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18项23条逐一解读 任新建 发表于2013-09-28 17:26
http://dfdaily.com/html/136/2013/9/28/1076232.shtml
东方早报《海与光：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创建报告》特别报道组
特邀解读：任新建
■ 一、民资外资可合组银行，适时设立有限牌照银行
【开放措施】（1）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外资银行，以及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与外资金融机构共同设立中外合资银行；在条件具备时，适时在试验区内试点设立有限牌照银行。
【解读】 根据入世承诺，中国已于2006年取消所有对外资银行的所有权、经营权的设立形式，包括所有制的限制，允许外资银行向中国客户提供人民币业务服务，给予外资行国民待遇。在华外资银行须注册为国内法人银行，才能申请全面经营人民币零售业务。此次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外资银行，在政策突破上并不大，可能对外资银行设立条件或开展人民币零售业务有一定程度放宽。但更为关键的是，在试验区内外汇管制基本放开的背景下，区内银行不仅可以经营人民币业务，同时也可以直接开展外币有关业务，这将对中国银行国际化经营带来明显促进作用。政策首次提出允许民营资本可与外资金融机构成立合资银行，这必将对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起到有力推动作用。虽然今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金融十条”明确提出“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入股金融机构和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但目前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还存在许多隐形障碍和门槛。而以中外合资、区内试验的形式扩大民间资本在银行业的准入，不失为一个有效路径。政策首次提出允许设立有限牌照银行。根据英国、中国香港规定，银行类机构根据风险不同实行三类牌照：全牌照银行（即吸储类机构）、有限牌照银行（即非吸储类机构）和自有资金放贷机构（如小额贷款公司等）。允许在自贸区内设立有限牌照银行，一方面可以为中国探索推进银行业分类监管提供重要经验，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吸引大量非吸储类外资金融机构落户试验区。
【新闻】 东亚银行近日透露，正在积极争取布局上海自贸区。渣打银行亦透露了类似的计划。 “由于细则没出，监管层政策走向还看不清，我们其实准备了四套在自贸区布局的方案，哪条路走得通就走哪一条。”一外资法人银行内部人士透露，出于商业考量，其自身更倾向采取先设支行、在经营稳健后逐步升格分行的路径“突围”自贸区。截至目前，鉴于新设机构的指标控制和总部对于盈利的考核，尚未有一家外资行在自贸区内布有网点。值得一提的是，监管层初步明确一个原则——所有银行在自贸区设立机构将不受到指标控制。 这相对于现行监管制度是突破。 “只要银行愿意设机构，就可以设，没有指标的概念。”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在自贸区内新设机构的范畴包括分行、二级分行、子行，甚至是法人银行。
【开放措施】（2）在完善相关管理办法，加强有效监管的前提下，允许试验区内符合条件的中资银行开办离岸业务。
【解读】 目前中国已允许部分银行开展离岸业务，业务范围包括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国际结算、同业拆借、外汇担保、外汇买卖、咨询顾问等，业务对象为非居民，经营比重为可自由兑换货币。离岸业务的特点是“内外分离，两头在外”，离岸账户为在境外注册的出口企业带来三大便利：一是不受外汇管制，在境外可自由调拨资金；二是存款利率、品种不受境内监管限制；三是免征存款利息税。早在2005年，国家外管局就在浦东推进跨国公司外汇资金管理方式改革，其中就包括“允许在浦东设立财务中心或资金中心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在境内银行开设离岸账户，用于集中管理境外成员公司的外汇资金和境内成员公司经外汇管理局批准用于境外放款的外汇资金”。此次允许试验区内中资银行开展离岸业务，有助于满足试验区挂牌运作后大量机构的离岸业务需求；同时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资金中心、财务中心、结算中心等落户试验区。此外，此举也对加强试验区内中资银行离岸业务的管理和监管提出了要求。
【新闻】 目前已有多家银行宣布将在上海自贸区设分行。而综合各家银行开设自贸区分行的方案，多数银行的思路正是将自贸区分行、支行视同为离岸金融区的一个分支机构，其使用的系统则或被建成一套与银行境内分支机构风险隔离的系统。 “类似境外分支机构使用的系统。”一正在发起设立自贸区分行的银行人士透露。据多位银行业内人士透露，自贸区分行的定位将是一个全功能的分行，涵盖信贷、发债、离岸业务、跨境投资并购，以及财富管理等业务。 另一业内人士透露，自贸区分行还将承担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开发离岸人民币产品等职能。与外界理解的自贸区分行将在功能上削弱香港、新加坡等境外分行不同，多位银行业内人士指出，“功能与境外的分支机构相当，但在未来会与境外机构有更多联动，提供跨境人民币贸易、投资服务。” 据了解，自贸区分行的业务范围与现行中国境内4家银行拿到的离岸业务牌照不同。银监部门此前批的4家境内银行的离岸业务牌照只能从事外币业务，而自贸区分行除可办理美元等外币业务，还可办理人民币业务。自贸区内企业开设的账户或视同境外账户管理。
■ 二、试点设立外资专业健康险机构
【开放措施】试点设立外资专业健康医疗保险机构。
【解读】随着国人富裕程度的提高和老龄化社会的加快到来，专业医疗保险的市场需求正在迅速上升。根据欧洲最大健康险公司DKV的统计数据预测，中国健康险保费每年以15%-20%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15年将达到1200亿元，远超过全球健康险6%的增长水平。众多外资保险机构都将目光瞄向中国医疗健康险这一巨大市场，瑞士再保险、美国WellPoint先后成立医疗第三方管理公司（TPA），慕尼黑再保险旗下DKV公司也参股了中国人保健康险。在试验区内试点设立外资专业健康医疗保险机构，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外资保险机构的品牌、运作、产品设计等优势。同时，这一试点被限制在试验区内，也避免了对内资保险机构业务产生较大冲击。
■ 三、取消单机单船融资租赁公司注册门槛
【开放措施】（1）融资租赁公司在试验区内设立的单机、单船子公司不设最低注册资本限制。
【解读】 中国是全球飞机船舶消费大国，全球每年新生产的飞机约10%销往中国市场，每年新造船合同金额的约30%在中国，但由于国内融资租赁市场不发达，中国航空租赁市场90%的份额被外资租赁公司占据，航运市场也为外资租赁公司所垄断。2010年2月，银监会对保税区开展单机单船融资租赁业务在政策上放开；同年6月，上海综合保税区获批开展单机单船融资租赁业务。此次放宽试验区内单机单船租赁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限制，有助于推动更多单机单船项目公司成立，逐步改变中国飞机船舶租赁长期为外资所垄断的现状，促进中国融资租赁业务的快速发展。
【开放措施】（2）允许融资租赁公司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解读】允许融资租赁公司开展商业保理业务，顺应了融资租赁公司的客观需求，有助于融资租赁公司业务的多元化发展。
【新闻】交通银行9月26日宣布，根据上海自贸区的方案和政策，交行将通过将现有机构升级的方式在自贸区内设立专业机构。交行旗下交银金融租赁已经提交了设立上海自贸区子公司的申请。据了解，由于自贸区内针对金融租赁行业的政策开放度高于市场预期，交行将通过其子公司交银租赁获取自贸区内机船类专业金融租赁牌照。有别于此前综合类的租赁牌照，交行意欲在飞机、轮船租赁业务的专业性方面能有所作为。交行资产托管部总经理阮红表示，自贸区会配套有国际竞争力的外管、税收、海关方面政策，在区外金融租赁公司无法享受。特别对于交银租赁要做经营性的境外机船租赁业务而言，通过区内经营，会提高公司在航空航运金融租赁市场的竞争力。其次，阮红指出，目前交银租赁在境外要设置一系列项目公司，受到了监管限制，不能直接由境内租赁公司出面去设立。而自贸区内的子公司将突破制度瓶颈，自贸区内会实行国际通行的“境内-关外”政策。她还表示，国内的机船租赁现状还比较零散，将来可以整合到自贸区公司平台之下进行统一管理。自贸区的金融开放政策，券商的机会虽然并不是太大，但亦有大型证券公司在寻找切入点。海通证券9月26日宣布，将收购TPG旗下的恒信金融集团。恒信金融集团旗下核心融资租赁公司为恒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恒信金融集团旗下还拥有恒运和泛圆两家公司，主业分别是重型卡车租赁和贸易融资。海通和恒信金融租赁注册地均为上海。
■ 四、放宽船舶运输企业外资股比限制，先行先试沿海捎带业务
【开放措施】（1）放宽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国际船舶运输企业的外资股比限制，由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制定相关管理试行办法。
【解读】 根据中国有关法律规定，设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经营国际船舶运输企业，外商的出资比例不得超过49%。此次取消外资股比限制，意味着外资可以实现控股，便于更好地运用其国际化的经营管理能力开展国际船舶运输业务，有助于提振中国国际船运市场。
【开放措施】（2）允许中资公司拥有或控股拥有的非五星旗船，先行先试外贸进出口集装箱在国内沿海港口和上海港之间的沿海捎带业务。
【解读】为降低成本，目前中国有过半的中资船舶注册在境外，挂巴拿马、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境外方便旗开展国际运输。根据中国法律规定，方便旗船虽然为中资拥有或控股，但属于外国籍船舶，因而不能在中国境内开展沿海捎带业务。此次放开政策限制，将有助于方便旗船在国内沿海港口和上海港之间沿海捎带业务的开展，促进境外中转的集装箱到上海中转，增加上海港水水中转流量，进一步提高上海港的国际地位。
