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幣人幣並存 兩地兩幣商機大 - 梁振英

013年04月26日 星期五  港幣人幣並存 「兩地兩幣」商機大 - 梁振英 兩岸及香港《經濟日報》財經高峰論壇

（編按：行政長官梁振英在財經高峰論壇上強調，現時是中國人在近代歷史的黃金時期，兩岸三地應放下包袱，接受開放，否定零和，相信合作，突破框框，創造和用好更大的發展機遇。以下為其發言節錄。）

相對於中國內地和台灣，香港的整體優勢是高度開放、高度多元、高度靈活和高度國際化；香港的優勢產業包括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金融服務、專業服務及貿易服務。

中央政府在「十二五」規劃中，明確表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自2004年開始以來，香港的人民幣業務範圍不斷擴大，門類也不斷增加。

回歸後 有人曾憂港幣被淘汰

人民幣是內地的貨幣。香港的法定貨幣是港幣。香港回歸之後，一國之內，兩種貨幣以不同的發行和兌換制度和不同的幣值並存，這個在香港準備回歸期間帶有挑戰性的課題，今天反而為香港創造了商機，在今天論壇的主題下，是很值得我們總結和思考的代表性問題。

25年前，1988年，我作為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負責為起草《基本法》收集意見。我到了社區，往往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梁先生，1997年7月1日那天，起床到樓下去買回歸後的第一份早餐，用甚麼鈔票？」我說：「《基本法》的徵求意見稿裏面有一條：『港元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定貨幣，繼續流通。』」大家說：「梁先生，你不知道，一個地方政權一換，第一件事就是換旗幟，第二件事是換鈔票，回歸後，沒有可能繼續使用港幣。」

「兩地兩幣」在回歸當天就已經是我們習以為常的事實，但是在九七年前很多人以為不可行。不僅是一般人以為不可行，美國一位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也認為不可行。他說不管你一個國家有幾種制度，總之一個國家不可能有兩種鈔票，小發行量的鈔票會被大發行量的鈔票取代，意思就是說九七年後港幣要被人民幣淘汰。這句話對當時部分香港人來說造成相當大的顧慮。

最大人幣資金池 投資產品多

過去，有人顧慮港幣被人民幣取代，現在，人民幣業務是香港金融界主打的對象，也是港台合作的一個新內容。香港用優良的金融制度，經驗豐富的從業員，加上國際業務關係，把「兩地兩幣」視為機遇，再轉化為頗有潛力的商機。

去年，香港銀行處理的人民幣貿易結算，總額超過26,000億元人民幣，按年上升37%。通過貿易結算等活動，滙聚了超過7,000億元人民幣。今天，香港擁有最大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這是人民幣融資活動和人民幣金融產品創新的最獨特的優勢。

在人民幣產品方面，上月底，在香港發行的人民幣債券未償還餘額累計達2,570億元人民幣。2012年，以人民幣計價的人壽保單已收保費超過90億元人民幣。其他人民幣投資產品包括貨幣期貨、A股ETF、人民幣及港元雙幣交易的股票等。

擴大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試點的安排已在上個月公布，容許內地商業銀行、保險公司等香港子公司和註冊地及主要經營地在香港的金融機構申請RQFII資格，同時放寬RQFII資金的投資限制，允許機構根據市場情況自主決定產品類型。促進多元化的人民幣投資產品出台，深化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同時促進人民幣資金在內地與香港之間的跨境使用和循環，有助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這些都是帶有超越商業意義的發展。

兩岸於去年八月簽署了《海峽兩岸貨幣清算合作備忘錄》，其後，中國人民銀行與中國銀行台北分行簽署了「清算協議」。港台在人民幣業務方面也有了非常緊密的合作。現在23家台灣參加行已經加入了香港人民幣即時支付系統，利用香港平台進行離岸人民幣貿易結算，這是香港在新的兩岸關係中的一個新功能。

憂內地人搶飯碗 現專業北上

除了金融業，香港的專業服務業也是香港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貨幣問題一樣，在回歸前，部分香港人顧慮內地的專業人士在回歸後到香港所謂「搶飯碗」，因此在《基本法》出現了一些條文，限制內地專業人士來港執業。

