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市“唱空者”谢国忠：泡沫不意味着暴跌 2013-06-18 02:30:59 新京报
自解“房地产泡沫将破”预言，称公众对其言论存在误解，泡沫并不意味着价格暴跌，反而意味着“炒一把”，但需及时抽身
房地产圈从来不乏预言家和评论者，对于中国房地产价格走势的争论从未停歇，看涨者有之，唱空者亦有。在唱空中国房地产的专家学者中，谢国忠无疑是最耀眼之一。
6月2日，谢国忠参加同济大学MBA项目20周年庆典活动上表示，世界经济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大的房地产泡沫中，而且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尤为严重。他预计，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将在数月内破裂，最长不会超过一年，这些都来源于致富欲望和超额货币。
不断唱衰，屡屡落空
2004年10月，谢国忠发表《有史以来的最大房地产泡沫将在近期破裂》一文，开启了近十年的“唱空中国楼市之旅”。“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认为中国房地产存在“严重泡沫”，并于近两年不断给出房价跌幅。
但是，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谢国忠近十年间的20余次“涉房”言论鲜有应验。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总是见涨，让他的言论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2012年中国楼市终将破灭”，这是谢国忠在2009年的预测。及至2010年，他先后8次表示“中国房地产已进入熊市，未来五年大城市房价跌一半”，其中他称“楼市泡沫破灭时，我会通知大家”。
谢国忠在2011年给出房价具体下跌幅度，“房价跌幅很快达到25%，未来两到三年会继续同样跌幅”。同时，他预测2012年是中国房地产的拐点。谢国忠在2012年曾先后预测中国房价“会在未来5年内跌50%”。
事实却是，2009年以来的中国楼市几乎不间断地持续疯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年70大中城市房价上涨1.5%。2010年的房价涨势更迅猛，全年月均最高值为12.8%，最低值为6.4%。2011年略微下降，2012年再次反弹。
近日，一则“谢国忠：中国房地产泡沫未来数月内破灭，最多不到一年”的消息大闹地产界，同时，也将这位“屡败屡战”的预言家再一次推上风口浪尖。
“从不理会别人的看法”
这位特立独行的经济学家，并不顾及网友的“拍砖”，更不以同仁们热血高亢的房地产论调作为指南。
“近年来，公众对我有误解。我总是在强调中国房地产存在泡沫，而泡沫并不意味着价格暴跌，相反，意味着‘炒一把’，但要及时抽身。”谢国忠日前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2012年是中国房地产的拐点，2013年房价不会报复性增长，未来只会逐年下降。
他仍然坚持认为，“中国的房地产高点再也回不去了，未来5年内会跌50%。但不是暴跌，而是逐年下跌一些。”
面对公众对他预测房价言论的质疑，他告诉新京报记者，“没有对与错，也没有唱多唱衰，这都是舆论给我们戴的帽子。”
谢国忠曾因成功预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名声大噪，也曾预测A股会在2008年从6000多点跌至2000点而备受关注，还于2009年预测世界在2012年遭遇经济危机。因为多年来唱空楼市的言论，被网友戏称为“空军一号”、“末日博士”。
“我做判断的依据是基于理性分析，并发现经济规律本身。”谢国忠称。
“我从不理会别人的看法，也从不辩论，没有必要”，谢国忠说。
“我错的时候我会承认”
我在2011年秋天写文章预测2012年是拐点，事实上我是正确的。
新京报：你近日预计中国房地产泡沫将在数个月内破裂，最长不会超过一年。做出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谢国忠：我没说过这番话，只是说中国房地产未来长期会下滑。它是在货币超发和其他力量共同作用下上涨的，而政府还要控制货币超发，防止人民币崩盘，所以，房地产长期会下滑。但是，房地产不会暴跌。
新京报：中国指数研究院6月发布数据显示，百城房价连续12个月环比上涨，你却说房价要下跌。
谢国忠：房价既不涨也不跌的理想状态，是政府永远的愿望。其实，像北京、上海许多核心地段的房价已经开始下跌，房子都卖不出去。
新京报：你从2004年开始预测中国房价走势，几乎全是预测房价下跌，却从没准确过。
