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22 April 2013
中国式考研之路 - 新京报
中国式考研之路 2013-04-22 03:32:42 新京报
http://www.bjnews.com.cn/lifestyle/2013/04/22/259931.html
又一轮考研占座大战拉开序幕。图/CFP
“从小我就有两个梦想,一个是周游世界,另一个是能以北大学子的身份,和父母在未名湖前拍张照片。”然而,今年的考研初试成绩公布后,杨哲的“北大梦”又一次破碎了。这是他第三次在考研中败下阵来。
壹
考研 为北大梦屡败屡战
杨哲本科毕业于北京另一“985”高校历史系,当年高考他因10分之差与北大失之交臂。上大学后,杨哲就梦想着考北大研究生。2011年,他跨专业报考了北大金融硕士,但以惨败结束。去年和今年,考试成绩虽然有所提高,但离目标还是有一定差距。
“我一直对金融非常感兴趣,也旁听了一些课程。我知道作为文科生考北大的金融硕士有不小的难度,可这是我真正愿意做的事情。”见到杨哲时,他还借住在大学同学的研究生宿舍里,好像还没有从考研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情绪不高,脸上没有什么表情。杨哲说,出成绩之后,他最怕接到亲人朋友的电话,每一次问询和安慰在他看来都是一种煎熬。“虽然考过三四次研究生的人很多,但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谈起来还是挺难受的。”
在杨哲的大学同学看来,毕业后的这两年,他整天埋头于书堆里,看起来仍然像个没毕业的大学生。
在学校复习也并非风平浪静。杨哲说,光是为了占座位复习就需要大费周折。“大三大四时,有的教室因为课少而成为考研学生的专属自习室,大家都把书放在抽屉里占座,占上座就意味着一个学期不用为找教室而奔波了。”
杨哲回忆,每到期末考试时抽屉里的书都要被清走,大家就要重新占座。所以,当那间教室的学生还在期末考试时,准备考研的学生已经在教学楼外面排队等候了。考试一结束,学生们就一窝蜂涌向教室,用书或其他衣物占住座位,有的学生为了争座位还会大打出手。“后来,教务处不允许占座了,很多教室在没课时也会锁上门。在校的考研学生只好都去新建的图书馆复习了,而我们这些已经毕业的考生因为没有证件只得另寻去处。”
根据近期媒体的报道,这样的占座场景在高校中随处可见。事实上,在学生眼中,高校占座已升级成考研的另“一场战斗”。据报道,一高校在网上有偿销售考研自习室的座位,每个座位收5元至25元不等,且需一次性交纳10个月的费用。媒体介入报道后,该自习室已暂停开放,已缴纳的“占座费”也退还给了学生。而另有媒体报道,同样是为了考研复习占座,某高校学生甚至买来了铁链和锁,把占好的座位锁起来,而学生留下来“乱动此座死全家”之类的占座标语比比皆是,最终该校发生了因占座发生口角导致群殴的事件。再例如,湘潭大学上演了疯狂的“考研占座”大战,连楼内的玻璃门都被挤破。网友戏称,“他们这是用生命在占座”。
如果说,占座支出的只是体力,那么考研的另一大支出,则是不菲的费用。
毕业之后,杨哲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地下室,月租800元。每天6点半他就从阴暗的地下室里出来,到学校上自习,直到晚上11点再回去睡觉,因为劳累,回去后几乎一沾枕头就能睡着。去年考研失利后,杨哲觉得租房子成本太高了,于是就想办法蹭住在读研的同学宿舍里,一年时间里被东赶西推,打过好几次“游击”。尽管吃住都在学校,省下来不少钱,能让他对父母的愧疚减轻一些,但杨哲说,他这三年报班的费用仍然花费了大约两万多元。
“考研的同学大都会报辅导班。” 首都师范大学大四学生卢亚楠说,这笔费用是省不下来的,她就报了政治、英语以及专业课的辅导班,花了大概七千元。她今年报考的是本校文学院的研究生,从大三下学期开始,她每天七点半起床,匆匆洗漱、吃过早饭之后,她就到学校图书馆去排队占座复习,直到闭馆。
“我的考研生活基本就是宿舍、图书馆、食堂三点一线,只要考上,这些付出就值得。”卢亚楠今年成功考上了研究生,她说,为了考研,作为师范专业的学生,她连教育资格证都没去考,已经破釜沉舟了。一旦考研失败,她也不知接下来该怎么样。也许她会成为另一个杨哲。
而杨哲,则仍然在坚持着他的“北大梦”,“除了继续,我觉得也没什么退路了。”
“好在我考的是公费研究生,否则我可能会后悔读研吧。”张铮说,他现在就期盼能顺利毕业,拿到研究生学历,争取找个满意的工作。
贰
读研 不为科研为“镀金”
北大梦显然不是杨哲一个人的梦想。
根据麦可思的一项调查,被调查的2013届本科毕业生在国内读研的第一理由是“就业前景好”(34%),其次是“想去更好的大学”(29%)。清华大学去年公布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起薪比普通大学毕业生高28%。由此或许不难理解很多学生的“研究生情结”、“名校情结”。
