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未来书店的一封信 - 新京报

抗击地震，舆论“反应过度”了吗 2013-04-23 03:31:00  新京报 

舆论对芦山地震给予了极高的关注，是对个体生命重视的反应。对人的生命越重视，舆论的反应可能越“强烈”，而这恰恰是国家的进步。

　　■ 社论

　　芦山地震的救援仍在争分夺秒进行。截至昨日18时，已有192人遇难、23人失踪、11470人受伤、重伤968人。救援人员还逐村逐户排查救助被困人员，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

　　自地震发生以来，从中央领导到前线救援人员，都在把挽救生命放在第一的位置。现在看来，这次地震导致的后果，虽远远不如汶川地震那么严重，却仍受到全国人民乃至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几天来，从央视的不间断新闻直播，报纸不惜版面的详细报道，再到网络上的各种信息的会聚，都有一个主题：抗震救灾！也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这有些“反应过度”了。

　　果真如此？5年前的汶川地震之后，以人为本、“人的生命高于一切”的理念深入人心。从后来历次大大小小的灾难中，救人成为首要事情，可谓佐证。而且，人们越来越形成共识，生命的价值不以人数多少来衡量，虽然这次芦山地震的伤亡和损失不如汶川地震，但舆论还是给予了极高的关注。这种关注，正是对个体生命重视的反应——所谓“今天，我们都是芦山人”。对人的生命越重视，舆论的反应可能越“强烈”，而这恰恰是国家的进步，可喜可贺，不必要大惊小怪。

　　对生命价值的认同度越高，社会对灾难的敏感度就会越高。5年前汶川地震的隐痛未消，所以当芦山地震刚一发生，人们无法判断灾情大小，众多媒体人第一时间赶赴灾区，体现的正是媒体的责任和担当。正是媒体的及时详细报道，让灾情透明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不能因为事后看起来灾情不如汶川地震那么严重，就认为舆论反应过度了。

　　看起来舆论“反应过度”，还有个重要原因，和现在微博等自媒体的勃兴相关。微博等平台成了救灾的重要信息源，大量志愿者、当地民众发布震后图片，开列灾区紧缺物资清单等，这些信息的出现，扩展了灾区的实情，传递了救助的温暖，让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变得更近，个体的生命价值因而也更被看重。灾区每个具体生命的悲欢，更加触动人们的心灵，唤醒了社会更多的爱心和行动。

　　总之，这些其实都是值得珍视的进步。舆论的关注也是一种抗震救灾。各种信息越丰富，参与救援的力量越多，对灾区的帮助也就越大。众多记者深入灾区，及时发出的震区信息，有助缓解社会因未知而导致的焦虑和恐慌，微博等网络平台的寻人、求助，也对救援产生助力。当然，信息时代，难免也出现了一些有害信息，这需要依法加强管理，但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进入“微时代”，个体生命的价值必然会越来越受重视。每一个生命遭遇的不幸，都有可能激起舆论的强烈反弹，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而在一些重大灾难之后，舆论的“过度反应”也可能将会是常态，我们需要适应这个趋势，而不是因进步洪流中信息量大或者夹杂了少数杂质，而过于苛责，那才是真的“反应过度”。




完善信息平台，捐钱捐物才不纠结 2013-04-23 03:31:01  新京报 

灾后大规模捐赠的信息公开应该做得更细致，并形成一个公开机制。灾区对所接收到的救灾款物，一一列清，定时公布物资去向，接受社会监督。

　　■ 观察家

　　昨天上午，民政部下发紧急通知，提倡对地震灾区的捐赠以资金为主。对于捐赠物资和装备的，要提前做好与灾区民政部门的协调工作，有组织地运往灾区。同时，民政部还要求，社会组织向社会公布捐赠人权利义务、资金详细使用计划和成本预算，还须定期公布详细的收支明细。

　　芦山地震之后，社会援助热情高，捐钱还是捐物，曾经一度困扰很多人。除了信息掌握不够、不确定哪种更切合灾区需要之外，有人担心自己捐的钱物，能否真正发挥作用。民政部门的提醒很有必要，但要消除民众的顾虑，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一些成熟的社会组织，在信息发布上已大有进步，但在重大灾难之后，往往是很多组织和机构共同参与，因而政府在信息汇总和发布上，需要建立一些机制。

　　首先，是救灾物资信息平台的建立。在救灾的最初阶段，灾民更缺乏的往往是各种物资。但信息的不透明以及传播的不对称，使得外界对灾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物资，并不完全清楚，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物资的盲目捐赠，也使一些捐赠品在灾区难以迅速派上用场。

　　因而，政府部门在第一时间的信息搜集和发布工作，就会显得特别重要。从这次地震的情况看，媒体和当地一些部门，也都在不断公布一些地方所缺物资的清单，如果能及早汇总到一个权威平台，可能有助于救灾物资的捐赠和发放。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救灾资金的使用，要有制度化的公布平台。2009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曾经做过一个调查，汶川地震后，80%的捐赠资金进入了政府财政专户，六成以上的捐赠人不知道捐款去向。这使得普通公众对于爱心捐赠的去处，存在大大的疑虑。

　　救灾资金，是灾民灾后重建的重要物质基础。捐赠资金的支配应该由专业的团队和公开的信息平台作保障，这不仅是对捐赠人每一分钱负责，也可以接受社会监督，更有效地帮助灾后重建。汶川地震后，有媒体报道，知名度很高的映秀、北川的重建资金都绰绰有余，相比之下，一些不出名、更偏远的地方，比如青川等，所获救灾资金就相对少一些。

　　吸取这些教训，灾后大规模捐赠的信息公开应该做得更细致，并形成一个公开机制。比如，灾区对所接收到的救灾款物，在一个公开平台一一列清，定时公布物资去向，接受社会监督。