谢国忠：我始终强调泡沫。2004年10月份的时候，我说的是上海房价会在2005年6月大幅下滑，没说全国。得出这一结论的原因是我看到在上海买房的以外国人为主，而当时美联储把美元利率提高了3%以上。房地产一般在大幅度加息的情况下就会暴跌。
实际上，在2005年5月，上海房地产价格见顶，至年底，房价下滑近一半。但是，官方统计时没有这个数据。
新京报：此后，上海以及全国房地产价格都在上涨，你说的泡沫在哪里？
谢国忠：2007年年初，我曾说“上海房价要涨了”，这次是跟全国房价一起涨。政府控制着土地和银行，而卖地正是政府融资的重要渠道，加上人民币超发，房价肯定上涨。同时房地产本身具有投资价值，投机者不断抬高房价，像“击鼓传花”游戏，楼市的泡沫便越吹越大。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对中国房地产的预测，对的时候多，还是错的时候多？
谢国忠：我错的时候我会承认，会写在文章里，解释自己什么时候错了，为什么错了。之前我原以为2013年是中国楼市的拐点，后来我在2011年的秋天写文章预测2012年是拐点，事实上我是正确的。
“我觉得没必要买房”
对泡沫正面的看法会去炒房，负面的看法，会以为房价会掉。
新京报：有报道称，你的一个同学在2004年读过你的“泡沫即将破裂”后，没有买房。之后房价一路上涨，后来这位同学见到你说“因为你，失去20%的收益”，是真的吗？
谢国忠：他没有买房应该是对我的误解。我在2004年开始说中国房地产存在泡沫，但泡沫并不意味着房价会跌。他带着情感色彩去看这个泡沫，正面的看法会去炒房，负面的看法，会以为房价会掉。我当时预计上海房价2005年6月会跌，事实上当年的房价跌了很多。我自己在2006年初就买了房自住。
新京报：泡沫意味着“炒一把”？
谢国忠：最终你会明白，泡沫就是炒一把的概念。但你要知道，炒一把之后，在何时撤出来。
新京报：2006年之后，你又买房了吗？
谢国忠：没有。当时买房是自住用的。买房干吗呢，投资价值不高，流通性不高，投资股市更好。中国房子未来要赚钱很困难，因为人口开始下滑。炒房能赚钱的时候，就让你炒。等赚不了钱的时候，又会有空房税。
新京报：你对现在观望的买房者有什么建议吗？
谢国忠：我觉得没必要买房。如果是自住的话，目前租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是最适合的一条路。
新京报：如果是投资的话，目前的时机合适吗？
谢国忠：如果是投资的话，投资回报率高于5%才可以投。投资的时候，只有在市场大幅下跌的时候，才有投资价值。这种时候多是在出现危机、动乱、恐慌的时候，那才是购买的最佳时机。人这一辈子，创造财富只有这个手段。
“政府解决泡沫很容易”
房地产泡沫崩盘之后，资金分配更合理，别的地方用钱效率会更高。
新京报：政府有调控措施出台，你认为有利于击破泡沫吗？
谢国忠：每次调控，落实执行都有一个延后。比如今年3月底出台的二手房征收20%个税，投机者一夜之间都离婚了。有了时间差，购房者可再炒一阵。
新京报：但是调控后确实有一段时期房价下跌了。
谢国忠：2008年房价跌了那么多，我都没说跌，因为这只是暂时的。市场的过程被利用了而已，这跟调控没关系。
新京报：跟什么有关系？
谢国忠：政府不会让房价一直跌，也不会让房价一直涨。政府既要讲究政府内部的和谐，又要讲究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和谐。这也是中国房地产泡沫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之处，其他国家主要是基于市场的力量，可以像股市那样涨跌甚至崩盘。
新京报：房地产是中国的支柱产业之一，如果价格崩盘的话，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何种影响？
谢国忠：我所强调的是房地产价格崩盘，而不是整个房地产行业崩盘。房子还会继续建，只是价格不同而已。如果房地产泡沫崩盘，对中国经济来说是好事，会明显提升经济效率。崩盘后，资金分配更合理，别的地方用钱效率会更高。
新京报：你之前屡次提起的房地产泡沫崩盘是指房地产价格崩盘？
谢国忠：价格也不是一下子崩盘，会慢慢地往下掉。政府解决泡沫很容易，两件事情做一件就行：一个是央行要加息，中国的利息那么低，尤其是跟通胀相比；第二点，对空房征税。
“房价五年内掉一半”
这是政策的利益最大化和市场的力量进行博弈的结果。
新京报：2013年及以后的房价走势是？
谢国忠：那种高点是回不去了。
新京报：房地产的高点是在哪一年？
谢国忠：2011年上半年是高点。2009年开始连续大幅上涨，2011年年中达到最高值。
新京报：此后政府出台严厉调控措施打压房价，所以，2011年底，中国房价开始遭遇寒冬？
谢国忠：对，政府常用行政手段调控。
新京报：你曾指出，投机者就像“冷水中的大闸蟹”，应该何时从房地产市场安全撤退？
谢国忠：2012年是拐点，2011年中期的高点再也回不去了。最近的这股房地产热潮，是房地产开发商要营造房价不断“创新高”的氛围。事实上的交易量、价格都不像以前那么高了。
