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槿惠在清华演讲 引用诸葛亮名句 2013-06-29 11:19:06 新京报
新京报讯(记者 储信艳)29日上午10点多，清华主楼报告厅，韩国总统朴槿惠开始发表演讲。
此次演讲的主题是“韩中心信之旅 共创新20年”。朴槿惠开头用汉语进行了部分演讲，随后用韩文演讲。朴槿惠称，中国正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朝着中国梦前进，韩国也在追求自己的“韩国梦”，“韩国梦”与“中国梦”结合，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
在演讲中，朴槿惠提到自己经历过痛苦的青年时期，并援引诸葛亮名句“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她说，自己本来的梦想是钻研理科，但失去母亲和父亲后，人生陷入低潮，期间拜读了很多哲学书籍。“人生一世，终归成土。重要的是，人要活得正直和真诚。”她说，“希望同学们无论遇上什么困难，都要不屈不挠。”
当天，国务委员刘延东出席了演讲活动。
韩国历任总统金大中、卢武铉和李明博访华时，都是在北京大学演讲，但朴槿惠此次选择了清华大学。据悉，演讲结束后，朴槿惠将前往西安访问。
两岸四地青年就业比较：“拼关系”有风险 好工作异同 2013-06-29 09:51 来源：中国新闻网
当一些内地学生对前程充满困惑，当内地舆论对就业这一民生大计议论莫衷一是之时，何妨观察一番台港澳地区的相同群体，或许会有所启示。
(观念篇)“拼关系”有风险 两岸四地青年眼中的“好工作”
中新网北京6月29日电(丁文蕾 郭龙) 2013年内地高校毕业生达到699万人，这些“社会新鲜人”走出象牙塔加入就业大军；与此同时，香港整体失业率维持在3.5%的较低水平；而在台湾，马英九指出，6月是大学毕业季节，失业率将会比其它月份来得高，台当局将密切关注。
内地千军万马挤考公务员早已不是新鲜事；“拼关系”则成为一种引发争议的现象；而选择“北上广”还是回到“二三线”，这样的纠结困扰着不少人。香港、澳门、台湾的社会新鲜人是否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有着同样的困惑？
“背景不会永远有用” “拼关系”其实并不容易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大部分被采访的两岸四地青年以平常心看待“拼关系”现象。
“拼关系”无可厚非，“拼关系”也是一种机会，内地研究生、刚刚入职知名私立中学的Eva如此说道。他对于“拼关系”没有太多的异议。
在香港从事媒体工作的黄蔚认为，“拼关系”哪里都会有，“不过，相较于内地而言，香港的整体情况还不错，香港职场比较公平，即使出身较差，只要有能力也能找到好工作，可能‘拼关系’氛围要比内地淡很多。”
出生于澳门的Sophia和Johnson也表示理解“拼关系”现象，“靠关系的情况哪里都会有，但在澳门不是太公开。”他们解释这或许因为法律制度的完善，“在澳门，要靠打通关系办成事的现象越来越少了。”
刚刚从香港浸会大学毕业的内地学生Linda对“拼关系”有更深的认识，她对中新网记者说，“拼关系”在求职初期相对重要，“这意味着你进入一个单位的门槛可能较低”；不过倘若要在单位获得重用或赏识，还需要本人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出类拔萃，“关系和背景不可能永远有用”。
与她有同样观点的是就职于福州市皮肤病防治院的台湾医生陈柏叡，他指出，“拼关系”其实并不容易。拼关系的人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创业容易守业难，人这一生有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目标。”
来自台湾的亚洲巅峰领导力首席导师潘俊仁老师则认为，评价“拼关系”现象的对与错，其实没有太多实质意义。“拼关系”之所以在台湾很难扎根是因为现在的台湾社会更加鼓励创新，让很多年轻人羞于“拼关系”。另一方面，台湾的媒体也很发达，一旦有人被爆“拼关系”或者是“拼关系”，那么相关人士就可能受牵连。
“稳定生活蕴藏风险” “铁饭碗”非港台学生最爱
除了“拼关系”，在内地，毕业生争相追求“铁饭碗”也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的北京女孩Maxine对中新网记者说：“我能理解当公务员的同学，但大部分时候我也不羡慕他们，因为看似不变的稳定的生活，实际上是最不稳定的。”“世界一直是在变的，以后的情况谁也说不准，所以有真才实学才是‘硬通货’”。
在香港，公务员也有着诱人的薪酬待遇，但却没有形成报考热。这其中的缘由何在？香港商人黄国镇解释说：“香港对公务员要求很高，需要具备很多硬性条件；公务员虽然稳定但是很辛苦，也没有特权，不如在企业自由，所以很多香港学生不会选择报考。”
而在澳门情况却不相同，有很多朋友供职于政府部门的澳门学生Johnson指出，“澳门一般的公务员也比普通的企业职工的收入要高出大概40%；倘若是再高一些的公务员，收入差距可能就是1、2倍。”
相较于内地和港澳，台湾的“公务员热”则有着另一种内容。在北京某外资律师事务所任职的台湾学生林敏睿认为，大陆很多人报考公务员，应该是基于社会地位。而台湾，很多人报考公务员，是因为公务员的薪资比较稳定。很多民营企业的薪资会随经济的波动变得不稳定，而公务员的薪资一旦涨上去就不会降下来。
同样来自台湾的医生陈柏叡却不这样看，他指出，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大家还是会选择去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因为在企业里，收入很高。
“大都市能量很强” 港台毕业生也爱“北上广”
在内地，毕业生之所以会争相恐后报考公务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户口可以留在大城市，但选择“北上广”同时要面对的就是高企不下的房价，急剧膨胀的生活压力。留下还是逃离？这成为许多内地毕业生最纠结的问题。
毅然选择“北漂”的大陆毕业生小津(化名)就是其中的一份子。她对中新网记者说，“在一线城市拼搏，虽然不知道前景如何，但总会觉得太阳无处不在；在二三线，却会觉得是在浪费青春。年轻时候拼搏，是很多年轻人的选择。”
台湾学生林敏睿的观点跟小津相同，他说，“人生时间那么长，30几岁左右都不是想要安逸的年龄。人这一辈子至少要有一个奋斗的过程，以后才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水平点上，去支配或者是做更多有意思的事情。”在他看来，年轻人就应该选择有更多机会取向的城市，所以他选择了留在了北京。他还指出，在台湾其实也有很多人会在年轻的时候选择到台北、高雄这样的大都市奋斗，“这种大都市的能量很强”。
台湾医生陈柏叡对此抱有同样的观点，他说，面对拥有13亿人口的大陆市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台湾人选在“西进”，他身边就有很多的朋友被台湾的公司总部派驻到北京、上海，大家都喜欢到大城市寻找机会。
有人说，北上广有北上广的精彩，二线城市有二线城市的幸福。回到家乡徐州的大陆毕业生Eva，就刚刚进入一家知名的私立中学任教。在她看来，虽然二、三线城市虽然没有北上广那样优秀的工作机会和资源，也没有一线城市的相对公平与广阔的视野。但是二、三线城市的生活压力、住房保障、比较容易获得幸福感却是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给不了的。
“好工作可用来享受” 发展平台比薪资更重要
找工作容易找好工作难，众所周知，很多内地毕业生都喜欢政府部门、事业单位，还有外企，港台学生眼中的好工作是什么样的？
选择“港漂”的澳门女生Sophia认为，对于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最看重的应该是工作前景，一份“好工作”应该能够为你提供好的发展平台；而诱人薪水和福利自然不能少。Sophia透露，在香港，很多人会选择大企业，原因就是大企业提供给求职者一个很好的平台，工作前景是可期的。
同样选择“港漂”的北京女孩Maxine对于“好工作”的定义跟sophia大同小异。她认为“好工作”要能够提供平台让你学到东西，开阔你的眼界，增长你的能力，丰富你对这个行业的了解，简而言之就是带你进入这个“工作圈子”；然后要有比较清晰的事业上升空间，对于一个研究生来说，大部分人最终的目标是当上管理层，而不是仅仅是一个企业的某一个专业工种的螺丝钉；当然，薪资水平也不能太差，毕竟薪资在一方面是一个人能力的象征。
从事媒体行业的Linda则表示，公司名气对于她来说比较重要，所以会奔着大公司去。但是倘若是偏向于搞技术，小公司就比较适合，“见仁见智吧”。
而个性率直的内地学生小津则比较重视对于精神喜好的满足。“好工作，意味着人在工作时候的状态是享受，思想深处是将工作当成一种生活，而不是生存手段。”
相较于女生们的感性与率真，台湾医生陈柏叡考虑得比较周全，他说，“毕业后有些同学选择回台湾，有些选择留在大陆，有做一些其他工作，也还有一些去了私人诊所做医生。我个人选择了能发挥自身优势的地方，选择了自己一辈子的职业。”
（责任编辑：杨美娜 ）
北京单套房平均房租3660元 部分房租超买房月供 2013-06-29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在房价节节高升的时代，一线城市的房租价格也在持续上涨。毕业季来临，大城市的租房市场又将进入一个小旺季。
统计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北京单套房平均租金价格已经攀升至3660元，较2008年大涨了82%。二季度，受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北京、上海等地的房租价格又在加速上涨。有统计说，一些地区房租已经超过了月供。
马小姐在北京工作了五年，在她眼里，北京的房租价格就像是一个不断被吹起的气球。
马小姐：2008年我刚在北京实习的时候，在宣武门附件租房子，每个月是1500，大概是40平。2009年在石景山租的房子是60平，每个月是2000多。这些都是跟同学朋友合租，有人分担着，所以还能承受。2009年底，我自己买了房，每个月月供是4000元，后来因为工作原因，还是要在市区里租房，房租就比较贵了，是8000，虽然自己原来的房子租出去也能抵掉一部分，但是还是觉得有点太贵了，承受不了，所以又跟朋友一起合租。
不过，马小姐的房租噩梦还要继续上演，她告诉记者，在一周前房东曾给她打过电话，暗示要涨价。马小姐虽然租着别人的房子，但起码还有自己的房子，算是有个保底的。相比而言，刚毕业的小施就更发愁了。
小施今年从上海一所高校毕业，工作也找在了上海，上个月签完合同，他就开始找房子，目标是找"周边设施完备"、"空间大"、"地理位置便利"的房子；但找了两个月后，他才知道现实的残酷。
小施：本身房子的舒适度、价格、还有地理位置这三个里面，最多只能选两个，甚至只能选一个。最后我是以舒适为第一、交通便捷为第二，价格第三。
和小施同学一样，很多大学毕业生由于刚出校门经济基础比较薄弱，所以选房子基本没什么空间，只能在舒适、便捷、低价等因素中找平衡。
中原地产市场研究部总监张大伟说，从他们的统计来看，北京地区以往一年涨15%，今年上半年就涨了10%。张大伟同时表示，从租售比的角度看，北京的房租还有上涨的空间。
张大伟：正常的，100到150个月的租金其实就能相当于房价。但是事实上，北京现在基本上都是超过了600个月。
财经评论员马光远认为，从租售比的理论看，房租确实还要涨，但如果考虑到百姓的收入水平，现在的房租价格已经到了让普通人无法承受的阶段，政府应该替百姓着想。
马光远：现在北京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一年也就3万多元，等于把所有的收入拿去付房租才能够。所以，收入跟租售比之间出现了背离，背离的原因就是房价。因为房价本身到一个泡沫，整个房租市场之所以不断看涨，是因为房价上涨，房价上涨以后，给租房市场提供了上涨的空间，所以解决的根本还是要解决房价问题，如果房价不解决，就必须提供大量的廉租房。廉租房如果不能提供，恐怕很多人在北京既买不起，也租不起。
来源：中国广播网 作者：编辑：许婷
删不掉的网帖只会越来越多 - 潇湘晨报 评论员 王聃 2013/6/29
当作家王跃文在《苍黄》中将死掉的帖子比喻成“网尸”时，他一定没有想到，删帖于今天不仅是项“光明正大”的产业，也在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光明正大的“舆情信息批办”。日前，一条关于陕西“眉县《县委办舆情信息批办单》要求4小时内回复引导，同时积极做好删帖工作”的微博引起网友关注，微博称在曝光眉县某开发商涉嫌资金诈骗事件后，该县县委针对该微博下发批办单，要求“4小时内发布回复消息，同时积极做好删帖工作，防止扩散、造成负面影响”。
网帖没有成为“网尸”，原本计划删除的帖子却悄然点燃了下一轮舆情，这大概是眉县方面始料未及与怯于想象的。我们当然不能如鲁迅先生所教训的，看到开发商就想到官商暧昧，看到涉及资金诈骗就想到权力上下其手。但从常理来说，既然曝光事关开发商与资金欺诈，这本质上已是某种举报。已为举报，当地政府首选的方式理当是积极介入，以法定程序还原真相。倘若举报为真，就需对犯罪者迅速绳之以法，假如举报失实，更需对社会耐心解释，消除疑惑。这样做未必就一劳永逸，但无论如何，删帖都不应该成为最优选择。
越正常的网络举报，越急切的删帖要求，两者就像一种大白于天下的难以自圆其说。尽管眉县政府随后回应，自己坚持的只是“民生帖必办、问题帖必复、恶意帖必删”的网帖管理原则，“通过网络媒体畅通民意诉求渠道”——但试问又何为“恶意帖”？粗放且模糊的“恶意”边界，也许正隐藏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管理思维。真相难出的开发商涉嫌资金欺诈、流传于网络空间里的删帖举动、刺眼的“恶意帖必删”，它们组合在一起，只能愈加具备被传播与公共关注的要素，继而形成舆论场里更大的风波。
这是可以想象的顺理成章结局，却也一样在说出自媒体时代的某种真相：删不掉的网帖只会越来越多。不容否定，捂住某些丑闻，营造出舆论视野中的“稳定”状态，一直是少数地方都在做的事情。于前网络媒体年代，甚至是于前微博年代，类似举动之目的并不难“得逞”。几乎所有的传播渠道都在地方管理者的管辖范围之内，围观者很容易“失声”，负面影响自然难以传播。但网络时代的到来，大大地改变了此种情形，公众因为拥有着强大的网络发现权与表达权，他们在得到越来越多的真相，也被激发着去探求更多的真相。此时，再想通过简单的信息源删除，来令越来越多的口沉默，以至社会失声，既幼稚也不可行。
让说话者与围观者沉默，正在与自媒体时代显得分外不相兼容。这为教训，亦为常识，我们不相信包括眉县在内的许多城市管理者不知晓，但他们为何依旧“虽千万人我独往矣”？陈旧的舆论控制观念是一个缘由，另一个重要的缘由是“绝对权力”的心态在作祟。正如观察者所指出的，县级行政权力总是容易陷入“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的怪圈，这也导致县域空间的治理生态常常滞后于时代的脚步，荒唐之事时有发生。我们不知道眉县删帖风波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纠葛和驱动，但“删帖”一定与此有着隐约的联系。
以消除“证据”为追求的删帖技术，无疑是开放网络时代的尴尬之一；而当删帖技术疑似出现在对公民举报的政府处置行动中，它无疑是更大的尴尬创意。眉县对外宣传办公室在删帖事件后表示，“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把各项工作做好。”事实是，要做好网络舆情工作，最需要的不是“外界支持”，而是对信息规律的自觉尊重。该县真正未删帖吗？当地开发商到底涉嫌资金诈骗否？至今仍然没有确凿的答案，徒留一地的浮想联翩。浮想联翩是公共舆情事件最坏的结局，试看眉县方面会继续往何处去。
高跟鞋，一场美丽的“受虐” 医生建议：最好穿5厘米以下的高跟鞋，一周内高跟鞋和其它鞋轮流穿 2013/6/30
http://xxcb.cn/show.asp?id=1240702
又到秀美腿的季节，女孩们穿上高跟鞋，双腿立刻显得又细又长，脚趾上再涂些指甲油，也为这夏天增添一抹亮色。但在足病医生眼里，这种美丽却是一种“受虐”的痛苦。
近日，美国贝塞斯达城的足病医生迈克尔·烈波展示了一组穿上高跟鞋后的脚部X射线图。照片显示：穿上近15cm的高跟鞋后，腿部扭曲且难看。
烈波介绍，人类直立行走时，脚趾和脚跟是平行的，但穿上近15cm的高跟鞋后，前足至脚踝与地面形成一个60°的锐角，“改变足部的位置和功能，会引发许多糟糕的疾病。”
首先足部会生老茧。由于穿上高跟鞋后，全身重力压在足前部，走起路来足部骨骼不断摩擦皮肤，于是生出老茧。
其次会造成拇囊炎，即在大拇指的起始部形成隆起，导致肿胀。因为拇囊炎发生部位在走路时拇指需要弯曲的关节，故在每一步行走时你的整个身体重量都压在它上面。大多数拇囊炎不影响正常行走，但可导致极度疼痛。另外，穿高跟鞋越久，跟腱越容易变紧。当你下班回到家后，踢开脚上的高跟鞋，跟腱开始放松，这样又容易造成阿喀琉斯跟腱炎。
所有的症状都会造成足部剧烈疼痛，但“女人不会放弃高跟鞋，除非自己不能走路了”，烈波说。
每个女人都有高跟鞋，由于工作的关系，很多人每天要穿14-15cm高的高跟鞋活动。“因为穿上高跟鞋身体更有曲线美。”她们这样解释。
有没有办法既美丽又健康呢？
烈波给出了这些建议：挑选鞋子时尽量找一双鞋底质量较好的鞋，最好穿5厘米以下的高跟鞋，一周之内，高跟鞋和其它鞋要轮流穿，不要天天只穿高跟鞋。编译/许敏
[街谈] 教室不装空调，教育局的理由很奇怪 - 南都网 2013-06-29
广州中小学教室能不能装空调，问题没卡在钱上，关键是担心开了空调，换气率不够，学生容易感染呼吸道疾病。媒体报道，有人大代表提出中小学教室装空调的建议，教育局如是回复。这事暂时没了下文，估计这个理由一下就击中了学校和家长的命门。
我有读小学的孩子，但我既非“装”派，也非“不装”派。总是各有各的理由。我不强烈支持装，但对不装的理由也非常不解。
我没能力计算在空调房得呼吸道疾病的概率，和铅笔扎伤眼睛、使用电脑造成网瘾的概率哪个更大。但既然法律法规有“换气率”的规定，想必这个率也不是那么难计算，不少空调不但有换气功能，还有净化空气的功能，教育部门招标，空调企业总会有达到换气率的办法。
我看换气率还不是关键，这个关于空调的模糊担心，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话，空调房空气不好，空气不好就容易引发呼吸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你懂的。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这类观点上世纪比较常见，冰箱里的食物不新鲜，电视机影响视力，第一批家用电器都经历过来自祖母的类似“酸葡萄”的质疑，空调被广泛使用的今天，我们还是不敢给教室装空调，其实出于“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大爱。我们的孩子都是“玻璃人”，有的学校出于安全考虑，都不鼓励孩子下课奔跑，与之相比，对空调的担心，已经相当合理。
往大里说，我们的孩子是要参与国际竞争的，你不让他喝冷饮，国外好少热水，你不让他吹空调，国外到处冷气，你不让他在操场跑，人家的孩子可是抱着橄榄球挥汗如雨。
现在不怎么流行“温室里的花朵”这个说法了，因为我们不但调温度，还关心湿度、气压、换气率，大家比过去更小心翼翼。有钱装，有达标的产品，这些都是能计算的，那些模糊的，祖母式的，以“万一”为前提的担心，其实可以省省了。何苦因为我们的没有数据支持的担心，让孩子大夏天呆在“温室”里？ □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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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30 June 2013
Friday 28 June 2013
往奴役之路 - 海耶克
練乙錚: 往奴役之路的盡頭處 - 信報 2013年6月28日
七一臨近，梁氏政權對香港管治失控，無法對香港作出有效的政治領導和政策指引，無法對一個多元社會裏的人心作最低限度、必要的整合；這兩個「無法」，再加上梁班子及其背後的板塊勢力和人物不斷胡說八道、胡作非為，終於把香港打「散」了。
社會散而不亂，只因香港底子好，港人質素一般比較高，政府的各項日常功能，大體可在原有基礎上依靠公務員體系繼續運作，尚不至於像大陸那樣，出現各級黨政幹部對人民巧取豪奪，引發愈來愈多的群眾性暴力維權，需要勞煩中央作高成本暴力維穩。
權與力嚴重脫鈎
然而，根本的問題是，夠聰明、高資歷的梁氏及其班子，為何依然困於上述兩個「無法」？解釋不止一個，例如訴諸行政與立法之間的體制矛盾，等等。筆者今天提出 另一觀點，不僅能夠解釋梁氏為何無法有效管治香港，還有助了解大陸內部出現的同樣困境。畢竟，一國專制之下，衍生出的管治問題，關鍵處都一樣。
大家知道，《基本法》賦予特首很大權；所謂「行政主導」，簡單而言，其實就是「行政長官主導」。此外，還有其他很多個別法規，也賦予特首各種重要權柄。由於行政長官非民選而是由中央欽點、交小圈子奉命推舉產生，故特首權大，其實就是中央權大。這其實一點也不奇怪，而是港英外來政權遺留下來的體制的最專制那部 分而已，只不過九七年由北京接收，做了點改頭換面的功夫。
因此，特首除了制定政策、主導立法，還可以直接或間接委任重要公職人選、法官、大學校長，等等。帶紅色背景的梁氏，因此幾乎可在香港每一重要權位上替黨插上紅旗，而事實上他也正在辛勤地做這個工作。
不過，有權不等於有力。我們習慣把權和力連在一起混為一談，但細想一下便知道，就算梁氏多找幾個高靜芝，委出一個又一個「紅旗牌梁粉」，奪盡獅子山下每一權位，但只要民心背向，力就無法使出，甚至只能看到反作用，而梁政府還是會和一年來那樣，一籌莫展，事事反彈、到處碰壁。
事實上，這將會是香港的一個顯著政治趨勢：梁氏的權不斷膨脹，重要位子愈佔愈多，但民心愈來愈背馳，管治力於是愈來愈弱。大如整個政府，小如一所大學，都會有這個趨勢。某一天，當權與力完全脫鈎，特區政權便是到了崩壞的前夜。
為何民心背向今年特別急促？
梁氏把紅旗遍插，其支持者吐氣揚眉非常得意，而香港的一般市民、反共人士、本土派、民主派，卻因此憂心忡忡；筆者卻認為，無論是得意還是憂心，都是捉錯用神。特區當權者愈是仗權佔位倒行逆施，民心愈是背向，管治力就愈弱，之間有直接的負面因果關係。這才是大家（特別是北京和本地當權派）都應該擔心的事。
十年一輪迴，對比○三七一後垮台的董氏和今天的梁氏，必有所啓發。當年董氏雄心萬丈，但多做多錯，經濟上的最大失誤，是任由當時在行會裏分管房屋政策的梁氏 搞了個「八萬五」，製造出無數負資產；政治上的最大錯誤，則是聽從另一個梁氏（女）慫恿，硬推「二十三條」，嚇煞愛自由的港人。
這些一級錯誤，加上執政不逢時（遇上禽流感、「沙士」），終令董氏執政七年光陰虛擲，最後成為北京高層政治鬥爭的犧牲品。然而，儘管管治能力有限，論人品，董氏卻堪足稱道。撇開政治觀點不談，他失敗的主觀原因，如輕信小人、執迷不悟、喜替部下護短，等等，都可說是性格缺陷。這種缺陷，經年累月方能看出，所以董氏管治 失敗，市民對他失去信心，有一個比較緩慢的過程。
相比，在大多數市民心中，梁振英的各種缺陷，卻是以人格缺陷最為突出。這種缺陷，視乎運程，有時顯露得很快，做一兩件錯事壞事，或給政敵揭露一些陰私，馬上現形，無可葯救。而且，人格缺陷和性格缺陷不同，容易物以類聚；因此，梁氏身邊的同志當中，有同樣缺陷者，他大概都不以為意，甚至相處的時候，可能感覺特別舒服、無拘無束。
搞中港融合適得其反
但是，領導人身上的人格缺陷，港人最難容忍；曾蔭權不過貪了點小恩小惠，港人便視之如敝屣。是以梁氏上台不足一年，儘管實事未見多做而大錯未見多犯，他和他領導的特區政府，聲望卻跌至回歸後新低。一個以不正當、欠誠信手法上位獲得最高權位的人，港人理性估計他可能會同樣為了一己政治私利出賣港人利益。事例之 一，就是所謂的「中港融合」。
「中港融合」這個詞，回歸之後不久，已經十分時髦；當時把這個口號提得最響亮的，是好一部分商界人士。的確， 從經貿觀點談中港高度融合，不一定是壞事，大多數人明白這點，所以商界當時提出這個口號，港人並無特別不安；但梁氏上台後，由他以特首身份再推「中港融 合」，市民則疑心頓起，怕他為了一己政治利益，搞的不只是經貿方面的融合，而是蓄意引入、強化大陸政治、文化、作風、價值觀乃至跨境殖民，最終實現把香港 全方位「溶合」於大陸。
市民的這種恐懼，在月前國教事件和廉政公署被大陸「隊」酒文化攻陷這兩起危機之中得到印證；梁氏倡融合，結果反而加深中港矛盾，助長了本土主義和港人的脫北傾向，震動中南海，反過來連特區「高度自治」的根基也打散。
這是香港政治現實中一個非常特異的「蝴蝶效應」：一個地方領導人小小一點人格缺陷，能引發巨大回響和破壞力。這個事例，亦正好說明上述觀點：權因民心背向而與力脫鈎，力無法有效使出而只見其不良反作用。
香港如此，大陸的管治亦出現權與力嚴重脫鈎。「政令不出中南海」之說，溫家寶時代已有傳聞。中共搞中央集權，權不可謂不大；黨員人數今年估計已達八千五百 萬，不可謂不多；在一黨專政之下，政府裏、社會上的一切重要權位，除了少數幾個政治花瓶之外，全部由黨員包辦。儘管如此，中共的權與其管治力依然脫節。
論原因，當然比香港複雜；論結果，大陸社會開始紊亂，亂象已比香港嚴重，因為社會底子弱，人民教育和公德水平一般比較低，公務員隊伍貪污（後者本身就是導致社會昏亂的一個根源；之外還有更黑暗的黨和軍隊貪污，都是香港所無、港人因此無法想象的事情）。
維持社會基本秩序，中共主要倚靠對經濟發展成果分配權的壟斷，以及在必要時實施政權暴力──這就是具現代中國特色的「恩威並重」。中國經濟改革之所以走回頭 路搞「國進民退」，就是因為需要保證黨擁有「施恩」的絕對能力。然而這正正就是海耶克說的「往奴役之路」；此路盡頭處，盡是一輛一輛坦克和沒有橡皮子彈的 衝鋒槍。
讓子彈飛？
大陸這兩套「解決」無法有效管治社會的路數，看來很可能通過梁氏政權的通力合作引進香港。梁氏一邊搞「大政府」，解放軍駐港部隊一邊搞演習。當特區政府進入有權無力時代之際，大陸的「恩威並重」香港版，對梁政權而言，不僅愈來愈有需要，要搞還的確愈發有條件。
黑夜快將來臨，你要不讓子彈飛，還得靠自己兩條腿，靜靜地走到中環。
《信報》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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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臨近，梁氏政權對香港管治失控，無法對香港作出有效的政治領導和政策指引，無法對一個多元社會裏的人心作最低限度、必要的整合；這兩個「無法」，再加上梁班子及其背後的板塊勢力和人物不斷胡說八道、胡作非為，終於把香港打「散」了。
社會散而不亂，只因香港底子好，港人質素一般比較高，政府的各項日常功能，大體可在原有基礎上依靠公務員體系繼續運作，尚不至於像大陸那樣，出現各級黨政幹部對人民巧取豪奪，引發愈來愈多的群眾性暴力維權，需要勞煩中央作高成本暴力維穩。
權與力嚴重脫鈎
然而，根本的問題是，夠聰明、高資歷的梁氏及其班子，為何依然困於上述兩個「無法」？解釋不止一個，例如訴諸行政與立法之間的體制矛盾，等等。筆者今天提出 另一觀點，不僅能夠解釋梁氏為何無法有效管治香港，還有助了解大陸內部出現的同樣困境。畢竟，一國專制之下，衍生出的管治問題，關鍵處都一樣。
大家知道，《基本法》賦予特首很大權；所謂「行政主導」，簡單而言，其實就是「行政長官主導」。此外，還有其他很多個別法規，也賦予特首各種重要權柄。由於行政長官非民選而是由中央欽點、交小圈子奉命推舉產生，故特首權大，其實就是中央權大。這其實一點也不奇怪，而是港英外來政權遺留下來的體制的最專制那部 分而已，只不過九七年由北京接收，做了點改頭換面的功夫。
因此，特首除了制定政策、主導立法，還可以直接或間接委任重要公職人選、法官、大學校長，等等。帶紅色背景的梁氏，因此幾乎可在香港每一重要權位上替黨插上紅旗，而事實上他也正在辛勤地做這個工作。
不過，有權不等於有力。我們習慣把權和力連在一起混為一談，但細想一下便知道，就算梁氏多找幾個高靜芝，委出一個又一個「紅旗牌梁粉」，奪盡獅子山下每一權位，但只要民心背向，力就無法使出，甚至只能看到反作用，而梁政府還是會和一年來那樣，一籌莫展，事事反彈、到處碰壁。
事實上，這將會是香港的一個顯著政治趨勢：梁氏的權不斷膨脹，重要位子愈佔愈多，但民心愈來愈背馳，管治力於是愈來愈弱。大如整個政府，小如一所大學，都會有這個趨勢。某一天，當權與力完全脫鈎，特區政權便是到了崩壞的前夜。
為何民心背向今年特別急促？
梁氏把紅旗遍插，其支持者吐氣揚眉非常得意，而香港的一般市民、反共人士、本土派、民主派，卻因此憂心忡忡；筆者卻認為，無論是得意還是憂心，都是捉錯用神。特區當權者愈是仗權佔位倒行逆施，民心愈是背向，管治力就愈弱，之間有直接的負面因果關係。這才是大家（特別是北京和本地當權派）都應該擔心的事。
十年一輪迴，對比○三七一後垮台的董氏和今天的梁氏，必有所啓發。當年董氏雄心萬丈，但多做多錯，經濟上的最大失誤，是任由當時在行會裏分管房屋政策的梁氏 搞了個「八萬五」，製造出無數負資產；政治上的最大錯誤，則是聽從另一個梁氏（女）慫恿，硬推「二十三條」，嚇煞愛自由的港人。
這些一級錯誤，加上執政不逢時（遇上禽流感、「沙士」），終令董氏執政七年光陰虛擲，最後成為北京高層政治鬥爭的犧牲品。然而，儘管管治能力有限，論人品，董氏卻堪足稱道。撇開政治觀點不談，他失敗的主觀原因，如輕信小人、執迷不悟、喜替部下護短，等等，都可說是性格缺陷。這種缺陷，經年累月方能看出，所以董氏管治 失敗，市民對他失去信心，有一個比較緩慢的過程。
相比，在大多數市民心中，梁振英的各種缺陷，卻是以人格缺陷最為突出。這種缺陷，視乎運程，有時顯露得很快，做一兩件錯事壞事，或給政敵揭露一些陰私，馬上現形，無可葯救。而且，人格缺陷和性格缺陷不同，容易物以類聚；因此，梁氏身邊的同志當中，有同樣缺陷者，他大概都不以為意，甚至相處的時候，可能感覺特別舒服、無拘無束。
搞中港融合適得其反
但是，領導人身上的人格缺陷，港人最難容忍；曾蔭權不過貪了點小恩小惠，港人便視之如敝屣。是以梁氏上台不足一年，儘管實事未見多做而大錯未見多犯，他和他領導的特區政府，聲望卻跌至回歸後新低。一個以不正當、欠誠信手法上位獲得最高權位的人，港人理性估計他可能會同樣為了一己政治私利出賣港人利益。事例之 一，就是所謂的「中港融合」。
「中港融合」這個詞，回歸之後不久，已經十分時髦；當時把這個口號提得最響亮的，是好一部分商界人士。的確， 從經貿觀點談中港高度融合，不一定是壞事，大多數人明白這點，所以商界當時提出這個口號，港人並無特別不安；但梁氏上台後，由他以特首身份再推「中港融 合」，市民則疑心頓起，怕他為了一己政治利益，搞的不只是經貿方面的融合，而是蓄意引入、強化大陸政治、文化、作風、價值觀乃至跨境殖民，最終實現把香港 全方位「溶合」於大陸。
市民的這種恐懼，在月前國教事件和廉政公署被大陸「隊」酒文化攻陷這兩起危機之中得到印證；梁氏倡融合，結果反而加深中港矛盾，助長了本土主義和港人的脫北傾向，震動中南海，反過來連特區「高度自治」的根基也打散。
這是香港政治現實中一個非常特異的「蝴蝶效應」：一個地方領導人小小一點人格缺陷，能引發巨大回響和破壞力。這個事例，亦正好說明上述觀點：權因民心背向而與力脫鈎，力無法有效使出而只見其不良反作用。
香港如此，大陸的管治亦出現權與力嚴重脫鈎。「政令不出中南海」之說，溫家寶時代已有傳聞。中共搞中央集權，權不可謂不大；黨員人數今年估計已達八千五百 萬，不可謂不多；在一黨專政之下，政府裏、社會上的一切重要權位，除了少數幾個政治花瓶之外，全部由黨員包辦。儘管如此，中共的權與其管治力依然脫節。
論原因，當然比香港複雜；論結果，大陸社會開始紊亂，亂象已比香港嚴重，因為社會底子弱，人民教育和公德水平一般比較低，公務員隊伍貪污（後者本身就是導致社會昏亂的一個根源；之外還有更黑暗的黨和軍隊貪污，都是香港所無、港人因此無法想象的事情）。
維持社會基本秩序，中共主要倚靠對經濟發展成果分配權的壟斷，以及在必要時實施政權暴力──這就是具現代中國特色的「恩威並重」。中國經濟改革之所以走回頭 路搞「國進民退」，就是因為需要保證黨擁有「施恩」的絕對能力。然而這正正就是海耶克說的「往奴役之路」；此路盡頭處，盡是一輛一輛坦克和沒有橡皮子彈的 衝鋒槍。
讓子彈飛？
大陸這兩套「解決」無法有效管治社會的路數，看來很可能通過梁氏政權的通力合作引進香港。梁氏一邊搞「大政府」，解放軍駐港部隊一邊搞演習。當特區政府進入有權無力時代之際，大陸的「恩威並重」香港版，對梁政權而言，不僅愈來愈有需要，要搞還的確愈發有條件。
黑夜快將來臨，你要不讓子彈飛，還得靠自己兩條腿，靜靜地走到中環。
《信報》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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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6 June 2013
1个中国留学生养活1个美国家庭 - 侯隽
调查显示1个中国留学生花销可养活1个美国家庭
2013/6/25 7:54:45 [稿源：中国经济周刊] [作者：侯隽] [编辑：李艳华] 红网官方微博
留学生为美国经济的贡献每年超过200亿美元，其中，中国留学生直接提供了超过44亿美元的收入，“留学经济”正在成为美国经济复苏过程中的新亮点。
到美国读大学，镀金还是扔钱？
一个中国留学生养活一个美国家庭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侯隽|北京报道
越来越多的中国高中生选择了参加“洋高考”，出国读大学。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国内有近100万名考生放弃高考。有教育研究机构调查后表示，其中，出国留学的高中毕业生近20万人，而这一人数正以每年20%~30%的速度在增长。
富裕的家长、眼界开阔的“95后”、火爆的中介市场、竞争激烈的国内就业环境，诸多因素让出国留学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而且留学的年龄越来越小。
高级定制的出国方案
“我们客户分布在全国十几个省份，如果说五六年前选择出国的高中生，往往是因为成绩不佳而迫于无奈出国留学，如今却不乏成绩优异绝对有实力考取国内顶尖大学的学生，他们的家长对孩子出国非常支持，都早早有了预算，在资金方面准备都是充足的。”留学中介北京澳际集团的咨询顾问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而美国已连续多年成为中国高中生留学目的地的首选，到美国读本科的人数约占总人数的一半。
“高三应届毕业生想要出国留学，尤其是美国名校，除非一年前已未雨绸缪，否则临时抱佛脚基本没可能。”北京多家留学中介机构的咨询人员对《中国经济周刊》 说。根据美国的教育制度，申请美国高校的中国高中生必须至少提前一年做升学准备。对于目前高二的学生而言，必须在2013年年底前考出合格的托福和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是由美国大学委员会主办，评估世界各国高中生申请美国高校学习及奖学金的重要指标)成绩，然后再准备申请2014年秋季入学。
每年寒暑假都是留学中介的业务旺季。记者在专门针对高中生的留学专场推介会上看到，中介机构都对小客户实行一对一的量身定做方案，通过参加“美国高考”SAT、“有条件录取”和社区大学路线等三套方案来确保他们拿到美国签证。
北京金吉利教育集团的咨询顾问向记者介绍，出国留学的大前提是必须有过硬的语言成绩，如果学生能考出较好的托福(或雅思)成绩和SAT成绩，就可以申请美国排名前100名的高校。如果学生没有时间和精力在申请学校之前考出相关成绩，成绩符合或基本符合美国大学的入学要求，则可选择到美国的大学先读语言课程，这种申请一般称为“有条件录取”。
而另一种方案则是让学生走“曲线救国”的社区大学路线。在美国没考上university(普通大学)的学生，有些会上Community College(社区大学)。美国的社区大学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学费比普通大学要低20%~80%，可以获得和普通大学同等的教育质量和学业资格。“社区大学申请时间短，入学灵活。普通大学需提前9~12个月申请，而社区大学一般只需要3~5个月就可以办理完所有手续。而且最大的好处是学生在那里待两年，如果考试成绩是AA等级的，那还可以转学到本科大学。”中介的留学顾问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去美国读大学，至少先准备150万元
高级定制完美方案的背后是巨大的资金投入。
首先就是昂贵的考试费用。因为考生在一年中可以参加多次考试、以较好的一次成绩作为申请大学的依据，所以，一般想出国留学的高中生至少要参加两次托福和SAT考试。其中耗资最大的是参加SAT考试。
SAT在香港设有考点。据香港媒体统计，从2007年10月至2008年6月，总共有7300名考生在港参加SAT考试，其中大约7000名为内地考生，占比为95%以上。2008年10月至今，内地考生人数每年都在3万以上。
SAT一年有6次考试，也就是说，中国的高中生一年最多可以参加6次，最少要参加两次。
如果从北方城市飞一次香港，单人双程机票2000多元，即便一个家长陪同，一次考试仅机票就要花费约5000元。每逢SAT考试前夕，香港考点附近酒店的价格普涨40%左右，住一夜要花1200元人民币左右。再加上吃饭等花费，一次考试花2万元人民币很普遍。
此外，目前SAT课程“一对一”培训的价格是在600元/课时至800元/课时，考生如果想冲击SAT2200分(申请美国名校的基本分数线)以上的成绩，往往会选择培训80至100个课时，培训费6万元以上。即使选择较为便宜的小班授课，也要2万元左右。
其次则是中介费和由此衍生的服务费。一般来说，留学中介的费用要至少3.5万元以上，而申请学校费用则要根据申请学校的数量和具体学校另行计算，如果选择中介的一条龙打包服务，还要再追加费用，比如出国后的接机、安排住宿等等。
如果一切顺利，据记者估算，出国前一个学生就要花费大约20万元人民币。在美一年的学费加生活费一般在30万元人民币左右，4年就是120万元。一个家庭要有百万元以上“专项资金”才有底气选择去美国读大学。
想进名校，很难很难
带着支票、拿着中介量身定做的完美计划，有了语言成绩，就可以顺利登陆常春藤名校了？答案是：很难很难。
已经在美国某大学读大二的Simon提起自己在美国上大学的经历感触很深。当年他放弃了高考拿着双录取和社区大学的offer(录取通知)到了美国。“到了美国一看，所谓社区大学，就相当于咱们国内的大专，学院规模小得可怜，一般只有1~3层楼的规模。理论上说，学生在那里待两年，如果考试成绩是AA等级的，可以转学到本科大学，其实就是国内的专升本，但很难申请到名校，而且社区大学和普通大学的学历找工作没有一点竞争力。中介所谓的‘曲线救国’，理论上可行，实际上真的很难。但由于已经花了很多钱，很多人还是选择继续读社区大学。”Simon说。
记者调查发现，美国的社区大学超过1200所，拥有1000多万名注册学生。一个曾在美国社区大学读过书的中国网友说，除了传统的适龄学生外，社区大学的很多学生都是边工作边读书的，60岁以上的大学生也很常见。
由于不甘心，Simon放弃了社区大学，和几个同学一起转到华盛顿的一个私立高中，打算从SAT考起，一定要向名校迈进。但是很快他就发现，跟中国最不同的是，SAT考试成绩只是美国学生申请大学的敲门砖之一，要想被大学录取还必须在高中时参加各种社会活动。Simon有个同学，SAT成绩很好，但因为从不参与社会活动，也没有做过义工，结果没有一所重点大学录取他。
至于美国的顶级名校，被录取的难度更大。学习成绩仅仅是考核的一部分指标，除学习优秀外，院校一般要求申请者在下述至少两个方面“能力超凡”：音乐、艺术、社会服务、领导才能及体育运动。此外，申请者有无“高贵的灵魂，独特的视角，孤傲的雄心”，也是考察的重点。
Simon告诉记者，和自己由同一家中介送去美国的6个孩子，只有两个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后，顺利地读了普通大学，其他的，有的就在社区大学，有的干脆回国了。“我们到现在都花了家里几十万了，心里压力其实很大的。即使读了大学，也不简单，课程压力也很大，如果考试不及格，废掉的例子很多，所以我现在才算走了一半。”Simon感慨地说。
美国常青藤盟校公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哈佛、耶鲁、康奈尔、哥大等14所名牌大学的中国学生退学率约为25%，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曾经的高分生。目前就读哥伦比亚大学的Alice告诉记者，与中国的教育体制不同，国外的大学更多的是要求学生自己掌握时间和安排，而很多同学到了美国，连最起码的coffee都不会买……在学校做不出论文、无法与小组成员共同讨论完成作业、不知道怎么做Presentation(报告)，很难适应美国的大学生活。
一个中国留学生养活一个美国家庭
在美国的留学生活，让许多中国学生尝尽了苦头，但美国却尝到了“留学经济”的甜头。
6月16日，纽约市长彭博在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上称，移民经济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复兴的新动力，他呼吁美国政府改革移民政策，“每个学习科学、技术、数学和工程的毕业生都应该在领取毕业证书之时得到一张美国绿卡。”
据美国《侨报》报道，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留学生为美国经济的贡献每年超过200亿美元，其中，中国留学生直接提供了超过44亿美元的收入，“留学经济”正在成为美国经济复苏过程中的新亮点。
按私立大学学费计算，一个中国留学生，如果4年修完学分、毕业，则学费总额约合美元13万~19.5万；如果3年修完学分、毕业，则学费总额约合美元9.7万~14.6万。此外，住宿费每年为1万-3万美元，书本等学习用品花费每年平均500美元，膳食费每年平均5000美元，交通费平均每年600美元；一个留学生每月的固定生活支出就在1500美元左右，加上学费，其每年最少为美国经济贡献了5万美元。
而据美国人口普查局今年4月公布的2011年第四季度美国人口收入调查报告显示，2011年第四季度美国人均收入9626美元，家庭平均收入20189美元。也就是说，一个中国留学生的花销，可以轻松地养活一个美国家庭。
为什么大学生“最难就业”还要持续5年
2013-06-21 17:53 来源：新华网
6月17日，人社部部长尹蔚民走进北京外国语大学，与10所高校千名学生代表围绕就业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进行交流。据尹蔚民介绍，未来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规模保持在年均700万左右，约占每年新进人力资源市场劳动力的一半，且这一比例将进一步提高，再加上中等职业院校毕业生、城镇未能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士兵，总量近1600万人，我国青年就业压力巨大。
印象中，这几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就没容易过，每到毕业季，都是人山人海的招聘场景。今年因为高校毕业生数量增加到创新高的699万人，被舆论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哪成想“没有最难，只有更难”，未来5年的就业形势都不容乐观。这次第，怎一个“亚历山大”了得！
大学生的就业为什么变得这么难？为什么“最难就业”还要持续5年？高校毕业生如何突出就业重围、实现人生价值？在感慨、感叹就业难之后，这些问题才是迫切需要正视和解决的。
大学生就业难的直观原因在于就业人数与就业资源的不平衡。一方面，从1999年起，大学持续扩招，据数据显示，从1999年到2008年，我国高校年招生规模从108万增至599万，增长456%，年均增长18.7%，高校毕业生数量在2002年是145万，2009年激增至610万的高“水位”，最终达到2013年的699万“峰值”；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放缓，企业用工需求下降，对就业的拉动力降低。毕业高峰遇到用人低谷，难免形成较大落差。
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不平衡是大学生就业难的深层因素。在就业市场上，“就业难”与“招工难”现象并存，毕业生拿着高文凭找不到对口的工作，企业出高薪招不到合适的人才。要打破这种供需错位的尴尬，既要求高校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专业设置，明确人才培养目标，优化人才培养结构，让大学生在学习期间掌握将来适应社会、实现自我的必要知识与能力；也启示我们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根据产业发展变化，加快培养一些掌握熟练技能、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技能型人才。
实现人才的合理流动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举措。某种意义上说，就业难，难在称心的岗位不好找，这从每年上百万的公务员考试大军、国企招聘火爆民企乏人问津、一线城市扎堆求职西部城市人才缺乏等现象中可见一斑。这既反映出大学生的就业观念亟需更新，也说明我们的选人用人配套措施尚不完善。未来要着力通过缩小行业间、城乡间的差距，缩小收入、待遇、保障上的差距，保障就业公平、公正，让人才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间合理流动，把庞大的就业总量分散到广阔天地当中去。
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惰寸功。作为朝气蓬勃的大学生，不能仅苦恼于“最难就业或将持续5年”的预判，要积极从市场的角度寻找解决就业难的良策。 (安传香)
（责任编辑：陈传发 ）
永州85岁老人高考总分59分 自称“没什么遗憾”
2013/6/26 0:01:08 [稿源：红网-潇湘晨报] [作者：帅泉] [编辑：陈茜] 红网官方微博
(2013年6月7日，永州85岁的老人罗伯中第三次参加高考，罗老看上去精神矍铄。图/潇湘晨报滚动新闻记者 赵赫廷)
此前报道：85岁第三次走进考场 散场后考生追着他要签名
红网永州6月25日讯（潇湘晨报滚动新闻记者 帅泉）6月25日下午2点，湖南省高考成绩可以查询了。永州85岁考生罗伯中通过手机查到，他的高考总分为59分。其中文科综合成绩最高，得了34分，英语14分，语文11分，数学考了0分。
这个成绩表明罗老难以念大学了，但他说没什么遗憾，还说：“要是考语文的时候把答案填满答题纸，分数肯定会高些。”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参加高考了。此前两次没收到通知，自己也没去查过分数。
明年是否再考？罗老称，暂时还没有想好，到时候再看。
四川20岁女孩高考失意留下遗书服毒自尽
2013-06-25
摘要：王倩在第一次高考失利后选择复读。今年她再次高考却仍差理科三本线6分。在得知成绩后她选择结束生命。
准考证上王倩的照片充满青春气息。
王倩留下的遗书。
王倩生前学习的地方很简陋。
6月22日晚，在查询高考成绩一个小时前，身在拉萨的王东接到女儿王倩电话，说会在成绩出来后第一时间告诉他。王东将手机紧紧握在手中，焦急等待着。