　　只要捐赠去处的信息公开、透明、传播对称，捐钱还是捐物，公众自会有自己的判断，就不会为捐什么而纠结，也不会担心自己的爱心被浪费。

　　□魏巍（媒体人）




健力宝创始人李经纬病逝 2013-04-23 03:30:48  新京报

曾创造“中国魔水”神话，因贪污罪获刑15年

　　新京报讯 （记者郑道森）昨日，广东健力宝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李经纬因病在广东三水去世，享年74岁。

　　昨日晚间，健力宝公司总经理助理陈维坚向新京报记者表示，李经纬于昨日下午2时左右在三水病逝。

　　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李经纬病逝前一直在广州的医院住院，直到最近才回到三水的家中。据当地知情人士介绍，李经纬多年前就罹患脑中风，昨日因肝癌在三水区人民医院去世，享年74岁。

　　李经纬是健力宝的创始人，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一批企业家。1984年，通过赞助中国奥运代表团，李经纬让健力宝的品牌一炮走红，早在1996年，健力宝的销售额就突破了50亿元大关，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

　　2001年，在健力宝“转制”过程中，李经纬作为创始人，未获当地政府的信任，他提出自筹资金4.5亿元收购健力宝的要求遭拒，随后健力宝被“资本掮客”张海（2007年被判有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获刑10年）买下。

　　次年，李经纬涉嫌贪污被政府调查，2011年，年逾七旬的李经纬因“花费公司巨款为个人投保”获刑15年。据三水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李经纬因身体原因，一直处于保外就医状态。

　　健力宝公司网站发布的信息显示，2012年健力宝上缴税金超亿元，重返亿元纳税户行列，并创造了近10年来销售业绩增长速度最快的好成绩。

　　■ 剪影

　　从知名企业家到囚徒

　　李经纬是广东三水人，曾任三水县体委副主任，后担任三水酒厂厂长。1984年，他听说广东体育科学研究所研制出了一种“能让运动员迅速恢复体力”的饮料，李经纬嗅到了商机，后来家喻户晓的橙黄色饮料——“健力宝”应运而生。

　　开“体育营销”先河

　　体委领导出身的李经纬，开创了中国“体育营销”的先河。1984年，李经纬让健力宝成为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奥运代表团的指定饮料，“健力宝”由此一炮走红。

　　《大败局》一书记载，1984年，健力宝的年销售额为345万元，1986年就达到了1.3亿元，成为“民族饮料第一品牌”。1996年，健力宝年销售额突破了50亿元，一度占到广东三水政府财政收入的八成。

　　企业转制中的“出局者”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全国掀起“企业转制”的浪潮，作为健力宝公司的管理者，李经纬却并未获得三水市政府的信任。

　　1999年，李经纬曾想以4.5亿买下政府所持的健力宝股份，但遭拒。2002年，三水市政府向浙江国投转让健力宝75%的股权，作价3.38亿元，来自“凯地系”的张海成为了健力宝的实际控制人。

　　在签约现场，李经纬含泪举头的动作被摄影记者拍下，在财经作家吴晓波看来，这是“中国企业史上最悲情的一张照片”，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最令人哭笑不得的一幕”。

　　“为高管买保险”获刑15年

　　2002年，李经纬因“涉嫌转移健力宝巨额资产”被“双规”。经过数年的调查，2011年11月2日，李经纬因贪污被佛山中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5万元。

　　法院查明，2000年6月，被告人李经纬及同案人杨仕明、黎庆元、阮钜源（均已判刑）、于善福（另案处理）在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领导班子工作会议上，决定用子公司广东健力宝饮料有限公司的职工福利基金为5人购买个人商业保险。

　　法院认为，李经纬身为受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他人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




山东25岁女镇长与其父同日辞职 2013-04-23 03:35:10  新京报 

　　此前被曝升迁与其父有关；其父为济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新京报讯 （记者李宁）21日，山东省金乡县鸡黍镇25岁女镇长韩寒辞职，同日，其父济宁市组织部副部长韩东亚也辞去现职。此前，韩寒的升迁被指得益于其父韩东亚。

　　据济宁市宣传部有关负责人称，4月10日，在鸡黍镇人民代表大会上，韩寒“以高票当选为该镇镇长”。

　　爆料

　　三年从科员升到镇长

　　昨日，在金乡县政府官网上发布的“乡镇党政主要负责人”今日工作中，仍安排有韩寒本周的工作打算：做好镇安全生产工作；参加镇两委工作会议。

　　据新华社记者从济宁市委组织部得到消息，山东省金乡县鸡黍镇25岁女镇长韩寒与其父济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韩东亚已于21日辞去现职。

　　日前，有网友发帖称，韩寒自2010年毕业后，在不到三年时间里，从金乡县经济开发区科员升职到金乡县鸡黍镇镇长。网帖还列举了韩寒的简历，并称“其升迁得益于父亲济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韩东亚。”

　　在金乡县政府网站上公布的人事任免信息中，韩寒的履历与网帖中的履历相同。

　　回应

　　纪委称将继续调查

　　对此，金乡县宣传部有关负责人回应称，韩寒历次任职均不存在任何违规和违纪情况，至于镇长一职，系在鸡黍镇人民代表大会上“以高票当选”，并证实韩寒的父亲确为济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韩东亚。据新京报记者了解，2008年，韩东亚任济宁市人事局局长，后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对于韩寒辞职一事，鸡黍镇工作人员没有明确表示，但他表示现在“并不知道谁在主持工作”。