新京报：事实证明你是对的吗？
谢国忠：至少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我是对的。
我当时也在文章中指出，2012年房价下跌之后会出现反弹。2012年下半年的房价确实下跌了，只是没有像香港房地产那样暴跌。尽管后来出现“反弹”，但这并不是楼市的春天又回来了。有人在2012年房价出现反弹的时候，就认为我说的不对。
新京报：去年12月底，你指出未来五年大城市的房价会跌50%，做出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谢国忠：房价五年之内掉一半是正常的。这不是崩盘，崩盘是指一下子就跌了那么多。这是政策的利益最大化和市场的力量进行博弈的结果。房价慢慢掉是因为政府有自身利益。如果是正常经济体的话，一年就可以掉50%。目前有些地方已经开始下跌，像浙江一些城市房价跌很多，温州就是。上海以前很多炒得很凶的地方现在也下跌了50%。
新京报：那么，到2017年，你会正视自己的预测结果吗？
谢国忠：当然可以。预测结果的对与错，关键要看判断的理由是否合理，如果将来事实证明不正确，我会写文章做出解释。事实上，目前一些中小城市的房价下跌幅度接近50%了。
不知自己被戏称“空军一号”
我从不看别人对我的评价。实际上，预测没有对与错之分。
新京报：你多年来一直“唱空”房地产，可事实上总是不准，为什么？
谢国忠：我不是唱空中国房地产，而是根据其特有的规律预测。就像2008年预测股市崩盘一样，不是因为我看衰中国股市，而是股市确实该下跌。
新京报：有人把你归为“唱空派”，称你为“空军一号”，认同吗？
谢国忠：我都不知道这个称号，因为我从不看别人对我的评价。预测实际上没有对与错之分，也没有唱多和唱衰，这都是舆论给我们戴的帽子。
新京报：2006年从摩根士丹利辞职之后，你一直以“独立经济学家”的身份活跃在学界，你怎么看待“独立”？
谢国忠：独立，即不依附于任何机构与单位。“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学者的常态，所以，这类学者常常是主观的，通常只会支持由权力带来的观点，朝一边倒。
新京报：面临质疑时，你会回应吗？
谢国忠：我不会跟这些人辩论的。市场上有那么多的观点，如果你去辩论的话，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
新京报：你会怎么办？
谢国忠：尽管有质疑，但事实上市场对我还是很认可的。此前，我曾是摩根士丹利的董事总经理及亚太区首席经济分析家，我从2000年到2006年连续6年获得华尔街《机构投资者》行业第一名，并入选该杂志亚洲最佳经济学家。在我之前，华尔街从未给予过个人这么高的奖项，在我之后也没有过。所以，我怎么会跟乱七八糟的人去争论呢？
新京报：完全置之不理吗？
谢国忠：基本如此。
新京报：今年3月份政府出台“国五条”，一些学者认为“房价会暴跌”，你怎么看？
谢国忠：国内这些专家学者多是为了造名声。有吸引眼球的，有的为了迎合老百姓的心理。这些人跟我没关系。
新京报：大多专家和学者都看涨中国房价的时候，你却坚持看跌，你会受到他们的影响吗？
谢国忠：不会。但是，因为“羊群心态”的存在，会观察这些人的观点，最终还是自己做出独立判断。
新京报：这种坚持，你会觉得孤独吗？
谢国忠：我不孤独，我有很多朋友。
那些想哗众取宠，靠语言吸引眼球的人，是做不好研究的。
谢国忠唱衰言论一览
2013年 6月2日
“房地产泡沫未来数月内破灭，最多不到一年。”
2013年 3月28日
“房地产一定会慢慢下滑。”
2012年 12月5日
“未来五年内房价跌一半。”
2012年 2月1日
“今年房价可能会跌25%，未来三年内跌幅可能达到50%”
2011年
12月21日
“中国房价跌幅可能很快达到25%，未来两到三年，可能还要继续同样跌幅。”
11月11日
“中国房地产要爆了。”
2011年 11月9日
“房价调整至少需要3年，房价降一半仍属理性。每平米价格降到城市两个月平均工资之下才合理。”
2010年
12月9日
“房地产进入熊市，大城市房地产价格可能要降一半。”
11月5日
“中国房价已经见顶，下跌是渐进式的。每年掉7%，掉个20年，一直掉80%。”
10月10日
“中国房地产已进入熊市，将持续五年。”
10月2日
“未来五年大城市房价平均跌一半。”
9月30日
“泡沫过后中国部分房价会跌9成。”
4月28日
“楼市泡沫即将破灭时，会通知大家。保姆都去买房了，房子没理由不跌。”
4月22日
“打压楼市不足以遏制泡沫。”
2010年 2月20日
“楼价持续上涨或致市场崩溃，引发严重后果。”
2009年
12月10日
“2012年股市、楼市泡沫终将破灭。”
12月4日
“下轮经济危机在2012年。”
11月16日
“房地产泡沫非常大。”
2009年 2月1日
“2009年楼价仍有下调空间。”
□新京报记者 金彧 北京报道