张铮是北京科技大学工科专业的研一学生,去年考完研还没有出成绩的时候他就去了不少招聘会,想看看就业形势。当他在招聘会转了一圈之后,却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读研。“不少好些的单位招人都要求研究生学历,而且工作之后研究生学历对于职位晋升也很重要。”
所幸张铮如愿考取了本校本专业的研究生。但经过近一年的学习,张铮对读研却反而感到有些迷茫了。
他实话实说:我不是非常喜欢这个专业,以后也不想从事相关工作,只是因为考本专业研究生难度低才报考了这个专业。研一上学期,张铮逃了不少课,不少同学也和他一样。但后来,为了保证学生的出勤率和学习效果,老师规定学生在上学和放学的时候都必须进行面部扫描,这使他们很难再逃课。
“但这样我就更痛苦了。”张铮无奈地说,他已经决定读完硕士之后找个营销、策划方面的工作,所以需要在读研期间多进行相关的实习,详细了解工作内容,也为就业增加筹码。但学院里严格的考勤使得他大部分时间都得呆在实验室。“而且我的导师平时特别忙,一个学期都见不着他几次,我很难和他说明情况。现在只能先好好做科研,走一步看一步了。”张铮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忧心忡忡。
彭伟博也有类似的苦恼。作为中文系研二学生,他当年因为对文学的喜爱考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但经过两年的学习,他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做研究,毕业论文的高要求以及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任务让他非常头疼,导师对他的表现也有些不满,他愁得经常失眠。
北京一位IT公司招聘经理徐凌波坦言,现在一些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并没有表现出他们应有的能力和水平,不少人只是为了学历而读研,这样的人在就业市场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现在研究生学历早已经贬值了。
叁
就业 “要怪就怪就业形势太差”
张铮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
今年全国180万左右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刷新了纪录,同时,研究生的就业情况却为人忧虑,有关“研究生就业不如本科生”的言论也不绝于耳。虽然言论有待争议,但研究生就业难已是不争的事实。
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被调查的2013届未签约大学毕业生中,硕士毕业生认为目前求职压力大的比例(70%)最高。
北京某知名高校教育专业研二学生周弘目前正在为找工作而发愁。2011年,她满心欢喜地从外地一所三本院校考到北京,读了自费的教育硕士,两年学费两万元。由于学校不提供住宿,她和两个同学在学校周边租房住,每个月还有1400元的房租费。加上各种日常花销,两年研究生读下来大约要七万多元。让她始料未及的是,快毕业了却找不到一份称心的工作。
“也不是什么工作也找不到,高不成低不就吧。”她说,多数工作薪酬每月只有三千多元,这实在是让人无法接受。而一些好的工作竞争又非常激烈,其中不乏北大清华的毕业生。“有的用人单位看到我本科是三本院校的,直接就无视我了。”周弘说,她考研就是为了给自己镀金,能为就业服务,改变自己本科学校较差的劣势,到头来就业情况依然糟糕。
一位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的老师向记者透露,本科院校较差的研究生就业一直是他们头疼的问题。
但通过考研改变命运的情况也时有发生。2005年,吴少凯从山西一所普通高校毕业后来到北京打拼。由于毕业院校不够好,也没有什么背景,他在企业里不被重视,一气之下辞职准备考研,并且一考三年。
“那三年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吴少凯回忆,2005年辞职以后他就在中国人民大学附近租了一间破旧的地下室开始复习,打算考人大经济学的研究生。可能由于基础不太好,他考了两次都失败了。“冬天的时候,当我回到那间阴冷的地下室,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感到灰心丧气,觉得我的一生就这么完了。但第二天一睁眼,就又满腔热情地去复习了。到第三年,我终于如愿考上了人大研究生,当时觉得自己朝着目标走近了一大步。”从人大毕业之后,吴少凯应聘进入了一家国有银行总部,年薪三十多万元,他认为考研改变了他一生。
虽然觉得考研并没有为自己的就业增加砝码,但被问及读研是否后悔时,周弘还是回答不后悔。“本科毕业时的就业环境的确比现在要好一些,但通过两年的研究生学习我也长了很多见识。如果要怪,就怪目前的就业形势太差了。”
D08-D11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孔悦
