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抓党风、促民风，移风易俗 2013-09-11 02:31:31 新京报
专家称节日变味儿，中央20天四次对两节送礼发出禁令
中秋节和国庆节临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日前到天津，重申刹住公款送月饼礼、公款吃喝等不正之风。王岐山说，公款购买节礼侵蚀了党风和社会风气。
这是中央在近20天内第四次对“两节”送礼发出禁令。就在此前，9月3日，中央纪委和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就曾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坚决刹住“两节”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
舆论认为，纪检部门频出“狠招”，意在革除弊病，倡导社会新风。
9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到天津，就深入落实八项规定精神、纠正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进行调研。
王岐山先到社区考察，又到食品街了解节日礼品销售情况，还与冯骥才等专家学者和基层干部代表座谈。
严禁利用公款“两节”送礼，整顿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中央三令五申。这一次，王岐山特别提到，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传染性强，党员干部身上的不正之风影响到民风，社会上讲排场比阔气，要“面子”、不要“里子”的奢靡之风，也对党风产生不良影响。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王岐山说。他提出，狠抓党风建设，促进民风转变、移风易俗。
【行动】
中央对奢靡之风频下禁令
王岐山此次提出狠刹送礼之风，是近20天来，中央第四次对“两节”送礼发出禁令。而将矛头指向奢靡之风，是新一届党中央一贯的主张。
新一届党中央成立伊始，就出台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其中的“一炮”，打向了奢靡之风。中央要求，要厉行勤俭节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定。
曾经上山下乡，长期在基层工作的总书记习近平，一直反对奢侈浪费。2013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强调，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
此前，今年5月底，中央纪委要求纪检监察系统在职干部职工，在6月20日前自行清退所收受的各种名目的会员卡，做到“零持有、零报告”，力戒奢靡之风。
2月21日，王岐山在中央纪委全会上作工作报告时指出，严禁以各种名义用公款互相宴请和安排高消费娱乐活动。
随着中秋、国庆的临近，中央反对奢靡之风的要求更为具体。8月中旬，中央纪委常委会开会提出，要坚决刹住中秋节、国庆节公款送月饼送节礼、公款吃喝和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
9月3日，中央纪委和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在中秋和国庆期间，严禁用公款送月饼送节礼；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或安排与公务无关的宴请，严禁用公款安排旅游、健身和高消费娱乐活动，严禁以各种名义突击花钱和滥发津贴、补贴、奖金、实物，坚决刹住“两节”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
这次通知特别提到，领导干部要对出现的问题敢抓敢管，及时提醒、坚决纠正，特别是一把手，要严于律己，从我做起，并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
3天之后，王岐山到天津调研，提出要抓住中秋、国庆重要节点，刹住公款送月饼节礼、公款吃喝等不正之风。
【环境】
奢靡之风，民间也泛滥
王岐山9月6日在天津调研时提到，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传染性强，不仅党内有，全社会同样存在，党员干部身上的不正之风影响到民风，社会上的奢靡之风也对党风产生了不良影响。
他将社会上的奢靡之风概括为：讲排场比阔气、高档消费一掷千金、婚丧嫁娶大操大办，要“面子”、不要“里子”。
中纪委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党员也是人，生活在社会中，都会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他举例说，现在随“份子”压力很大，朋友结婚，3000块钱都要拿不出手了。
节日期间，奢靡之风更盛。王岐山说，中秋是传统佳节，传承着民族优秀文化和情感。国庆节是举国欢庆的日子。近年来，不正之风浸染了节日文化，月饼、大闸蟹等节礼越送越奢华，与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渐行渐远。公款购买节礼侵蚀了党风和社会风气。
去年中秋节前一天，作家冯骥才到北京开会，赶上了送礼高峰。他说，从东城到西城，用了一个半小时。
2010年9月20日，距离中秋节还有两天，当晚的长安街自东向西车辆几乎停滞不动，很多司机下车散起步来。
李欣（化名）是一个北漂，每年春节回家她都有点犯怵。家里的孩子，每个都要给红包，之前是200元一个，后来涨到了500元。
新京报日前对北京118名居民进行调查，超过7成受访者表示会在“双节”期间送礼，送礼对象多为亲朋，也有24%的受访者表示会在“双节”期间给领导送礼。
“美好的节日，近些年被愈演愈烈的奢靡之风糟蹋了，变了味儿了。”冯骥才在参加王岐山主持的座谈会时说，“我觉得这是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与糟蹋。”
“春节来临时，乘车、乘飞机再难，为什么也得赶回家，去见爹妈乡亲？”冯骥才说，乡情、亲情、友情、故乡、故土、故人比什么都重要，至于送礼，谁也不在乎礼有多重，礼轻意重。
军事科学院政治部副主任曹效生说，继承几千年来风俗习惯形成的社风民风，其糟粕和消极部分影响腐蚀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造成官场陋习。
节前的送礼之风，也让一些官员落马。近日宣判的中储粮河南分公司原总经理李长轩的受贿行为，很多就是发生在春节、中秋等大的节日前；温州某税务分局局长张波收受企业60多笔银行卡和提货单，也是在中秋和春节等节假日期间。
“勤俭节约、勤俭持家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美德。”王岐山说，对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清抑浊，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就是糟粕。“我们刚刚解决温饱、过上小康生活，决不能未富先奢、滋长享乐主义”。
【效果】
“党风正，则民风淳朴”
“党风是关键，社风民风是风向标。党风决定民风，民风影响党风”、“党风正，则民风淳朴。”一向以铁腕著称的王岐山表示，从严治党，狠抓党风建设，促进民风转变、移风易俗。
早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王岐山就说，不正之风是产生腐败的温床，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
河北沽源县平定堡镇原党委书记岳树旺，成为了展示执政党整风决心的一个案例。
7月17日中午，岳树旺在一家酒店为女儿操办婚事，设宴47桌，宴请450人。宴请对象除亲朋好友外，还有他任职单位及下属人员，共收礼金254900元。
这样的规模与近年来频被曝出的“风光嫁女”事件相比，似乎并不显得格外排场。但在中央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顿“四风”的背景下，岳树旺此举非常突兀。此事被曝光后，河北省当即责成省纪委和张家口市委严肃立案查处，岳树旺随后被撤销党内一切职务。
