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莺 - 龚鹏

为什么经济学将变革？  罗纳德·哈里·科斯   发表于2013-09-10 08:19

　　今天我要谈谈经济学为什么将发生变革。我谈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不仅认为经济学将变革，而且我认为应该变革。我也会谈到密苏里大学将要起到的作用。这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我欣喜地看到在座诸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今天我要做的不是一个通常的演讲，只是谈谈我的看法，但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宣战”。这个词表示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即我何以认为经济学会变革。

经济学停滞

　　经济学停滞不前让人震惊，也令人沮丧。虽然这仍然是亚当·斯密创造的学科，有相同的框架和问题。当然，时至今日，我们取得了一些进步，修正了一些错误，聚焦了所讨论的议题，不过还是有人可以基于斯密提出问题。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是好事；而从另一些方面来看，则不然。但我们可以从讨论斯密开始。

　　亚当·斯密是一个伟人，他可能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但经济学的变化与我们在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或生物学中的发现极为不同。牛顿是一个伟人。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今天你不会在物理学演讲上讲牛顿，或在化学讲座上讲拉瓦锡，或在生物学演讲上讲达尔文。达尔文也是一个伟人，但我们已经不再认可他关于遗传和进化的观点了。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的变化至今还在持续。

　　事情的起源要说到我在学商科之前，一段短暂学习化学的经历。那时候的化学和现在的不一样。克里克称旧的化学是一些过时的食谱。我记忆中的化学证实克里克所言非虚。今天你无法讲授一门化学内容是人们50年前相信的东西。而如果你学习生物学，显然生物课也不会如此，克里克和沃森发现DNA以来，生物学完全被改变了。

　　而你现在学习经济学的话，你仍然可以用1890年出版的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或者你也可以用萨缪尔森1948年第一版的《经济学》。事实上经济学的议题没有变化。这是我想说的。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指出科学家不会主动接受自己的研究领域的变化，除非他们对旧观念不满。这就引出了所谓的“范式转换”。

　　所有这些显示出经济学家是自满的。事实如此。他们怡然自得。你去参加美国经济学会的会议就是去看成百上千个洋洋自得的经济学家。现在有了这一现象的原因。他们发觉经济学有用并且乐于使用它。这是真的。经济学真的很有用。基于不同问题而发展出来的概念被用于解释一系列范围宽泛的问题。机会成本、供需框架、边际成本、边际收益、利润最大化——这些都是有用的概念，不仅对经济学问题而且对其他问题都是有用的。

　　当然经验研究也非常有用。我可以举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杰出工作为例，但这并不能改变人们的眼光。人们并不会因此就采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经济系统。举例而言，税率上升，税收会发生什么变化？有可能升也可能降，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甚至可能不变。NBER的工作就是告诉人们当税率上升时，税收会升还是降。但人们知道这研究是关于升或降的，而不会改变其对经济系统如何运行的看法。它给了你有用的信息，并且是带有令人激动的方案的信息。

　　而我们现在要推进的不仅仅是此类经验研究。我们需要经验研究，但我们还需要点别的：能切实改变我们看问题的方法的经验研究。

　　我们可以预见这种自满会导向何处。我们研究一下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说法，他们会怎样描述呢？我将提到几位重要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经济学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思考方式，而非教条。希克斯认为这是一门学科，而非科学。罗宾斯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即研究目的与选择稀缺手段之间的关系的。贝克尔用经济学作为一种视角。实际上，他们说的是经济学是一袋工具，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当然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导致的结果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名义上是用这些工具来分析其他领域。我了解些经济学与法学，在研究法律体系上，毫无疑问这些工具大有用武之地——而且已经发挥了功效。我想所有这些表明了为什么经济学家如此快乐。他们有这些工具，而工具又非常有用，不仅改进了经济学而且也为其他学科做出了贡献。