副处级干部吐槽开会频繁 自称任务就是适时鼓掌 2013-06-17
原标题：为“开会的烦恼”搭搭脉
手拿会议通知，在本市某街道工作的郑先生一声叹息，这已经是一周内第七个会议通知，“别的事情都不要干了”。过去一年，他先后赴了500场大大小小的会议。
会议多、会议长、会风散漫……虽在改会风的要求下，近期各级机关的会议环境简朴了，会后大餐不再了，照稿宣读减少了，但公务员们私底下还是腹诽纷纷。
开会至关重要，不论哪个单位要推动工作解决问题，都离不开开会。究竟何种会议让人不满，何种会议令人乐来？今天，就请公务员们为“开会的烦恼”搭搭脉。
搭脉：单向沟通，气血不调
张先生（机关副处级干部，工作时间17年）
作为区某部门的副职，我一个月有二十几天要去开会。遇到一些会议正职因故不能参加，我还要代为参加，平均下来基本每天开会。这意味着我处理其他本职工作的时间被大大侵占了。
比如说区里要举办一个大型活动，其实在信息社会，相关精神和指示我们已经通过媒体、内部网站和内部邮件的方式获悉，但还是要分别通过开一次区级大会、一次部门会议、一次条线系统会议、一次街镇级别的会议来层层开会传达，传达的内容都是一模一样的，甚至与会人员也都是同一批。而在另一些区级会议上，大家围桌而坐，也规定了每个人都有发言时间，但所有处级干部发言的目的只是为区级领导最后做重要讲话做铺垫。在这样的一些会议中，充斥着自上而下的“指导”、“强调”和“指出”。你可以感受到背后的逻辑预设：与会者都是缺乏经验的、亟待获得指示的。
久而久之，我也明白，虽然许多主办方再三要求我出席会议，但其实只要我“到会”、“听会”，而无需真正“参会”。我常常觉得自己就是一块背景布，任务是来填满座位，适时鼓掌、制造效果而已。
开方
其实，在机关生活，学会开会是第一步。在我心中，开会应该是现代社会最佳的沟通方式，应该能够让不同的人发出不同的声音，并寻求最后的解决之道。我并不讨厌开“有效”的会，但最怕参加“无效”的会。
在我看来，我们条线内部的垂直会议和平级之间召开的联席会议，一般能做到信息双向互动的、实际产生沟通、真正解决问题，这样的会议是“有效”的。但一些有领导参加的座谈会和学习会，往往信息单向封闭，而且最后往往众说纷纭没结果，这样的会议常常是“无效”的。能否压缩“无效”会议，让“有效”会议成为会议的主角。
搭脉：主题游移，脉象虚浮
孟小姐（机关普通科员，工作时间10年）
我在机关的办公室工作，对有领导出席的会议感触最深。
以前一些领导用稿子讲话，起码还能做到条理清晰、指示明确、层层递进。但脱稿之后，有的领导讲话变得胡天海地、漫无主题。有时主题是在关于近期工作部署，讲着讲着就能讲到领导最近的见闻感想；有时领导说“我再简短讲三点”，接着就讲了一个小时。对于这样的“脱稿”，我们怨声载道，真心宁可他“读稿”。
还有一些会议，是专门为高层领导提供决策意见的。但由于高层领导到场，使得许多干部感到终于有了“面上”的机会，而在这种本应反映真实情况和实际困难的场合上，他们却大谈特谈自己已经取得的成绩，对平级同僚的恭维和对上级英明决策的赞赏。高层领导本来想来听取真正有说服力的调研和数据，却被含糊在这些说辞之下了。这样的会议，即便是会风再朴素、发言全脱稿，也只是浪费时间。
开方
其实，脱不脱稿真的只是形式。关键还是在于会议的内容，是否做到了咨商和沟通。希望领导在开会时，能对不同会议的主题进行梳理，从而决定会议的流程、聚焦会议的实效。不要把所有的会议都变成听好话、说好话场合。对于一些以听取意见、广开言路为主题的会议，就一定要压缩领导讲话时间，而转给下级以质疑和反驳的发言空间和时间。
搭脉：忠言逆耳，滞塞不和
宋女士（机关人事处负责人，工作时间21年）
我参与了机关无数次会议，发现我们这里的会议文化很有意思。对于一些事件，机关干部不是没有看法，但真的到了会场上，还是会出于种种顾虑选择沉默或者说好话，或者极其委婉地说话。这种“失声”使不同意见在会上得不到充分的表达。
我也一直在思考，既然我们的会议越来越强调民主，但为何大家还是会选择沉默？这固然有传统思维方式作祟，也折射出我们会议流程设计不足。
比如说，让负责该项目的领导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他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与会的下属如何敢真正当面说出反对意见？又比如，在提出一项有可能引起争议的议题后，没有给予与会者充分的时间思考就要求他们当场表态，那么与会者如何能立即反对？又比如一些会议名为收集不同意见，但会后没有专人落实整改，使得曾提出建议的人从满怀期待到灰心丧气，多次重复后一定会选择噤声。还有一些会议优先选择持一方观点的人与会，使得持相反观点的人员数量在会场上处于劣势，一旦发言交锋，则更加处于不利位置。
开方
大约十五年前，我被单位委派去美国参加短期培训。当时接触的美国《罗伯特议事规则》给我很深印象。其开篇即是罗伯特将军的名言：“一旦离开了规则，每个人都自由行事，结果将是每个人都得不到真正的自由。 ”而这套规则的核心，就是要尽力确保每个与会人员在会议上都有说话的权利，由此保证各方的利益得到保护。他山之石，值得借鉴。