对此，有评论说，党员干部和所有人一样，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一点都不少，红白喜事、人情来往，表面上看是社会风俗，对党员和领导干部来说却是极大的考验。
在王岐山前往天津调研的当天，新开通的中央纪委官方网站集中发布了一批典型案例，这些案例中，有不少涉及公款吃喝、操办婚礼和节日交际。
安徽六安公路局党委书记和纪委书记等人公款聚餐，青海某自治州森林公安局副局长私用公车去拜年，中途翻车。贵州毕节某镇党委委员大操大办婚宴。
今年7月份，中央纪委公布了8起典型问题，其中7起涉及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和大办婚宴收受礼金。
今年3月，中央纪委首次通报的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中，也有4起涉及上述行为。
舆论认为，纪检部门频出“狠招”，意在革除弊病，倡导社会新风。
网友对中央纪委也表达了期待，“党风要引领社会风气，党员干部必须带头树立公共意识，不能把公共资源用来做人情，不能慷公家之慨。”
中央纪委有意通过整顿党风政风来影响社风民风，但效果难以立竿见影。王岐山指出，不良作风积习甚深，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改起来并不容易。
不过王岐山对此充满信心，他希望纠正“四风”要从点滴做起，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抓，坚持数年，必见成效。
在这个过程中，王岐山要求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党内和人民群众、新闻媒体监督，纪检监察机关要严格执法，坚决查处顶风违纪行为，予以通报、曝光。
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传染性强，不仅党内有，全社会同样存在，党员干部身上的不正之风影响到民风，社会上讲排场比阔气、高档消费一掷千金、婚丧嫁娶大操大办，要“面子”、不要“里子”的奢靡之风也对党风产生不良影响。 ——王岐山
□新京报记者 宋识径 刘一丁 实习生 徐欧露 北京报道
相关报道：
冯骥才：节日决不只是吃喝送礼
反对“奢靡节庆” 回归节日之本
“两节”送礼 七成受访者开销超千元 2013-09-11 02:31:54 新京报
72%受访者“两节”要送礼；24%的人会送领导，多为公务员或国企员工；受访者感叹“礼越送越多”
新京报讯 “中秋、国庆临近，是否会送礼？送给谁？”近日，新京报对118位北京居民逐一进行走访，受访者包括公务员、私企员工、外来务工者等各阶层人员。调查数据显示，超过7成受访者会在“两节”期间送礼，但送礼对象多为亲朋。也有24%的受访者表示，“两节”期间会给领导送礼。
此外，118名受访者中，记者抽样调查了30名送礼者的详细礼单，发现开销超过1000元者占70%，其中超过5000元者占25%。
送礼者
给父母多少钱都算不上奢侈
“中秋节给长辈买几盒月饼、营养品，这么多年我们都是这么做的”，中学老师李女士说，现在政府提倡朴素过节之风，“买些礼品应该没问题，父母也高兴。”在事业单位工作的王女士则打算给父母公婆2400元，她认为，孝敬父母花多少钱都算不上奢侈，“逢年过节一向会给过节费，这是应该的。”
据新京报此次调查数据显示，虽然超过7成受访者选择送礼，但65%的人送礼目标是亲戚和朋友。同时，近4成送礼者的预算金额在500元以下，近半送礼者选择的礼品为月饼、水果等日常礼品。
此外，24%的受访者坦陈会给领导送礼，这些受访者提供的个人信息显示，大多数人为公务员或国企员工。“送礼就是随大溜，礼品价值千元左右，刚工作时放在领导桌上后就赶紧离去，现在习惯了，也会坐下和领导聊聊工资的事情”，企业员工艾女士说。
送礼开销大多因收到“红色炸弹”
一份30名送礼者的详细礼单显示，超过70%的人开销超过1000元，更有25%的送礼者“两节”期间礼金花费超过5000元，其中不乏多名送礼开销近万元者。
送礼开销较大的受访者中，大多收到了“红色炸弹”。118人里，超过30%的人已经接到了“两节”期间的婚宴邀请。“表妹国庆假期中结婚，包了3000元的红包”；“同事扎堆结婚，到现在已经收到5个请柬了”，受访者们称，“如今一两百的礼金哪拿得出手，一般500元，好哥们至少1000元起”。
拒送礼者
民间送礼奢侈会助长政府不正之风
在33名明确表示“两节”不送礼的受访者中，也有人对过节送礼表示了不解。“我不明白为什么只有送钱送物才算表达节日情谊，中秋节的寓意是团圆，不是吃多贵的月饼”，在一家网络公司工作的郑先生说，自己和亲人很少在节日特意互赠礼品。
“国家要求政府工作人员要节约朴素，否则不正之风会带坏民风，同样，民间热衷送礼奢侈攀比，也会助长政府部门不正之风的形成”，郑先生称，“趁着假期带父母家人去远郊走走，就是最好的礼物。”
■ 部分送礼者开销
张先生（私人企业老板）
总花销：10000元
具体安排：请朋友吃饭4000元；给父母送月饼、酒1000元；给合作伙伴送卡等礼品5000元。
刘先生（媒体人）
总花销：6900元
具体安排：参加两场婚礼随份子2500元；送4位老师礼品2000元；送亲戚礼品（12家）：2400元。
邓女士（密云县村民）
总花销：3000元
具体安排：朋友孩子结婚随份子400元；给母亲现金300元，营养品300元；自己家过节吃饭300元；请兄弟姐妹和孩子们吃饭，500元；看望亲戚共6家，每家200元。
王女士（事业单位行政人员）
总花销：2000元
具体安排：回河南老家给父母亲戚送月饼、请吃饭等，1000元左右；给父母过节费1000元。
李女士（事业单位员工）
总花销：200元以下
具体安排：带单位发的礼品看望父母，再买些营养品、水果等。
何女士（北京人，公益人士）
总花销：1500元
具体安排：孝敬公公婆婆月饼、水果等，500-600元；送现金1000元。
杨先生（来京务工人员）
总花销：0元
具体安排：往年在家会给父母送盒月饼，今年留京工作就不送了，等过年时一并孝敬。
案例 1
卢先生 律师
靠过节送礼来维系关系
卢先生是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他的“两节”过节花费接近10000元。
两节期间，卢先生要给父母送月饼、营养品等礼物，还要请父母吃饭，并带他们在北京周边的景点游玩，预计总共花销需要2000元。
由于教师节刚过，卢先生打算中秋期间把礼物补上，给在京的几位大学老师送些礼品，花销大约需要1000元。
不过，卢先生过节花销的“大头”并不在长辈，而是圈内的朋友和客户，此项花费总计约5000元。卢先生跟律师圈内的朋友，主要是请客吃饭，而重要的企业客户，会赠送螃蟹代金券、月饼和购物卡等。
卢先生说，重要的客户关系需要靠过节送礼来维系，“对很多私人企业来说，过节送礼也是一个很好的公关机会”。与中秋节相比，春节的开支更多，在1万元以上。
与卢先生相似，昌平区一家私人企业老板张先生，节日花销的一多半也是用于朋友和合作伙伴。他是一家运输公司的老板，在他的1万元“两节”礼单里，给合作伙伴送购物卡等礼品，占了一半开销，达5000元。
案例 2
冯女士 私营企业文员
私企升职机会小 没必要送礼
26岁的冯女士在北京一家私营企业做行政工作，今年“两节”，她不会给领导或家人送礼，“就和姐姐两个人在北京过个节”。
“给领导送礼我觉得没必要”，冯女士认为，私营企业公司员工人数少，升职的机会小，很多人都是工作几年就跳槽换到新公司了，没必要通过送礼维持人际关系。
“我的姐姐在政府部门工作，每次给领导送礼都不会低于1000元，今年过年时，她还给领导送了价值四五千元的象牙”，冯女士介绍，“一到过节，姐姐的同事都会买礼物送给领导，不送不行，过节时向领导表示一下，更容易得到重视”。
但冯女士认为，是否能在单位升职，关键还在于个人的能力，“姐姐单位也有人不给领导送礼，但个人能力很强，升职也很快，送礼只能让领导注意到你”。
冯女士介绍，有时姐姐的同事给领导送礼，领导也会回送一些小礼物，表示感谢，但不是普遍现象。
在国企就职的受访者大多也会选择给领导送礼。郭小姐刚刚参加工作，在一家国企就职。她称，因为今年国庆要回家，所以决定为单位领导准备一些家乡特产。“在国企，给领导留下好的印象很重要，所以送礼还是有必要的。”
因为不知道领导喜欢什么，山西人郭小姐打算给领导送些山西汾酒，同时也会买一些其他的山西特产送给同事。“如果是会被提拔的同事，更应该送礼。”
案例 3
高先生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入行15年 “礼越送越多”