出了什么问题

　　现在，确有不少关于经济学形式主义的抱怨——简洁但是枯燥等——但也经常在经济学讨论中听到缺乏真实。当然这些都是对的，但如果你像凯恩斯一样把它当成一种思维方式的话，会更加自然。仅是思维，你就不太可能对经验研究有兴趣，这样形式主义就顺理成章了。

　　这中间出了什么问题呢？经济学家如此行为出错了吗？我跟大家说说英国经济学家Ely Devons吧。有一次在会上，他说：“让我们想一下，一个经济学家要研究马，他会怎么做？他会开始研究，并思考如果我是马我会怎么做，然后他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就能得出结论。”这离描述经济学家对马感兴趣的情形非常接近，当然我们对马并不感兴趣。Devons涉及了问题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我认为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缺乏真实。

　　我认为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学家不研究经济系统的运行。也就是说，他们不认为是在研究一个有着多重内部关系的系统。这就像一个生物学家研究血液循环却不研究人体。这是一个非常骇人听闻的想法，但不会指给你任何出路。你无法以感性的方式来讨论血液循环。而这恰恰是经济学上发生的事情。实际上，经济系统极端复杂。有大企业也有小企业，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和高度专业话的企业，纵向一体化的企业和那些独居产业链一环的企业；还有非营利组织和政府部门——所有这些一起运转形成了整个系统。但是一个部分如何影响其他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实际运行——这些都被忽略了。没有将系统当成研究主题是失败的。

　　如今，这些看起来像什么？毫无疑问很复杂，也需要我们花很长的时间去开始研究系统，正如我希望的那样。这研究可能要100年，可能要200年，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开始。

　　希望上述介绍不至让你感到惊讶，我认为发展一项敏锐分析的关键是比较重新安排带来的产出和其产生的交易费用的大小。如果有额外产出，而通过重新安排能带来更高的生活标准，获得的价值超过交易费用，就应该重新安排。由此可得，交易费用降得越多，就会有更多的重新安排，而经济系统也会更有生产力。在我看来，交易费用是经济系统生产率依赖的一个因素。

　　尽管如此，如我们从新制度经济学中学到的，交易费用又依赖于法律系统的运行（包括产权制度、产权执行的强度、预见法律判决的能力等等）。而这又依赖于政治系统，依赖于教育系统，而且与其他的社会系统紧密相连。结果是经济学家必须得到法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其他人的帮助，方能理解交易费用到底是什么。这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反面。我们应该邀请其他领域的实践者帮助我们来理解经济系统到底是怎么运转的。

　　交易费用的水平当然也受到技术因素的影响，一个例子是今天被广泛讨论的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交易费用及产业组织的影响。交易费用中的大部分是搜集信息的费用。而自从网络事实上降低了获取信息的成本后，也就降低了交易费用。结果是人们可以预想网络带来的巨变，更容易获得信息，因此也降低了做生意的交易费用。

　　今年1月份《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描绘了这一切。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范里安教授写的。文中提到：“从来没有伴随新经济的新经济学。当然的确有不少讨论报酬递增、网络效应、转换成本等等的言论，但这些并非新概念，它们早已是积累了数十年的经济学文献的一部分了。进一步说，尽管这些想法很重要，但不是伟大的想法。它们对解释特定的现象有用，但解释力有限。那些伟大的想法需要回溯经济学文献，当你找到1937年一篇叫做《企业的性质》的文章时，你找到宝了……”有意思的是1937年的文章现在成了网络经济学文献的一部分。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交易费用下降：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容我继续引述该文。“新经济提倡寻找这个激动人心的想法（交易费用）。网络的一个结果是让交流变得便宜。这降低了交易费用并会改变公司的边界。结论是公司会显著变小并外包，削减不必要的功能，而且越来越依靠网络进行交流来替代内部的备忘录。”但是，范里安教授对此还是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尽管网络降低了企业间的交易费用，它也同样降低了企业内部的交流费用，这使得大的组织更容易形成和运营。

