一些散落的片段，显示在搬入寝室大半年后，林似乎在网络上显得更加冲动。

　　2012年夏天，他在微博上开始参与到几次网络争论。

　　发帖记录显示，当年7月23日下午，林连续两次用满是脏字的语言在别人的微博下辱骂韩寒及其粉丝。过了10天，他又在罗永浩的微博下，留下“裸泳浩，我×你妈”等字句。

　　他还在自己的微博上将木子美形容为“极品肮脏女，跟狗上床的饥渴女”。

　　那个夏天，林攻击的范围并不仅限于名人：在饭堂里，他“不经意”看了一位女生一眼，对方质问“看什么看”，还骂林“跟个娘们一样”。

　　“我随即说出我跟她母亲发生了关系。”林在微博上记录道。

　　但林并非是在研究生期间才使用这些恶毒的攻击。有同学回忆，本科时，因为跟同学发生争执，林连续给对方发了十几条“恐吓短信”。

　　与此相似，2009年夏天，在一次医院实习中，林与本科室友起了口角。一年后，已经毕业的林申请了一个新的QQ号，并冒用另一同学的名字，在网上大骂这位同学——“尽是些难以启齿的脏话”。

　　同学总结说，“他记仇，但绝不轻易外露。”

　　大约正是在这段网络上的冲动期之后，2012年末，林与黄洋如前文所述，互删了QQ好友。

　　直到事发，同学们才开始回想这两个早出晚归的人的相处。高科和室友都猜测，黄洋说话略带点骄傲，有时难免带刺，不知道是否刺伤过林的自尊。

　　黄洋的一位好友回忆，黄洋死前两周曾提及，自己开玩笑说林是“凤凰男”，并用轻松的语气调侃称，林老在寝室说他的奋斗经历。

　　“凤凰男”不是个林欣赏的称呼，他最早从葛林嘴里知道了这个词的具体含义，并“不以为然”——尽管他认为，自己具备“凤凰男”的各种心理因素，“一直是个自卑、悲观的人”。

　　是否黄洋调侃的时机实在错误？回过头看，2012年底至今的几个月，正是林集中面对人生最多压力的时候。

　　一向努力上进的林头一次与导师发生了摩擦，因为觉得“遭到了压榨”。

　　他依旧处理不好与女性的关系，对女性的不友好言语难以平静，即使在嘈杂的颁奖大会现场，都不敢多看旁边的女生一眼；

　　更重要的是，他面临新的前程，新的压力。他在多种选择之间彷徨，最终在1月份回到广州，参加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面试。

　　他在微博上记录，“10进6，其中6博士4硕士，面试时刚好排在最后，与前面9位正装出席者相比，我的橙色羊毛衫显得我极其渺小，领导们都不瞧我。”

　　事实上，林无处安放的自卑感再一次扭曲了现实。医院一位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也看到了林的微博，不理解林为何有这样的感受，“当时几位领导对他的印象还是不错的，虽然一同面试的人里，一半以上是博士，但其实对他影响不大，一是他自身条件优秀，另一方面，医院影像科比较缺人，他的专业非常对口，所以他的竞争力还是很强的。”

　　不久后，医院初步表达了录用林的意向，正在等待林把签好字的三方协议寄来，这并未打消他的全部顾虑。他告诉朋友，自己不怎么喜欢广州，也担心在新环境下的发展。

　　整个3月，似乎是林最为纠结的时段。27岁的他反复阅读毕淑敏的《孝心无价》，来回观看一部叫做《鮀恋》的潮汕本土电影，仿佛在寻求自己回归家乡的理由。

　　在这部电影里，主人公碍于家庭宗族的压力，不得不放弃想去苏州发展的念头，落叶归根，这让林获得了短暂的安慰：“挺好的，在选择与决定上，有很多能引起共鸣的地方。”

　　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奋斗多年的学业，他觉得影像检查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并不能真正地帮到患者。他在微博上写道：“有时候挺痛恨这个行业的，名义上叫做医生，但是面对病人，尤其面对那些急切想从这里解决困惑的病人，帮忙总不能帮到底……而且，离开了机器，就没办法为病人解决一丁点问题。”