　　济宁市宣传部一位负责人称说，在没有确凿证据前，不能说她的升职与她父亲有关，“只不过他父亲是个干部，但干部的子女就不能正常升迁吗？”金乡县宣传部新闻科韩科长称自己并没有收到韩寒辞职的消息，将了解情况后给记者回复，截至记者发稿前，该科长手机一直关机。

　　据山东省委宣传部主管的外宣网站消息，韩寒与韩东亚于昨日辞职，目前，济宁市仍在对此事调查。

　　新京报记者联系济宁市纪委，该市纪委回复称，纪委领导非常重视此事，目前对此事的调查还没结束，仍将继续调查。



“致未来书店的一封信” 2013-04-23 03:31:03  新京报 

编者按：今天是“世界阅读日”。这一天，我们总会去思考和阅读有关的问题。关注阅读的未来，关注阅读的持续与良性，让全民阅读真正成为公民素质提高的源泉。

　　【关注世界阅读日·期许】

　　未来的书店，必然成为每个人紧密联系的纽带。它不再是简单的书籍陈列场，而是一个巨大的故事汇集和生发地。

　　上世纪70年代的书店之光，是黎明之前、微亮于天际的启明星；80年代的书店之光，是理想主义者手中热烈燃烧的火把；90年代和00年代，书店之光是静好岁月中温暖守望的蜡烛，照亮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每个时代都将缔造一类书店，每一类书店都用不同的方式反哺着它们所处的时代。如果把阅读当做一种信仰，书店就是一座座教堂。

　　从电子商务兴起至今，全国逾半的传统书店已经倒下。是人们不再需要书店？是阅读量的减少、流行的快餐受到追捧，思想的盛宴无人光顾？并非如此。城市的每一个夜晚，有人纸醉金迷，有人抱膝痛哭，有人挑灯夜读。横流的物欲浪潮退去后，精神的礁石依然顽强挺立。有价值的阅读，永远与时代同步。

　　在我们的双脚还不能自由行走的时候，书籍是照亮世界的第一盏灯。阅读，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是心灵的调适，是人生必要的留白。阅读与思考，是通往心灵自由之路。

　　未来世界中，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拥有阅读的时间，每个人都将成为自己的作者，也都将成为其他人的读者。未来的书店，拥有的不仅仅是书香，人们在其中阅读、思考、相遇……生命有限，而阅读无限。有人类永远的孤独，就有永不终结的阅读。只要我们需要一份手心相抵的温暖，需要从一颗心到达另一颗心，我们就需要书店。

　　未来的我们不是不需要阅读，而是需要更丰满、更立体的阅读；不是不需要书店，而是需要更美好、更丰富的书店。未来每个城市的规划中，都不能缺少书店的位置。未来的我们，去书店不是为了寻找某一本具体的书，而是寻找相遇，寻找无数可能的生活方式，寻找关于生活的所有可能性。守望书店，就是守望一种生活，守望一片心灵的净土。

　　未来的书店，必然成为每个人紧密联系的纽带。它不再是简单的书籍陈列场，而是一个巨大的故事汇集和生发地。当你们的手指抚过同一张书页，当你们的眼睛为同一段文字濡湿，你便知道：书店的意义，是为了让相似的灵魂相遇。只有在这里，你才能感到：每一本书都是有生命的、有尊严的、有温度的；只有在这里，你才能了解一本书的构思与创作背后的故事，才能构建一场阅读、想象与反思的完美历程。书店与作者、书店与读者、作者与读者的故事，将凝聚为一个时代的美好记忆。

　　合上书本的那一刻，绝不是一场阅读的终点。阅读的意义是为了走出阅读，去书店的意义也是为了走出书店。请相信，阅读的力量能够改变世界；请相信，文字中流转的思想，是人生能够得到的最珍贵的馈赠，它将塑造我们心灵的底色。把思想的光辉散播到生活中，才是阅读的最终目标。

　　让通往书店的每一步，都成为走向内心的每一步，这是世界上最艰难也最美好的旅程。

　　美国有他们的城市之光书店，法国有他们的莎士比亚书店，英国有他们的查令十字街书店，中国香港有他们的诚品书店，而我们，要以什么样的书店，为这个时代立碑？

　　时间的滚滚车轮，必然催生更多形态的书店，也必然淘汰单一的、只有输出没有输入的书店。对于轰然倒下的传统书店，叹息致敬之余，我们已经无法计算失去的分量，唯有希望，新的要比旧的更好，得到的永远比失去的更有价值。

　　（此为南京先锋书店发起的“致未来书店的一封信”活动宣言）

　　□胡彬彬




没有材料研究能力，我们只是个工厂  柯白玮   发表于2013-04-16 09:34

　　南京紫金立德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连宁：没有材料研究能力，我们只是个工厂

　　说起3D打印公司，一般会想到美国的3D System和Stratasy两家龙头公司，实际上，国内也有一些专门从事3D打印机制造的公司，南京紫金立德电子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家。公司成立于2008年，是中国和以色列合资的企业。

　　《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3月31日采访了紫金立德的总经理连宁，据连宁介绍，他们公司生产的3D打印机主要用于工业制造和工业设计。他认为，3D打印这个新兴技术，没有被人们广泛地认识到。



产品主要用于工业制造


　　上海经济评论：公司技术员工主要进行哪些研发？是从哪里招募来的？


　　连宁：我们主要生产3D打印机，所以我们的员工重点是在研究打印装置方面，主要是机械、电子、软件这三大块。从数据的获取，到最后应用的材料，3D打印技术涉及的技术面非常广。我们是整个3D打印产业链中间的一个环节。


