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大学生就业蓝领化：整整一代人的挑战 - 南都网 2013-06-12
高考刚过，大学的毕业季已达到高潮。近几年每年的这一时期，围绕着大学生就业的话题可谓充斥着街头巷尾、报纸网络。无论是奋战多年的学生，还是恨不得自己亲自上的老师和家长，以及政府、企业都密切关注着大学生的就业问题。然而，如果抱以传统观念，由教育专家、上海教育科学院原院长胡瑞文主持的一项研究结论，可能会让很多人深感失望。
按照胡瑞文所主持的《基于事业统计和人口普查的教育结构与人才供求分析》报告显示，2010年至2020年，中国预计将新增9400万大学毕业生，由于同期市场提供的白领岗位只有4600万，预计有一半以上的大学毕业生将入职蓝领行业。尽管近几年随着大学生就业不断低端化，已经产生出“蚁族”这样的阶层，但从未来趋势的角度看，如果发生过半大学生入职蓝领的现象，势必将让许多含辛茹苦甚至倾其所有供养一个大学生的父母为之惊愕。
然而，不管未来的情形多么糟糕，我们终究要回归现实。沉浸在过去把大学生等同于天之骄子的梦境中，对于解决问题没有丝毫的意义。要知道，未来可预期的趋势是中国庞大的就业市场并不能提供足够多的原本符合大学生口味的“白领岗位”，而相应的，在商业服务人员、工人和新型农民领域，则将新增近5000万个就业岗位。对此，胡瑞文团队所撰写的报告也指出，新增的这些蓝领岗位也将弥补白领岗位的不足，成为未来大学生就业的新选择。
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政府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突然开启了长达十多年的扩招改革，并未细致考虑同期中国经济的结构乃至就业市场结构的走向。学者吴向宏曾经分析道，鉴于中国长期秉持低汇率政策，以加大出口额的增长，便使得经济资源纷纷流向外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确在数年间成长为举世瞩目的“世界工厂”，但由此也压制了国内本土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崛起。这就直接导致现有的产业结构更青睐高级的蓝领技工，而非被称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大学生。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金融体系频频受到政策性因素的干预，使得资源错配进一步加剧。以地方政府创收的方式为例，各个城市之所以热衷于上马房地产，主要在于此法可以快速回收土地出让金。而为了撑起房地产市场，政府便要求银行贷款向开发商倾斜，而不是向能够创造更多白领岗位的知识型企业倾斜。这也恰恰解释了为何学历不高的包工头和售楼小姐可以在收入上轻易压过寒窗苦读十多年的大学生。
一个国家就业市场的结构必然与其产业结构的分布息息相关。1997年启动的高校产业化改革，人为地实现了中国大学生数量翻番的目标，即从2001年的114万上升到2013年的700万。而同期中国经济的结构依旧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符合大学毕业生预期的就业市场的增长速度远远跟不上大学扩招的速度。这就使得“上大学找不到工作”成为高校扩招所制造出来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这一部分人不上大学，而是直接工作，他们的预期将不会是“白领”，所谓就业难的问题也就自然消失了。
经历了数年大学生就业难之后，很多大学生都放弃了“白领梦”，转而安心成为一个蓝领。这其中既有政府的倡导，也有就业人群自我的调适，更有市场企业所发出的种种信号。伴随着中国人口红利拐点的到来，人工价格势必不断上涨，蓝领并不是过去印象中辛苦低薪的职业，而可能成为一个中等收入群体。更何况，随着更多大学生的加入，蓝领的形象也将得到提升，蓝领的职业道路也将更加宽阔。更是基于这一点，大学生未来就业的蓝领化问题，或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于莺：特需医疗应从公立医院剥离 2013-06-11 02:30:51 新京报
协和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于莺。微博图
“急诊科女超人于莺”发微博宣布将从协和辞职，称没有发表科研文章的天赋
■ 对话人物
于莺 1974年生人，协和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2011年10月，因注册并勤更微博“急诊科女超人于莺”，讲述医院囧事、生活趣事而走红。目前，于莺的微博粉丝高达208万，被网友称为个性直率、言语幽默的“协和姐”。
■ 对话动机
6月8日晚9时，“急诊科女超人于莺”发布微博消息，宣布“干完这个月就辞职了”。
第二天上午，“女超人”再度就辞职一事发表微博，并顺带打趣从协和医院辞职要盖满20个章。