然而，王东等来的却是一封遗书，和女儿割腕、喝农药被送往医院抢救的消息。23日凌晨2点，王倩抢救无效离世。这是王倩第二次参加高考，她的成绩差理科三本线6分。
相差6分
她选择了喝农药
20岁的王倩是崇州市某中学的一名复读生，今年是她第二次参加高考。
22日晚9时许，王倩给在拉萨打工的爸爸王东打电话，“成绩出来了，我立即告诉你。”电话中，王东并没有听到女儿有什么异常，他并没想到，这是他听到的女儿最后的声音。
挂掉电话后，王东紧握手机的手就再也没松开过，他把手放在了胸口上，“这样，电话响起的时候，我可以在第一时间接到。”然而，他迟迟没有等来女儿的电话。晚上10点30分，王东电话终于响起，但却不是女儿高考的消息。“女儿喝药自杀，正在医院抢救。”王东的妻子在电话那头哭喊着。
原来，在当晚10点，王倩得知了自己的高考分：454分，差理科三本线6分。随后她便在家里到处寻找剪刀，最终在角落里找到一瓶农药，并猛地灌了几口，而后便离开了家。当家人找到她时，王倩已奄奄一息。她躺在路边的草坪中，左手还有用刀割过的划痕，身边放着一把带有血迹的水果刀。
王倩被送往医院后，经过4个小时的抢救，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
体贴孝顺
省钱为父买衣裳
23日，王东从拉萨急匆匆地赶回崇州，看到了女儿留下的遗书。作业本上用娟秀的字体写着：“爸、妈，我对不起你们……这一生你们的恩情我无法回报，只有我死了，你们才能轻松点。”
经历3日的痛苦煎熬，王东的眼睛已哭得红肿。“女儿一直是我最大的骄傲。”王东说，从小到大，女儿都很懂事。以前农忙的时候，才上小学的王倩放学回家后，就把晾晒的稻谷收到家里。平时，他要洗脚，女儿总会主动把鞋子提过来。他要扫地、煮饭，王倩都几乎不让他动手。
提到女儿的乖巧，王东浮肿的黑眼圈里，噙满了泪水。
王东说，王倩每周只有60元钱的生活费。王东拉了拉身上穿着的一件灰蓝色的衬衫，“除了这件女儿用省下来的生活费给我买的衣服外，还有剃须刀。去年，她还给我买了保暖内衣。”王东说，王倩很心疼家人，听到父亲在外面打工辛苦，她偷着掉眼泪。
好好活着
才是对父母最好回报
听说王倩离开的消息，班上的同学都很意外。徐同学说，王倩总是笑嘻嘻的，尤其是她笑起来的那颗虎牙和酒窝，让人印象深刻。平时，王倩的成绩很好，学习也很努力。
在王东的心中，女儿成绩一直位于班上前列。刚上高一时，王东还会说，“你要为爸爸争口气。”自从王倩上了高二，担心给女儿太大压力，类似的话，王东再也没有说过。
王东说，女儿并不是他们亲生的，而是从亲戚那里抱养的，这是王倩10多年来解不开的心结，她总觉得自己是个没人要的孩子。“因此她坚持认为，一定要考上本科，才能出人头地。”王东很心痛，“她不知道，其实还有其他的路可以走，好好活着才是对父母最好的回报。”
昨日，在王倩的卧室，书桌上还摆放着她这次高考的准考证，照片上的她，显得那么活泼可爱。然而，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画上了句号。心理医生
高考失利 并非人生失败
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心理卫生中心马渝根教授说，就王倩而言，她或许就是将高考作为了唯一的人生梦想的一个特例。在她的眼中，考上本科才能出人头地，其实并非如此。高考失利，只是这一次或者这一段时间失败而已，并非人生一辈子就失败了。遇到挫折后，需要用一种正确的眼光去看待它、思考它。
“高考失败是一个现实，家长和学校更需要无条件去接纳这一切。”马渝根说，平日里，家长要多和孩子沟通，帮助他们度过挫折。当然，社会更要将高考看淡一些，不要太强调高考。记者手记相比考上大学父母更希望你活着
一条年轻的生命，我们真的为此而感到痛心和惋惜。通往人生的道路很多，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并不是一定要读本科，才能出人头地。即便选择了专科，也可以专升本，就算是读了技校，也可以掌握一门技术。
各行各业中，都有闪耀的星星。其实，比起考上好的大学来讲，父母更希望我们能健康地活着。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失败了没什么大不了，用乐观开朗的心态去面对这一切，或许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文中人物系化名）
来源：华西都市报 作者：陈悦编辑：简侠宇
广东省2013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2013-06-25
摘要：今早广东分数线公布，第一批本科，文科594分，上线人数12924人；理科574分，上线40420人。第二批A，文科546，理科516；二批B文科498，理科480。三批专科A，文科430，理科400；三批专科B，文理科均为300。文科线全面超理科。
一、第一批本科院校（含执行本批次最低控制分数线的提前批本科院校）
文科类：总分594分。
理科类：总分574分。
体育类：文化科总分418分，体育术科240分。
美术类：文化科总分360分，美术术科240分。
音乐类：文化科总分350分，音乐术科233分。
空军飞行学员：文科类574分，理科类554分。
二、第二批本科院校
A线（含执行本批次最低控制分数线的提前批本科院校）
文科类：总分546分。
理科类：总分516分。
体育类：文化科总分340分，体育术科200分。
美术类：文化科总分335分，美术术科225分。
音乐类：文化科总分320分，音乐术科210分。
B线
文科类：总分498分。
理科类：总分480分。
体育类：文化科总分330分，体育术科198分。
美术类：文化科总分328分，美术术科210分。
音乐类：文化科总分305分，音乐术科205分。
三、第三批专科院校
A线（含执行本批次最低控制分数线的提前批专科院校）
文科类：总分430分。
理科类：总分400分。
体育类：文化科总分300分，体育术科185分。
美术类：文化科总分280分，美术术科195分。
音乐类：文化科总分285分，音乐术科185分。
B线
文科类：总分300分。
理科类：总分300分。
体育类：文化科总分280分，体育术科180分。
美术类：文化科总分260分，美术术科175分。
音乐类：文化科总分260分，音乐术科165分。
四、高等院校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文化科总分200分，并取得广东省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技能课程考试合格证书。
五、高职院校招收退役士兵文化课总分150分。
六、各类院校招收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考生
（一）第一批本科院校少数民族预科班：文科类：总分554分，理科类：总分534分。
（二）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班，本科）：文科类：总分490分，理科类：总分470分。
（三）第二批本科A类院校少数民族预科班：文科类：总分470分，理科类：总分440分。
（四）第二批本科B类院校少数民族预科班：文科类：总分430分，理科类：总分400分。
（五）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班，专科）：文科类：总分400分，理科类：总分380分。
七、其他预科班
（一） 华侨大学“三侨一台”本科预科班 文科类：总分574分，理科类：总分554分。
（二）第二批本科A类院校边防军人子女预科班：文科类：总分470分，理科类：总分440分。
来源：南方日报 作者：编辑：李啸啸
外教小试一把湖北英语卷 第一题就傻了眼
2013-06-09
摘要：如果让老外考一把英语，会不会轻而易举？不少人对此有些好奇。昨晚，本报记者邀请了两位来自武汉新东方的美籍倍学口语名师——GergEngelhard和DavidGreg，“尝鲜”了我省的英语高考卷。不料，这两位金发碧眼的外教，却对着卷子皱起眉头，对于部分语法题更是大呼“confusing”（困惑）。
两位外教在本报“考试”
如果让老外考一把英语，会不会轻而易举？不少人对此有些好奇。昨晚，本报记者邀请了两位来自武汉新东方的美籍倍学口语名师——Gerg Engelhard和David Greg，“尝鲜”了我省的英语高考卷。不料，这两位金发碧眼的外教，却对着卷子皱起眉头，对于部分语法题更是大呼“confusing”（困惑）。
第一道语法题就“晕了”
两位外教此次的考试范围是语法、完形填空和阅读题。
两人翻开考卷，刚看到语法题第一题，David就大叫了一声：“It's dramatically wrong！”（这错得离谱！）这是怎么回事？David指着第一道语法题句尾的“a lack of sense of belonging ”说，这种表达感觉很“怪异”。“虽然这句硬要挑错也很难，但是我们的写作和口语永远不会说、也不会用这样的语式。”
与第一题一样，不少语法题惨遭两人“吐槽”。两人表示，英文语法很重要，细微的语法差别，就会导致句子的意义发生变化。但是这些高考题却几乎出自“中国思维”，以中文的方式“硬翻译”过来，却不重视句子的实用性。“这些表达很不地道，我们在美国永远不可能这样教学生，也不会这样说话。”两人反复强调，语法题让他们非常“confusing”（困惑），他们不明白，中国学生为什么要花大量时间在这些题上。
赞阅读理解有“国际范”
做完形填空题时，两人不约而同地做错了一道题。
这一题考查的是，文中的Zigfried出门时，随手抓了个什么物品。两人在coat（外套）和bag（包包）之间犹豫不定，但两人最后都选择了外套，而标答却是包包。“我们觉得这两个答案都可以用。”David说，他分析，这种出题模式是，找一篇文章，然后直接从文中去掉某个单词。但是自己来填空，按照不同的理解方向，标准答案并不一定只有一个。
不同于语法题和完形填空的“吐槽”，两位外教对阅读理解的部分大加褒扬：“阅读理解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仅文章表达很地道，而且这种考查方式也很好，让学生通过阅读来领会文章意思，然后得出结论，我认为这才是考查的重点。”
学英语练口语去看美剧
David说，现在，英语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使用，成为一种新的语言，例如，印度、新加坡人，讲英语时可能都加入了本国的特色，他们自己交流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可能听不懂。“学习语言，最终目的是为了使用和交流，所以鼓励大家学习地道的英语。毕竟，中国学生学英语，不是只为了跟中国人交流。”
怎样才能学到最地道的英文？David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法，那就是多看美剧和电影。“美剧和美国电影里的语言，是最原汁原味的英文，相当于中国人的‘普通话’，大家可以多揣摩学习。”
来源：楚天金报 作者：编辑：许婷
谈糖尿病、制药和奥本海默
周知秋 发表于2013-06-25 00:42
亚洲糖尿病患者的基因组成差异对糖尿病的发病机理及进程有一定影响，所以研究这些差异将成为礼来中国研发中心的一项重要工作。
封面用图：礼来中国研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礼来中国研发副总裁章蓓。摄影：徐晓林。
上海经济评论：2011年5月，礼来中国研发中心在上海成立，现在的运作情况如何？
章蓓：现在有100名左右员工到位，也在招聘更多的员工。整个营运已经走上正轨，很多课题也立项了。在这里，我们须很好地了解导致糖尿病在中国流行的遗传和环境因素，找到有效的药物。我们和中国领先的学术机构建立起了很好的合作关系。我们的目标是开发具有突破性的治疗药物。
上海经济评论：作为中心的负责人，你有着怎样的愿景？
章蓓：目前中国有九千余万名糖尿病患者以及超过一亿的糖尿病前期患者。亚洲糖尿病患者的基因组成差异对糖尿病的发病机理及进程有一定影响，所以研究这些差异将成为礼来中国研发中心的一项重要工作。在短期内，礼来中国研发中心的重点工作是有选择性地开发具有潜力的新药靶标，以期为礼来的产品库增添新的糖尿病治疗潜在药物。
上海经济评论：对于糖尿病人或者潜在患者来说，你有哪些建议？
章蓓：很简单，注意饮食和加强运动。糖尿病和生活习惯有一定相关性，对于营养过剩的人来说，控制饮食很重要。还有就是加强运动。其他因素比如遗传和环境就比较难控制了。人能控制的就是这两点。
上海经济评论：对制药行业来说，研发部门受到的压力会不会特别大？
章蓓：必须有创新的药物加入到企业的产品线中，某种程度上研发队伍是有压力的。反过来看，研发也是对产品线有很大作用的一个部门。在礼来，研发是我们的灵魂。必须有很强的研发，企业才会有好的产品线。同时也要知道，新药研发是个很漫长和艰巨的过程， 需要严谨的科学态度，一丝不苟。
上海经济评论：也就是说，要有足够的耐心？
章蓓：从靶点立项到新药上市一般要10-15年，时间长，投入也非常大，欧美的数据显示差不多要10亿美元的投入才能做成一个大药。也需要有好的团队合作，新药研发有很多步骤，在10-15年中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有不同专长的同事加入到这个团队。
上海经济评论：礼来研发中心坐落在张江，园区周边也有很多同行，平时会不会和他们做一些交流？
章蓓：会有社交上的一些活动，比如组织羽毛球比赛和电影观摩等。这里（张江）集聚了很多的人才，除了制药还有一些高科技、电子和银行业人才。有时候这些交流会非常有用。
上海经济评论：你最先从事于科研岗位，现在更多是管理者的角色。怎么评价自己的转变？
章蓓：我是一个科学家， 至今对科研及新药开发有着极大的热情。两年半前，我抱着迎接挑战的心态来上海组建和领导礼来的中国研发中心。我觉得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和成功的管理者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这个团队也以科研人员为主，所以领导起来比较顺理成章。
上海经济评论：最近，在工作上令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章蓓：最近BBC专门从英国来采访我们，这是蛮大的事情，BBC地平线专访节目的观众据说有1.8亿。他们采访的由头是如何用科技来解决世界上的非传染性疾病，糖尿病就是一个典型。因为现在传染性疾病都已经有了很好的控制。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做的事情可能对全球也有一定影响。
上海经济评论：作为一个上海人，又有在海外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同时从事制药行业，谈谈你对上海生活环境的愿景。
章蓓：上海在我心中有着非常特殊的位置。世博会后上海已经美化了许多，包括城市建设、绿化等。我希望在今后可预见的将来能看到更多的蓝天白云。
上海经济评论：平时有什么兴趣和爱好？
章蓓：健身和读书。一周会去健身房几次，比较喜欢滑步机，这对于保持旺盛的精力有所帮助。读书方面，我喜欢侦探推理类小说和人物传记。最近在读一本关于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 ）的书，叫《American Promethueus》。他是一个伟人， 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和一个卓越的管理者及领导人。 ■
（作者系《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封面用图：礼来中国研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礼来中国研发副总裁章蓓。摄影：徐晓林。刘雨宁对本文亦有贡献。）
“政治局带头”释放整风从严信号
2013-06-26 02:30:20 新京报
中央近期紧锣密鼓的会议，无疑是在传达极其重要的信号——对一些不正之风要动真格了，各级官员也许应该提早抛却幻想，别再想着虚与委蛇、打马虎眼。
■ 社论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2日至25日召开专门会议，对照“八项规定”，讨论研究深化改进作风举措。
就在6月18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刚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要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进行整治。仅仅几天之后，中央政治局又连续四天召开这样的专门会议，提出“抓改进作风，必须从中央政治局抓起”。
应该说，中央如此密集地召开高规格会议，对作风问题展开集中部署，在以往并不多见。从这些会议召开的节奏和力度，也可见中央此次推进改作风的决心。“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绝对不做”，正如这朴素话语所表达的，中央正在向各级官员释放高层垂范、自上而下的压力。
这次会议提出，要统筹制定领导干部办公用房、住房、配车、秘书配备、公务接待、警卫、福利、休假等工作生活待遇标准，落实不赠送、不接受礼品的规定，切实解决违反规定和超标准享受待遇的各种问题。这些要求回应了公众关切。
关于领导干部的办公用房、住房、配车、秘书配备等诸多待遇，此前并非没有标准，以办公用房为例，国家发改委2009年曾公布《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在地方，各省、市等也均有相应的细化规定。只不过，在一些地方，这些规定、标准往往被束之高阁，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和执行。
又如秘书配备，按照中央规定，只有副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才允许配专职秘书。但许多地方不但市县领导，甚至连乡党委书记、镇长都有事实上的专职秘书，配备专职秘书甚至成为显示官员身份的标志。秘书配备的失控，增加了党政机关的人力成本，因为缺乏必要的约束也容易滥用权力。“上海第一秘”秦裕、“河北第一秘”李真就是例证。
此类问题的存在，严重损害官员群体形象、疏离官员和民众之间的关系。中央近期紧锣密鼓的会议，无疑是在传达极其重要的信号——对一些不正之风要动真格了，各级官员也许应该提早抛却幻想，别再想着虚与委蛇、打马虎眼。
这次专门会议的相关要求，涉及官员作风的诸多方面，或将会是对既往各项规定的一次大梳理、大整合。各地有必要对照相关规定，制定出地方性的执行标准，从各地各部门的主要官员，特别是“一把手”开始，从自己做起，践行落实。
当然，“改进作风”和“联系群众”是不可分割的。要保证官员作风转变的实效，也要善用群众的力量，善用舆论监督、媒体监督等，让那些无视规定、滥用权力、奢靡成风的官员们受到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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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6/25 7:54:45 [稿源：中国经济周刊] [作者：侯隽] [编辑：李艳华] 红网官方微博
留学生为美国经济的贡献每年超过200亿美元，其中，中国留学生直接提供了超过44亿美元的收入，“留学经济”正在成为美国经济复苏过程中的新亮点。
到美国读大学，镀金还是扔钱？
一个中国留学生养活一个美国家庭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侯隽|北京报道
越来越多的中国高中生选择了参加“洋高考”，出国读大学。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国内有近100万名考生放弃高考。有教育研究机构调查后表示，其中，出国留学的高中毕业生近20万人，而这一人数正以每年20%~30%的速度在增长。
富裕的家长、眼界开阔的“95后”、火爆的中介市场、竞争激烈的国内就业环境，诸多因素让出国留学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而且留学的年龄越来越小。
高级定制的出国方案
“我们客户分布在全国十几个省份，如果说五六年前选择出国的高中生，往往是因为成绩不佳而迫于无奈出国留学，如今却不乏成绩优异绝对有实力考取国内顶尖大学的学生，他们的家长对孩子出国非常支持，都早早有了预算，在资金方面准备都是充足的。”留学中介北京澳际集团的咨询顾问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而美国已连续多年成为中国高中生留学目的地的首选，到美国读本科的人数约占总人数的一半。
“高三应届毕业生想要出国留学，尤其是美国名校，除非一年前已未雨绸缪，否则临时抱佛脚基本没可能。”北京多家留学中介机构的咨询人员对《中国经济周刊》 说。根据美国的教育制度，申请美国高校的中国高中生必须至少提前一年做升学准备。对于目前高二的学生而言，必须在2013年年底前考出合格的托福和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是由美国大学委员会主办，评估世界各国高中生申请美国高校学习及奖学金的重要指标)成绩，然后再准备申请2014年秋季入学。
每年寒暑假都是留学中介的业务旺季。记者在专门针对高中生的留学专场推介会上看到，中介机构都对小客户实行一对一的量身定做方案，通过参加“美国高考”SAT、“有条件录取”和社区大学路线等三套方案来确保他们拿到美国签证。
北京金吉利教育集团的咨询顾问向记者介绍，出国留学的大前提是必须有过硬的语言成绩，如果学生能考出较好的托福(或雅思)成绩和SAT成绩，就可以申请美国排名前100名的高校。如果学生没有时间和精力在申请学校之前考出相关成绩，成绩符合或基本符合美国大学的入学要求，则可选择到美国的大学先读语言课程，这种申请一般称为“有条件录取”。
而另一种方案则是让学生走“曲线救国”的社区大学路线。在美国没考上university(普通大学)的学生，有些会上Community College(社区大学)。美国的社区大学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学费比普通大学要低20%~80%，可以获得和普通大学同等的教育质量和学业资格。“社区大学申请时间短，入学灵活。普通大学需提前9~12个月申请，而社区大学一般只需要3~5个月就可以办理完所有手续。而且最大的好处是学生在那里待两年，如果考试成绩是AA等级的，那还可以转学到本科大学。”中介的留学顾问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去美国读大学，至少先准备150万元
高级定制完美方案的背后是巨大的资金投入。
首先就是昂贵的考试费用。因为考生在一年中可以参加多次考试、以较好的一次成绩作为申请大学的依据，所以，一般想出国留学的高中生至少要参加两次托福和SAT考试。其中耗资最大的是参加SAT考试。
SAT在香港设有考点。据香港媒体统计，从2007年10月至2008年6月，总共有7300名考生在港参加SAT考试，其中大约7000名为内地考生，占比为95%以上。2008年10月至今，内地考生人数每年都在3万以上。
SAT一年有6次考试，也就是说，中国的高中生一年最多可以参加6次，最少要参加两次。
如果从北方城市飞一次香港，单人双程机票2000多元，即便一个家长陪同，一次考试仅机票就要花费约5000元。每逢SAT考试前夕，香港考点附近酒店的价格普涨40%左右，住一夜要花1200元人民币左右。再加上吃饭等花费，一次考试花2万元人民币很普遍。
此外，目前SAT课程“一对一”培训的价格是在600元/课时至800元/课时，考生如果想冲击SAT2200分(申请美国名校的基本分数线)以上的成绩，往往会选择培训80至100个课时，培训费6万元以上。即使选择较为便宜的小班授课，也要2万元左右。
其次则是中介费和由此衍生的服务费。一般来说，留学中介的费用要至少3.5万元以上，而申请学校费用则要根据申请学校的数量和具体学校另行计算，如果选择中介的一条龙打包服务，还要再追加费用，比如出国后的接机、安排住宿等等。
如果一切顺利，据记者估算，出国前一个学生就要花费大约20万元人民币。在美一年的学费加生活费一般在30万元人民币左右，4年就是120万元。一个家庭要有百万元以上“专项资金”才有底气选择去美国读大学。
想进名校，很难很难
带着支票、拿着中介量身定做的完美计划，有了语言成绩，就可以顺利登陆常春藤名校了？答案是：很难很难。
已经在美国某大学读大二的Simon提起自己在美国上大学的经历感触很深。当年他放弃了高考拿着双录取和社区大学的offer(录取通知)到了美国。“到了美国一看，所谓社区大学，就相当于咱们国内的大专，学院规模小得可怜，一般只有1~3层楼的规模。理论上说，学生在那里待两年，如果考试成绩是AA等级的，可以转学到本科大学，其实就是国内的专升本，但很难申请到名校，而且社区大学和普通大学的学历找工作没有一点竞争力。中介所谓的‘曲线救国’，理论上可行，实际上真的很难。但由于已经花了很多钱，很多人还是选择继续读社区大学。”Simon说。
记者调查发现，美国的社区大学超过1200所，拥有1000多万名注册学生。一个曾在美国社区大学读过书的中国网友说，除了传统的适龄学生外，社区大学的很多学生都是边工作边读书的，60岁以上的大学生也很常见。
由于不甘心，Simon放弃了社区大学，和几个同学一起转到华盛顿的一个私立高中，打算从SAT考起，一定要向名校迈进。但是很快他就发现，跟中国最不同的是，SAT考试成绩只是美国学生申请大学的敲门砖之一，要想被大学录取还必须在高中时参加各种社会活动。Simon有个同学，SAT成绩很好，但因为从不参与社会活动，也没有做过义工，结果没有一所重点大学录取他。
至于美国的顶级名校，被录取的难度更大。学习成绩仅仅是考核的一部分指标，除学习优秀外，院校一般要求申请者在下述至少两个方面“能力超凡”：音乐、艺术、社会服务、领导才能及体育运动。此外，申请者有无“高贵的灵魂，独特的视角，孤傲的雄心”，也是考察的重点。
Simon告诉记者，和自己由同一家中介送去美国的6个孩子，只有两个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后，顺利地读了普通大学，其他的，有的就在社区大学，有的干脆回国了。“我们到现在都花了家里几十万了，心里压力其实很大的。即使读了大学，也不简单，课程压力也很大，如果考试不及格，废掉的例子很多，所以我现在才算走了一半。”Simon感慨地说。
美国常青藤盟校公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哈佛、耶鲁、康奈尔、哥大等14所名牌大学的中国学生退学率约为25%，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曾经的高分生。目前就读哥伦比亚大学的Alice告诉记者，与中国的教育体制不同，国外的大学更多的是要求学生自己掌握时间和安排，而很多同学到了美国，连最起码的coffee都不会买……在学校做不出论文、无法与小组成员共同讨论完成作业、不知道怎么做Presentation(报告)，很难适应美国的大学生活。
一个中国留学生养活一个美国家庭
在美国的留学生活，让许多中国学生尝尽了苦头，但美国却尝到了“留学经济”的甜头。
6月16日，纽约市长彭博在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上称，移民经济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复兴的新动力，他呼吁美国政府改革移民政策，“每个学习科学、技术、数学和工程的毕业生都应该在领取毕业证书之时得到一张美国绿卡。”
据美国《侨报》报道，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留学生为美国经济的贡献每年超过200亿美元，其中，中国留学生直接提供了超过44亿美元的收入，“留学经济”正在成为美国经济复苏过程中的新亮点。
按私立大学学费计算，一个中国留学生，如果4年修完学分、毕业，则学费总额约合美元13万~19.5万；如果3年修完学分、毕业，则学费总额约合美元9.7万~14.6万。此外，住宿费每年为1万-3万美元，书本等学习用品花费每年平均500美元，膳食费每年平均5000美元，交通费平均每年600美元；一个留学生每月的固定生活支出就在1500美元左右，加上学费，其每年最少为美国经济贡献了5万美元。
而据美国人口普查局今年4月公布的2011年第四季度美国人口收入调查报告显示，2011年第四季度美国人均收入9626美元，家庭平均收入20189美元。也就是说，一个中国留学生的花销，可以轻松地养活一个美国家庭。
为什么大学生“最难就业”还要持续5年
2013-06-21 17:53 来源：新华网
6月17日，人社部部长尹蔚民走进北京外国语大学，与10所高校千名学生代表围绕就业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进行交流。据尹蔚民介绍，未来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规模保持在年均700万左右，约占每年新进人力资源市场劳动力的一半，且这一比例将进一步提高，再加上中等职业院校毕业生、城镇未能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士兵，总量近1600万人，我国青年就业压力巨大。
印象中，这几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就没容易过，每到毕业季，都是人山人海的招聘场景。今年因为高校毕业生数量增加到创新高的699万人，被舆论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哪成想“没有最难，只有更难”，未来5年的就业形势都不容乐观。这次第，怎一个“亚历山大”了得！
大学生的就业为什么变得这么难？为什么“最难就业”还要持续5年？高校毕业生如何突出就业重围、实现人生价值？在感慨、感叹就业难之后，这些问题才是迫切需要正视和解决的。
大学生就业难的直观原因在于就业人数与就业资源的不平衡。一方面，从1999年起，大学持续扩招，据数据显示，从1999年到2008年，我国高校年招生规模从108万增至599万，增长456%，年均增长18.7%，高校毕业生数量在2002年是145万，2009年激增至610万的高“水位”，最终达到2013年的699万“峰值”；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放缓，企业用工需求下降，对就业的拉动力降低。毕业高峰遇到用人低谷，难免形成较大落差。
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不平衡是大学生就业难的深层因素。在就业市场上，“就业难”与“招工难”现象并存，毕业生拿着高文凭找不到对口的工作，企业出高薪招不到合适的人才。要打破这种供需错位的尴尬，既要求高校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专业设置，明确人才培养目标，优化人才培养结构，让大学生在学习期间掌握将来适应社会、实现自我的必要知识与能力；也启示我们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根据产业发展变化，加快培养一些掌握熟练技能、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技能型人才。
实现人才的合理流动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举措。某种意义上说，就业难，难在称心的岗位不好找，这从每年上百万的公务员考试大军、国企招聘火爆民企乏人问津、一线城市扎堆求职西部城市人才缺乏等现象中可见一斑。这既反映出大学生的就业观念亟需更新，也说明我们的选人用人配套措施尚不完善。未来要着力通过缩小行业间、城乡间的差距，缩小收入、待遇、保障上的差距，保障就业公平、公正，让人才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间合理流动，把庞大的就业总量分散到广阔天地当中去。
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惰寸功。作为朝气蓬勃的大学生，不能仅苦恼于“最难就业或将持续5年”的预判，要积极从市场的角度寻找解决就业难的良策。 (安传香)
（责任编辑：陈传发 ）
永州85岁老人高考总分59分 自称“没什么遗憾”
2013/6/26 0:01:08 [稿源：红网-潇湘晨报] [作者：帅泉] [编辑：陈茜] 红网官方微博
(2013年6月7日，永州85岁的老人罗伯中第三次参加高考，罗老看上去精神矍铄。图/潇湘晨报滚动新闻记者 赵赫廷)
此前报道：85岁第三次走进考场 散场后考生追着他要签名
红网永州6月25日讯（潇湘晨报滚动新闻记者 帅泉）6月25日下午2点，湖南省高考成绩可以查询了。永州85岁考生罗伯中通过手机查到，他的高考总分为59分。其中文科综合成绩最高，得了34分，英语14分，语文11分，数学考了0分。
这个成绩表明罗老难以念大学了，但他说没什么遗憾，还说：“要是考语文的时候把答案填满答题纸，分数肯定会高些。”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参加高考了。此前两次没收到通知，自己也没去查过分数。
明年是否再考？罗老称，暂时还没有想好，到时候再看。
四川20岁女孩高考失意留下遗书服毒自尽
2013-06-25
摘要：王倩在第一次高考失利后选择复读。今年她再次高考却仍差理科三本线6分。在得知成绩后她选择结束生命。
准考证上王倩的照片充满青春气息。
王倩留下的遗书。
王倩生前学习的地方很简陋。
6月22日晚，在查询高考成绩一个小时前，身在拉萨的王东接到女儿王倩电话，说会在成绩出来后第一时间告诉他。王东将手机紧紧握在手中，焦急等待着。
然而，王东等来的却是一封遗书，和女儿割腕、喝农药被送往医院抢救的消息。23日凌晨2点，王倩抢救无效离世。这是王倩第二次参加高考，她的成绩差理科三本线6分。
相差6分
她选择了喝农药
20岁的王倩是崇州市某中学的一名复读生，今年是她第二次参加高考。
22日晚9时许，王倩给在拉萨打工的爸爸王东打电话，“成绩出来了，我立即告诉你。”电话中，王东并没有听到女儿有什么异常，他并没想到，这是他听到的女儿最后的声音。
挂掉电话后，王东紧握手机的手就再也没松开过，他把手放在了胸口上，“这样，电话响起的时候，我可以在第一时间接到。”然而，他迟迟没有等来女儿的电话。晚上10点30分，王东电话终于响起，但却不是女儿高考的消息。“女儿喝药自杀，正在医院抢救。”王东的妻子在电话那头哭喊着。
原来，在当晚10点，王倩得知了自己的高考分：454分，差理科三本线6分。随后她便在家里到处寻找剪刀，最终在角落里找到一瓶农药，并猛地灌了几口，而后便离开了家。当家人找到她时，王倩已奄奄一息。她躺在路边的草坪中，左手还有用刀割过的划痕，身边放着一把带有血迹的水果刀。
王倩被送往医院后，经过4个小时的抢救，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
体贴孝顺
省钱为父买衣裳
23日，王东从拉萨急匆匆地赶回崇州，看到了女儿留下的遗书。作业本上用娟秀的字体写着：“爸、妈，我对不起你们……这一生你们的恩情我无法回报，只有我死了，你们才能轻松点。”
经历3日的痛苦煎熬，王东的眼睛已哭得红肿。“女儿一直是我最大的骄傲。”王东说，从小到大，女儿都很懂事。以前农忙的时候，才上小学的王倩放学回家后，就把晾晒的稻谷收到家里。平时，他要洗脚，女儿总会主动把鞋子提过来。他要扫地、煮饭，王倩都几乎不让他动手。
提到女儿的乖巧，王东浮肿的黑眼圈里，噙满了泪水。
王东说，王倩每周只有60元钱的生活费。王东拉了拉身上穿着的一件灰蓝色的衬衫，“除了这件女儿用省下来的生活费给我买的衣服外，还有剃须刀。去年，她还给我买了保暖内衣。”王东说，王倩很心疼家人，听到父亲在外面打工辛苦，她偷着掉眼泪。
好好活着
才是对父母最好回报
听说王倩离开的消息，班上的同学都很意外。徐同学说，王倩总是笑嘻嘻的，尤其是她笑起来的那颗虎牙和酒窝，让人印象深刻。平时，王倩的成绩很好，学习也很努力。
在王东的心中，女儿成绩一直位于班上前列。刚上高一时，王东还会说，“你要为爸爸争口气。”自从王倩上了高二，担心给女儿太大压力，类似的话，王东再也没有说过。
王东说，女儿并不是他们亲生的，而是从亲戚那里抱养的，这是王倩10多年来解不开的心结，她总觉得自己是个没人要的孩子。“因此她坚持认为，一定要考上本科，才能出人头地。”王东很心痛，“她不知道，其实还有其他的路可以走，好好活着才是对父母最好的回报。”
昨日，在王倩的卧室，书桌上还摆放着她这次高考的准考证，照片上的她，显得那么活泼可爱。然而，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画上了句号。心理医生
高考失利 并非人生失败
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心理卫生中心马渝根教授说，就王倩而言，她或许就是将高考作为了唯一的人生梦想的一个特例。在她的眼中，考上本科才能出人头地，其实并非如此。高考失利，只是这一次或者这一段时间失败而已，并非人生一辈子就失败了。遇到挫折后，需要用一种正确的眼光去看待它、思考它。
“高考失败是一个现实，家长和学校更需要无条件去接纳这一切。”马渝根说，平日里，家长要多和孩子沟通，帮助他们度过挫折。当然，社会更要将高考看淡一些，不要太强调高考。记者手记相比考上大学父母更希望你活着
一条年轻的生命，我们真的为此而感到痛心和惋惜。通往人生的道路很多，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并不是一定要读本科，才能出人头地。即便选择了专科，也可以专升本，就算是读了技校，也可以掌握一门技术。
各行各业中，都有闪耀的星星。其实，比起考上好的大学来讲，父母更希望我们能健康地活着。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失败了没什么大不了，用乐观开朗的心态去面对这一切，或许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文中人物系化名）
来源：华西都市报 作者：陈悦编辑：简侠宇
广东省2013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2013-06-25
摘要：今早广东分数线公布，第一批本科，文科594分，上线人数12924人；理科574分，上线40420人。第二批A，文科546，理科516；二批B文科498，理科480。三批专科A，文科430，理科400；三批专科B，文理科均为300。文科线全面超理科。
一、第一批本科院校（含执行本批次最低控制分数线的提前批本科院校）
文科类：总分594分。
理科类：总分574分。
体育类：文化科总分418分，体育术科240分。
美术类：文化科总分360分，美术术科240分。
音乐类：文化科总分350分，音乐术科233分。
空军飞行学员：文科类574分，理科类554分。
二、第二批本科院校
A线（含执行本批次最低控制分数线的提前批本科院校）
文科类：总分546分。
理科类：总分516分。
体育类：文化科总分340分，体育术科200分。
美术类：文化科总分335分，美术术科225分。
音乐类：文化科总分320分，音乐术科210分。
B线
文科类：总分498分。
理科类：总分480分。
体育类：文化科总分330分，体育术科198分。
美术类：文化科总分328分，美术术科210分。
音乐类：文化科总分305分，音乐术科205分。
三、第三批专科院校
A线（含执行本批次最低控制分数线的提前批专科院校）
文科类：总分430分。
理科类：总分400分。
体育类：文化科总分300分，体育术科185分。
美术类：文化科总分280分，美术术科195分。
音乐类：文化科总分285分，音乐术科185分。
B线
文科类：总分300分。
理科类：总分300分。
体育类：文化科总分280分，体育术科180分。
美术类：文化科总分260分，美术术科175分。
音乐类：文化科总分260分，音乐术科165分。
四、高等院校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文化科总分200分，并取得广东省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技能课程考试合格证书。
五、高职院校招收退役士兵文化课总分150分。
六、各类院校招收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考生
（一）第一批本科院校少数民族预科班：文科类：总分554分，理科类：总分534分。
（二）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班，本科）：文科类：总分490分，理科类：总分470分。
（三）第二批本科A类院校少数民族预科班：文科类：总分470分，理科类：总分440分。
（四）第二批本科B类院校少数民族预科班：文科类：总分430分，理科类：总分400分。
（五）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班，专科）：文科类：总分400分，理科类：总分380分。
七、其他预科班
（一） 华侨大学“三侨一台”本科预科班 文科类：总分574分，理科类：总分554分。
（二）第二批本科A类院校边防军人子女预科班：文科类：总分470分，理科类：总分440分。
来源：南方日报 作者：编辑：李啸啸
外教小试一把湖北英语卷 第一题就傻了眼
2013-06-09
摘要：如果让老外考一把英语，会不会轻而易举？不少人对此有些好奇。昨晚，本报记者邀请了两位来自武汉新东方的美籍倍学口语名师——GergEngelhard和DavidGreg，“尝鲜”了我省的英语高考卷。不料，这两位金发碧眼的外教，却对着卷子皱起眉头，对于部分语法题更是大呼“confusing”（困惑）。
两位外教在本报“考试”
如果让老外考一把英语，会不会轻而易举？不少人对此有些好奇。昨晚，本报记者邀请了两位来自武汉新东方的美籍倍学口语名师——Gerg Engelhard和David Greg，“尝鲜”了我省的英语高考卷。不料，这两位金发碧眼的外教，却对着卷子皱起眉头，对于部分语法题更是大呼“confusing”（困惑）。
第一道语法题就“晕了”
两位外教此次的考试范围是语法、完形填空和阅读题。
两人翻开考卷，刚看到语法题第一题，David就大叫了一声：“It's dramatically wrong！”（这错得离谱！）这是怎么回事？David指着第一道语法题句尾的“a lack of sense of belonging ”说，这种表达感觉很“怪异”。“虽然这句硬要挑错也很难，但是我们的写作和口语永远不会说、也不会用这样的语式。”
与第一题一样，不少语法题惨遭两人“吐槽”。两人表示，英文语法很重要，细微的语法差别，就会导致句子的意义发生变化。但是这些高考题却几乎出自“中国思维”，以中文的方式“硬翻译”过来，却不重视句子的实用性。“这些表达很不地道，我们在美国永远不可能这样教学生，也不会这样说话。”两人反复强调，语法题让他们非常“confusing”（困惑），他们不明白，中国学生为什么要花大量时间在这些题上。
赞阅读理解有“国际范”
做完形填空题时，两人不约而同地做错了一道题。
这一题考查的是，文中的Zigfried出门时，随手抓了个什么物品。两人在coat（外套）和bag（包包）之间犹豫不定，但两人最后都选择了外套，而标答却是包包。“我们觉得这两个答案都可以用。”David说，他分析，这种出题模式是，找一篇文章，然后直接从文中去掉某个单词。但是自己来填空，按照不同的理解方向，标准答案并不一定只有一个。
不同于语法题和完形填空的“吐槽”，两位外教对阅读理解的部分大加褒扬：“阅读理解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仅文章表达很地道，而且这种考查方式也很好，让学生通过阅读来领会文章意思，然后得出结论，我认为这才是考查的重点。”
学英语练口语去看美剧
David说，现在，英语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使用，成为一种新的语言，例如，印度、新加坡人，讲英语时可能都加入了本国的特色，他们自己交流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可能听不懂。“学习语言，最终目的是为了使用和交流，所以鼓励大家学习地道的英语。毕竟，中国学生学英语，不是只为了跟中国人交流。”
怎样才能学到最地道的英文？David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法，那就是多看美剧和电影。“美剧和美国电影里的语言，是最原汁原味的英文，相当于中国人的‘普通话’，大家可以多揣摩学习。”
来源：楚天金报 作者：编辑：许婷
谈糖尿病、制药和奥本海默
周知秋 发表于2013-06-25 00:42
亚洲糖尿病患者的基因组成差异对糖尿病的发病机理及进程有一定影响，所以研究这些差异将成为礼来中国研发中心的一项重要工作。
封面用图：礼来中国研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礼来中国研发副总裁章蓓。摄影：徐晓林。
上海经济评论：2011年5月，礼来中国研发中心在上海成立，现在的运作情况如何？
章蓓：现在有100名左右员工到位，也在招聘更多的员工。整个营运已经走上正轨，很多课题也立项了。在这里，我们须很好地了解导致糖尿病在中国流行的遗传和环境因素，找到有效的药物。我们和中国领先的学术机构建立起了很好的合作关系。我们的目标是开发具有突破性的治疗药物。
上海经济评论：作为中心的负责人，你有着怎样的愿景？
章蓓：目前中国有九千余万名糖尿病患者以及超过一亿的糖尿病前期患者。亚洲糖尿病患者的基因组成差异对糖尿病的发病机理及进程有一定影响，所以研究这些差异将成为礼来中国研发中心的一项重要工作。在短期内，礼来中国研发中心的重点工作是有选择性地开发具有潜力的新药靶标，以期为礼来的产品库增添新的糖尿病治疗潜在药物。
上海经济评论：对于糖尿病人或者潜在患者来说，你有哪些建议？
章蓓：很简单，注意饮食和加强运动。糖尿病和生活习惯有一定相关性，对于营养过剩的人来说，控制饮食很重要。还有就是加强运动。其他因素比如遗传和环境就比较难控制了。人能控制的就是这两点。
上海经济评论：对制药行业来说，研发部门受到的压力会不会特别大？
章蓓：必须有创新的药物加入到企业的产品线中，某种程度上研发队伍是有压力的。反过来看，研发也是对产品线有很大作用的一个部门。在礼来，研发是我们的灵魂。必须有很强的研发，企业才会有好的产品线。同时也要知道，新药研发是个很漫长和艰巨的过程， 需要严谨的科学态度，一丝不苟。
上海经济评论：也就是说，要有足够的耐心？
章蓓：从靶点立项到新药上市一般要10-15年，时间长，投入也非常大，欧美的数据显示差不多要10亿美元的投入才能做成一个大药。也需要有好的团队合作，新药研发有很多步骤，在10-15年中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有不同专长的同事加入到这个团队。
上海经济评论：礼来研发中心坐落在张江，园区周边也有很多同行，平时会不会和他们做一些交流？
章蓓：会有社交上的一些活动，比如组织羽毛球比赛和电影观摩等。这里（张江）集聚了很多的人才，除了制药还有一些高科技、电子和银行业人才。有时候这些交流会非常有用。
上海经济评论：你最先从事于科研岗位，现在更多是管理者的角色。怎么评价自己的转变？
章蓓：我是一个科学家， 至今对科研及新药开发有着极大的热情。两年半前，我抱着迎接挑战的心态来上海组建和领导礼来的中国研发中心。我觉得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和成功的管理者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这个团队也以科研人员为主，所以领导起来比较顺理成章。