　　但还有其他因素需要考虑。你能更便捷更便宜地进行交易，你就能摆脱无效率的运营。摆脱使你无法减少核心业务成本的处境。而这可能会带来更好的业务，更大的产出，以及更大的企业。所以很难讲企业会变大还是变小。一些变成了小企业，因为人们可以找到并掌控它们。但另外一些企业变大了，因为它们能整合更多有效的业务。而且事实情况比这些更为复杂，因为不同运营模式的成本也在变化，而且不是以同一种方式变化，是以在不同业务之间会有转换的需求。另外，一些降低了成本的商业活动会带来更多产出，但这中间的一些产品是另一些业务的投入，这就导致成本发生变化。所以我们得到的是一整套会影响产出的互相关联的变化。由此，当我们研究经济系统时，我们就永远不会用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去处理问题了。以上只是一个你一旦要处理真实世界的经济系统时必须要面对的复杂情形的例子。

经济学的任务

　　不幸的是，我们缺乏足够的数据来进行必要的操作。否则我们就能说明什么是可能的，会发生什么。但要说明会发生什么依赖于可获得的资料。而这是密苏里大学要做的工作了。密苏里大学的合同与组织研究所（CORI）的任务是收集能让我们将虚无的想法形成具体形式的信息。有些事情必须要做，而这个研究所将推进这些事情。CORI收集的合同很有用，因为合同是一个企业与另外一个企业，或者一个组织与其消费者发生关系的主要手段。实际上，合同是经济系统的神经中枢。当然研究合同要和研究企业在修改和解释合同条款时的行为结合起来。

　　当然这一任务必须完成，而且将在此完成。我妒忌你们。在我这个岁数，生命已经是一种负担，如果我不坚信在此将要完成的事业是未来经济学的重中之重，我就不会站在这里。经济学将会变革。而这一变革的部分功绩将归于密苏里大学CORI将完成的事业。谢谢大家。■

　　（本文系科斯2002年在密苏里大学合同与组织研究所CORI的演讲，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李华芳译。原文曾发表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新政治经济学评论》总第5期，《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经授权重刊，小标题为编者所加。田春玲编辑，工作邮箱：tianchunling@wxjt.com.cn）

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arry Co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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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于莺辞职昭示了什么  - 龚鹏   发表于2013-09-12 07:59

　　今年6月，拥有252万微博粉丝的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医生于莺辞职，此事引起不少关注。目前，她已享受了几个月的假期。从她近期在微博的表态可以看到，她正在准备自立门户，开创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

　　医生辞职本不稀奇。于莺辞职之所以受到关注，不光因其网络大V的身份，她告别体制的勇气以及对新生活方式的追求也给人们带来一定心理冲击。另外，此事也让一些人猜测：她是遭遇了不公正对待，还是别有隐情？

　　在我国的医疗领域，公立医院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公立医院提供了大部分医疗卫生服务，不管是在规模还是技术方面，都把其他所有制医疗机构远远抛在后面。去大型公立医院工作是许多医学院毕业生的梦想，因为那里有丰富的病人来源，有稳定的收入，有优越的科研条件和学术氛围，也有成熟的晋升途径。于莺放弃了著名医院的职位而继续从医，必然会面对各种原先没有的困难。

　　于莺为何选择这样一条前景不明朗的道路？我相信，这是她深思熟虑的结果。于莺年届四十才下决心跳槽，她必定做了仔细掂量。

　　北京协和医院是一家大型研究型医院，科研在内部考评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医疗业务量不是考量重点。是故，不搞科研的于莺很难得到关注和晋升。“于莺们”整天忙碌，十分辛苦，也深得百姓信任和喜欢，却不能得到医院内部的认可。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但并非没有合理性。既然公立医院体系外的掌声不能直接兑换成体系内的“粮票”，刚性的硬杠杠更是迈不过去的门槛，那么，离开自然成为考虑的选项之一。