于莺要辞职的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众多网友围观、跟帖。9日晚，于莺接受新京报专访，谈为何辞职、谈现有医疗体制的问题。
6月8日晚9时，“急诊科女超人于莺”发布微博消息，“妞爸要去玉树支边三年，而我，干完这个月就辞职了。打算给自己放一个月大假，追求自由执业之梦想！”
9日晚，新京报记者专访于莺，“女超人”说，现有医疗体制有太多问题，反而预示着，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都将迎来改革的春天。走出体制，她依然会坚持做医生，并希望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医生一起，打造社区医生的个人平台。
谈辞职
科研不应是评价医生的惟一道路
新京报：对于你要辞职，领导和同事大吃一惊还是意料之中？
于莺：我不是一个冲动起来就撂挑子走，或者什么事情都藏着突然亮杀手锏让别人难堪的人。辞职的事情，我考虑了一年多，可以说是深思熟虑。两三周前，我在科里透露过，我们领导应该是早有预料。
新京报：辞职办得顺利吗？
于莺：（摇头）要盖20个章，还有很多七零八碎的事情。
新京报：这种体制内程序的繁琐，是你下决心要离开体制的一个原因吗？
于莺：倒不是因为盖章的事情。最直接、最根本的理由是，现在对医师的评定、评价体系，还是SCI文章、科研这个指标。我承认我没这个天赋，但我的临床能力很强。我觉得，科研这条道路可以有，但不可以是评价医生的惟一道路。
新京报：你两年前接受采访时也说过不愿写SCI文章。
于莺：其实当主治医并不可耻，但在公立医院这个学术评价氛围中，如果不去拼命发论文，会显得很另类。
我周围的很多人，都因为这个苦恼。但我在想，这个社会已经允许大夫变成一个有个性的人。想在固有的评价体系之外，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的大夫，可能越来越多。比如我，想去体制外把医生做好，看能不能树立一个榜样，让大家知道，体制内不是好医生的惟一通道。
谈医患关系
医院应放低身段和病人平等沟通
新京报：这两年，你发微博揭医疗黑幕是不是惹来很多压力？
于莺：（点头）也有人说，你就是会讨媒体喜欢。我觉得不是这样，医生是需要话语权的。但现在我们的公立医院，做得很不够。
比如说你去采访一个医疗事件，可以很顺利地采访到患者、家属，但能否采访到当事医生，需要医院层层把关。医院宣传部门甚至不肯跟你见面。其实，医院这种态度会让人产生极大的反感，反而不利于医患的沟通，包括媒体如何公正地报道这个事件。
新京报：你觉得遇到这种事医院该怎么做？
于莺：需要（当事）医生发声。现在网络上，无论是对具体的医患纠纷，还是对整个群体的评价，大家的发言不再是一边倒式地骂医生。这与我们这一批的医生，不断利用自媒体向外发声，与公众互动，是有关系的。
一场医患纠纷，真是医院做错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做错了故意掩盖；或是你没错，就做出一副得理不饶人的姿态。我觉得，公立医院和医生都应该放低身段，跟病人做一个平等的沟通。
新京报：所以你认为，现在医患关系紧张，是因为公立医院没营造一个医患平等对话的平台，包括协和？
于莺：这样的说法不全面，一方面是没有平等对话的平台，另一方面，政策体制也导致大医院人满为患，病人一窝蜂往大医院挤，加重了看病难。所以我觉得医患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各自公平平等地表达自己的困境，督促体制和政策的改革。也希望协和医院能作为行业的老大，放低身段，和媒体及患者平等交流。
谈医改
公立医院应是真正为百姓看病的
新京报：120转运连遭大医院急诊无床困局，是你发的关注度最高的微博之一。急诊科病人滞留，应该是多年的困局。发那条微博时，有压力吗？
于莺：既然存在多年，为什么大家不站出来说？这个事情很好玩，谁都知道这个事情的漏洞在哪里，但谁都不去改变，为什么？
新京报：你希望通过自己微博的号召力去推动改变？
于莺：我当然希望，因为我们急诊科一线的医护太苦了。一个夜班，从下午4点半到第二天早上8点，像我这样30多岁的女医生，下了班以后，走路都是飘的。而急诊医生24个小时看360多个病人，绩效奖却跟这个无关。
新京报：你理想中的公立医院应该是什么样的？
于莺：今天我好像谈了无数次理想（笑）。在我的理想中，公立医院是真正为老百姓看病的，要把特需医疗、高干病房完全剥离。特需医疗放开，只会让大夫们去特需医疗坐诊，那边的挂号费高，这是人的逐利本性使然。而普通门诊患者看病也不会因此而便宜。特需医疗挣的钱无非是为医院创收。
政府应建立开放的医疗市场，公立医院和社区联动，根据当地居民的需求发展老年病医院、妇婴医院，私立医院定位高端的特需医疗服务，有竞争也有互补。
新京报：没有特需医疗，公立大医院的医生会不会更没价值体现？
于莺：医生应该是自由流动的。医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技术特长，可以留在三甲医院看疑难重症，也可以去社区医院查房；有市场意识的，也可以去私立医院赚钱，或者像我这样，去做全科医生。