上海经济评论：最近，在工作上令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章蓓：最近BBC专门从英国来采访我们，这是蛮大的事情，BBC地平线专访节目的观众据说有1.8亿。他们采访的由头是如何用科技来解决世界上的非传染性疾病，糖尿病就是一个典型。因为现在传染性疾病都已经有了很好的控制。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做的事情可能对全球也有一定影响。
上海经济评论：作为一个上海人，又有在海外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同时从事制药行业，谈谈你对上海生活环境的愿景。
章蓓：上海在我心中有着非常特殊的位置。世博会后上海已经美化了许多，包括城市建设、绿化等。我希望在今后可预见的将来能看到更多的蓝天白云。
上海经济评论：平时有什么兴趣和爱好？
章蓓：健身和读书。一周会去健身房几次，比较喜欢滑步机，这对于保持旺盛的精力有所帮助。读书方面，我喜欢侦探推理类小说和人物传记。最近在读一本关于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 ）的书，叫《American Promethueus》。他是一个伟人， 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和一个卓越的管理者及领导人。 ■
（作者系《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封面用图：礼来中国研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礼来中国研发副总裁章蓓。摄影：徐晓林。刘雨宁对本文亦有贡献。）
“政治局带头”释放整风从严信号
2013-06-26 02:30:20 新京报
中央近期紧锣密鼓的会议，无疑是在传达极其重要的信号——对一些不正之风要动真格了，各级官员也许应该提早抛却幻想，别再想着虚与委蛇、打马虎眼。
■ 社论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2日至25日召开专门会议，对照“八项规定”，讨论研究深化改进作风举措。
就在6月18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刚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要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进行整治。仅仅几天之后，中央政治局又连续四天召开这样的专门会议，提出“抓改进作风，必须从中央政治局抓起”。
应该说，中央如此密集地召开高规格会议，对作风问题展开集中部署，在以往并不多见。从这些会议召开的节奏和力度，也可见中央此次推进改作风的决心。“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绝对不做”，正如这朴素话语所表达的，中央正在向各级官员释放高层垂范、自上而下的压力。
这次会议提出，要统筹制定领导干部办公用房、住房、配车、秘书配备、公务接待、警卫、福利、休假等工作生活待遇标准，落实不赠送、不接受礼品的规定，切实解决违反规定和超标准享受待遇的各种问题。这些要求回应了公众关切。
关于领导干部的办公用房、住房、配车、秘书配备等诸多待遇，此前并非没有标准，以办公用房为例，国家发改委2009年曾公布《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在地方，各省、市等也均有相应的细化规定。只不过，在一些地方，这些规定、标准往往被束之高阁，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和执行。
又如秘书配备，按照中央规定，只有副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才允许配专职秘书。但许多地方不但市县领导，甚至连乡党委书记、镇长都有事实上的专职秘书，配备专职秘书甚至成为显示官员身份的标志。秘书配备的失控，增加了党政机关的人力成本，因为缺乏必要的约束也容易滥用权力。“上海第一秘”秦裕、“河北第一秘”李真就是例证。
此类问题的存在，严重损害官员群体形象、疏离官员和民众之间的关系。中央近期紧锣密鼓的会议，无疑是在传达极其重要的信号——对一些不正之风要动真格了，各级官员也许应该提早抛却幻想，别再想着虚与委蛇、打马虎眼。
这次专门会议的相关要求，涉及官员作风的诸多方面，或将会是对既往各项规定的一次大梳理、大整合。各地有必要对照相关规定，制定出地方性的执行标准，从各地各部门的主要官员，特别是“一把手”开始，从自己做起，践行落实。
当然，“改进作风”和“联系群众”是不可分割的。要保证官员作风转变的实效，也要善用群众的力量，善用舆论监督、媒体监督等，让那些无视规定、滥用权力、奢靡成风的官员们受到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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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23 June 2013
香港未來全靠年輕人了 - 李怡
蘋論：香港未來全靠年輕人了 - 李怡 2013年06月22日 25,033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0622/18308010
七一前夕，港大民調顯示，港人對中、港政府和「一國兩制」的信心大幅下跌，而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淨值更跌至零，是回歸以來首次出現非正值。梁振英被問及有關調查結果時說：「我覺得我哋評價一國兩制落實嘅情況，不能憑空評價，一定要睇基本法嘅落實情況」，「如果有人認為一國兩制喺香港落實得有問題嘅話，我哋應該做多啲有關基本法內容嘅宣傳。」
作為香港的最高掌權者，「如果有人認為一國兩制喺香港落實得有問題」，他不是檢討自己，不是尋找問題出在哪裏，而是認為應該做多點宣傳。他的回答暴露出一個人或一個政府永遠不會有進步的根本原因。
中共起家自稱靠槍桿子和筆桿子，筆桿子就是宣傳，到今天，中共繼承傳統，仍以為宣傳就能贏得人民支持，然而六十四年的執政劣迹，已經使中共的一切宣傳均破產，現在大陸老百姓對中共宣傳多從反面去理解其含義，也就是說，中共的宣傳產生的都是反效果。梁班子上台後，也逐漸在香港有了中共宣傳的景象，也就是你越說我越不相信。
但梁振英說一國兩制「不能憑空評價，一定要睇基本法嘅落實情況」，倒是真的。過去是誰憑空評價的呢？比如去年胡錦濤在新政府就職禮上說：「十五年來，……香港同胞當家作主，……香港居民享有的民主權利和自由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為廣泛。」「香港同胞對國家、民族的認同和感情與日俱增」。這就是明顯的「憑空評價」。你聽來會懷疑他在說反話？在自慰？或是黑色幽默？過去十多年，真正「做多啲有關基本法內容嘅宣傳」的，是對中央和特府落實《基本法》持批評態度的從政或議政人士，筆者也是其中一人。我們引述《基本法》的條文最多。公民黨的前身，是「四十五條關注組」，即關注《基本法》45條的落實。筆者每寫評論，幾乎都拿出《基本法》來對照香港的現實。近年在民主運動和社運中出現的本土派，他們提出的自治自主，所依據的也常是《基本法》。為什麼？正是因為中央和特區政府的行事往往違反《基本法》也。
港大最新民調，除了顯示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淨值跌至零之外，與此相對應的，是市民對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均大跌12個百分點，對特府信任度淨值為負5百分點，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淨值更高達負20百分點。
任何人看了市民對特府和中央的信任度以及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大降，都知道目前香港社會的主要矛盾何在，不就在於中央和特區奴才政府在政治經濟社會各個方面違反《基本法》所造成的中港矛盾嗎？解決矛盾的鑰匙在哪裏？我們認為最好是中央按《基本法》守住不干預的分寸，特區政府則按《基本法》的授權自主地維護香港人的核心價值與利益。但我們的期望都落空。不僅如此，過去多年更是中央干預的手越伸越長，而特府的奴性也越來越重。近年市民不僅覺得香港過去的好景不再，而且政治空間和生活空間都被中共勢力及大陸客擠壓得無處容身。在這種情景下，中港矛盾遂成為香港社會主要矛盾，港人求告無門於是自主意識抬頭，蝗蟲論湧現，本土派成為年輕一代的主流。
港大民調深入分析這次調查的數據，發現三個年齡組別中，18至29歲對兩個政府的信任度均是最低，信任港府的有18%、信任中央政府的僅有13%；不信任度最高，依次為54%和67%，信任度淨值為負36百分點和負54百分點。而情況相反的是50歲以上的被訪者，而30至49歲組別，則最多人回答「一半半」。
有網民留言說，這是因為年輕人不想自己有生之年都生活在暴政恐怖中，年長的人已經完全沒有鬥志。香港未來要全靠年輕人了。
年長的民主派，是不是「已經完全沒有鬥志」呢？他們曾經的妥協是否意味他們沒有鬥志呢？筆者希望不是也相信不是。但未來是屬於年輕人的，爭取香港未來的重任也一定要全靠年輕人。「港人自治藍色起義」的陳梓進說，他們舞動港英旗，揚言脫離中國籍，北京官員從沒試圖了解箇中因由、香港年輕人發生甚麼事，只是將他們當作是一小撮離經叛道的人。這樣，相信只會使年輕人對中央和特府越來越不信任，越來越疏離。筆者相信，對年長的民主派，這樣的意見也適用吧。
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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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0622/18308010
七一前夕，港大民調顯示，港人對中、港政府和「一國兩制」的信心大幅下跌，而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淨值更跌至零，是回歸以來首次出現非正值。梁振英被問及有關調查結果時說：「我覺得我哋評價一國兩制落實嘅情況，不能憑空評價，一定要睇基本法嘅落實情況」，「如果有人認為一國兩制喺香港落實得有問題嘅話，我哋應該做多啲有關基本法內容嘅宣傳。」
作為香港的最高掌權者，「如果有人認為一國兩制喺香港落實得有問題」，他不是檢討自己，不是尋找問題出在哪裏，而是認為應該做多點宣傳。他的回答暴露出一個人或一個政府永遠不會有進步的根本原因。
中共起家自稱靠槍桿子和筆桿子，筆桿子就是宣傳，到今天，中共繼承傳統，仍以為宣傳就能贏得人民支持，然而六十四年的執政劣迹，已經使中共的一切宣傳均破產，現在大陸老百姓對中共宣傳多從反面去理解其含義，也就是說，中共的宣傳產生的都是反效果。梁班子上台後，也逐漸在香港有了中共宣傳的景象，也就是你越說我越不相信。
但梁振英說一國兩制「不能憑空評價，一定要睇基本法嘅落實情況」，倒是真的。過去是誰憑空評價的呢？比如去年胡錦濤在新政府就職禮上說：「十五年來，……香港同胞當家作主，……香港居民享有的民主權利和自由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為廣泛。」「香港同胞對國家、民族的認同和感情與日俱增」。這就是明顯的「憑空評價」。你聽來會懷疑他在說反話？在自慰？或是黑色幽默？過去十多年，真正「做多啲有關基本法內容嘅宣傳」的，是對中央和特府落實《基本法》持批評態度的從政或議政人士，筆者也是其中一人。我們引述《基本法》的條文最多。公民黨的前身，是「四十五條關注組」，即關注《基本法》45條的落實。筆者每寫評論，幾乎都拿出《基本法》來對照香港的現實。近年在民主運動和社運中出現的本土派，他們提出的自治自主，所依據的也常是《基本法》。為什麼？正是因為中央和特區政府的行事往往違反《基本法》也。
港大最新民調，除了顯示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淨值跌至零之外，與此相對應的，是市民對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均大跌12個百分點，對特府信任度淨值為負5百分點，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淨值更高達負20百分點。
任何人看了市民對特府和中央的信任度以及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大降，都知道目前香港社會的主要矛盾何在，不就在於中央和特區奴才政府在政治經濟社會各個方面違反《基本法》所造成的中港矛盾嗎？解決矛盾的鑰匙在哪裏？我們認為最好是中央按《基本法》守住不干預的分寸，特區政府則按《基本法》的授權自主地維護香港人的核心價值與利益。但我們的期望都落空。不僅如此，過去多年更是中央干預的手越伸越長，而特府的奴性也越來越重。近年市民不僅覺得香港過去的好景不再，而且政治空間和生活空間都被中共勢力及大陸客擠壓得無處容身。在這種情景下，中港矛盾遂成為香港社會主要矛盾，港人求告無門於是自主意識抬頭，蝗蟲論湧現，本土派成為年輕一代的主流。
港大民調深入分析這次調查的數據，發現三個年齡組別中，18至29歲對兩個政府的信任度均是最低，信任港府的有18%、信任中央政府的僅有13%；不信任度最高，依次為54%和67%，信任度淨值為負36百分點和負54百分點。而情況相反的是50歲以上的被訪者，而30至49歲組別，則最多人回答「一半半」。
有網民留言說，這是因為年輕人不想自己有生之年都生活在暴政恐怖中，年長的人已經完全沒有鬥志。香港未來要全靠年輕人了。
年長的民主派，是不是「已經完全沒有鬥志」呢？他們曾經的妥協是否意味他們沒有鬥志呢？筆者希望不是也相信不是。但未來是屬於年輕人的，爭取香港未來的重任也一定要全靠年輕人。「港人自治藍色起義」的陳梓進說，他們舞動港英旗，揚言脫離中國籍，北京官員從沒試圖了解箇中因由、香港年輕人發生甚麼事，只是將他們當作是一小撮離經叛道的人。這樣，相信只會使年輕人對中央和特府越來越不信任，越來越疏離。筆者相信，對年長的民主派，這樣的意見也適用吧。
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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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20 June 2013
关于紫薇的一切 - 中大青年
自慰研究组《关于紫薇的一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GBzZhtAZ1Q
大学生谈自慰那点事儿 - 南都网
http://nd.oeeee.com/xzt/product/Information/201306/t20130619_1441291.shtml
南都讯 记者刘黎霞 实习生高菲 通讯员候婧婧 刘籽欣 张融 陈婉婷 陈嘉玲 “你愿意分享你的自慰故事吗”，近期，中山大学校园媒体《中大青年》发起一项调查，调查显示，85.86%受访大学生有过自慰行为，28 .27%认为自慰有利健康，鼓励适度为之。值得一提的是，男女生的自慰行为有较大差别，男生自慰比例高达96%，超过女生三成。
四成受访者每周自慰一到三次
今年3月份，中山大学自慰研究小组发起“万元征自慰”视频活动，让“大学生自慰”成为微博热议话题。为了解学生的真实看法，《中大青年》在网络发起《关于大学生性观念的问卷调查》。
此次调查报告截至5月30日，接受调查共190人，其中男性103人，占54 .21%；女性87人，占45.79%.
调查显示，58 .64%的学生认为自慰属正常生理现象，没有对错之分，仅8 .9%学生持否定态度，28 .27%的学生更认为自慰行为有利于健康，可以鼓励适度为之。
所有受访者中，曾有过自慰行为的比例高达85.86%，其中有55 .36%的人表示最近一次自慰的时间在1-3天前，而每星期自慰一到三次的人数占39.29%.
所有有自慰行为的受访者中，32 .74%的人有性幻想对象，其中48.87%为生活中喜欢的人，13.53%为明星。
大学男生自慰比例高达96%
男女生的自慰行为有较大差别。调查报告显示，受调查男生绝大部分都有过自慰行为，这个比例高达96.15%.而有自慰行为的女生数量仅70%，少男生近三成。
在自慰频率上，男生与女生也表现出来较大的差异。报告显示，56%的男生一星期有一到三次自慰行为，而女生的这一比例仅为14 .71%，不仅如此，约四成的女大学生在“自慰频率”这一题选择了“特别偶尔，一年没几次”的选项。由此看来，在自慰的态度上，女性的确较为“消极”。
在“是否有性幻想对象”这一问题上，32%左右的女生选择没有，男生这一比例却仅为13%.
新闻链接
中大女副教授研究自慰
裴谕新是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同时也是自慰研究组的最初倡导人和创办者。早在2004年，她就开始自慰方面的研究，小组的建立则是在2011年11月申请福特基金会项目后。
今年4月，自媒体报道研究小组万元奖金征集有关自慰的视频后，其粉丝从最初的几百人瞬间上升至一万三千多，其中有褒扬、有争议也有谩骂。
截止到目前，自慰研究小组新媒体大赛共收到50多份作品，近日广为流传的视频《关于紫薇的一切》获得最终的万元大奖。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GBzZhtAZ1Q
大学生谈自慰那点事儿 - 南都网
http://nd.oeeee.com/xzt/product/Information/201306/t20130619_1441291.shtml
南都讯 记者刘黎霞 实习生高菲 通讯员候婧婧 刘籽欣 张融 陈婉婷 陈嘉玲 “你愿意分享你的自慰故事吗”，近期，中山大学校园媒体《中大青年》发起一项调查，调查显示，85.86%受访大学生有过自慰行为，28 .27%认为自慰有利健康，鼓励适度为之。值得一提的是，男女生的自慰行为有较大差别，男生自慰比例高达96%，超过女生三成。
四成受访者每周自慰一到三次
今年3月份，中山大学自慰研究小组发起“万元征自慰”视频活动，让“大学生自慰”成为微博热议话题。为了解学生的真实看法，《中大青年》在网络发起《关于大学生性观念的问卷调查》。
此次调查报告截至5月30日，接受调查共190人，其中男性103人，占54 .21%；女性87人，占45.79%.
调查显示，58 .64%的学生认为自慰属正常生理现象，没有对错之分，仅8 .9%学生持否定态度，28 .27%的学生更认为自慰行为有利于健康，可以鼓励适度为之。
所有受访者中，曾有过自慰行为的比例高达85.86%，其中有55 .36%的人表示最近一次自慰的时间在1-3天前，而每星期自慰一到三次的人数占39.29%.
所有有自慰行为的受访者中，32 .74%的人有性幻想对象，其中48.87%为生活中喜欢的人，13.53%为明星。
大学男生自慰比例高达96%
男女生的自慰行为有较大差别。调查报告显示，受调查男生绝大部分都有过自慰行为，这个比例高达96.15%.而有自慰行为的女生数量仅70%，少男生近三成。
在自慰频率上，男生与女生也表现出来较大的差异。报告显示，56%的男生一星期有一到三次自慰行为，而女生的这一比例仅为14 .71%，不仅如此，约四成的女大学生在“自慰频率”这一题选择了“特别偶尔，一年没几次”的选项。由此看来，在自慰的态度上，女性的确较为“消极”。
在“是否有性幻想对象”这一问题上，32%左右的女生选择没有，男生这一比例却仅为13%.
新闻链接
中大女副教授研究自慰
裴谕新是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同时也是自慰研究组的最初倡导人和创办者。早在2004年，她就开始自慰方面的研究，小组的建立则是在2011年11月申请福特基金会项目后。
今年4月，自媒体报道研究小组万元奖金征集有关自慰的视频后，其粉丝从最初的几百人瞬间上升至一万三千多，其中有褒扬、有争议也有谩骂。
截止到目前，自慰研究小组新媒体大赛共收到50多份作品，近日广为流传的视频《关于紫薇的一切》获得最终的万元大奖。
.END
Wednesday 19 June 2013
恶性肿瘤连续六年位居北京人死因首位 - 新京报
癌症发病率丰台排第一 2013-06-19 02:32:04 新京报
市卫生局发布2012年健康白皮书，北京居民腰围又见粗，恶性肿瘤连续六年位居北京人死因首位
新京报讯 （记者蒋彦鑫）北京居民平均腰围又见粗，连同体质指数全部超过标准值。同时，恶性肿瘤连续六年成北京居民居首位的“夺命杀手”。且前列腺癌、甲状腺癌发病率有所蹿升。而婚检率从过去的100%掉到7.1%，导致出生缺陷率增三倍。昨日，北京市卫生局发布2012年健康白皮书。市卫生局副局长赵春惠介绍，今年增加了北京居民健康素养情况和学生伤害的调查结果，以及急性冠心病事件的发病率、高血压与糖尿病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以及腰围和体重指数等内容，更翔实地为市民展现了北京慢性病对健康的威胁。所谓健康素养是指个人获取、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服务，并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做出正确决策，以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数据显示北京居民具备健康素养的比例还不是很高，仅24.7%。
【婴幼儿】
婚检率仅7%出生缺陷增高
2012年北京市婚前医学检查率为7.1%，比2003年约下降92.8%，与此相反，2012年北京市户籍人口围产儿出生缺陷发生率却由1996年的5‰上升到14.8‰，而流动人口的出生缺陷率则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达26.4‰。
诸如遗传及先天性疾病，像唇腭裂、先天性心脏病、智力低下等出生缺陷发生率呈现增高趋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愿婚检实施以来性传播疾病，如：孕期梅毒的发生率也明显增高，这不仅对自身及配偶产生影响，还严重危害下一代健康。
【分析】 市卫生局表示，出生缺陷问题提示，准新人婚前检查不应被忽视。婚前医学检查既不同于一般体检，也不同于孕前检查。在婚前保健中更注重传染性疾病、生殖系统疾病、精神疾病及遗传疾病的检查项目。婚前保健人员可针对影响婚育的疾病及时进行防治和指导，从而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体现了保护男女双方健康及构建和谐幸福家庭的宗旨。孕前检查往往在婚前医学检查之后及怀孕之前进行，检查项目主要是发现出生缺陷相关的因素。
【青少年】
中小学生伤害发生率超一成
2012年健康白皮书中首次增加了学生伤害的监测数据。数据显示，北京中小学生伤害发生率为12.87%，城区发生率高于郊区，男生高于女生。
伤害发生年龄在初中阶段最高，跌伤为最主要伤害类型，占57.22%，其次为钝器伤（9.93%）和锐器伤（9.32%），伤害主要发生地点为家中（23.72%）和操场、体育馆（22.83%）。
市卫生局表示，这些数据提示人们，中小学生的伤害问题也应引起重视，需要加大对中小学生的伤害防范意识，通过教育引导等手段减少伤害发生几率。
六成小眼镜 两成“小胖墩”
2012年，全市中小学生中，超六成是“小眼镜”，超两成是“小胖墩”。视力不良和肥胖已成学生健康的头号大敌。数据显示，北京市中小学生肥胖、视力不良检出率逐年上升，已成为影响北京学生的主要健康问题。2011至2012学年度，全市中小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达到62.14%，肥胖检出率达到20.74%。与前一年相比，“小眼镜”的人数稳中有降，而“小胖墩”则略有增加。
市卫生局表示，由于生活水平提高，高热量、高脂肪、高糖分的三高食物大量增加，加之膳食结构不合理、体力活动减少等原因，北京青少年肥胖检出率有大幅度增加的趋势。
此外，孩子近视眼年龄越来越小。北京市防盲办曾在海淀区和丰台区三年级小学生中进行调查，通过散瞳确诊有21%的孩子患有近视。追踪一年后，专家发现这批孩子的近视患病率上升2至3个百分点。
【分析】 专家表示，现在孩子近视的年龄越来越小，主要是与近距离工作增多、使用电子产品、缺乏锻炼、用眼卫生、营养等因素相关。“健康指引”对用眼卫生给出具体建议，包括看书写字40分钟休息10分钟等。调查显示，每天体育活动2.5小时，可减缓视力不良的发展速度。
【成年人】
2012年北京户籍居民期望寿命为81.35岁，比2011年的81.12岁增长0.23岁
北京居民急性冠心病事件发病率逐年增高，尤其是35-44岁男性人群，三年中急性冠心病事件发病率增加了30.3%
丰台癌症发病率仍最高
2012年北京居民主要死因仍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前三位分别为恶性肿瘤、心脏病和脑血管病，占全部死亡的73.3%。肺癌、肝癌、结肠直肠和肛门癌列为恶性肿瘤死亡的前三位。北京市户籍人口报告恶性肿瘤发病率为303.25/10万，比上年升0.44%。
2011年，北京城区共报告恶性肿瘤新发病例25988例，占新发病例的67.6%。其中，恶性肿瘤发病率最高的与上年相同，仍是丰台，最低的仍是延庆。
【分析】 市肿瘤防治办解释，今年各区县的恶性肿瘤发病率是标准化发病率，因考虑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受很多因素影响，可能会存在年龄、性别等构成的差别，标准化后可排除这些影响。
男性腰围变粗0.9厘米
目前，北京18-79岁常住居民的腰围平均值为83.7cm，比2008年上升0.5cm。其中，男性腰围水平为88.7cm,比2008年上升0.9cm。腰围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升高。
北京居民的体重指数平均值为25.19kg/m2，也已超出正常值18.5-23.9kg/m2的标准。这意味着，超过标准，居民已呈现出超重或肥胖状态。
上海将逐步降低固话月租费 早报记者 俞立严 发表于2013-06-18 02:30
上海家家户户固定电话的月租费，按电信运营商的规定，不论用户当月是否产生通话，都会全额收取。
■ 市发改委建议电信局采取行动
■ 运营方已着手设计优惠套餐但目前很难一步到位取消
■ 市人大代表指出，固话月租费已收取几十年，当年投资的设备网络等，应早已收回成本，没理由继续收取月租费。
■ 市电信局回复，今年将在现行资费标准上推出适合市场需求的优惠资费方案。
上海家家户户固定电话的月租费，按电信运营商的规定，不论用户当月是否产生通话，都会全额收取。对此，市人大代表李飞康在今年上海两会上说“不”，并且提出书面意见。日前，市电信管理局和市发改委都对李飞康的意见给予了答复，相关答复明确，上海将逐步优化和降低月租费，今年将要求电信企业进一步研究和推出优惠资费方案，目前电信企业已着手设计固定电话套餐。
代表建议取消月租费
“不打电话也要付钱。”李飞康代表这样概括目前的固定电话月租费。上海电信目前收取的固话月租费除崇明为18元/月外，其余均为25元/月，本地免费电话通话金额每月6元。李飞康认为，固话月租费已收取几十年，当年投资的设备网络等，应早已收回成本，没理由继续收取月租费。
李飞康还指出，对通话用户的分析显示，每月通话较多、话费较高的用户，一般经济情况比较宽裕，或者由于工作需要有单位补贴等。而通话少的用户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收入较低的，取消月租费，对低收入人群更公平。“将定价权还给市场。固定电话月租费理应取消。”
市电信局表示，代表的建议，反映了电信用户要求改革现行固定电话计费方式的呼声，表达了电信用户的诉求。我国固定电话收费采用“月租费+通话费”的方式，蕴含诸多因素，包括线路资源的独占、电信企业的维护成本、电信企业承担的普遍服务义务等。目前上海电信平均每年投入固定电话的成本近10亿元，维护人员约8000人，包括外包维修人员约3000人在内。随着光纤通信网络的建设与完善，以及移动互联网通信的快速发展，固定电话语音业务收入逐步下降，“光纤到户”大规模的发展及建设，全部由电信企业自筹资金，电信企业运营维护成本压力愈加沉重。
相关部门已达成共识
但是，月租费也确实到了必须动的地步。“逐步优化和降低固定电话月租费水平，促使电信资费总体水平平稳下降”成为市发改委和市电信局的共识。来自市发改委的答复显示，该委会建议电信局逐步优化和推出降低固定电话月租费水平，增加免费通话次数的资费套餐，并配合市电信局做好这一工作。
市电信局的答复则明确表示，今年，其将在现行资费标准上，进一步研究和推出适合市场需求的优惠资费方案。电信企业已着手设计固定电话套餐。在目前固定电话月租费还很难一步到位取消的情况下，将与其他政府部门协商，敦促电信企业对低收入群体、独居老人等采取较为优惠的资费方案，降低他们的通信开支。
市电信局还表示，考虑到固定电话计费方式是国家层面制定的，取消固定电话月租费的管理权限不在地方政府部门，他们将一方面积极向国家主管部门反映市人大代表意见，另一方面指导和督促电信企业，按国家有关文件要求，逐步优化和降低固定电话月租费水平，促使电信资费总体水平平稳下降。
录入编辑：任凭
“聘礼地图”不过是“逗你玩” 2013-06-07 10:09 来源：工人日报
“河南小伙结婚聘礼要6万元起？这么高啊！”“知足吧，还有8万、10万起的。”近日，一张“全国聘礼地图”在微博上走红，该图以地图的形式标注了各个省市区的结婚聘礼金额。此图一出，不少网友直呼“娶不起”。（6月5日《大河报》）
对于所谓的“全国聘礼地图”，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不信。比如说，这张表格上，全国被划分为5个区域，分别为百万元区、50万元区、10万元区、万元区和零元区。上海、天津的丈母娘这么苛刻，除了房子还得再要100万元聘礼，而重庆的丈母娘则分文不要，对此能相信吗？
所谓“全国聘礼地图”，只是逗你玩，谁要是当真谁就老外了。古已有之的聘礼，今天虽然还有，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随着社会的进步，观念的开放，现在的丈母娘对于聘礼其实已经看得很开了。很少有丈母娘因为彩礼不够，就捧打鸳鸯的。事实上，随着时代的进步，今天父母在对子女感情的干涉上，力量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年轻人真的情投意合，父母也很难拆散得了。
现实中聘礼依然存在，但这更多体现的是对古老风俗的尊重，很大程度上脱离了“钱”的意义。并不排除存在着聘礼较重的个例，但更普遍的还是比以前“风轻云淡”了。换一种眼光看，聘礼其实也是一种“投资”。现实生活中，有几个丈母娘不为女儿准备一份嫁妆？有些嫁妆的丰厚程度，简直让人“羡慕忌妒”。随着家庭观念的深刻变化，在许多父母那里，并不是简单的嫁女儿。况且计划生育这么多年，很多人家只一个孩子。一辈子辛苦操劳都为了孩子，又怎么可能给孩子增加太多负担？
真正需要担心的，其实是“聘礼地图”背后的一种心态。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实中存在着一种动不动上纲上线的“烦躁心态”。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活在当下，诸事不顺，这样的心态，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偏激。一个逗你玩的“聘礼地图”也非要弄出个子丑寅卯来，有必要吗？□毛建国
（责任编辑：卢凯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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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生局发布2012年健康白皮书，北京居民腰围又见粗，恶性肿瘤连续六年位居北京人死因首位
新京报讯 （记者蒋彦鑫）北京居民平均腰围又见粗，连同体质指数全部超过标准值。同时，恶性肿瘤连续六年成北京居民居首位的“夺命杀手”。且前列腺癌、甲状腺癌发病率有所蹿升。而婚检率从过去的100%掉到7.1%，导致出生缺陷率增三倍。昨日，北京市卫生局发布2012年健康白皮书。市卫生局副局长赵春惠介绍，今年增加了北京居民健康素养情况和学生伤害的调查结果，以及急性冠心病事件的发病率、高血压与糖尿病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以及腰围和体重指数等内容，更翔实地为市民展现了北京慢性病对健康的威胁。所谓健康素养是指个人获取、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服务，并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做出正确决策，以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数据显示北京居民具备健康素养的比例还不是很高，仅24.7%。
【婴幼儿】
婚检率仅7%出生缺陷增高
2012年北京市婚前医学检查率为7.1%，比2003年约下降92.8%，与此相反，2012年北京市户籍人口围产儿出生缺陷发生率却由1996年的5‰上升到14.8‰，而流动人口的出生缺陷率则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达26.4‰。
诸如遗传及先天性疾病，像唇腭裂、先天性心脏病、智力低下等出生缺陷发生率呈现增高趋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愿婚检实施以来性传播疾病，如：孕期梅毒的发生率也明显增高，这不仅对自身及配偶产生影响，还严重危害下一代健康。
【分析】 市卫生局表示，出生缺陷问题提示，准新人婚前检查不应被忽视。婚前医学检查既不同于一般体检，也不同于孕前检查。在婚前保健中更注重传染性疾病、生殖系统疾病、精神疾病及遗传疾病的检查项目。婚前保健人员可针对影响婚育的疾病及时进行防治和指导，从而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体现了保护男女双方健康及构建和谐幸福家庭的宗旨。孕前检查往往在婚前医学检查之后及怀孕之前进行，检查项目主要是发现出生缺陷相关的因素。
【青少年】
中小学生伤害发生率超一成
2012年健康白皮书中首次增加了学生伤害的监测数据。数据显示，北京中小学生伤害发生率为12.87%，城区发生率高于郊区，男生高于女生。
伤害发生年龄在初中阶段最高，跌伤为最主要伤害类型，占57.22%，其次为钝器伤（9.93%）和锐器伤（9.32%），伤害主要发生地点为家中（23.72%）和操场、体育馆（22.83%）。
市卫生局表示，这些数据提示人们，中小学生的伤害问题也应引起重视，需要加大对中小学生的伤害防范意识，通过教育引导等手段减少伤害发生几率。
六成小眼镜 两成“小胖墩”
2012年，全市中小学生中，超六成是“小眼镜”，超两成是“小胖墩”。视力不良和肥胖已成学生健康的头号大敌。数据显示，北京市中小学生肥胖、视力不良检出率逐年上升，已成为影响北京学生的主要健康问题。2011至2012学年度，全市中小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达到62.14%，肥胖检出率达到20.74%。与前一年相比，“小眼镜”的人数稳中有降，而“小胖墩”则略有增加。
市卫生局表示，由于生活水平提高，高热量、高脂肪、高糖分的三高食物大量增加，加之膳食结构不合理、体力活动减少等原因，北京青少年肥胖检出率有大幅度增加的趋势。
此外，孩子近视眼年龄越来越小。北京市防盲办曾在海淀区和丰台区三年级小学生中进行调查，通过散瞳确诊有21%的孩子患有近视。追踪一年后，专家发现这批孩子的近视患病率上升2至3个百分点。
【分析】 专家表示，现在孩子近视的年龄越来越小，主要是与近距离工作增多、使用电子产品、缺乏锻炼、用眼卫生、营养等因素相关。“健康指引”对用眼卫生给出具体建议，包括看书写字40分钟休息10分钟等。调查显示，每天体育活动2.5小时，可减缓视力不良的发展速度。
【成年人】
2012年北京户籍居民期望寿命为81.35岁，比2011年的81.12岁增长0.23岁
北京居民急性冠心病事件发病率逐年增高，尤其是35-44岁男性人群，三年中急性冠心病事件发病率增加了30.3%
丰台癌症发病率仍最高
2012年北京居民主要死因仍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前三位分别为恶性肿瘤、心脏病和脑血管病，占全部死亡的73.3%。肺癌、肝癌、结肠直肠和肛门癌列为恶性肿瘤死亡的前三位。北京市户籍人口报告恶性肿瘤发病率为303.25/10万，比上年升0.44%。
2011年，北京城区共报告恶性肿瘤新发病例25988例，占新发病例的67.6%。其中，恶性肿瘤发病率最高的与上年相同，仍是丰台，最低的仍是延庆。
【分析】 市肿瘤防治办解释，今年各区县的恶性肿瘤发病率是标准化发病率，因考虑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受很多因素影响，可能会存在年龄、性别等构成的差别，标准化后可排除这些影响。
男性腰围变粗0.9厘米
目前，北京18-79岁常住居民的腰围平均值为83.7cm，比2008年上升0.5cm。其中，男性腰围水平为88.7cm,比2008年上升0.9cm。腰围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升高。
北京居民的体重指数平均值为25.19kg/m2，也已超出正常值18.5-23.9kg/m2的标准。这意味着，超过标准，居民已呈现出超重或肥胖状态。
上海将逐步降低固话月租费 早报记者 俞立严 发表于2013-06-18 02:30
上海家家户户固定电话的月租费，按电信运营商的规定，不论用户当月是否产生通话，都会全额收取。
■ 市发改委建议电信局采取行动
■ 运营方已着手设计优惠套餐但目前很难一步到位取消
■ 市人大代表指出，固话月租费已收取几十年，当年投资的设备网络等，应早已收回成本，没理由继续收取月租费。
■ 市电信局回复，今年将在现行资费标准上推出适合市场需求的优惠资费方案。
上海家家户户固定电话的月租费，按电信运营商的规定，不论用户当月是否产生通话，都会全额收取。对此，市人大代表李飞康在今年上海两会上说“不”，并且提出书面意见。日前，市电信管理局和市发改委都对李飞康的意见给予了答复，相关答复明确，上海将逐步优化和降低月租费，今年将要求电信企业进一步研究和推出优惠资费方案，目前电信企业已着手设计固定电话套餐。
代表建议取消月租费
“不打电话也要付钱。”李飞康代表这样概括目前的固定电话月租费。上海电信目前收取的固话月租费除崇明为18元/月外，其余均为25元/月，本地免费电话通话金额每月6元。李飞康认为，固话月租费已收取几十年，当年投资的设备网络等，应早已收回成本，没理由继续收取月租费。
李飞康还指出，对通话用户的分析显示，每月通话较多、话费较高的用户，一般经济情况比较宽裕，或者由于工作需要有单位补贴等。而通话少的用户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收入较低的，取消月租费，对低收入人群更公平。“将定价权还给市场。固定电话月租费理应取消。”
市电信局表示，代表的建议，反映了电信用户要求改革现行固定电话计费方式的呼声，表达了电信用户的诉求。我国固定电话收费采用“月租费+通话费”的方式，蕴含诸多因素，包括线路资源的独占、电信企业的维护成本、电信企业承担的普遍服务义务等。目前上海电信平均每年投入固定电话的成本近10亿元，维护人员约8000人，包括外包维修人员约3000人在内。随着光纤通信网络的建设与完善，以及移动互联网通信的快速发展，固定电话语音业务收入逐步下降，“光纤到户”大规模的发展及建设，全部由电信企业自筹资金，电信企业运营维护成本压力愈加沉重。
相关部门已达成共识
但是，月租费也确实到了必须动的地步。“逐步优化和降低固定电话月租费水平，促使电信资费总体水平平稳下降”成为市发改委和市电信局的共识。来自市发改委的答复显示，该委会建议电信局逐步优化和推出降低固定电话月租费水平，增加免费通话次数的资费套餐，并配合市电信局做好这一工作。
市电信局的答复则明确表示，今年，其将在现行资费标准上，进一步研究和推出适合市场需求的优惠资费方案。电信企业已着手设计固定电话套餐。在目前固定电话月租费还很难一步到位取消的情况下，将与其他政府部门协商，敦促电信企业对低收入群体、独居老人等采取较为优惠的资费方案，降低他们的通信开支。
市电信局还表示，考虑到固定电话计费方式是国家层面制定的，取消固定电话月租费的管理权限不在地方政府部门，他们将一方面积极向国家主管部门反映市人大代表意见，另一方面指导和督促电信企业，按国家有关文件要求，逐步优化和降低固定电话月租费水平，促使电信资费总体水平平稳下降。
录入编辑：任凭
“聘礼地图”不过是“逗你玩” 2013-06-07 10:09 来源：工人日报
“河南小伙结婚聘礼要6万元起？这么高啊！”“知足吧，还有8万、10万起的。”近日，一张“全国聘礼地图”在微博上走红，该图以地图的形式标注了各个省市区的结婚聘礼金额。此图一出，不少网友直呼“娶不起”。（6月5日《大河报》）
对于所谓的“全国聘礼地图”，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不信。比如说，这张表格上，全国被划分为5个区域，分别为百万元区、50万元区、10万元区、万元区和零元区。上海、天津的丈母娘这么苛刻，除了房子还得再要100万元聘礼，而重庆的丈母娘则分文不要，对此能相信吗？
所谓“全国聘礼地图”，只是逗你玩，谁要是当真谁就老外了。古已有之的聘礼，今天虽然还有，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随着社会的进步，观念的开放，现在的丈母娘对于聘礼其实已经看得很开了。很少有丈母娘因为彩礼不够，就捧打鸳鸯的。事实上，随着时代的进步，今天父母在对子女感情的干涉上，力量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年轻人真的情投意合，父母也很难拆散得了。
现实中聘礼依然存在，但这更多体现的是对古老风俗的尊重，很大程度上脱离了“钱”的意义。并不排除存在着聘礼较重的个例，但更普遍的还是比以前“风轻云淡”了。换一种眼光看，聘礼其实也是一种“投资”。现实生活中，有几个丈母娘不为女儿准备一份嫁妆？有些嫁妆的丰厚程度，简直让人“羡慕忌妒”。随着家庭观念的深刻变化，在许多父母那里，并不是简单的嫁女儿。况且计划生育这么多年，很多人家只一个孩子。一辈子辛苦操劳都为了孩子，又怎么可能给孩子增加太多负担？
真正需要担心的，其实是“聘礼地图”背后的一种心态。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实中存在着一种动不动上纲上线的“烦躁心态”。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活在当下，诸事不顺，这样的心态，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偏激。一个逗你玩的“聘礼地图”也非要弄出个子丑寅卯来，有必要吗？□毛建国
（责任编辑：卢凯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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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18 June 2013
楼市 - 谢国忠
楼市“唱空者”谢国忠：泡沫不意味着暴跌 2013-06-18 02:30:59 新京报
自解“房地产泡沫将破”预言，称公众对其言论存在误解，泡沫并不意味着价格暴跌，反而意味着“炒一把”，但需及时抽身
房地产圈从来不乏预言家和评论者，对于中国房地产价格走势的争论从未停歇，看涨者有之，唱空者亦有。在唱空中国房地产的专家学者中，谢国忠无疑是最耀眼之一。
6月2日，谢国忠参加同济大学MBA项目20周年庆典活动上表示，世界经济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大的房地产泡沫中，而且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尤为严重。他预计，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将在数月内破裂，最长不会超过一年，这些都来源于致富欲望和超额货币。
不断唱衰，屡屡落空
2004年10月，谢国忠发表《有史以来的最大房地产泡沫将在近期破裂》一文，开启了近十年的“唱空中国楼市之旅”。“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认为中国房地产存在“严重泡沫”，并于近两年不断给出房价跌幅。
但是，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谢国忠近十年间的20余次“涉房”言论鲜有应验。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总是见涨，让他的言论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2012年中国楼市终将破灭”，这是谢国忠在2009年的预测。及至2010年，他先后8次表示“中国房地产已进入熊市，未来五年大城市房价跌一半”，其中他称“楼市泡沫破灭时，我会通知大家”。
谢国忠在2011年给出房价具体下跌幅度，“房价跌幅很快达到25%，未来两到三年会继续同样跌幅”。同时，他预测2012年是中国房地产的拐点。谢国忠在2012年曾先后预测中国房价“会在未来5年内跌50%”。
事实却是，2009年以来的中国楼市几乎不间断地持续疯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年70大中城市房价上涨1.5%。2010年的房价涨势更迅猛，全年月均最高值为12.8%，最低值为6.4%。2011年略微下降，2012年再次反弹。
近日，一则“谢国忠：中国房地产泡沫未来数月内破灭，最多不到一年”的消息大闹地产界，同时，也将这位“屡败屡战”的预言家再一次推上风口浪尖。
“从不理会别人的看法”
这位特立独行的经济学家，并不顾及网友的“拍砖”，更不以同仁们热血高亢的房地产论调作为指南。
“近年来，公众对我有误解。我总是在强调中国房地产存在泡沫，而泡沫并不意味着价格暴跌，相反，意味着‘炒一把’，但要及时抽身。”谢国忠日前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2012年是中国房地产的拐点，2013年房价不会报复性增长，未来只会逐年下降。
他仍然坚持认为，“中国的房地产高点再也回不去了，未来5年内会跌50%。但不是暴跌，而是逐年下跌一些。”
面对公众对他预测房价言论的质疑，他告诉新京报记者，“没有对与错，也没有唱多唱衰，这都是舆论给我们戴的帽子。”
谢国忠曾因成功预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名声大噪，也曾预测A股会在2008年从6000多点跌至2000点而备受关注，还于2009年预测世界在2012年遭遇经济危机。因为多年来唱空楼市的言论，被网友戏称为“空军一号”、“末日博士”。
“我做判断的依据是基于理性分析，并发现经济规律本身。”谢国忠称。
“我从不理会别人的看法，也从不辩论，没有必要”，谢国忠说。