【新闻】上海海事局一位权威人士告诉早报记者，为配合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上海将推国际船舶登记制度，并将适应形势需要研究多项监管措施。 “目前，中远集团、中海集团等中国大型航运企业已经准备将其船舶在上海自贸区内注册，回挂五星旗。”上述人士透露。据了解，目前，大的国际船舶运输企业，真正注册在中国的并不多。因为这些公司都是看注册的方便度和税收的问题，哪里方便、哪里税收低，就注册在哪里。即便是中远集团、中海集团等国内大型船运公司，也把一些公司注册在香港或者海外。 “航运企业放开外资股比例之后，应该会有更多的航运公司选择在上海自贸区注册。”一位航运人士如是说。对于自贸区给物流业带来的影响，一位物流业人士认为，虽然自贸区内货物的中转量会增加，但是上海自贸区从启动到发展，还需要一个过程。 “目前不会对整个物流行业产生太大影响，对仓储物流和海运的影响更为明显些。”上述人士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说。
■ 五、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国际船舶管理企业
【开放措施】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国际船舶管理企业。
【解读】国际船舶管理企业是航运业中属于较新的业态。按照中国《外商投资国际海运业管理规定》，允许外商以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形式经营国际船舶管理业务，尚不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国际船舶管理企业。目前，中国香港、英国伦敦、冰岛等是世界公认的国际船舶管理业中心。此次政策允许外商独资设立国际船舶管理企业，有助于推动中国船舶国际企业专业化、独立化、国际化发展，有助于上海吸引更多国际船舶管理企业落户、加快建设国际船舶管理业中心。
■ 六、外资可经营特定形式增值电信业务
【开放措施】在保障网络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允许外资企业经营特定形式的部分增值电信业务，如涉及突破行政法规，须国务院批准同意。
【解读】 逐步开放电信增值业务是中国加入WTO的承诺之一。但由于电信增值业务一向属于敏感领域，工信部此前对外商投资增值电信业务属于从严管理，且要求持股比例不得超过50%。随着中国电信市场的持续发展和行业成熟度不断提高，电信增值业务扩大开放已较为可行。2012年，工信部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一步进入电信业的实施意见》，明确鼓励民间资本开展增值电信业务。此次允许外资企业经营增值电信业务，标志着中国进一步放宽外商进入增值电信业务领域。中国电信企业也将在试验区内直面来自外资独资或控股电信增值业务企业的竞争。同时，由于电信业务的敏感性，此次政策对开放电信增值业务的具体形式和内容作了规定，部分业务开放许可需要得到国务院层面批准。
【新闻】 早报记者近日从消息人士处获悉，上海自贸区电信业务开放幅度可能会超过CEPA（《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有关规定的电信业务范围，有些新业务会对外资开放，并可能允许外商设立独资公司。 “WTO（世界贸易组织）原本规定对外开放的电信业务都是非常传统的，自贸区诸多新电信增值业务会被纳入。”上述消息人士说。外资电信企业可能对在自贸区设立IDC（数据中心）、ISP（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有兴趣。据悉，目前已经有企业对自贸区开展电信业务表现出兴趣，并在积极准备。 另据新华社报道，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相关人士9月27日晚间表示，自贸区内“互联网将依法管理，没有特殊”。
■ 七、外资销售游戏机禁令解除
【开放措施】允许外资企业从事游戏游艺设备的生产和销售，通过文化主管部门内容审查的游戏游艺设备可面向国内市场销售。
【解读】目前，国外游戏游艺设备必须通过中国代理商才能顺利进入中国，这极大限制了境外游戏游艺设备巨头在华业务的拓展，也使得国内的盗版游戏盛行。此次允许外资企业在试验区内开展游戏游艺设备的生产和销售，并可将经过审查的游戏游艺设备直接向国内销售，将加快PlayStation、任天堂等游戏游艺设备企业进入国内市场，促进一批优质游戏游艺设备龙头企业的崛起。
【新闻】 百视通（600637）日前发布公告，宣布将和微软在自贸区设立从事游戏业务的合资公司，双方致力于打造基于游戏的“新一代家庭游戏娱乐产品”和“家庭娱乐中心服务”。按照境内现行的相关政策（2000年6月发布的《关于开展电子游戏经营场所专项治理的意见》），有关部门禁止外资游戏设备企业在中国市场销售产品。有知情人士向早报记者透露，百视通一直在为自己的平台寻找游戏内容，本次联手微软通过自贸区开放政策引入其关键技术，未来可能推出新品牌的游戏机，在国内销售。而也有传闻称，由微软提供Xbox技术、百视通提供OTT牌照和资源，双方将共同推出的产品初步命名为“BestPad”，但是“BestPad”与Xbox不完全相同，可能是一个能玩游戏的机顶盒。百视通是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控股的新媒体公司，是国内最大的IPTV电视运营商。微软位列全球三大电视机游戏巨头之一。
■ 八、探索中外律所业务合作新机制
【开放措施】探索密切中国律师事务所和外国（港澳台地区）律师事务所业务合作的方式和机制。
【解读】1992年，司法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境内设立办事处的暂行规定》，首次允许外国律师在中国设立外国律师事务所的办事机构。2001年12月中国入世之后，国务院颁布《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2003年，中国开始逐步取消外国律所只能设立一个驻华代表处的限制，并取消了开办城市的限制。随着贸易、金融和投资的全球化，外国律师逐渐成为中国内地法律服务市场的参与主体。一些知名外国律师事务所如佳利、瑞生、博坎、思瑞、美邦等也相继进入中国，在上海、北京等地开设办事处，按照管理条例规定提供有关法律服务。外国律师事务所带来的先进服务理念、涉外法律服务水平、高水平律师人才培养等，从整体上促进了国内律师事务所水平的提升。此次鼓励中国律师事务所和外国（港澳台地区）律师事务所进一步密切合作关系，有助于学习借鉴外国律师事务所的国际化长处，不断提高中国律师事务所的管理水平、法律服务水平和高端人才培养能力，提高中国律师事务所的市场竞争力。
■ 九、允许设立外商投资资信调查公司
【开放措施】允许设立外商投资资信调查公司。
【解读】资信调查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它是以一定的调研技术（包括调查技术、财务技术等）和专业人员为基础，对相关企业或个人的资信情况或专项项目的真实性等进行调查、分析，为社会提供专业化服务的一种信用服务行业。1992年，中国第一家专业从事企业资信调查服务的公司——北京新华信商业风险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信调查行业开始起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有各类征信机构约100多家，资信评估机构80多家，信用担保机构2000多家，其他专业信用机构500多家。一些外国征信公司如邓白氏公司、ABC公司、TCM公司，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中华征信所等，均已在中国内地设有分支机构，并提供企业资信调查服务。此次允许设立外商投资资信调查公司，将推动国外资信调查公司加快在中国市场落地、实现法人化运作，为中国各类企业特别是试验区内企业带来先进的信用评估技术，减少企业经营中的各种信用风险。
■ 十、合资旅行社经营出境游业务再开闸
【开放措施】允许在试验区内注册的符合条件的中外合资旅行社，从事除台湾地区以外的出境旅游业务。
【解读】2010年9月，国家有关部门即已开始受理中外合资经营旅行社经营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业务试点申请，但规定需要获得经营许可满两年。此次取消了中外合资旅行社经营许可满两年才可经营出境游的限制，有助于促进中外合资旅行社开展和扩大出境游业务，有助于进一步提高中国公民出境游的服务质量。当然，这也对中国境内旅行社开展出境游业务带来了竞争压力，倒逼中国境内旅行社提高出境游服务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
【新闻】 昨天，上海市旅游管理部门有关人士向早报记者透露，目前已经有一些旅游企业酝酿到自贸试验区注册，不过，因为涉及相关企业中、外双方各项资料的准备等细节，尚需要一个过程；但企业本身会从市场角度去判断，不会盲目地向自贸区迁移地址或注册新旅游企业。未来，符合条件的中外合资旅行社在自贸区内注册，原来的许可制或将逐渐转为备案制。中外合资旅行社从事出境游业务此前已经在国内进行试点，截至目前，参加这一试点的中外合资旅行社只有3家，即中旅途易旅游有限公司、国旅运通旅行社有限公司、交通公社新纪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这3家旅行社都集中在北京。自2011年5月以来，国家旅游局并未再扩大这一试点范围。
■ 十一、提高外方持股人才中介机构上限
【开放措施】（1）允许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成立中外合资人才中介机构，外方合资者可以拥有不超过70%的股权，允许港澳服务提供者设立独资人才中介机构。
【解读】2005年中国修改后的《中外合资人才中介机构管理暂行规定》，要求注册资本金不低于30万美元，中方必须为控股方，外方投资者比例不得低于25%，中方合资者比例不得低于51%；其中港澳地区服务提供者可拥有的股权比例不超过70%。此次将外方控股比例进一步提升，外方合资者（非港澳地区）可以实现不超过70%的控股，港澳地区可以独资，且大幅下调最低注册资本金要求。这对于外资人才中介机构将是明显利好，也有助于更多引进国际化人才，增强中国人才中介机构市场竞争力。
【开放措施】（2）外资人才中介机构最低注册资本金要求由30万美元降低至12.5万美元。【解读】《中外合资人才中介机构管理暂行规定》要求外资人才中介机构注册资本金不低于30万美元。此次大幅下调最低注册资本金要求，有助于降低外资人才中介机构准入的资金门槛，推动更多外资人才中介机构进入。
■十二、允许设立股份制外资投资性公司
【开放措施】允许设立股份制外资投资性公司。
【解读】2004年中国修订后的 《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规定》，对外资投资性公司的公司形式要求为有限责任公司。此次允许设立股份制外资投资性公司，意味着其可以面向社会募集资金，将极大增强外资投资性公司的资本实力和投资经营能力，并且在运作上也更为规范。
■ 十三、降低外资工程设计企业准入门槛
【开放措施】对试验区内为上海市提供服务的外资工程设计（不包括工程勘探）企业，取消首次申请资质时对投资者的工程设计业绩要求。
