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已经成为当前媒体上最热门的信息技术词汇之一。
然而，对于何谓“大数据”，目前尚无一个统一的定义。如果将大数据比喻成一棵树，麦肯锡强调数据集，像是大数据深入地下的根；著名研究机构高德纳（Gartner）强调资产和增值，恰如大数据树上绽放的鲜艳花朵；牛津大学数据科学家、畅销书作家迈尔-舍恩伯格强调分析方法，可以应用于不同的情境，相当于大数据的枝干。
对于上海而言，大数据具有无限的魅力：它挺立于IT产业的高端，吸引着产业和资本的无数眼球；它枝藤蔓延，广泛应用于各行业的应用和创新，不经意间就掀起一场行业变革的风暴——对于正处在转型发展中的上海来说，它的到来适逢其时。
大数据和决策制定
上海是海量数据的信息枢纽，大数据对于上海要重点发展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以及传统服务业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的先行先试，率先迈向智慧城市这一目标，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有着迥然不同的重大意义。
作为一项通用技术，大数据所影响的不是某个特定行业，而会波及所有行业。但在初期，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存在差异。那些率先迈入数据密集型、基于知识创新、个性化要求高的行业，如金融、保险、医疗、零售、电信等有机会先行一步。
在后工业社会中，大数据并非孤军挺进，智能技术支持决策制定需要有相应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支持，包括服务经济占主导（尤其信息服务业）、专业技术阶层的优越地位和理论知识的首要位置（反映在研发投入上）。
从上海这几方面的发展看，2011年第三产业占比达到60%，信息产业增加值（制造加服务）占GDP比重达9.9%；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占比为61.3%；全年用于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达到3.16%。这些指标数据与全球同类城市如新加坡、香港等相比并不落后，为大数据的推广和应用奠定了基础。
借助于大数据辅助决策是后工业社会的典型特征，也是其基本要求。
作为特大型的国际都市，上海一直强调以创新驱动来解决诸多城市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但是创新驱动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借助科学理性的决策。而决策必须基于上海的现实，如市场竞争格局、辐射力，市民消费习惯、收入水平，人口统计、地理空间等，这些数据的总和构成上海发展可资利用的大数据。没有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数据分析方法，很多决策质量将很难真正上水平，而且可能蕴藏着巨大的误判风险。
大数据和IT产业升级
上海要走在全国的最前列，就必须抓住大数据发展的机遇，把握住大数据这一IT产业的关键。
从近年来国际大型IT企业的频频收购活动也可以察觉出大数据是IT产业的关键这一动向。
IBM在将一些硬件业务出售给像联想这样的公司的同时，也加大了对软件公司收购的力度，包括著名的智能软件Cognos和分析软件公司SPSS等。
谷歌收购了Measure Map统计分析程序、 深度搜索应用公司Tranformic、网站流量分析和统计公司Urchin等，都跟大数据直接相关。亚马逊、Facebook等公司也都在富有远见地布局大数据产业。
抓住大数据发展的机遇，上海不仅仅需要相应的智能化技术，还需要对行业或城市管理有深入的理解，它构成了整个IT产业链中知识最为密集的环节，占据着行业的高端。
在IT产业中，基于大数据的商业机会主要掌握在两类公司手中：一类是IBM、微软、惠普等公司提供“硬件+软件+数据”的整体解决方案，以平台性为特征，提供基础服务；另一类是以Facebook、亚马逊和谷歌等公司为代表，基于海量的用户信息，提供精准营销和个性化广告推介等活动。此外，新兴的创业公司通过出售数据和服务有针对性地提供单个解决方案，在特定行业和区域复制前两类公司的大数据服务模式。
从国内来看，上海IT产业在人才、技术研发、与国际接轨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等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优势。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总产值和就业人数居上海六大支柱产业之首；信息服务业的产值在服务业中排名达到第五。但在这貌似光鲜的高科技产业背后，仍然存在产业链层次偏低的问题。IT业内程序员、维修、销售服务等工作被讥称为“IT民工”，其体力劳动量远大于脑力劳动量，处于这一产业链的低端。
抓住大数据发展的机遇，上海要充分挖掘被企业和政府部门“养在深闺”、大量的本土消费和市场行为数据，获得本土或行业的比较优势。大数据拥有单位如果能加以重视，与国内IT企业协作开发，激活这个沉睡的巨大金矿，就可能成就上海自己的、在不同细分行业的IBM、谷歌和亚马逊，引领整个中国IT服务业走向高端。推动大数据的发展，不仅可以作为上海IT产业自身升级的一条重要路径，更可以带动其他产业和城市管理的升级，真正打造上海城市建设和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升级版。
制约大数据发展的四个瓶颈
从大数据的启用到最终价值的创造，是一连串的事件，需要观念的转变、大数据知识的传播、基础设施、人才、法律等基础条件。目前，这些构成了制约上海发展大数据产业的四大瓶颈。
观念瓶颈：根据Gartner的IT生命周期理论，目前正处于对于大数据认识的泡沫化阶段，需要有一个价值理性回归过程。作为决策层，既不要盲目跟风，更不要轻易否定其价值。这时候，尤其需要冷静下来思考：大数据的出现对于经济社会有何种影响，如何影响本行业，对此我们准备好了吗？当前制度与之适应性如何，需要进行何种变革和创新，甚至提交到立法层面来解决？在如何利用大数据方面，站在城市层面，是否可能形成一个战略规划，明确基础数据的良好治理机制，以保障数据的“流动性”和“可获取性”？政府可以为市场提供哪些服务和支撑，等等。从目前“小数据”的开发利用来看，上海仍存在较严重的数据“孤岛”现象，共享的观念还远没有普及，数据管理的制度仍需健全。面对大数据时代的新浪潮，形势不容乐观。