但是大多數香港的專業人士還是掌握了在內地發展的機遇，現在，香港的11個主要專業界別當中，最少有5個在內地的專業費用收入，總額比在香港的還要多。至於未來，中央明確表示，在「十二五」期末，通過CEPA，基本實現內地與香港服務貿易自由化。截至去年，CEPA已為香港在48個服務領域公布了338項開放措施。

在香港的中介中轉功能問題上，也曾經有人顧慮香港會因「三通」和ECFA而流失兩岸之間的轉口貿易。但經驗說明，在兩岸經濟規模擴張，以及ECFA便利兩岸直接貿易而帶動的經濟增長，都惠及香港的轉口貿易。ECFA全面實施後，兩岸經香港的貨物貿易額繼續增加。2012年兩岸經香港的轉口貨物貿易總額達310億美元，佔香港整體轉口貿易的7.1%，再次說明兩岸和香港的經濟關係不是零和關係。

兩岸三地 拋開顧慮加強合作

香港政府一直採取對外開放、合作和分享的友好政策，我們認為，繼內地與香港簽訂CEPA、內地與台灣簽訂ECFA之後，香港和台灣應該訂定類似的制度化經貿合作安排，以全面提升兩地的經貿關係。

各位朋友，兩岸和香港在過去三十多年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各自取得巨大的成就，各種關係也穩定發展。客觀的說，這段時期是中國人在近代歷史的黃金時期。我們各自取得成就，關鍵是我們都能擁抱歷史進程帶來的變化，拋開顧慮，放下包袱，接受開放，否定零和，相信合作，並且以發展的眼光看待三地的關係。今後，只要我們不斷的突破框框，擴大開放，加強合作，兩岸和香港的經濟必定會創造和用好更大的發展機遇。




2013年04月25日 星期四  反思資本主義 企業只求盈利？ - 黃元山

世事就是這樣的巧合，當英國工會的公敵戴卓爾夫人死訊傳來的時候，就正正是香港這個前英國殖民地爆發近來最大規模的工潮的時候。

戴卓爾夫人是建基於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的忠實支持者，也一手把英國經濟重新找到了增長的亮點；但是，資本主義這個制度，是否「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引述美國其中一家最大的健康食物連鎖超市，標普500成分股之一的Whole Foods Market Co-CEO John Mackey所說：「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是人類自古以來最有效的想法，但我們應該更進一步。願我們不畏懼的再往上高攀。」（Free market capitalism i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ideas we humans have ever had, But we can aspire to even more. Let's not be afraid to climb higher.）

Mackey表明自己是資本主義的積極支持者，不過，連他也質疑，我們是否可以做得更好？最近發生的碼頭工潮，能否作為香港社會討論的一個契機？

傳統以來，香港的資本主義是與芝大前輩Milton Friedman的看法一致的，Friedman名言：「企業唯一的社會責任，是用自己的資源和活動去增加盈利，只要企業守規則，就是要公平公開而沒有出千的競爭。」除了守規則，贏大錢之外，資本主義還需要行前哪一步？

企業盈利 是必要條件非目的

對於企業盈利，筆者個人的看法，傾向於Jim Collins和其他管理學大師的說法（包括Peter Senge等）：「企業盈利是生存的必要條件，是一個達到目的的手段，但不是一些有遠見企業的生存目的。盈利就像人生存所需的空氣、食物、水、和血一樣，這些都不是生命的意義，但是如果沒有這些，就沒有生命。」

當然，每個人的生活哲理不同，事實上，有一派的意見就是，人生存的意義就是在於「呼吸、吃、喝、拉」，如果連人的生存都只是一齣荒謬劇，那企業自然不需要談甚麼生存意義。正如空氣對於人一樣，錢和盈利只是一個by-product，但卻不應是一個an end by itself。當企業能提供優質的服務或產品，兼又是社會所需的時候，盈利自然跟隨而來。