　　于莺对辞职做了解释，表示“不和科研考核大夫的评判体系玩了”。我想，这是她的心里话。急诊科的工作既辛苦又存在高风险，收入比起一些专科也有不少差距，没有良好的体力和心理素质，很难胜任这份工作。风险大、责任重、辛苦、挣钱少、不能照顾家庭是急诊科医生真实生活的写照。实际上，各家医院急诊科医生的流动性一直比较大，于莺的离开只是唤起了人们对医生特别是急诊科医生生存状态的更多关注。

　　公立医疗体系内素来有森严的“等级制度”，在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的晋升序列中，下级医生得服从上级医生指令，不能僭越。因此，取得较高的职称成为许多医生孜孜以求的目标，他们按部就班地报课题、发文章、参加考试等，沿着一套晋升途径而行。也有一些医生不愿依此行事，要么另择良木而栖，要么在“下层”随波逐流。而在这套体系之外从业的医生，一般只要做好本职工作，给病人看好病就行。于莺的选择是，跳出这套体系。

　　跳出来的于莺，要从急诊转行到全科。急诊面对的是重、急、险，全科面对的是轻、缓、杂；急诊管的是疾病后端，全科管的是疾病的前端。二者貌似没有太大关联，但实际上，于莺以其执业背景，转行为全科医生最合适不过。因为，急诊具有一定全科性质，对医生的要求是全面的。一个危重病人来到医院，第一道关口就是急诊，医生要马上判断大致属于什么病，需不需要优先安排，病人下一步该往哪里送。急诊分检病人的职能接近全科。长期急诊的经历，还让于莺拥有一般全科医生难以具有的洞察力和处理棘手问题的能力。另外，于莹良好的沟通能力，也有助于其成为一名杰出的全科医生。

　　她转行到全科，也顺应当前社会趋势。发展全科医生队伍，是新一轮医改的重点，全科医生的职责主要是处理常见病、多发病，对慢性病进行管控，为确需专科医生的患者进行转诊，扮演健康守门人的角色。如果对病症早发现，早干预，很多人或许就不用去急诊了，可大幅减少医疗成本，人们已注意到关口前移的重要性。

　　全科医生主要集中在社区，工作比较繁琐，但生活相对更规律，压力也小一些。对已不那么年轻、不是“专家”的于莺，这未尝不是一个好选择。当然，转型的挑战还是不少，全科医生制度在中国处于起步阶段，面对的是基本公共医疗需求，从业者要取得较高的收入和地位，还有不少路要走。期待她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一般而言，一位医生需要经过数十年的历练，得到主任医师的头衔、国家和医学共同体的认可和荣誉等，才能成为名医。而于莺被人熟知，主要归功于微博，靠的是她的幽默而充满人性的表达方式。协和医院倾向于“深耕”，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教学等领域投入更多资源，和走“大众化”路线的于莺在精神上并不契合。也就是说，协和医院也许并不缺少一个像于莺一样的急诊科医生，虽然他们也并不排斥一个有着高度亲和力、具有较高公众认知度的医生。

　　相反，在自行开业之后，于莺也许能如鱼得水。这样一来，协和并未少掉他们看重的医疗专家，而社会却多了一个直面公众、坦诚幽默的全科医生，多了一位能顺利开展群众健康教育的专家。借此，于莺本人也可变换一下节奏，享受慢生活，有更多时间去陪家人，去发微博，去创立自己的全科诊所品牌，收获更多在体制内不能获得的掌声，也让自己的生命更多姿多彩。

　　总之，于莺的选择反映了我国医生价值追求更加多元的趋势。这绝非孤例，类似现象也在不同医院上演，笔者熟识的一名医生，就放弃了大学的教职，过着“半日临证，半日读书”的惬意生活。说到底，医生们是在“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严肃问题上，给出自己的答案。

（作者系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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