“礼是越送越多的”，作为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先生总结十几年的从业经历时感叹。
高先生说，约15年前，自己大学毕业刚入行时，在国庆节给自己的领导送出第一份“礼”——高级香烟。随后，高先生的事业平稳发展，从年轻的律师做到多所房地产公司的法律顾问，身份也从律师从业者变成了律所主任。
“从抗拒送礼到习以为常”，高先生说，随着职位的升迁，送礼的金额、种类也变得越来越“高级”。
“今年送什么、多少钱，我保密。”高先生表示，送礼的对象早已不是律所的领导，已经变成了更高级别的领导。“送礼也有好处，起码领导知道你懂得感恩，以后求人办事就容易了”。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石明磊 李雪莹 李禹潼 李馨 朱自洁 黄颖
近六成受访家长教师节准备送礼 2013-09-10 02:31:09 新京报
昨天，一位家长带着刚刚放学的孩子去买了几束鲜花，准备教师节送给老师。新京报记者 李雪莹 摄
送礼者多为幼儿园孩子和小学生家长；有家长“因有所求”，准备送出高达3000元的礼品
新京报讯 今日是我国第29个教师节，“廉洁从教、朴素过节”成为今年的教师节主题。北京多数中小学的学生和家长均在教师节前夕，收到来自校方和老师“拒绝收礼”的类似通知。“到底送不送”，不少家长在这个问题上犯难。
日前，新京报对97位北京家长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今年教师节期间，近6成家长和学生仍准备送礼，送礼者大部分是幼儿园孩子和小学生的家长。礼品既有自制贺卡和画作，也有价值数千元的购物卡、加油卡。受访家长中，准备的礼品价值最高的达3000元。
家长
就怕老师记住没送礼
“我明确表示过不会向老师送礼，不想助长这种风气”，北京101中学高一学生家长王先生说，但孩子自己给老师写了一幅字，表达感谢师恩的心意。
“师恩当然要感谢，但不是只有送礼一种方式来表达”，接受问卷调查的多位家长认为，如果选择送礼，学生亲手制作礼物显得最真心诚意。“家长想感谢的话，打个电话、发个短信也都可以。”
“可是别人送了，我们不送，孩子会不会被老师另眼相看”，一些选择送礼的家长表示自己的担心，“不怕老师记没记住送的什么，就怕记住就我们没送。”
而个别送礼价值较高的家长也表示，送礼不仅是感谢老师，也还“有所求”。“孩子性格内向，希望能多受到老师的鼓励和重视”；“班里竞争激烈，之前给老师送礼后，老师给孩子开过小灶，希望以后还能继续”，家长们说。
学校
发通知拒绝家长送礼
“正在考虑给老师们送什么，突然收到了学校‘拒绝收礼’的书面通知”，朝阳区呼家楼中心小学一名一年级学生家长的送礼计划就此作罢。
记者了解到，今年教师节前夕，中关村三小、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培新小学等众多中小学校均以短信或书面通知的方式，向学生和家长们表达了“廉洁从教、朴素过节”的规定。
有老师称，学校是为了响应教育部为净化教师节社会环境，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出的“节俭过教师节”的号召，提倡尊师重道比送礼物更重要。
此外，9月4日，北京市教委在网上发起“师恩难忘”三行感言信活动，提倡通过写下三行感言来表达对自己老师的感谢，开启了最“朴素”的谢师恩方式。
市教委官方微博在活动征集令中这样写着，“真挚的感情不需要太多的言语，所以三行文字足矣”。
“类似的新闻或学校通知我也看到了，可我不知道别的家长是不是都会选择不送礼，为保险起见，还是先送了再说，至少心意到了”，西城区一所中学的学生家长赵先生说，与往年不同，他不再当面给老师送礼，“在网上订购了2000元的海鲜代金券，直接让商家快递给几位老师。”
■ 探访
花店卖不停包装打不完
花店和礼品包装店都沾了教师节的光。康乃馨在教师节期间大卖，而包装店老板也打包装打到手软。
3元康乃馨最受欢迎
昨天下午，和平里三小旁的鲜花店前，顾客络绎不绝。
一年级的瑞瑞（化名）放学后刚走出校门，奶奶便拉她到鲜花店拿两天前预订的4束鲜花。每束花都是六枝康乃馨和一枝雏菊，周围点缀星星草。“不贵，一共不到100元。”奶奶说，鲜花送给瑞瑞的4名任课老师，教师节一早送。
花店老板说，从上周开始就陆续有家长到店里订花，其中康乃馨和向日葵最受欢迎，而康乃馨的需求量更大，“中小学生如果不是跟家长一起来，都只买康乃馨。”花店老板说，因此昨天又新进了三百多枝康乃馨。
康乃馨3元一枝，向日葵15元一枝。一下午，老板的女儿和儿子都在鲜花店中帮忙。下午已卖了几百元，“明天早上还能再卖一些。”
一天包装超50个礼品盒
昨天下午，丰台路通小商品市场一家礼品包装摊位前，各种礼品盒、礼品袋、礼品卡尤为走俏。
“今天生意不错，都是家长或学生为礼物挑选包装的”。女商户说，从早上到下午，仅包装礼品盒，就包了不下50个，“手包得累极了”。
她说，顾客带来包装的礼物五花八门，有的学生买了大大的保温杯准备送老师，一个就价值500多元；有的是化妆品，也有送购物卡的。
案例·幼儿园孩子家长
决定送礼为获得“心理安慰”
3岁的盖盖今年刚上幼儿园小班，盖盖的妈妈赵女士表示，因为孩子刚刚上学，需要给老师表示一下心意，“我给幼儿园的3名老师买了几盒巧克力，一共1000元左右，因为孩子刚刚离开父母，希望老师帮着多照顾一下”，赵女士说。
赵女士介绍，对于教师节给老师送礼这件事，家里其实十分苦恼，“家庭会议也开了好几次”。
作为一个“新手”妈妈，赵女士先向同事打听有关事宜，她统计过，公司同事中，约有30%有孩子的人曾给老师送过礼，其中大多数是孩子上幼儿园和小学的家长。
“我本想送老师500元购物卡，但怕太贵重老师反而不收。送点礼总比不送好，能让老师感觉我们的尊重，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心理安慰”，赵女士说，给老师送礼时不希望孩子看到，时间上也会尽量错开教师节，“会比9月10日晚几天，这样老师也不会有负担”。
案例·小学生家长
3000元礼品就冲推优名额
“2000块钱的油卡，1000块钱的购物卡”。40岁的律师刘女士早已开始盘算给儿子的班主任送点什么。
儿子小勇（化名）在海淀一所重点小学读书，九月刚升入六年级，成绩不错。“听说班主任有推优名额，孩子努力读书，家长该做的也不能落下”，刘女士说，家里计划让小勇高中毕业后出国读书，“所以一定要上个好学校。”
作为地道的老北京人，刘女士常感叹“时代不同了”。她说，自己像儿子这么大时，每到教师节，大家会用争抢着打扫教室的方式表达对老师的感谢。可到儿子上学的年头，教师节成了家长和老师的事。
为上好学校，两口子卖了南城的老房子，搬到海淀；孩子入学后，她又换了工作部门，便于抽时间陪孩子。
因孩子调皮，小学六年刘女士没少被班主任“传唤”。“那老师年纪不大，比较负责任，孩子也确实给老师添了不少麻烦”，逢年过节，她和爱人会带着水果、特产到班主任家里表达感谢。
随着孩子年级增长，送礼成了件不得不为的事儿。
“一二三年级每年去两次，准备二三百块钱的东西，有时候到家里，有时候去接孩子时塞给老师就走”。刘女士说，自己曾侧面问过儿子送礼物给老师是否合适，儿子对此并不反感，还称“越多越好”。为了让班主任多加照顾，也为达到儿子的“要求”，自己和爱人虽不赞成送礼，但每逢节日，还是会提前商量着送什么比较好。
“四五年级，开始送一点购物卡什么的，孩子说全班都这么送”。刘女士回忆，去年，自己和爱人在中秋节、元旦和教师节三个时间“悄悄”给班主任送了总价约2000元的礼。“我们没有告诉儿子，不想让他觉得自己是被特殊对待的。”
9月7日，刘女士到一家商场购买了1000元的购物卡。连同一张价值2000元的中石化加油卡，刘女士捏着今年教师节为儿子班主任准备的礼物，觉得“够了”。
送礼出手大 曾被老师骂
从当年被年轻的小老师教训一番后，孔先生就再没敢给老师送过礼物。
他说，从孩子上幼儿园时就开始给老师送礼，觉得很正常。“一些老师教学水平高，家长送礼也觉得值，但是给一些教学一般的老师送礼，就不太情愿了。”
孩子升小学后，他依旧按惯例给班主任送礼，拿了一张2000元的购物卡，但这位大学刚毕业的年轻老师当场就拒绝了他的“礼物”，还教育了家长一番。被噎回来之后，他觉得很没面子，对给老师送礼的事心里也产生了阴影，自从那次之后过年过节就再没给老师送过礼。
他至今还在琢磨：是不是因为这位老师大学刚毕业，还比较单纯，对送礼的事还没“习惯”。不过，孩子目前在学校的状况一切正常，并没有因为送不送礼而被区别对待。
不过，教师节时，学生家长会组织大家给老师送礼物，但都是心意上的，不会送购物卡什么的。
案例·中学生家长
怕老师有负担没送礼