能力瓶颈：上海企业信息化水平参差不齐，很多大型企业如宝钢、电气集团等信息化应用相当成熟，管理水平在逐渐向国外一流公司看齐。但仍有相当比例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信息化水平欠佳。据市经信委的调查，约70%的中小企业没有专职IT人员，管理仍停留在经验层面，拍脑袋决策的事情不在少数。这将很难培育出大数据的能力。虽然中国的技术方面也落于人后，但最大的障碍在于技术的应用和管理能力。上海必须重视提升企业信息化管理能力，夯实好基础。
法律瓶颈：在互联网环境下，哪些数据开发行为属于合理开发，仍缺乏一个相应的法律规定，对个人信息保护也无法可依。加之人为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成为一些部门利益的重要来源，导致立法进程迟迟不能启动。相关法规缺位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信息服务产业发展出现了逆向激励：对于个人信息合理的开发受制种种约束，而信息滥用者借助于种种暗箱操作，反而逃避了监督。这种环境下，推动大数据这个金矿的开发，存在非常大的法律风险。
文化瓶颈：各类组织，包括企业、公共服务机构对大数据知识的了解和技术掌握，有个学习过程。从长远看，根本性障碍还在于对基于数据的决策抱怀疑态度的决策文化。这既与数据本身质量不高有关，也与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分不开。反映到决策上，往往更加相信直觉，而不重视数字。尽管上海具有相对开明睿智的城市文化，但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性方面仍有改善的空间。
推进措施和建议
上海是中国经济、贸易、金融、航运等领域海量数据的集散地，具备得天独厚的大数据优势。在推动大数据发展问题上，上海可以大有作为，这体现在路径选择、环境营造、基本保障等三个维度。
从路径选择看，可以将从上而下和从下而上两种方式结合。
从上而下，强调数据共享和整合，解决现有数据孤岛问题。近年来，上海斥资建成了各种平台，包括互联网数据中心（IDC）、大型企业数据平台、云计算平台、高精度位置服务平台、各行业信息服务平台以及各类社交媒体平台等，为大数据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大数据发展的要求是接入和共享，这需要关注于底层数据的连通。但数据共享与其说是技术问题，不如说是制度和利益协调问题，需要高层的承诺，各方认真协商解决。这一工作的难度并非上海所独有，美国白宫的数据共享问题也仅仅是奥巴马上台之后强势推动下才初见成效。只有在共享问题得以解决后，大数据这座金矿才能充分得以开发，实现跨越式发展。
从下而上，强调以小型应用和微创新为突破口，撬动大数据的发展。上海可以从应用端出发，以小型应用和微创新为突破口，引爆行业的大数据发展。如可以鼓励医院、教育等公共服务部门、现有金融保险、航运企业、大型制造企业、零售等数据量丰富的行业龙头企业，以大数据为纽带，各自开展微创新，激活整个产业链的创新能力。微创新的作用在于不断尝试和改进，找到一个更好的服务模式，进一步激发大的创新。如能基于高质量的大数据分析，创新效果会更好，成本会更低。同时随着应用的深入，自然而然对其他部门数据提出共享需求，最终有助于不同部门之间数据的共享。
从环境营造上，上海可以从内外部两方面着力，推进大数据的发展。
从内部看，上海应着重激发基于大数据的创业创新精神。大数据产业链主要是一些国际大数据公司所主导，目前上海没有可以与之相匹敌的企业，只能依赖于细分市场和特定环节的突破，激发出中小型创业型企业的创新精神，培育一批基于数据的决策的创新型企业及中小型创业型企业，通过市场竞争拼出一条血路。
从外部看，主要还是通过筑巢引凤构建大数据产业链高地。上海享有地域、技术、人才、市场、行政效率和透明度高等多种优势，IT产业集群优势也非常明显，借此可广泛吸引国内外企业将大数据行业分析中心设在上海，就地应用和试点，作为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点支持对象。
保障机制方面，主要涉及立法突破、人才培育和决策文化等三方面。
其中，在大数据立法上有所突破，是关键一环。大数据立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应放在计算机和互联网信息安全和保护这一大的框架下，在地方层面，灵活借鉴各先进国家和城市经验，规定对信息利用的合理边界，保护个人信息不被滥用。另外，根据迈尔-舍恩伯格的建议，大数据年代记忆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为了对公民隐私进行保护，应该有一种遗忘机制。而这一机制类似于档案的销毁，也应有法有依，否则后果会很严重。
同时，人才是技术研发和市场应用的基础。据麦肯锡的估计，仅在美国，大数据技术人才缺口达14万－19万，管理人才150万。上海应开始重视对大数据专业人才的培育，还要意识到国际性人才争夺战的激烈性，既要培育出人才，更要留得住人才。最直接相关的专业有两大类：第一类是大数据技术研发人才，主要为计算机科学和技术专业；第二类是数据分析和管理人才，主要包括信息系统和信息管理专业、数理统计专业等。
最后，还要倡导基于大数据的决策文化。近年来，上海在努力建设智慧城市中已经应用了大数据的理念，但仍存在一些凭经验和直觉决策的区域。大数据的决策本质特征是公开透明和科学理性，这可以改进政府与民众的互信，倡导这一决策文化可以有效改变公信力不足的不利局面，深化上海服务型政府建设。■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所副研究员、博士。周知秋编辑，工作邮箱：zhouzhiqiu@wxj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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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劳动者标准：京沪最高 下限年收入12万 2013-06-14 16:17 来源：京华时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本月在人民大会堂同出席2013财富全球论坛和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的企业家代表会见并座谈时说，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将带来巨大需求，中国有潜力、有条件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对于我国迈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应如何掌握发展带来的机遇，有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记者采访了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研究员王宏。