【解读】根据WTO承诺，中国已允许外商独资工程设计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但仍然存在一定的门槛。根据中国《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管理规定实施细则》规定，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首次申请工程设计资质，其外国服务提供者（外国投资方）应提供两项及以上在中国境外完成的工程设计业绩，其中至少一项工程设计业绩是在其所在国或地区完成的；申请资质升级，应提供取得工程设计资质后在中国境内或境外完成的工程设计业绩，其中至少有两项工程设计业绩是在中国境内完成的。此次政策放宽对首次申请资质时的工程设计业绩要求，意味着中国进一步降低外资工程设计企业进入中国的门槛限制，有助于外资工程设计企业更便捷地在中国工程设计市场开展业务。
■ 十四、外商独资建筑企业承揽上海项目，不再受建设项目中外方投资比例限制
【开放措施】对试验区内的外商独资建筑企业承揽上海市的中外联合建设项目时，不受建设项目的中外方投资比例限制。
【解读】按照2002年中国发布的《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管理规定》，外商独资建筑业企业允许承揽四类工程：全部由外国投资、外国赠款、外国投资及赠款建设的工程；由国际金融机构资助并通过根据贷款条款进行的国际招标授予的建设项目；外资等于或者超过50%的中外联合建设项目，及外资少于50%、但因技术困难而不能由中国建筑企业独立实施，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中外联合建设项目；由中国投资、但因技术困难而不能由中国建筑企业独立实施的建设项目，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由中外建筑企业联合承揽。此次放宽外商独资建筑企业承揽中外联合建设项目时的中外方投资比例限制，意味着外商独资建筑企业将能够承接更多的中外联合建设项目，改变其在中国建筑市场份额过小的局面，促进中国建筑市场的良性竞争和规范发展。
■ 十五、取消外资演出经纪机构股比限制
【开放措施】取消外资演出经纪机构的股比限制，允许设立外商独资演出经纪机构，为上海市提供服务。
【解读】目前，中国对外资投资境内演出经纪机构要求必须是合资或合作（港澳地区投资者可以独资），且股比要求不得超过49%或内地合作者拥有经营主导权。此次取消外资演出经纪机构的股比限制且允许独资，有助于外商演出经纪机构更好在国内市场开展业务，进一步规范中国演出经纪机构市场，不断扩大这一市场规模，促进中国演艺行业的发展。
■ 十六、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娱乐场所
【开放措施】允许设立外商独资的娱乐场所，在试验区内提供服务。
【解读】目前，中国对外商投资境内娱乐场所（如卡拉OK厅）要求必须是合作或合作模式，不得独资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此次政策上允许外商在试验区内独资设立娱乐场所，意味着中国在服务领域对外商投资的一次开放，将推动外商独资娱乐场所在试验区内成立，更好满足区内国际人士的娱乐休闲需求。
■ 十七、允许中外合办经营性培训机构
【开放措施】（1）允许举办中外合作经营性教育培训机构。【开放措施】（2）允许举办中外合作经营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
【解读】 中国的教育培训业是从公办高校的剩余教育资源转化延伸出来的，经过近15年的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了多种办学主体的市场格局，各类教育培训主体超过10万家，但大多以区域发展为主，发展良莠不齐，连锁机构少，知名品牌少。此次允许举办中外合作经营性教育培训机构和中外合作经营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有助于进一步鼓励国外优质教育培训品牌进入中国市场，加快引进国外先进的教育培训系统、课程和方法，加快中国教育培训业的国际化发展。
■ 十八、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医疗机构
【开放措施】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医疗机构。
【解读】 由于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国内政策对于外资进入医疗领域一直持保守态度。2010年12月，国家发布《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将境外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由限制类调整为允许类，外商独资医疗机构先行试点、逐步放开。2012年，国家有关部门公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修订）》，将外商投资医疗机构由限制类调整为允许类。目前，根据内地与香港、澳门、台湾有关合作框架，港澳台地区投资者可在内地部分省市独资设立医疗机构。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一些合资高端医疗品牌已经相继在国内大城市落户发展，并取得良好业绩。此次政策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医疗机构，意味着中国在医疗服务领域对外资的进一步放开，将推动一批国际高端医疗品牌进入中国，有助于打破中国医疗服务领域的垄断局面，实现更为充分的市场竞争。
【新闻】“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医疗机构的政策在国内早已放开，但实际效果不佳，企业是否有动作会基于自贸区的后续保障细则。”针对上海自贸区将放宽外商独资医疗机构限制，某美资医疗机构高管昨日对早报记者如是说。前述高管称，股比限制的取消实际更多地面向了来自港澳台的资本，尚没有听说有其他地区资本获得审批，而其所在的医疗机构在国内扩张时都以合资的方式进行。早报记者了解到，在承担上海高端医疗的上海国际医学园区中，虽有多家外资背景的医疗机构意向入驻，但全部是以一定比例的合资进行。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美国国际医院认证联合委员会大中华区总干事房志武向早报记者表示，如果自贸区想要吸引到更多外资医疗机构的进入，很重要的一点是保障医疗资源的流动，尤其是国内公立医院医生的多点执业。前述某美资医疗机构高管表示，如果医疗资源的流动得到解决，国内的外资医疗可能会突破现在“高端”、“国际”的范畴，向贴近大众的普通医疗发展。
（注：本文“解读”部分均为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金融研究所所长任新建撰写；“新闻”部分为东方早报记者张飒、忻尚伦、刘欣、周玲、李跃群、王道军、闫鹏飞、储静伟等分别撰写。）
录入编辑：李琪
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公布，实施范围和试点政策将逐步拓展 早报记者 胡苏敏 发表于2013-09-28 07:56
2013年9月27日14时，国务院在中国政府网全文公布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 公布服务业扩大开放18项措施 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探索建立货物状态分类监管模式
■ 早报今推32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创建报告”特刊
2013年9月27日14时，国务院在中国政府网全文公布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在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共计28.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设中国大陆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国务院明确，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要使之成为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试验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发挥示范带动、服务全国的积极作用，促进各地区共同发展。
方案显示，上海自贸区的总体目标是，经过两至三年的改革试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积极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和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和新型贸易业态，加快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全面开放，探索建立货物状态分类监管模式，努力形成促进投资和创新的政策支持体系，着力培育国际化和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力争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我国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探索新思路和新途径，更好地为全国服务。
方案同时明确了上海自贸区五大主要任务，即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扩大投资领域的开放、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深化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完善法制领域的制度保障。上海自贸区服务业扩大开放措施昨日也同时公布，共六大领域，涉及18个行业。方案称，自贸区相关管理规定将自10月1日起在三年内试行。
不过，方案在“实施范围”中也特别明确， 上海自贸区将根据先行先试推进情况以及产业发展和辐射带动需要，逐步拓展实施范围和试点政策范围，形成与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建设的联动机制。
数位接受早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目前上海自贸区的大方向已经明确，至于开放力度和具体如何实施，还需静待细则的出台。
按照计划，上海自贸区将于9月29日正式挂牌成立，相关政策细则也有望同日发布。
强调制度创新