北京市第十中学的高一学生家长宋先生认为，教师节给老师送礼会给老师增加负担，所以在教师节里，他从没给孩子的老师送过礼。
“我从没考虑过这件事情，孩子学习不错，老师平时就很照顾她，让她当班委，又让她入党，再送礼的话，会给老师增加压力”，宋先生说，虽然不给老师送礼，但会在教师节时给老师发送一条祝福短信，“教过孩子的老师，我都会给他发一条短信，算是对他的一个祝福”。
宋先生和班上其他孩子的家长交流过，大家都不会给老师送礼，“一个班级有40多个孩子，如果自己的孩子表现特别不好，送点礼物就奢望老师能对自己的孩子特殊关照，这不现实”。
宋先生说，据他了解，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与学业负担的加重，孩子在校表现与学习成绩比起家长的礼物，更能吸引老师关注，“上了高中，就拼成绩了，家长和老师的心思都不会放在礼物上，幼儿园、小学这种现象会比较多”。
【专家说法】
老师要想清人格值多少钱
北京市中小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温方认为，家长借“教师节”给老师送礼大体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由衷感谢老师；一种是有求于老师，借送礼希望老师能多照顾孩子。后一种的家长往往会在目的没达到时翻脸。
前年，温方接到个案例：一家长想让孩子直升本校高中，但孩子成绩不好，家长就借教师节送老师一张卡，老师以为是几百元就收下了，一刷才发现高达3万元。之后，虽然这位老师也帮助了孩子，但仍未能如愿升入本校高中，家长一气之下把老师揭发了。所以，老师在收这些礼品时，一定要想清楚，自己的人格到底值多少钱。
他认为，不管礼物贵重，教师都不应该收取。一概不收也就没有厚此薄彼，学生也就不会有各种猜测。如果实在抹不开面子收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拿出来与学生共享。“今年我一个朋友收到了7盒月饼，最后这位老师将月饼拿到班上跟全班同学一起吃了”。
【教师声音】
其实老师们自己并没有把教师节当成节日，我们认为每天都是教师节。
今年学校提倡学生通过自己画一张小贺卡的形式来表达对老师的感恩，这也是作为老师，我们最希望收到的礼物。
——东城区前门小学教导处主任赵岩
首先学校规定老师肯定不能收贵重的礼物，但一些贺卡、水杯等小礼物有时候实在不忍心拒绝学生。大多数老师其实不愿意收礼物，这是一种负担。但是，每当毕业的学生拿自己发的工资给老师买第一份礼物时，我们会感到很欣慰。
——北京55中教育处主任李梦莉
部分礼品
刘女士
某小学六年级学生家长
赠送礼品：购物卡、油卡
价值：3000元
赵先生
西城某学校初二学生家长
赠送礼品：网购海鲜代金券快递给4名老师
价值：2000元
单某
某小学四年级学生家长
赠送礼品：三个保温杯
价值：700元
祝先生
某打工子弟学校初一学生家长
赠送礼品：老家特产
价值：100元
陈女士
一公立幼儿园学生家长
赠送礼品：全班孩子30多个家长凑份子给每个老师买一束鲜花，并制作一面锦旗
价值：每人20元
朱女士
某中学初一学生家长
赠送礼品：孩子亲手制作礼物
价值：几元钱
采写/新京报记者 石明磊 李雪莹 李馨 李禹潼 杜丁 闫欣雨 廖爱玲 饶沛 黄颖 朱自洁
中国内地7所高校跻身全球大学200强 新华网 发表于2013-09-10 14:35
根据英国知名高等教育研究机构“ＱＳ”１０日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大学排行榜，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分列前三甲，中国内地７所高校跻身２００强。
新华网新加坡９月１０日电（记者陈济朋）根据英国知名高等教育研究机构“ＱＳ”１０日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大学排行榜，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分列前三甲，中国内地７所高校跻身２００强，而亚洲排名最高的是第２４位的新加坡国立大学。
排名前十的高校中，美国高校占６席，剩余４席均为英国大学。英国的伦敦大学学院和帝国理工学院分列第四和第五位。
中国内地跻身世界２００强的高校分别是北京大学（第４６位）、清华大学（第４８位）、复旦大学（第８８位）、上海交通大学（第１２３位）、浙江大学（第１６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１７４位）和南京大学（第１７５位）。
此外，香港的７所大学和台湾两所大学也位列２００强，其中香港大学排名第２６位，在亚洲高校中仅低于新加坡国立大学。
ＱＳ研究主管本·索特说，香港大学给人的感觉就像一所老牌的英国高校，有很多已在学校任职多年的资深教职员工，气氛更放松一些。相比而言，新加坡国立大学看起来跑得更快，在未来１０年甚至有可能跻身于全球前２０名。
此外，新加坡建校仅２２年的南洋理工大学此次排名上升６位，排在第４１位。
今年共有来自７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８００多所大学参与全球大学评比。这份排行榜的评价标准包括学校的学术声誉、师生比例、学术论文、教职工的国际化和学生的组成等，其中学术声誉的依据是对学术人员的问卷调查，占总得分的４０％。
录入编辑：薛冬霞
钱谷融 我一生就是玩，从来没有做学问 2013-09-11 02:32:06 新京报
http://www.bjnews.com.cn/feature/2013/09/11/282853.html
特约摄影 吕祝君
年过九旬的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喜欢有人陪他玩。下象棋、打桥牌和打麻将，其中最喜欢打麻将，那是他从学生时代一直玩到现在的。而且打麻将要带钱的，“一次顶多输20块。”“打麻将很好玩，刻刻有变化，时时有希望，总是有好牌来。如果毫无希望，活着很难受的，我们就是打发时间是吧。我一生就是玩，从来没有做学问。”乐呵呵的钱谷融如是说。
钱谷融 原名钱国荣，著名文艺理论家。江苏武进人，1919年生，1942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国文系。历任重庆市立中学教师，交通大学讲师，华东师范大学讲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研究所所长，《文艺理论研究》主编。
长期从事文艺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著有《论“文学是人学”》、《文学的魅力》、《散淡人生》、《〈雷雨〉人物谈》等。《〈雷雨〉人物谈》获上海市1979年-1985年社科优秀著作奖，《艺术·人·真诚》获上海市第四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并负责主编多种文学丛书和教材。1987年获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终身成就奖。
谈“玩” 最爱玩麻将 从学生时代到现在
我们是从徐中玉的家直接“转战”到钱谷融的家里的，两个人都已年过九旬，都是华师大的退休教授，但一个家里安静素朴，一个家里热闹明亮。站在门口敲门时，就能听到钱家客厅里的笑声。钱老学生殷国明这一天正好带了朋友来陪他下象棋。棋盘还没来得及摆出来，我们就到了，殷国明带着朋友提前起身告辞。
钱老穿着睡衣坐在靠近阳台推拉门的椅子上，背后是一台立式空调。这套房子几年前刚刚装修过，家具和家电都是新的。原本这套房子一共有六间房，重新装修后有两间被打通了，现在变成了一套五居室。钱老、他的外孙和孙媳妇还有照顾钱老生活起居的阿姨，一共四口人是这里的常住人口。
殷国明每周会来家里两次，通常是周一和周五，来了就陪自己的老师下中国象棋，钱谷融喜欢有人陪他玩。除了下象棋，钱老也喜欢打桥牌和打麻将，麻将是从学生时代玩到现在的。在重庆读大学那会儿，他常常逃课跑去茶馆里面泡壶茶，边喝茶边读书。“要是有人来了，我就打麻将，有的玩就不读书了。”他说话时喜欢乐呵着，说到玩就更乐呵了。“学生时代只要有人找我玩，我就马上去玩了。我以前在师大教书时，有个人常来跟我下棋，我们一下一整天，有的时候还下到晚上。”
打麻将是要带钱的，“完全不当回事不行的。”钱也不多，“一次顶多输20块。”“打麻将很好玩，刻刻有变化，时时有希望，总是有好牌来，这个是好玩。如果毫无希望，活着很难受的，我们就是打发时间是吧。我一生就是玩，从来没有做学问。”