“我错的时候我会承认”
我在2011年秋天写文章预测2012年是拐点，事实上我是正确的。
新京报：你近日预计中国房地产泡沫将在数个月内破裂，最长不会超过一年。做出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谢国忠：我没说过这番话，只是说中国房地产未来长期会下滑。它是在货币超发和其他力量共同作用下上涨的，而政府还要控制货币超发，防止人民币崩盘，所以，房地产长期会下滑。但是，房地产不会暴跌。
新京报：中国指数研究院6月发布数据显示，百城房价连续12个月环比上涨，你却说房价要下跌。
谢国忠：房价既不涨也不跌的理想状态，是政府永远的愿望。其实，像北京、上海许多核心地段的房价已经开始下跌，房子都卖不出去。
新京报：你从2004年开始预测中国房价走势，几乎全是预测房价下跌，却从没准确过。
谢国忠：我始终强调泡沫。2004年10月份的时候，我说的是上海房价会在2005年6月大幅下滑，没说全国。得出这一结论的原因是我看到在上海买房的以外国人为主，而当时美联储把美元利率提高了3%以上。房地产一般在大幅度加息的情况下就会暴跌。
实际上，在2005年5月，上海房地产价格见顶，至年底，房价下滑近一半。但是，官方统计时没有这个数据。
新京报：此后，上海以及全国房地产价格都在上涨，你说的泡沫在哪里？
谢国忠：2007年年初，我曾说“上海房价要涨了”，这次是跟全国房价一起涨。政府控制着土地和银行，而卖地正是政府融资的重要渠道，加上人民币超发，房价肯定上涨。同时房地产本身具有投资价值，投机者不断抬高房价，像“击鼓传花”游戏，楼市的泡沫便越吹越大。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对中国房地产的预测，对的时候多，还是错的时候多？
谢国忠：我错的时候我会承认，会写在文章里，解释自己什么时候错了，为什么错了。之前我原以为2013年是中国楼市的拐点，后来我在2011年的秋天写文章预测2012年是拐点，事实上我是正确的。
“我觉得没必要买房”
对泡沫正面的看法会去炒房，负面的看法，会以为房价会掉。
新京报：有报道称，你的一个同学在2004年读过你的“泡沫即将破裂”后，没有买房。之后房价一路上涨，后来这位同学见到你说“因为你，失去20%的收益”，是真的吗？
谢国忠：他没有买房应该是对我的误解。我在2004年开始说中国房地产存在泡沫，但泡沫并不意味着房价会跌。他带着情感色彩去看这个泡沫，正面的看法会去炒房，负面的看法，会以为房价会掉。我当时预计上海房价2005年6月会跌，事实上当年的房价跌了很多。我自己在2006年初就买了房自住。
新京报：泡沫意味着“炒一把”？
谢国忠：最终你会明白，泡沫就是炒一把的概念。但你要知道，炒一把之后，在何时撤出来。
新京报：2006年之后，你又买房了吗？
谢国忠：没有。当时买房是自住用的。买房干吗呢，投资价值不高，流通性不高，投资股市更好。中国房子未来要赚钱很困难，因为人口开始下滑。炒房能赚钱的时候，就让你炒。等赚不了钱的时候，又会有空房税。
新京报：你对现在观望的买房者有什么建议吗？
谢国忠：我觉得没必要买房。如果是自住的话，目前租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是最适合的一条路。
新京报：如果是投资的话，目前的时机合适吗？
谢国忠：如果是投资的话，投资回报率高于5%才可以投。投资的时候，只有在市场大幅下跌的时候，才有投资价值。这种时候多是在出现危机、动乱、恐慌的时候，那才是购买的最佳时机。人这一辈子，创造财富只有这个手段。
“政府解决泡沫很容易”
房地产泡沫崩盘之后，资金分配更合理，别的地方用钱效率会更高。
新京报：政府有调控措施出台，你认为有利于击破泡沫吗？
谢国忠：每次调控，落实执行都有一个延后。比如今年3月底出台的二手房征收20%个税，投机者一夜之间都离婚了。有了时间差，购房者可再炒一阵。
新京报：但是调控后确实有一段时期房价下跌了。
谢国忠：2008年房价跌了那么多，我都没说跌，因为这只是暂时的。市场的过程被利用了而已，这跟调控没关系。
新京报：跟什么有关系？
谢国忠：政府不会让房价一直跌，也不会让房价一直涨。政府既要讲究政府内部的和谐，又要讲究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和谐。这也是中国房地产泡沫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之处，其他国家主要是基于市场的力量，可以像股市那样涨跌甚至崩盘。
新京报：房地产是中国的支柱产业之一，如果价格崩盘的话，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何种影响？
谢国忠：我所强调的是房地产价格崩盘，而不是整个房地产行业崩盘。房子还会继续建，只是价格不同而已。如果房地产泡沫崩盘，对中国经济来说是好事，会明显提升经济效率。崩盘后，资金分配更合理，别的地方用钱效率会更高。
新京报：你之前屡次提起的房地产泡沫崩盘是指房地产价格崩盘？
谢国忠：价格也不是一下子崩盘，会慢慢地往下掉。政府解决泡沫很容易，两件事情做一件就行：一个是央行要加息，中国的利息那么低，尤其是跟通胀相比；第二点，对空房征税。
“房价五年内掉一半”
这是政策的利益最大化和市场的力量进行博弈的结果。
新京报：2013年及以后的房价走势是？
谢国忠：那种高点是回不去了。
新京报：房地产的高点是在哪一年？
谢国忠：2011年上半年是高点。2009年开始连续大幅上涨，2011年年中达到最高值。
新京报：此后政府出台严厉调控措施打压房价，所以，2011年底，中国房价开始遭遇寒冬？
谢国忠：对，政府常用行政手段调控。
新京报：你曾指出，投机者就像“冷水中的大闸蟹”，应该何时从房地产市场安全撤退？
谢国忠：2012年是拐点，2011年中期的高点再也回不去了。最近的这股房地产热潮，是房地产开发商要营造房价不断“创新高”的氛围。事实上的交易量、价格都不像以前那么高了。
新京报：事实证明你是对的吗？
谢国忠：至少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我是对的。
我当时也在文章中指出，2012年房价下跌之后会出现反弹。2012年下半年的房价确实下跌了，只是没有像香港房地产那样暴跌。尽管后来出现“反弹”，但这并不是楼市的春天又回来了。有人在2012年房价出现反弹的时候，就认为我说的不对。
新京报：去年12月底，你指出未来五年大城市的房价会跌50%，做出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谢国忠：房价五年之内掉一半是正常的。这不是崩盘，崩盘是指一下子就跌了那么多。这是政策的利益最大化和市场的力量进行博弈的结果。房价慢慢掉是因为政府有自身利益。如果是正常经济体的话，一年就可以掉50%。目前有些地方已经开始下跌，像浙江一些城市房价跌很多，温州就是。上海以前很多炒得很凶的地方现在也下跌了50%。
新京报：那么，到2017年，你会正视自己的预测结果吗？
谢国忠：当然可以。预测结果的对与错，关键要看判断的理由是否合理，如果将来事实证明不正确，我会写文章做出解释。事实上，目前一些中小城市的房价下跌幅度接近50%了。
不知自己被戏称“空军一号”
我从不看别人对我的评价。实际上，预测没有对与错之分。
新京报：你多年来一直“唱空”房地产，可事实上总是不准，为什么？
谢国忠：我不是唱空中国房地产，而是根据其特有的规律预测。就像2008年预测股市崩盘一样，不是因为我看衰中国股市，而是股市确实该下跌。
新京报：有人把你归为“唱空派”，称你为“空军一号”，认同吗？
谢国忠：我都不知道这个称号，因为我从不看别人对我的评价。预测实际上没有对与错之分，也没有唱多和唱衰，这都是舆论给我们戴的帽子。
新京报：2006年从摩根士丹利辞职之后，你一直以“独立经济学家”的身份活跃在学界，你怎么看待“独立”？
谢国忠：独立，即不依附于任何机构与单位。“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学者的常态，所以，这类学者常常是主观的，通常只会支持由权力带来的观点，朝一边倒。
新京报：面临质疑时，你会回应吗？
谢国忠：我不会跟这些人辩论的。市场上有那么多的观点，如果你去辩论的话，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
新京报：你会怎么办？
谢国忠：尽管有质疑，但事实上市场对我还是很认可的。此前，我曾是摩根士丹利的董事总经理及亚太区首席经济分析家，我从2000年到2006年连续6年获得华尔街《机构投资者》行业第一名，并入选该杂志亚洲最佳经济学家。在我之前，华尔街从未给予过个人这么高的奖项，在我之后也没有过。所以，我怎么会跟乱七八糟的人去争论呢？
新京报：完全置之不理吗？
谢国忠：基本如此。
新京报：今年3月份政府出台“国五条”，一些学者认为“房价会暴跌”，你怎么看？
谢国忠：国内这些专家学者多是为了造名声。有吸引眼球的，有的为了迎合老百姓的心理。这些人跟我没关系。
新京报：大多专家和学者都看涨中国房价的时候，你却坚持看跌，你会受到他们的影响吗？
谢国忠：不会。但是，因为“羊群心态”的存在，会观察这些人的观点，最终还是自己做出独立判断。
新京报：这种坚持，你会觉得孤独吗？
谢国忠：我不孤独，我有很多朋友。
那些想哗众取宠，靠语言吸引眼球的人，是做不好研究的。
谢国忠唱衰言论一览
2013年 6月2日
“房地产泡沫未来数月内破灭，最多不到一年。”
2013年 3月28日
“房地产一定会慢慢下滑。”
2012年 12月5日
“未来五年内房价跌一半。”
2012年 2月1日
“今年房价可能会跌25%，未来三年内跌幅可能达到50%”
2011年
12月21日
“中国房价跌幅可能很快达到25%，未来两到三年，可能还要继续同样跌幅。”
11月11日
“中国房地产要爆了。”
2011年 11月9日
“房价调整至少需要3年，房价降一半仍属理性。每平米价格降到城市两个月平均工资之下才合理。”
2010年
12月9日
“房地产进入熊市，大城市房地产价格可能要降一半。”
11月5日
“中国房价已经见顶，下跌是渐进式的。每年掉7%，掉个20年，一直掉80%。”
10月10日
“中国房地产已进入熊市，将持续五年。”
10月2日
“未来五年大城市房价平均跌一半。”
9月30日
“泡沫过后中国部分房价会跌9成。”
4月28日
“楼市泡沫即将破灭时，会通知大家。保姆都去买房了，房子没理由不跌。”
4月22日
“打压楼市不足以遏制泡沫。”
2010年 2月20日
“楼价持续上涨或致市场崩溃，引发严重后果。”
2009年
12月10日
“2012年股市、楼市泡沫终将破灭。”
12月4日
“下轮经济危机在2012年。”
11月16日
“房地产泡沫非常大。”
2009年 2月1日
“2009年楼价仍有下调空间。”
□新京报记者 金彧 北京报道
副处级干部吐槽开会频繁 自称任务就是适时鼓掌 2013-06-17
原标题：为“开会的烦恼”搭搭脉
手拿会议通知，在本市某街道工作的郑先生一声叹息，这已经是一周内第七个会议通知，“别的事情都不要干了”。过去一年，他先后赴了500场大大小小的会议。
会议多、会议长、会风散漫……虽在改会风的要求下，近期各级机关的会议环境简朴了，会后大餐不再了，照稿宣读减少了，但公务员们私底下还是腹诽纷纷。
开会至关重要，不论哪个单位要推动工作解决问题，都离不开开会。究竟何种会议让人不满，何种会议令人乐来？今天，就请公务员们为“开会的烦恼”搭搭脉。
搭脉：单向沟通，气血不调
张先生（机关副处级干部，工作时间17年）
作为区某部门的副职，我一个月有二十几天要去开会。遇到一些会议正职因故不能参加，我还要代为参加，平均下来基本每天开会。这意味着我处理其他本职工作的时间被大大侵占了。
比如说区里要举办一个大型活动，其实在信息社会，相关精神和指示我们已经通过媒体、内部网站和内部邮件的方式获悉，但还是要分别通过开一次区级大会、一次部门会议、一次条线系统会议、一次街镇级别的会议来层层开会传达，传达的内容都是一模一样的，甚至与会人员也都是同一批。而在另一些区级会议上，大家围桌而坐，也规定了每个人都有发言时间，但所有处级干部发言的目的只是为区级领导最后做重要讲话做铺垫。在这样的一些会议中，充斥着自上而下的“指导”、“强调”和“指出”。你可以感受到背后的逻辑预设：与会者都是缺乏经验的、亟待获得指示的。
久而久之，我也明白，虽然许多主办方再三要求我出席会议，但其实只要我“到会”、“听会”，而无需真正“参会”。我常常觉得自己就是一块背景布，任务是来填满座位，适时鼓掌、制造效果而已。
开方
其实，在机关生活，学会开会是第一步。在我心中，开会应该是现代社会最佳的沟通方式，应该能够让不同的人发出不同的声音，并寻求最后的解决之道。我并不讨厌开“有效”的会，但最怕参加“无效”的会。
在我看来，我们条线内部的垂直会议和平级之间召开的联席会议，一般能做到信息双向互动的、实际产生沟通、真正解决问题，这样的会议是“有效”的。但一些有领导参加的座谈会和学习会，往往信息单向封闭，而且最后往往众说纷纭没结果，这样的会议常常是“无效”的。能否压缩“无效”会议，让“有效”会议成为会议的主角。
搭脉：主题游移，脉象虚浮
孟小姐（机关普通科员，工作时间10年）
我在机关的办公室工作，对有领导出席的会议感触最深。
以前一些领导用稿子讲话，起码还能做到条理清晰、指示明确、层层递进。但脱稿之后，有的领导讲话变得胡天海地、漫无主题。有时主题是在关于近期工作部署，讲着讲着就能讲到领导最近的见闻感想；有时领导说“我再简短讲三点”，接着就讲了一个小时。对于这样的“脱稿”，我们怨声载道，真心宁可他“读稿”。
还有一些会议，是专门为高层领导提供决策意见的。但由于高层领导到场，使得许多干部感到终于有了“面上”的机会，而在这种本应反映真实情况和实际困难的场合上，他们却大谈特谈自己已经取得的成绩，对平级同僚的恭维和对上级英明决策的赞赏。高层领导本来想来听取真正有说服力的调研和数据，却被含糊在这些说辞之下了。这样的会议，即便是会风再朴素、发言全脱稿，也只是浪费时间。
开方
其实，脱不脱稿真的只是形式。关键还是在于会议的内容，是否做到了咨商和沟通。希望领导在开会时，能对不同会议的主题进行梳理，从而决定会议的流程、聚焦会议的实效。不要把所有的会议都变成听好话、说好话场合。对于一些以听取意见、广开言路为主题的会议，就一定要压缩领导讲话时间，而转给下级以质疑和反驳的发言空间和时间。
搭脉：忠言逆耳，滞塞不和
宋女士（机关人事处负责人，工作时间21年）
我参与了机关无数次会议，发现我们这里的会议文化很有意思。对于一些事件，机关干部不是没有看法，但真的到了会场上，还是会出于种种顾虑选择沉默或者说好话，或者极其委婉地说话。这种“失声”使不同意见在会上得不到充分的表达。
我也一直在思考，既然我们的会议越来越强调民主，但为何大家还是会选择沉默？这固然有传统思维方式作祟，也折射出我们会议流程设计不足。
比如说，让负责该项目的领导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他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与会的下属如何敢真正当面说出反对意见？又比如，在提出一项有可能引起争议的议题后，没有给予与会者充分的时间思考就要求他们当场表态，那么与会者如何能立即反对？又比如一些会议名为收集不同意见，但会后没有专人落实整改，使得曾提出建议的人从满怀期待到灰心丧气，多次重复后一定会选择噤声。还有一些会议优先选择持一方观点的人与会，使得持相反观点的人员数量在会场上处于劣势，一旦发言交锋，则更加处于不利位置。
开方
大约十五年前，我被单位委派去美国参加短期培训。当时接触的美国《罗伯特议事规则》给我很深印象。其开篇即是罗伯特将军的名言：“一旦离开了规则，每个人都自由行事，结果将是每个人都得不到真正的自由。 ”而这套规则的核心，就是要尽力确保每个与会人员在会议上都有说话的权利，由此保证各方的利益得到保护。他山之石，值得借鉴。
目前，机关内不乏专事会议安排的人员。但他们往往对会议现场布置、领导排位情况斟酌再三，对于如何确保多方意见能在会议上公平、公正地得到呈现，却考虑得较少。希望在这方面有所改进，甚至有所考核。
跟着Betty看外企如何开会
Betty，女，前媒体记者，现为外企高级经理。
一，凡是会议，必约时间
外企会议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例行会议，占会议总数三成。另一种是临时性会议，占会议总数七成。由于外企工作人员一般都较为繁忙，会议组织者在准备临时性会议时，一般会提前一周和与会者约时间，以确保与会者能及时调整自己的时间安排。
二，凡是会议，必有主题
清谈类、联络感情为主的会议，一般不在工作时间召开。所有工作会议，必定预先设置主题、确定流程、确定会议组织者。哪些会议是以提出问题为主的，哪些会议是以解决问题为主的，都会在主题中予以明确。即便是以统一思想为主的务虚会议，也会确定主题。
三，凡是会议，必预准备
国企内的许多会议，是人到了会场才看到会议材料。现场往往会出现主讲人在台上讲话，台下大家纷纷看材料的情况。在外企，会议组织者会预先准备材料，如果材料阅读量较大，会预先另备一份说明摘要，将材料中的重点、会议中要讨论的主要内容标识出来，使人能一目了然需要讨论的重点。所有材料准备内容，会在会议召开前几天以邮件等方式发到各位与会者手里，以确保会议召开时，大家人都到场，心里有数。
四，凡是会议，必有分工
以部署工作为主的会议，会在开会前，就由会议组织者为每个与会者安排好会上的角色、任务和职权的边界。即每个人到了会场后，被授权做什么、不做什么都很清晰。会上每个流程都有负责人，每个提出的问题都有专人认领，负责认领的人员则在会后相应地负责事务的落实。每个提出的解决方案会经过讨论，如果获得通过就会被作为下一阶段执行项目的依据。
五，凡是会议，必要追踪
不论会议大小，会议的组织者，一定会安排专人负责会议记录。在会后当天或者翌日，会将会上达成的共识整理成文字材料，以内部邮件等方式告知所有与会者。并且会在邮件中提出，如果有遗落或者不妥，希望大家提出修改。经过修改通过的会议记录，将成为下一阶段工作的执行指南。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沈轶伦编辑：李啸啸
媒体解读公务员晋升:35岁不升正处仕途基本止步 中国经济网 发表于2013-06-17 14:13
根据计算，从一个普通科员成长为一位正厅局级官员，大约需要25年。如果你不能在35岁升到正处，45岁升到正厅，那么你的仕途很可能将从此止步。
几天前，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受贿、滥用职权案开庭审理。事实上，从一个普通的科员一路晋升至类似刘志军这样的省部级官员的公务员已是凤毛麟角，要经过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副厅、正厅、副部、正部，八级台阶。根据计算，从一个普通科员成长为一位正厅局级官员，大约需要25年。如果你不能在35岁升到正处，45岁升到正厅，那么你的仕途很可能将从此止步。
考上公务员
公务员起步：22岁
升迁比例：1.45%
升迁关键：在国考大军中突围取得公务员资格
这意味着你要加入国考大军。2012年123万，招募比例1.45%，也就是平均68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被录取，某些热门职位你只需要淘汰4895个人就可以上岗了。你可以和近千人抢夺一个热门职位，也可以选择一个冷门职位。热门和冷门的区别，你懂的。按规定还有一年的试用期，转正后，你就从临时工变成科员了。
科员到县处级干部
正科级：28岁
升迁比例：4.4%
升迁关键：以尽量短的时间完成副处到正处的升迁
只要你好好“为人民服务”，按规定3年就可以从科员升至副科级，再3年到正科级。大部分人到此为止了。如果你真心想当“领导”的话，需要获得组织的培养。全国科级干部有90万人，组织部门要从中选出4万人作为县处级干部的后备人选，升迁几率小于4.4%。如果你很幸运得到升迁，你至少需要7年的时间做到正处级。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年可升级”是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也有7年之后还是副科甚至科员的。如果你是硕士或者博士，试用期满后可以分别直接定为“副主任科员”或“主任科员”。相对而言，反而是捷径。
上述说的都是“职级”而非“职务”，比如主任科员是正科级，但是你可能没有科长这个正科级“职务”。有时从主任科员到科长，还需要一定的年限和机会。所以在一些机关，一辈子做主任科员的也不是没有，很多主任科员到退休时能混一个副处级的“职级”，也就到头了，这就是所谓“天花板干部”。
北京市委党校曾受市委组织部委托，参与过一项针对北京市优秀官员成长规律的研究课题，这项研究调查了200名北京优秀局、处级官员样本。这些“优秀”官员，都是用了大约11年从普通科员升至副处。
随后从副处到正处的时间，是第二轮较量。北京市委党校教授鄯爱红长期关注官员成长规律问题，她说，升至副处后出现了一个分水岭——能否以尽量短的时间完成副处到正处的升迁非常关键。也就是说，你在正科级之后，要保证在4年左右时间内升到副处。否则，将被落下。通常，如果一个官员能在3—4年内由副处晋升为正处，那么他由正处升为副局、正局的空间就较大。在这个阶段，“小步快跑”是升至较高级别的不二法门。上述北京市的调查显示，在这一环节，高位者明显比低位者“进步”快——而关键阶段一两年的时间差，则往往意味着这个官员是否能确保年龄不过线。按照最佳状态，你会在35岁左右升至正处。
根据公开资料统计，现任外交部部长王毅就是从“小步快跑”脱颖而出的官员。他仅用7年时间就完成了从科员到处长的多级跨越。当然，对于大多数北京官员而言，在仕途上需要更多的耐心。
在极个别非常低层级的干部选拔中，即使你的年龄资历都满足了条件，忽然发现又有一些苛刻条件从天而降，与那个有背景的人相比你只剩下背影了。
县处级干部到正厅局级
正处级：35岁
升迁比例：
0.01%
升迁关键：基层经验不可缺少
此后的阶段，就越来越是少数精英的游戏了。成为县处级领导之后，你可要经得住“滚滚红尘”的考验，美女、金钱等。这时候你有60万县处级同僚，其中只有6000人可以成为厅局级后备干部，你至少还需要11年才能升到正厅局级。对这个级别官员来说，此后的关键则是具有基层经验。北京市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成长规律调研组所做的《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的调查报告显示，北京市官员自己认为的晋升最有效的几种途径是：进行基层锻炼、增强个人修养、提高群众威信、轮岗交流和争取领导重视。基层锻炼还排在增强个人修养和争取领导重视之前。因此，对市局的机关官员来说，调任区县或委办局，则通常是提拔“培养”。
虽然基层经验颇为重要，但若仅以速度论，专家认为在从普通干部升至正处官员的阶段，市直委办局的官员在升迁速度上较占优势。但机关的处级干部，如果不补上基层经验这一课，就不容易有上升的空间。
完成了从处级到局级官员的跳跃之后，其升迁还可借助于“交叉锻炼”。截然不同的锻炼经验能使官员思路更加开阔，作风也更务实。专家说，官员在其成长过程中，普遍经历多个岗位，其中正局级官员平均经历过6－8个岗位，正处级官员平均经历3—4个岗位。值得关注的是，在“交叉锻炼”的岗位中有的部门是升迁的“福地”，比如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管理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区县和部门中，稳健型或创造型的官员都更容易获得提升，而在“看摊型”单位的官员则上升的空间一般不大。
如果成为公务员时是22岁，这时候官至厅级你已经47岁了。即便一切顺利，组织也对你寄予厚望，但由于任务完成得不和谐，机会可能就没有了。例如，拆迁遇到钉子户，群体事件犯众怒，微博开房被围观，安全生产出事故。当然，关系到你升迁的远不止这些。
正厅局级到省部级
正厅局级：47岁
升迁比例：0.025%
升迁关键：关键要看空缺的是什么岗位
然而高层职位毕竟有限，哪怕是仕途的佼佼者，他们绝大部分的政治生涯也都止步于局级。当官至厅局级后，这时候组织部门会从4万个厅局级干部中选出1000人，作为省部级后备干部，升迁几率小于2.5%。一位进入副部级人选考察视野的官员曾表示，“到了区委书记这一层，谁当副市长都行，很少有人不胜任，但决定能否晋升的因素是多样的，关键要看空缺的是什么岗位”。
689万公务员，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98个中央部门，从普通公务员上升到这些部门党政一把手的几率是1/5万。如果你在某个岗位上耽搁了一两年，到了升迁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年龄超限了，你就可以进入后备老干部的队伍发展了。
至于跨入省部行列，则需要升得更快，更年轻。2009年一份对时任31个省份的省委书记履历的分析表明，他们初任地级市市委书记(或相当职务)的平均年龄为41岁，这要求他们在每一个层级都领先于同僚5-10岁才行。这样才能保证他们在大概53岁的时候升至正省部级。
对于那些能够在千军万马中晋升到省部级的官员而言，除了到点退休外，继续的升迁之路则是进入中央或通过交流到其他省任职。事实上，地方官员从副部级，甚至局级岗位调至中央部委任职的情况都并不罕见。其中最著名的是国务院原副总理吴仪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何鲁丽，她们均是在北京市副市长的位置上被调入中央，并最终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
当然，无论具体升迁轨迹如何，所有官员更替都在遵循一条朴素而普遍的法则：适者生存。
据壹读、南方周末、优酷视频、某直辖市有关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相关报告、中央相关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
网友总结从科员到部长升迁七要诀
其一，年纪要轻。
当今中国，干部升迁是要划出一定杠杠的。比如，副处，一般35岁以下，副局，一般45岁以下，副部，一般55岁以下。同样条件，年纪轻者，自然占有先天之地利优势。
其二，学历要高。
过去，只要有基层经验，政绩比较显著。如今行情已变，处长局长们递过来的名片，博士甚至博士后已是稀松平常。
其三，岗位要多。
岗位的轮换交叉，几乎是高层次干部的必备条件之一。
其四，基层要下。
基层虽然级别不高，但一个基层就是一个小社会，任务非常艰巨，情况十分复杂。这对干部综合素质的考验与锻炼，远非坐机关朝九晚五可比。如今，凡提拔省部级及以上更高级别干部，必须有基层工作经验，这已成为不成文的规定。
其五，班子要强。
往往是，某一地区或某一部门，因为业绩突出或其他原因，干部升迁很快，反过来，因为干部升迁很快，又会有更多优秀干部被派到此一地区或部门。于是，形成良性循环，越是出干部的地方，越是多出干部。
其六，领导要爱。
主政一方且掌握着干部升迁大权的主要领导，其经历和喜好，不可避免地决定了某一时期官员的升迁命运。
其七，机会要巧。
常言道，来早了不如赶巧了。比如某一部门领导因为贪污受贿犯了错误，另一部门领导前去接任，此一部门缺额需要填补，您单位一把手奉调前往，于是，您成为唯一接任者。
求是：与其发泄不满抱怨社会 不如断开网线改变命运 2013-06-17
互联网的发展，正以惊人的深度和广度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自觉不自觉中，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数字化生存”。
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媒体、先进的通信工具、实用的信息总汇和活跃的社交平台，网络正悄然改变着人们的交往方式、思维方式和生产生活方式。借助网络，人们可以遍览天下大事，可以从海量信息中查询自己需要的东西，可以分享观点、轻松淘宝、在线神聊，可以便捷地讨论公共事务、开展舆论监督、实现政治参与。可以说，网络的发展，丰富了信息资源，拓展了交往空间，密切了群体关系，节约了社会成本，为推动社会进步注入了源源不绝的正能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每当发生涉及国家利益、民族尊严的重大事件和重大自然灾害时，网络总是展现出强大的动员能力，迅速激发起众志成城、守望相助的舆论声势和爱国热情，让人们真切感受到网络正能量的精神震撼和现实意义。
但是，网络并不总是以正能量示人。经常上网的人多会有这样的体验：打开网页、登入微博，立刻就会在不经意间陷入网络负面信息的包围之中。首先是负面新闻连篇累牍。灾难、事故、贪腐、丑闻似乎铺天盖地，所谓内幕、揭秘、潜规则层出不穷，谣言、暴力、色情信息屡禁不绝，曝隐私、秀下限、搏出位大行其道，各种丑恶和黑暗被无限放大，人们不禁会问“我们这个社会究竟怎么了？”其次是不良情绪四处蔓延。凡是政府辟谣的就一定是事实，凡是官方发布的就一定有黑幕，凡是社会矛盾就一定是体制问题；凡事宁信其错，不信其对，宁信其坏，不信其好；阴暗心理、悲观情绪、网络戾气在网上滋长蔓延、交叉传染，消解社会正气，压抑人的心理。再次是网络暴力愈演愈烈。观点不同就势不两立，一言不合就恶语相加；大量谩骂、中伤等侮辱人格的言词，传播不实信息甚至造谣诽谤等损害他人名誉的言论，“人肉搜索”等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已经是司空见惯，公民个人基本权利遭遇野蛮践踏，让越来越多的人谈网色变。显然，这些现象属于网络负能量。
对网络负能量，我们该怎么看？
有人认为，负面信息充斥网络，是因为各种负面事实确实存在，网络只是“客观反映”而已。有人甚至宣称，传谣也是言论自由的应有之义，“谣言倒逼真相”。
中国确实处于问题多发和矛盾凸显期，党和政府对问题看得很清楚，正在着力加以解决。但是把中国看得漆黑一片则完全不符合事实。网络的集中、放大作用是网络负能量形成的重要原因。这种集中和放大，归结起来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网络媒体的添油加柴。负面信息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容易诱发人们的好奇本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在“流量为王”理念指导下，网络媒体常常通过大量登载、炒作各种负面新闻来吸引眼球，同时通过耸动的标题、诱惑的图片、夸张的表达，达到增加点击率、流量最大化的目的。这是形成网络负能量的基础。
二是特定人群的情绪宣泄。调查显示，目前网民中低年龄、低学历、低收入人群占据较大比例。这个群体总体上社会阅历浅，生存压力大，在现实生活中感到不得志、不如意，有挫折感、失落感，容易对生活和社会心存不满，往往戴着“有色眼镜”观察社会、解读现实，沉溺网络发表各种偏激言论成为他们表达不满、宣泄情绪的主要方式，久而久之还会对网络形成一种心理依赖。
三是某些“意见领袖”的蓄意鼓动。网络的传播特性造就了一批网上“意见领袖”，其中有些人，为了标新立异、吸引眼球，把批判作为装点自己“独立思考”门面的主要方式，刻意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常常以嘲讽、戏谑、解构社会主流价值为能事。有的网络“公知”党同伐异，霸气十足，老虎屁股摸不得，常常只站队不站对，不论是非曲直，为了批评而批评，有的甚至不惜撕裂社会共识，攻击现行制度，叫嚣“每个人都是推墙的力量”，企图让“颜色革命”在中国上演。
四是“网络水军”的推波助澜。网络为挟舆论之名谋取私利创造了便利条件和操作空间，“网络水军”应运而生。他们通过四处发帖、跟帖，制造新闻事件，炮制虚假民意，诽谤竞争对手，扰乱传播秩序，搞得网络空间乌烟瘴气。一些势力看到了其中的玄机，也大量雇佣“网络水军”，操纵网络舆论，编造政治谣言，恶搞、抹黑党和政府形象。这是网络负能量最大的幕后推手，尤其需要警惕。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正能量和负能量就是比肩而立的两片刀锋。是让正能量给力，还是让负能量爆棚，答案不言自明。面对网络负能量，我们该怎么办？
“正能量”概念的创造者、被称为成功学大师的戴尔·卡耐基说过：一切带给人向上和希望、促使人不断追求成功、让生活变得圆满幸福的动力和感情，都是正能量。当我们积极、豁达、理性时，释放的就是正能量；当我们消极、狭隘、偏激时，释放的就是负能量。为了网络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正能量的一分子，积极释放正能量，坚决遏制负能量。
要理性看待网络空间。许多善良的人们常常为网络描摹的“黑暗现实”或怒发冲冠，或扼腕叹息，一些人因此对社会前途和国家未来产生怀疑甚至悲观情绪。应该看到，网上喧哗代表不了主流民意，虚拟空间不能对应真实社会。只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认知和判断才不会被网络负能量拖拽到非理性的一面。
要积极面对现实生活。一些现实境遇不佳的网民应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骂，骂不倒党和政府，也骂不来自己的幸福生活和光明前途。知识改变命运，劳动创造幸福。与其沉溺于网络发泄不满、抱怨社会，倒不如断开网线、脚踏实地，刻苦学习、勤奋工作，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来改善生活、改变命运。任何时候、任何时代，这都是人间正道！
要珍惜自由表达的话语权。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自由表达的舆论平台，但如果把自由理解为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是对自由的无知。自由与自律不可分，自己享有自由应以不妨害他人自由为前提，个人在享有自由权利时，应依法尊重他人权利，并服从道德、公共秩序的需要。网上活跃分子在享有自由发言权的同时必须为自己的言论承担社会和法律责任，谨防为赚得一时的“喝彩”而背离公义、触犯法律。
要准确把握网络民意。各级政府重视网络舆论，将其作为了解民情、听取民意、集中民智的重要途径，值得肯定。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社会的主流人群，是那些每天急匆匆上下班的人们，是工作岗位上忙碌操劳的员工，是超市里推着购物车摩肩接踵的男女，是节假日里公园及景点熙熙攘攘的游客。他们在网络世界，是沉默的大多数，却是现实社会的主体。单凭网上的喧嚣就作出对中国社情民意的总体判断，是非常不靠谱的。对网络舆论必须做冷静的分析，当一种声音出现时，要想一想它代表了哪些人，又能代表多少人，切不可听风就是雨。
来源：《求是》杂志 作者：石平 编辑：李啸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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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解“房地产泡沫将破”预言，称公众对其言论存在误解，泡沫并不意味着价格暴跌，反而意味着“炒一把”，但需及时抽身
房地产圈从来不乏预言家和评论者，对于中国房地产价格走势的争论从未停歇，看涨者有之，唱空者亦有。在唱空中国房地产的专家学者中，谢国忠无疑是最耀眼之一。
6月2日，谢国忠参加同济大学MBA项目20周年庆典活动上表示，世界经济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大的房地产泡沫中，而且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尤为严重。他预计，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将在数月内破裂，最长不会超过一年，这些都来源于致富欲望和超额货币。
不断唱衰，屡屡落空
2004年10月，谢国忠发表《有史以来的最大房地产泡沫将在近期破裂》一文，开启了近十年的“唱空中国楼市之旅”。“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认为中国房地产存在“严重泡沫”，并于近两年不断给出房价跌幅。
但是，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谢国忠近十年间的20余次“涉房”言论鲜有应验。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总是见涨，让他的言论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2012年中国楼市终将破灭”，这是谢国忠在2009年的预测。及至2010年，他先后8次表示“中国房地产已进入熊市，未来五年大城市房价跌一半”，其中他称“楼市泡沫破灭时，我会通知大家”。
谢国忠在2011年给出房价具体下跌幅度，“房价跌幅很快达到25%，未来两到三年会继续同样跌幅”。同时，他预测2012年是中国房地产的拐点。谢国忠在2012年曾先后预测中国房价“会在未来5年内跌50%”。
事实却是，2009年以来的中国楼市几乎不间断地持续疯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年70大中城市房价上涨1.5%。2010年的房价涨势更迅猛，全年月均最高值为12.8%，最低值为6.4%。2011年略微下降，2012年再次反弹。
近日，一则“谢国忠：中国房地产泡沫未来数月内破灭，最多不到一年”的消息大闹地产界，同时，也将这位“屡败屡战”的预言家再一次推上风口浪尖。
“从不理会别人的看法”
这位特立独行的经济学家，并不顾及网友的“拍砖”，更不以同仁们热血高亢的房地产论调作为指南。
“近年来，公众对我有误解。我总是在强调中国房地产存在泡沫，而泡沫并不意味着价格暴跌，相反，意味着‘炒一把’，但要及时抽身。”谢国忠日前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2012年是中国房地产的拐点，2013年房价不会报复性增长，未来只会逐年下降。
他仍然坚持认为，“中国的房地产高点再也回不去了，未来5年内会跌50%。但不是暴跌，而是逐年下跌一些。”
面对公众对他预测房价言论的质疑，他告诉新京报记者，“没有对与错，也没有唱多唱衰，这都是舆论给我们戴的帽子。”
谢国忠曾因成功预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名声大噪，也曾预测A股会在2008年从6000多点跌至2000点而备受关注，还于2009年预测世界在2012年遭遇经济危机。因为多年来唱空楼市的言论，被网友戏称为“空军一号”、“末日博士”。
“我做判断的依据是基于理性分析，并发现经济规律本身。”谢国忠称。
“我从不理会别人的看法，也从不辩论，没有必要”，谢国忠说。
“我错的时候我会承认”
我在2011年秋天写文章预测2012年是拐点，事实上我是正确的。
新京报：你近日预计中国房地产泡沫将在数个月内破裂，最长不会超过一年。做出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谢国忠：我没说过这番话，只是说中国房地产未来长期会下滑。它是在货币超发和其他力量共同作用下上涨的，而政府还要控制货币超发，防止人民币崩盘，所以，房地产长期会下滑。但是，房地产不会暴跌。
新京报：中国指数研究院6月发布数据显示，百城房价连续12个月环比上涨，你却说房价要下跌。
谢国忠：房价既不涨也不跌的理想状态，是政府永远的愿望。其实，像北京、上海许多核心地段的房价已经开始下跌，房子都卖不出去。
新京报：你从2004年开始预测中国房价走势，几乎全是预测房价下跌，却从没准确过。
谢国忠：我始终强调泡沫。2004年10月份的时候，我说的是上海房价会在2005年6月大幅下滑，没说全国。得出这一结论的原因是我看到在上海买房的以外国人为主，而当时美联储把美元利率提高了3%以上。房地产一般在大幅度加息的情况下就会暴跌。
实际上，在2005年5月，上海房地产价格见顶，至年底，房价下滑近一半。但是，官方统计时没有这个数据。
新京报：此后，上海以及全国房地产价格都在上涨，你说的泡沫在哪里？
谢国忠：2007年年初，我曾说“上海房价要涨了”，这次是跟全国房价一起涨。政府控制着土地和银行，而卖地正是政府融资的重要渠道，加上人民币超发，房价肯定上涨。同时房地产本身具有投资价值，投机者不断抬高房价，像“击鼓传花”游戏，楼市的泡沫便越吹越大。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对中国房地产的预测，对的时候多，还是错的时候多？
谢国忠：我错的时候我会承认，会写在文章里，解释自己什么时候错了，为什么错了。之前我原以为2013年是中国楼市的拐点，后来我在2011年的秋天写文章预测2012年是拐点，事实上我是正确的。
“我觉得没必要买房”
对泡沫正面的看法会去炒房，负面的看法，会以为房价会掉。
新京报：有报道称，你的一个同学在2004年读过你的“泡沫即将破裂”后，没有买房。之后房价一路上涨，后来这位同学见到你说“因为你，失去20%的收益”，是真的吗？
谢国忠：他没有买房应该是对我的误解。我在2004年开始说中国房地产存在泡沫，但泡沫并不意味着房价会跌。他带着情感色彩去看这个泡沫，正面的看法会去炒房，负面的看法，会以为房价会掉。我当时预计上海房价2005年6月会跌，事实上当年的房价跌了很多。我自己在2006年初就买了房自住。
新京报：泡沫意味着“炒一把”？
谢国忠：最终你会明白，泡沫就是炒一把的概念。但你要知道，炒一把之后，在何时撤出来。
新京报：2006年之后，你又买房了吗？
谢国忠：没有。当时买房是自住用的。买房干吗呢，投资价值不高，流通性不高，投资股市更好。中国房子未来要赚钱很困难，因为人口开始下滑。炒房能赚钱的时候，就让你炒。等赚不了钱的时候，又会有空房税。
新京报：你对现在观望的买房者有什么建议吗？
谢国忠：我觉得没必要买房。如果是自住的话，目前租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是最适合的一条路。
新京报：如果是投资的话，目前的时机合适吗？
谢国忠：如果是投资的话，投资回报率高于5%才可以投。投资的时候，只有在市场大幅下跌的时候，才有投资价值。这种时候多是在出现危机、动乱、恐慌的时候，那才是购买的最佳时机。人这一辈子，创造财富只有这个手段。
“政府解决泡沫很容易”
房地产泡沫崩盘之后，资金分配更合理，别的地方用钱效率会更高。
新京报：政府有调控措施出台，你认为有利于击破泡沫吗？
谢国忠：每次调控，落实执行都有一个延后。比如今年3月底出台的二手房征收20%个税，投机者一夜之间都离婚了。有了时间差，购房者可再炒一阵。
新京报：但是调控后确实有一段时期房价下跌了。
谢国忠：2008年房价跌了那么多，我都没说跌，因为这只是暂时的。市场的过程被利用了而已，这跟调控没关系。
新京报：跟什么有关系？
谢国忠：政府不会让房价一直跌，也不会让房价一直涨。政府既要讲究政府内部的和谐，又要讲究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和谐。这也是中国房地产泡沫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之处，其他国家主要是基于市场的力量，可以像股市那样涨跌甚至崩盘。
新京报：房地产是中国的支柱产业之一，如果价格崩盘的话，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何种影响？
谢国忠：我所强调的是房地产价格崩盘，而不是整个房地产行业崩盘。房子还会继续建，只是价格不同而已。如果房地产泡沫崩盘，对中国经济来说是好事，会明显提升经济效率。崩盘后，资金分配更合理，别的地方用钱效率会更高。
新京报：你之前屡次提起的房地产泡沫崩盘是指房地产价格崩盘？
谢国忠：价格也不是一下子崩盘，会慢慢地往下掉。政府解决泡沫很容易，两件事情做一件就行：一个是央行要加息，中国的利息那么低，尤其是跟通胀相比；第二点，对空房征税。
“房价五年内掉一半”
这是政策的利益最大化和市场的力量进行博弈的结果。
新京报：2013年及以后的房价走势是？
谢国忠：那种高点是回不去了。
新京报：房地产的高点是在哪一年？
谢国忠：2011年上半年是高点。2009年开始连续大幅上涨，2011年年中达到最高值。
新京报：此后政府出台严厉调控措施打压房价，所以，2011年底，中国房价开始遭遇寒冬？
谢国忠：对，政府常用行政手段调控。
新京报：你曾指出，投机者就像“冷水中的大闸蟹”，应该何时从房地产市场安全撤退？
谢国忠：2012年是拐点，2011年中期的高点再也回不去了。最近的这股房地产热潮，是房地产开发商要营造房价不断“创新高”的氛围。事实上的交易量、价格都不像以前那么高了。
新京报：事实证明你是对的吗？
谢国忠：至少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我是对的。
我当时也在文章中指出，2012年房价下跌之后会出现反弹。2012年下半年的房价确实下跌了，只是没有像香港房地产那样暴跌。尽管后来出现“反弹”，但这并不是楼市的春天又回来了。有人在2012年房价出现反弹的时候，就认为我说的不对。
新京报：去年12月底，你指出未来五年大城市的房价会跌50%，做出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谢国忠：房价五年之内掉一半是正常的。这不是崩盘，崩盘是指一下子就跌了那么多。这是政策的利益最大化和市场的力量进行博弈的结果。房价慢慢掉是因为政府有自身利益。如果是正常经济体的话，一年就可以掉50%。目前有些地方已经开始下跌，像浙江一些城市房价跌很多，温州就是。上海以前很多炒得很凶的地方现在也下跌了50%。
新京报：那么，到2017年，你会正视自己的预测结果吗？
谢国忠：当然可以。预测结果的对与错，关键要看判断的理由是否合理，如果将来事实证明不正确，我会写文章做出解释。事实上，目前一些中小城市的房价下跌幅度接近50%了。
不知自己被戏称“空军一号”
我从不看别人对我的评价。实际上，预测没有对与错之分。
新京报：你多年来一直“唱空”房地产，可事实上总是不准，为什么？
谢国忠：我不是唱空中国房地产，而是根据其特有的规律预测。就像2008年预测股市崩盘一样，不是因为我看衰中国股市，而是股市确实该下跌。
新京报：有人把你归为“唱空派”，称你为“空军一号”，认同吗？
谢国忠：我都不知道这个称号，因为我从不看别人对我的评价。预测实际上没有对与错之分，也没有唱多和唱衰，这都是舆论给我们戴的帽子。
新京报：2006年从摩根士丹利辞职之后，你一直以“独立经济学家”的身份活跃在学界，你怎么看待“独立”？
谢国忠：独立，即不依附于任何机构与单位。“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学者的常态，所以，这类学者常常是主观的，通常只会支持由权力带来的观点，朝一边倒。
新京报：面临质疑时，你会回应吗？
谢国忠：我不会跟这些人辩论的。市场上有那么多的观点，如果你去辩论的话，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
新京报：你会怎么办？
谢国忠：尽管有质疑，但事实上市场对我还是很认可的。此前，我曾是摩根士丹利的董事总经理及亚太区首席经济分析家，我从2000年到2006年连续6年获得华尔街《机构投资者》行业第一名，并入选该杂志亚洲最佳经济学家。在我之前，华尔街从未给予过个人这么高的奖项，在我之后也没有过。所以，我怎么会跟乱七八糟的人去争论呢？
新京报：完全置之不理吗？
谢国忠：基本如此。
新京报：今年3月份政府出台“国五条”，一些学者认为“房价会暴跌”，你怎么看？
谢国忠：国内这些专家学者多是为了造名声。有吸引眼球的，有的为了迎合老百姓的心理。这些人跟我没关系。
新京报：大多专家和学者都看涨中国房价的时候，你却坚持看跌，你会受到他们的影响吗？
谢国忠：不会。但是，因为“羊群心态”的存在，会观察这些人的观点，最终还是自己做出独立判断。
新京报：这种坚持，你会觉得孤独吗？
谢国忠：我不孤独，我有很多朋友。
那些想哗众取宠，靠语言吸引眼球的人，是做不好研究的。
谢国忠唱衰言论一览
2013年 6月2日
“房地产泡沫未来数月内破灭，最多不到一年。”