根据方案，上海自贸区建设的重点在于制度创新。方案明确上海自贸区要紧紧围绕面向世界、服务全国的战略要求和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战略任务，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方式，把扩大开放与体制改革相结合、把培育功能与政策创新相结合，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框架。
具体而言，列在主要任务第一项的即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创新政府管理方式，按照国际化、法治化的要求，积极探索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系，推进政府管理由注重事先审批转为注重事中、事后监管。
具体到投资领域的开放，最重点则是借鉴国际通行规则，对外商投资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研究制订试验区外商投资与国民待遇等不符的负面清单，改革外商投资管理模式。对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将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国务院规定对国内投资项目保留核准的除外），由上海市负责办理。
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王新奎此前也指出，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就是以开放倒逼改革，“任重而道远”，因为上海自贸区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改革外商投资管理模式，就是选择了体制当中最难的审批制度，然后又要按照国际规范来进行突破。
金融创新是重头戏
方案中涉及金融制度创新的部分，也被外界视为上海自贸区的重头戏之一。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认为，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与要素市场的发育不全有关，其中金融价格没做对就是关键一环。“那就先在自贸区里把价格做对。”袁志刚称。
方案称，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可在试验区内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创造条件进行先行先试。在试验区内实现金融机构资产方价格实行市场化定价。探索面向国际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建立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全面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
一位不具名的投行高层告诉路透社，中国需要改革的地方很多，眼下最重要也最容易突破的无疑是金融领域的改革，尤其是金融牌照的放开和资本项下的开放。上海自贸区等于是一块试验田。
根据方案，上海自贸区将选择在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以及社会服务领域扩大开放，暂停或取消投资者资质要求、股比限制、经管范围限制等准入限制措施，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者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
总部经济一直是上海力争的一块蛋糕。上海市政府领导曾表示，上海在建设“四个中心”的过程中，一直困惑的问题是，在上海的跨国公司已有400多个，但绝大多数是行政性质的，最有价值的资金运作不在其中，上海这几年一直在探索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究其原因，复旦大学全球投资与贸易研究中心主任袁堂军告诉早报记者：“这些跨国公司来到上海之后，还在等待其他制度的配合。到目前为止，中国跟国外经济的主要纽带是在进出口加工贸易上，这个总部意义不大。”不过，他也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产业链慢慢拓展，会涉及研发等环节，那么跨国公司有动力来到上海自贸区。
袁堂军还指出，总部经济还会带来“技术外溢”的效果：“除了能反过来帮助制造业产业链升级之外，对金融服务等，都有整体的提升作用。”
探索建立货物状态
分类监管模式
为适应建立高水平投资和贸易服务体系的需要，方案要求营造相应的监管和税收制度环境。通过创新监管模式，推进实施“一线放开”，坚决实施“二线安全高效管住”，促进二线监管与一线监管相衔接，强化监管协作，推动试验区内货物、服务等各类要素自由流动。同时，在维护现行税制公平、统一、规范的前提下，以培育功能为导向，探索与试验区相配套的促进投资与贸易的税收政策。
方案总体目标中就提到，要“探索建立货物状态分类监管模式”。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对早报记者表示，所谓货物状态分类监管模式，是根据货物的不同状态，由海关对其进行分类管理，此前外高桥保税区已经施行该监管模式。
他解释道，关于货物的不同状态，具体而言，有的货物从境外进入区内，还没交关税，这类货物就是保税货物；有的货物进入区内，关税已经交过，但它需要暂时放在区内，这类货物叫做完税货物；还有是从国内进入区内的货物，要与境外进来的货物进行组合、拼装等简单加工，这些国内进来的货物属于国内的非保税货物。
“进行货物状态分类管理的好处在于，管得住、管得好、效率高。因为分类后，整个出关速度就快了，而混杂在一起的话，甄别起来比较麻烦。此外，自贸区这个区域必须有一个很好的监管秩序，不能把各种货物混杂在一起，否则容易产生风险，比如没有交税的货物混着出去，这是不行的。”上述专家称。
铺开的空间
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27日在中国金融创新论坛上表示，上海自贸区对于中国关键是两点：一是中国寻求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道路，在服务贸易领域、投资领域中要进一步对外开放；二是中国未来的改革“不是寻求地方的政策突破，而是寻求能够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性建设”。
关于此前多地也希望推进自贸区建设的说法，吴晓灵昨日也专门提到：“在全国人大审议国务院提交自贸区议案的时候，刚开始有一个‘等’字，即‘上海自贸区等’，最后人大把‘等’字拿掉了，就是上海自贸区。我们希望能够让全国都集中精力在上海自贸区进行制度探索，然后能更快向全国推广，而不是全国各地都到北京来‘跑自贸区’，不把精力放在改革和制度建设上。”
专家认为，上海自贸区区内主要应完成“三个转型”，区外关键是形成桥接和溢出。三个转型是指，一是从单一贸易功能向贸易功能与投资功能并重转型，二是由在岸业务功能为主向在岸与离岸业务并重转型，三是由集聚生产贸易型企业为主向集聚跨国公司功能总部转变。
区外的桥接和溢出是指，一是要充分发挥自贸区的桥接作用，对区内区外可连通的产业，如金融等，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力争向市内扩展；二是不需国家另行批准的制度改革，如商事登记制度等，在试验区内试点成功后加快向全市推广；三是在实验区内行之有效的制度，但推广需国家批准的，建议其他园区加快向国家申请试点。从制度溢出路径看，根据自贸试验区探索出的经验，一是国家层面上制定或修改相关法律；二是根据国家授权，上海制定相关条例；三是采取一区多园的模式，扩大试验区的地理范围；四是允许服务业企业在试验区内注册，在区外开展业务。
袁堂军认为，从更长远来看，上海自贸区28.78平方公里毕竟空间有限，上海作为总部中心，应该是创新的地方，不是生产的地方。
“上海作为总部中心，制造的部门放在江苏、浙江等地，要有一个纵深的腹地才能支持上海自贸区的完善。28.78平方公里根本不够，除了进出口贸易，还有制造，等等。”袁堂军说，“自贸区一定是要配套的，多点齐发的。有一个总部和sub-zone（子区）的关系，这样才能化解这28.78平方公里不够消化的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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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贸区三年内货币自由兑换 2013-09-28 02:30:34 新京报
http://www.bjnews.com.cn/news/2013/09/28/285453.html
26日，行人、车辆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三号门。
翁磊 摄
自贸区总体方案公布，要求加快金融制度创新，促进跨境融资便利化；将于29日挂牌
据新华社电 27日，国务院正式公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29日试验区将正式挂牌。
《方案》提出，要力争经过两至三年的改革试验，建设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
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方案》明确了试验区建设的主要任务措施。
一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系，推进政府管理由注重事先审批转为注重事中、事后监管。提高行政透明度，完善投资者权益有效保障机制，实现各类投资主体的公平竞争。
二是扩大投资领域开放。选择金融、航运、商贸、文化等服务领域扩大开放。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逐步形成与国际接轨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改革境外投资管理方式，支持试验区内各类投资主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投资。
三是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积极培育贸易新型业态和功能，推动贸易转型升级。深化国际贸易结算中心试点，鼓励企业统筹开展国际国内贸易，实现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提升国际航运服务能级。
四是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加快金融制度创新，建立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促进跨境融资便利化。推动金融服务业对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和外资金融机构全面开放，鼓励金融市场产品创新。