目前，机关内不乏专事会议安排的人员。但他们往往对会议现场布置、领导排位情况斟酌再三，对于如何确保多方意见能在会议上公平、公正地得到呈现，却考虑得较少。希望在这方面有所改进，甚至有所考核。
跟着Betty看外企如何开会
Betty，女，前媒体记者，现为外企高级经理。
一，凡是会议，必约时间
外企会议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例行会议，占会议总数三成。另一种是临时性会议，占会议总数七成。由于外企工作人员一般都较为繁忙，会议组织者在准备临时性会议时，一般会提前一周和与会者约时间，以确保与会者能及时调整自己的时间安排。
二，凡是会议，必有主题
清谈类、联络感情为主的会议，一般不在工作时间召开。所有工作会议，必定预先设置主题、确定流程、确定会议组织者。哪些会议是以提出问题为主的，哪些会议是以解决问题为主的，都会在主题中予以明确。即便是以统一思想为主的务虚会议，也会确定主题。
三，凡是会议，必预准备
国企内的许多会议，是人到了会场才看到会议材料。现场往往会出现主讲人在台上讲话，台下大家纷纷看材料的情况。在外企，会议组织者会预先准备材料，如果材料阅读量较大，会预先另备一份说明摘要，将材料中的重点、会议中要讨论的主要内容标识出来，使人能一目了然需要讨论的重点。所有材料准备内容，会在会议召开前几天以邮件等方式发到各位与会者手里，以确保会议召开时，大家人都到场，心里有数。
四，凡是会议，必有分工
以部署工作为主的会议，会在开会前，就由会议组织者为每个与会者安排好会上的角色、任务和职权的边界。即每个人到了会场后，被授权做什么、不做什么都很清晰。会上每个流程都有负责人，每个提出的问题都有专人认领，负责认领的人员则在会后相应地负责事务的落实。每个提出的解决方案会经过讨论，如果获得通过就会被作为下一阶段执行项目的依据。
五，凡是会议，必要追踪
不论会议大小，会议的组织者，一定会安排专人负责会议记录。在会后当天或者翌日，会将会上达成的共识整理成文字材料，以内部邮件等方式告知所有与会者。并且会在邮件中提出，如果有遗落或者不妥，希望大家提出修改。经过修改通过的会议记录，将成为下一阶段工作的执行指南。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沈轶伦编辑：李啸啸
媒体解读公务员晋升:35岁不升正处仕途基本止步 中国经济网 发表于2013-06-17 14:13
根据计算，从一个普通科员成长为一位正厅局级官员，大约需要25年。如果你不能在35岁升到正处，45岁升到正厅，那么你的仕途很可能将从此止步。
几天前，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受贿、滥用职权案开庭审理。事实上，从一个普通的科员一路晋升至类似刘志军这样的省部级官员的公务员已是凤毛麟角，要经过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副厅、正厅、副部、正部，八级台阶。根据计算，从一个普通科员成长为一位正厅局级官员，大约需要25年。如果你不能在35岁升到正处，45岁升到正厅，那么你的仕途很可能将从此止步。
考上公务员
公务员起步：22岁
升迁比例：1.45%
升迁关键：在国考大军中突围取得公务员资格
这意味着你要加入国考大军。2012年123万，招募比例1.45%，也就是平均68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被录取，某些热门职位你只需要淘汰4895个人就可以上岗了。你可以和近千人抢夺一个热门职位，也可以选择一个冷门职位。热门和冷门的区别，你懂的。按规定还有一年的试用期，转正后，你就从临时工变成科员了。
科员到县处级干部
正科级：28岁
升迁比例：4.4%
升迁关键：以尽量短的时间完成副处到正处的升迁
只要你好好“为人民服务”，按规定3年就可以从科员升至副科级，再3年到正科级。大部分人到此为止了。如果你真心想当“领导”的话，需要获得组织的培养。全国科级干部有90万人，组织部门要从中选出4万人作为县处级干部的后备人选，升迁几率小于4.4%。如果你很幸运得到升迁，你至少需要7年的时间做到正处级。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年可升级”是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也有7年之后还是副科甚至科员的。如果你是硕士或者博士，试用期满后可以分别直接定为“副主任科员”或“主任科员”。相对而言，反而是捷径。
上述说的都是“职级”而非“职务”，比如主任科员是正科级，但是你可能没有科长这个正科级“职务”。有时从主任科员到科长，还需要一定的年限和机会。所以在一些机关，一辈子做主任科员的也不是没有，很多主任科员到退休时能混一个副处级的“职级”，也就到头了，这就是所谓“天花板干部”。