2013年 3月28日
“房地产一定会慢慢下滑。”
2012年 12月5日
“未来五年内房价跌一半。”
2012年 2月1日
“今年房价可能会跌25%，未来三年内跌幅可能达到50%”
2011年
12月21日
“中国房价跌幅可能很快达到25%，未来两到三年，可能还要继续同样跌幅。”
11月11日
“中国房地产要爆了。”
2011年 11月9日
“房价调整至少需要3年，房价降一半仍属理性。每平米价格降到城市两个月平均工资之下才合理。”
2010年
12月9日
“房地产进入熊市，大城市房地产价格可能要降一半。”
11月5日
“中国房价已经见顶，下跌是渐进式的。每年掉7%，掉个20年，一直掉80%。”
10月10日
“中国房地产已进入熊市，将持续五年。”
10月2日
“未来五年大城市房价平均跌一半。”
9月30日
“泡沫过后中国部分房价会跌9成。”
4月28日
“楼市泡沫即将破灭时，会通知大家。保姆都去买房了，房子没理由不跌。”
4月22日
“打压楼市不足以遏制泡沫。”
2010年 2月20日
“楼价持续上涨或致市场崩溃，引发严重后果。”
2009年
12月10日
“2012年股市、楼市泡沫终将破灭。”
12月4日
“下轮经济危机在2012年。”
11月16日
“房地产泡沫非常大。”
2009年 2月1日
“2009年楼价仍有下调空间。”
□新京报记者 金彧 北京报道
副处级干部吐槽开会频繁 自称任务就是适时鼓掌 2013-06-17
原标题：为“开会的烦恼”搭搭脉
手拿会议通知，在本市某街道工作的郑先生一声叹息，这已经是一周内第七个会议通知，“别的事情都不要干了”。过去一年，他先后赴了500场大大小小的会议。
会议多、会议长、会风散漫……虽在改会风的要求下，近期各级机关的会议环境简朴了，会后大餐不再了，照稿宣读减少了，但公务员们私底下还是腹诽纷纷。
开会至关重要，不论哪个单位要推动工作解决问题，都离不开开会。究竟何种会议让人不满，何种会议令人乐来？今天，就请公务员们为“开会的烦恼”搭搭脉。
搭脉：单向沟通，气血不调
张先生（机关副处级干部，工作时间17年）
作为区某部门的副职，我一个月有二十几天要去开会。遇到一些会议正职因故不能参加，我还要代为参加，平均下来基本每天开会。这意味着我处理其他本职工作的时间被大大侵占了。
比如说区里要举办一个大型活动，其实在信息社会，相关精神和指示我们已经通过媒体、内部网站和内部邮件的方式获悉，但还是要分别通过开一次区级大会、一次部门会议、一次条线系统会议、一次街镇级别的会议来层层开会传达，传达的内容都是一模一样的，甚至与会人员也都是同一批。而在另一些区级会议上，大家围桌而坐，也规定了每个人都有发言时间，但所有处级干部发言的目的只是为区级领导最后做重要讲话做铺垫。在这样的一些会议中，充斥着自上而下的“指导”、“强调”和“指出”。你可以感受到背后的逻辑预设：与会者都是缺乏经验的、亟待获得指示的。
久而久之，我也明白，虽然许多主办方再三要求我出席会议，但其实只要我“到会”、“听会”，而无需真正“参会”。我常常觉得自己就是一块背景布，任务是来填满座位，适时鼓掌、制造效果而已。
开方
其实，在机关生活，学会开会是第一步。在我心中，开会应该是现代社会最佳的沟通方式，应该能够让不同的人发出不同的声音，并寻求最后的解决之道。我并不讨厌开“有效”的会，但最怕参加“无效”的会。
在我看来，我们条线内部的垂直会议和平级之间召开的联席会议，一般能做到信息双向互动的、实际产生沟通、真正解决问题，这样的会议是“有效”的。但一些有领导参加的座谈会和学习会，往往信息单向封闭，而且最后往往众说纷纭没结果，这样的会议常常是“无效”的。能否压缩“无效”会议，让“有效”会议成为会议的主角。
搭脉：主题游移，脉象虚浮
孟小姐（机关普通科员，工作时间10年）
我在机关的办公室工作，对有领导出席的会议感触最深。
以前一些领导用稿子讲话，起码还能做到条理清晰、指示明确、层层递进。但脱稿之后，有的领导讲话变得胡天海地、漫无主题。有时主题是在关于近期工作部署，讲着讲着就能讲到领导最近的见闻感想；有时领导说“我再简短讲三点”，接着就讲了一个小时。对于这样的“脱稿”，我们怨声载道，真心宁可他“读稿”。
还有一些会议，是专门为高层领导提供决策意见的。但由于高层领导到场，使得许多干部感到终于有了“面上”的机会，而在这种本应反映真实情况和实际困难的场合上，他们却大谈特谈自己已经取得的成绩，对平级同僚的恭维和对上级英明决策的赞赏。高层领导本来想来听取真正有说服力的调研和数据，却被含糊在这些说辞之下了。这样的会议，即便是会风再朴素、发言全脱稿，也只是浪费时间。
开方
其实，脱不脱稿真的只是形式。关键还是在于会议的内容，是否做到了咨商和沟通。希望领导在开会时，能对不同会议的主题进行梳理，从而决定会议的流程、聚焦会议的实效。不要把所有的会议都变成听好话、说好话场合。对于一些以听取意见、广开言路为主题的会议，就一定要压缩领导讲话时间，而转给下级以质疑和反驳的发言空间和时间。
搭脉：忠言逆耳，滞塞不和
宋女士（机关人事处负责人，工作时间21年）
我参与了机关无数次会议，发现我们这里的会议文化很有意思。对于一些事件，机关干部不是没有看法，但真的到了会场上，还是会出于种种顾虑选择沉默或者说好话，或者极其委婉地说话。这种“失声”使不同意见在会上得不到充分的表达。
我也一直在思考，既然我们的会议越来越强调民主，但为何大家还是会选择沉默？这固然有传统思维方式作祟，也折射出我们会议流程设计不足。
比如说，让负责该项目的领导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他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与会的下属如何敢真正当面说出反对意见？又比如，在提出一项有可能引起争议的议题后，没有给予与会者充分的时间思考就要求他们当场表态，那么与会者如何能立即反对？又比如一些会议名为收集不同意见，但会后没有专人落实整改，使得曾提出建议的人从满怀期待到灰心丧气，多次重复后一定会选择噤声。还有一些会议优先选择持一方观点的人与会，使得持相反观点的人员数量在会场上处于劣势，一旦发言交锋，则更加处于不利位置。
开方
大约十五年前，我被单位委派去美国参加短期培训。当时接触的美国《罗伯特议事规则》给我很深印象。其开篇即是罗伯特将军的名言：“一旦离开了规则，每个人都自由行事，结果将是每个人都得不到真正的自由。 ”而这套规则的核心，就是要尽力确保每个与会人员在会议上都有说话的权利，由此保证各方的利益得到保护。他山之石，值得借鉴。
目前，机关内不乏专事会议安排的人员。但他们往往对会议现场布置、领导排位情况斟酌再三，对于如何确保多方意见能在会议上公平、公正地得到呈现，却考虑得较少。希望在这方面有所改进，甚至有所考核。
跟着Betty看外企如何开会
Betty，女，前媒体记者，现为外企高级经理。
一，凡是会议，必约时间
外企会议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例行会议，占会议总数三成。另一种是临时性会议，占会议总数七成。由于外企工作人员一般都较为繁忙，会议组织者在准备临时性会议时，一般会提前一周和与会者约时间，以确保与会者能及时调整自己的时间安排。
二，凡是会议，必有主题
清谈类、联络感情为主的会议，一般不在工作时间召开。所有工作会议，必定预先设置主题、确定流程、确定会议组织者。哪些会议是以提出问题为主的，哪些会议是以解决问题为主的，都会在主题中予以明确。即便是以统一思想为主的务虚会议，也会确定主题。
三，凡是会议，必预准备
国企内的许多会议，是人到了会场才看到会议材料。现场往往会出现主讲人在台上讲话，台下大家纷纷看材料的情况。在外企，会议组织者会预先准备材料，如果材料阅读量较大，会预先另备一份说明摘要，将材料中的重点、会议中要讨论的主要内容标识出来，使人能一目了然需要讨论的重点。所有材料准备内容，会在会议召开前几天以邮件等方式发到各位与会者手里，以确保会议召开时，大家人都到场，心里有数。
四，凡是会议，必有分工
以部署工作为主的会议，会在开会前，就由会议组织者为每个与会者安排好会上的角色、任务和职权的边界。即每个人到了会场后，被授权做什么、不做什么都很清晰。会上每个流程都有负责人，每个提出的问题都有专人认领，负责认领的人员则在会后相应地负责事务的落实。每个提出的解决方案会经过讨论，如果获得通过就会被作为下一阶段执行项目的依据。
五，凡是会议，必要追踪
不论会议大小，会议的组织者，一定会安排专人负责会议记录。在会后当天或者翌日，会将会上达成的共识整理成文字材料，以内部邮件等方式告知所有与会者。并且会在邮件中提出，如果有遗落或者不妥，希望大家提出修改。经过修改通过的会议记录，将成为下一阶段工作的执行指南。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沈轶伦编辑：李啸啸
媒体解读公务员晋升:35岁不升正处仕途基本止步 中国经济网 发表于2013-06-17 14:13
根据计算，从一个普通科员成长为一位正厅局级官员，大约需要25年。如果你不能在35岁升到正处，45岁升到正厅，那么你的仕途很可能将从此止步。
几天前，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受贿、滥用职权案开庭审理。事实上，从一个普通的科员一路晋升至类似刘志军这样的省部级官员的公务员已是凤毛麟角，要经过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副厅、正厅、副部、正部，八级台阶。根据计算，从一个普通科员成长为一位正厅局级官员，大约需要25年。如果你不能在35岁升到正处，45岁升到正厅，那么你的仕途很可能将从此止步。
考上公务员
公务员起步：22岁
升迁比例：1.45%
升迁关键：在国考大军中突围取得公务员资格
这意味着你要加入国考大军。2012年123万，招募比例1.45%，也就是平均68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被录取，某些热门职位你只需要淘汰4895个人就可以上岗了。你可以和近千人抢夺一个热门职位，也可以选择一个冷门职位。热门和冷门的区别，你懂的。按规定还有一年的试用期，转正后，你就从临时工变成科员了。
科员到县处级干部
正科级：28岁
升迁比例：4.4%
升迁关键：以尽量短的时间完成副处到正处的升迁
只要你好好“为人民服务”，按规定3年就可以从科员升至副科级，再3年到正科级。大部分人到此为止了。如果你真心想当“领导”的话，需要获得组织的培养。全国科级干部有90万人，组织部门要从中选出4万人作为县处级干部的后备人选，升迁几率小于4.4%。如果你很幸运得到升迁，你至少需要7年的时间做到正处级。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年可升级”是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也有7年之后还是副科甚至科员的。如果你是硕士或者博士，试用期满后可以分别直接定为“副主任科员”或“主任科员”。相对而言，反而是捷径。
上述说的都是“职级”而非“职务”，比如主任科员是正科级，但是你可能没有科长这个正科级“职务”。有时从主任科员到科长，还需要一定的年限和机会。所以在一些机关，一辈子做主任科员的也不是没有，很多主任科员到退休时能混一个副处级的“职级”，也就到头了，这就是所谓“天花板干部”。
北京市委党校曾受市委组织部委托，参与过一项针对北京市优秀官员成长规律的研究课题，这项研究调查了200名北京优秀局、处级官员样本。这些“优秀”官员，都是用了大约11年从普通科员升至副处。
随后从副处到正处的时间，是第二轮较量。北京市委党校教授鄯爱红长期关注官员成长规律问题，她说，升至副处后出现了一个分水岭——能否以尽量短的时间完成副处到正处的升迁非常关键。也就是说，你在正科级之后，要保证在4年左右时间内升到副处。否则，将被落下。通常，如果一个官员能在3—4年内由副处晋升为正处，那么他由正处升为副局、正局的空间就较大。在这个阶段，“小步快跑”是升至较高级别的不二法门。上述北京市的调查显示，在这一环节，高位者明显比低位者“进步”快——而关键阶段一两年的时间差，则往往意味着这个官员是否能确保年龄不过线。按照最佳状态，你会在35岁左右升至正处。
根据公开资料统计，现任外交部部长王毅就是从“小步快跑”脱颖而出的官员。他仅用7年时间就完成了从科员到处长的多级跨越。当然，对于大多数北京官员而言，在仕途上需要更多的耐心。
在极个别非常低层级的干部选拔中，即使你的年龄资历都满足了条件，忽然发现又有一些苛刻条件从天而降，与那个有背景的人相比你只剩下背影了。
县处级干部到正厅局级
正处级：35岁
升迁比例：
0.01%
升迁关键：基层经验不可缺少
此后的阶段，就越来越是少数精英的游戏了。成为县处级领导之后，你可要经得住“滚滚红尘”的考验，美女、金钱等。这时候你有60万县处级同僚，其中只有6000人可以成为厅局级后备干部，你至少还需要11年才能升到正厅局级。对这个级别官员来说，此后的关键则是具有基层经验。北京市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成长规律调研组所做的《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的调查报告显示，北京市官员自己认为的晋升最有效的几种途径是：进行基层锻炼、增强个人修养、提高群众威信、轮岗交流和争取领导重视。基层锻炼还排在增强个人修养和争取领导重视之前。因此，对市局的机关官员来说，调任区县或委办局，则通常是提拔“培养”。
虽然基层经验颇为重要，但若仅以速度论，专家认为在从普通干部升至正处官员的阶段，市直委办局的官员在升迁速度上较占优势。但机关的处级干部，如果不补上基层经验这一课，就不容易有上升的空间。
完成了从处级到局级官员的跳跃之后，其升迁还可借助于“交叉锻炼”。截然不同的锻炼经验能使官员思路更加开阔，作风也更务实。专家说，官员在其成长过程中，普遍经历多个岗位，其中正局级官员平均经历过6－8个岗位，正处级官员平均经历3—4个岗位。值得关注的是，在“交叉锻炼”的岗位中有的部门是升迁的“福地”，比如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管理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区县和部门中，稳健型或创造型的官员都更容易获得提升，而在“看摊型”单位的官员则上升的空间一般不大。
如果成为公务员时是22岁，这时候官至厅级你已经47岁了。即便一切顺利，组织也对你寄予厚望，但由于任务完成得不和谐，机会可能就没有了。例如，拆迁遇到钉子户，群体事件犯众怒，微博开房被围观，安全生产出事故。当然，关系到你升迁的远不止这些。
正厅局级到省部级
正厅局级：47岁
升迁比例：0.025%
升迁关键：关键要看空缺的是什么岗位
然而高层职位毕竟有限，哪怕是仕途的佼佼者，他们绝大部分的政治生涯也都止步于局级。当官至厅局级后，这时候组织部门会从4万个厅局级干部中选出1000人，作为省部级后备干部，升迁几率小于2.5%。一位进入副部级人选考察视野的官员曾表示，“到了区委书记这一层，谁当副市长都行，很少有人不胜任，但决定能否晋升的因素是多样的，关键要看空缺的是什么岗位”。
689万公务员，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98个中央部门，从普通公务员上升到这些部门党政一把手的几率是1/5万。如果你在某个岗位上耽搁了一两年，到了升迁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年龄超限了，你就可以进入后备老干部的队伍发展了。
至于跨入省部行列，则需要升得更快，更年轻。2009年一份对时任31个省份的省委书记履历的分析表明，他们初任地级市市委书记(或相当职务)的平均年龄为41岁，这要求他们在每一个层级都领先于同僚5-10岁才行。这样才能保证他们在大概53岁的时候升至正省部级。
对于那些能够在千军万马中晋升到省部级的官员而言，除了到点退休外，继续的升迁之路则是进入中央或通过交流到其他省任职。事实上，地方官员从副部级，甚至局级岗位调至中央部委任职的情况都并不罕见。其中最著名的是国务院原副总理吴仪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何鲁丽，她们均是在北京市副市长的位置上被调入中央，并最终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
当然，无论具体升迁轨迹如何，所有官员更替都在遵循一条朴素而普遍的法则：适者生存。
据壹读、南方周末、优酷视频、某直辖市有关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相关报告、中央相关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
网友总结从科员到部长升迁七要诀
其一，年纪要轻。
当今中国，干部升迁是要划出一定杠杠的。比如，副处，一般35岁以下，副局，一般45岁以下，副部，一般55岁以下。同样条件，年纪轻者，自然占有先天之地利优势。
其二，学历要高。
过去，只要有基层经验，政绩比较显著。如今行情已变，处长局长们递过来的名片，博士甚至博士后已是稀松平常。
其三，岗位要多。
岗位的轮换交叉，几乎是高层次干部的必备条件之一。
其四，基层要下。
基层虽然级别不高，但一个基层就是一个小社会，任务非常艰巨，情况十分复杂。这对干部综合素质的考验与锻炼，远非坐机关朝九晚五可比。如今，凡提拔省部级及以上更高级别干部，必须有基层工作经验，这已成为不成文的规定。
其五，班子要强。
往往是，某一地区或某一部门，因为业绩突出或其他原因，干部升迁很快，反过来，因为干部升迁很快，又会有更多优秀干部被派到此一地区或部门。于是，形成良性循环，越是出干部的地方，越是多出干部。
其六，领导要爱。
主政一方且掌握着干部升迁大权的主要领导，其经历和喜好，不可避免地决定了某一时期官员的升迁命运。
其七，机会要巧。
常言道，来早了不如赶巧了。比如某一部门领导因为贪污受贿犯了错误，另一部门领导前去接任，此一部门缺额需要填补，您单位一把手奉调前往，于是，您成为唯一接任者。
求是：与其发泄不满抱怨社会 不如断开网线改变命运 2013-06-17
互联网的发展，正以惊人的深度和广度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自觉不自觉中，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数字化生存”。
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媒体、先进的通信工具、实用的信息总汇和活跃的社交平台，网络正悄然改变着人们的交往方式、思维方式和生产生活方式。借助网络，人们可以遍览天下大事，可以从海量信息中查询自己需要的东西，可以分享观点、轻松淘宝、在线神聊，可以便捷地讨论公共事务、开展舆论监督、实现政治参与。可以说，网络的发展，丰富了信息资源，拓展了交往空间，密切了群体关系，节约了社会成本，为推动社会进步注入了源源不绝的正能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每当发生涉及国家利益、民族尊严的重大事件和重大自然灾害时，网络总是展现出强大的动员能力，迅速激发起众志成城、守望相助的舆论声势和爱国热情，让人们真切感受到网络正能量的精神震撼和现实意义。
但是，网络并不总是以正能量示人。经常上网的人多会有这样的体验：打开网页、登入微博，立刻就会在不经意间陷入网络负面信息的包围之中。首先是负面新闻连篇累牍。灾难、事故、贪腐、丑闻似乎铺天盖地，所谓内幕、揭秘、潜规则层出不穷，谣言、暴力、色情信息屡禁不绝，曝隐私、秀下限、搏出位大行其道，各种丑恶和黑暗被无限放大，人们不禁会问“我们这个社会究竟怎么了？”其次是不良情绪四处蔓延。凡是政府辟谣的就一定是事实，凡是官方发布的就一定有黑幕，凡是社会矛盾就一定是体制问题；凡事宁信其错，不信其对，宁信其坏，不信其好；阴暗心理、悲观情绪、网络戾气在网上滋长蔓延、交叉传染，消解社会正气，压抑人的心理。再次是网络暴力愈演愈烈。观点不同就势不两立，一言不合就恶语相加；大量谩骂、中伤等侮辱人格的言词，传播不实信息甚至造谣诽谤等损害他人名誉的言论，“人肉搜索”等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已经是司空见惯，公民个人基本权利遭遇野蛮践踏，让越来越多的人谈网色变。显然，这些现象属于网络负能量。
对网络负能量，我们该怎么看？
有人认为，负面信息充斥网络，是因为各种负面事实确实存在，网络只是“客观反映”而已。有人甚至宣称，传谣也是言论自由的应有之义，“谣言倒逼真相”。
中国确实处于问题多发和矛盾凸显期，党和政府对问题看得很清楚，正在着力加以解决。但是把中国看得漆黑一片则完全不符合事实。网络的集中、放大作用是网络负能量形成的重要原因。这种集中和放大，归结起来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网络媒体的添油加柴。负面信息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容易诱发人们的好奇本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在“流量为王”理念指导下，网络媒体常常通过大量登载、炒作各种负面新闻来吸引眼球，同时通过耸动的标题、诱惑的图片、夸张的表达，达到增加点击率、流量最大化的目的。这是形成网络负能量的基础。
二是特定人群的情绪宣泄。调查显示，目前网民中低年龄、低学历、低收入人群占据较大比例。这个群体总体上社会阅历浅，生存压力大，在现实生活中感到不得志、不如意，有挫折感、失落感，容易对生活和社会心存不满，往往戴着“有色眼镜”观察社会、解读现实，沉溺网络发表各种偏激言论成为他们表达不满、宣泄情绪的主要方式，久而久之还会对网络形成一种心理依赖。
三是某些“意见领袖”的蓄意鼓动。网络的传播特性造就了一批网上“意见领袖”，其中有些人，为了标新立异、吸引眼球，把批判作为装点自己“独立思考”门面的主要方式，刻意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常常以嘲讽、戏谑、解构社会主流价值为能事。有的网络“公知”党同伐异，霸气十足，老虎屁股摸不得，常常只站队不站对，不论是非曲直，为了批评而批评，有的甚至不惜撕裂社会共识，攻击现行制度，叫嚣“每个人都是推墙的力量”，企图让“颜色革命”在中国上演。
四是“网络水军”的推波助澜。网络为挟舆论之名谋取私利创造了便利条件和操作空间，“网络水军”应运而生。他们通过四处发帖、跟帖，制造新闻事件，炮制虚假民意，诽谤竞争对手，扰乱传播秩序，搞得网络空间乌烟瘴气。一些势力看到了其中的玄机，也大量雇佣“网络水军”，操纵网络舆论，编造政治谣言，恶搞、抹黑党和政府形象。这是网络负能量最大的幕后推手，尤其需要警惕。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正能量和负能量就是比肩而立的两片刀锋。是让正能量给力，还是让负能量爆棚，答案不言自明。面对网络负能量，我们该怎么办？
“正能量”概念的创造者、被称为成功学大师的戴尔·卡耐基说过：一切带给人向上和希望、促使人不断追求成功、让生活变得圆满幸福的动力和感情，都是正能量。当我们积极、豁达、理性时，释放的就是正能量；当我们消极、狭隘、偏激时，释放的就是负能量。为了网络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正能量的一分子，积极释放正能量，坚决遏制负能量。
要理性看待网络空间。许多善良的人们常常为网络描摹的“黑暗现实”或怒发冲冠，或扼腕叹息，一些人因此对社会前途和国家未来产生怀疑甚至悲观情绪。应该看到，网上喧哗代表不了主流民意，虚拟空间不能对应真实社会。只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认知和判断才不会被网络负能量拖拽到非理性的一面。
要积极面对现实生活。一些现实境遇不佳的网民应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骂，骂不倒党和政府，也骂不来自己的幸福生活和光明前途。知识改变命运，劳动创造幸福。与其沉溺于网络发泄不满、抱怨社会，倒不如断开网线、脚踏实地，刻苦学习、勤奋工作，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来改善生活、改变命运。任何时候、任何时代，这都是人间正道！
要珍惜自由表达的话语权。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自由表达的舆论平台，但如果把自由理解为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是对自由的无知。自由与自律不可分，自己享有自由应以不妨害他人自由为前提，个人在享有自由权利时，应依法尊重他人权利，并服从道德、公共秩序的需要。网上活跃分子在享有自由发言权的同时必须为自己的言论承担社会和法律责任，谨防为赚得一时的“喝彩”而背离公义、触犯法律。
要准确把握网络民意。各级政府重视网络舆论，将其作为了解民情、听取民意、集中民智的重要途径，值得肯定。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社会的主流人群，是那些每天急匆匆上下班的人们，是工作岗位上忙碌操劳的员工，是超市里推着购物车摩肩接踵的男女，是节假日里公园及景点熙熙攘攘的游客。他们在网络世界，是沉默的大多数，却是现实社会的主体。单凭网上的喧嚣就作出对中国社情民意的总体判断，是非常不靠谱的。对网络舆论必须做冷静的分析，当一种声音出现时，要想一想它代表了哪些人，又能代表多少人，切不可听风就是雨。
来源：《求是》杂志 作者：石平 编辑：李啸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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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17 June 2013
大数据与上海转型发展 - 赵付春
大数据与上海转型发展 赵付春 发表于 2013-06-04 00:26
大数据已经成为当前媒体上最热门的信息技术词汇之一。
然而，对于何谓“大数据”，目前尚无一个统一的定义。如果将大数据比喻成一棵树，麦肯锡强调数据集，像是大数据深入地下的根；著名研究机构高德纳（Gartner）强调资产和增值，恰如大数据树上绽放的鲜艳花朵；牛津大学数据科学家、畅销书作家迈尔-舍恩伯格强调分析方法，可以应用于不同的情境，相当于大数据的枝干。
对于上海而言，大数据具有无限的魅力：它挺立于IT产业的高端，吸引着产业和资本的无数眼球；它枝藤蔓延，广泛应用于各行业的应用和创新，不经意间就掀起一场行业变革的风暴——对于正处在转型发展中的上海来说，它的到来适逢其时。
大数据和决策制定
上海是海量数据的信息枢纽，大数据对于上海要重点发展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以及传统服务业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的先行先试，率先迈向智慧城市这一目标，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有着迥然不同的重大意义。
作为一项通用技术，大数据所影响的不是某个特定行业，而会波及所有行业。但在初期，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存在差异。那些率先迈入数据密集型、基于知识创新、个性化要求高的行业，如金融、保险、医疗、零售、电信等有机会先行一步。
在后工业社会中，大数据并非孤军挺进，智能技术支持决策制定需要有相应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支持，包括服务经济占主导（尤其信息服务业）、专业技术阶层的优越地位和理论知识的首要位置（反映在研发投入上）。
从上海这几方面的发展看，2011年第三产业占比达到60%，信息产业增加值（制造加服务）占GDP比重达9.9%；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占比为61.3%；全年用于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达到3.16%。这些指标数据与全球同类城市如新加坡、香港等相比并不落后，为大数据的推广和应用奠定了基础。
借助于大数据辅助决策是后工业社会的典型特征，也是其基本要求。
作为特大型的国际都市，上海一直强调以创新驱动来解决诸多城市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但是创新驱动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借助科学理性的决策。而决策必须基于上海的现实，如市场竞争格局、辐射力，市民消费习惯、收入水平，人口统计、地理空间等，这些数据的总和构成上海发展可资利用的大数据。没有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数据分析方法，很多决策质量将很难真正上水平，而且可能蕴藏着巨大的误判风险。
大数据和IT产业升级
上海要走在全国的最前列，就必须抓住大数据发展的机遇，把握住大数据这一IT产业的关键。
从近年来国际大型IT企业的频频收购活动也可以察觉出大数据是IT产业的关键这一动向。
IBM在将一些硬件业务出售给像联想这样的公司的同时，也加大了对软件公司收购的力度，包括著名的智能软件Cognos和分析软件公司SPSS等。
谷歌收购了Measure Map统计分析程序、 深度搜索应用公司Tranformic、网站流量分析和统计公司Urchin等，都跟大数据直接相关。亚马逊、Facebook等公司也都在富有远见地布局大数据产业。
抓住大数据发展的机遇，上海不仅仅需要相应的智能化技术，还需要对行业或城市管理有深入的理解，它构成了整个IT产业链中知识最为密集的环节，占据着行业的高端。
在IT产业中，基于大数据的商业机会主要掌握在两类公司手中：一类是IBM、微软、惠普等公司提供“硬件+软件+数据”的整体解决方案，以平台性为特征，提供基础服务；另一类是以Facebook、亚马逊和谷歌等公司为代表，基于海量的用户信息，提供精准营销和个性化广告推介等活动。此外，新兴的创业公司通过出售数据和服务有针对性地提供单个解决方案，在特定行业和区域复制前两类公司的大数据服务模式。
从国内来看，上海IT产业在人才、技术研发、与国际接轨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等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优势。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总产值和就业人数居上海六大支柱产业之首；信息服务业的产值在服务业中排名达到第五。但在这貌似光鲜的高科技产业背后，仍然存在产业链层次偏低的问题。IT业内程序员、维修、销售服务等工作被讥称为“IT民工”，其体力劳动量远大于脑力劳动量，处于这一产业链的低端。
抓住大数据发展的机遇，上海要充分挖掘被企业和政府部门“养在深闺”、大量的本土消费和市场行为数据，获得本土或行业的比较优势。大数据拥有单位如果能加以重视，与国内IT企业协作开发，激活这个沉睡的巨大金矿，就可能成就上海自己的、在不同细分行业的IBM、谷歌和亚马逊，引领整个中国IT服务业走向高端。推动大数据的发展，不仅可以作为上海IT产业自身升级的一条重要路径，更可以带动其他产业和城市管理的升级，真正打造上海城市建设和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升级版。
制约大数据发展的四个瓶颈
从大数据的启用到最终价值的创造，是一连串的事件，需要观念的转变、大数据知识的传播、基础设施、人才、法律等基础条件。目前，这些构成了制约上海发展大数据产业的四大瓶颈。
观念瓶颈：根据Gartner的IT生命周期理论，目前正处于对于大数据认识的泡沫化阶段，需要有一个价值理性回归过程。作为决策层，既不要盲目跟风，更不要轻易否定其价值。这时候，尤其需要冷静下来思考：大数据的出现对于经济社会有何种影响，如何影响本行业，对此我们准备好了吗？当前制度与之适应性如何，需要进行何种变革和创新，甚至提交到立法层面来解决？在如何利用大数据方面，站在城市层面，是否可能形成一个战略规划，明确基础数据的良好治理机制，以保障数据的“流动性”和“可获取性”？政府可以为市场提供哪些服务和支撑，等等。从目前“小数据”的开发利用来看，上海仍存在较严重的数据“孤岛”现象，共享的观念还远没有普及，数据管理的制度仍需健全。面对大数据时代的新浪潮，形势不容乐观。
能力瓶颈：上海企业信息化水平参差不齐，很多大型企业如宝钢、电气集团等信息化应用相当成熟，管理水平在逐渐向国外一流公司看齐。但仍有相当比例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信息化水平欠佳。据市经信委的调查，约70%的中小企业没有专职IT人员，管理仍停留在经验层面，拍脑袋决策的事情不在少数。这将很难培育出大数据的能力。虽然中国的技术方面也落于人后，但最大的障碍在于技术的应用和管理能力。上海必须重视提升企业信息化管理能力，夯实好基础。
法律瓶颈：在互联网环境下，哪些数据开发行为属于合理开发，仍缺乏一个相应的法律规定，对个人信息保护也无法可依。加之人为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成为一些部门利益的重要来源，导致立法进程迟迟不能启动。相关法规缺位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信息服务产业发展出现了逆向激励：对于个人信息合理的开发受制种种约束，而信息滥用者借助于种种暗箱操作，反而逃避了监督。这种环境下，推动大数据这个金矿的开发，存在非常大的法律风险。
文化瓶颈：各类组织，包括企业、公共服务机构对大数据知识的了解和技术掌握，有个学习过程。从长远看，根本性障碍还在于对基于数据的决策抱怀疑态度的决策文化。这既与数据本身质量不高有关，也与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分不开。反映到决策上，往往更加相信直觉，而不重视数字。尽管上海具有相对开明睿智的城市文化，但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性方面仍有改善的空间。
推进措施和建议
上海是中国经济、贸易、金融、航运等领域海量数据的集散地，具备得天独厚的大数据优势。在推动大数据发展问题上，上海可以大有作为，这体现在路径选择、环境营造、基本保障等三个维度。
从路径选择看，可以将从上而下和从下而上两种方式结合。
从上而下，强调数据共享和整合，解决现有数据孤岛问题。近年来，上海斥资建成了各种平台，包括互联网数据中心（IDC）、大型企业数据平台、云计算平台、高精度位置服务平台、各行业信息服务平台以及各类社交媒体平台等，为大数据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大数据发展的要求是接入和共享，这需要关注于底层数据的连通。但数据共享与其说是技术问题，不如说是制度和利益协调问题，需要高层的承诺，各方认真协商解决。这一工作的难度并非上海所独有，美国白宫的数据共享问题也仅仅是奥巴马上台之后强势推动下才初见成效。只有在共享问题得以解决后，大数据这座金矿才能充分得以开发，实现跨越式发展。
从下而上，强调以小型应用和微创新为突破口，撬动大数据的发展。上海可以从应用端出发，以小型应用和微创新为突破口，引爆行业的大数据发展。如可以鼓励医院、教育等公共服务部门、现有金融保险、航运企业、大型制造企业、零售等数据量丰富的行业龙头企业，以大数据为纽带，各自开展微创新，激活整个产业链的创新能力。微创新的作用在于不断尝试和改进，找到一个更好的服务模式，进一步激发大的创新。如能基于高质量的大数据分析，创新效果会更好，成本会更低。同时随着应用的深入，自然而然对其他部门数据提出共享需求，最终有助于不同部门之间数据的共享。
从环境营造上，上海可以从内外部两方面着力，推进大数据的发展。
从内部看，上海应着重激发基于大数据的创业创新精神。大数据产业链主要是一些国际大数据公司所主导，目前上海没有可以与之相匹敌的企业，只能依赖于细分市场和特定环节的突破，激发出中小型创业型企业的创新精神，培育一批基于数据的决策的创新型企业及中小型创业型企业，通过市场竞争拼出一条血路。
从外部看，主要还是通过筑巢引凤构建大数据产业链高地。上海享有地域、技术、人才、市场、行政效率和透明度高等多种优势，IT产业集群优势也非常明显，借此可广泛吸引国内外企业将大数据行业分析中心设在上海，就地应用和试点，作为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点支持对象。
保障机制方面，主要涉及立法突破、人才培育和决策文化等三方面。
其中，在大数据立法上有所突破，是关键一环。大数据立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应放在计算机和互联网信息安全和保护这一大的框架下，在地方层面，灵活借鉴各先进国家和城市经验，规定对信息利用的合理边界，保护个人信息不被滥用。另外，根据迈尔-舍恩伯格的建议，大数据年代记忆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为了对公民隐私进行保护，应该有一种遗忘机制。而这一机制类似于档案的销毁，也应有法有依，否则后果会很严重。
同时，人才是技术研发和市场应用的基础。据麦肯锡的估计，仅在美国，大数据技术人才缺口达14万－19万，管理人才150万。上海应开始重视对大数据专业人才的培育，还要意识到国际性人才争夺战的激烈性，既要培育出人才，更要留得住人才。最直接相关的专业有两大类：第一类是大数据技术研发人才，主要为计算机科学和技术专业；第二类是数据分析和管理人才，主要包括信息系统和信息管理专业、数理统计专业等。
最后，还要倡导基于大数据的决策文化。近年来，上海在努力建设智慧城市中已经应用了大数据的理念，但仍存在一些凭经验和直觉决策的区域。大数据的决策本质特征是公开透明和科学理性，这可以改进政府与民众的互信，倡导这一决策文化可以有效改变公信力不足的不利局面，深化上海服务型政府建设。■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所副研究员、博士。周知秋编辑，工作邮箱：zhouzhiqiu@wxj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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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劳动者标准：京沪最高 下限年收入12万 2013-06-14 16:17 来源：京华时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本月在人民大会堂同出席2013财富全球论坛和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的企业家代表会见并座谈时说，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将带来巨大需求，中国有潜力、有条件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对于我国迈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应如何掌握发展带来的机遇，有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记者采访了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研究员王宏。
解读 1
指标
对比世行标准得出宏观数据
京华时报：可能有些人会惊讶于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那么这个宏观数据是怎么得出来的？
王宏：世界银行2010年的标准是，低收入经济体为1005美元或以下者；下中等收入经济体在1006-3975美元之间；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在3976-12275美元之间；高收入经济体为12276美元或以上者。按照我国2011年人均GDP35000元人民币，按照当前汇率折合美元约为5000-6000美元，我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国家。
京华时报：中等收入劳动者的微观标准是什么？
王宏：经反复测算、比较，我所相关课题组提出“中等收入劳动者”的概念和标准是，到2020年前，在城镇就业的工薪劳动者年收入达到6万-15万的，即可以称为“城镇中等收入劳动者”，同时不同地区可按0.8到2的地区差异系数确定本地区标准。
其中北京和上海三项指标同为最高值，即差异系数为2，“城镇中等收入劳动者”标准下限是12万元/人年，上限则是30万元/人年。海南省的三项指标则均是最低值，即差异系数是0.8，“城镇中等收入劳动者”标准下限是4.79万元/人年，上限则是11.99万元/人年。
需要注意的是，“中等收入劳动者”与“中等收入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前者是针对劳动就业者，收入主要是指劳动报酬收入。后者针对全部社会成员，可以是劳动就业者，也可以是离退休人员、未成年人、未就业的职业家庭主妇等。其收入来源除劳动收入外，还可以是股票买卖获利、房屋租金等资产性收入，也可以是抚恤金、退休金等转移性收入。
解读 2
特点
新型工业化概念呈现四特点
京华时报：在人类历史上，还没人见过13亿人口的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总理特别提到的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将带来的巨大需求，具体会有什么表现？
王宏：工业化、城镇化是一个国家经济腾飞发展的必经阶段，这一过程会对我国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带来巨大变化。比如说，在产业结构方面，在二、三产业比重继续提高的同时，信息、能源、环保、现代物流、现代金融、现代服务业等行业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另外，我国提出了新型工业化的概念，有四个特点。一是同信息化等现代高科技发展紧密结合，二是注重经济发展同资源环境相协调，三是坚持城乡协调发展，四是实现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同劳动密集型产业相结合。
与此相适应，在就业结构方面，农业从业人员比重继续下降，而技术工人、白领工作者比重将继续明显增加，而且职业划分更加细化。在消费结构方面，受到收入增长和消费产品供给结构变化两方面的影响，居民在衣食住行基本生活上的支出会逐步下降，而对个人教育与发展、闲暇享受、社会交往、旅游等更高层次的消费支出会上升，而且更加注重消费品的设计和品牌等等。
国民将可以看到，工业化、城镇化给我国的三大产业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解读 3
规划
工薪家庭有望进入中产群体
京华时报：对于今后国民收入的增收问题，国家还有何专门规划吗？
王宏：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对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期间收入分配改革工作提出的增加收入的量化指标，非常振奋人心。但这个收入倍增是要扣除物价因素的倍增；是人均、而不是人人收入倍增，是低收入群体较快增长的倍增；是收入差距逐渐缩小、收入不公逐步改善的倍增。
京华时报：您认为现在我国中产阶级人数规模大约有多少？增加中产阶级人数有何良策？
王宏：仅就城镇范围推算，我国“城镇中等收入劳动者群体”总人数在6-7千万左右，约占全国城镇劳动就业人口3.2亿的18%-20%左右，占城镇总人口的9%-10.3%。目前中等收入劳动者主要分布在北、上、广、深以及一些发展较快的大、中城市中，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可以达到30%以上。
为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我建议在政策方面政府部门应该打出一套组合拳。这包括，通过政府减让税费，扩大劳动报酬增长空间；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提高收入分配调控功能；扩大教育支出，解决医疗、住房问题等举措。
京华时报：哪个群体会成为我国扩充中产阶层的潜在人群？
王宏：分析表明，劳动报酬水平以及工薪就业者总量与收入分配格局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010年我国城镇家庭总收入中，工薪收入占比65.2%，转移性收入占23.5%，经营净收入占10.9%左右，财产性收入1.2%。工薪收入是城镇家庭收入的主体。对于普通工薪家庭而言，工薪收入的重要性更加明显，而这些家庭正是今后最有希望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后备军。
解读 4
困惑
怎样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京华时报：在收入分配领域“分蛋糕”时，部分存在收入差距被拉大的问题。如何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缩小收入差距？
王宏：在经济增长、收入提高的同时，我国还要着力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十八大报告也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收入增加和收入差距缩小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可偏废的两个目标，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今年2月公布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已经明确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和路径问题，下一步改革的关键是要拿出有力的措施，特别是在工资外收入监管、完善资本市场、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促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均等化问题方面。
解读 5
忧虑
如何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京华时报：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王宏：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最早是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能持续，出现经济增长停滞、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动荡等问题，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高收入的门槛。
京华时报：有观点认为，中国会不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中国有没有能力和实力掌握产业的核心技术。您认同这一观念吗？