本土创意人才之源 季丹 发表于2013-04-16 09:26
根据相关数据,截至2011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员达到118.02万人,与2010年108.94万人相比,增长近8.33%。
根据相关数据,截至2011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员达到118.02万人,与2010年108.94万人相比,增长近8.33%。尽管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人员数量不断增加,但与发达国家从事文化创意产业的人才总数相比,差距较远。目前,美国的创意产业人才总数已达到3850万人,占美国劳动力的30%,英国创意产业人才总数230万,与金融人才从业数大致相当,约占总人口数的12%。
在通过各种优惠条件加快引入高端外来创意人才,谋求与其他地区的交流与合作的同时,上海更应注重利用上海良好的教育资源,注重培养本土创意人才,才能从源头上保证人才的不断供给。
笔者走访了业内专业人士及进入宝山动漫产业中心、张江创意园区、红坊等多家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进行了实地调研,对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问题作了深入研究。总的来看,上海在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方面遇到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人才培养体系不健全、培养模式缺乏创新、后续培训时间不足等方面。
人才结构与培养体系
从调研结果看,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的人才结构无法满足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产业内部的制作型人员较多,中高端人才特别是高端创意、管理、营销、策划等人才缺乏,既懂文化创意又懂管理、策划的复合型人才更是少之又少。现有的制造型人才中多数都来自于江浙、湖广地区,上海本土培养的人才不多,而担任文化创意产业管理岗位的人才有很大部分是从政府等部门中转移而来,接受文化创意类正规培训的高端人才不多。
造成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结构不合理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文化创意产业中大多数行业如动漫、设计、时尚等大都处于兴起阶段,相应的创意人才培养机构尚未建立、健全,还未能真正满足上海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极大需求。如果没有足够的创意型人才的注入,决定了处于发展时期的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在激烈竞争的国内外文化创意市场上想脱颖而出必须付出更大代价。
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的培养现阶段主要依靠在沪高校、职业技校及一些联合办学的科研机构。
上海十余所高校开设了文化创意类专业三十几种,为输出高端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即“创意金领”提供了渠道。
首批挂牌的五个创意产业人才培训基地及联合办学机构,主要以文化创意产业相关主管部门及行业协会负责人、未来文化创意产业管理者为培训对象,为沪提供了一批既懂行业知识又懂管理的策划者,即“创意白领”。
在沪的职业技校包括原华山美术学院、海粟美术设计专修学院、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等为本市的“创意蓝领”提供了新生力量。
自上而下,上海市已初步建立一套金字塔式的培养体系,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社会培养机构仍旧欠缺,造成“创意蓝领”和“创意灰领”的缺失。
东京政府在扶持动漫产业发展时,就积极鼓励社会上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学校、培训班及讲座,这成为日本动漫人才培养的重要力量。根据国际经验来看,能确保文化创意产业快速发展的合理创意人才结构是类似金字塔般的结构,即要保证高、中、低三个层次的文化创意产业人才比例的合理性。
高校培养与模式改进