解读 1
指标
对比世行标准得出宏观数据
京华时报：可能有些人会惊讶于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那么这个宏观数据是怎么得出来的？
王宏：世界银行2010年的标准是，低收入经济体为1005美元或以下者；下中等收入经济体在1006-3975美元之间；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在3976-12275美元之间；高收入经济体为12276美元或以上者。按照我国2011年人均GDP35000元人民币，按照当前汇率折合美元约为5000-6000美元，我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国家。
京华时报：中等收入劳动者的微观标准是什么？
王宏：经反复测算、比较，我所相关课题组提出“中等收入劳动者”的概念和标准是，到2020年前，在城镇就业的工薪劳动者年收入达到6万-15万的，即可以称为“城镇中等收入劳动者”，同时不同地区可按0.8到2的地区差异系数确定本地区标准。
其中北京和上海三项指标同为最高值，即差异系数为2，“城镇中等收入劳动者”标准下限是12万元/人年，上限则是30万元/人年。海南省的三项指标则均是最低值，即差异系数是0.8，“城镇中等收入劳动者”标准下限是4.79万元/人年，上限则是11.99万元/人年。
需要注意的是，“中等收入劳动者”与“中等收入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前者是针对劳动就业者，收入主要是指劳动报酬收入。后者针对全部社会成员，可以是劳动就业者，也可以是离退休人员、未成年人、未就业的职业家庭主妇等。其收入来源除劳动收入外，还可以是股票买卖获利、房屋租金等资产性收入，也可以是抚恤金、退休金等转移性收入。
解读 2
特点
新型工业化概念呈现四特点
京华时报：在人类历史上，还没人见过13亿人口的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总理特别提到的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将带来的巨大需求，具体会有什么表现？
王宏：工业化、城镇化是一个国家经济腾飞发展的必经阶段，这一过程会对我国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带来巨大变化。比如说，在产业结构方面，在二、三产业比重继续提高的同时，信息、能源、环保、现代物流、现代金融、现代服务业等行业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另外，我国提出了新型工业化的概念，有四个特点。一是同信息化等现代高科技发展紧密结合，二是注重经济发展同资源环境相协调，三是坚持城乡协调发展，四是实现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同劳动密集型产业相结合。
与此相适应，在就业结构方面，农业从业人员比重继续下降，而技术工人、白领工作者比重将继续明显增加，而且职业划分更加细化。在消费结构方面，受到收入增长和消费产品供给结构变化两方面的影响，居民在衣食住行基本生活上的支出会逐步下降，而对个人教育与发展、闲暇享受、社会交往、旅游等更高层次的消费支出会上升，而且更加注重消费品的设计和品牌等等。
国民将可以看到，工业化、城镇化给我国的三大产业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解读 3
规划
工薪家庭有望进入中产群体
京华时报：对于今后国民收入的增收问题，国家还有何专门规划吗？
王宏：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对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期间收入分配改革工作提出的增加收入的量化指标，非常振奋人心。但这个收入倍增是要扣除物价因素的倍增；是人均、而不是人人收入倍增，是低收入群体较快增长的倍增；是收入差距逐渐缩小、收入不公逐步改善的倍增。
京华时报：您认为现在我国中产阶级人数规模大约有多少？增加中产阶级人数有何良策？
王宏：仅就城镇范围推算，我国“城镇中等收入劳动者群体”总人数在6-7千万左右，约占全国城镇劳动就业人口3.2亿的18%-20%左右，占城镇总人口的9%-10.3%。目前中等收入劳动者主要分布在北、上、广、深以及一些发展较快的大、中城市中，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可以达到30%以上。
为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我建议在政策方面政府部门应该打出一套组合拳。这包括，通过政府减让税费，扩大劳动报酬增长空间；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提高收入分配调控功能；扩大教育支出，解决医疗、住房问题等举措。
京华时报：哪个群体会成为我国扩充中产阶层的潜在人群？
王宏：分析表明，劳动报酬水平以及工薪就业者总量与收入分配格局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010年我国城镇家庭总收入中，工薪收入占比65.2%，转移性收入占23.5%，经营净收入占10.9%左右，财产性收入1.2%。工薪收入是城镇家庭收入的主体。对于普通工薪家庭而言，工薪收入的重要性更加明显，而这些家庭正是今后最有希望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后备军。
解读 4
困惑
怎样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京华时报：在收入分配领域“分蛋糕”时，部分存在收入差距被拉大的问题。如何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缩小收入差距？