五是完善法制保障。各部门要支持试验区深化改革试点，及时解决试点过程中的制度保障问题。上海市要通过地方立法，建立与试点要求相适应的试验区管理制度。
自贸区内网络依法管理没有特殊
为适应建立高水平投资和贸易服务体系的需要，《方案》要求营造相应的监管和税收制度环境。在维护现行税制公平、统一、规范的前提下，以培育功能为导向，探索与试验区相配套的促进投资与贸易的税收政策。
上海自贸区管委会相关人士27日表示，自贸区内互联网将依法管理，没有特殊。
自贸区管委会表示，在保障网络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允许外资企业经营特定形式的部分增值电信业务，如涉及突破行政法规，须国务院批准同意。
【总体目标】经过两至三年的改革试验，力争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
【主要任务】1.加快政府职能转变2.扩大投资领域的开放3.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4.深化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5.完善法制领域的制度保障。
【实施范围】涵盖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逐步拓展实施范围和试点政策范围。
■ 分析
四大亮点 贸易、投资、金融、监管
昨日，国务院公布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权威人士及专家认为，贸易、投资、金融和政府监管新功能将是自贸试验区的四大亮点。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指出，自由贸易试验区不是特区也不是新区。它的意义不在于争取若干优惠政策，而旨在建立一套与国际接轨的、新的制度体系，以成为贸易业态模式创新、投资开放创新、离岸型功能创新、政府管理服务创新的“试验田”和示范区。
服务业开放
搅动竞争惠及民生
与WTO主要着眼于货物贸易不同，“扩大服务业开放、促进服务贸易”是自贸试验区的重要任务。方案提出，选择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以及社会服务领域扩大开放，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者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
在此之前，由于开放不足、存在一定的保护，我国服务业的发展远不能满足需求。比如在财富管理方面，多数人只能选择存款或理财产品，在通货膨胀中资产不断缩水。在教育、医疗方面，好的学校周围一房难求，优质医院永远人满为患……
“对外开放将影响金融、旅游、教育和医疗等多个服务行业，竞争主体多元化对老百姓是实实在在的利好。”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认为。
政府监管转型
实现“境内关外”
自由贸易园区内，政府服务管理机制将更加透明、高效、便捷，营商环境将实现国际化、市场化和法制化。
政府管理将遵循国际规则，实现真正的“境内关外”，即区内企业经营自由。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管理服务的着力点将放在真正营造市场规范、标准制定、环境改善、公平竞争、诚信体系、知识产权、劳动者权益保护等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环境。
区内法制保障亦将实现创新。政府将梳理现有法规体系，完善相关法律规范，依法办事，靠规则办事。其重点试点内容包括：停止实施有关法律规定、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一定立法权、制定相关领域法律规范等。
“不改革现有的管制框架，试验区的制度优势不可能体现出来。”一位民营企业家说，如今国家将从“顶层”强化对改革的法制保障，对企业来说是重大利好。
据新华社电
■ 解读
金融领域创新
设立外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
根据总体方案，上海自贸区在金融领域有两项创新，一是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可在试验区内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创造条件进行先行先试；二是支持在试验区内设立外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允许试验区内符合条件的中资银行开办离岸业务。
【解读】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自贸区的核心政策还应是促进贸易自由化，金融领域的改革试验都是为配合贸易领域开放的。
对于有观点认为在自贸区实行完全利率市场化及资本项目开放，可能会带来热钱的涌入，郭田勇认为，确实存在这样的风险。如果自贸区内银行利率完全放开，存款利率可能高于央行上限；同时资本项目放开，这些都会吸引国际、国内资本的大量流入，都有可能引发资本投机。
郭田勇建议，金融领域开放应按照跟贸易自由化相关性及风险高低而有序放开，相关性越高的越先放开，哪个领域风险低先放开哪个。
对于银行积极“抢滩”自贸区的行动，郭田勇表示，银行在自贸区开设分行，最直观的受益就是为企业提供的存贷款及国际贸易结算业务流量将会明显增大，但对银行的深层影响则仍有待时间检验。 新京报记者 沈玮青
投资领域
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总体方案规定，自贸区选择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以及社会服务领域扩大开放，暂停或取消投资者资质要求、股比限制、经营范围限制等准入限制措施。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解读】
“负面清单”是上海自贸试验区内一项典型的制度创新，它体现了在投资领域“非禁即入”的原则，即除了清单上规定不能干的，其他都可以干，且不再需要政府事前审批。
“负面清单”事实上是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明确政府需要管的事，而不是无限制伸手。试验区采用这种新的经济管理模式，与新一届政府强调的简政放权、职能转变在本质上一致。
采用“负面清单”制度后，政府的事前审批权力会弱化，事中、事后监管能力却需要强化。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王新奎说：“今后的方向是宽进严管，该放的权力放到位，该管的事坚决管好。”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指出：“在微观层次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意在搞活经济。在宏观层次则要注重风险防控，这一点决策者需要把握好。”为加强风险管控，未来政府在反垄断审查、金融审慎监管和劳动者权益保护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据新华社电
功能转变
鼓励跨国公司建地区总部
总体方案中表示，自贸区内将鼓励跨国公司建立亚太地区总部，建立整合贸易、物流、结算等功能的营运中心。推动生物医药、软件信息、管理咨询、数据服务等外包业务发展。允许和支持各类融资租赁公司在试验区内设立项目子公司并开展境内外租赁服务。鼓励设立第三方检验鉴定机构，按照国际标准采信其检测结果。试点开展境内外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维修业务。加快培育跨境电子商务服务功能，试点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海关监管、检验检疫、退税、跨境支付、物流等支撑系统。
【解读】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昨日表示，由于上海自贸区范围并不大，土地仍是稀缺资源，因此首先吸引进驻的一定是单位产出能力较大的高端行业企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服务贸易在自贸区内将有更大的发展机遇。而总体方案中提到的，均属于高端服务业。预计上述行业企业将在内贸区内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带动区内服务业发展，提高企业竞争能力。
而对于货物贸易，白明认为，借助物流、金融、航运等领域的进一步开放，自贸区将不断提升上海作为长三角龙头的作用，辐射至长三角地区，为当地的制造业带来新的活力和发展契机，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新京报记者 沈玮青
开放服务
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医疗机构
总体方案中表示，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医疗机构。允许外资企业从事游戏游艺设备的生产和销售。允许设立外商独资的娱乐场所。
【解读】
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作为试验区，允许、鼓励外商独资办医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政策放开之后，外商独资医院并不会占据医疗市场的主体地位，但对于建设完整的医疗服务体系能够成为补充。
他指出，从患者角度而言，外商独资医疗机构可能具备较好的技术优势，患者就医也能够多一种选择。但是，由于这类医疗机构的定位大多较高端，对于医改需要解决的“看病贵”问题，不一定会起到作用。 新京报记者 温薷
上海自贸区推进时间表
2013年7月3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8月22日
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8月30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上海自贸区内停止执行4部法律有关规定。
9月27日
国务院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9月29日
上海自贸区将挂牌。同日上海市将公布自贸区首批改革政策细则。
香港新亚研究所：甚矣，吾衰也 早报记者 陈良飞 发自香港 发表于2013-09-27 08:49
1949年10月10日的晚上，香港九龙华南中学三楼一个小教室里坐了三十几个学生。教室里还有几个位置空着，是留给老师们的。桌上陈列着少许茶点，每人面前放着一只茶杯..