象棋、桥牌和麻将，这三样东西钱谷融都喜欢玩，但显然他最喜欢玩的还是麻将，“桥牌没麻将好玩，我是感情冲动的人，不够冷静。”言外之意，他的性格打起桥牌来没那么合适。但是不管是桥牌还是麻将，都需要四个人，家里常常凑不齐这么多的人，他就只好去下棋。“我是被动的，他来我们就玩，学生不来，我也只有看书看电视。”
谈学问 看东西全凭爱好 懒惰又无能
藏书众多的钱谷融，趁着几年前家里装修，散掉了自己绝大部分藏书。他说自己一生没做过学问，看东西全凭爱好。“懒惰”和“无能”，是钱谷融反复用来形容自己的两个词。
钱家的藏书曾经让许多好书者羡慕不已，但趁着几年前的那次装修，他散掉了自己绝大部分的藏书。当时他叫了好些朋友、学生来家里任意选书，据说陈子善挑了五捆走，其他人也都各有所获。挑剩下的书还卖了一万两千块钱。家里除了留了些工具书、和他常翻的《世说新语》，其余几乎都是外文书了。钱老说，散了藏书“不心疼，身外之物，无所谓的。”
平日里他大都在自己的卧室里呆着，翻书看电视。《世说新语》是他翻得最多的书，他到现在还有六个版本。问他最喜欢里面的哪些内容，他就会说“很难说了，那么多，看了也不记得呀。”
虽然在华师大一直教现代文学，但其实钱谷融对现代文学却是兴趣全无。至于当代文学，他说“根本就不大看了。”“我不做学问，看东西全凭爱好。我一生没做过学问，真的，我是懒惰、无能。”“懒惰”和“无能”，是钱谷融反复用来形容自己的词。
钱谷融最喜欢的作家是托尔斯泰，“小说里托尔斯泰最好了”这话他也说了不止一次。“梅里美也还可以。”总之他认为，最好的小说产生在18、19世纪，而20世纪的小说多了理性，少了情感。“昆德拉、卡夫卡我也看，但都不使我激动，魔幻现实主义也没有什么。20世纪以后的文学思想力量大于感情力量，理性太强了，思辨的东西太多。”
卧室里的电视常常开着，钱谷融总是定格在戏曲频道，京戏、昆曲、越剧他统统喜欢听，但吴剧他是不爱听的。以前他也收过自己喜欢唱段的光碟，还会出去听听戏，现在出去比以前麻烦了。他喜欢听余叔岩和杨宝森的戏，但现在也不大听光碟了，电视上播什么他就听什么。他喜欢听戏多过听讲话，“听讲话还要动脑子，现在的讲话很多又言之无物。”
一边开着电视听戏，一边翻翻英文原版的《傲慢与偏见》或是英文版托尔斯泰的书，这就是钱谷融最普通的一天里最普通的景象。
谈人生 当年也曾想自杀 而今愿天朗气清
“被批了38年”的钱谷融，坦言当年被批的时候也难受，也曾有过自杀的念头。不过开完批判大会，一家4口就坐着三轮车，出去下馆子去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食物给了他诸多慰藉。
钱谷融曾经说过，自己的人生梦想就是像孔子一样，带着72贤士周游列国。现在问起他的这个梦想时，他反问一句“我说过这话吗？”顿了顿他才说，“碰到有灵性的学生，那也是很愉快的，上课时他们眼神都很专注，自己也很高兴。”后来聊到他的生日，他说自己阳历生日是9月28日，“和孔子一天。”
聊天的过程里，钱谷融不停地让我们吃东西，但他自己却一口都不碰。“我不喜欢吃零食，除了水果。”可年轻时，他也是个饕客。“解放以前国民党让我很失望，解放后以为从此天晴，结果还是运动不断，我被批了38年。我也没什么罪过，被批的时候也难受。不过开完批判大会，我们一家4口坐一辆三轮车，就出去下馆子去了。”在特殊的年代，食物也给了他诸多慰藉。
上海从前有名的馆子不多，钱谷融带着家人一家一家吃下来，每一家连着吃半年，每个周末都去吃。他爱吃生龙虾，第一次吃是在佛山市，副市长请客。“80年代龙虾260-280元一斤。”这个他记得清清楚楚，但是说到《巴黎圣母院》的作者时，他却要想好一会儿。
当年遭批判时的钱谷融就像今天这样看得开？也并非如此。“我也有过自杀的念头，后来一看，那些比我年纪大的，比我有威望的人也都挨批判。”“现在是你一生最好的时候吗？”“我的一生，多灾多难，小时候碰到了齐卢战争。1937年抗战逃难到四川，后来又是解放战争。再后来我自己受批判，批了38年，做了38年讲师。我还算看得开，批完下馆子，不然真受不了。这些你们都是不大能理解的……”“那你现在的愿望是什么？”“希望国泰民安，天朗气清。你们是幸福的呀……”
■ 岁月回声
●我这个人既无能又懒惰，这绝不是谦虚。
●至于我的名徒，我觉得是来料好，我只是进行了加工。这些名徒把我抬高了。
●我带学生，都是让他们自由发展。人的短处和长处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你把他短处拘束了，往往长处也发挥不出来。
●以前我的一些学术观点和主张，实际上是常识性的。
●我这个人一生随波逐流，不太计较名利，有口饭吃就行了——但是，饭没得吃就不行。
录自新京报2008年9月23日钱谷融个人史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
年轻女作家写买房血泪史：月入4万也追不上疯涨房价 2013-09-10 04:23:52
摘要：2008年于琪在北京读完大学，当时学校旁的房价只有9000多元一平方米；2010年这个数字就翻了一番，攀升至两万元；2012年更是暴涨至5万元。
8月19日，北京地铁二号线上，一对年轻情侣望着脚下的售房传单。本报记者 杨杰摄
编者按
近日，32岁的杨某因抢劫银行，一审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引人关注的是这位北京的软件设计师抢钱的目的是为了买房。杨某后来供述称，“我买房首付差17万元，抢劫时要30万元是怕他们讨价还价。”
这显然只是极个别的案例。稍有理性的人都会从中思考，买房与抢劫银行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毋庸置疑，房子是压垮杨某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现时的中国，再没有一种商品能够像房子一样牵动人心。它承载的已经不是一个居住的空间，而是一种生活状态，一种梦想，甚至是一种追求。它让无数人甘心为奴，每天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房贷、房贷……它让无数的家庭全家动员，它不仅严重影响年轻人的生活品质，而且正在掏空父母们多年的血汗积蓄。“两代人为了一套房”，其中的辛酸与无奈不足为外人道。我们多年批评的“啃老一族”，早就因为房价的高企有了更新的定义，也有了更多的继任者。
但当我们抱怨地产商与银行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是否关注到一个数据：2010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北京首套房贷者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很多年轻人大学一毕业忙着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买房。这种急切的购房心态显然是源于疯狂的房价。在漫长的等待中，眼看着手中的钞票缩水，买一套房的钱可能最后只能买得起一个卫生间，在痛悼等待中逝去的买房机会之际，人们很难再理性看待房价。与此同时，这种购房的迫切心态也与我们安家立业的传统观念有关。事实上这种观念所汇聚成的“刚需”，及举全家之力所形成的购买力，加剧了住房市场的高烧不退，让调控之手在与市场的博弈中疲于奔命、顾此失彼。
买房难正成为中国社会经济中一个最深刻也最独特的现象。在我们期盼房价下跌，更多人能一圆安居梦的时候，是不是也想想我们的住房观念，是不是结婚一定要先有自己的住房？在经济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是不是一定要买房而不是租房？
一位女作家的买房辛酸史――
拼命工作，也追不上疯涨的房价
于琪说，房子就是她的梦。
这位名校毕业，在著名公关公司做项目总监的白领，也是出版过五本书的作家。她曾在网上写了一篇“买房血泪史”，记录了自己和丈夫林庆在北京“摸爬滚打”只为求得一隅容身之所的经历。万字长文有网友看哭了，一位还在大学读书的学生留言：这就是将来要面对的一个世界吗？
但于琪和林庆是幸运的，在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后，他们最终买到了房子。
“说实话在我长到二十七岁的人生里，从没有一件事如同在北京买房一样耗尽所有心血，动用了所有努力，如果不是我们有着坚实的感情基础，这份爱情估计会被这严酷的现实打击到基本破裂。”于琪有时候不愿意回顾买房的过程。
2008年于琪在北京读完大学，当时学校旁的房价只有9000多元一平方米；2010年这个数字就翻了一番，攀升至两万元；2012年更是暴涨至5万元。说到这里，这个从广西来的瘦弱姑娘喘了口大气，“有一种这几年工作的钱都白挣了的挫败感”。