北京市委党校曾受市委组织部委托，参与过一项针对北京市优秀官员成长规律的研究课题，这项研究调查了200名北京优秀局、处级官员样本。这些“优秀”官员，都是用了大约11年从普通科员升至副处。
随后从副处到正处的时间，是第二轮较量。北京市委党校教授鄯爱红长期关注官员成长规律问题，她说，升至副处后出现了一个分水岭——能否以尽量短的时间完成副处到正处的升迁非常关键。也就是说，你在正科级之后，要保证在4年左右时间内升到副处。否则，将被落下。通常，如果一个官员能在3—4年内由副处晋升为正处，那么他由正处升为副局、正局的空间就较大。在这个阶段，“小步快跑”是升至较高级别的不二法门。上述北京市的调查显示，在这一环节，高位者明显比低位者“进步”快——而关键阶段一两年的时间差，则往往意味着这个官员是否能确保年龄不过线。按照最佳状态，你会在35岁左右升至正处。
根据公开资料统计，现任外交部部长王毅就是从“小步快跑”脱颖而出的官员。他仅用7年时间就完成了从科员到处长的多级跨越。当然，对于大多数北京官员而言，在仕途上需要更多的耐心。
在极个别非常低层级的干部选拔中，即使你的年龄资历都满足了条件，忽然发现又有一些苛刻条件从天而降，与那个有背景的人相比你只剩下背影了。
县处级干部到正厅局级
正处级：35岁
升迁比例：
0.01%
升迁关键：基层经验不可缺少
此后的阶段，就越来越是少数精英的游戏了。成为县处级领导之后，你可要经得住“滚滚红尘”的考验，美女、金钱等。这时候你有60万县处级同僚，其中只有6000人可以成为厅局级后备干部，你至少还需要11年才能升到正厅局级。对这个级别官员来说，此后的关键则是具有基层经验。北京市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成长规律调研组所做的《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的调查报告显示，北京市官员自己认为的晋升最有效的几种途径是：进行基层锻炼、增强个人修养、提高群众威信、轮岗交流和争取领导重视。基层锻炼还排在增强个人修养和争取领导重视之前。因此，对市局的机关官员来说，调任区县或委办局，则通常是提拔“培养”。
虽然基层经验颇为重要，但若仅以速度论，专家认为在从普通干部升至正处官员的阶段，市直委办局的官员在升迁速度上较占优势。但机关的处级干部，如果不补上基层经验这一课，就不容易有上升的空间。
完成了从处级到局级官员的跳跃之后，其升迁还可借助于“交叉锻炼”。截然不同的锻炼经验能使官员思路更加开阔，作风也更务实。专家说，官员在其成长过程中，普遍经历多个岗位，其中正局级官员平均经历过6－8个岗位，正处级官员平均经历3—4个岗位。值得关注的是，在“交叉锻炼”的岗位中有的部门是升迁的“福地”，比如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管理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区县和部门中，稳健型或创造型的官员都更容易获得提升，而在“看摊型”单位的官员则上升的空间一般不大。
如果成为公务员时是22岁，这时候官至厅级你已经47岁了。即便一切顺利，组织也对你寄予厚望，但由于任务完成得不和谐，机会可能就没有了。例如，拆迁遇到钉子户，群体事件犯众怒，微博开房被围观，安全生产出事故。当然，关系到你升迁的远不止这些。
正厅局级到省部级
正厅局级：47岁
升迁比例：0.025%
升迁关键：关键要看空缺的是什么岗位
然而高层职位毕竟有限，哪怕是仕途的佼佼者，他们绝大部分的政治生涯也都止步于局级。当官至厅局级后，这时候组织部门会从4万个厅局级干部中选出1000人，作为省部级后备干部，升迁几率小于2.5%。一位进入副部级人选考察视野的官员曾表示，“到了区委书记这一层，谁当副市长都行，很少有人不胜任，但决定能否晋升的因素是多样的，关键要看空缺的是什么岗位”。
689万公务员，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98个中央部门，从普通公务员上升到这些部门党政一把手的几率是1/5万。如果你在某个岗位上耽搁了一两年，到了升迁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年龄超限了，你就可以进入后备老干部的队伍发展了。
至于跨入省部行列，则需要升得更快，更年轻。2009年一份对时任31个省份的省委书记履历的分析表明，他们初任地级市市委书记(或相当职务)的平均年龄为41岁，这要求他们在每一个层级都领先于同僚5-10岁才行。这样才能保证他们在大概53岁的时候升至正省部级。
对于那些能够在千军万马中晋升到省部级的官员而言，除了到点退休外，继续的升迁之路则是进入中央或通过交流到其他省任职。事实上，地方官员从副部级，甚至局级岗位调至中央部委任职的情况都并不罕见。其中最著名的是国务院原副总理吴仪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何鲁丽，她们均是在北京市副市长的位置上被调入中央，并最终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