上海市作为国内文化创意产业起步较早的城市,拥有较好的产业基础,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新型业态,其理念尚未被足够重视,高等学府在相关专业设置上仍存在空白之处。传统的学历教育培养缺乏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塑造,大多数学生由于接受的知识与业界的需求脱节,无法在就职后获得业界的认同。
以英国在创意教育方面的经验为例,伯明翰艺术设计学院、格拉斯哥艺术学校、东伦敦大学、爱丁堡艺术学院、伦敦学院、威尔士大学等学院都相继开设了创意类专业,而在全英范围内开设的创意类专业学位课程高达37000多门,其中艺术设计类课程占了很大比例,而且层次多样,分为职业课程、本科课程和研究生课程,在培养过程中不断聘请业界大师为其授课,可以持续接收业内最新的前沿动向,准确把握市场需求点。
反观上海高校,显然目前培养模式已无法满足上海对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的需求。
公共类学科数量较多,过多时间用于公共课与外语课上,大学前两年缺乏针对性的课程教育。专业课开设时间较短,且科目较少,无法提供较多可供学生选择的课程。甚至一些重要的基础专业课如美术课等在某些知名学府设计学院中也不设立,从而导致学生缺乏文化创意产业类的通识教育课,更有甚者,一些学校由于缺乏对口的师资,导致专业设置混乱现象严重。
在对有关高校相关专业访谈中发现,真正在校参与实践的学生为数不多,能够进入知名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参与相关工作的学生数目则更少。
对于文化创意而言,实践对人才的影响更甚于理论的影响,有专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创意者就如“野山参”,其之所以能够“参体灵秀、五形俱佳”取决于其生态环境的纯自然性,未受人工干扰,使其形成了明显区别于栽培人参的植物外观特征。
这种脱离实践的传统应试教学模式最大弊端在于忽视了人才个人兴趣所在,在某种程度上浪费了专业人才宝贵的创作时间。创意的基本特点在于创造性、不可控性及尊重创意人才本身的个性,而当下的应试教育模式与这些基本特点严重不匹配,从而束缚了真正创意人才的培养。
今后,上海相关高校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形成以创意类学科为主,经济学、管理学、营销学、金融学、文化学、传播学、艺术学等多学科辅助发展的创意学学科体系,为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的培养奠定良好的基础。吸引海内外创意产业方面教授来沪开设专门的创意类课程或专业,待条件成熟后设立创意学院,以培养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和开展创意研究。其他各类高职院校、技术型院校也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开设相关课程,培养各类动手能力强的基层人才。
在课程设置过程中,应对非智力因素加以考虑,有意识地突破思维上的禁锢,设立一些启发性课程,使学生意识到在基础教育阶段中形成的不利于创意的思维方式,打造良好的创意氛围,通过思维上的训练,重新激活学生原有的创意能力。
后续培训与社会参与
要使文化、艺术、技术和管理相互融合,要打破理论与实践的脱离,准确及时把握产业动态,就要求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士必须在入职后不断充电,才能免于落后。
根据笔者实际调研与座谈,工作期间参加培训的人员比例不到三分之一,参加后续培训的人中有近七成参加的是公司组织的内部学习培训,剩余的受访者则是自愿报名参加的社会培训班。
这项调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后续培训的力度不高,这成为人才发展的重要瓶颈。
传统应试教育下培养出的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真正走入实际中,会发现产学研脱节现象严重,需要进行务实性的后续培训,结合产品开发和研究项目,有针对性地开展创意设计、商品制作及市场产业化等系统性教学实践。
许多在沪知名企业陆续开始重视文化创业类人才的后续教育问题,一些企业采取全员参与培训的模式,在集团内部建有自己专门的培训中心,每年选派大量员工尤其是管理人员参加在沪知名高校的管理课程学习,并在海外设立专门的合作培训项目。
但从整体状况来看,企业注重眼前利益,加之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的流动性,企业忽视或不愿意进行对员工后续培训的投入。
目前后续教育存在各种问题:①从培训时间来看,大多数文化创意人员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参加过任何培训,受访者认为这是由于企业追求短期的成果转化而忽视了在职教育;②从培训内容来看,培训主要针对专业技能方面的培训,而缺乏综合培训,导致复合型人才缺乏,懂市场的不懂艺术,懂艺术的不懂市场现象在文化创意产业内部普遍;③从培训方式来看,主要以企业内部培训为主,社会培训机构较少,尤其是专业技能性的文化创意产业社会培训机构在上海寥寥无几。