另外，筆者認為，股東不可能是企業唯一的持份者，其他非常重要的「持份者」還包括員工、顧客、供應商、甚至是環境資源等。這個理念，亦是著名的Harvard商學院教授Michael Porter前幾年提出的「shared-value capitalism」概念，亦接近最近Mackey大力提倡的「conscious capitalism」。今次工潮的關鍵之一，是外判制度；而外判制度的核心問題，就正正是企業如何看待員工。

視員工為「持份者」 分享盈利

外判制度當然是合法，但是否合理就要看具體情況。一般來說，企業會把一些自己沒有競爭力的非核心業務外判，就算是非牟利機構，也是一樣。從經濟學角度出發，此制度確實對公司營運效益有正面作用；比如說，大學會把飯堂外判，並非是大學管理層不能營運飲食業，而是管理層能集中管理自己的核心業務，就是大學教書和研究。

外判有其合理的經濟邏輯，但當企業把自己的核心業務也外判的時候，例如貨櫃碼頭管理把碼頭核心工作也外判的時候，當中可能就涉及一些非傳統的經濟邏輯；不能證實，但純屬推測的原因可能是：香港整體貨櫃碼頭業會隨着時間式微，與其加大投資自動化機械，不如用人手操作，但由於大方向是萎縮，勞動力安排務求要非常「靈活」，為了減少被現有勞動條例束縛，於是外判。

這個安排，可能引起不少人非議，而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起碼有一個問題，就是勞動力的定價問題。

基礎經濟學，所有市場的價格皆由供求關係而定，包括勞動力市場；意即由於低學歷的勞動力只能選擇某些低技術工種，令市場可以只付出最低門檻的勞動力價格。再者這群勞動力較難轉行，即使工作環境及待遇較差，他們亦只好「硬食」；從經濟學來說，這也是一個「revealed preference」，即是既然工人選擇這份工作，反映了alternative是更差。

問題是，勞動者是否單單一個「物件」，還是一個爭取企業盈利的持份者（stakeholders）？如果是後者，那麼勞動力的價格，便不是單單一個物件的供求關係和市場定價，而是在企業盈利上，也能分一杯羹！

把考慮點擴大 發展更持續性

在外判制度下，工資單是供求的定價，但企業在市場上獲得盈利，就不與工人分享成果。相反，如果員工能分享到企業的創富成果，而不是純粹的市場公價，就是之前所指到的「shared capitalism」和「conscious capitalism」。

坦白說，這件事知易行難，能付55元請到員工，有哪一個老闆願意再與其分享企業的盈利和成果；事實上，筆者認為這是一個paradigm shift，但也是資本主義要持續下去必要走的路，因為傳統資本主義精於資源分配，減少浪費，但卻往往為社會帶來了負面的界外效應（例如社會資源過分集中等）。

無論是甚麼名稱，在創造財富的過程中，尤其是那些發達國家和知識性經濟體裏，資本主義是否能再被「enlightened」，超越了戴卓爾和Friedman年代所認識的資本主義，追求盈利時把考慮點擴大，使整體發展更有可持續性呢？



澳洲碼頭工遇上香港碼頭工 - 王婷 蘋果日報 2013apr26

香港碼頭工人罷工持續，前不久，澳洲海事工會（Maritime Union of Australia──MUA）數十人專程來港聲援，筆者訪問了幾位代表。據《明報》採訪報道，和黃集團將在澳洲布里斯本及悉尼開設碼頭，為第3間駐紮當地的碼頭公司，初步打算聘請1,200人，給出的薪酬條件是：全部直接僱用，年薪8萬澳幣（約64萬港元），即月薪約5.3萬港元，每周工時38小時、每日以8至12小時輪更工作。

在澳洲，做碼頭工人是一份不錯的選擇，工人全部直接僱用，薪金幾乎等同於大學研究員，每日工作時間也謹守8小時。對比下香港，碼頭工人大部份是外判，少數才是公司直屬工，外判工常連續工作12至24小時，每周工作時間達70至80小時，受苦受累，年薪僅約20萬；與澳洲工人對比，則香港碼頭工人工時長近3倍，而工資不到他人的三分之一，可算上天壤之別。