成立60年后陷停办危机
系钱穆创办
曾为海外文史哲研究重镇
钱穆所作新亚校歌手稿
1949年10月10日的晚上，香港九龙华南中学三楼一个小教室里坐了三十几个学生。教室里还有几个位置空着，是留给老师们的。桌上陈列着少许茶点，每人面前放着一只茶杯。
这些学生心绪不宁，满心忧虑。他们不少人刚只身从中国内地来到香港，身文分文，生活都已陷入困顿。
老师们来了。来者包括时年54岁的著名历史学家钱穆，他也是这所靠租借3个教室临时组建的学校的校长和主要创办者。除了钱穆，进来的还有经济学家张丕介、政治学者崔书琴、中国文学家刘尚义等，本来还包括当天未能出席的哲学家唐君毅。
没有音乐，没有唱歌，没有旗帜，没有任何仪式，简单得出人意料，一所学校就成立了。这所初名亚洲文商学院的学校只在该地存在了约半年时间，来年3月搬到了桂林街，并逐步成长为蜚声海内外的新亚书院。
1953年，新亚书院创办新亚研究所。1963年，香港政府选定新亚、崇基、联合三书院组建香港中文大学。1974年，受中文大学改制影响，新亚研究所脱离中文大学，在台湾教育行政部门注册立案。创立至今，新亚研究所走过一甲子，从初创时的“明星”师资阵容，到如今难以为继，被资助方台湾教育行政部门建议停办。曾经的中国文化的学术重镇，如孔子所言，“甚矣！吾衰也。”
“偶然的无中生有”
唐君毅常讲，新亚书院的创办是一个“偶然的无中生有”。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在即。时任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钱穆与江南大学同事唐君毅应广州华侨大学校长的邀请，赴广州讲学。到达广州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即解放南京、上海等地，南京国民政府大部分机关迁往广州，组成“战时内阁”。
在广州期间，钱穆遇见了老朋友、浙江大学教授张其昀。张向钱表达了自己想到香港创办一所学校的意愿，已约谢幼伟、崔书琴等3人，并力邀钱穆加入。
钱穆接受了张的邀请，于1949年6月赴港，与已经抵港的谢幼伟、崔书琴等人共同筹办学校。不久之后，张、谢二人另谋他职，钱穆又邀请同来香港的唐君毅、张丕介等人加入，最终促成了新亚书院的创办。
新亚毕业生、著名文史学者余英时在《新亚精神与中国文化》一文中称，“1949年新亚书院的创建是历史的偶然，但同时也涵蕴了一种潜在的必然。”
在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勇看来，这一种潜在的必然是指这一批北来的学人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文化担当意识，他们原本在内地从事教育工作，素有承传和弘扬中国文化的宏愿，来到香港，以香港作为传播和复兴中国文化的基地，希望中国文化能“在这块殖民地上灵根自植”。
草创时期的新亚书院确实如其校歌中所唱的那样“手空空，无一物”。改名后的新亚书院开学两个月后，其主要资助人王岳峰的企业受到致命打击，无法继续支持新亚，新亚随即陷入极度困难中。
新亚当时从学生中收取到的学费，只占书院总开支的两成不到，远不足够，只好如其总务长张丕介教授所形容的，仿效武训行乞办学的精神，四处张罗。曾亲眼目睹新亚创办全过程的徐复观在一篇回忆钱穆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新亚书院之创立，盖有类于乞食团、托钵僧，创办者日则讲授奔走，夜则借宿于某一中学课室。俟其夜课毕，则拼桌椅以寝；晨光初动，又仓皇将桌椅复原位，以应其早课之需。”
只是到了1953年之后，美国雅礼协会、亚洲基金会和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纷纷支持新亚办学，香港各界也注意到了新亚的办学理想和宏愿，新亚才开始摆脱随时可能停办的命运，并逐步走上正轨。
创建研究所
早在创立新亚书院初期，钱穆等人就预想设立一个“旨在培养中国文史专才暨大学师资”的研究所。由于经济的困顿，这一计划直到新亚书院经济状况稍有好转的1953年才正式付诸实行。
据钱穆所著《新亚书院创办简史》记载，当时美国亚洲基金会愿意资助新亚书院，钱穆对该基金会香港代表艾维表示：“余意不仅在办一学校，实欲提倡新学术，培养新人才，以供他日还大陆之用。故今学校虽稍具雏形，余心极欲再办一研究所。此非好高骛远，实感迫切所需。”
艾维深以为然，并承诺“愿出力以待他日新机会之不断来临”。在亚洲基金会的帮助下，新亚研究所在九龙太子道租用了一层房屋，供“新亚及校外大学毕业后有志续求进修者数人之用”，一个研究所的雏形在1953年的秋天总算立起来了。
钱穆亲自兼任所长，参加研究的教授有余协中、张丕介、唐君毅三位。当年毕业的四名新亚学院学生先行入所，即余英时、余时杰、唐端正、列航飞。
亚洲基金会的支持时间非常短，其后不久，艾维离开香港后，资助就断了，但是新亚研究所并未停止运作。当时新亚所所招的研究生不需要经过考试，面谈即可，或留一至二年，或长留研究所，各人做各人的研究。
到1955年，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资助新亚研究所，新亚所才正式考试招生，开课授业，成为正式培养研究生之研究所。
中大改制，新亚所出走
1956年10月，由美国福特基金会捐款，香港政府拨地，新亚书院在九龙农圃道的新校舍落成。1959年，新亚书院已拥有8系1所，在校生500多名，办学成绩卓著，闻名全港。1963年，香港政府选定新亚、崇基、联合三书院组建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成为中大当时的三个基本学院之一。
当时，新亚书院办学成绩优异，最被港英政府看重，在合并之前，新亚所提的各项条件，港英政府都予以接受。
在新亚书院所提的诸条件中，钱穆等人坚持新亚一定要办新亚研究所，也随书院一起进入中大，成为书院附属机构，经费列入预算。这一条件被负责谈判的港英政府代表团接受。
1970年，香港中文大学自行创办研究院，新亚研究所不再具有招收研究生的资格，改为招募研究助理学习员。
1972年6月，新亚书院沙田校舍相继竣工，到1973年7月，余英时自美国返港接任新亚书院校长职位后，书院师生正式由农圃道校区迁往沙田。
新亚学院校友、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国强在《新亚书院简史》一文中这样写道，新亚与其他香港中文大学书院之间的接触和交流更加频繁，但同时也引发一些对于书院无法保持其教育理想及独立性的忧虑。
这一忧虑在1974年达到最高潮。当年2月，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教育方针与大学组织工作小组，研究中大改制。工作小组其后陆续公布《初步报告书》和《总结报告书》，其主要内容是建议通过“学系整合”原则合并改组包括新亚在内的各基本书院，建议把财政、行政、招生、聘任等权力集中大学本部，“联邦制”名存实亡。由于这种安排可能破坏大学成员书院原有职能，新亚方面先后发表专文或声明予以反对，重审书院联合制度的重要性，争取保留成员书院作为独立个体。
不过，1976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学法案》在香港立法局会议上获得通过，当时的9位新亚书院董事会成员一致认为此举严重损害大学主权及书院之教育优点，决定集体辞职作出抗议。
自1974年起，新亚研究所就已不再接受中大经费补助，中大也不再承认新亚研究所毕业生的学位。其后，新亚书院董事会决议，新亚所脱离中大，在台湾教育行政部门注册立案，并恢复独立招收硕士研究生。
自此，钱穆先生等人创办的新亚教育事业也“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一朵留在了香港中文大学，丧失了独立办学权限；一朵搬回了新亚农圃院老校区，重新起步。起码从管理权属上讲，这两个机构已经只是共用一个名称罢了。