　　这是4月8日，此时黄洋已命若游丝。林刚刚把一名未来的医生送上绝命之路，又仍在责难自己无法解除病人的痛苦。在林的性格中，自尊、上进、好强、善良的一半，始终没有停止与苦闷、自责、难觅出口的那一半的战争。

　　3天后，林被警方带走，林在那十来天里的微博被蜂拥而至的围观者反复咀嚼，尤其是一条关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影评。

　　这是一部台湾导演杨德昌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作品。主人公是一群生长在“眷村”的孩子，他们和父母一样失去了故乡，彷徨于形形色色的处世法则之间。在灰色的城市、浑浊的空气笼罩下，主人公——沉默而耿直的少年小四——最终捅死了他爱慕的女孩。

　　几乎和看待《围城》的方式如出一辙，林抛开了深沉的背景和复杂的逻辑，赞赏道，“勇敢倔强的少年，不带丁点娘炮，大赞，不然要青春来作甚！”还贴上标签，“带种的就来真的”、“出来混，就不要怕死”。

　　这像是对黄洋的宣战，只是此时的黄洋已入院3天，无法应战。有政法系统知情人士认为，作为长期使用N-二甲基亚硝胺的医学高材生，林不可能不清楚用药的剂量，对于黄洋的死，他难逃其咎。

　　这场延续多年的、一个人的战争以殃及无辜、毁灭自己的方式结束了。

　　4月17日，黄洋去世次日，421寝室的幸存者和见证者葛林发布了新的QQ状态：责人易，非己难。





录入编辑：李琪


泰州下跪官员对群众喊：你们都是我的父母 2013-04-25 15:14:23

http://ndnews.oeeee.com/html/201304/25/53498.html

摘要：在一段“张爱华下跪”的原始视频中，身着白衬衣、手持扩音器的张爱华跪在餐桌上，他向群众喊话：“在座的各位，你们都是我的父母，我是你们的儿子。今天儿子代表村里向你们赔罪。”

　　对滨江花苑小区的居民来说，当场“擒获”官员张爱华豪华宴请，属于意外“战果”。张爱华，是泰州医药高新区滨江工业园（下称“滨江工业园”）管委会主任。滨江花苑小区就在滨江工业园的对面。

　　4月19日下午6时许，滨江花苑小区，音响里正播放着曾被重庆称为“红色歌曲”的《套马杆》，樊军（化名）的妻子正在广场上和一群妇女跳舞。

　　“有人发现对面的滨江工业园区接待中心亮着灯，车来车往，就去打探了一下。这下好了，发现一群人在大吃大喝。”樊军说。

　　这一群当中，就有滨江花苑的居民最近很想见到的人——滨江工业园管委会主任张爱华。

　　前一日傍晚，滨江花苑贴出拆迁安置通告，称每平方米补偿3880元。这个价格，相比泰州五六千元一平方米的市场价，让居民们很不满意。樊军说，“大家就开始酝酿，准备找领导理论，反映情况”。

　　事实上，拆迁在当地引发的不满早已有之。2010年9月28日，泰州东联化工项目在滨江工业园区落户，一期工程投资26亿元，总投资则超过50亿元。该项目与滨江花苑小区仅一路之隔，当地政府启动了小区的搬迁工作，共涉及该小区41栋1100多户。当地百姓对拆迁安置曾多次想找领导反映。“张爱华平日并不常来园区，老百姓每次去反映拆迁问题，都被推说领导不在，忙。”樊军说。

　　张爱华的消息很快在滨江花苑居民中传播开来。跳《套马杆》的妇女，围观的男人们，于是一溜烟地涌向了园区接待中心。

　　这天晚上7时许，在泰州有点名气的职业爆料人贾宏伟和妻子正在吃晚饭，忽然接到电话爆料，称滨江工业园管委会主任张爱华正在园区招待所“大吃大喝”，现场已经有数百群众。

　　贾宏伟即刻和妻子、小舅子等一行四人驱车前往。当他们到园区门口时，里里外外已经聚集了几百人，人声鼎沸。贾先进去观察了一会，马上返回车里拿了摄像机，走入接待中心餐厅拍摄。