2012年6月，于琪和当时还是男朋友的林庆决定买房。林庆是北京人，一直觉得买房这事需要和媳妇商量，所以在遇到于琪之前并没有买房。这个单纯的决定淹没在过去几年北京疯涨的楼市中。林庆有时也会想，如果早一点遇到于琪，早一点买房，置业之路是不是就不会像今天这样艰辛。
从看二手房，到和中介打交道，最后到看新房、排号、选房、公积金贷款、商业贷款……每一步这两个年轻人都走得跌跌撞撞。直到今年5月申请贷款的时候还出了一个小插曲。
银行规定收入证明不能是公积金和工资分开的两张，但是林庆所在的外企有着极为严苛的人事制度，拒绝使用银行提供的模板。林庆的税后工资是12000元，申请的贷款是每月还6800元，按照银行规定，工资税后收入必须是两倍还款的数目，只凭工资的确不够，但如果加上满额缴存的公积金却是绰绰有余。林庆请求银行给公司的HR（人力资源）发封邮件沟通一下，银行批贷款的人说了句“这不是我的工作范围”，就啪地一声挂掉了电话，于是陷入僵局。于琪听到这个消息眼泪突然就哗哗地流下来了，她说不是因为恐惧，而是源于一种难以描述的无助。
最后两人追加了首付，由70万元升到100万元。每个月还贷减少到5900多元，才算解决了贷款的难题。在这100万元的首付里，林庆的父母出了70万元，剩下的30万元是两人工作以来攒下的钱，又向朋友借了几万元。“不过现在都还清了。”于琪和林庆一个月的收入有4万元，远高于去年公布的北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5223元。高薪的代价是化妆品都无法遮盖的黑眼圈。于琪的电子邮箱里每天都躺着数十封工作邮件，昨天，最早的一封来自凌晨4点。
即便是拼命工作，他们两个也追不上疯狂上涨的房价。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生活的关键词就是“找房子”。他们在烈日下暴走，看着一个又一个“不靠谱”的房子，然后发现自己准备的首付越来越付不起真正的首付。
从去年6月开始看房，到9月买到房子，他们原本看中的北京东边的二手房价格已从28000元一平方米涨到了32000元一平方米。8月他们决定买新房。于琪说，他们俩应该是最容易买到房子的那种人。林庆是北京人，有北京市户口，工作7年以来社保和公积金完全没有断过，于琪虽然没有北京市户口，工作4年，但社保和公积金也从没断过。“我们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刚需，首套房，我们有相对来说比较充裕的首付，林庆甚至没贷过款，我们买不到房子，那还有什么人能买到啊？”
在找房的过程中，于琪几近崩溃，她甚至开始变得迷信。她找同事算了星盘，第一次知道自己性格里还有无所畏惧的一面，凭着这点激励，她在第一时间去排队拿号。
最终他们放弃了华贸城，而国风美唐开了300多套房子，他们排到了1000多号。两个人把一切希望都压在万科金域上。于琪为了排到号，开始认真思考起来。
他们去了万科的售楼处，不再像最初那样盲目地看，于琪认真观察了一下，发现售楼小姐都很忙，但是忙的程度不一，有些被十几个客户包围着，有些被七八个围着，他们没有找那个最忙的售楼小姐，而是找了一个客户不是那么多的。在一旁安静地等了许久，于琪表现出了极大的真诚和礼貌，说了自己的需求，而且坚定显示了买房的决心，交了定金开始等待排号。
在抽签前一共来来回回去了3次售楼处交材料，于琪觉得，如果不是真心要买的人估计早折腾不起了。她想，售楼小姐当然希望自己手里的人中签最多，因为这关系到提成。于是，他们每次都很客气，每次交材料都整理得整整齐齐，每次去都会跟售楼小姐交流心得。有一次，于琪看着对方的眼睛说，“我真的很想买到这里的房子，因为我看二手房已经看了半年了，我不想再重复一次这个过程了，我不想再和中介打任何一次交道了。”
于琪和林庆动用了所有社会关系，甚至通过朋友联系到一个负责销售的老总，她发了短信表明自己是购房者很想买到房子。过了很久，老总回复：谢谢你喜欢我们的楼盘，希望你买到称心如意的房子。
就在他们已经用尽浑身解数，筋疲力尽的时候，好消息传来，楼盘开盘，他们排到了100多号，这意味着肯定能买到房子。于琪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诚意打动了谁，她管不了那么多，迅速投身选房的大业。
于琪做了一个excel表格，把大概300多套90平方米以下、6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都输入进去，然后按照单价、价格、朝向、户型做了排列和打分，而且实地对照了沙盘算出了遮挡和光照时间，排出了序列。
选房当天，这个表格还真派上了用场。在一间大屋子里，选房者坐在下面，像学生一样注视着眼前贴满房间号的黑板，已经选走的房间号一个一个被贴上，于琪同时将自己手中表格上的房间号划掉。最后他们以每平方米24000元的价格买了一套89平方米的房子。
签约的时候，他们拿着七八张银行卡，还有信用卡来交款。林庆的额头渗出了好多的汗水，刷卡的时候手都在抖，“那几十万几十万的刷出去，感觉太刺激了！太刺激了！”而换到他们手里的，不过就是轻飘飘的几张打印出来的合同纸。
在去选房的前一天，于琪和林庆发生了决定买房以来最大的争吵。直到凌晨3点，他们还在为是买89平方米还是买115平方米的房子争论不止。早上6点多起床去选房，一路上两个人都冷着脸，签字时仍在犹豫。“当时有个大姐说，我要是你们就选89平方米的。”这一句话替他们做了决定。
最终办完了所有手续，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于琪突然忍不住流泪，在等一个红灯的路口，她开始放声大哭。在回家以后，林庆一个人躲在卧室里很久很久，直到沉沉睡去。睡醒之后他跟于琪说，他要好好工作，好好挣钱，他说自己的梦想就是赶快把贷款还了，给她更好的生活，让她继续自己的梦想。
一直想做编剧的于琪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她说现在的社会和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很像，经济在极速繁荣着，问题也在逐渐滋长。在小说中，盖茨比的梦中情人黛西是个满眼物质的女人，于琪对此嗤之以鼻。“但对于女人来说，房子就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安全感。”如果林庆不是北京人、买不起房子，于琪说她仍有勇气嫁给他，“大不了离开北京。”她盯着眼前的咖啡，决绝地说。
为什么越等房价越高，是不是该听中介的话
两代人为一套房
李舒说他代表了一个群体。这群人为买房忙得晕头转向，拿着父辈的钱，随着政策调控楼市的踟蹰，等最终晃过神来，房价已经翻了番。
李舒刚刚在北京工作一年，在这一年里，父亲从河北老家跑来北京六七次，专门为儿子看房子。李父说：“作为父亲，给儿子买个房子，就算完成了任务。”
每一次看房之旅都同时见证了房价的攀升。当中介劝李父“赶紧买，房价还得涨”时，他觉得是在“忽悠”骗钱。“政策调控决心那么大，我当时相信房价是会降的。”一年过去，当初看好的二手房价钱已经从每平方米27000元涨到了37000元。李父有点懵，“感觉被耍了，还不如早听中介的话。”
自2009年12月，政府开始调控楼市，相继出台了“国十一条”、“国十条”、“9・29新政”，“新国八条”，以及今年2月的“国五条”。在某地产租赁服务平台上，2009年北京的二手房平均交易价格走势图以近乎垂直的直线上升到每平方米20000元，在经历一段相对平稳的增长后，如今这条曲线已经到达38000元的高点。
去年，李父在老家相继卖掉了一套110平方米和50平方米的房子，一共卖了150万元，本来打算拿这些钱给李舒在北京买房子，但父子二人总觉得政策出台后房价会降，这一等，一年过去，北京的房子每平方米又涨了一万元，原来的150万元已经不够，“相当于我丢了一套房子。”李父不免懊悔。
1996年，李父曾在北京十里堡进修过，附近的房价是每平方米3000元。虽然工资每月只有300元，但李父觉得在当时，房子从来不是阻挡年轻人留在北京的障碍。“有了正式的工作，单位还会分房。”银行贷款也比现在容易很多，“没有那么多限制条件，当时鼓励贷款，你不想贷，银行还会做你的思想工作。”
当这座城市装不下这些人的买房梦时
在北京赚钱 回家乡买房
仍有许多人羡慕于琪和林庆，毕竟他们在北京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还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生活在这座城市，但这里装不下他们买房的梦想。