王宏：部分认同。技术要素是经济增长的重要一环，但绝非全部。
我国要主动地、彻底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原来粗放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技术驱动转变，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向扩大内需转变。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的基础上，鼓励新兴产业发展，鼓励科技创新和企业自主创新,扩大在世界价值链中的话语权。另外通过教育和技术培训，提高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激发劳动要素这一第一生产力的潜能。
京华时报：中国如何更好地做到藏富于民？
王宏：这需要重视贫富差距问题，避免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对投资、消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才能藏富于民。
同时，国家应着力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进一步降低基尼系数；政府发布再分配政策，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力争扩大支出的同时更趋公平。（记者赵鹏）
（责任编辑：周源 ）
大学毕业生的梦想与现实 2013-06-17 02:31:03 新京报
专家预测，未来10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大概有40%会进入蓝领、灰领岗位就业，成为知识型工人、知识型农民和知识型的现代商业服务人员。图/CFP
在《致青春》、《中国合伙人》等电影热映后，社会上也掀起一股“缅怀青春”、“重拾梦想”的浪潮。与此相对的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却显得多少有些暮气沉沉，拼命奔向主流大道。在这个“史上最难就业年”，大学毕业生的选择或许更加被动。但“过来人”也表示，如果找不到“你需要”的工作，还有许多“需要你”的工作在等着你。
梦想 从主流大道上退出的“精英”
“四年前，我在香港一家公司工作。有一天凌晨，收工比较早，我走在回家的路上，相当疲惫。我看到路边有一个公益广告叫‘梦想改变世界’。那时候的我，看到这句话，冷笑了一声，哼，梦想？然后气冲冲就回家了。回到家，坐在床上，真的是泪流满面。我回想自己一路走来，为什么竟然没有了梦想，我还这么年轻，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幸福活过，更没有为别人的幸福活过，我究竟在为什么而活？看上去我一路都走在主流的道路上，做着我不喜欢的事情。不仅做，还把它做到出色，为什么我的内心如此地干涸？”
在近日举办的以“谁能定义我们的青春”为主题的21世纪教育沙龙上，香港突破机构项目官员、《和精英价值说再见》作者赵晗和大家分享了她的经历。从人大附、清华到港大再到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在外人看来，赵晗可以算作成功的精英人士。但工作7个月之后，幡然醒悟的她却毅然辞职，投身公益事业。
赵晗发觉自己一直分不清楚目标和梦想。“我是一个有着很多目标的人，我的人生就是一个目标接着一个目标，奔跑在主流的大道上。但是我发现，我的目标并不是我的梦想。我表面迎合，但内心绝望。所以我离开这个主流的轨道并不是我的冲动，而是我多年来终于有机会对主流且不属于我的道路说不。”
在《致青春》、《中国合伙人》等电影热映后，社会上也掀起一股“缅怀青春”、“重拾梦想”的浪潮，如老大学毕业生们组织的怀旧主题活动，各种相关主题的沙龙、讨论等等。但在这个年轻人都已暮气沉沉，拼命奔向主流大道的年代，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赵晗那样追求梦想、离开主流轨道的勇气，也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到“青春无悔”。
现实 “民营个体”用人最多满意度最低
姚翔（化名）大学毕业已有两年，目前在北京一家央企工作。考大学时，他听从父母的建议，放弃自己喜爱的历史，报考了北京一所知名高校的经济学专业。大学毕业时，他从应聘者中脱颖而出，考入这家体制内的单位，让同学们很羡慕。“其实，从小到大，我很少依据自己的内心来做判断和抉择，因为总会有人告诉你什么样的选择是好的。说实话，我并不是非常喜欢现在的工作，有些单调，但是这份工作能给我北京户口、丰厚的薪水福利和地位、安全感，在现在的国内环境下我肯定不会轻易放弃。”
而和姚翔走着相同道路的人，并不是少数。姚翔记得一次和朋友吃饭，朋友说现在大街上看到的人几乎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复制人，走着相同的路，过着一样的生活。姚翔心想，他肯定也是其中一个。“梦想这个词离我有点遥远，我都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梦想。”
麦可思研究院近日发布的就业蓝皮书《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指出，“民营企业/个体”是2012届大学毕业生就业最多的用人单位类型，本科院校中有45％的毕业生在“民营企业/个体”就业。但报告也显示，2012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在“民营企业/个体”的就业满意度最低，为50％；而在“政府机构/科研事业”的就业满意度最高，为69％。
“所以和几年前的大学毕业生相比，现在的大学毕业生肯定会更加现实。”北京某高校负责学生工作的冯老师解释，“像在北京生活压力这么大，还有一些限购政策，大学生们肯定要看重户口、薪酬福利等，这些都会影响到生活质量，学生的职业发展当然要考虑兴趣等因素，但现实问题也无法忽视。”
而在这个“史上最难就业年”，大学毕业生的选择无疑更加被动。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生小卢说，今年工作本来就不好找，找到理想的工作就更难了。他本来想去媒体工作，但一直没有好的机会，最后只得找了一家企业做策划方面的工作。“我们其实还是有梦想的，不过可能要采取‘曲线救国’的方式了。”
建议 勇于从最基层的锻炼做起
值得关注的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短期内可能并不会有所好转。由国家教育咨询委员胡瑞文主持的《基于事业统计和人口普查的教育结构与人才供求分析》报告显示，2010年至2020年间，中国预计将新增9400万大学毕业生，由于同期市场提供的白领岗位只有4600万，能够成为白领的大学生将不足一半。
“我们用30年时间使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达到普及化阶段，但也带来非常大的挑战。1991-2000年普通高校每年毕业75万人，2001-2010年每年毕业340万人，未来十年每年毕业700万人，成人高校还不算，这对就业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过去大学毕业生在成人就业中10个人里占一个，将来10个人里面有5个大学毕业生。所以，他们不光要做白领，还要做蓝领，不但要面向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大中型企业，而且更多要面向民营企业，面向中小城市和农村，面向各种职业。从精英到大众到普及化阶段，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方向、能力和岗位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胡瑞文预测，未来10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大概有40%会进入蓝领、灰领岗位就业，成为知识型工人、知识型农民和知识型的现代商业服务人员。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很有志向的大学毕业生也要勇于从最基层的锻炼做起，我们的舆论导向要鼓励大学生了解中国国情，从基层干起。还有我们高等学校培养的目标和课程都要和精英教育有根本的不同，我们现在还是精英导向，要呼唤高等教育转型。”胡瑞文说。
赵晗也对精英教育有自己的认识。“我之所以告别精英教育，并不是反对精英，或者我认为社会不需要精英，我想要告别的是一种精英教育。用我一个同学的话说就是，自己本来的目标是离开老家去成都，离开四川去北京，离开中国去美国，最好能够离开美国去火星，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要的精英教育，就是一种优越感特权，追求体面不凡，自大自恋。而缺乏的是灵魂，是对于社会责任的回应和担当。”在高等教育即将进入普及化阶段的今天，大学生们需要认清现实，放低身段，做一个有灵魂、有梦想、有责任的人。
●我回想自己一路走来，为什么竟然没有了梦想，我还这么年轻，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幸福活过，更没有为别人的幸福活过，我究竟在为什么而活？
——赵晗，《和精英价值说再见》作者
●其实，从小到大，我很少依据自己的内心来做判断和抉择，因为总会有人告诉你什么样的选择是好的。
——姚翔（化名），大学毕业两年，目前央企工作
●从精英到大众到普及化阶段，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方向、能力和岗位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胡瑞文，国家教育咨询委员
教育部年内出台师德考核规定 早报讯 发表于2013-06-16 04:03
校长性侵幼女、教师体罚学生等事件，引发了公众对教师素质问题的广泛关注。
■ 从事有偿家教、体罚学生、违反教育规律增加课业负担等都将受处罚
早报讯 校长性侵幼女、教师体罚学生等事件，引发了公众对教师素质问题的广泛关注。针对此情况，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近日透露，今年内将出台教师师德考核评价规定，为师德划出“红线”，越线教师将受到严惩。
明确界定违反师德行为
6月14日，在北京2013年教育督导与评价研讨会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许涛表示，被曝光师德沦丧的教师都是教师队伍中的败类。全国现有教师1442万，绝大多数教师都是教书育人的楷模。对于严重违背师德的行为，教育部坚决反对，并将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工作，依法严惩，将这些人清理出教师队伍。
许涛表示，今年，教育部将在大力弘扬教师高尚情操的基础上，建立教师师德长效机制，出台相关文件，划出师德“红线”。据透露，该文件将对教师违反师德规定的行为提出明确界定，建立教师师德考核评价规定。教师如有从事有偿家教、体罚学生、违反教育规律增加课业负担等行为，都将依照文件规定受到处罚。而性侵女童是违法行为，已不能简单定性为有违师德。许涛表示，通过此举“用高压态势守住师德底线”。
而在日前，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也把一些媒体曝光的师德沦丧的教师，形容为败类。
刘利民在接受有关媒体采访时称，最近发生的性侵事件令人十分愤慨，对涉案的这些道德沦丧、违法乱纪的败类要坚决清除出教师队伍，而且要依法严惩，维护好学生的权益。要加强对教师的师德教育，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
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教育部出台有关规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类似问题，应该进一步推进依法治校、依法执教。
熊丙奇称，从本质上说，校长、教师侵犯学生的权益不是师德问题，而是法律问题。所以，现在不是要出台所谓的师德考核规定，而是要严格地推进依法治校、依法执教，真正落实《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保护法》中所规定的保护学生权益的条款，而不是让这些条款只是停留在文本上。
多地推师德一票否决制
目前，教育部已在浙江、湖北等省市试点教师资格定期认证注册制度。教师需参加职业考试，持《教师资格证》上岗；并且每隔5年进行一次认证和注册，从师德、教育教学能力和水平、参加继续教育的时间和质量等方面综合考核，其中对师德实行一票否决制。
据北京市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线联平前日透露，从今年起，北京市将把教师队伍建设列入教育督导范围。目前，北京已开始研究教师资格定期认证注册制度，计划实行《教师资格证书》和《北京市新入职教师职业培训合格证书》制度，逐步打破教师资格终身制。同时，实行统一的中小学教师编制标准，建立统一的职务（职称）系列，完善聘用合同管理制度，全面推进教师职务评聘结合。
综合《京华时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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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双规：地点多选择酒店 房间尖锐处用橡皮包裹 2013-06-16
原题：纪律与法律之间的“双规”
5月27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颁布，构成了第一部正式、公开的党内“立法法”。“双规”的制度性规定主要以党内法规的形式体现，这两部法规的出台，或是“双规”走向法治化的前奏。
“双规”的复杂面目
多年以后回顾中国的反腐史，“双规”一定是一个关键词。这个词进入公众视野主要有两种场合：一是有关部门宣布某官员“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这往往意味着一个官员政治生涯的结束、囚狱的开始，这种情况常常会引来公众一片“欢欣鼓舞”；二是每当“双规”中的官员因各种原因丧命，官员家属、学者、律师便会提出百般质疑，而公众的心态则往往在“活该”和“无视”之间摇摆。
近期，“双规”也正是以这种两种舆论反响截然相反的方式，分别因“刘铁男案”和“於其一案”进入公众视野。去年底，媒体人罗昌平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贪腐，在公众经过近半年的等待和各种揣测之后，“双规”消息正式发布。接踵而来的是，公众为“打老虎”的反腐势头没有减弱而“欢呼”，罗昌平传奇般的微博实名举报“历程”也被媒体细细盘点。
今年4月份，温州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於其一在“双规”期间猝死，一说是“洗澡期间摔倒”身亡，一说是“溺水死亡”。家属发现於其一身上存在“大面积损伤”。事后，当地市委成立专案组对事件进行调查。
“双规”在制度上的定义是1990年国务院颁布的《行政监察条例》中所规定的监察机关在案件调查中有权“责令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检查事项涉及的问题做出解释和说明”。“双规”在正式文件中也称作“两规”。1997年，《行政检察法》通过，将原条例中“规定”改为“指定”，因此有了“两指”的说法。1993年，中纪委和监察部合署办公，因此在实践中，一般很难区分“双规”和“两指”。
“双规”在一系列反腐大案中，发挥了显著成效，陈希同、胡长青、成克杰、陈良宇等案都在“双规”这一“反腐利器”之下，迎刃而解。
在中纪委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看来，“双规”是当下反腐败斗争所需要的，是为了适应目前中国严峻的反腐形势而创造的一种“举世无双”的反腐战术，“没有比‘两规’更厉害的做法了”。李永忠曾在地方当纪检监察室主任8年，大约一两成的案件动用“双规”手段，查办的所有案件“均告破”。
一方面是“反腐利器”，一方面是“致命黑洞”。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双规”便笼罩着神秘的面纱，以复杂的面目示人。
“反腐利器”的铸成
那么，区别于司法程序的“双规”是如何发挥反腐奇效的呢？这首先与“双规”隐秘的办案地点有关。
1998年，中纪委、监察部《关于纪检监察机关依法采用“两指”“两规”措施若干问题的通知》中规定，“双规”场所不能设置在司法机关的办公、羁押场所和行政部门的收容遣送场所，且不能修建用于“两指”和“双规”的专门场所。2001年，中纪委再次下发文件，要求“双规”地点“必须选在能够确保安全的地方，一般应选在具有安全防范条件的平房或者楼房的一层”。
据介绍，酒店、招待所、军事基地，甚至是普通民居都可能成为“双规”场所。《南风窗》记者询问过多名刑事律师，他们所代理的官员贪腐案件的被告人，大多在特定的酒店或招待所房间里接受“双规”。
5月27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颁布，构成了第一部正式、公开的党内“立法法”。“双规”的制度性规定主要以党内法规的形式体现，这两部法规的出台，或是“双规”走向法治化的前奏。
中央党校教授林喆曾参观过地方纪委一处“双规点”，据她介绍，“双规点”的布置类似酒店的标准间，只是房间内的所有尖锐处都用橡皮包裹起来，防止意外发生。人民网曾刊登了一组由探访过中纪委设在大山深处的一处“办案基地”的人士拍摄的照片，显示该守卫森严的基地配备有询问室、心理测试室和侦查指挥室。
“双规”的第二个特点是纪委办案小组和司法机关相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主要是因为大多小组成员是临时从不同的单位抽调的，相互之间大多原本不相熟，因此排除了人际关系等因素的干扰。
中纪委《关于进一步规范使用“两规”措施的通知》中规定：“陪护人员从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中挑选，也可商请有关国家机构选派。对陪护人员要认真培训，明确责任，严格纪律。”曾有媒体报道称，“每‘双规’一人，少说有6～9人分早中晚3班24小时全程陪护，夜间陪护不能睡觉。”
一位不愿具名的纪委工作人员告诉《南风窗》记者，如果严格按照规定，“双规”时限不能超过案件调查时限，也不能使用刑讯逼供等手段，并且应当保持一定的公开性，即“24小时通知”等规定，那么“双规”实际上和目前法律规定的检察机关所能使用的手段相差不大，因此效果也应当差不多。但是为什么“双规”仍然未被放弃使用呢？该人员分析，一是“双规”相对司法手段具有更高的隐秘性，即使其间动用了“非常规”手段，也很难发现和追究。更重要的是，“检察机关办案的话在有些东西的度上很难把握得住”。
李永忠向《南风窗》记者总结了“双规”之所以具有很大震慑力的原因。他根据自己办案经验和研究结果总结出了“双规”的一个道理和三大定律。一个道理就是，贪腐群体因为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但是对他们而言“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三大定律，一是“马桶定律”，官员被带离权位，相当于屁股离开马桶，臭味就会立刻散发出来，犯罪迹象随之呈现；二是“树倒猢狲散定律”，被“双规”官员与其他涉案人员相互孤立后，“猢狲”们就会惊慌失措，很容易各个击破；三是“信息不对称定律”，“双规”后，官员和外界失去联系，贪腐的攻守同盟就自动瓦解。
“双规”的威力足以让每个官员闻之色变，这一点甚至被用以敲诈官员。2009年3月，重庆某区一名局长被3名无业游民假扮的“纪委人员”以“双规”名义带到酒店房间“审讯”。“假双规”期间，该局长对罪行和盘托出，还交出了随身携带的银行卡和密码。无独有偶，2010年5月，安徽全椒县某局局长同样被假扮的“纪委人员”以调查的名义带走，在案发40多个小时后被警方成功解救。据媒体报道，该局长被带走时“表现顺从”。
前述隐秘的办案地点和独立的办案小组这两大“双规”战术，以及纪委工作组更善于把握“有些东西”的特点，是李永忠所总结出来的三大定律发挥作用的基础。这些特色使得“双规”成为了“反腐利器”，但其中却也埋下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与法治接轨
5月27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颁布，构成了第一部正式、公开的党内“立法法”。“双规”的制度性规定主要以党内法规的形式体现，这两部法规的出台，或是“双规”走向法治化的前奏。
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主任程文浩去年11月份曾参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的反腐专家座谈会。程文浩认为，从反腐败斗争的现实需要来看，“双规”确有一定的必要性。然而，大部分学者同时也认为，“双规”应当与法治接轨，并在司法制度成熟之后，放弃这项过渡性的措施。李永忠虽然赞同“双规”的实用性，同时却也认为，“双规”在制度上“不是和法律没有冲突”，应当慎用、少用，直至条件成熟时不用。
目前， “双规”在制度上的确定性逐渐加强，法治因素增多，例如中纪委2001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使用“两规”措施的通知》中规定，在使用“两规”措施中，因违反规定失职、渎职造成严重后果的，或者有逼供、诱供、体罚等情形的，或者无权使用而使用“两规”措施的，应严肃追究直接责任者的责任。此外，2005年中纪委“7号文”也明确规定，“双规”中要保障调查对象的权利，包括申辩权、申诉权、人身权、知情权和财产权。然而在实践中，就像“於其一案”一样，“双规”仍然存在不少未能与法治接轨的情形。
2005年3月，河北省国资委纪委“双规”了原河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梁云才等人。“双规”期间，纪委从河北省国资委下属公司抽调的3名办案人员多次殴打梁云才，导致后者死亡。饶有意味的是，3名抽调人员中，除一人是国企保卫科民警外，其余二人分别是没有办案经验和资历的武装部干事和“临时工”司机。
“梁云才案”的媒体报道中引用了该案《起诉意见书》的记载：“看护人员以（梁云才）坐姿不正，不符合要求”、“态度不老实，不老实交待问题”为由，多次殴打梁云才。其中，“左书平（即前述民警）用墩布把儿抽打梁云才的后背，将棍子打折，用凳子猛击梁云才的后背、肋部，造成梁胸部多处骨折，胸部、双臂、双腿广泛性皮下组织、肌肉出血，致使梁云才因大面积软组织损伤、出血所致出血性休克合并创伤性休克”。
事后，3人以故意伤害罪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15年有期徒刑和10年有期徒刑。此外，另有两名参与办案的纪检人员因“明知看管人员殴打，却不加制止”而被判玩忽职守罪，分别是有期徒刑7年和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梁云才案”的判决结果表明，“双规”并非司法过程，否则适用的罪名应该是“刑讯逼供罪”。刑法学教授徐松林告诉《南风窗》，适用故意伤害罪的是普通主体，不要求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适用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玩忽职守罪则属于过失犯罪，量刑最高只有7年。相比之下，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或死亡的，依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最高是死刑，但这一罪名只适用于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尽管“梁云才案”中也有民警，但最终依然以针对普通主体的故意伤害罪判刑。
就在於其一死亡后两周，又有消息传出，河南省三门峡市中院副院长贾九翔在“双规”期间死亡，官方称其死于“突发心脏病”，家属则反驳说贾没有心脏病。类似的“双规”死亡事件，近年来常见诸报端，大多被认定为意外死亡。《南风窗》记者经过多方查询，发现类似“梁云才案”最终追究“双规”办案人员的案例非常少见。
5月27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颁布，构成了第一部正式、公开的党内“立法法”。“双规”的制度性规定主要以党内法规的形式体现，这两部法规的出台，或是“双规”走向法治化的前奏。
1997年，天津市宝坻县法院法官王晋英被指犯有徇私舞弊罪，先后接受纪委和检察院调查。事后因证据不足，王被释放。释放后，王申请国家赔偿。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在判决书中写道，纪委“是党的组织，不是国家机关，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侵权主体必须是国家机关”，因此纪委调查的时间不应计入国家赔偿的范围。
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讲师柳建龙提出，虽然国家赔偿的确不适用于“双规”，但是根据《行政诉讼法》对于国家机关“不作为”也应承担责任的规定，法理上仍然可以追究国家监察机关的责任。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今年初讲话中表示，“当前反腐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在李永忠看来，在战术层面上使用“双规”，进行反腐“歼灭战”是治标的需要，但是长期来看，治本只能依靠“制度反腐”，而不是“权力反腐”。
5月27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颁布，构成了第一部正式、公开的党内“立法法”。根据这两部法规，包括中纪委在内的党的机关所颁布的党内法规都要通过备案审查，其中一条审查标准是“是否同宪法和法律不一致”。“双规”的制度性规定主要以党内法规的形式体现，这两部法规的出台，或是“双规”走向法治化的前奏。
来源：南风窗 作者：编辑：李啸啸
释永信的本命年：修禅、传教、出访、参政、拍电影 2013-06-16
释永信忙碌着。
作为全球最知名、最忙碌的大和尚之一，嵩山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的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刚刚送走世界各国前来参加三坛大戒法会、全球佛医高峰论坛的客人们，又在着手准备出访俄罗斯、美国的相关事宜。
9月，释永信将出席俄罗斯国际军乐节，他带领的武僧们将在红场一展少林功夫；10月，他又将飞往美国洛杉矶，组织北美少林文化节活动。
“我们在搭建一个平台，让不同地区的少林弟子和少林禅武文化爱好者在一块儿交流。”他说。自1990年来，他已率团访问了六七十个国家和地区，每年有六分之一的时间在外交流。
禅宗祖庭少林寺已连续9年在美国加州举办少林寺日，在纽约、华盛顿、洛杉矶、旧金山等地，少林寺也经常有活动举办。在北美地区，少林洋弟子已经数以百万计。
今年48岁的释永信格外忙碌。记者来访时，看到他不停地接待来自各地的拜访者，揣在袈裟里的手机也频频作响。
今年，释永信再次成为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3月份进京履职。他最关注的是可持续发展问题。
而由少林寺和影业公司合作的《少林寺》的3D影片也在忙碌的筹拍中，希望重现30年前那部同名电影的辉煌。
释永信认为，佛教是在开放和变化中发展的。
他说，佛教文化最早从古印度开始，到了不同地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佛教流派，比如藏传佛教、南亚佛教、汉传佛教等。
“现在是世界大融合、大碰撞、大交流的时代，佛教进入西方，融入西方文化，也是历史的必然。”他说。
少林文化为什么在西方受到欢迎？释永信说，我们通过弘扬少林文化，结合少林禅修、医学、养生、功夫等丰富多彩的方便法门，着重谈心灵的净化，让佛教渐渐成了西方人生活的一部分。
释永信本是安徽人，年轻时到少林寺出家。1995年，30岁的释永信策划主持了轰动海内外的少林寺建寺1500年庆典；4年后，他成为第30代方丈。
释永信在多个场合提及：要对少林寺今后1500年负责，对少林寺的生死负责。
为此，释永信一直在为少林寺寻找一种生存与发展模式：在当下的现实格局中，如何更有效地弘法利生、光大传承？他的选择是，围墙内的传承和围墙外的影响同样重要。
近年来，少林寺把各个堂口、各项制度兴建起来，恢复少林下院，培养内部僧才，解决继承传统的问题；同时，不间断举办社会活动，让少林寺的文化价值逐渐被社会接受，扩大国际影响力。
采访时，少林寺正在举办水陆大法会，身着红黄色袈裟的僧人队列缓缓从方丈室前走过，嘹亮的诵经声响彻云霄。
释永信说，少林寺每天的佛事活动安排得满满的，每年禅堂也坚持打禅七。
不久前，少林寺传统的三坛大戒法会举办，来自世界各地500位沙弥成为比丘，在少林寺生活、修行、用功将近一个月。
释永信说，寺院里仪式性的事情很多，比如大型法会，不仅需要场所、人群，还需要传承和演练。
“少林寺常驻僧众有300多人，有足够的人手才能很好地保留传统。”他说。
释永信反复强调，少林寺的灵魂核心始终是僧人的修行。
“传承人的培养对少林寺的未来发展十分重要，我们鼓励年轻人到世界各地去讲经、住山。”释永信说，“我们每年都会增加新的弟子。我们欢迎世界各地的人前来修禅和学功夫。”
他说，他本人作为方丈，事务繁忙，但只要一忙完，也会到禅堂去坐香。“每次进去都不想出来，要是能一直在禅堂里坐上几十天该有多好。我内心一直认为，这种生活，才是我最向往的、最追求的。”
少林寺今后1500年如何发展？释永信说，作为三大宗教之一，佛教是有优势的：佛教兼容并包，不排斥其他宗教，佛教到中国后，与其他宗教都能够和睦共存；它追求个人修行解脱，利益世道人心而不会危害社会，一定会得到全世界的尊重欢迎。
“未来科技越发达，对少林寺越有利。”释永信说，“我们曾通过科学手段测试坐禅与练武的不同境界，通过数据来说明修行好坏的区别，少林寺从不排斥科技。”
少林寺藏经阁刚刚被列入国家级古籍保护中心。释永信说，少林寺把自身的遗产看得很重，正在加强佛教古籍的保护和修复工作，趁着一批老人还在，要抓紧时间做好传承，要是不在了，就会追悔莫及。
“有些事不能等，错过就没机会了。”他说。
来源：新华网 作者：桂娟 刘景洋 姜辰蓉编辑：李啸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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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已经成为当前媒体上最热门的信息技术词汇之一。
然而，对于何谓“大数据”，目前尚无一个统一的定义。如果将大数据比喻成一棵树，麦肯锡强调数据集，像是大数据深入地下的根；著名研究机构高德纳（Gartner）强调资产和增值，恰如大数据树上绽放的鲜艳花朵；牛津大学数据科学家、畅销书作家迈尔-舍恩伯格强调分析方法，可以应用于不同的情境，相当于大数据的枝干。
对于上海而言，大数据具有无限的魅力：它挺立于IT产业的高端，吸引着产业和资本的无数眼球；它枝藤蔓延，广泛应用于各行业的应用和创新，不经意间就掀起一场行业变革的风暴——对于正处在转型发展中的上海来说，它的到来适逢其时。
大数据和决策制定
上海是海量数据的信息枢纽，大数据对于上海要重点发展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以及传统服务业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的先行先试，率先迈向智慧城市这一目标，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有着迥然不同的重大意义。
作为一项通用技术，大数据所影响的不是某个特定行业，而会波及所有行业。但在初期，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存在差异。那些率先迈入数据密集型、基于知识创新、个性化要求高的行业，如金融、保险、医疗、零售、电信等有机会先行一步。
在后工业社会中，大数据并非孤军挺进，智能技术支持决策制定需要有相应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支持，包括服务经济占主导（尤其信息服务业）、专业技术阶层的优越地位和理论知识的首要位置（反映在研发投入上）。
从上海这几方面的发展看，2011年第三产业占比达到60%，信息产业增加值（制造加服务）占GDP比重达9.9%；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占比为61.3%；全年用于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达到3.16%。这些指标数据与全球同类城市如新加坡、香港等相比并不落后，为大数据的推广和应用奠定了基础。
借助于大数据辅助决策是后工业社会的典型特征，也是其基本要求。
作为特大型的国际都市，上海一直强调以创新驱动来解决诸多城市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但是创新驱动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借助科学理性的决策。而决策必须基于上海的现实，如市场竞争格局、辐射力，市民消费习惯、收入水平，人口统计、地理空间等，这些数据的总和构成上海发展可资利用的大数据。没有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数据分析方法，很多决策质量将很难真正上水平，而且可能蕴藏着巨大的误判风险。
大数据和IT产业升级
上海要走在全国的最前列，就必须抓住大数据发展的机遇，把握住大数据这一IT产业的关键。
从近年来国际大型IT企业的频频收购活动也可以察觉出大数据是IT产业的关键这一动向。
IBM在将一些硬件业务出售给像联想这样的公司的同时，也加大了对软件公司收购的力度，包括著名的智能软件Cognos和分析软件公司SPSS等。
谷歌收购了Measure Map统计分析程序、 深度搜索应用公司Tranformic、网站流量分析和统计公司Urchin等，都跟大数据直接相关。亚马逊、Facebook等公司也都在富有远见地布局大数据产业。
抓住大数据发展的机遇，上海不仅仅需要相应的智能化技术，还需要对行业或城市管理有深入的理解，它构成了整个IT产业链中知识最为密集的环节，占据着行业的高端。
在IT产业中，基于大数据的商业机会主要掌握在两类公司手中：一类是IBM、微软、惠普等公司提供“硬件+软件+数据”的整体解决方案，以平台性为特征，提供基础服务；另一类是以Facebook、亚马逊和谷歌等公司为代表，基于海量的用户信息，提供精准营销和个性化广告推介等活动。此外，新兴的创业公司通过出售数据和服务有针对性地提供单个解决方案，在特定行业和区域复制前两类公司的大数据服务模式。
从国内来看，上海IT产业在人才、技术研发、与国际接轨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等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优势。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总产值和就业人数居上海六大支柱产业之首；信息服务业的产值在服务业中排名达到第五。但在这貌似光鲜的高科技产业背后，仍然存在产业链层次偏低的问题。IT业内程序员、维修、销售服务等工作被讥称为“IT民工”，其体力劳动量远大于脑力劳动量，处于这一产业链的低端。
抓住大数据发展的机遇，上海要充分挖掘被企业和政府部门“养在深闺”、大量的本土消费和市场行为数据，获得本土或行业的比较优势。大数据拥有单位如果能加以重视，与国内IT企业协作开发，激活这个沉睡的巨大金矿，就可能成就上海自己的、在不同细分行业的IBM、谷歌和亚马逊，引领整个中国IT服务业走向高端。推动大数据的发展，不仅可以作为上海IT产业自身升级的一条重要路径，更可以带动其他产业和城市管理的升级，真正打造上海城市建设和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升级版。
制约大数据发展的四个瓶颈
从大数据的启用到最终价值的创造，是一连串的事件，需要观念的转变、大数据知识的传播、基础设施、人才、法律等基础条件。目前，这些构成了制约上海发展大数据产业的四大瓶颈。
观念瓶颈：根据Gartner的IT生命周期理论，目前正处于对于大数据认识的泡沫化阶段，需要有一个价值理性回归过程。作为决策层，既不要盲目跟风，更不要轻易否定其价值。这时候，尤其需要冷静下来思考：大数据的出现对于经济社会有何种影响，如何影响本行业，对此我们准备好了吗？当前制度与之适应性如何，需要进行何种变革和创新，甚至提交到立法层面来解决？在如何利用大数据方面，站在城市层面，是否可能形成一个战略规划，明确基础数据的良好治理机制，以保障数据的“流动性”和“可获取性”？政府可以为市场提供哪些服务和支撑，等等。从目前“小数据”的开发利用来看，上海仍存在较严重的数据“孤岛”现象，共享的观念还远没有普及，数据管理的制度仍需健全。面对大数据时代的新浪潮，形势不容乐观。
能力瓶颈：上海企业信息化水平参差不齐，很多大型企业如宝钢、电气集团等信息化应用相当成熟，管理水平在逐渐向国外一流公司看齐。但仍有相当比例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信息化水平欠佳。据市经信委的调查，约70%的中小企业没有专职IT人员，管理仍停留在经验层面，拍脑袋决策的事情不在少数。这将很难培育出大数据的能力。虽然中国的技术方面也落于人后，但最大的障碍在于技术的应用和管理能力。上海必须重视提升企业信息化管理能力，夯实好基础。
法律瓶颈：在互联网环境下，哪些数据开发行为属于合理开发，仍缺乏一个相应的法律规定，对个人信息保护也无法可依。加之人为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成为一些部门利益的重要来源，导致立法进程迟迟不能启动。相关法规缺位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信息服务产业发展出现了逆向激励：对于个人信息合理的开发受制种种约束，而信息滥用者借助于种种暗箱操作，反而逃避了监督。这种环境下，推动大数据这个金矿的开发，存在非常大的法律风险。
文化瓶颈：各类组织，包括企业、公共服务机构对大数据知识的了解和技术掌握，有个学习过程。从长远看，根本性障碍还在于对基于数据的决策抱怀疑态度的决策文化。这既与数据本身质量不高有关，也与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分不开。反映到决策上，往往更加相信直觉，而不重视数字。尽管上海具有相对开明睿智的城市文化，但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性方面仍有改善的空间。
推进措施和建议
上海是中国经济、贸易、金融、航运等领域海量数据的集散地，具备得天独厚的大数据优势。在推动大数据发展问题上，上海可以大有作为，这体现在路径选择、环境营造、基本保障等三个维度。
从路径选择看，可以将从上而下和从下而上两种方式结合。
从上而下，强调数据共享和整合，解决现有数据孤岛问题。近年来，上海斥资建成了各种平台，包括互联网数据中心（IDC）、大型企业数据平台、云计算平台、高精度位置服务平台、各行业信息服务平台以及各类社交媒体平台等，为大数据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大数据发展的要求是接入和共享，这需要关注于底层数据的连通。但数据共享与其说是技术问题，不如说是制度和利益协调问题，需要高层的承诺，各方认真协商解决。这一工作的难度并非上海所独有，美国白宫的数据共享问题也仅仅是奥巴马上台之后强势推动下才初见成效。只有在共享问题得以解决后，大数据这座金矿才能充分得以开发，实现跨越式发展。
从下而上，强调以小型应用和微创新为突破口，撬动大数据的发展。上海可以从应用端出发，以小型应用和微创新为突破口，引爆行业的大数据发展。如可以鼓励医院、教育等公共服务部门、现有金融保险、航运企业、大型制造企业、零售等数据量丰富的行业龙头企业，以大数据为纽带，各自开展微创新，激活整个产业链的创新能力。微创新的作用在于不断尝试和改进，找到一个更好的服务模式，进一步激发大的创新。如能基于高质量的大数据分析，创新效果会更好，成本会更低。同时随着应用的深入，自然而然对其他部门数据提出共享需求，最终有助于不同部门之间数据的共享。
从环境营造上，上海可以从内外部两方面着力，推进大数据的发展。
从内部看，上海应着重激发基于大数据的创业创新精神。大数据产业链主要是一些国际大数据公司所主导，目前上海没有可以与之相匹敌的企业，只能依赖于细分市场和特定环节的突破，激发出中小型创业型企业的创新精神，培育一批基于数据的决策的创新型企业及中小型创业型企业，通过市场竞争拼出一条血路。
从外部看，主要还是通过筑巢引凤构建大数据产业链高地。上海享有地域、技术、人才、市场、行政效率和透明度高等多种优势，IT产业集群优势也非常明显，借此可广泛吸引国内外企业将大数据行业分析中心设在上海，就地应用和试点，作为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点支持对象。
保障机制方面，主要涉及立法突破、人才培育和决策文化等三方面。
其中，在大数据立法上有所突破，是关键一环。大数据立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应放在计算机和互联网信息安全和保护这一大的框架下，在地方层面，灵活借鉴各先进国家和城市经验，规定对信息利用的合理边界，保护个人信息不被滥用。另外，根据迈尔-舍恩伯格的建议，大数据年代记忆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为了对公民隐私进行保护，应该有一种遗忘机制。而这一机制类似于档案的销毁，也应有法有依，否则后果会很严重。
同时，人才是技术研发和市场应用的基础。据麦肯锡的估计，仅在美国，大数据技术人才缺口达14万－19万，管理人才150万。上海应开始重视对大数据专业人才的培育，还要意识到国际性人才争夺战的激烈性，既要培育出人才，更要留得住人才。最直接相关的专业有两大类：第一类是大数据技术研发人才，主要为计算机科学和技术专业；第二类是数据分析和管理人才，主要包括信息系统和信息管理专业、数理统计专业等。
最后，还要倡导基于大数据的决策文化。近年来，上海在努力建设智慧城市中已经应用了大数据的理念，但仍存在一些凭经验和直觉决策的区域。大数据的决策本质特征是公开透明和科学理性，这可以改进政府与民众的互信，倡导这一决策文化可以有效改变公信力不足的不利局面，深化上海服务型政府建设。■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所副研究员、博士。周知秋编辑，工作邮箱：zhouzhiqiu@wxj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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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劳动者标准：京沪最高 下限年收入12万 2013-06-14 16:17 来源：京华时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本月在人民大会堂同出席2013财富全球论坛和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的企业家代表会见并座谈时说，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将带来巨大需求，中国有潜力、有条件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对于我国迈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应如何掌握发展带来的机遇，有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记者采访了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研究员王宏。
解读 1
指标
对比世行标准得出宏观数据
京华时报：可能有些人会惊讶于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那么这个宏观数据是怎么得出来的？
王宏：世界银行2010年的标准是，低收入经济体为1005美元或以下者；下中等收入经济体在1006-3975美元之间；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在3976-12275美元之间；高收入经济体为12276美元或以上者。按照我国2011年人均GDP35000元人民币，按照当前汇率折合美元约为5000-6000美元，我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国家。
京华时报：中等收入劳动者的微观标准是什么？
王宏：经反复测算、比较，我所相关课题组提出“中等收入劳动者”的概念和标准是，到2020年前，在城镇就业的工薪劳动者年收入达到6万-15万的，即可以称为“城镇中等收入劳动者”，同时不同地区可按0.8到2的地区差异系数确定本地区标准。
其中北京和上海三项指标同为最高值，即差异系数为2，“城镇中等收入劳动者”标准下限是12万元/人年，上限则是30万元/人年。海南省的三项指标则均是最低值，即差异系数是0.8，“城镇中等收入劳动者”标准下限是4.79万元/人年，上限则是11.99万元/人年。
需要注意的是，“中等收入劳动者”与“中等收入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前者是针对劳动就业者，收入主要是指劳动报酬收入。后者针对全部社会成员，可以是劳动就业者，也可以是离退休人员、未成年人、未就业的职业家庭主妇等。其收入来源除劳动收入外，还可以是股票买卖获利、房屋租金等资产性收入，也可以是抚恤金、退休金等转移性收入。
解读 2
特点
新型工业化概念呈现四特点
京华时报：在人类历史上，还没人见过13亿人口的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总理特别提到的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将带来的巨大需求，具体会有什么表现？