　　贾宏伟看到，接待中心二楼餐厅内外喧闹异常。居民们十分气愤，指着餐桌上的酒瓶和菜品，对着贾宏伟的摄像机展示，“这是他们的工作餐”，“拍下来，拍下来”。

　　有居民告诉贾，当天吃饭的有三桌，也有人说“五桌！还有两桌被收掉了”。这两桌，有居民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被工业园一李姓官员当场砸掉了，想“毁灭证据”。

　　在贾宏伟的镜头里，接待中心二楼餐厅207包房的餐桌上，摆满了没有吃完的刀鱼、河豚，以及洋河酒极品梦之蓝系列M3、M6，现场还有五粮液、黄尾袋鼠红酒等。有一个餐桌的玻璃转盘被砸碎了。

　　贾宏伟在现场呆了约半个多小时，随后离开。而现场围观者直到第二天凌晨4时才逐渐散去。

　　4月19日晚11时许，贾宏伟将剪辑的视频发到网上，视频里，配发了一张围观者所给的张爱华下跪视频截图。贾还配上一句话：“当晚，泰州滨江工业园区管委会张爱华手持话筒现身，突然跪在餐桌上，作揖并磕了三个头，说‘我今晚错了，请求原谅，做儿子，做孙子都行，请放我走’。”


　　豪宴，下跪，让张爱华迅速“火”了起来，成为网络热点。

　　4月20日，贾宏伟在当地的“泰无聊”论坛发帖对上述事件澄清：“据现场多名群众介绍，事发时，现场有百余名群众将张爱华围困在接待中心二楼活动板房内，因是临时建筑，安全系数小，张见有危险性……为大家的安全起见，立即跪下来恳求大家离开二楼到一楼沟通。经过反复做思想工作，群众渐渐离开了二楼，避免了事故发生。”

　　对于张爱华那句引起争议的话，贾宏伟解释说，自己当时并不在现场，是从现场群众的口中获悉张爱华以上言论，并将之发到论坛上。

　　这句话，据新华社记者采访，现场群众称，“没有听到（张爱华）‘做儿子做孙子都行，请放我走’的话”，“张爱华是害怕垮塌出危险，下跪求我们离开的”。

　　泰州官方的调查结果亦称，“当晚出于对园区接待中心活动板房建筑安全和现场秩序的考虑，张爱华曾跪求群众离开2楼”。

　　但张爱华到底说了句什么话？

　　《南都周刊》记者获得包含“张爱华下跪”的一段原始视频，时长不到两分钟。此段视频一开始，身着白衬衣、手持扩音器的张爱华就跪在餐桌上，他身后有三四名民警，面前则聚拢了不少群众。张爱华向群众喊话：

　　“在座的各位，你们都是我的父母，我是你们的儿子。今天儿子代表村里向你们赔罪。”

　　随后，张爱华放下扩音器，做稽首状，跪了大约三秒钟才直起上身。接着，他又双手合十，举过头顶，不停地向群众作揖，表情痛苦。

　　之后，张爱华和围堵群众讨论起拆迁问题，还劝在场群众离开：“我主要是考虑你们的安全问题。”

　　在这段不到两分钟的视频里，声音一片嘈杂，至少有四个摄像机或手机在不停地拍摄。

　　4月22日，《南都周刊》记者到滨江工业园区接待中心实地探访，这里空荡荡，不准生人进入，属于临时建筑。据现场人士讲，通往二楼的楼梯上，有一根栏杆已经断了，“不知道是不是那天被挤掉的”。

　　豪华宴请曝光后，当地官方迅速做出反应。4月20日下午，泰州医药高新区党工委成立集访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称“对超标准公务接待，严肃查处，决不姑息”。