　　我们企业的中方股东是国内生产平面打印机的领头企业，过去是家军工企业，我们技术团队的核心成员都是从中方股东那里招募来的。另外，我们也招聘了很多学电子、软件、机械的年轻大学生。早先，以色列公司Solido在我们这里每天保持有5到6名技术人员，Solido是专门研发3D打印机的公司。在我们的工程师能够掌握技术后，大概2011年底，以色列工程师全部退出了，他们的成本比较高。遇到技术难题，可以通过网络沟通，个别时候可以请他们过来指导。

　　上海经济评论：你们生产一台3D打印机要多长时间？从以色列公司Solido方面，得到了哪些技术支持？

　　连宁：我们是国内第一家能够规模化、自主生产3D打印机的企业。我们年产3D打印机1000台左右。从装备开始一直到最后机器完成调适，大概需要150个小时到180个小时。我们买断了Solido原创的设计技术，在他们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工程化的改造，同时，我们也开发了自己的相关专利。

　　上海经济评论：你们公司3D打印机的客户主要有哪些？

　　连宁：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现在3D打印机的主要客户都集中在工业设计、智能化制造和高等教育领域。

　　上海经济评论：能具体讲下在高等教育、医疗领域的应用吗？

　　连宁：教育方面现在主要用于培训学生了解3D打印机。比如机械专业的学生可以将设计的立体图形打印出来。医疗应用，主要用于外科，更多的是应用在骨科和牙科。

　　上海经济评论：你们生产的3D打印机在上述几个应用领域，所占的比重分别是多少？

　　连宁：现在80%是工业的应用，剩下的绝大部分是高等教育的应用，在医学方面的应用还是比较少，因为如果将费用转嫁到病人身上，很多病人是难以接受的。而且3D技术会对常规的医疗手段和工作方式产生颠覆性的作用，所以很多人在观念上还一时难以接受。



3D打印机生产企业生存困难

　　上海经济评论：你们现在的营业状况如何？能收回成本吗？

　　连宁：我们的市场现在主要在国外，我都是找代理进行销售，我们和其他的外贸企业遇到一样的情况，绝大部分利润要让给市场去消化，我们只能把自己的生产成本、应用成本捞回，很难通过国际市场销售来获取比较高的利润。国内的销售由自己来掌控，这样可以通过国内销售的利润弥补国际销售。不管是我们，还是国内的其他生产3D打印机的企业，大家的生存都很困难。毕竟是个新兴技术，没有被人们广泛地认识到。它的市场受到了很大的制约。

　　上海经济评论：除了人们对3D技术缺乏认识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使得你们的市场拓展比较困难？

　　连宁：首先数据的获取就需要经过一定培训的人才，如果没有进行专业培训，很难使用三维设计软件，就没有数据来实现打印。

　　此外，如你想打印一块肉，必须用蛋白质的材料，打印金属要用金属材料，打印塑料要用塑料材料，打印医学产品要用生物材料。而这些材料也不是我们实践的科技人员能够研发出来的，需要综合很多学科，很多专业技术人员共同研发。比如，我们现在用的是工程塑料薄膜，我们正在和别人联合研发陶瓷薄膜和生物材料薄膜，只有有了这些薄膜我们才能在3D打印机上实现所需的东西。我们的技术人员能做打印机的控制软件、输出软件等，但是如果研究材料就没有能力了，我们只是个工厂。

　　上海经济评论：哪些3D打印机制造企业，你觉得是值得模仿的？

　　连宁：美国和以色列的企业做得比较好，但国际做3D打印的企业也为数不多。美国是从去年开始，他们两个领头的企业都在组合美国国内的3D打印资源，就是兼并收购小企业，甚至把触角伸到了以色列、欧洲，形成合力。我们也希望通过和国内高校研究所联合，集合国内资源。

　　上海经济评论：国外制造3D打印机的公司盈利模式是怎样的？

　　连宁：美国的3D打印企业都是通过风投包装先在创业板上市。其实，在它们的起步阶段也非常艰难。3D System 奋斗了20年，曾经经营也一塌糊涂。由于美国政府对3D打印这一块高度重视，奥巴马是连续三年在国情咨文中都提到了3D打印技术相关的事宜，所以炒作上去了。



基础材料与国外比差距较大

　　上海经济评论：你们和国内的研究院和高校有合作吗？

　　连宁：我们现在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在机器研发方面有直接的合作关系。我们共同成立了江苏省3D打印重点实验室，来研发新款的各种机器。在材料方面，我们和南京工业大学、太原的中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高校有横向的联系。

　　上海经济评论：和研究所、高校之间的合作哪方面需要提升？

　　连宁：高校的老师、研究院的学者更重视科研成果的研发，而我们更注重将成果转换成产品。学者们更多地希望成果出来以后写论文、申请专利，至于其能不能产业化、商品化，跟他们没有直接关系。这样，设计出来的东西不一定能够制造出来，制造出来的东西未必就能被人们接受。后面这些工作，要靠企业家加以实现。这两个过程中，很多矛盾会体现出来，怎样协调好矛盾，将实验室中的专利变成老百姓能够直接运用的商品，这需要学者、工程师、企业家共同配合。

　　上海经济评论：目前政府对3D打印技术企业给予了哪些帮助？

　　连宁：政府对3D技术的重视是从2012年开始的，国内研究3D打印技术的单位不太多，生产3D打印机的公司更是屈指可数。现在，政府就怎么扶持中国3D打印技术的发展还没有明确的计划，只是列入到了现代制造业的分支下面加以扶持。江苏省政府是将3D打印技术产业作为全省10大新兴战略产业来立项，这样我们会得到政府更多的帮助。

　　上海经济评论：中国的3D打印技术和国外相比，优势和劣势在哪里？

　　连宁：与日本、韩国相比，中国3D打印技术和国外没有太大的差别，只不过他们的工业基础比我们更好，所以，他们制造出来的东西比我们更加精致、性能上更优。

　　但在软件的开发，比如3D数据的获取方面，我们跟欧美发达国家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中国的软件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跟他们比有差距。中国的基础材料方面，差距就比较大。