王宏：工业化、城镇化是一个国家经济腾飞发展的必经阶段，这一过程会对我国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带来巨大变化。比如说，在产业结构方面，在二、三产业比重继续提高的同时，信息、能源、环保、现代物流、现代金融、现代服务业等行业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另外，我国提出了新型工业化的概念，有四个特点。一是同信息化等现代高科技发展紧密结合，二是注重经济发展同资源环境相协调，三是坚持城乡协调发展，四是实现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同劳动密集型产业相结合。
与此相适应，在就业结构方面，农业从业人员比重继续下降，而技术工人、白领工作者比重将继续明显增加，而且职业划分更加细化。在消费结构方面，受到收入增长和消费产品供给结构变化两方面的影响，居民在衣食住行基本生活上的支出会逐步下降，而对个人教育与发展、闲暇享受、社会交往、旅游等更高层次的消费支出会上升，而且更加注重消费品的设计和品牌等等。
国民将可以看到，工业化、城镇化给我国的三大产业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解读 3
规划
工薪家庭有望进入中产群体
京华时报：对于今后国民收入的增收问题，国家还有何专门规划吗？
王宏：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对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期间收入分配改革工作提出的增加收入的量化指标，非常振奋人心。但这个收入倍增是要扣除物价因素的倍增；是人均、而不是人人收入倍增，是低收入群体较快增长的倍增；是收入差距逐渐缩小、收入不公逐步改善的倍增。
京华时报：您认为现在我国中产阶级人数规模大约有多少？增加中产阶级人数有何良策？
王宏：仅就城镇范围推算，我国“城镇中等收入劳动者群体”总人数在6-7千万左右，约占全国城镇劳动就业人口3.2亿的18%-20%左右，占城镇总人口的9%-10.3%。目前中等收入劳动者主要分布在北、上、广、深以及一些发展较快的大、中城市中，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可以达到30%以上。
为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我建议在政策方面政府部门应该打出一套组合拳。这包括，通过政府减让税费，扩大劳动报酬增长空间；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提高收入分配调控功能；扩大教育支出，解决医疗、住房问题等举措。
京华时报：哪个群体会成为我国扩充中产阶层的潜在人群？
王宏：分析表明，劳动报酬水平以及工薪就业者总量与收入分配格局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010年我国城镇家庭总收入中，工薪收入占比65.2%，转移性收入占23.5%，经营净收入占10.9%左右，财产性收入1.2%。工薪收入是城镇家庭收入的主体。对于普通工薪家庭而言，工薪收入的重要性更加明显，而这些家庭正是今后最有希望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后备军。
解读 4
困惑
怎样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京华时报：在收入分配领域“分蛋糕”时，部分存在收入差距被拉大的问题。如何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缩小收入差距？
王宏：在经济增长、收入提高的同时，我国还要着力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十八大报告也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收入增加和收入差距缩小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可偏废的两个目标，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今年2月公布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已经明确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和路径问题，下一步改革的关键是要拿出有力的措施，特别是在工资外收入监管、完善资本市场、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促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均等化问题方面。
解读 5
忧虑
如何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京华时报：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王宏：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最早是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能持续，出现经济增长停滞、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动荡等问题，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高收入的门槛。
京华时报：有观点认为，中国会不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中国有没有能力和实力掌握产业的核心技术。您认同这一观念吗？
王宏：部分认同。技术要素是经济增长的重要一环，但绝非全部。
我国要主动地、彻底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原来粗放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技术驱动转变，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向扩大内需转变。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的基础上，鼓励新兴产业发展，鼓励科技创新和企业自主创新,扩大在世界价值链中的话语权。另外通过教育和技术培训，提高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激发劳动要素这一第一生产力的潜能。
京华时报：中国如何更好地做到藏富于民？
王宏：这需要重视贫富差距问题，避免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对投资、消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才能藏富于民。
同时，国家应着力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进一步降低基尼系数；政府发布再分配政策，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力争扩大支出的同时更趋公平。（记者赵鹏）
（责任编辑：周源 ）
大学毕业生的梦想与现实 2013-06-17 02:31:03 新京报
专家预测，未来10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大概有40%会进入蓝领、灰领岗位就业，成为知识型工人、知识型农民和知识型的现代商业服务人员。图/CFP
在《致青春》、《中国合伙人》等电影热映后，社会上也掀起一股“缅怀青春”、“重拾梦想”的浪潮。与此相对的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却显得多少有些暮气沉沉，拼命奔向主流大道。在这个“史上最难就业年”，大学毕业生的选择或许更加被动。但“过来人”也表示，如果找不到“你需要”的工作，还有许多“需要你”的工作在等着你。
梦想 从主流大道上退出的“精英”
“四年前，我在香港一家公司工作。有一天凌晨，收工比较早，我走在回家的路上，相当疲惫。我看到路边有一个公益广告叫‘梦想改变世界’。那时候的我，看到这句话，冷笑了一声，哼，梦想？然后气冲冲就回家了。回到家，坐在床上，真的是泪流满面。我回想自己一路走来，为什么竟然没有了梦想，我还这么年轻，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幸福活过，更没有为别人的幸福活过，我究竟在为什么而活？看上去我一路都走在主流的道路上，做着我不喜欢的事情。不仅做，还把它做到出色，为什么我的内心如此地干涸？”
在近日举办的以“谁能定义我们的青春”为主题的21世纪教育沙龙上，香港突破机构项目官员、《和精英价值说再见》作者赵晗和大家分享了她的经历。从人大附、清华到港大再到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在外人看来，赵晗可以算作成功的精英人士。但工作7个月之后，幡然醒悟的她却毅然辞职，投身公益事业。
赵晗发觉自己一直分不清楚目标和梦想。“我是一个有着很多目标的人，我的人生就是一个目标接着一个目标，奔跑在主流的大道上。但是我发现，我的目标并不是我的梦想。我表面迎合，但内心绝望。所以我离开这个主流的轨道并不是我的冲动，而是我多年来终于有机会对主流且不属于我的道路说不。”
在《致青春》、《中国合伙人》等电影热映后，社会上也掀起一股“缅怀青春”、“重拾梦想”的浪潮，如老大学毕业生们组织的怀旧主题活动，各种相关主题的沙龙、讨论等等。但在这个年轻人都已暮气沉沉，拼命奔向主流大道的年代，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赵晗那样追求梦想、离开主流轨道的勇气，也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到“青春无悔”。
现实 “民营个体”用人最多满意度最低
姚翔（化名）大学毕业已有两年，目前在北京一家央企工作。考大学时，他听从父母的建议，放弃自己喜爱的历史，报考了北京一所知名高校的经济学专业。大学毕业时，他从应聘者中脱颖而出，考入这家体制内的单位，让同学们很羡慕。“其实，从小到大，我很少依据自己的内心来做判断和抉择，因为总会有人告诉你什么样的选择是好的。说实话，我并不是非常喜欢现在的工作，有些单调，但是这份工作能给我北京户口、丰厚的薪水福利和地位、安全感，在现在的国内环境下我肯定不会轻易放弃。”
而和姚翔走着相同道路的人，并不是少数。姚翔记得一次和朋友吃饭，朋友说现在大街上看到的人几乎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复制人，走着相同的路，过着一样的生活。姚翔心想，他肯定也是其中一个。“梦想这个词离我有点遥远，我都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梦想。”
麦可思研究院近日发布的就业蓝皮书《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指出，“民营企业/个体”是2012届大学毕业生就业最多的用人单位类型，本科院校中有45％的毕业生在“民营企业/个体”就业。但报告也显示，2012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在“民营企业/个体”的就业满意度最低，为50％；而在“政府机构/科研事业”的就业满意度最高，为69％。
“所以和几年前的大学毕业生相比，现在的大学毕业生肯定会更加现实。”北京某高校负责学生工作的冯老师解释，“像在北京生活压力这么大，还有一些限购政策，大学生们肯定要看重户口、薪酬福利等，这些都会影响到生活质量，学生的职业发展当然要考虑兴趣等因素，但现实问题也无法忽视。”
而在这个“史上最难就业年”，大学毕业生的选择无疑更加被动。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生小卢说，今年工作本来就不好找，找到理想的工作就更难了。他本来想去媒体工作，但一直没有好的机会，最后只得找了一家企业做策划方面的工作。“我们其实还是有梦想的，不过可能要采取‘曲线救国’的方式了。”
建议 勇于从最基层的锻炼做起
值得关注的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短期内可能并不会有所好转。由国家教育咨询委员胡瑞文主持的《基于事业统计和人口普查的教育结构与人才供求分析》报告显示，2010年至2020年间，中国预计将新增9400万大学毕业生，由于同期市场提供的白领岗位只有4600万，能够成为白领的大学生将不足一半。
“我们用30年时间使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达到普及化阶段，但也带来非常大的挑战。1991-2000年普通高校每年毕业75万人，2001-2010年每年毕业340万人，未来十年每年毕业700万人，成人高校还不算，这对就业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过去大学毕业生在成人就业中10个人里占一个，将来10个人里面有5个大学毕业生。所以，他们不光要做白领，还要做蓝领，不但要面向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大中型企业，而且更多要面向民营企业，面向中小城市和农村，面向各种职业。从精英到大众到普及化阶段，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方向、能力和岗位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胡瑞文预测，未来10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大概有40%会进入蓝领、灰领岗位就业，成为知识型工人、知识型农民和知识型的现代商业服务人员。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很有志向的大学毕业生也要勇于从最基层的锻炼做起，我们的舆论导向要鼓励大学生了解中国国情，从基层干起。还有我们高等学校培养的目标和课程都要和精英教育有根本的不同，我们现在还是精英导向，要呼唤高等教育转型。”胡瑞文说。
赵晗也对精英教育有自己的认识。“我之所以告别精英教育，并不是反对精英，或者我认为社会不需要精英，我想要告别的是一种精英教育。用我一个同学的话说就是，自己本来的目标是离开老家去成都，离开四川去北京，离开中国去美国，最好能够离开美国去火星，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要的精英教育，就是一种优越感特权，追求体面不凡，自大自恋。而缺乏的是灵魂，是对于社会责任的回应和担当。”在高等教育即将进入普及化阶段的今天，大学生们需要认清现实，放低身段，做一个有灵魂、有梦想、有责任的人。
●我回想自己一路走来，为什么竟然没有了梦想，我还这么年轻，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幸福活过，更没有为别人的幸福活过，我究竟在为什么而活？
——赵晗，《和精英价值说再见》作者
●其实，从小到大，我很少依据自己的内心来做判断和抉择，因为总会有人告诉你什么样的选择是好的。
——姚翔（化名），大学毕业两年，目前央企工作
●从精英到大众到普及化阶段，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方向、能力和岗位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胡瑞文，国家教育咨询委员
教育部年内出台师德考核规定 早报讯 发表于2013-06-16 04:03
校长性侵幼女、教师体罚学生等事件，引发了公众对教师素质问题的广泛关注。
■ 从事有偿家教、体罚学生、违反教育规律增加课业负担等都将受处罚
早报讯 校长性侵幼女、教师体罚学生等事件，引发了公众对教师素质问题的广泛关注。针对此情况，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近日透露，今年内将出台教师师德考核评价规定，为师德划出“红线”，越线教师将受到严惩。
明确界定违反师德行为
6月14日，在北京2013年教育督导与评价研讨会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许涛表示，被曝光师德沦丧的教师都是教师队伍中的败类。全国现有教师1442万，绝大多数教师都是教书育人的楷模。对于严重违背师德的行为，教育部坚决反对，并将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工作，依法严惩，将这些人清理出教师队伍。
许涛表示，今年，教育部将在大力弘扬教师高尚情操的基础上，建立教师师德长效机制，出台相关文件，划出师德“红线”。据透露，该文件将对教师违反师德规定的行为提出明确界定，建立教师师德考核评价规定。教师如有从事有偿家教、体罚学生、违反教育规律增加课业负担等行为，都将依照文件规定受到处罚。而性侵女童是违法行为，已不能简单定性为有违师德。许涛表示，通过此举“用高压态势守住师德底线”。
而在日前，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也把一些媒体曝光的师德沦丧的教师，形容为败类。
刘利民在接受有关媒体采访时称，最近发生的性侵事件令人十分愤慨，对涉案的这些道德沦丧、违法乱纪的败类要坚决清除出教师队伍，而且要依法严惩，维护好学生的权益。要加强对教师的师德教育，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
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教育部出台有关规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类似问题，应该进一步推进依法治校、依法执教。
熊丙奇称，从本质上说，校长、教师侵犯学生的权益不是师德问题，而是法律问题。所以，现在不是要出台所谓的师德考核规定，而是要严格地推进依法治校、依法执教，真正落实《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保护法》中所规定的保护学生权益的条款，而不是让这些条款只是停留在文本上。
多地推师德一票否决制
目前，教育部已在浙江、湖北等省市试点教师资格定期认证注册制度。教师需参加职业考试，持《教师资格证》上岗；并且每隔5年进行一次认证和注册，从师德、教育教学能力和水平、参加继续教育的时间和质量等方面综合考核，其中对师德实行一票否决制。
据北京市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线联平前日透露，从今年起，北京市将把教师队伍建设列入教育督导范围。目前，北京已开始研究教师资格定期认证注册制度，计划实行《教师资格证书》和《北京市新入职教师职业培训合格证书》制度，逐步打破教师资格终身制。同时，实行统一的中小学教师编制标准，建立统一的职务（职称）系列，完善聘用合同管理制度，全面推进教师职务评聘结合。
综合《京华时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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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双规：地点多选择酒店 房间尖锐处用橡皮包裹 2013-06-16
原题：纪律与法律之间的“双规”
5月27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颁布，构成了第一部正式、公开的党内“立法法”。“双规”的制度性规定主要以党内法规的形式体现，这两部法规的出台，或是“双规”走向法治化的前奏。
“双规”的复杂面目
多年以后回顾中国的反腐史，“双规”一定是一个关键词。这个词进入公众视野主要有两种场合：一是有关部门宣布某官员“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这往往意味着一个官员政治生涯的结束、囚狱的开始，这种情况常常会引来公众一片“欢欣鼓舞”；二是每当“双规”中的官员因各种原因丧命，官员家属、学者、律师便会提出百般质疑，而公众的心态则往往在“活该”和“无视”之间摇摆。
近期，“双规”也正是以这种两种舆论反响截然相反的方式，分别因“刘铁男案”和“於其一案”进入公众视野。去年底，媒体人罗昌平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贪腐，在公众经过近半年的等待和各种揣测之后，“双规”消息正式发布。接踵而来的是，公众为“打老虎”的反腐势头没有减弱而“欢呼”，罗昌平传奇般的微博实名举报“历程”也被媒体细细盘点。
今年4月份，温州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於其一在“双规”期间猝死，一说是“洗澡期间摔倒”身亡，一说是“溺水死亡”。家属发现於其一身上存在“大面积损伤”。事后，当地市委成立专案组对事件进行调查。
“双规”在制度上的定义是1990年国务院颁布的《行政监察条例》中所规定的监察机关在案件调查中有权“责令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检查事项涉及的问题做出解释和说明”。“双规”在正式文件中也称作“两规”。1997年，《行政检察法》通过，将原条例中“规定”改为“指定”，因此有了“两指”的说法。1993年，中纪委和监察部合署办公，因此在实践中，一般很难区分“双规”和“两指”。
“双规”在一系列反腐大案中，发挥了显著成效，陈希同、胡长青、成克杰、陈良宇等案都在“双规”这一“反腐利器”之下，迎刃而解。
在中纪委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看来，“双规”是当下反腐败斗争所需要的，是为了适应目前中国严峻的反腐形势而创造的一种“举世无双”的反腐战术，“没有比‘两规’更厉害的做法了”。李永忠曾在地方当纪检监察室主任8年，大约一两成的案件动用“双规”手段，查办的所有案件“均告破”。
一方面是“反腐利器”，一方面是“致命黑洞”。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双规”便笼罩着神秘的面纱，以复杂的面目示人。
“反腐利器”的铸成
那么，区别于司法程序的“双规”是如何发挥反腐奇效的呢？这首先与“双规”隐秘的办案地点有关。
1998年，中纪委、监察部《关于纪检监察机关依法采用“两指”“两规”措施若干问题的通知》中规定，“双规”场所不能设置在司法机关的办公、羁押场所和行政部门的收容遣送场所，且不能修建用于“两指”和“双规”的专门场所。2001年，中纪委再次下发文件，要求“双规”地点“必须选在能够确保安全的地方，一般应选在具有安全防范条件的平房或者楼房的一层”。
据介绍，酒店、招待所、军事基地，甚至是普通民居都可能成为“双规”场所。《南风窗》记者询问过多名刑事律师，他们所代理的官员贪腐案件的被告人，大多在特定的酒店或招待所房间里接受“双规”。
5月27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颁布，构成了第一部正式、公开的党内“立法法”。“双规”的制度性规定主要以党内法规的形式体现，这两部法规的出台，或是“双规”走向法治化的前奏。
中央党校教授林喆曾参观过地方纪委一处“双规点”，据她介绍，“双规点”的布置类似酒店的标准间，只是房间内的所有尖锐处都用橡皮包裹起来，防止意外发生。人民网曾刊登了一组由探访过中纪委设在大山深处的一处“办案基地”的人士拍摄的照片，显示该守卫森严的基地配备有询问室、心理测试室和侦查指挥室。
“双规”的第二个特点是纪委办案小组和司法机关相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主要是因为大多小组成员是临时从不同的单位抽调的，相互之间大多原本不相熟，因此排除了人际关系等因素的干扰。
中纪委《关于进一步规范使用“两规”措施的通知》中规定：“陪护人员从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中挑选，也可商请有关国家机构选派。对陪护人员要认真培训，明确责任，严格纪律。”曾有媒体报道称，“每‘双规’一人，少说有6～9人分早中晚3班24小时全程陪护，夜间陪护不能睡觉。”
一位不愿具名的纪委工作人员告诉《南风窗》记者，如果严格按照规定，“双规”时限不能超过案件调查时限，也不能使用刑讯逼供等手段，并且应当保持一定的公开性，即“24小时通知”等规定，那么“双规”实际上和目前法律规定的检察机关所能使用的手段相差不大，因此效果也应当差不多。但是为什么“双规”仍然未被放弃使用呢？该人员分析，一是“双规”相对司法手段具有更高的隐秘性，即使其间动用了“非常规”手段，也很难发现和追究。更重要的是，“检察机关办案的话在有些东西的度上很难把握得住”。
李永忠向《南风窗》记者总结了“双规”之所以具有很大震慑力的原因。他根据自己办案经验和研究结果总结出了“双规”的一个道理和三大定律。一个道理就是，贪腐群体因为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但是对他们而言“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三大定律，一是“马桶定律”，官员被带离权位，相当于屁股离开马桶，臭味就会立刻散发出来，犯罪迹象随之呈现；二是“树倒猢狲散定律”，被“双规”官员与其他涉案人员相互孤立后，“猢狲”们就会惊慌失措，很容易各个击破；三是“信息不对称定律”，“双规”后，官员和外界失去联系，贪腐的攻守同盟就自动瓦解。
“双规”的威力足以让每个官员闻之色变，这一点甚至被用以敲诈官员。2009年3月，重庆某区一名局长被3名无业游民假扮的“纪委人员”以“双规”名义带到酒店房间“审讯”。“假双规”期间，该局长对罪行和盘托出，还交出了随身携带的银行卡和密码。无独有偶，2010年5月，安徽全椒县某局局长同样被假扮的“纪委人员”以调查的名义带走，在案发40多个小时后被警方成功解救。据媒体报道，该局长被带走时“表现顺从”。
前述隐秘的办案地点和独立的办案小组这两大“双规”战术，以及纪委工作组更善于把握“有些东西”的特点，是李永忠所总结出来的三大定律发挥作用的基础。这些特色使得“双规”成为了“反腐利器”，但其中却也埋下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与法治接轨
5月27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颁布，构成了第一部正式、公开的党内“立法法”。“双规”的制度性规定主要以党内法规的形式体现，这两部法规的出台，或是“双规”走向法治化的前奏。
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主任程文浩去年11月份曾参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的反腐专家座谈会。程文浩认为，从反腐败斗争的现实需要来看，“双规”确有一定的必要性。然而，大部分学者同时也认为，“双规”应当与法治接轨，并在司法制度成熟之后，放弃这项过渡性的措施。李永忠虽然赞同“双规”的实用性，同时却也认为，“双规”在制度上“不是和法律没有冲突”，应当慎用、少用，直至条件成熟时不用。
目前， “双规”在制度上的确定性逐渐加强，法治因素增多，例如中纪委2001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使用“两规”措施的通知》中规定，在使用“两规”措施中，因违反规定失职、渎职造成严重后果的，或者有逼供、诱供、体罚等情形的，或者无权使用而使用“两规”措施的，应严肃追究直接责任者的责任。此外，2005年中纪委“7号文”也明确规定，“双规”中要保障调查对象的权利，包括申辩权、申诉权、人身权、知情权和财产权。然而在实践中，就像“於其一案”一样，“双规”仍然存在不少未能与法治接轨的情形。
2005年3月，河北省国资委纪委“双规”了原河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梁云才等人。“双规”期间，纪委从河北省国资委下属公司抽调的3名办案人员多次殴打梁云才，导致后者死亡。饶有意味的是，3名抽调人员中，除一人是国企保卫科民警外，其余二人分别是没有办案经验和资历的武装部干事和“临时工”司机。
“梁云才案”的媒体报道中引用了该案《起诉意见书》的记载：“看护人员以（梁云才）坐姿不正，不符合要求”、“态度不老实，不老实交待问题”为由，多次殴打梁云才。其中，“左书平（即前述民警）用墩布把儿抽打梁云才的后背，将棍子打折，用凳子猛击梁云才的后背、肋部，造成梁胸部多处骨折，胸部、双臂、双腿广泛性皮下组织、肌肉出血，致使梁云才因大面积软组织损伤、出血所致出血性休克合并创伤性休克”。
事后，3人以故意伤害罪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15年有期徒刑和10年有期徒刑。此外，另有两名参与办案的纪检人员因“明知看管人员殴打，却不加制止”而被判玩忽职守罪，分别是有期徒刑7年和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梁云才案”的判决结果表明，“双规”并非司法过程，否则适用的罪名应该是“刑讯逼供罪”。刑法学教授徐松林告诉《南风窗》，适用故意伤害罪的是普通主体，不要求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适用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玩忽职守罪则属于过失犯罪，量刑最高只有7年。相比之下，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或死亡的，依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最高是死刑，但这一罪名只适用于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尽管“梁云才案”中也有民警，但最终依然以针对普通主体的故意伤害罪判刑。
就在於其一死亡后两周，又有消息传出，河南省三门峡市中院副院长贾九翔在“双规”期间死亡，官方称其死于“突发心脏病”，家属则反驳说贾没有心脏病。类似的“双规”死亡事件，近年来常见诸报端，大多被认定为意外死亡。《南风窗》记者经过多方查询，发现类似“梁云才案”最终追究“双规”办案人员的案例非常少见。
5月27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颁布，构成了第一部正式、公开的党内“立法法”。“双规”的制度性规定主要以党内法规的形式体现，这两部法规的出台，或是“双规”走向法治化的前奏。
1997年，天津市宝坻县法院法官王晋英被指犯有徇私舞弊罪，先后接受纪委和检察院调查。事后因证据不足，王被释放。释放后，王申请国家赔偿。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在判决书中写道，纪委“是党的组织，不是国家机关，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侵权主体必须是国家机关”，因此纪委调查的时间不应计入国家赔偿的范围。
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讲师柳建龙提出，虽然国家赔偿的确不适用于“双规”，但是根据《行政诉讼法》对于国家机关“不作为”也应承担责任的规定，法理上仍然可以追究国家监察机关的责任。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今年初讲话中表示，“当前反腐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在李永忠看来，在战术层面上使用“双规”，进行反腐“歼灭战”是治标的需要，但是长期来看，治本只能依靠“制度反腐”，而不是“权力反腐”。
5月27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颁布，构成了第一部正式、公开的党内“立法法”。根据这两部法规，包括中纪委在内的党的机关所颁布的党内法规都要通过备案审查，其中一条审查标准是“是否同宪法和法律不一致”。“双规”的制度性规定主要以党内法规的形式体现，这两部法规的出台，或是“双规”走向法治化的前奏。
来源：南风窗 作者：编辑：李啸啸
释永信的本命年：修禅、传教、出访、参政、拍电影 2013-06-16
释永信忙碌着。
作为全球最知名、最忙碌的大和尚之一，嵩山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的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刚刚送走世界各国前来参加三坛大戒法会、全球佛医高峰论坛的客人们，又在着手准备出访俄罗斯、美国的相关事宜。
9月，释永信将出席俄罗斯国际军乐节，他带领的武僧们将在红场一展少林功夫；10月，他又将飞往美国洛杉矶，组织北美少林文化节活动。
“我们在搭建一个平台，让不同地区的少林弟子和少林禅武文化爱好者在一块儿交流。”他说。自1990年来，他已率团访问了六七十个国家和地区，每年有六分之一的时间在外交流。
禅宗祖庭少林寺已连续9年在美国加州举办少林寺日，在纽约、华盛顿、洛杉矶、旧金山等地，少林寺也经常有活动举办。在北美地区，少林洋弟子已经数以百万计。
今年48岁的释永信格外忙碌。记者来访时，看到他不停地接待来自各地的拜访者，揣在袈裟里的手机也频频作响。
今年，释永信再次成为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3月份进京履职。他最关注的是可持续发展问题。
而由少林寺和影业公司合作的《少林寺》的3D影片也在忙碌的筹拍中，希望重现30年前那部同名电影的辉煌。
释永信认为，佛教是在开放和变化中发展的。
他说，佛教文化最早从古印度开始，到了不同地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佛教流派，比如藏传佛教、南亚佛教、汉传佛教等。
“现在是世界大融合、大碰撞、大交流的时代，佛教进入西方，融入西方文化，也是历史的必然。”他说。
少林文化为什么在西方受到欢迎？释永信说，我们通过弘扬少林文化，结合少林禅修、医学、养生、功夫等丰富多彩的方便法门，着重谈心灵的净化，让佛教渐渐成了西方人生活的一部分。
释永信本是安徽人，年轻时到少林寺出家。1995年，30岁的释永信策划主持了轰动海内外的少林寺建寺1500年庆典；4年后，他成为第30代方丈。
释永信在多个场合提及：要对少林寺今后1500年负责，对少林寺的生死负责。
为此，释永信一直在为少林寺寻找一种生存与发展模式：在当下的现实格局中，如何更有效地弘法利生、光大传承？他的选择是，围墙内的传承和围墙外的影响同样重要。
近年来，少林寺把各个堂口、各项制度兴建起来，恢复少林下院，培养内部僧才，解决继承传统的问题；同时，不间断举办社会活动，让少林寺的文化价值逐渐被社会接受，扩大国际影响力。
采访时，少林寺正在举办水陆大法会，身着红黄色袈裟的僧人队列缓缓从方丈室前走过，嘹亮的诵经声响彻云霄。
释永信说，少林寺每天的佛事活动安排得满满的，每年禅堂也坚持打禅七。
不久前，少林寺传统的三坛大戒法会举办，来自世界各地500位沙弥成为比丘，在少林寺生活、修行、用功将近一个月。
释永信说，寺院里仪式性的事情很多，比如大型法会，不仅需要场所、人群，还需要传承和演练。
“少林寺常驻僧众有300多人，有足够的人手才能很好地保留传统。”他说。
释永信反复强调，少林寺的灵魂核心始终是僧人的修行。
“传承人的培养对少林寺的未来发展十分重要，我们鼓励年轻人到世界各地去讲经、住山。”释永信说，“我们每年都会增加新的弟子。我们欢迎世界各地的人前来修禅和学功夫。”
他说，他本人作为方丈，事务繁忙，但只要一忙完，也会到禅堂去坐香。“每次进去都不想出来，要是能一直在禅堂里坐上几十天该有多好。我内心一直认为，这种生活，才是我最向往的、最追求的。”
少林寺今后1500年如何发展？释永信说，作为三大宗教之一，佛教是有优势的：佛教兼容并包，不排斥其他宗教，佛教到中国后，与其他宗教都能够和睦共存；它追求个人修行解脱，利益世道人心而不会危害社会，一定会得到全世界的尊重欢迎。
“未来科技越发达，对少林寺越有利。”释永信说，“我们曾通过科学手段测试坐禅与练武的不同境界，通过数据来说明修行好坏的区别，少林寺从不排斥科技。”
少林寺藏经阁刚刚被列入国家级古籍保护中心。释永信说，少林寺把自身的遗产看得很重，正在加强佛教古籍的保护和修复工作，趁着一批老人还在，要抓紧时间做好传承，要是不在了，就会追悔莫及。
“有些事不能等，错过就没机会了。”他说。
来源：新华网 作者：桂娟 刘景洋 姜辰蓉编辑：李啸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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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16 June 2013
人民幣升值 - 李純恩
中國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再創05年匯改新高，報6.1598，較上日詢價系統最後一筆成交價6.1308，走弱290點子；較上日中間價6.1607走強9個點子。
風水輪流轉 - 李純恩 蘋果日報 2013年06月15日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olumnist/%E6%9D%8E%E7%B4%94%E6%81%A9/art/20130615/18297777
星期天早上，打開報紙就看到說因為人民幣升值，加上物價上漲，住在深圳的香港人都捱不住了。
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曾幾何時，香港人湧過羅湖橋，大手大腳消費，吃飯按摩包二奶，所為何事？還不是一個「平」字。
那時候，深圳什麼都比香港便宜，住在香港北區的師奶們，打完麻將就去深圳買菜，順便做個按摩，後來還去幫襯深圳鴨店。香港的貨車司機，穿梭兩地，一入深圳境，沿途包二奶，消息傳回香港，在中環上班的男人們不少心生羨慕，恨不得也開輛貨車馳騁在祖國大地上。
俱往矣！
如今風水輪流轉，兩地幣值消費逆轉，深圳人大批湧到香港北區買日用品，掃起貨來，比當年香港人在羅湖商業城狠勁得多。反觀香港人，一進深圳就開始縮手縮腳算錢，一些拿着香港退休金移居深圳的香港人，生活更是越來越辛苦，都說要回流香港。
看到這樣的報道，我終於知道錯怪了一個人，那就是前特首曾蔭權。當初聽說曾爵士退休後竟打算移居深圳，真是打心眼裏嫌他cheap，堂堂港英餘孽，不住港島山頂區，卻跑去深圳福田租屋住，成何體統。但現在我知道自己錯了，原來曾爵士高瞻遠矚，早就預測有今日之港深逆轉的情況，人往高處，提前一步佔領深圳，在所有香港駐深退休人士都撤退回港的時候，他長居深圳，凸顯身份，做個香港人裏面的人上人。
李純恩
于莺碰到的不是一个医生的问题 2013-06-15 02:30:20 新京报
本周人物·于莺
于莺碰到的问题，不是一个医生的问题，而是整个行业的问题。
拥有200万粉丝的微博红人、协和医院急诊科“女超人”于莺在微博上宣布辞职。谈及自己离开协和的原因时,于莺说,最直接、最根本的理由是,现在对医师的评定、评价体系,还是SCI文章、科研这个指标。她表示，今后还是会从事医疗行业，只是希望能够实现追求自由执业的梦想。
如果不是此前在微博上名气很响亮的话，在人员流动性相对比较大的医疗行业，像于莺这种告别方式，是非常普通甚至没有新鲜感的。我做了多年社会新闻记者，见过的类似场景实在太多了，上至医院院长，下至最初级的护士，都因为各自不同的原因，选择离开。
他们的离去，有的引起轩然大波成为争论的新闻，有的则波澜不惊。但不管以什么方式离去的人，他们离开时的留言，却异常惊人地相似——工作压力大、太累、无法兼顾家庭、职业尊严感受挫、对包括职称和分配在内的考评体系有不可调和的意见……
可以说于莺碰到的问题，不是一个医生的问题，而是整个行业的问题。
舆论界对于莺辞职的评价，不外乎新瓶装旧酒。只是稍有不同的是，对她“微博达人”的身份，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很多因微博而认识她的文字，进而认识她这个人的读者，对她的离去，有些不平，认为这样一个乐观开朗，德才兼备的医生的离去，是一种损失。而造成这种损失的机制，应该引起足够反思。
有人分析于莺离开的主要原因：在目前的医生职称评定过程中，没有什么指标是用来考核医生的临床能力，即便成了德艺双馨的“急诊女超人”，于莺仍旧缺少能晋升的两个硬件：科研论文的发表或者科研项目的参与，虽然后两者与每天躺在急诊病床上生命垂危的病人没直接关系，但如果她不在忙累之余，花更多的精力去做各种“研究”，拉关系立“研究项目”甚至花钱买版面发“论文”，她的业绩和收入等考评，就很难如人意。这已经成为困扰卫生系统一线工作者的一个心病。
除了医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与“科研能力”的纠结之外，还有那些让医生们在烦重的劳动之下还不得不承担的“职称英语”或别的考试；医生在第一线承担着人们对医疗体制改革成败的第一手压力；在新形势下如何为医生们提供更多的自由执业渠道和患者自由选择的空间等问题，都是值得细细研讨的。人们通过于莺辞职这一个案，积极热情地发声，并将话题向这方向引导，说明这些问题的迫切性，已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
于莺的离开，虽然只是一个个案，甚至可以解释成为一种个人的选择。铁打的医院，流水的医生，人员的流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如果，这种流动，具有一种方向性和代表性时，就值得警惕了。
□曾颖（作家）
苏州大学吁不推荐傅苹自传：为免毒害美国青年 2013-06-15
傅苹
6月15日，苏州大学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第二份关于傅苹造假事件的声明，声明中表示，苏州大学一直试图尝试与傅苹本人联系，但傅苹却置之不理，并“在后来的演讲和采访中继续说谎”。苏州大学希望对方能公开回应此事，并公开其苏州大学本科和硕士的相关学历及证书。
苏州大学强调，如果傅苹不配合工作，“将在中美两国的报纸和网站上发布致傅苹的公开信，要求傅苹撤回自己的谎言并道歉”，苏大表示，将在中国和美国对其提起法律诉讼，控告其损害苏州大学名誉。同时，苏大呼吁美国图书馆协会取消对傅苹的邀请，并不予推荐她的书。
这次之前（11日），苏州大学曾就傅苹问题发表第一份官方声明。声明中称，傅苹于1982年3月16日办理退学手续，未获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傅苹所撰回忆录《弯而不折》（Bend， Not Break）中，有多处表述与事实完全不符，言辞否认苏州大学曾采取“手指检验”计划生育。
傅苹，女，1958年生于中国南京，美籍华裔。据公开资料介绍，她1978年9月进入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前身），专业是中国语言文学。1982年3月16日办理退学手续，未获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1983年赴美，1997年创办科技企业杰魔公司，2010年担任白宫创新与创业顾问委员会的顾问，2013年1月，傅苹把公司出售给了3D Systems，并出任新公司的首席战略官。
方舟子曾将打假的矛头指向傅苹，方舟子认为傅苹所谓“3D打印创始人”的头衔是“张冠李戴”，因为杰魔公司只是做3D数据采集、分析和建模的，并非做3D打印。另外，傅苹的履历中还有诸多疑点。
声明全文如下：
苏州大学关于傅苹造假事件的第二份官方声明
自6月11日苏州大学发布关于傅苹的官方声明后，已经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媒体和广大校友纷纷来电询问学校下一步如何妥善处理此事，多家媒体强烈要求来学校进行专门采访。其实自傅苹造假风波产生以来，我们一直在试图与傅苹本人联系，希望她正视各方提出的合理的批评意见，用适当方式收回她在回忆录中的谎言，还苏州大学及在其书中伤害过的人们一个清白和公正，这也是苏州大学对曾经在校学习过的校友的爱护之意。可是傅苹本人却置之不理，并在后来的演讲和采访中继续说谎，这已经激起了苏州大学校友和在校师生的共愤，激起了许多有良知的中外人士的共愤。在此情形下，苏州大学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发表了第一份官方声明，以正视听。
第一份官方声明发表后，各界反响非常强烈，现在为回应各界要求，同时也考虑到事态紧急，苏州大学现发表第二份官方声明，内容如下：
1、学校本可在第一份官方声明的同时出具相关证据，因涉及傅萍个人在苏州大学的学习和生活记录，暂时不便公开发布，但可以随时接受媒体和有关人士的采访，并在认为有必要时公开发布相关材料。傅苹当时在苏州大学的辅导员老师和有关师生也可以直接接受采访。我们欢迎中外媒体前来苏州大学采访。
2、诚恳希望傅苹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公开应对苏州大学第一份官方声明所列事实，同时公布她宣称所获苏州大学本科和硕士的相关学历和学位证书，如果不肯应对，且无法提供上述文件，那就必须收回自己所说的谎言。
3、苏州大学愿意在有关中外媒体参加，包括她的出版商和关心此事的各方人士均可参加的场合与傅苹进行直接公开对话，以便澄清真相。 希望傅苹能够响应这样的要求，尽快与我们联系确定对话的时间和地点。联系方式为：
Email：szu-whf@suda.edu.cn Tel：0086-512-6522-0971
4、如果傅苹不能够回应苏州大学的上述要求，苏州大学已经在起草律师函件，律师函将直接寄达傅苹本人，要求她对损害苏州大学名誉的行为进行公开道歉和必要的赔偿。同时苏州大学将在中美两国的报纸和网站上发布致傅苹的公开信，要求傅苹撤回自己的谎言并道歉。如果傅苹拒不理睬上述要求，苏州大学将在中国和美国两国对傅苹提起法律诉讼。
5、美国图书馆协会（ALA）2013年年会将于6月29日邀请傅苹在大会上发表演讲并将向全美国12万家公共图书馆推荐那本充满谎言的自传。虽然ALA是可以自由发言和讨论的场所，但决不是可以让谎言作者自由地让谎言变成真理的地方，即使在美国这也是不能允许的。为免毒害美国青年一代和对全世界产生恶劣影响，苏州大学强烈呼吁ALA取消对傅苹的邀请，不予推荐她的书。如若真的发生上述事件，我校将向ALA发出严重抗议，并立刻公布傅苹造假的全部证据。
特此郑重声明，敬请各方关注！
苏州大学
2013年6月14日
附：
苏州大学关于中文系78级学生傅苹造假事件的声明
近期，有不少关心我校的海内外校友和朋友给我校来函来电，提及我校中文系78级学生傅苹撰写的回忆录《弯而不折》（Bend， Not Break）中，有多处与当时事实完全不相符合的表述。该书已于2012年12月31日正式出版，因此对我们国家及苏州大学的声誉造成极坏影响，也引起了海内外校友和朋友的极大愤慨。
收到来信来电后，我校立即成立了由相关部门、学院、老师组成的调查小组，对傅苹在校读书期间的学籍档案等进行了认真核查，向傅苹的老师和同班同学进行了了解和访问，得出的基本结论如下：
一.关于傅苹在我校的学习经历。