為何兩地同樣都是碼頭工，同樣都為和黃集團投資，而工人的勞動條件卻相差如此之大呢？據我們訪問兩地工人和工會之後，發現這其中的差別，最大原因首推工會。

澳洲的工會為單一工會，而涵蓋工人範圍廣闊；相比之下，香港工會數目雖多，涵蓋工人卻不多。澳洲碼頭工人全部屬於一個工會：澳洲海事工會MUA，該會共有14,000名會員。據來自悉尼分會的工會幹事Joe Deakin介紹，在悉尼，海事工會約有2,500名會員，其中三分之一是碼頭工，而所有碼頭工人全部都加入了MUA。相比之下，香港葵涌貨櫃碼頭約有2,500人，就有四個工會，分屬職工盟、工聯會、勞聯。其中最大的勞聯屬會「香港國際貨櫃碼頭職工總會」亦只有逾500名會員而已。工會既繁多，又無力覆蓋到所有工人，導致了單一工會勢力單薄，而工人的聲音也無法整體傳出來。香港今次事件中，職工盟要求加薪幅度20%至23%時，工聯會卻只要求加薪12%；而在勞聯工會會員同意接受資方提出的加班工資增長方案後，勞聯也宣佈結束按章工作，不再聲援罷工工人。

另一方面，澳洲工會作為集體談判的組織方，合法地領導工人與企業開展勞資談判，其間工人可開展罷工等工業行動，人身絕對安全；而香港的工會並不得到公司的承認，公司還會千方百計阻止工會入場談判，並對罷工的工人予以懲戒，威逼利誘工人妥協。澳洲工會平均三年與企業談判一次，達成勞資協議EBA──Enterprise Bargaining Agreement。談判時間視情形而定，通常持續4至5個月，如果達不成協議會再拖延。談判期間，工人可以發動罷工而豁免法律責任。據MUA工會幹事介紹，和黃集團和MUA已達成集體協定，其所僱用的澳洲碼頭工人工資以後將每年增長5%；而這邊廂，香港碼頭公司可以十多年未加薪，而工人不得不忍氣吞聲，原因之一就在於工人勢單力薄，而工會的地位不被承認，無法代表工人邀約公司集體談判。即便在工人發起罷工行動，以此來邀請公司談判之後，公司起初仍堅持拒絕工會，只願與工人談──直到勞工處安排工會與公司談，公司方仍不死心，不停推卸責任到外判商，外判商代表又一次以各種理由離開談判席，並死咬「5+2」加薪方案。而面對此情此景，工會卻始終無可奈何──因為談判的主動權一開始就掌握在資方手中，且工潮開始之後，HIT第一時間就申請法庭禁制令，並獲得批准，阻止了工人在碼頭罷工，也令工人行動時必須處處小心，時刻擔心要收到律師信，惹上打不起的官司。

除此之外，澳洲的工會還獲得了澳洲政府的政策支持，政府首腦很理解工會的概念，允許工會的活動，並認可工會開展集體談判時的行為合法；而在香港，這些年工潮已很少見，集體談判權、罷工權的確立更是遙遙無期，令工會的工業行動無不如履薄冰。這樣積弱的工會狀況之下，勞工處只一味強調要中立，卻連勞動者的基本權利都未保護到。勞資力量高度不平衡，令工人無法可想，只能以罷工作最後一搏──而所有後果都得由自己買單。

兩地的勞動條件與工會狀況懸殊，令我們清楚地理解：工會強則勞動條件好，工會弱則勞動條件差；但即便如此，我們仍想知道，為何這同一個集團──和黃集團，在澳洲這樣一個工會強的地方就可以適應工會文化，認真和工會開展集體談判，尊重工會和工人權益；而在本土香港，只因工會薄弱，就肆無忌憚剝削工人，打壓工會，令工人勞動尊嚴蕩然無存呢？