　　上海经济评论：你觉得3D技术未来新的应用领域会是哪些？

　　连宁：很多科学家预言，3D打印技术可以应用到任何领域。3D打印技术近来被炒得非常热，拿我们做应用的人的话来说，是炒得有点过分了。它还是个成长型的技术，还是个很不完善的技术，存在很多需要解决的难题。但它的确是个很好的技术，未来一定能够深入到人们生活和工作的任何领域。

　　上海经济评论：3D打印机未来广泛应用，你觉得要到什么时候？

　　连宁：英国有个科学家已经在规划未来人类到月球上居住，他不准备带大型设备，只准备带一台3D打印机，然后利用从地球携带过去的材料或者月球上的材料，在月球上建造居所，他预言这能在50年后实现。

　　我觉得，工业设计方面，5到10年的时间，可能会对现代制造业产生一定改变。而医疗应用方面，用15年到20年，会对医疗有很大帮助。■



（作者系《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田春玲编辑，工作邮箱：tianchunling@wxjt.com.cn）


 录入编辑：王卉




不良贷款是怎样形成的？   周俊生   发表于2013-04-22 08:34

中国银监会日前召开2013年经济金融形势通报分析会，对下一阶段银行业改革发展及监管作出了部署。

　　中国银监会日前召开2013年经济金融形势通报分析会，对下一阶段银行业改革发展及监管作出了部署。其中提出，要关注不良贷款，提高贷款五级分类的准确性和资产质量的真实性，加强风险处置。

　　我国经济运行正面临十分复杂的局面。目前，各大商业银行对投放信贷都有很高的积极性，而商业银行一直承受着沉重的存款压力，在货币政策执行方向依然体现为从紧的背景下，如果不能做大贷款来对冲为存款支付的利息，商业银行的创利能力将出现下降。为做大放贷业务，一些银行难免急功近利，盲目追求贷款数量上升，导致有些贷款无法正常回笼。在这种状况下，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加强不良贷款监控，无疑是正确的。

　　但银监会同时又提出，要优化信贷结构，不断提高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具体来说，要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支持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的合理信贷资金需求，强化小微企业、“三农”金融服务，等等。

　　一方面要严控不良贷款，一方面又要对某些领域加强信贷支持，银监会向商业银行提出的这两个要求，从大道理来说都是正确的，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充满矛盾。

　　首先，要明确的是，银监会提出严控不良贷款，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具有明确针对性的。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确实在增长。根据银监会今年3月1日披露的官方数据，截至去年底，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连续第五个季度出现反弹，达4929亿元。

　　就我国银行业的现有规模来看，不到5000亿元的不良贷款，尚在可以接受的程度。但是，如果分析一下这些不良贷款的来源，却可以看出问题所在。今年1月14日，在银监会召开的全国银行业监管工作会议上，银监会曾明确表示，银行业前几年贷款高增长带来的问题可能在今后几年逐步显现，具体表现在违约风险加大，部分领域、部分地区、部分机构的不良贷款苗头已经出现。在这次会议上，银监会明确指出，钢贸、船舶、光伏等行业是信贷风险爆发的高危领域。

　　显而易见，不良贷款的形成，与前几年政策面上鼓励商业银行加大信贷力度有直接关系。当时，国家为了抗击全球金融危机的侵袭，将货币政策改为适度从宽。为了让经济增速保持在一定水平，增加流动性，这应该说是一个无可非议的选择。但是，在国家提出4万亿投资大单后，无论央行还是银监会，都向商业银行提出了加大信贷对企业支持的要求。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应该还会记得，当时的商业银行如果在信贷上表现得抠门，就已经是一种“政治不正确”的行为，而钢贸、船舶、光伏这些在今天已出现深重危机的行业，在当时是政府重点支持的对象，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商业银行投放信贷的重点目标。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当银监会提出严控不良贷款时，首先需要做的是厘清这些不良贷款的来源，并避免在未来重复昔日的错误。但是，银监会却又再度要求商业银行对某些领域加强信贷支持，这些领域当然不再是已危机四伏的钢贸、船舶、光伏等行业，而是换了一批对象，比如小微企业，又如能够拉动内需的行业，总之是当下政策面上倾力扶持的目标。但是，银监会目前提出的要求，其路径模式与前几年要求银行信贷支持钢贸、船舶、光伏等行业却是一致的，这就是要求商业银行成为配合政府某一时期经济调控重点的政策工具。

　　在计划经济时期，银行只是政府的“小金库”，在信贷投放上听命于政府的指令，从而积累了大量不良贷款。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模式逐渐被抛弃，而国家为解决商业银行积存的巨额不良贷款，不得不动用财政资金为它们兜底，才使商业银行得以轻装上阵。但是，今天我国的银行尽管已完成了商业化改造，但在经营上却仍习惯于担当政府的货币政策工具。一方面，政府为保证经济指标的完成，需要银行不断地向一些投资项目投放信贷；另一方面，银行在多元化经营、多渠道创利等方面乏善可陈的情况下，仍然不能放弃对增收贷款利息的追求，而在银行看来，具有政府背景的投资项目无疑是优质的信贷对象。这种互有需求的联系使银行与政府的纽带陷于“扯不清理还乱”的格局，银行难以抵御来自政府的要求，从而为不良贷款的增加埋下隐患。