三张挂着粉床帘的上下铺，贴有花花绿绿海报的墙面，摆满瓶瓶罐罐化妆品的桌子，暖气片上，一丛枝蔓嫩绿的盆栽正好勉强挡住一块漆皮脱落的墙面，布艺衣柜和大大小小的行李箱挤满了屋子。这是北京一家高校后勤女员工的宿舍，藏在食堂楼上。食堂背后的露天楼梯是通往那里的唯一入口。整个楼层有十多个房间，共用一个卫生间、洗衣机和开水炉，外面有一个晾衣服的天台，旁边就是一个小型密闭垃圾站。
27岁的罗珍和五个来自天南海北的姑娘蜗居在这里。记者前去探访时正赶上罗珍的丈夫来宿舍看望她。去年罗珍跟着来京读研的丈夫离开河南老家，在附近高校当食堂服务生“陪读”。夫妻俩所在的高校隔一条马路相望。为了省下租房子的钱，他们一个住在职工集体宿舍，一个住在学生宿舍。“一个月就挣3000块钱，要是租房子的话就全花光了，更别提买房的事儿了。”罗珍说。
尽管即将拿到理工科名校的硕士文凭，但一脸书生气的罗珍的先生对房子和未来还是充满了担忧：“还有半年毕业，现在就业形势不是很好，不知道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在北京买房不太现实，可能还是会回老家发展。不确定的因素比较多，打算定下工作之后再考虑买房子的问题。”
有这样想法的年轻人不在少数。“还不知道在哪儿安家呢，所以暂时没考虑买房子的问题。”一些刚刚出来闯荡的年轻人对于买房问题选择了暂时的搁置和逃避。
虽然梦想中的独立空间还遥遥无期，但这并不妨碍罗珍偶尔畅想以后的生活：“等我有了自己的房子，一定好好装修一下。”
“跟这些年轻人谈房子的事儿，正戳到他们痛处啊。”一位年长的美发店老板说。这些年轻人从家乡来到北京打拼，没有光鲜体面的工作和旱涝保收的待遇，也许，他们最大的满足便是在北京赚到足够的钱回家乡买套房子。
只能容下一人的书店过道里，陈晨正弯腰帮顾客从地上的书堆中找书，并不断向这位新顾客推荐会员卡。陈晨是一家主营高校教材教辅的小型连锁书店店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绩效。离高校开学还有半个多月，她便开始向每一位提前购置开学教材的学生询问所在学院、所学课程、所需教材以及学院人数，以便提前准备好充足的存货。
陈晨今年26岁，已经有小孩的她至今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她去年从河北邯郸老家来到北京淘金。“工作上的热情很大一部分来自买房子的愿望，现在每个月差不多能存2000块钱，我准备五年之内在老家买一套至少100平方米的房子。”陈晨给自己定下了目标。她坦言，选择这份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公司提供住宿，不用额外花钱租房子。陈晨的丈夫和四岁的孩子目前和父母住在老家的老房子里。“我当然很希望能把老公和孩子接到北京一起住，不过这样的话就得租房子，离买房就又远了一点。”陈晨说。
陈晨有点后悔在房价大涨之前没有考虑买房大业，“那时太年轻了，没想那么长远。不过后悔也没用，已经回不去了，还不如现在抓紧努力奋斗呢。”
陈晨很关心房价，每次打电话回家必问。房价一点点地涨着，心里不免有点着急，但她还是对未来充满希望：“我们老家的房价上涨不是很快，房价涨，收入也在涨嘛，我觉得我的收入差不多能跟得上房价。”
张庭跟陈晨有着相似的想法。“在北京买房子？我连想都不敢想。”张庭今年三月在重庆垫江老家的县城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总价50万元的期房，首付30%，未来10年每月要还4000元的贷款。20岁离开家乡，从普通服务生做起，今年24岁的张庭已经是一家经济型快捷酒店的大堂经理，工资也从4000元涨到7000元。去年有了女朋友后，他和家人开始考虑买房结婚的事情。因为工作忙，张庭把看房的重任交给了老家的父母。“没有花父母的钱，15万元的首付都是我自己交的。”说到这儿，小伙子的声音明显高了。“不过以后还贷款可能还得让父母帮帮忙，4000块钱的贷款确实有一定压力。”
“按揭像个黑洞，我不想让自己的生活乐趣和享受都掉进去”
买与不买之外有没有第三种选择
除了斩钉截铁决定要在北京买房和下定决心回老家置业的年轻人之外，还有一些人有新的选择。
冯艾硕士毕业后留校从事行政工作已经两年。短发、套装、个子不高，眼神坚定。她的办公室有一面硕大的落地窗，从这里望去，能看到西北三环早已不再崭新的商品楼，而它的价格是每平方米三四万元。这个数字对于冯艾来说，相当于一年薪水减去花销的全部结余。
冯艾说她自己比较“决断”，当得知学校即将在通州建新校区时，她当机立断在靠近通州的河北省境内买了套80平方米的房子。当时的价格是每平方米6000元，时隔一年，现在已涨到9000元。冯艾觉得，6000元的房价和当时在湖北老家县城的价格差不多，“这个价格还不算太疯狂，并且有可能在附近工作。”没有经过多少犹豫，冯艾就在母亲的帮助下买了这套河北境内的房子，从这里开车到冯艾的学校需要3个小时。
冯艾从不认为自己是“有房一族”。不仅因为买房子的钱大多来源于父母，而且如果自己工作没有调动的话，新房离单位太远。她更多地将这套房子看做一种投资。
短短几年的时间，冯艾的同事就迅速划分为“有房阶层”和“无房阶层”。社会学专业出身的她有些不解，“我们说社会分层是可以跨越的，但在房子这件事上，似乎难以跨越。”对于年轻人和他们背后的普通工薪家庭而言，房子就是一座无法翻越的大山。
在这座“大山”面前，毛峰决定绕道而行。2011年，毛峰从北京一所“985”高校毕业，坚持着不买房的观点。在一家中央媒体人力资源部门供职的他，暂时居住在单位分配的周转宿舍里。“60平方米两居室，我和另一个同事一人一间，设施齐全”，付给单位的“房租”是每月300元。然而，这一福利的期限是三年。明年开始，他也要同大多数人一样，过上在外租房的生活。
毛峰还没有女朋友，“从没考虑过结婚的问题”。他说，即便每月要付几千元的租金，也不会考虑买房子。在他毕业那年，五环内的房价就已经涨到3万多元一平方米，“我觉得以我的收入不可能买得起房子，从此不再想这事，也不焦虑了。”
“买不买房，归根结底还是钱的问题。几十万元握在手里，才有可能考虑买房。我要是能拿出1000万元，肯定不会对买房的事这么抵触。但除了父母赞助，年轻人哪儿来这么多钱？”他的圈子里，父母代付首付的现象挺普遍。毛峰却说，基于家庭的经济能力，他不会接受这种做法。“我也不羡慕用家里的钱买上房子的人，只有用自己挣的钱买了房子，才有成就感。”
对于已经付过首付、拥有住房的年轻人，上千元的月供亦不是小数目。毛峰不止一次地在微博上批评“银行和地产商一道，吞噬着年轻人的生活质量”。“按揭像个黑洞，我不想让自己的生活乐趣和享受都掉进去”。没有房贷的负担，他本人是各种聚会的常客，还不时买票观看现场演出，或是听上几场音乐会，“日子过得很滋润”。
虽然拒绝买房，但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毛峰有一套自己的房价理论。“刚性需求根本就不是房价涨得这么离谱的原因。我不愿花那么多钱买一件这么不值的商品。房价早晚会跌回本来的价值上，在此之前的购房者都在玩‘搏傻’游戏，等待比自己傻的人来接盘。”
在北京商品住房均价每平方米还未到一万元的2005年，人们和今天一样讨论着房价的水分和房价下跌的可能性。然而，房价在短短几年内不断翻番，这令当初坚持“理性”、不置业的人们始料未及。连毛峰都不得不承认，“早知道房价会涨成这样，当年换作是谁都会去买，谁不买谁后悔”。但毛峰坚称“今不比昔”，在他看来，疯涨已是明日黄花，不会再出现了。
毛峰坦言，“不买房”的选择确实不是主流。他毕业留在北京的同学们，大都把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视作必须。他的家人也说，既然在北京工作，还是应该在合适的时候置一处房子。“近几年肯定继续租住，至于今后买不买房，还得看情况。房价不可能永远这么高，等跌下来再说吧！”
专家：年轻人买房是不是理所应当
十年之间，北京的房价上涨了6～10倍。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陈国强认为，中国的高房价问题十分复杂。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引发的巨大需求，货币供给过大所产生的流动性泛滥，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等，都是推高房价的因素。所有这些因素堆积的结果在一线城市表现得更加明显。
这位曾经的房地产实践者，如今的行业观察者与研究者认为，就北京而言，在“限购令”出台后，85%的购房者都符合“首次买房”和“首次改善”的标准，属于刚性需求。换言之，“刚需人群”是目前在京购房者的主体，他们支撑着现在的房价。但在“限购令”出台以前，40%的购房者为非京籍人群。那时的上涨中，投资需求扮演着重要角色。