当然，无论具体升迁轨迹如何，所有官员更替都在遵循一条朴素而普遍的法则：适者生存。
据壹读、南方周末、优酷视频、某直辖市有关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相关报告、中央相关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
网友总结从科员到部长升迁七要诀
其一，年纪要轻。
当今中国，干部升迁是要划出一定杠杠的。比如，副处，一般35岁以下，副局，一般45岁以下，副部，一般55岁以下。同样条件，年纪轻者，自然占有先天之地利优势。
其二，学历要高。
过去，只要有基层经验，政绩比较显著。如今行情已变，处长局长们递过来的名片，博士甚至博士后已是稀松平常。
其三，岗位要多。
岗位的轮换交叉，几乎是高层次干部的必备条件之一。
其四，基层要下。
基层虽然级别不高，但一个基层就是一个小社会，任务非常艰巨，情况十分复杂。这对干部综合素质的考验与锻炼，远非坐机关朝九晚五可比。如今，凡提拔省部级及以上更高级别干部，必须有基层工作经验，这已成为不成文的规定。
其五，班子要强。
往往是，某一地区或某一部门，因为业绩突出或其他原因，干部升迁很快，反过来，因为干部升迁很快，又会有更多优秀干部被派到此一地区或部门。于是，形成良性循环，越是出干部的地方，越是多出干部。
其六，领导要爱。
主政一方且掌握着干部升迁大权的主要领导，其经历和喜好，不可避免地决定了某一时期官员的升迁命运。
其七，机会要巧。
常言道，来早了不如赶巧了。比如某一部门领导因为贪污受贿犯了错误，另一部门领导前去接任，此一部门缺额需要填补，您单位一把手奉调前往，于是，您成为唯一接任者。
求是：与其发泄不满抱怨社会 不如断开网线改变命运 2013-06-17
互联网的发展，正以惊人的深度和广度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自觉不自觉中，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数字化生存”。
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媒体、先进的通信工具、实用的信息总汇和活跃的社交平台，网络正悄然改变着人们的交往方式、思维方式和生产生活方式。借助网络，人们可以遍览天下大事，可以从海量信息中查询自己需要的东西，可以分享观点、轻松淘宝、在线神聊，可以便捷地讨论公共事务、开展舆论监督、实现政治参与。可以说，网络的发展，丰富了信息资源，拓展了交往空间，密切了群体关系，节约了社会成本，为推动社会进步注入了源源不绝的正能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每当发生涉及国家利益、民族尊严的重大事件和重大自然灾害时，网络总是展现出强大的动员能力，迅速激发起众志成城、守望相助的舆论声势和爱国热情，让人们真切感受到网络正能量的精神震撼和现实意义。
但是，网络并不总是以正能量示人。经常上网的人多会有这样的体验：打开网页、登入微博，立刻就会在不经意间陷入网络负面信息的包围之中。首先是负面新闻连篇累牍。灾难、事故、贪腐、丑闻似乎铺天盖地，所谓内幕、揭秘、潜规则层出不穷，谣言、暴力、色情信息屡禁不绝，曝隐私、秀下限、搏出位大行其道，各种丑恶和黑暗被无限放大，人们不禁会问“我们这个社会究竟怎么了？”其次是不良情绪四处蔓延。凡是政府辟谣的就一定是事实，凡是官方发布的就一定有黑幕，凡是社会矛盾就一定是体制问题；凡事宁信其错，不信其对，宁信其坏，不信其好；阴暗心理、悲观情绪、网络戾气在网上滋长蔓延、交叉传染，消解社会正气，压抑人的心理。再次是网络暴力愈演愈烈。观点不同就势不两立，一言不合就恶语相加；大量谩骂、中伤等侮辱人格的言词，传播不实信息甚至造谣诽谤等损害他人名誉的言论，“人肉搜索”等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已经是司空见惯，公民个人基本权利遭遇野蛮践踏，让越来越多的人谈网色变。显然，这些现象属于网络负能量。
对网络负能量，我们该怎么看？
有人认为，负面信息充斥网络，是因为各种负面事实确实存在，网络只是“客观反映”而已。有人甚至宣称，传谣也是言论自由的应有之义，“谣言倒逼真相”。
中国确实处于问题多发和矛盾凸显期，党和政府对问题看得很清楚，正在着力加以解决。但是把中国看得漆黑一片则完全不符合事实。网络的集中、放大作用是网络负能量形成的重要原因。这种集中和放大，归结起来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网络媒体的添油加柴。负面信息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容易诱发人们的好奇本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在“流量为王”理念指导下，网络媒体常常通过大量登载、炒作各种负面新闻来吸引眼球，同时通过耸动的标题、诱惑的图片、夸张的表达，达到增加点击率、流量最大化的目的。这是形成网络负能量的基础。