　　商业银行必须对不良贷款保持高度警惕，但是商业银行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运营环境，政府必须改变继续将商业银行当作信贷政策工具的做法。对银监会来说，固然需要提醒商业银行严控不良贷款，但是与此同时，不能继续要求商业银行对某些行业、某些领域加大信贷支持，以此作为对政府经济调控的配合。如果商业银行在信贷上缺少独立自主的经营环境，那么，今天为配合政府要求而投放的信贷，很可能明天就成为商业银行的包袱，所谓严控不良贷款也就将成为一句空话。

　　（作者系财经评论员）

录入编辑：李琪


北大卖肉校友曾在官场站错队 遭排挤后下海  2013-04-22 17:22:49



摘要：毕业后，陆步轩被借调到县计经委工作，其领导因“文革作风”、“诬陷罪”入狱。站错队的老陆屡遭排挤，终于愤然下海卖起了猪肉。

　　北京大学每年获得的校友捐赠多达5亿，当然，全部来自校友中的成功人士。他们光鲜、慷慨，令母校骄傲。而聚光灯之外，大部分校友只是平平常常，少数堪称潦倒。北大的光环也可能成为人生的枷锁，街头卖肉的陆步轩就是这样。

　　老陆晚上喝多了，高兴。

　　白天在北大演讲，他说自己给学校抹了黑，叫学弟学妹拿他当个镜鉴。喝酒的时候又笑又嚷，说起以前遭的罪，就像说起昨天的天气。有记者追来问，他就大大方方地承认失败，胆小、能力差、胸无大志，让人误以为他在说气话。

　　“大家都知道了，我就实话实说。”他的表情混合了坦承与戏谑，想要挑战他的人要么一时语塞，要么满意地离开了。

　　我问老陆，你对自己认可吗？他说，我认可自己的生活哲学，我现在过得很好。

　　同为北大中文系89届学生，陆步轩在文学班的十几名男同学已有5人离世。诗人戈麦身负石块自沉万泉河，其余4人或积劳成疾，或抑郁跳楼。师兄陈生总结说，我们没跳楼，我们身体健康，挺好。

　　坐在北大博雅酒店的房间里，老陆指着桌上的杂志，说里面有同班同学写的诗，但他没看。我翻到中间，在边栏里找到了《在一个寒冷降温的夜晚》：

　　……让我在黑暗中

　　静静地站一会儿。先别开灯

　　不要开灯，我不想就这样

　　裸露在人类的光线中

　　让我静静地想一想

　　如何抵挡冗长的人生……

　　我把杂志塞到他面前，“你看看”。老陆扶起眼镜，花二十多秒看完了，说，“我不懂诗。”


　　演讲的第二天中午，老陆不准备参加北大校友会的宴请，想在校园里走走，然后去“学生灶”吃顿饭。

　　从东门往南门去的路上，建筑几乎都变了，老陆有点迷糊，走路的样子犹犹豫豫。我和摄影师嘲笑说，你像是长安县来北大进修的副股级干部。他全然不笑，自言自语说“现在韩国留学生多，我们那时和韩国没建交，日本学生多”。

　　85年入学，89年毕业，陆步轩把大学生活交给了80年代，纯粹而完整。可是回忆起来，他总说记不清楚，也许是有意回避。记得最清的是食堂的菜价，鸡蛋5分，油条5分，加一个豆腐乳，稀饭免费。啤酒8毛，酒瓶可以换回来5毛。酸奶两毛钱，“但我喝不惯。”作为农村学生，他每月得到28元的助学金，后来涨到36元。

　　去学生灶吃饭，老陆预谋已久，一直循着学三、学五几个食堂踩点。可惜原先的建筑要么拆掉，要么翻修过，他逆着大群下课的学生，在路中间仔细分辨着建筑的形状，迷茫的样子令摄影师大感满意。

　　那些熬过时间没有变的，老陆又觉得不真实。他指着三角地旁边的一个理发店说，24年前也是理发店，“老板肯定换了。”

　　原先中文系男生所在的32号楼现在改住女博士，这是老陆演讲当晚探听来的情报。他醉醺醺地趴在玻璃门上，敲了半天宿管员才出来，问了情况便大胆放行。可老陆也就在走道里晃了晃，已经12点，宿舍里一片漆黑。这里不属于他了，曾经的同寝傻二、瘪三、猴四、麻五、狗六，也散落四方。“我年龄最大，是老陕。”

　　摄影师笑着问，有没有谈对象？“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学校不允许，当时只有几对儿。”老陆赶忙换了话题，说曾给一个叫菅健的日本人教中文，又说自主招生和校长推荐制之后，农村学生很难考上北大。而当年，占总数近半的农村学生是他自尊心的唯一掩护，他不必为4个冬天都穿同一件军大衣感到羞愧，大部分人都一样。

　　过了档案馆，老陆突然兴奋起来。3座宏伟的古代建筑正对西门，围出一个小广场，中间的草坪曾有一座巨大的毛泽东雕像，右臂抬起、山呼万岁。他毕业那年，一声轰响，雕像被定向爆破，学生们都赶来合影留念，他们以为一个时代将彻底结束。

　　在老陆的记忆中，80年代的北大怒目圆睁，人人都急于和旧时代决裂。刚入学，他就被卷进纪念“九一八”的学生洪流，并奇怪地看到队伍中的“反腐败”标语。1986年北大学生柴庆丰被杀，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三角地满目的小字报，到处都有演讲的学生，“这样的情况，谁能不参与进去？那会儿我也是热血青年。”

　　老陆也当过“小头目”，但嘴笨，没演讲过，同宿舍合写过小字报，贴在三角地没多久就被层层覆盖。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一套理念，自由、民主、宪政，老陆谈论时一副自然而然的神情，和他讲授猪肉营销学时差不多：较小的猪腰子，说明屠体的肾脏发达，屠体健壮。

　　现在还想这些吗？我问他。“想也是白想，就不太想了。处在这个环境中，咱们个人没法改变的。”