文化创意企业应以发展长远眼光来看待人才培养问题。可以聘请资深员工对新员工进行培训,也可以从高校、其他企业、培训机构等组织外聘优秀的文化创意人才对企业员工进行培训,或者在园区内设立专门的培训服务机构提供后续培训。
另外,制约文化创意人才继续教育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继续教育经费的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中小企业,无法从收入中拿出足够的资金用于员工继续教育。
政府可以牵头设立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继续教育基金,由政府、社会团体、行业协会以及企业和个人赞助、捐资,并指定专门部门负责运营,把创意人才继续教育变成一项社会性的教育活动,以保证每个需求继续教育的各层次人才均有机会参与继续教育。
人才发展需要的软环境
上海必须以战略眼光、国际视野、危机意识,把文化创意产业人才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为满足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创意人才的大量需求,应采用多渠道、多形式、多途径的立体化人才培养模式。
培养创意产业人才需要一个高校、企业、政府和社会的多元培养环境,四方需要共同配合和努力,在这一“产学政社联合”的过程中,大学提供合格的产业人才,政府培养产业人才,业界为产业人才提供了实践场所与展示舞台,而社会则打造软环境。
在这一培养模式下,可以孕育出能够运用这些技术成果并将之引入产业界的人才。
根据此理念,利用在沪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培养本专科生、研究生以及MBA等高层次文化创意产业人才,为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供高层次人才储备,也推进加快复合型与应用性人才的培养。
同时,国际交流也必不可少。可以以项目形式鼓励本市各类学校积极发展国际网络教育、在线教育、国外巡展等活动。早在2002年,英国就在上海举办“创意英国活动”,其中的重头戏是英国艺术教育展,17所英国艺术院校参展。本市也可以通过这种国际交流的模式,在合作中了解国际创意产业市场的运作规律,以最节省的成本熟悉国际市场的运作规则,为培养未来的产业发展人才提供直接经验。
在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上,应打破高校仅重视知识传授的传统教学模式,同时对现有高职类院校只注重技能发展,忽视理解力和创新力培养的培养现状进行改善,加强学校与各类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建立“双聘导师”制度,展开包括提供赞助与奖学金到直接提供现场项目与研究协作等联合培养模式。既可以为师生提供一定的经费来进行现实挑战,检验自身的创意知识和专业技能;也可以为企业提供“人才储备池”。
另外,还应当效仿他国经验,由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措施鼓励与支持学生从事文化创意产业。
英国政府给予学生从事创意产业大力扶持:一是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和艺术基金,每年拿出2亿英镑,以推动和支持在科学、技术和艺术方面的创新;二是建立资助大学生创业的孵化计划项目;三是建立创业孵化基地。
通过这些政策的出台,可以使具有创意与管理思维的优秀学生脱颖而出,促进创意尽快转化为有效生产力,努力实现西方发达国家早在包豪斯时期就提出的,“艺术教育与实践的结合,把‘教室’改为‘车间’的创举”。■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周知秋编辑,工作邮箱:zhouzhiqiu@wxjt.com.cn)
3D打印技术炒得太热,期望过高 柯白玮 发表于2013-04-16 09:35
http://www.dfdaily.com/html/8762/2013/4/16/979857.shtml
4月1日,中国3D打印技术产业联盟顾问、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杨永强接受《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的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3D打印个性化制造的特点,在生物医疗领域的应用..