王宏：在经济增长、收入提高的同时，我国还要着力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十八大报告也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收入增加和收入差距缩小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可偏废的两个目标，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今年2月公布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已经明确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和路径问题，下一步改革的关键是要拿出有力的措施，特别是在工资外收入监管、完善资本市场、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促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均等化问题方面。
解读 5
忧虑
如何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京华时报：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王宏：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最早是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能持续，出现经济增长停滞、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动荡等问题，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高收入的门槛。
京华时报：有观点认为，中国会不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中国有没有能力和实力掌握产业的核心技术。您认同这一观念吗？
王宏：部分认同。技术要素是经济增长的重要一环，但绝非全部。
我国要主动地、彻底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原来粗放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技术驱动转变，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向扩大内需转变。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的基础上，鼓励新兴产业发展，鼓励科技创新和企业自主创新,扩大在世界价值链中的话语权。另外通过教育和技术培训，提高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激发劳动要素这一第一生产力的潜能。
京华时报：中国如何更好地做到藏富于民？
王宏：这需要重视贫富差距问题，避免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对投资、消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才能藏富于民。
同时，国家应着力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进一步降低基尼系数；政府发布再分配政策，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力争扩大支出的同时更趋公平。（记者赵鹏）
（责任编辑：周源 ）
大学毕业生的梦想与现实 2013-06-17 02:31:03 新京报
专家预测，未来10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大概有40%会进入蓝领、灰领岗位就业，成为知识型工人、知识型农民和知识型的现代商业服务人员。图/CFP
在《致青春》、《中国合伙人》等电影热映后，社会上也掀起一股“缅怀青春”、“重拾梦想”的浪潮。与此相对的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却显得多少有些暮气沉沉，拼命奔向主流大道。在这个“史上最难就业年”，大学毕业生的选择或许更加被动。但“过来人”也表示，如果找不到“你需要”的工作，还有许多“需要你”的工作在等着你。
梦想 从主流大道上退出的“精英”
“四年前，我在香港一家公司工作。有一天凌晨，收工比较早，我走在回家的路上，相当疲惫。我看到路边有一个公益广告叫‘梦想改变世界’。那时候的我，看到这句话，冷笑了一声，哼，梦想？然后气冲冲就回家了。回到家，坐在床上，真的是泪流满面。我回想自己一路走来，为什么竟然没有了梦想，我还这么年轻，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幸福活过，更没有为别人的幸福活过，我究竟在为什么而活？看上去我一路都走在主流的道路上，做着我不喜欢的事情。不仅做，还把它做到出色，为什么我的内心如此地干涸？”
在近日举办的以“谁能定义我们的青春”为主题的21世纪教育沙龙上，香港突破机构项目官员、《和精英价值说再见》作者赵晗和大家分享了她的经历。从人大附、清华到港大再到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在外人看来，赵晗可以算作成功的精英人士。但工作7个月之后，幡然醒悟的她却毅然辞职，投身公益事业。
赵晗发觉自己一直分不清楚目标和梦想。“我是一个有着很多目标的人，我的人生就是一个目标接着一个目标，奔跑在主流的大道上。但是我发现，我的目标并不是我的梦想。我表面迎合，但内心绝望。所以我离开这个主流的轨道并不是我的冲动，而是我多年来终于有机会对主流且不属于我的道路说不。”
在《致青春》、《中国合伙人》等电影热映后，社会上也掀起一股“缅怀青春”、“重拾梦想”的浪潮，如老大学毕业生们组织的怀旧主题活动，各种相关主题的沙龙、讨论等等。但在这个年轻人都已暮气沉沉，拼命奔向主流大道的年代，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赵晗那样追求梦想、离开主流轨道的勇气，也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到“青春无悔”。
现实 “民营个体”用人最多满意度最低
姚翔（化名）大学毕业已有两年，目前在北京一家央企工作。考大学时，他听从父母的建议，放弃自己喜爱的历史，报考了北京一所知名高校的经济学专业。大学毕业时，他从应聘者中脱颖而出，考入这家体制内的单位，让同学们很羡慕。“其实，从小到大，我很少依据自己的内心来做判断和抉择，因为总会有人告诉你什么样的选择是好的。说实话，我并不是非常喜欢现在的工作，有些单调，但是这份工作能给我北京户口、丰厚的薪水福利和地位、安全感，在现在的国内环境下我肯定不会轻易放弃。”