与其讨论高房价给年轻人买房带来的困难，不如讨论购房观念的偏差。链家地产市场研究中心与光大银行2010年合作完成的一份报告显示，北京首套房贷者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而在英国为37岁，在德国和日本为42岁。陈国强觉得，年轻人事业刚起步或是准备结婚就必须买房，恐怕不是一个理性的观念。视年轻人买房为理所应当，是对商品住房定位的一种误解，应当反思。其实年轻人解决住房难题的途径非常多元，买不起房子可以租房子，买不起新房子就买旧房子，买不起大房子就买小房子。如果超出支付能力，硬要买房，就会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严重影响生活水平。另外，年轻人工作变动的空间还比较大，从某种程度上说，买了房子就把自己局限在了一个地方，牺牲了一部分未来选择的空间。所以陈国强建议年轻人更新居住观念，把人生的其他内容，比如事业发展放在前面，而不是把买房视作头等大事。
作为“蚁族”概念的提出者，青年学者廉思曾对大学毕业生留在一线城市的原因进行分析。
他认为，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有集中化趋势。大城市用人单位密集、信息量大、流动性强，学生的社会资源也丰富；小城市开放度相对较低，就业中社会关系发挥的作用更大。大城市丰富和相对公平的机会是对毕业生的主要吸引力。
在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一线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大城市的政治环境、就业环境，甚至接受再教育的机会，都比二三线城市好很多，年轻人愿意留在大城市现象就更为突出。
一些从乡村走出来的大学生，对于土地没有依恋，又受到“天之骄子”传统观念的影响，承载着父母的厚望、家族的面子。“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外地一套房”的想法，迫使他们宁愿留下来做“蚁族”，也不愿回到家乡。
廉思自己的置业之路也并不顺利。2008年时，尚在博士后流动站的他在北京北五环外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新房，20多万元首付是“从父母那儿借的”。次年起他成为对外经贸大学的青年教师，由于5000元的月供还款压力很大，他把这处房子出租了一段时间。直到2010年，他本人还暂住在父亲分的一套房子里。
为保障年轻人的住房需求，陈国强认为，政府最应该做的就是增加保障房供应。毫无疑问，目前的供给还严重不足。“但对于保障房的供应量，短期内还不能期待过高，因为政府从规划、落实地块，到资金配套，到建设、分配房源，是需要一个周期的。”另外，为等待保障房分配而排队是一个正常现象，陈国强介绍，在公屋制度比较成熟的香港、新加坡，申请者为公共租赁住房等上三到五年也是比较普遍的。
该不该买房、何时买房、如何买房是年轻人该考虑的问题。这些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也依赖更加公平和合理的外在环境。在北京任何一趟地铁的车厢内，总能发现五颜六色的售房传单。谁也不愿意看到，这些轻飘飘被踩在脚下的纸，成为压在很多年轻人肩上最沉重的梦想。
注：应采访对象要求，本版文章中于琪、林庆、罗珍、陈晨、张庭、冯艾、毛峰、李舒均为化名。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杨杰 实习生 李凉 穆凝编辑：黄翠萍
促进教育公平是政府的当然责任 沈彬 发表于2013-09-10 07:44
在共和国第29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日看望了大连第二十中学新疆班师生，并与大连市支援西部地区及西部在大连进修的教师座谈。
在共和国第29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日看望了大连第二十中学新疆班师生，并与大连市支援西部地区及西部在大连进修的教师座谈。李克强强调指出，要让东部教育资源相对丰富地方支援中西部，使教育事业在发展中更加公平；要守住底线，让每个孩子都能接受义务教育，一个都不能少。
李总理利用教师节的机会，谈起了教育公平问题，体现了决策层对于教育公平问题的关切。事实上，在我国当下，教育与公平有着天然联系，甚至很多时候是“合二为一”的问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就已提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贯穿着人的一生，是一个人事业的基础。只有教育起跑线公平了，个体才有充分的机会通过努力改变自身命运。教育是寒门子弟、弱势群体上升的有效路径，是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如果教育不公平，就可能导致贫困的代际遗传以及社会层级的固化。
就我国现实而言，教育资源分配失衡体现在东西部差距、城乡差距等多个方面。
首先是教育资源的地域分布严重失衡。李克强总理在大连与教师座谈时表示，教育的公平性需要国家教育资源向西部倾斜，国家不仅要保证义务教育，还要发展职业教育，在西部建立可与东部相媲美的学校。他强调，只有教育公平了，才能解决国家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中国的经济才能平衡，发展才能平衡。
所以，东部地区通过多种形式支援西部地方教育意义重大。以上海来说，选派优秀教师赴新疆、云南等地的贫困边远地区支教，并接受这些地区的校长、教师来沪培训交流，多年来一直是上海的一项重要工作。9月9日，早报在“上海对口支援西部”系列报道中，详细讲述了上海九亭中学副校长殷壮求援建西藏定日县中学三年的感人故事。
其次，教育不公还体现在城乡差别上。不少地方的优质教育资源正集中到少数学校，形成“一中现象”，而农村学校却日益凋敝，导致农村孩子的入学率、升学率远低于城市，农村孩子越来越考不过城里孩子。此外，如果农村孩子仅考进一所“一般大学”，未来就业也难有保障。所以，农村考生放弃高考背后的问题是：农村子弟的向上通道越来越窄，农村孩子不愿跃“龙门”。在这方面，政府必须施加有形之手，扭转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
具体到本地，上海作为一线城市、人口导入地区，还承担着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公平的责任。上海是第一个用正规学校取代“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超大型城市。据统计，上海50万外来务工子女中，有74%免费就读于公办小学，另26%落脚在政府委托的民办小学。2008年至2012年间，上海市、区财政共投入10余亿元补贴这些民办小学；每年政府向民办学校购买13万个免费义务教育学位，解决外来务工随迁子女就学难题。
就上海来说，教育公平还意味着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公立学校教育资源分配均衡，才能减轻基于学校质量差别产生的“学区房”等一系列问题。
正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促进教育公平，必须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小而言之，就是解决学前“入园难”、小学“择校难”问题；大而言之，就是解决教育资源在东西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分布不均衡，促进我国的教育公平。“促进教育公平”早已写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教育公平的主要责任在政府”，由此必须要落实各级政府的教育财政投入，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以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平的公共教育体系。
早报首席评论员 沈彬
录入编辑：李琪
.END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