中国3D打印技术产业联盟顾问杨永强:3D打印技术炒得太热,期望过高
4月1日,中国3D打印技术产业联盟顾问、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杨永强接受《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的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3D打印个性化制造的特点,在生物医疗领域的应用前景很广。但时下社会对3D打印技术的期望太高,3D技术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需要政府、各行各业资金和人力资源的投入,研发很多相关技术,大概5到10年后将是它的辉煌时代。
原理:就像搭积木
上海经济评论:能简单地讲下3D打印技术的原理么?用门外汉容易理解的方式。
杨永强:3D打印技术是一种通俗的说法。3D打印专业术语叫做增材制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是一种根据三维数据模型累加材料制造实体零件的方法,通常是一层一层的叠加,与其相对应的是去除加工。它是以三维的数据模型为基础,首先在计算机中设计一个数字化的模型,这个模型是立体的实物,比如一条轮船,然后把这个物体用计算机的特殊软件分割成很多很小的单元,先做成二维的,把二维的累积在一起就成三维的了。通俗地讲,就是我们把原来是立体的东西分割成很多个小单元,3D打印就是把小单元,比如层片材料制造好之后,像搭积木一样累积起来变成一个立体的、三维的东西。
上海经济评论:现在可以打印出多种材质的组合物吗?比如完整的一辆汽车?
杨永强:多种材料3D打印技术目前还属于前瞻性前沿技术,还没有发展到成熟阶段。你刚提到的多种材料的3D打印理论上是可以的,现在也有些设备是可以做两种材料,但是还不能说所有的材料组合都能做,目前还处于技术研发阶段。
上海经济评论:你是何时开始关注3D打印技术的?
杨永强:我本人之前是从事焊接和激光加工的,在2001年,我在德国弗朗霍夫激光技术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与他们一起研究金属打印设备原型机。2002年回国以后我们继续进行金属打印设备和工艺研究,已经坚持做了10多年研究工作。3D打印技术所涉及的材料很多,不同的材料打印技术差别很大。之前我们是从事焊接技术研究,所以我们的专长是研究金属零件的打印成型。
我们开发的3D打印设备的关键元器件是从国外进口,但是核心的机械结构、设计、控制、材料是我们自己研发。准确地说我们学校在精密金属零件3D打印设备和技术有特色,处于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
上海经济评论:材料是3D打印的瓶颈,国内在材料技术研发方面是什么状况?未来需要攻克的难题有哪些?
杨永强:材料的确是大规模产业化的一个瓶颈,开发一种3D打印的专用材料需要的成本很高,而之前的市场很小,所以国内的企业一般都不会做这个。现在大家对这个也比较重视,我相信慢慢会有人做起来。
应用:航空航天和医学领域前景广
上海经济评论:国际上3D打印技术最尖端的应用是在哪个领域?