　　那年初夏，老陆仓皇跑回陕西，找到在西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工作的表姐，寄居在她租来的民房里。也曾有公安和便衣来找，当晚他碰巧在街巷里游荡，躲过一劫，否则可能被取消学籍，甚至关押一年半载。

　　一周以后，老陆不得不冒险回到北京，因为没有毕业证就意味着一无所有。他几乎认不出激荡过后的北大校园：学生们无心上课，围坐在宿舍里打麻将，有的则谋划着出国。按照前几届毕业生的分配情况，老陆本应早早被中央或北京市的单位“抢走”，但他成了毒蛇猛兽，只得到一纸派遣证，发配回原籍。

　　那尊雕像爆破后被移走，换来一块巨大的丑石。后来丑石也移走，只剩下一片30平米左右的草地。摄影师想让老陆站在那里，模仿雕像伸出右臂。是有过那么一张黑白照片，里面的年轻人带着变色眼镜，叛逆地坏笑，意气洋洋。

　　可老陆扭捏着，不愿意，“终究几十年过去了，那会儿是学生，和现在不一样。”



　　如果有人问老陆，你这24年经历了什么？他一定会先摸摸口袋，找烟来抽。

　　1989年7月开始，陆步轩每天骑着破烂的自行车，往返四十多公里，到西安市找“饭碗”。他忐忑地说出北大的名字，不出所料地被拒之门外，愤怒与屈辱随即占据了内心。

　　他怕见人，尤其怕见到熟人，但偏偏躲不掉。求职几经碰壁，老陆终于想到托关系、找门路，在得到县城建局的承诺后，安稳地睡了一觉。临近上班时突然被告知，自己被人顶替了，而且偏偏就是高中同班同学。这位西安地质学院的女大专生，补习两年后毕业，与老陆同届，而她的姨父是长安县分管科技的副县长。

　　回北大演讲，老陆告诫学弟学妹，干事业要去大城市，小地方封闭保守，裙带关系盘根错节，去了就深陷泥潭。他身后“职业选择与人生发展”的背景板，像是毫不留情的讽刺，“选择”二字显得大言不惭。被濒临倒闭的机械配件厂勉强接纳后，23岁的年轻人万念俱灰，不得不痛苦承认，4年的骄傲也许只是无知和虚妄。

　　北大的履历终究还是给了他一个卑微的机遇。老陆很快被借调到县计经委，给文墨不多的计经委主任写材料。谁知，军队转业的计经委主任性格执拗，在没能“按惯例”升任副县长后，四处告状，最终因“文革作风”、“诬陷罪”入狱。站错队的老陆屡遭排挤，终于愤然下海。

　　对关系、对规则、对权钱逻辑，老陆倒也洞明，只是自尊心太过敏感和强大。《屠夫看世界》一书写道：

　　我人黑心不黑，看似粗皮大胯，实则细皮嫩肉，特别是脸部，面皮忒薄，生怕伤脸，说不出话，尤其在涉及个人利益的时候。按理，在党委办公室工作，与领导接触的机会很多，趁领导高兴之机，提出转入正式人事关系事宜，或者逢年过节，多去领导家里走动走动，联络感情。但我不会来事，至今连领导的家门向哪边开都不知道。

　　这是北大赋予你的吗？

　　是，心气儿高。

　　但你现在轻易就承认失败、能力差。

　　磨掉了。

　　1993年起，老陆办过工厂、钻过矿洞、搞装潢、开商店，甚至差点因毒气丧命，但终究一事无成。有10年时间，他试图将失落与苦闷掩埋在麻将场的喧闹中，一度成为职业赌徒。离异后孑然一身，无牵无挂，麻将可连打三天三夜，加上智力超群，“门前垒什么牌全都记得”，只靠打牌也能养活自己。日子也就这么过去了。

　　北大校友会将老陆的演讲安排在“英杰交流中心”，新西兰总理中午刚刚离开这里，多少让人感到惶恐。他站在台上，不断挪动脚步，讲了15分钟便匆匆致谢，在寥落的掌声中涨红着脸回到座位。

　　记者们对为什么敢回来演讲充满好奇，老陆说，陈总拉我来的，我是他“屠夫学校”的名誉校长。

　　陈生是84届师兄，广东天地食品集团总裁，身家百亿，个头不高，头发笔挺。“为创业在坟地睡半年”，“400万套利2000万”，创富神话似乎永远雷同，但从不乏味。学生们屏气凝神，手里还攥着学校印发的就业程序示意图。陈生也讲起曾经的磨难，但显然，他的挫败成了令人怀恋的故事，而老陆的挫败只提供了活该失败的证据。

　　2000年起，老陆做起了屠夫，直到2003年被媒体发现。对于因他而起的人才观争论，老陆倒置身事外，在高校、机关抛来的橄榄枝里挑花了眼。当命运以荒诞的方式前来解救，他谦卑、释怀，没赌气。

　　“混得不好”，陈生对这个说法愤愤不平，“他当时每天卖出12头猪，月入过万，挺爽啊！”不过在被媒体发现时，老陆的境况一点也不像月入过万。“那肯定得藏着，让人家知道你挣那么多，要多收你税费。”老陆说，市井生存必得有市井的智慧。下海几乎溺亡，卖猪肉竟月入过万？“老陆的猪肉品质好，不敢注水，北大的，不敢乱来。”陈生看了老陆一眼，肯定地说。

　　陈生虽然富有，名气却是因为经营“壹号土猪”大概只有“北大”、“猪肉”这两个词结合在一起，才有此等魔力。

　　老陆挣扎谋生的那几年，有个北京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去找他，以乡党、校友的名义套近乎（北农从北大分出去），也的确同病相怜：毕业分配到草滩农场，单位不景气，创业失败，父母双亡、无妻无子，白天骑三轮车收购旧书报，晚上摆摊，自诩“文化产业”。