谈未来
想探索建立社区医生的个人平台
新京报：大环境没变前，离开协和医院这个“铁饭碗”，会不会周围的人并不看好？
于莺：也有人质疑，说你又不是专家，以为自己了不起，离开协和这块“金字招牌”，看你撞得头破血流。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自己想好了，就按照我的既定路线走下去。
新京报：现在大家都知道你要去私立医院做全科医生，有没有更具体的规划？
于莺：我是一个对医疗行业有想法的人。如果遇到好的投资人和志同道合的医生，我想完全可以利用网络、移动终端，去探索建立社区医生的个人平台。在这个信息化的平台上，为签约的居民提供健康和疾病管理。然后，触动政府把钱投向社区做疾病预防，而不是投给大医院去扩张，盖壮观的门诊大楼。
未来，不应再出现看个高血压，要在公立医院排几小时队这种情况；而像我一样，住在通州的医生，也会更愿意在自己家里为周边居民提供全科医疗服务。
新京报：没有政策支持，这种理想恐怕很难实现。
于莺：是的，也许我们这一代人会成为炮灰，不过没关系。也许下一代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听过于莺的故事，能理解他们，就会触动改变。
新京报：还会继续写微博吗？
于莺：还会写。急诊室的故事没有了，还有更多可以挖掘的领域。比如我说过，我老公要去玉树支边三年，我还是“大爱清尘”的爱心大使，有故事的地方还多着呢。
我想可以探索建立社区医生个人平台，为居民提供健康管理。然后触动政府把钱投向社区做疾病预防，而不是投给医院去盖壮观的门诊大楼。
在公立医院这个学术评价氛围中，如果不去拼命发论文，会显得很另类。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魏铭言
高校图书馆馆长应回归学术岗位 2013-06-11 02:30:05 新京报
■ 社论
对于学术，不应该存在年龄限制问题，谁有能力，谁就可以担任，这就好比入选工程院、科学院院士，并没有规定多大年龄不能入选。
6月8日深夜，有“葛大炮”之称的著名历史地理学者、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新浪微博发布消息称，将不再担任复旦图书馆馆长一职。消息引发各界关注和猜测。最新消息说，复旦大学已请葛剑雄留任该职。
本来，如果葛教授是因个人原因（比如年龄、健康）不再担任图书馆馆长，这很正常。可是，其不担任图书馆馆长，是不得已，这就很不正常了。
导致葛教授不担任图书馆馆长的原因，按葛教授的解释是，教育部下属有个“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校图工委”)。该委员会每年会定期举办学术活动。按惯例，北大图书馆馆长担任该委员会主任，复旦等几所名校的图书馆馆长任副主任；每隔5年，委员会任命一次主任、副主任。不久前，一份有关葛剑雄继续担任“高校图工委”副主任的文件呈送教育部，有关领导批复后明确，葛剑雄年龄已大，不再适宜担任该委员会副主任一职。这传递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让复旦更换馆长人员。
作为一个学术性质的机构，高校图工委的委员应该由参与的学术成员选举，教育行政部门不应干预具体的结果，不然，这一机构就具有太强的行政色彩，而失去学术独立性。而退一步说，就是行政部门有权指导，也不应该以年龄原因否决这一任命——对于学术，不应该存在年龄限制问题，谁有能力，谁就可以担任，这就好比入选工程院、科学院院士，并没有规定多大年龄不能入选。
而令人纠结的是，在当前的高校行政管理体系中，图书馆馆长，也有“正处级”的行政级别，而作为正处级“干部”，是有任职规定的，在这一点上，68岁的葛教授显然“超龄”了。教育部门就是“出手”，也“师出有名”。
说到底，这还是高校的行政化问题，本应该具有独立性、自主性的高校，从整体上看就是附属于政府的一个机构（高校领导有副部或正厅的级别），因此，所有学术性质的高校机构，都变为一个行政部门，人事的任命、管理都实行行政的办法。行政原则替代了学术原则和教育原则。
葛教授去职引风波，不管此事的走向如何，都无法回避高校严重行政化的事实。而对于高校的行政化，2010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实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实行政校分离管办分开，转变政府管理学校的模式，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落实和扩大办学自主权。教育部长袁贵仁也曾表态，教改的关键是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但从现实看，政府部门对高校的管理还依旧采取行政治理模式，这是制造行政与教育、学术的冲突的根本所在，亟须变革。
.END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