　　4月21日，泰州市委连夜召开常委会议；泰州市、医药高新区两级纪（工）委成立调查组展开调查；4月22日，泰州市召开新闻发布会。

　　据泰州官方调查，张爱华当天接待了20名河北沧州的客商，两桌合计5430元。另一桌为驻园企业接待客户，梦之蓝M6为其自带。但即使如此，调查结果还是引起了一些居民的不满。他们对当日消费的金额提出质疑：“他们计算的是批发价吗？”

　　4月22日上午，泰州市委宣布免去张爱华滨江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职务。张爱华身兼多职，出任医药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出口加工区管委会主任兼滨江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等。其中，前三个是正处级，而遭罢免的，则是副处级职位。

　　此前一晚，时逢张爱华接受调查期间，滨江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楼的电子显示栏上，滚动播放着中央 “八项规定”的内容。

　　去年12月4日，中共中央在十八大后出台“八项规定”， 号召全党上下厉行节约，狠刹公款吃喝风。为此，各地纷纷表态并出台细则，与中央步调保持一致，江苏省委还制定了“十项规定”。

　　今年2月5日，泰州市委也出台了“十项规定”，强调“厉行勤俭节约”。2012年12月28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回家乡泰州考察，“不封路、不清场、不扰民”。


　　豪华宴请被曝光后，媒体纷至沓来。4月22日下午，贾宏伟正坐在电脑前应付网络上的问答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电话。在半小时内，他的未接电话达41个。
　　“下跪门”发生之后，泰州方面如临大敌，在滨江工业园门口增派了警力。而滨江花苑小区里，也不时有便衣穿梭。4月23日下午，两名便衣在小区阻止《南都周刊》记者拍照。

　　“这可能主要是出于维稳需要。”一位泰州政府机关人员分析。

　　4月19日晚的“集访”事件持续到20日凌晨4时许，人群才渐渐散去。此后两天，一直都有群众在园区门口围观。贾宏伟在应付全国记者采访的同时，也得到了当地政府官员的关照。一位官员打电话给贾宏伟，要他“适可而止”。

　　贾宏伟是沈阳铁西区人，后来做了泰州女婿。他喜欢写时评，常给江苏省级媒体和本地媒体“特约撰稿”，自称是“自由撰稿人”。

　　虽然喜欢学习党报党刊，但贾宏伟在当地进行的宣传工作多以“负面”、“监督”为主。也正因为这样，当地对他亦毁誉参半。一些支持者称他为“泰州正能量”，也有一些反对者痛斥他是“高港无业游民”。

　　“我在泰州‘斗争’了六年多，他们越骂，我越有勇气。”贾宏伟说，“政府的人也常常和我聊天，谈人生，谈理想。”4月23日上午，豪华宴请门曝光后，贾宏伟被警方约谈。

　　据《南都周刊》记者了解，被警方约谈的不止贾宏伟一人。在四川打工的泰州居民冷明（化名）在4月20日早上才获悉前夜发生的事件，马上就骑摩托车前往工业园区，边走边拍。

　　“4月19日早上，雅安地震；晚上，泰州地震。”冷明调侃说。他随后在本地论坛发帖，痛陈化工厂带来的污染是“断子绝孙”的行为。他一直在呼吁抵制“东联化工”在本地的建设项目，“现在已经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就是要化工厂滚蛋！”4月21日、22日晚，警方两次找他谈话。

　　据冷明自述，在被约谈之时，他曾与警方进行过一番对话：

　　“你们怎么找到我的？”他问。

　　“你看看电影《全民公敌》就知道了。”警察说。

来源：南都周刊  作者：周至美编辑：苏卓图




“一个局19名副局长”凸显改革之难 2013-04-26 02:30:30  新京报 

大部门制改革要攻政府官员利益的“坚”，要让选拔与使用能上能下。只有这样，才能从制度上杜绝一个局19名副局长的现象。

　　■ 观察家

　　近日，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由原农业、林业、畜牧、水务、水产、水果等6个局组成的茂南区农林畜牧和水务局举行了揭牌仪式。细心的网友发现，新组成的该局竟然设有19位副局长（据《南方农村报》）。