而和姚翔走着相同道路的人，并不是少数。姚翔记得一次和朋友吃饭，朋友说现在大街上看到的人几乎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复制人，走着相同的路，过着一样的生活。姚翔心想，他肯定也是其中一个。“梦想这个词离我有点遥远，我都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梦想。”
麦可思研究院近日发布的就业蓝皮书《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指出，“民营企业/个体”是2012届大学毕业生就业最多的用人单位类型，本科院校中有45％的毕业生在“民营企业/个体”就业。但报告也显示，2012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在“民营企业/个体”的就业满意度最低，为50％；而在“政府机构/科研事业”的就业满意度最高，为69％。
“所以和几年前的大学毕业生相比，现在的大学毕业生肯定会更加现实。”北京某高校负责学生工作的冯老师解释，“像在北京生活压力这么大，还有一些限购政策，大学生们肯定要看重户口、薪酬福利等，这些都会影响到生活质量，学生的职业发展当然要考虑兴趣等因素，但现实问题也无法忽视。”
而在这个“史上最难就业年”，大学毕业生的选择无疑更加被动。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生小卢说，今年工作本来就不好找，找到理想的工作就更难了。他本来想去媒体工作，但一直没有好的机会，最后只得找了一家企业做策划方面的工作。“我们其实还是有梦想的，不过可能要采取‘曲线救国’的方式了。”
建议 勇于从最基层的锻炼做起
值得关注的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短期内可能并不会有所好转。由国家教育咨询委员胡瑞文主持的《基于事业统计和人口普查的教育结构与人才供求分析》报告显示，2010年至2020年间，中国预计将新增9400万大学毕业生，由于同期市场提供的白领岗位只有4600万，能够成为白领的大学生将不足一半。
“我们用30年时间使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达到普及化阶段，但也带来非常大的挑战。1991-2000年普通高校每年毕业75万人，2001-2010年每年毕业340万人，未来十年每年毕业700万人，成人高校还不算，这对就业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过去大学毕业生在成人就业中10个人里占一个，将来10个人里面有5个大学毕业生。所以，他们不光要做白领，还要做蓝领，不但要面向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大中型企业，而且更多要面向民营企业，面向中小城市和农村，面向各种职业。从精英到大众到普及化阶段，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方向、能力和岗位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胡瑞文预测，未来10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大概有40%会进入蓝领、灰领岗位就业，成为知识型工人、知识型农民和知识型的现代商业服务人员。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很有志向的大学毕业生也要勇于从最基层的锻炼做起，我们的舆论导向要鼓励大学生了解中国国情，从基层干起。还有我们高等学校培养的目标和课程都要和精英教育有根本的不同，我们现在还是精英导向，要呼唤高等教育转型。”胡瑞文说。
赵晗也对精英教育有自己的认识。“我之所以告别精英教育，并不是反对精英，或者我认为社会不需要精英，我想要告别的是一种精英教育。用我一个同学的话说就是，自己本来的目标是离开老家去成都，离开四川去北京，离开中国去美国，最好能够离开美国去火星，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要的精英教育，就是一种优越感特权，追求体面不凡，自大自恋。而缺乏的是灵魂，是对于社会责任的回应和担当。”在高等教育即将进入普及化阶段的今天，大学生们需要认清现实，放低身段，做一个有灵魂、有梦想、有责任的人。
●我回想自己一路走来，为什么竟然没有了梦想，我还这么年轻，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幸福活过，更没有为别人的幸福活过，我究竟在为什么而活？
——赵晗，《和精英价值说再见》作者
●其实，从小到大，我很少依据自己的内心来做判断和抉择，因为总会有人告诉你什么样的选择是好的。
——姚翔（化名），大学毕业两年，目前央企工作
●从精英到大众到普及化阶段，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方向、能力和岗位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胡瑞文，国家教育咨询委员
教育部年内出台师德考核规定 早报讯 发表于2013-06-16 04:03
校长性侵幼女、教师体罚学生等事件，引发了公众对教师素质问题的广泛关注。
■ 从事有偿家教、体罚学生、违反教育规律增加课业负担等都将受处罚
早报讯 校长性侵幼女、教师体罚学生等事件，引发了公众对教师素质问题的广泛关注。针对此情况，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近日透露，今年内将出台教师师德考核评价规定，为师德划出“红线”，越线教师将受到严惩。
明确界定违反师德行为
6月14日，在北京2013年教育督导与评价研讨会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许涛表示，被曝光师德沦丧的教师都是教师队伍中的败类。全国现有教师1442万，绝大多数教师都是教书育人的楷模。对于严重违背师德的行为，教育部坚决反对，并将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工作，依法严惩，将这些人清理出教师队伍。