王婷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博士研究生


反對政府　等如外國勢力？ - 張秀賢 蘋果日報 2013apr26

吳康民日前〈不可輕視英國在香港的潛勢力〉一文說道，港英餘孽當中分成四個梯隊，第一梯隊就是以陳方安生為代表的港英培養的高官勢力，第二梯隊則直指以自由黨為主的商界精英，第三梯隊是最後關頭反「中」的雙面人，第四梯隊就長期潛伏，未有動靜。這種說法，無疑是「大包圍」地標籤與梁振英政府「作對」的政治人物，將他們反對政府的原因打成「外國勢力」影響。這種指控廉價有效，但最後只會進一步撕裂社會。

左派圈子一直指稱泛民主派，以至親建制的商界精英、前朝高官為港英餘孽，「非我族類」者都是受外國勢力煽動。這種「外國亡我國之心不死」之思想不斷膨脹，導致今天愛字頭的組織動輒指罵反對政府政策的人為「外國狗」，跟英美進行政治勾結。這種說法既無證據證明真偽，更無助社會討論。若他日社會只剩下「英國狗」、「美帝代理人」，討論如何持續下去？所謂的「理性討論」恐怕只變成空談而已。

更值得一看的是，吳老在文中指出麥齊光上任12日就因涉嫌騙取公務員津貼的行為，而被迫下台，暗指當中有敵對勢力在翻舊賬。若一個人「行得正，企得正」，又何需要擔心「舊賬」被翻呢？左派圈子這種自己陣營「受罰」，將責任推到他人煽動，這反映他們完全沒有自省之心，不知奉公守法為何物。在將來，以至討論政改普選之時，這種不問前因，只問陣營的抹黑指摘會變得越來越普遍，香港市民必須要保持雪亮眼睛，看清當中的是非黑白。
還記得去年的《ATV焦點》，當中的評論就說到反國教陣營當中「倫敦、華盛頓身影若隱若現」，將這種「外國勢力」陰謀論說得言之鑿鑿。事實上，若從反國教運動開始之時就看到，這種外國勢力論只是左派陣營自知理虧之下，抹黑爭取同情之舉。到最後，真理還是會越辯越明，謠言只會不攻自破。但在此，我懇請吳老與左派人士，不要再搬「外國勢力」這個萬年化石出來，我們真的厭倦了這個萬用理由。

張秀賢




香港已失守 - 楊繼昌  蘋果日報 2013apr26

甚麼是黑色幽默？中文維基的定義是──不是單純的滑稽，而是帶着濃厚的荒誕、絕望、陰暗甚至殘忍的色彩。

香港滅亡的過程，看來會不斷浮現黑色幽默的色彩。繼發展局局長自己發展劏房，現在輪到揭發廉政專員親自用公帑送禮。看來，香港人要發現海關關長走私奶粉、入境處處長是蛇頭、警務處處長是真正的黑社會大佬等等，應該為時不遠。

整件事最失格的地方，是它充滿「中國特色」。如果你送的頂級的貓屎咖啡，可能事情會出現截然不同的解讀，但偏偏你送的是茅台。3月的兩會，民建聯在北京所送的禮，也是茅台。或者民建聯是入鄉隨俗，但廉署卻是主隨客便，雖讓強國官員賓至如歸，不過卻疏於展示香港特色，未免太對不起旅發局。

收禮人的身份，也是黑色幽默的示範──兩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和四川省副省長。檢察長來港學肅貪，最後收禮；川官來港感謝港府撥款賑災，來謝禮也有禮。中國模式，大獲全勝。

湯顯明現在是政協委員，他當日利用職權送禮，是否乃換取延後利益？《鏗鏘集》不久前曾報道，來港上市的國企賬目混亂，但為何這幾年，我們看不到廉署檢控過半間中資公司？不過這些疑問，可以預見，都會不了了之。

黑色幽默不斷，助長無力感，繼而使人麻木。我在街上用手機看這則新聞的時候，有個路人突然「咳吐」一聲，將一口濃痰落在我的腳前。還說甚麼城邦自治、中港區隔？come on，香港早已失守。

楊繼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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