1972届新亚所毕业生、今年8月31日卸任的新亚研究所所长廖伯源说，因为改制一事，时任院长和中大副校长的余英时夹在了中大校方和新亚老先生们之间，闹得很不愉快，做了两年院长就返回美国了。2003年6月，岭南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周爱灵曾赴美国访问过余英时，余英时回答说，他相信行政精简化能让新亚有更多的资源，在书院与社区整体中推广中华文化教育。
“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发展更多的资源能力去传扬中国知识文化研究，而不是去保存任何特别的教育形式。”周爱灵说，这也导致了新亚董事会与新一代领导者对书院传统的意见分歧。
廖伯源记得非常清楚，余英时曾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位列《新亚研究所概况》毕业生名录的第一名，后来余跟新亚所的工作人员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去掉了。
1953年，余英时从新亚书院毕业后就进了刚刚筹办的新亚研究所做研究生。当时只有四个研究生，余英时后来得到了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得以赴美留学，没有从新亚所毕业。
廖解释说，1973年至1975年，余英时回港担任新亚书院院长和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因为中大改制的事情和新亚所闹得很不愉快，就有了将自己名字从毕业生名录中删掉之举，也可见这件事情对他的伤害至深。
从辉煌到危机
独立办学之初，新亚研究所师资阵容非常强大。1955年，新亚研究所正式招生时，初期导师由钱穆、唐君毅、牟润孙、潘重规等人担任，1962年，新亚所增设东南亚研究室，聘请东南亚史地学家陈荆和主持，之后又增加了严耕望、全汉升、牟宗三、徐复观等知名学者担任导师。
1974年独立办学时，钱穆已离港赴台，隐居台北，但其当初所聘之名师则多仍在新亚研究所，不少著名学者已经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亚研究所的工作中来。廖伯源评价，唐君毅、牟宗三为20世纪中国哲学大师，其对中国哲学之诠释与论证，至今为学者所宗述，徐复观治先秦两汉思想史，鞭辟入里，论多原创，胜义纷陈，亦为大师，“此三先生皆当代新儒家之代表人物，新亚研究所更被学者视作其时当代新儒家之最大堡垒”。
除了唐、牟、徐三人，严耕望治中国政治制度史与历史地理，全汉升治经济史，皆为一时专业史家。潘重规是国学大师黄侃的女婿，传黄氏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又治敦煌学与红楼梦研究。这些新亚先师皆为当时其所治学科的执牛耳之人，因钱穆的聘请，先后集中于新亚研究所。
在1990年之前的30多年之中，新亚研究所一直为海外中国文史哲学术之重镇，也是港台新儒家弘扬中国文化的主要基地。
等到这些新亚先师纷纷故去后，新亚所慢慢陷入困顿。
1974年，新亚研究所退出中大之后，其学历已经不能得到香港政府的承认，只好在台湾的教育行政部门备案注册，台湾方面准许新亚所继续招收硕士研究生，每年给出的名额是24人。到1981年，台湾又批准新亚所每年招考5名博士研究生。与此同时，台湾方面每年也给新亚所提供一点资助，最多的一年达200多万港元。
1997年之后，这一资助逐年减少，到2003年民进党执政时期减为零，之后再也没有恢复。
近10年来，新亚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几乎没有招满过，好的时候八九人，2012年最少，只有两人，博士班每年都能招满。博士每年的学费是4.5万港元，连交两年，之后每个月交1000港元直至毕业。自2003年之后，新亚所每年亏损20万至30万港元，完全依靠新亚教育文化基金会补足才得以勉强维持。
2011年7月，刚从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退休的廖伯源就任新亚研究所所长。两个月之后，他回到台湾去拜会台湾教育行政部门“高教司”的正副司长。廖陈情说，“我们也不指望你们再资助我们，是否可以给我们多增加几个博士研究生的名额，我们多招一些学生，多收一些学费以自救。”
接待廖的司长没说话，副司长说：“现在你们这么困难，也招不到好学生了，你们要不要考虑停办呢？”副司长还叮嘱廖，“你们还不能马上停办，如果你们停办，要提前几年停止招生，等到所有学生都毕业了之后再停办，不能一下子停掉。”
自1974年独立办学起，新亚所的师资即以兼职为主，极少专职教师。廖伯源赴任前一个学年，新亚所一共开了22门课。廖认为，新亚所学生这么少，开这么多门课显然太多了，他就砍掉了一些课程，为了安抚授课老师的情绪，他也承诺和老师的兼课聘约可以签两年。实际上，每门课每周上一课，每次2个小时，老师们的钟点费每个月只有2000港元，每次课500港元不到，寒暑假就没有钟点费了。
这样的一番调整之后，新亚所的亏损从2010年至2011学年度的40多万元减少到了去年的15万港元。
办学经费还只是新亚所面临的困境之一。“一个学校最要命的还不是经济，关键是找不到好的学生。”廖伯源说，“我跟校友讲，如果有一天我们不招生了，但我们的学报正常出版，定期举办一些演讲，这样来表示我们研究所的存在。”
更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新亚所图书的保存问题。
1974年，新亚所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分离时，原新亚书院图书馆所藏凡盖新亚研究所藏书章的书籍杂志，都随新亚所留在农圃道校区。根据李启文整理的《新亚研究所图书馆简介》，目前新亚所图书馆藏书总册数约13万册，以文、史、哲书籍为收藏重点，其中线装书5万余册，不少是馆藏珍本。
刘国强说，由于经费不足，图书馆的冷气很费电，也不常开了，这样藏书就要生蛀虫。刘指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包括他在内的新亚所管理委员会近期就要解决这一困难。
在刘国强看来，要解决目前新亚所的困境，有两个办法：一、加大招生宣传；二、呼吁校友捐款。
不过，另外一个事实是，新亚所自1953年创办以来，一直以培养文史哲高级研究人才为最高志向，其毕业生大多也都从事人文学科的教育与科研工作，校友中经商致富者少，这是该所与其他大学毕业生大不相同的地方。
与之对应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校园内的捐款墙上镌刻着长长的捐款者姓名及捐款数额，凡是捐款超过10000港元的人都能够留名其上。
60周年办不起一场像样的研讨会
2013年是新亚研究所成立60周年，新亚所却办不起一场稍微像样一点的学术研讨会了。
限于日渐紧促的经费，按照廖伯源最初的设想，就“北学南移”的题目，在本校演讲厅内举办若干场演讲及座谈会，讲员和听众均以新亚所校友为主，“一分钱都不用花”。
廖将他的想法与新亚校友和学界同仁沟通，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和香港树仁大学表达了合办研讨会的意向。按照三方的约定，“中央大学”负责资助该校中文系和哲学系十余位来港参加学术会议学者的旅费和住宿费，并负责打印与会者递交的论文费用；树仁大学提供会议场地和外地学者的住宿客房。
新亚研究所则负责出版上、下两册《新亚学报》年刊，作为60周年纪念特刊。廖伯源说，《新亚学报》之前每年出版一本，大概需要5万港元，今年出了上、下两册，使得新亚所今年的亏损可能要从去年的15万港元升至20万港元左右。
在多方努力之下，经过一年半时间的筹备，一场数十位人文学者参加的学术研讨会终于在今年8月底成功举办，与会学者均自行担负来港旅费。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青年学者廖晓炜博士也参加了这场纪念新亚所6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面对众多新亚校友，廖晓炜说，自1980年代末开始，中国内地年轻的人文学者已经在广泛阅读钱、唐、牟、徐等新亚先师们的著作，现在他们的书在内地也卖得非常好。