许涛表示，今年，教育部将在大力弘扬教师高尚情操的基础上，建立教师师德长效机制，出台相关文件，划出师德“红线”。据透露，该文件将对教师违反师德规定的行为提出明确界定，建立教师师德考核评价规定。教师如有从事有偿家教、体罚学生、违反教育规律增加课业负担等行为，都将依照文件规定受到处罚。而性侵女童是违法行为，已不能简单定性为有违师德。许涛表示，通过此举“用高压态势守住师德底线”。
而在日前，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也把一些媒体曝光的师德沦丧的教师，形容为败类。
刘利民在接受有关媒体采访时称，最近发生的性侵事件令人十分愤慨，对涉案的这些道德沦丧、违法乱纪的败类要坚决清除出教师队伍，而且要依法严惩，维护好学生的权益。要加强对教师的师德教育，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
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教育部出台有关规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类似问题，应该进一步推进依法治校、依法执教。
熊丙奇称，从本质上说，校长、教师侵犯学生的权益不是师德问题，而是法律问题。所以，现在不是要出台所谓的师德考核规定，而是要严格地推进依法治校、依法执教，真正落实《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保护法》中所规定的保护学生权益的条款，而不是让这些条款只是停留在文本上。
多地推师德一票否决制
目前，教育部已在浙江、湖北等省市试点教师资格定期认证注册制度。教师需参加职业考试，持《教师资格证》上岗；并且每隔5年进行一次认证和注册，从师德、教育教学能力和水平、参加继续教育的时间和质量等方面综合考核，其中对师德实行一票否决制。
据北京市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线联平前日透露，从今年起，北京市将把教师队伍建设列入教育督导范围。目前，北京已开始研究教师资格定期认证注册制度，计划实行《教师资格证书》和《北京市新入职教师职业培训合格证书》制度，逐步打破教师资格终身制。同时，实行统一的中小学教师编制标准，建立统一的职务（职称）系列，完善聘用合同管理制度，全面推进教师职务评聘结合。
综合《京华时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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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双规：地点多选择酒店 房间尖锐处用橡皮包裹 2013-06-16
原题：纪律与法律之间的“双规”
5月27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颁布，构成了第一部正式、公开的党内“立法法”。“双规”的制度性规定主要以党内法规的形式体现，这两部法规的出台，或是“双规”走向法治化的前奏。
“双规”的复杂面目
多年以后回顾中国的反腐史，“双规”一定是一个关键词。这个词进入公众视野主要有两种场合：一是有关部门宣布某官员“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这往往意味着一个官员政治生涯的结束、囚狱的开始，这种情况常常会引来公众一片“欢欣鼓舞”；二是每当“双规”中的官员因各种原因丧命，官员家属、学者、律师便会提出百般质疑，而公众的心态则往往在“活该”和“无视”之间摇摆。
近期，“双规”也正是以这种两种舆论反响截然相反的方式，分别因“刘铁男案”和“於其一案”进入公众视野。去年底，媒体人罗昌平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贪腐，在公众经过近半年的等待和各种揣测之后，“双规”消息正式发布。接踵而来的是，公众为“打老虎”的反腐势头没有减弱而“欢呼”，罗昌平传奇般的微博实名举报“历程”也被媒体细细盘点。
今年4月份，温州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於其一在“双规”期间猝死，一说是“洗澡期间摔倒”身亡，一说是“溺水死亡”。家属发现於其一身上存在“大面积损伤”。事后，当地市委成立专案组对事件进行调查。
“双规”在制度上的定义是1990年国务院颁布的《行政监察条例》中所规定的监察机关在案件调查中有权“责令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检查事项涉及的问题做出解释和说明”。“双规”在正式文件中也称作“两规”。1997年，《行政检察法》通过，将原条例中“规定”改为“指定”，因此有了“两指”的说法。1993年，中纪委和监察部合署办公，因此在实践中，一般很难区分“双规”和“两指”。
“双规”在一系列反腐大案中，发挥了显著成效，陈希同、胡长青、成克杰、陈良宇等案都在“双规”这一“反腐利器”之下，迎刃而解。
在中纪委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看来，“双规”是当下反腐败斗争所需要的，是为了适应目前中国严峻的反腐形势而创造的一种“举世无双”的反腐战术，“没有比‘两规’更厉害的做法了”。李永忠曾在地方当纪检监察室主任8年，大约一两成的案件动用“双规”手段，查办的所有案件“均告破”。
一方面是“反腐利器”，一方面是“致命黑洞”。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双规”便笼罩着神秘的面纱，以复杂的面目示人。
“反腐利器”的铸成
那么，区别于司法程序的“双规”是如何发挥反腐奇效的呢？这首先与“双规”隐秘的办案地点有关。
1998年，中纪委、监察部《关于纪检监察机关依法采用“两指”“两规”措施若干问题的通知》中规定，“双规”场所不能设置在司法机关的办公、羁押场所和行政部门的收容遣送场所，且不能修建用于“两指”和“双规”的专门场所。2001年，中纪委再次下发文件，要求“双规”地点“必须选在能够确保安全的地方，一般应选在具有安全防范条件的平房或者楼房的一层”。
据介绍，酒店、招待所、军事基地，甚至是普通民居都可能成为“双规”场所。《南风窗》记者询问过多名刑事律师，他们所代理的官员贪腐案件的被告人，大多在特定的酒店或招待所房间里接受“双规”。
5月27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颁布，构成了第一部正式、公开的党内“立法法”。“双规”的制度性规定主要以党内法规的形式体现，这两部法规的出台，或是“双规”走向法治化的前奏。
中央党校教授林喆曾参观过地方纪委一处“双规点”，据她介绍，“双规点”的布置类似酒店的标准间，只是房间内的所有尖锐处都用橡皮包裹起来，防止意外发生。人民网曾刊登了一组由探访过中纪委设在大山深处的一处“办案基地”的人士拍摄的照片，显示该守卫森严的基地配备有询问室、心理测试室和侦查指挥室。