傅苹，女，1958年生，南京籍高考生，于1978年9月进入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前身），专业是中国语言文学。1982年3月16日办理退学手续，未获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在读期间，多次无故旷课，违反学校学籍管理规定，影响恶劣，学校曾于1981年10月给予其行政记过处分。
二.关于傅苹在1978年到1982年四年本科期间修学英语的问题。
傅苹在书中提到，她去美国之前只认识三个英文单词。我们核查后的结果是：1978年10月—1979年7月，其英语成绩为“优”，1979年9月—1980年7月，其英语成绩为“88”分，两次考试成绩在班内均属中上等水平。英语是学生的必修课。
三.关于傅苹毕业论文的问题。
傅苹于1982年3月从江苏师范学院退学，所以在毕业生名单中未见其名字，在档案中也未见其毕业论文，也没有她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此外，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论文都是以文学和语言学为研究对象，而不会涉及“杀害女婴”这一涉及社会学的内容。
在其就读期间，78级同学没有任何人涉及刑事事件，其被投入监狱之事更是子虚乌有！其组织社团被逮捕之事也是一派谎言！
四.关于“手指检验”计划生育的问题。
根据苏州大学多位教师（这些教师包括她的同班同学、班主任、中文系领导）证实，学校从未用这种侮辱性的手段对女生进行相关检验，当然更谈不上得到党委领导的支持。傅苹如此编造谎言，是对78级所有同学的侮辱！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我校认为傅苹在书中所写内容严重失实，不仅损害了苏州大学的名誉，也使我们国家形象受到损害，我们将保留追究的权利！
同时，我们也再一次感谢社会各界关心、维护国家形象和苏州大学名誉的有识之士。苏州大学办学113年以来，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社会，30多万毕业生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其中不乏各行各业的骨干和杰出人才，也有许多毕业生离校后心系母校，感念师恩，以捐资助学、校企合作、联合培养人才等多种形式回报母校培育之恩。苏州大学也不乏留学海外的赤子，他们在异国他乡努力奋斗、成绩斐然，不仅赢得良好的社会地位，也为母校增光添彩。他们异域拼搏之时能常念母校深恩，各尽所能，为母校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等方面提供帮助，开拓渠道，诚心切切，不求回报，使母校深感欣慰和骄傲。这些事实又岂是个别别有用心之人能妄言抹杀的？
感谢各位校友和朋友对苏州大学的关注和关心！
苏州大学
2013年6月11日
来源：光明网 作者：战钊编辑：李啸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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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15 June 2013
崔琦 - 蘋果日報
諾獎得主崔琦舊居 變愛國教育基地 - 蘋果日報 2013年06月15日
http://hk.apple.nextmedia.com/international/art/20130615/18297997
美籍華人、199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崔琦自12歲被母親送到香港求學後，留在河南的父母相繼餓死病死，崔的姊姊跪求全村欲借鐵鏟葬母都無人可憐。崔得諾獎後，河南地方官卻把崔的故居大肆修葺，甚至題名為「全市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對於崔「被愛國」，網民近日翻出舊賬，怒斥「這群沒了禮義廉恥的官員，還有甚麼做不出？」
崔琦自小家貧離鄉，1998年獲頒諾貝爾物理學獎時已是美籍華人身份。然而，其故鄉河南寶豐縣卻借名沾光，在崔舊居大肆修葺、闢作「崔琦事蹟展廳」，又請崔從美國寄去「諾貝爾頒獎禮盛況」、「諾貝爾獎牌」等相片作展覽。
父拒向黨獻媚活活餓死
最諷刺的是，中共河南省委領導該館題名「全市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供遊人參觀。博物館多次邀請崔回鄉，崔即使出資在家鄉建校助學，多次訪京出席學術會議，卻不曾回鄉。連網民也氣憤地說：「這叫被喻為愛國者的崔琦，如何面對他父母的墳墓？」
現年74歲的崔琦出生在寶豐范庄村。當年崔母堅持把崔送到香港求學，其後大躍進時期，河南爆出餓死人最慘的「信陽事件」，崔的父母均餓死、病死。崔的姊姊多年後透露，父親不肯向共產黨獻媚，所以獲分配的糧食特少，遭活活餓死。時至今天，崔仍對父母的死耿耿於懷，近年接受媒體訪問時流淚說：「如果我留在農村就好了，也許我的父母就不會餓死了。」
崔琦離鄉後在香港培正中學讀書，1958年負笈美國，1982年起任教普林斯頓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另一教授發現「分數量子霍爾現象」，1998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現與挪威籍太太居美，育有二女。
人民網/新浪微博
崔琦 百科名片
崔琦是在中国河南出生并长大的美籍华人，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从事电子研究工作，成就斐然。1998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其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是继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朱棣文等人之后，第6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
中文名： 崔琦
外文名： Daniel Chee Tsui
国籍： 美国
出生地： 中国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
出生日期： 1939年2月28日
职业：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
毕业院校： 奥古斯塔纳学院，芝加哥大学
主要成就： 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代表作品： 《从有限周率研究到量子霍尔效应》；《霍尔绝缘子的特性》
目录
人物简介
1939年2月28日，崔琦（英文名：Daniel Chee Tsui）出生在中国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一个农民家庭，在村里小学毕业后，他于1951年在北京读书，次年到香港培正中学就读。1957年香港培正中学毕业，1958年赴美国深造，就读于伊利诺伊州奥古斯塔纳学院。1967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此后到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工作。1982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主要从事电子材料基本性质等领域的研究。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98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1998年诺贝尔物理奖授予崔琦与德国科学家霍斯特·施特默和美国科学家罗伯特·劳克林，主要表彰他们发现并解释了电子量子流体这一特殊现象。2000年6月，崔琦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04年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2005年被聘为中科院荣誉教授。崔琦的主要学术兴趣是研究金属和半导体中电子的性质。他的这些研究将可应用于研制功能更强大的计算机和更先进的通信设备。崔琦的妻子是美国人，他们有两个女儿。
家庭背景
感恩母亲
崔琦先生是继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之后，第六位
华裔诺贝尔奖得主。在记者招待会上，他含泪回忆起难忘的童年时光和母亲对自己的深刻影响：“小时候在乡下耕田、割草、放牛，能从中学毕业已算幸运，但是母亲有远见，自己不识字，却坚持要我上学。”母亲给了他最初的人生启蒙，崔琦的母亲王双贤是河南省宝丰县肖旗乡人。当时，王家是附近有名的富户，拥有数百亩良田。王家的旧居，从大门楼到后院，有数亩地之广。王双贤是这个家庭里唯一的女孩子，她从小就温柔善良，凡事不喜与人争，独爱一个人静静地做事。本来，王双贤有的是读书习文的机会，然而，她的父亲却固守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不让她与3个哥哥一起进私塾接受教育。王双贤不识多少字，但这并不影响她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广远见识和博大胸怀。在与哥哥们的相处中王双贤深知教育对一个人成才的重要意义。她的大哥王治军是一个有着不凡经历的传奇人物。据《宝丰县志》载：王治军在1906年卖掉一顷地去日本留学，在那里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并加入同盟会。1912年2月18日，时任奋勇军左军粮台总办兼执法官的王治军随马云卿率领的革命军先锋队五营进抵南阳，在民众大会上指斥原荆襄招讨使季雨霖擅自委任应城的李宜吉为邓县知事，同时致书李宜吉请他及早返回。李宜吉怀恨在心，遂派人将其刺杀。王治军时年31岁。二哥王治安是有名的教书先生。三哥王治寰曾任郏县中学校长。王双贤在有了4个孩子之后，不管生活多艰难，都坚决要求他们跟着三舅读书。崔琦的3个姐姐崔颖、崔珂、崔璐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先后大学毕业的。这在当时曾是轰动方圆数百里的特大新闻。后来，崔琦也正是在母亲的要求下，才离开家乡到香港求学的，这对他一生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崔琦老家范庄的老人们一提起王双贤，都赞不绝口，说那可是一个世上难找的好人。不管谁家有难处，她都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来帮助。76岁的任松老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村里的孩子们因为时常吃不饱饭，便有事没事地到崔家玩，目的是在崔家找点儿东西吃。王双贤知道孩子们的心思，只要孩子们一来，她就会把家里的东西拿出来请大家吃，有时甚至连自家的饭也全部给他们。正是基于母亲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崔琦才能在他的人生旅途中始终保持着与人为善、替人解忧的优秀品质。
严格的家规使他懂得了真善美的高贵，崔家的家规严，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在崔家，无论做什么事，4个孩子自己有理由也可以解释，但解释完了就必须照父母说的去做，再有顶嘴或懈怠的行为，就会挨竹板了。可据当地了解崔家的人说，并没听说哪个孩子挨打，因为孩子们总是自觉按父母的要求去做，从没发生过有悖情理的事。年逾七旬的陈桂莲老人讲了一个崔琦受委屈之后依然"负荆请罪"的故事：有一次，一位老太太听说崔琦和村上几个孩子偷她地里的瓜，便在王双贤跟前告了他一状。崔琦放学回家后，母亲叫住他："驴娃儿(崔琦的乳名)，你偷人家的东西啦？"崔琦没搭腔。母亲说："去吧，门楼底下墙角里跪着！"崔琦便放下书包，自己拿锨弄了些炉渣放在门楼底下，面朝里直直跪在那儿一声不吭。跪了好一会儿之后，告状的老太太反而觉得不好意思了，劝王双贤放过他这一次。过了好长时间，王双贤才叹口气喊他站起来。崔琦低着头来到母亲跟前，母亲问他以后还偷不偷人家的东西了，崔琦说："娘，俺以后不和他们一路上学了。"事后，王双贤才知道崔琦那次根本没偷瓜，只是在路上和偷瓜的孩子们碰到一起罢了。母亲问崔琦当时为什么不说明情况。崔琦说，当时娘正在气头上，说了也没有用，再说那时我毕竟跟他们在一起，即使没偷也说不清楚，就想干脆认了算了，况且娘这样要求我也不是坏事，偷人家的东西到哪儿说都丑，我不想让娘为我担心。陈桂莲说完，还意犹未尽地感叹道："唉，那孩子真有骨气!"离崔琦家门口约200米远的地方，有一个大水坑。每到盛夏时节，大人孩子总爱到坑里洗澡，崔琦自然也是其中的常客，但他洗澡却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总是边洗边打闹，不是一个猛子扎到水下抓把泥涂人一脸，就是把同去的伙伴按在水里"老牛饮水"，再不然就是拿水泼路过坑边的女孩子。可崔琦总是文文静静地一个人洗，因为每次出来母亲总是叮嘱他不要做与人为难的事，也不要在水里和别人打闹，以免伤了和气。直到现在，76岁高龄的阴锁老人还感慨地说："驴娃儿他娘真是好人呀！别看说话慢声细语的，可教孩子真有一套。"的确，据老人们回忆，学堂下学后，别的孩子总是在路上磨磨蹭蹭不肯回家，而崔琦下学便朝家跑，放下书包就写先生留下的作业或者预习第二天的功课。
母亲风范
母亲的行世风范让他明白谦虚是最大的美德，崔琦出生时母亲已37岁，父亲42岁。当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还根深蒂固，何况崔琦的父亲崔长生又是崔氏家族中的老大，所以，崔琦的出生给家人带来了无尽的喜悦。即便如此，母亲也没娇惯着唯一的儿子，崔琦稍大一点就帮家里干活。农忙时他帮父亲在田里干活，撒肥、锄地、浇水；农闲时他给家里的毛驴儿割草，再不就是到附近树林里捡柴禾，或者帮父亲收拾家里的院墙。母亲深知，人必须能吃苦、爱劳动才行，否则长大就会养成好吃懒做的毛病。同时，母亲还教育他不管到何时何地、自己有多大本事，都要保持谦虚待人的品格，只有这样，才会得到别人的敬重。母亲身体力行，为儿子示范。她时时处处以诚待人，平等地善待所有乡邻。少年崔琦聪明过人，多才多艺。在他十三四岁时因为能写会算，村里把他抽去跟着分地，无论三角形、菱形、梯形地都难不住他。当时有个方圆几十里有名的老会计，故意找了一块外号"一杆旗"的地块(相当于不规则三角形)难为他。等各个边的数据一测出，崔琦一口就说出结果来，惊得大伙儿直吐舌头。79岁的卢六老人说：实行土改那会儿，我主持村里排《血泪仇》，可王仁厚这个角儿找不来人演。一天正好看见崔琦从外婆家回来，就告诉他这件事。崔琦二话没说，满口应承，让我抄词儿给他看。我本来担心一天以后演出太紧张，谁知道演出时崔琦已把词背得很熟，还找来烂棉花当胡子，借件破棉袄穿上，结果演得特别像，把满院子看戏的人都引哭了。当人们争着夸崔琦聪明、能干，崔琦却十分谦虚地笑着说我还差得远，希望乡亲们不要这样夸我。
母亲的深明大义激励他走向人生的辉煌，1949年，崔琦在新宝镇的石桥区高皇庙高小毕业。由于当地没有中学，三舅又全家移民澳门，所以，崔琦只好辍学在家。在此期间，他曾和大姐崔颖一起担任过范庄村妇女识字班的教书工作，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同时，他还积极参加当时为配合革命形势而进行的演剧和游艺活动，并领着村里的"花棍队"夺得全区"打花棍"(一种在当地十分流行的民间传统游艺活动)比赛第一名。两年过去了，当地依然没有成立中学，这可急坏了崔琦的母亲。1951年母亲毅然决定让他到外地读书。这年秋天，三姐崔璐领着崔琦来到北京的大姐崔颖处，然后在三舅和两年前已在香港定居的二姐崔珂的帮助下，姐弟俩通过合法手续抵达香港，崔琦随即进入香港培正中学读书。崔琦在香港读书期间，因为语言交流不便及生活艰难等诸多原因，强烈思念在家乡的母亲，两次写信给母亲要求回老家。母亲收到信后，通过别人告诉崔琦不要想家，好好读书求学才是对父母亲最大的安慰。崔琦刻苦攻读，靠全额奖学金完成中学学业，并于1958年获得美国全额资助，进入伊利诺斯州一所教会学校。
治学态度
崔琦一方面治学严谨、专心致志，对自己钟爱的物理学研究事业非常投入，他喜爱做物理实验，需要时常常是全身心地投入研究．有时为了实验研究的需要，他可不惜四处奔波，走遍波士顿及佛罗里达州，找个强力磁场以进行他的“量子液体实验”，并且工作时很少理会身旁其它事情，以致他的研究工作非常出色、非常有效率。在发现了“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后两年，他便于1984年和另外两位应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赢得“美国科学院院士”荣誉头衔及巴克利物理大奖．而另一方面，崔琦又是一个很具幽默感、很随和的人，他常视物理实验如玩游戏，他说，能随心所欲设计新模型，能制造一个个用钱都买不到的新产品，那种满足感难以形容，做实验又有何难？“做研究报告才烦人呢！”．在研究中遇到困难时，他也会说：“外面天气很好，到外面玩玩再回来，不要压着自己钻进牛角尖，松弛一下，将会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这次他与另两位科学家因发现强磁场中共同相互作用的电子能形成具有分数分子电荷的新型“粒子”而获得1998年诺贝尔物理奖．崔琦却微笑说：“我还没有资格去提如何应用这个新理论．但它是客观存在的，量子物理的电子有其新的特性．”
崔琦还是一个兴趣广泛、全面发展的人．他对很多事物均感兴趣．当年，他不仅物理、生物、化学、中英文等学科成绩都特别好，而且他还喜爱打篮球和唱歌．大学毕业时，有同学对崔琦如下评价：“六尺身材堪谓高，天赋英聪功课好，兼长国、英、数，日常小事却糊涂，五毫当一毫．写字时笔墨飞舞，笔迹字体犹如乱草，指挥音乐，南拳北腿如比武，歌声动人，姿势美妙够风度……”．他还有一大爱好就是周末数小时的阅报，从不间断，无论是政治、科技，还是经济、艺术、体育，他都不放过．崔琦因此还幽默地说：自己什么新闻都爱看，但不是所有的都看得懂．也正是他广泛的兴趣和宽阔的知识面，使他思维活跃，脑中经常涌现新想法，新念头像是永无止境。1998年10月13日，华裔美籍科学家崔琦因发现逊电子在强磁场、超低温条件下互相作用，能形成某种特异性质的量子流体（许多电化学过程发生在固体-电解液界面,腐蚀则常发生于固体-气体和固体-液体界面，因此界面物理和表面物理一样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
学术履历
1958年往美国伊利诺伊斯州罗克岛奥古斯塔纳学院深造；
1967—1968年芝加哥大学研究协会；
1968—1982年新泽西默里山贝尔实验室技术部成员；
1982年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物理学会、美国高尖科学学会会员；
1984年获浓缩物质物理巴克利奖；
1998年获本杰明·富兰克林物理奖；
1958年19岁的崔琦只身横渡太平洋，前往美国伊利诺依州奥古斯塔纳学院就读。大学毕业后，崔琦进入芝加哥大学深造，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68年，崔琦被美国贝尔实验室录取从事研究工作。在美国，贝尔实验室被称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摇篮”，崔琦正是在这里和施默特发现了分数量子霍尔效应（1982年），两人因此在1998年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列入《美国科学名人录》[1]。1982年2月，在发现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后不久，崔琦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该校电子工程系教授至今。 崔琦的妻子琳达是挪威裔美国人，两人相识于奥古斯塔纳学院，后来又在芝加哥大学重逢，他们的两个女儿从小都学过中文。在崔琦的支持和鼓励下，长女爱琳曾在武汉留学。
主要著作
1996年与人合著《从有限周率研究到量子霍尔效应》 ；
1996年与人合著《维格纳固体规则中两端电子感应异常》 ；
1996年与人合著《合成费米子：它们的散射及自旋》 ；
1997年与人合著《霍尔绝缘子的特性》 ；
1997年与人合著《磁场驱使绝缘体向整数量子霍尔效应转换过程中的普遍性》 ；
1997年与人合著《双端空洞系统微波传导性磁共振》 。
电子量子流体现象的发现是量子物理学领域内的重大突破，它为现代物理学许多分支中新的理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崔琦因此又获得美国著名的弗兰克林奖。崔琦在互联网自己开设的网址上称，他的主要学术兴趣是研究金属和半导体中电子的性质。他的这些研究将可应用于研制功能更强大的电脑和更先进的通信设备。
获得荣誉
瑞典皇家科学院1998年10月13日宣布，把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
德国科学家霍斯特·斯托尔默、美籍华人科学家崔琦和美国科学家罗伯特·劳克林，以表彰他们为量子物理学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13日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新闻公报说，斯托尔默教授和崔琦教授在1982年对在强磁场和超低温实验条件下的电子进行了研究。发现在这种条件下大量相互作用的电子可以形成一种新的量子流体，这种量子流体具有一些特异性质。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上，科学家又陆续作出一些重大发现。公报强调说，这三位科学家的成果是量子物理学领域内的重大突破，它为现代物理学许多分支中新的理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崔琦和斯托尔默在1982年对在强磁场和超低温实验条件下的电子进行了研究。他们将两种半导体晶片砷化镓和砷氯化镓压在一起，这样大量电子就在这两种晶片交界处聚集。他们将这种晶片结合体放置在仅比绝对零度高十分之一摄氏度（约摄氏零下二百七十三度）的超低温环境中，然后加以相当于地球磁场强度一百万倍的超强磁场。他们发现，在这种条件下大量相互作用的电子可以形成一种新的量子流体，这种量子流体具有一些特异性质，比如阻力消失、出现几分之一电子电荷的奇特现象等。一年之后，劳克林教授对他们的实验结果做出了解释。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上，科学家又陆续作出一些重大发现。
人物轶事
教授眼泪
杨澜去美国采访了1998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籍华人崔琦。崔琦谈到自己出生在河南农村，父母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但是他妈妈颇有远见，咬紧牙关省吃俭用，在崔琦12岁那年将他送出村，出外读书。这一走，造成了崔琦与父母的永别。后来他到香港、美国成了世界名人。谈到这里，杨澜问崔琦：“你12岁那年，如果你不外出读书，结果会怎么样？”看到这里，我猜想：崔琦一定会这样回答：“我永远成不了名，也许现在还在河南农村种地。”可是错了!崔琦的回答大大出乎人的意料：“如果我不出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的父母就不会死。”（此句话明显存疑，其父1959年因病去世，其母1968年离世。参考资料：[2]根据文中内容可判断处矛盾明显。）崔琦后悔得流下了眼泪。杨澜也流泪了。她这时多么希望当时聘请的两位美国摄影师能推出近景，来一个特写镜头。让杨澜吃惊的是，在审片时真的出现了这一特写镜头，杨澜问两位摄影师：“你们听不懂中文，你们怎么会拍下这一感人场面?”摄影师回答：“你们不是在谈论妈妈吗?在全世界，'妈妈'这两个字是相通的。”一边是世界名人，一边是情爱；一边是无上的荣誉，一边是母子深情。崔琦选择了后者。
以上这段话有明显的人为修改痕迹,三年自然灾害始于1959年终于1961年,而他的父亲常年因病卧床，于1959年夏天去世，他的母亲1968年81岁高龄去世。1967年，崔琦在芝加哥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尽管母亲并不知道“博士”的确切含义，但她还是为自己这个出息的儿子而激动得热泪盈眶。一年后，81岁高龄的老人在乡下默然仙逝，也没让儿子守在她身边。[3-4]也就是说三年自然灾害开始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去世,而三年自然灾害结束时离他的母亲去世还有7年.判断到这里，我的心被震撼了。这一晚，我久久不能入睡。
崔母生崔琦时37岁，应为1902年生人，殁于1968，享年应为66岁。父享年应为6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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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k.apple.nextmedia.com/international/art/20130615/18297997
美籍華人、199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崔琦自12歲被母親送到香港求學後，留在河南的父母相繼餓死病死，崔的姊姊跪求全村欲借鐵鏟葬母都無人可憐。崔得諾獎後，河南地方官卻把崔的故居大肆修葺，甚至題名為「全市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對於崔「被愛國」，網民近日翻出舊賬，怒斥「這群沒了禮義廉恥的官員，還有甚麼做不出？」
崔琦自小家貧離鄉，1998年獲頒諾貝爾物理學獎時已是美籍華人身份。然而，其故鄉河南寶豐縣卻借名沾光，在崔舊居大肆修葺、闢作「崔琦事蹟展廳」，又請崔從美國寄去「諾貝爾頒獎禮盛況」、「諾貝爾獎牌」等相片作展覽。
父拒向黨獻媚活活餓死
最諷刺的是，中共河南省委領導該館題名「全市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供遊人參觀。博物館多次邀請崔回鄉，崔即使出資在家鄉建校助學，多次訪京出席學術會議，卻不曾回鄉。連網民也氣憤地說：「這叫被喻為愛國者的崔琦，如何面對他父母的墳墓？」
現年74歲的崔琦出生在寶豐范庄村。當年崔母堅持把崔送到香港求學，其後大躍進時期，河南爆出餓死人最慘的「信陽事件」，崔的父母均餓死、病死。崔的姊姊多年後透露，父親不肯向共產黨獻媚，所以獲分配的糧食特少，遭活活餓死。時至今天，崔仍對父母的死耿耿於懷，近年接受媒體訪問時流淚說：「如果我留在農村就好了，也許我的父母就不會餓死了。」
崔琦離鄉後在香港培正中學讀書，1958年負笈美國，1982年起任教普林斯頓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另一教授發現「分數量子霍爾現象」，1998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現與挪威籍太太居美，育有二女。
人民網/新浪微博
崔琦 百科名片
崔琦是在中国河南出生并长大的美籍华人，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从事电子研究工作，成就斐然。1998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其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是继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朱棣文等人之后，第6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
中文名： 崔琦
外文名： Daniel Chee Tsui
国籍： 美国
出生地： 中国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
出生日期： 1939年2月28日
职业：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
毕业院校： 奥古斯塔纳学院，芝加哥大学
主要成就： 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代表作品： 《从有限周率研究到量子霍尔效应》；《霍尔绝缘子的特性》
目录
人物简介
1939年2月28日，崔琦（英文名：Daniel Chee Tsui）出生在中国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一个农民家庭，在村里小学毕业后，他于1951年在北京读书，次年到香港培正中学就读。1957年香港培正中学毕业，1958年赴美国深造，就读于伊利诺伊州奥古斯塔纳学院。1967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此后到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工作。1982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主要从事电子材料基本性质等领域的研究。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98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1998年诺贝尔物理奖授予崔琦与德国科学家霍斯特·施特默和美国科学家罗伯特·劳克林，主要表彰他们发现并解释了电子量子流体这一特殊现象。2000年6月，崔琦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04年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2005年被聘为中科院荣誉教授。崔琦的主要学术兴趣是研究金属和半导体中电子的性质。他的这些研究将可应用于研制功能更强大的计算机和更先进的通信设备。崔琦的妻子是美国人，他们有两个女儿。
家庭背景
感恩母亲
崔琦先生是继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之后，第六位
华裔诺贝尔奖得主。在记者招待会上，他含泪回忆起难忘的童年时光和母亲对自己的深刻影响：“小时候在乡下耕田、割草、放牛，能从中学毕业已算幸运，但是母亲有远见，自己不识字，却坚持要我上学。”母亲给了他最初的人生启蒙，崔琦的母亲王双贤是河南省宝丰县肖旗乡人。当时，王家是附近有名的富户，拥有数百亩良田。王家的旧居，从大门楼到后院，有数亩地之广。王双贤是这个家庭里唯一的女孩子，她从小就温柔善良，凡事不喜与人争，独爱一个人静静地做事。本来，王双贤有的是读书习文的机会，然而，她的父亲却固守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不让她与3个哥哥一起进私塾接受教育。王双贤不识多少字，但这并不影响她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广远见识和博大胸怀。在与哥哥们的相处中王双贤深知教育对一个人成才的重要意义。她的大哥王治军是一个有着不凡经历的传奇人物。据《宝丰县志》载：王治军在1906年卖掉一顷地去日本留学，在那里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并加入同盟会。1912年2月18日，时任奋勇军左军粮台总办兼执法官的王治军随马云卿率领的革命军先锋队五营进抵南阳，在民众大会上指斥原荆襄招讨使季雨霖擅自委任应城的李宜吉为邓县知事，同时致书李宜吉请他及早返回。李宜吉怀恨在心，遂派人将其刺杀。王治军时年31岁。二哥王治安是有名的教书先生。三哥王治寰曾任郏县中学校长。王双贤在有了4个孩子之后，不管生活多艰难，都坚决要求他们跟着三舅读书。崔琦的3个姐姐崔颖、崔珂、崔璐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先后大学毕业的。这在当时曾是轰动方圆数百里的特大新闻。后来，崔琦也正是在母亲的要求下，才离开家乡到香港求学的，这对他一生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崔琦老家范庄的老人们一提起王双贤，都赞不绝口，说那可是一个世上难找的好人。不管谁家有难处，她都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来帮助。76岁的任松老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村里的孩子们因为时常吃不饱饭，便有事没事地到崔家玩，目的是在崔家找点儿东西吃。王双贤知道孩子们的心思，只要孩子们一来，她就会把家里的东西拿出来请大家吃，有时甚至连自家的饭也全部给他们。正是基于母亲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崔琦才能在他的人生旅途中始终保持着与人为善、替人解忧的优秀品质。
严格的家规使他懂得了真善美的高贵，崔家的家规严，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在崔家，无论做什么事，4个孩子自己有理由也可以解释，但解释完了就必须照父母说的去做，再有顶嘴或懈怠的行为，就会挨竹板了。可据当地了解崔家的人说，并没听说哪个孩子挨打，因为孩子们总是自觉按父母的要求去做，从没发生过有悖情理的事。年逾七旬的陈桂莲老人讲了一个崔琦受委屈之后依然"负荆请罪"的故事：有一次，一位老太太听说崔琦和村上几个孩子偷她地里的瓜，便在王双贤跟前告了他一状。崔琦放学回家后，母亲叫住他："驴娃儿(崔琦的乳名)，你偷人家的东西啦？"崔琦没搭腔。母亲说："去吧，门楼底下墙角里跪着！"崔琦便放下书包，自己拿锨弄了些炉渣放在门楼底下，面朝里直直跪在那儿一声不吭。跪了好一会儿之后，告状的老太太反而觉得不好意思了，劝王双贤放过他这一次。过了好长时间，王双贤才叹口气喊他站起来。崔琦低着头来到母亲跟前，母亲问他以后还偷不偷人家的东西了，崔琦说："娘，俺以后不和他们一路上学了。"事后，王双贤才知道崔琦那次根本没偷瓜，只是在路上和偷瓜的孩子们碰到一起罢了。母亲问崔琦当时为什么不说明情况。崔琦说，当时娘正在气头上，说了也没有用，再说那时我毕竟跟他们在一起，即使没偷也说不清楚，就想干脆认了算了，况且娘这样要求我也不是坏事，偷人家的东西到哪儿说都丑，我不想让娘为我担心。陈桂莲说完，还意犹未尽地感叹道："唉，那孩子真有骨气!"离崔琦家门口约200米远的地方，有一个大水坑。每到盛夏时节，大人孩子总爱到坑里洗澡，崔琦自然也是其中的常客，但他洗澡却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总是边洗边打闹，不是一个猛子扎到水下抓把泥涂人一脸，就是把同去的伙伴按在水里"老牛饮水"，再不然就是拿水泼路过坑边的女孩子。可崔琦总是文文静静地一个人洗，因为每次出来母亲总是叮嘱他不要做与人为难的事，也不要在水里和别人打闹，以免伤了和气。直到现在，76岁高龄的阴锁老人还感慨地说："驴娃儿他娘真是好人呀！别看说话慢声细语的，可教孩子真有一套。"的确，据老人们回忆，学堂下学后，别的孩子总是在路上磨磨蹭蹭不肯回家，而崔琦下学便朝家跑，放下书包就写先生留下的作业或者预习第二天的功课。
母亲风范
母亲的行世风范让他明白谦虚是最大的美德，崔琦出生时母亲已37岁，父亲42岁。当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还根深蒂固，何况崔琦的父亲崔长生又是崔氏家族中的老大，所以，崔琦的出生给家人带来了无尽的喜悦。即便如此，母亲也没娇惯着唯一的儿子，崔琦稍大一点就帮家里干活。农忙时他帮父亲在田里干活，撒肥、锄地、浇水；农闲时他给家里的毛驴儿割草，再不就是到附近树林里捡柴禾，或者帮父亲收拾家里的院墙。母亲深知，人必须能吃苦、爱劳动才行，否则长大就会养成好吃懒做的毛病。同时，母亲还教育他不管到何时何地、自己有多大本事，都要保持谦虚待人的品格，只有这样，才会得到别人的敬重。母亲身体力行，为儿子示范。她时时处处以诚待人，平等地善待所有乡邻。少年崔琦聪明过人，多才多艺。在他十三四岁时因为能写会算，村里把他抽去跟着分地，无论三角形、菱形、梯形地都难不住他。当时有个方圆几十里有名的老会计，故意找了一块外号"一杆旗"的地块(相当于不规则三角形)难为他。等各个边的数据一测出，崔琦一口就说出结果来，惊得大伙儿直吐舌头。79岁的卢六老人说：实行土改那会儿，我主持村里排《血泪仇》，可王仁厚这个角儿找不来人演。一天正好看见崔琦从外婆家回来，就告诉他这件事。崔琦二话没说，满口应承，让我抄词儿给他看。我本来担心一天以后演出太紧张，谁知道演出时崔琦已把词背得很熟，还找来烂棉花当胡子，借件破棉袄穿上，结果演得特别像，把满院子看戏的人都引哭了。当人们争着夸崔琦聪明、能干，崔琦却十分谦虚地笑着说我还差得远，希望乡亲们不要这样夸我。
母亲的深明大义激励他走向人生的辉煌，1949年，崔琦在新宝镇的石桥区高皇庙高小毕业。由于当地没有中学，三舅又全家移民澳门，所以，崔琦只好辍学在家。在此期间，他曾和大姐崔颖一起担任过范庄村妇女识字班的教书工作，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同时，他还积极参加当时为配合革命形势而进行的演剧和游艺活动，并领着村里的"花棍队"夺得全区"打花棍"(一种在当地十分流行的民间传统游艺活动)比赛第一名。两年过去了，当地依然没有成立中学，这可急坏了崔琦的母亲。1951年母亲毅然决定让他到外地读书。这年秋天，三姐崔璐领着崔琦来到北京的大姐崔颖处，然后在三舅和两年前已在香港定居的二姐崔珂的帮助下，姐弟俩通过合法手续抵达香港，崔琦随即进入香港培正中学读书。崔琦在香港读书期间，因为语言交流不便及生活艰难等诸多原因，强烈思念在家乡的母亲，两次写信给母亲要求回老家。母亲收到信后，通过别人告诉崔琦不要想家，好好读书求学才是对父母亲最大的安慰。崔琦刻苦攻读，靠全额奖学金完成中学学业，并于1958年获得美国全额资助，进入伊利诺斯州一所教会学校。
治学态度
崔琦一方面治学严谨、专心致志，对自己钟爱的物理学研究事业非常投入，他喜爱做物理实验，需要时常常是全身心地投入研究．有时为了实验研究的需要，他可不惜四处奔波，走遍波士顿及佛罗里达州，找个强力磁场以进行他的“量子液体实验”，并且工作时很少理会身旁其它事情，以致他的研究工作非常出色、非常有效率。在发现了“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后两年，他便于1984年和另外两位应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赢得“美国科学院院士”荣誉头衔及巴克利物理大奖．而另一方面，崔琦又是一个很具幽默感、很随和的人，他常视物理实验如玩游戏，他说，能随心所欲设计新模型，能制造一个个用钱都买不到的新产品，那种满足感难以形容，做实验又有何难？“做研究报告才烦人呢！”．在研究中遇到困难时，他也会说：“外面天气很好，到外面玩玩再回来，不要压着自己钻进牛角尖，松弛一下，将会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这次他与另两位科学家因发现强磁场中共同相互作用的电子能形成具有分数分子电荷的新型“粒子”而获得1998年诺贝尔物理奖．崔琦却微笑说：“我还没有资格去提如何应用这个新理论．但它是客观存在的，量子物理的电子有其新的特性．”
崔琦还是一个兴趣广泛、全面发展的人．他对很多事物均感兴趣．当年，他不仅物理、生物、化学、中英文等学科成绩都特别好，而且他还喜爱打篮球和唱歌．大学毕业时，有同学对崔琦如下评价：“六尺身材堪谓高，天赋英聪功课好，兼长国、英、数，日常小事却糊涂，五毫当一毫．写字时笔墨飞舞，笔迹字体犹如乱草，指挥音乐，南拳北腿如比武，歌声动人，姿势美妙够风度……”．他还有一大爱好就是周末数小时的阅报，从不间断，无论是政治、科技，还是经济、艺术、体育，他都不放过．崔琦因此还幽默地说：自己什么新闻都爱看，但不是所有的都看得懂．也正是他广泛的兴趣和宽阔的知识面，使他思维活跃，脑中经常涌现新想法，新念头像是永无止境。1998年10月13日，华裔美籍科学家崔琦因发现逊电子在强磁场、超低温条件下互相作用，能形成某种特异性质的量子流体（许多电化学过程发生在固体-电解液界面,腐蚀则常发生于固体-气体和固体-液体界面，因此界面物理和表面物理一样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
学术履历
1958年往美国伊利诺伊斯州罗克岛奥古斯塔纳学院深造；
1967—1968年芝加哥大学研究协会；
1968—1982年新泽西默里山贝尔实验室技术部成员；
1982年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物理学会、美国高尖科学学会会员；
1984年获浓缩物质物理巴克利奖；
1998年获本杰明·富兰克林物理奖；
1958年19岁的崔琦只身横渡太平洋，前往美国伊利诺依州奥古斯塔纳学院就读。大学毕业后，崔琦进入芝加哥大学深造，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68年，崔琦被美国贝尔实验室录取从事研究工作。在美国，贝尔实验室被称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摇篮”，崔琦正是在这里和施默特发现了分数量子霍尔效应（1982年），两人因此在1998年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列入《美国科学名人录》[1]。1982年2月，在发现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后不久，崔琦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该校电子工程系教授至今。 崔琦的妻子琳达是挪威裔美国人，两人相识于奥古斯塔纳学院，后来又在芝加哥大学重逢，他们的两个女儿从小都学过中文。在崔琦的支持和鼓励下，长女爱琳曾在武汉留学。
主要著作
1996年与人合著《从有限周率研究到量子霍尔效应》 ；
1996年与人合著《维格纳固体规则中两端电子感应异常》 ；
1996年与人合著《合成费米子：它们的散射及自旋》 ；
1997年与人合著《霍尔绝缘子的特性》 ；
1997年与人合著《磁场驱使绝缘体向整数量子霍尔效应转换过程中的普遍性》 ；
1997年与人合著《双端空洞系统微波传导性磁共振》 。
电子量子流体现象的发现是量子物理学领域内的重大突破，它为现代物理学许多分支中新的理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崔琦因此又获得美国著名的弗兰克林奖。崔琦在互联网自己开设的网址上称，他的主要学术兴趣是研究金属和半导体中电子的性质。他的这些研究将可应用于研制功能更强大的电脑和更先进的通信设备。
获得荣誉
瑞典皇家科学院1998年10月13日宣布，把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
德国科学家霍斯特·斯托尔默、美籍华人科学家崔琦和美国科学家罗伯特·劳克林，以表彰他们为量子物理学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13日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新闻公报说，斯托尔默教授和崔琦教授在1982年对在强磁场和超低温实验条件下的电子进行了研究。发现在这种条件下大量相互作用的电子可以形成一种新的量子流体，这种量子流体具有一些特异性质。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上，科学家又陆续作出一些重大发现。公报强调说，这三位科学家的成果是量子物理学领域内的重大突破，它为现代物理学许多分支中新的理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崔琦和斯托尔默在1982年对在强磁场和超低温实验条件下的电子进行了研究。他们将两种半导体晶片砷化镓和砷氯化镓压在一起，这样大量电子就在这两种晶片交界处聚集。他们将这种晶片结合体放置在仅比绝对零度高十分之一摄氏度（约摄氏零下二百七十三度）的超低温环境中，然后加以相当于地球磁场强度一百万倍的超强磁场。他们发现，在这种条件下大量相互作用的电子可以形成一种新的量子流体，这种量子流体具有一些特异性质，比如阻力消失、出现几分之一电子电荷的奇特现象等。一年之后，劳克林教授对他们的实验结果做出了解释。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上，科学家又陆续作出一些重大发现。
人物轶事
教授眼泪
杨澜去美国采访了1998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籍华人崔琦。崔琦谈到自己出生在河南农村，父母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但是他妈妈颇有远见，咬紧牙关省吃俭用，在崔琦12岁那年将他送出村，出外读书。这一走，造成了崔琦与父母的永别。后来他到香港、美国成了世界名人。谈到这里，杨澜问崔琦：“你12岁那年，如果你不外出读书，结果会怎么样？”看到这里，我猜想：崔琦一定会这样回答：“我永远成不了名，也许现在还在河南农村种地。”可是错了!崔琦的回答大大出乎人的意料：“如果我不出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的父母就不会死。”（此句话明显存疑，其父1959年因病去世，其母1968年离世。参考资料：[2]根据文中内容可判断处矛盾明显。）崔琦后悔得流下了眼泪。杨澜也流泪了。她这时多么希望当时聘请的两位美国摄影师能推出近景，来一个特写镜头。让杨澜吃惊的是，在审片时真的出现了这一特写镜头，杨澜问两位摄影师：“你们听不懂中文，你们怎么会拍下这一感人场面?”摄影师回答：“你们不是在谈论妈妈吗?在全世界，'妈妈'这两个字是相通的。”一边是世界名人，一边是情爱；一边是无上的荣誉，一边是母子深情。崔琦选择了后者。
以上这段话有明显的人为修改痕迹,三年自然灾害始于1959年终于1961年,而他的父亲常年因病卧床，于1959年夏天去世，他的母亲1968年81岁高龄去世。1967年，崔琦在芝加哥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尽管母亲并不知道“博士”的确切含义，但她还是为自己这个出息的儿子而激动得热泪盈眶。一年后，81岁高龄的老人在乡下默然仙逝，也没让儿子守在她身边。[3-4]也就是说三年自然灾害开始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去世,而三年自然灾害结束时离他的母亲去世还有7年.判断到这里，我的心被震撼了。这一晚，我久久不能入睡。
崔母生崔琦时37岁，应为1902年生人，殁于1968，享年应为66岁。父享年应为6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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