二是特定人群的情绪宣泄。调查显示，目前网民中低年龄、低学历、低收入人群占据较大比例。这个群体总体上社会阅历浅，生存压力大，在现实生活中感到不得志、不如意，有挫折感、失落感，容易对生活和社会心存不满，往往戴着“有色眼镜”观察社会、解读现实，沉溺网络发表各种偏激言论成为他们表达不满、宣泄情绪的主要方式，久而久之还会对网络形成一种心理依赖。
三是某些“意见领袖”的蓄意鼓动。网络的传播特性造就了一批网上“意见领袖”，其中有些人，为了标新立异、吸引眼球，把批判作为装点自己“独立思考”门面的主要方式，刻意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常常以嘲讽、戏谑、解构社会主流价值为能事。有的网络“公知”党同伐异，霸气十足，老虎屁股摸不得，常常只站队不站对，不论是非曲直，为了批评而批评，有的甚至不惜撕裂社会共识，攻击现行制度，叫嚣“每个人都是推墙的力量”，企图让“颜色革命”在中国上演。
四是“网络水军”的推波助澜。网络为挟舆论之名谋取私利创造了便利条件和操作空间，“网络水军”应运而生。他们通过四处发帖、跟帖，制造新闻事件，炮制虚假民意，诽谤竞争对手，扰乱传播秩序，搞得网络空间乌烟瘴气。一些势力看到了其中的玄机，也大量雇佣“网络水军”，操纵网络舆论，编造政治谣言，恶搞、抹黑党和政府形象。这是网络负能量最大的幕后推手，尤其需要警惕。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正能量和负能量就是比肩而立的两片刀锋。是让正能量给力，还是让负能量爆棚，答案不言自明。面对网络负能量，我们该怎么办？
“正能量”概念的创造者、被称为成功学大师的戴尔·卡耐基说过：一切带给人向上和希望、促使人不断追求成功、让生活变得圆满幸福的动力和感情，都是正能量。当我们积极、豁达、理性时，释放的就是正能量；当我们消极、狭隘、偏激时，释放的就是负能量。为了网络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正能量的一分子，积极释放正能量，坚决遏制负能量。
要理性看待网络空间。许多善良的人们常常为网络描摹的“黑暗现实”或怒发冲冠，或扼腕叹息，一些人因此对社会前途和国家未来产生怀疑甚至悲观情绪。应该看到，网上喧哗代表不了主流民意，虚拟空间不能对应真实社会。只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认知和判断才不会被网络负能量拖拽到非理性的一面。
要积极面对现实生活。一些现实境遇不佳的网民应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骂，骂不倒党和政府，也骂不来自己的幸福生活和光明前途。知识改变命运，劳动创造幸福。与其沉溺于网络发泄不满、抱怨社会，倒不如断开网线、脚踏实地，刻苦学习、勤奋工作，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来改善生活、改变命运。任何时候、任何时代，这都是人间正道！
要珍惜自由表达的话语权。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自由表达的舆论平台，但如果把自由理解为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是对自由的无知。自由与自律不可分，自己享有自由应以不妨害他人自由为前提，个人在享有自由权利时，应依法尊重他人权利，并服从道德、公共秩序的需要。网上活跃分子在享有自由发言权的同时必须为自己的言论承担社会和法律责任，谨防为赚得一时的“喝彩”而背离公义、触犯法律。
要准确把握网络民意。各级政府重视网络舆论，将其作为了解民情、听取民意、集中民智的重要途径，值得肯定。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社会的主流人群，是那些每天急匆匆上下班的人们，是工作岗位上忙碌操劳的员工，是超市里推着购物车摩肩接踵的男女，是节假日里公园及景点熙熙攘攘的游客。他们在网络世界，是沉默的大多数，却是现实社会的主体。单凭网上的喧嚣就作出对中国社情民意的总体判断，是非常不靠谱的。对网络舆论必须做冷静的分析，当一种声音出现时，要想一想它代表了哪些人，又能代表多少人，切不可听风就是雨。
来源：《求是》杂志 作者：石平 编辑：李啸啸
录入编辑 周子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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