“双规”的第二个特点是纪委办案小组和司法机关相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主要是因为大多小组成员是临时从不同的单位抽调的，相互之间大多原本不相熟，因此排除了人际关系等因素的干扰。
中纪委《关于进一步规范使用“两规”措施的通知》中规定：“陪护人员从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中挑选，也可商请有关国家机构选派。对陪护人员要认真培训，明确责任，严格纪律。”曾有媒体报道称，“每‘双规’一人，少说有6～9人分早中晚3班24小时全程陪护，夜间陪护不能睡觉。”
一位不愿具名的纪委工作人员告诉《南风窗》记者，如果严格按照规定，“双规”时限不能超过案件调查时限，也不能使用刑讯逼供等手段，并且应当保持一定的公开性，即“24小时通知”等规定，那么“双规”实际上和目前法律规定的检察机关所能使用的手段相差不大，因此效果也应当差不多。但是为什么“双规”仍然未被放弃使用呢？该人员分析，一是“双规”相对司法手段具有更高的隐秘性，即使其间动用了“非常规”手段，也很难发现和追究。更重要的是，“检察机关办案的话在有些东西的度上很难把握得住”。
李永忠向《南风窗》记者总结了“双规”之所以具有很大震慑力的原因。他根据自己办案经验和研究结果总结出了“双规”的一个道理和三大定律。一个道理就是，贪腐群体因为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但是对他们而言“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三大定律，一是“马桶定律”，官员被带离权位，相当于屁股离开马桶，臭味就会立刻散发出来，犯罪迹象随之呈现；二是“树倒猢狲散定律”，被“双规”官员与其他涉案人员相互孤立后，“猢狲”们就会惊慌失措，很容易各个击破；三是“信息不对称定律”，“双规”后，官员和外界失去联系，贪腐的攻守同盟就自动瓦解。
“双规”的威力足以让每个官员闻之色变，这一点甚至被用以敲诈官员。2009年3月，重庆某区一名局长被3名无业游民假扮的“纪委人员”以“双规”名义带到酒店房间“审讯”。“假双规”期间，该局长对罪行和盘托出，还交出了随身携带的银行卡和密码。无独有偶，2010年5月，安徽全椒县某局局长同样被假扮的“纪委人员”以调查的名义带走，在案发40多个小时后被警方成功解救。据媒体报道，该局长被带走时“表现顺从”。
前述隐秘的办案地点和独立的办案小组这两大“双规”战术，以及纪委工作组更善于把握“有些东西”的特点，是李永忠所总结出来的三大定律发挥作用的基础。这些特色使得“双规”成为了“反腐利器”，但其中却也埋下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与法治接轨
5月27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颁布，构成了第一部正式、公开的党内“立法法”。“双规”的制度性规定主要以党内法规的形式体现，这两部法规的出台，或是“双规”走向法治化的前奏。
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主任程文浩去年11月份曾参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的反腐专家座谈会。程文浩认为，从反腐败斗争的现实需要来看，“双规”确有一定的必要性。然而，大部分学者同时也认为，“双规”应当与法治接轨，并在司法制度成熟之后，放弃这项过渡性的措施。李永忠虽然赞同“双规”的实用性，同时却也认为，“双规”在制度上“不是和法律没有冲突”，应当慎用、少用，直至条件成熟时不用。
目前， “双规”在制度上的确定性逐渐加强，法治因素增多，例如中纪委2001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使用“两规”措施的通知》中规定，在使用“两规”措施中，因违反规定失职、渎职造成严重后果的，或者有逼供、诱供、体罚等情形的，或者无权使用而使用“两规”措施的，应严肃追究直接责任者的责任。此外，2005年中纪委“7号文”也明确规定，“双规”中要保障调查对象的权利，包括申辩权、申诉权、人身权、知情权和财产权。然而在实践中，就像“於其一案”一样，“双规”仍然存在不少未能与法治接轨的情形。
2005年3月，河北省国资委纪委“双规”了原河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梁云才等人。“双规”期间，纪委从河北省国资委下属公司抽调的3名办案人员多次殴打梁云才，导致后者死亡。饶有意味的是，3名抽调人员中，除一人是国企保卫科民警外，其余二人分别是没有办案经验和资历的武装部干事和“临时工”司机。
“梁云才案”的媒体报道中引用了该案《起诉意见书》的记载：“看护人员以（梁云才）坐姿不正，不符合要求”、“态度不老实，不老实交待问题”为由，多次殴打梁云才。其中，“左书平（即前述民警）用墩布把儿抽打梁云才的后背，将棍子打折，用凳子猛击梁云才的后背、肋部，造成梁胸部多处骨折，胸部、双臂、双腿广泛性皮下组织、肌肉出血，致使梁云才因大面积软组织损伤、出血所致出血性休克合并创伤性休克”。
事后，3人以故意伤害罪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15年有期徒刑和10年有期徒刑。此外，另有两名参与办案的纪检人员因“明知看管人员殴打，却不加制止”而被判玩忽职守罪，分别是有期徒刑7年和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梁云才案”的判决结果表明，“双规”并非司法过程，否则适用的罪名应该是“刑讯逼供罪”。刑法学教授徐松林告诉《南风窗》，适用故意伤害罪的是普通主体，不要求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适用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玩忽职守罪则属于过失犯罪，量刑最高只有7年。相比之下，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或死亡的，依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最高是死刑，但这一罪名只适用于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尽管“梁云才案”中也有民警，但最终依然以针对普通主体的故意伤害罪判刑。