杨永强:一个是航空航天,一个是生物医学。国外做到了非常核心的东西,比如非常复杂的发动机核心部件,而国内在航空航天领域还是处于打印毛坯件的水平。
另外,生物医学方面将来的应用前景更可观些。国外已有技术可以打印细胞,虽然这个是有预先性的,不是马上可以做。比如,如果一个人的肝脏损坏了,可以提取这个人的肝脏细胞去培养,然后将细胞分成一个一个的,之后像打印机的喷头一样,打印出一个肝脏,在特殊的环境下培养让其存活,最后将其植入到人体中。
据说美国已经有人用3D打印技术成功制造了人造膀胱,当然,这项技术离临床应用还有距离,还处于试验阶段,因为医学方面的应用还需要许可和批准。
上海经济评论:欧美最好的3D技术研究室有哪些?你们和他们之间有合作交流过吗?
杨永强:在设备方面,技术最好的是企业,像德国的几家公司如EOS,SLM-Solution,ConceptLaser,还有美国的3D System等。这些是企业,它们有自己的研究室,主导着设备的关键技术。至于工艺和应用研究,位于德国亚琛的佛朗霍夫激光技术研究所(ILT)、汉堡的北方激光中心(LZN)以及美国奥斯汀大学有个研究所也在做这个。我们与德国的研究所学术交流比较多,每年佛朗霍夫激光技术研究所的所长Poprawe教授都会来中国做学术交流。
德国在金属材料方面最强,在其他材料德国EOS公司和美国3D System一直相互竞争。美国在各种材料方面的应用都不错,美国是根据自己的战略需求(在做),如在国防和航空航天领域去研发一些东西,所以有些东西不太愿意拿出来跟大家交流。以色列在光固化技术方面比较强,这也是3D打印的一个核心技术。
上海经济评论:国内做3D打印技术的主要研究所有哪些?它们的研究侧重点有区别吗?
杨永强:研究3D整体技术的单位目前主要是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1980年代末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就开始做3D技术的研究。清华是做FDM技术,这项技术是将塑料融化后用很细的喷嘴喷出来,做3D打印,但这个精度不高,做零件不行,后来清华在生物医学方面的3D打印做得不错。华中科技大学做粉末烧结技术,如塑料、尼龙,把材料烧成粉末后,打印产品,现在华中科技大学在砂型方面做得不错。西安交通大学树脂光固化比较好。它们都产业化了,有相应的公司,但规模都不大,前几年能维持生存就很不错了。
上海经济评论:目前,政府对3D技术的研究所提供了哪些支持?
杨永强:现在都在讲扶持,包括我们学校,也会投资金做平台建设,像我们省(广东省)的战略新兴产业重大专项,也把3D打印技术列入重点支持项目。另外,国家科技部、工信部和很多省市的科技部门今年都把3D打印技术作为优先支持对象。
现状:公众对3D打印期待值太高
上海经济评论:你们研究室主要招收有哪些技术背景的研究员?3D技术的发展需要怎样的人才?
杨永强:我们研究室主要是以老师和研究生为主,大概有20人。我招收学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机械电子工程,还需要软件和设计方面的人才。现在我们也会招收材料加工方向的学生,我们学校有一个国家人体组织功能重建工程中心和生物系在合作,联合招收一些学生,应用方面也和医院的医学博士生有联合培养计划。所以3D打印可以说是一个交叉学科。
上海经济评论:你们研究室已经有能应用到市场的研究了吗?
杨永强:我们正在做应用的工作,我们选择应用时首先做的是牙科个性化正畸托槽,就是小孩牙齿长得不整齐需要纠正时用的,我们现在打印的托槽不是黏在牙齿外面的,是黏在牙齿的内侧。每个人牙齿的内侧轮廓不一样,3D打印技术出来之前都是用铸造的方法做出标准的产品,比如大中小号去套。3D打印就比较个性化,也可以实现定制化。这个技术是我们的专利技术,目前已经产业化,有人投资,已经做好了产品注册,正在做临床推广的工作。另外,在医学植入体比如个性化的膝关节的3D打印,我们也联合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在进行合作研究。
上海经济评论:你们的研发成果应用到市场时会出现什么问题?