　　老陆说，“我跟他没什么区别，除了一个北大，一个北农。”后者至今仍然流落街头，老陆偶尔还会接济。

　　经营肉铺的那些年，老陆常去隔壁的小卖部买酒买烟，但从来不买书报。他干脆假装文盲，别人看到一手好字，多以为他“自学成才”。

　　演讲的第二天上午，北大校友会筹划了一场企业家座谈，老陆是列席，介绍嘉宾时差点被遗忘。座谈一开始，他就翻看手中的材料，来来回回至少3遍。陈生大部分时间在玩弄手机，不过大家清楚，他是被故意淡化的焦点。

　　校友会的目的直截了当，校友出资3000万设立北大创业基金。项目介绍者先是以“哈佛”、“硅谷”、“融资近亿美元”等提升档次，然后抛出捐赠要求。老陆一开始兴致盎然，慢慢地表情就暗淡了下去。

　　1980年代，市场经济制度尚未建立，北京大学的校办产业几乎为零，而到了2012年，规模达到了900亿，占全国高校的40%.扩张的欲望当然不会停止，理由熟悉而古怪和清华大学竞争。

　　项目介绍人时不时看看陈生，他还是盯着那部没有声音、没有震动的翻盖手机。和老陆没什么关系，他出去点了支烟，站在舟山群岛招录后备干部的展板前看了半晌。

　　创业基金的3000万缺口，将主要来自北大企业家俱乐部，俱乐部计划吸纳54名会员，入会费54万。这应该是3000万开平方的结果，并非有意契合“五四精神”。北大还准备适应需求，帮助民营企业培训“富二代”，计划在广东、福建、浙江设立培训点，理由听起来有理有据：“二代”将掌握巨大的财富，他们好，民营经济才能好。

　　企业家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开始设定为本科生，他们毫无疑问是北大的精粹；继而放宽至研究生，现在大概读过EMBA也是可以的。哪些人可以视作“北大人”？这个问题并不十分严肃，说着说着就“无趣”了用老陆的词汇形容，就是这样。

　　北大校友会希望广东分会介绍更多成功的企业家，“我们一开始不知道陈生师兄是广东省十大经济人物。”广东校友会会长徐枢很热心，一些初创阶段的企业家已经主动来联系，而他真正想要推荐的人物，还在观望。

　　陈生最后发言，他指责一些校友挂羊头卖狗肉，名义上是科技园，实际上倒卖土地、搞现金流，“消耗北大的品牌，我们不要这样。”老陆的表情有些复杂，曾令他狼狈不堪的北大招牌，在别人手中竟是挥舞自如的生财工具。

　　但老陆的生活哲学没有给羡慕留下空间，“也不一定非得那么成功吧”，他现在是县志办的在编人员，清闲自在，雇人打理肉铺，每月收入几万元。当我求证是否有两套房子时，他看起来有点生气，“不止”。还真是无可羡慕了。

　　当天轮到陈生演讲时，老陆中途出去好几次，他在安排晚上的饭局。本来想约大两届的师兄孔庆东，但老孔碰巧不在。晚上他跟同宿舍两个人，袁斌和紫地，干掉一瓶五粮液，六大听啤酒，喝得不多，但醉得厉害。

　　袁斌是个剧作家，不怎么出名，40出头才结婚，一天不写字，养家就成了问题。最近的剧本是讲述一段民国情仇，赚不了多少钱。在老陆看来，同属“混得不好的”，但不像卖猪肉那么惹眼。紫地曾是中文系公认最有才华的一个，年届50，还只是汉语中心的副教授，心里也苦闷。

　　老陆悄悄叫来了陈生，想让袁斌给这位亿万富翁写本传记。二三十万对陈生来讲不算什么，所以整晚都在吹牛，把在坟地睡6个月的故事又讲了一遍。老陆没敢说传记的事是他安排的，怕袁斌出于自尊心拒绝。袁斌仔细听了，有兴趣，但不大乐意挣这份钱。老陆说，北大人就是“虚”。

　　老陆又想起一位师弟，北京人，也是潦倒，但电话打不通，酒又喝得晕晕乎乎，就把陈生他们赶走了。

　　坐在北京4月的黄昏里，老陆笑盈盈地接了一个又一个电话，都是来约访的记者。央视《看见》栏目的编导嘱咐他，来之前喝点酒，状态好。

　　你知道柴静吗？

　　知道，中央一套的，主持过春节晚会。反正央视女主持都挺漂亮的。老陆说。

　　聊了这么久，发现竟忘了吃饭，决定一定要去“学生灶”吃宵夜。走出宾馆的时候，一弯新月正挂在博雅塔旁边，空气清冷，中关村北大街上车辆呼啸而过，一群韩国学生在操场里奔跑叫喊。

　　老陆接到了陈生公司副总的电话，他正在陕西准备兼并一家屠宰场。谈判之前，老陆带人突袭了这家公司，复印了财务报表，以防止造假。

　　“你说自己没有经济头脑，我看不像。”老陆没有回答，沉默了许久，说这样的夜晚仿佛是回到了大学，说高中时候干农活，种小麦和玉米，说大三时骑自行车去上方山，要整整两天。那时远处的中钢大厦、太平洋电脑城都不存在，海淀还是一片漆黑下的小镇。

　　“学三”、“学一”，凡是还在营业的食堂都只刷学生卡。北大有点侯门似海了。我们在校外找了个地方，老陆说，先来两瓶啤酒，别的再点。

　　（袁斌、紫地为化名）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编辑：黄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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