就在於其一死亡后两周，又有消息传出，河南省三门峡市中院副院长贾九翔在“双规”期间死亡，官方称其死于“突发心脏病”，家属则反驳说贾没有心脏病。类似的“双规”死亡事件，近年来常见诸报端，大多被认定为意外死亡。《南风窗》记者经过多方查询，发现类似“梁云才案”最终追究“双规”办案人员的案例非常少见。
5月27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颁布，构成了第一部正式、公开的党内“立法法”。“双规”的制度性规定主要以党内法规的形式体现，这两部法规的出台，或是“双规”走向法治化的前奏。
1997年，天津市宝坻县法院法官王晋英被指犯有徇私舞弊罪，先后接受纪委和检察院调查。事后因证据不足，王被释放。释放后，王申请国家赔偿。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在判决书中写道，纪委“是党的组织，不是国家机关，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侵权主体必须是国家机关”，因此纪委调查的时间不应计入国家赔偿的范围。
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讲师柳建龙提出，虽然国家赔偿的确不适用于“双规”，但是根据《行政诉讼法》对于国家机关“不作为”也应承担责任的规定，法理上仍然可以追究国家监察机关的责任。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今年初讲话中表示，“当前反腐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在李永忠看来，在战术层面上使用“双规”，进行反腐“歼灭战”是治标的需要，但是长期来看，治本只能依靠“制度反腐”，而不是“权力反腐”。
5月27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颁布，构成了第一部正式、公开的党内“立法法”。根据这两部法规，包括中纪委在内的党的机关所颁布的党内法规都要通过备案审查，其中一条审查标准是“是否同宪法和法律不一致”。“双规”的制度性规定主要以党内法规的形式体现，这两部法规的出台，或是“双规”走向法治化的前奏。
来源：南风窗 作者：编辑：李啸啸
释永信的本命年：修禅、传教、出访、参政、拍电影 2013-06-16
释永信忙碌着。
作为全球最知名、最忙碌的大和尚之一，嵩山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的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刚刚送走世界各国前来参加三坛大戒法会、全球佛医高峰论坛的客人们，又在着手准备出访俄罗斯、美国的相关事宜。
9月，释永信将出席俄罗斯国际军乐节，他带领的武僧们将在红场一展少林功夫；10月，他又将飞往美国洛杉矶，组织北美少林文化节活动。
“我们在搭建一个平台，让不同地区的少林弟子和少林禅武文化爱好者在一块儿交流。”他说。自1990年来，他已率团访问了六七十个国家和地区，每年有六分之一的时间在外交流。
禅宗祖庭少林寺已连续9年在美国加州举办少林寺日，在纽约、华盛顿、洛杉矶、旧金山等地，少林寺也经常有活动举办。在北美地区，少林洋弟子已经数以百万计。
今年48岁的释永信格外忙碌。记者来访时，看到他不停地接待来自各地的拜访者，揣在袈裟里的手机也频频作响。
今年，释永信再次成为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3月份进京履职。他最关注的是可持续发展问题。
而由少林寺和影业公司合作的《少林寺》的3D影片也在忙碌的筹拍中，希望重现30年前那部同名电影的辉煌。
释永信认为，佛教是在开放和变化中发展的。
他说，佛教文化最早从古印度开始，到了不同地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佛教流派，比如藏传佛教、南亚佛教、汉传佛教等。
“现在是世界大融合、大碰撞、大交流的时代，佛教进入西方，融入西方文化，也是历史的必然。”他说。
少林文化为什么在西方受到欢迎？释永信说，我们通过弘扬少林文化，结合少林禅修、医学、养生、功夫等丰富多彩的方便法门，着重谈心灵的净化，让佛教渐渐成了西方人生活的一部分。
释永信本是安徽人，年轻时到少林寺出家。1995年，30岁的释永信策划主持了轰动海内外的少林寺建寺1500年庆典；4年后，他成为第30代方丈。
释永信在多个场合提及：要对少林寺今后1500年负责，对少林寺的生死负责。
为此，释永信一直在为少林寺寻找一种生存与发展模式：在当下的现实格局中，如何更有效地弘法利生、光大传承？他的选择是，围墙内的传承和围墙外的影响同样重要。
近年来，少林寺把各个堂口、各项制度兴建起来，恢复少林下院，培养内部僧才，解决继承传统的问题；同时，不间断举办社会活动，让少林寺的文化价值逐渐被社会接受，扩大国际影响力。
采访时，少林寺正在举办水陆大法会，身着红黄色袈裟的僧人队列缓缓从方丈室前走过，嘹亮的诵经声响彻云霄。
释永信说，少林寺每天的佛事活动安排得满满的，每年禅堂也坚持打禅七。
不久前，少林寺传统的三坛大戒法会举办，来自世界各地500位沙弥成为比丘，在少林寺生活、修行、用功将近一个月。
释永信说，寺院里仪式性的事情很多，比如大型法会，不仅需要场所、人群，还需要传承和演练。
“少林寺常驻僧众有300多人，有足够的人手才能很好地保留传统。”他说。
释永信反复强调，少林寺的灵魂核心始终是僧人的修行。
“传承人的培养对少林寺的未来发展十分重要，我们鼓励年轻人到世界各地去讲经、住山。”释永信说，“我们每年都会增加新的弟子。我们欢迎世界各地的人前来修禅和学功夫。”
他说，他本人作为方丈，事务繁忙，但只要一忙完，也会到禅堂去坐香。“每次进去都不想出来，要是能一直在禅堂里坐上几十天该有多好。我内心一直认为，这种生活，才是我最向往的、最追求的。”
少林寺今后1500年如何发展？释永信说，作为三大宗教之一，佛教是有优势的：佛教兼容并包，不排斥其他宗教，佛教到中国后，与其他宗教都能够和睦共存；它追求个人修行解脱，利益世道人心而不会危害社会，一定会得到全世界的尊重欢迎。
“未来科技越发达，对少林寺越有利。”释永信说，“我们曾通过科学手段测试坐禅与练武的不同境界，通过数据来说明修行好坏的区别，少林寺从不排斥科技。”
少林寺藏经阁刚刚被列入国家级古籍保护中心。释永信说，少林寺把自身的遗产看得很重，正在加强佛教古籍的保护和修复工作，趁着一批老人还在，要抓紧时间做好传承，要是不在了，就会追悔莫及。
“有些事不能等，错过就没机会了。”他说。
来源：新华网 作者：桂娟 刘景洋 姜辰蓉编辑：李啸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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