　　虽说，这19名副局长均“师出有名”：6名常务副局长大多数为原合并前几大局的正局长，其他副局长大多数也由原来合并前的几大局担任的副局长职务被“自然免除”后过渡而来。但是，19名副局长的规模，未免太庞大了些，大部门制改革固然是好事，但是，只减部门不“减官”，这样的改革，意义被打了折扣。

　　大部门制，不应是1+1=2的改革，而是在效率上1+1>2，在规模上1+1

　　但大部门制触及更深刻的是现有体制内的官员的利益。分权后推进大部门制，意味着6个局，每个局只需要1名局级领导，新部门也只需要6名副职左右。这也是茂南区农林畜牧和水务局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但另外13名现职领导的利益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冲击：有可能要降级使用，有可能变得根本无权。现在改革中保留19名副职，虽然是一个过渡性方案，但妥协色彩过于明显。过多地照顾现职官员的利益，就不可能不影响到社会对大部门制改革的信心。

　　过去很长时期，我国改革是在增量上做文章。科斯最新的著作《变革中国》以“边缘革命”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巨大进步。但当前的改革，边缘革命的空间在减少，对存量的触动成为改革不得不面对的挑战。正如李克强总理指出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也可以说是攻坚期，的确是因为它要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是，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因此，大部门制改革的攻坚，一是攻政府自身利益的“坚”，政府是否切实地分权给市场和社会，是改革的重点；二是攻政府官员利益的“坚”，要让选拔与使用能上能下。只有这样，才能从制度上杜绝19名副局长的现象。否则，类似现象还会层出不穷。

　　□匡贤明（学者）



公款宴请“上门服务”，让人“开眼界” 2013-04-26 02:30:46  新京报

　　■ 议论风生

　　酒店推出公款宴请“上门服务”令公众惊诧。只有建立常态化的监督机制，才能让各种“花招”无处藏身。
　　在山西太原，记者调查发现，随着反对铺张浪费的蔚然成风，当地部分大型国企、实权部门改变了消费策略，变外出请客为内部吃请，重新包装单位内部食堂的包间，高薪聘请厨师；而个别高档酒店，也推出厨师、服务员上门服务。（4月25日《经济参考报》）

　　为迎合公款宴请“隐秘化”的病态需求，酒店竟另辟蹊径，推出“上门服务”，这委实让人大开眼界。

　　说实话，公款宴请地下化的新闻，已屡有所闻。但酒店为此推出“上门服务”，仍挑战了公众的想象力。谁能想到，在高端餐饮遇“寒流”的语境中，酒店竟会通过“上门服务”的方式，来曲线救市？

　　公款宴请难以令行禁止，个中原因，不难想见：公款吃喝虽饱受诟病，但在时下，它已变得根深蒂固，也衍生出挥霍惯性。归根结底，吃请只是利益交换的载体，是例行的“款待仪式”。只要依附在吃请上的利益诉求未消，公款宴请就会大行其道。

　　治理“舌尖上的腐败”，说到底需要提升各方的监督力度。许多公款宴请“低调潜行”，企图蒙混过关，就与监督鞭长莫及、存在盲区有关。

　　前不久，李克强总理曾表示，从今年开始，将逐步实现县级以上政府公务接待费用的公开。“政府阳光运作的地方越多，腐败藏身之地就会越少”，对公款宴请而言，接待费用公开，无疑会为其戴上制度枷锁，削减“潜伏”空间。

　　但公开接待费用，只是个逗号。遏制宴请“花招”，还需多管齐下：从细节践行看，要避免治理运动化，形成常态化的监督，如对内部食堂等不定时抽查；从制度补缺上讲，则须规范预算使用，在资金安排上节流，并强化对违规者的问责。

　　宴请“地下化”，监督也该精细化，弥合粗线条管束与民众期许的距离。

　　□佘宗明（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