杨永强:虽然目前国内都觉得3D打印技术是个很好的技术,但是市场开放方面还是受到一定限制,人们觉得很好玩,但工业应用成本昂贵,还需要市场孕育一段时间。还有行业标准需要建立,这也是个国际问题,因为3D打印的产品类型很多,所以标准的建立也很复杂。另外,像刚提到的细胞打印,就可能涉及到伦理学问题。
上海经济评论:你觉得3D技术的黄金年代,可能会在何时到来?
杨永强:我觉得大概5到10年。但我有一些担忧,现在媒体社会把3D打印炒作得过热,好的方面是大家更加重视这个技术,不好的方面就是对这个技术的期望值太高,3D技术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需要政府、各行各业投入资金和人力资源研发很多关键技术。像光伏、LED行业,也一度非常热,但是一旦过了热度大家就不关注了。现在3D技术捧得有些虚高,我担心以后大家反而对其反感。
上海经济评论:上一波3D打印技术关注度较高是什么时候?
杨永强:其实3D打印技术已经起伏好几次了,在2000年的时候,也是个高峰,全国很多地方都建立了生产力促进中心,就是买光固化的设备,当时3D打印是叫作快速成型,被认为是比较前沿的技术,但是后来受到CNC技术(数控加工,是数字化加工的一种,也是去除加工的形式)的竞争,很多快速成型能做的事情,CNC也能做,而快速成型出来的东西在精度和效率方面都是比较低的,所以慢慢工业上就萎缩了,3D打印也要找自己的出路。当然,这10年3D打印技术发展很快,达到可以与铸造精度相媲美的技术水平了,但与一般的工业应用还是有距离的。不过,在航空航天和医学方面我觉得是很有前景的。3D打印可以试图在局部、复杂零件上替代CNC,但目前,跟CNC相比较而言,3D打印技术只是个补充。■
(作者系《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田春玲编辑,工作邮箱:tianchunling@wxjt.com.cn)
2013年04月10日 06:23 AM 惠誉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英国《金融时报》 乔希•诺布尔 香港, 欧阳德 北京报道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9855
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自1999年以来首次被一家大型国际评级机构下调。惠誉(Fitch)昨日在下调中国评级的同时表示担忧,中国日积月累的债务问题将需要政府出手纾困。
惠誉昨日将中国的长期本币信用评级从AA-降至A+,称理由是“基础层面的结构性弱点”,包括平均收入低、治理标准滞后,以及信贷快速扩张。
该评级机构还警告,影子银行体系崛起带来的风险越来越大,并称,中国的总信贷可能已在去年底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98%,远高于2008年的125%。
中国的债务水平自2009年以来一直令人担忧,那年中国的国有控股银行大举放贷,推动中国经济克服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此举保持了增长,但导致房价膨胀,并使地方政府背上巨额贷款。
“最终而言,我们认为中国的债务问题将需要主权资源来解决,债务将转移到中国的主权资产负债表上,”惠誉的亚太区主权评级主管高瀚德(Andrew Colquhoun)表示。
惠誉对中国的评级比穆迪(Moody’s)和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对中国的评级低一档,后两家评级机构都在2010年末期上调了其对中国经济的展望。惠誉已将中国的外币债务评级为A+,高瀚德称,这个评级是“相对较高的”。
北京方面已出台房地产行业调控政策,提高抵押贷款首付款门槛,并在最火热的市场禁止人们购买第二套住房。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去年中国录得10年来最低的经济增长率。
为阻止地方政府积累更多债务,北京方面已制止地方政府利用融资工具来规避向银行借款的限制。
但一些分析师担心,通过影子银行体系的融资大幅增长,抵消了这些控制措施的影响。总体信贷流动仍极为强劲,去年增长23%,即便北京方面对正式的银行放贷规定了上限。
惠誉还表示,与评级同样为A的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在通胀管理方面的记录不那么好”,尽管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3月份通胀大幅放缓。
亚历山德拉•斯蒂文森(Alexandra Stevenson)补充报道
译者/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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