在纪念新亚创校30周年时，做过新亚书院院长的金耀基曾深情并茂地发表演讲说：“新亚不是一间普通的学校，她是一间有崇高的教育理想与文化意识的学府。新亚是由一批具有忧患意识的学人，在忧患的时代中建立起来的。忧患意识不止是由当时风雨交集的困乏而来，而毋宁是由一种要对中国和人类文化加以承载的责任感而来。……事实上，新亚成长的历史，就是她的理想越来越受到更多人欣赏接受的历史。”
（本文写作参考了周爱灵《花果飘零：冷战时期殖民地的新亚书院》、苏庆彬《七十杂忆：从香港沦陷到新亚书院的岁月》、陈勇《钱穆与港台新儒家交往述略》等著作或论文，并感谢新亚研究所同仁廖伯源、刘国强、吴明等老师接受采访并提供资料。）
录入编辑：王卉
舆情分析不能“替代”领导上网 2013-09-28 02:30:38 新京报
访谈嘉宾：单学刚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网路舆情》副总编辑
定义 把“原始舆情”制作成“信息成品”
新京报：“网络舆情分析师”到底是一个什么职业？
单学刚：网络舆情分析师就是要从复杂的网络舆情中看出“门道”，具体说，从网上及时发现舆情话题或热点，通过对舆情样本进行科学的收集、抽样、统计、汇总、分析，准确把握舆情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发展走势做出预测，提出应对与处置的意见和建议。
新京报：应该说“网络舆情”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能职业化处理吗？
单学刚：近年来，网络舆情发展十分迅猛，尤其是随着社交媒体和移动终端的发展，信息传播速度越来越快速，网民参与讨论的规模也日臻扩大，这就导致网络舆情信息的总体容量越来越大。所以，单单依靠我们个人传统的上网方式，是很难完全及时有效地发现舆情、了解舆情全貌的，舆情分析职业化的推出也就顺水推舟，应运而生。
舆情分析师就是把原汁原味的舆情样本加工成信息成品，供直接参考和利用。
新京报：网络舆情分析师的工作特点是什么？
单学刚：舆情分析就是从网上找线索，找信息，然后进行加工。所以，首先是快速，网络信息传播速度很快，分析师不能跟不上节奏。其次要准确，网上信息很庞杂，必须眼光独到，在网上找到的是最有价值和代表性的舆情样本，这是很大的一个难点。最后是专业，包括怎样去分析、研判，怎么提出科学的应对和处置方法，要有理论基础和实践检验。
新京报：具体工作流程怎样？
单学刚：简单地说，要追踪所服务部门的网络舆情态势，比如说发现最近的舆情热点，通过科学的抽样分析总结出其中趋势规律，进行文字描述，并辅以图表，提出意见，从而生成舆情简报，同时通过各种方式进行预警和汇报。
新京报：举例子说明。
单学刚：舆情工作是舆情分析师从事的日常工作，这样的例子很多。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每年“两会”期间，我们都要做“两会”舆情热点分析解读，首先会从网民反映的舆情热点作为舆情报告的选题，经过监测室舆情分析师和专家共同论证通过后，舆情分析师开始就该选题的关键词，在网上各大互动社区做言论抽样，在数理分析工具中进行聚类，找出对话题或支持或反对的代表性观点，统计出各观点在总体观点中的比例，制作图表。
同时进行的工作还包括通过搜索引擎和关键词检索，梳理话题在互联网上的热度趋势变化。
最后在整理文案中，对这些结果进行整理和进一步研究，揭示规律性特征，找出网上主流意见，对舆情进行点评，提出舆情应对的策略建议。
标准 客观还原网络上意见和矛盾构成
新京报：按照你的介绍，是不是意味着很难有统一标准来衡量？
单学刚：舆情分析的确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它不像自然科学有一样的客观的定律，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甚至同一部门不同时期面对的舆情环境都是不同的，社会矛盾、突发事件、恶意煽动、个人情绪也都可能改变和影响舆情走势。
新京报：你认为专业的网络舆情分析师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单学刚：一方面，应该熟悉网络环境，懂得网络传播规律，了解社会、尤其是网民的心态，具备宽广的视野和丰富的知识面，熟悉党政机构、企业和媒体的运行机制。
另一方面，应该有很好的逻辑思维，以及数理统计、写作和制作图表等方面的能力，这些方面都是网络舆情分析师必须具备的素质。
当然，做一切工作都离不开严谨、科学的态度，舆情分析尤其需要客观公正、认真细致，不能在工作中投机取巧，编造数据，也不要把个人感情和好恶带到分析中，要尊重事实，客观地还原网络上真实的意见构成和矛盾构成。
新京报：具体来说，网络分析师的标准是什么？怎么认定一个人是否合格？
单学刚：舆情分析师所需要的五大基础技能，即网络言论的挖掘收集、概括剖析、抽样统计、报告写作、走势预测等。
因为，这些基本功是舆情分析师最重要的工作素质。舆情偏重于对网络信息的收集、挖掘、聚类、归纳、判断和推理等分析能力。从助理级舆情分析师开始，必须熟悉网络舆情抽样、统计和分析工具模型，搜索关键词设置技巧，培养对社会心理、“刻板印象”与网络语言文化的敏锐感，能够准确地对网络舆情走势进行预测，及时发现舆情热点和拐点，尤其是创造性地提出科学合理的应对建议，这样才能极大地提高舆情报告的价值。
新京报：据我所知，人社部的职业资格考试，科目考试大多分两类，一个是理论方法，一个是案例解析。网络舆情分析师是否也是如此？
单学刚：教学中也把理论方法和案例解析结合在一起，只不过舆情分析是个新兴行业，大家都还在摸索，没有太多经典的学术理论作为基础，而且舆情分析师侧重于实操，而不是研究，所以我们这里说的理论方法，更多的是实际工作中总结出来的方法。
我们设置了《舆情分析和研判方法》、《舆情危机处置与应对》、《网络舆论生态分析》等理论方法课，所用的理论方法框架更多是我们这个团队多年来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也是在无数实操过程中考验过的，行之有效的。
分析 “服务领导”和“反映民意”不矛盾
新京报：据悉，舆情分析师之前是部分单位的工作岗位，现在演变为一种全国性的职业，原因是什么？
单学刚：最主要原因还是基于网络舆情发展的客观现状。之前，网络舆情分析更多的是学术和新闻媒体面向全社会的公共研究，配备专业舆情工作人员的机构很少，而且多数也没有经过系统科学的训练。
现在，各种自媒体的发展让网络舆情呈几何级数的发展，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都面临着舆情的压力和挑战，这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就在“倒逼”相关机构都越来越需要专业的舆情信息服务和高端咨询工作。
但是，这种需求单单靠专业的第三方机构的辅助不可能完全实现，舆情服务行业发展再快也不可能满足所有单位的需求，所以这要求各个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培养自己的网络舆情分析人员，能够处理基础的舆情工作，应对一般的舆情危机。
所以，可以说，网络舆情分析师岗位的发展和定位转化完全是社会发展催生的。
新京报：公益性分析和服务性定位的区别还是很大的，网络舆情分析师的职业标准该如何界定？
单学刚：网络舆情分析师职业的核心标准是客观、真实、准确、专业地分析研判舆情，就是把真实的信息和规律挖掘出来，以供参考和利用。所以，不论是公益性的，还是服务性的舆情分析工作，其客观上就是在汇聚网络民意。
因而，只要坚持核心标准，把民意客观、真实地呈现出来，舆情分析师实际上就是在政府、企业和网民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那么，为部门领导服务和为民意服务，就不是矛盾的关系，而是和谐统一的了。
新京报：有句话叫做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二者很难不发生矛盾，我看到有人在质疑网络舆情分析师在为谁说话。
单学刚：假如网络上海量的舆情信息没有人去及时搜集、分析，很多就会石沉大海，民众的很多诉求和愿望就没法实现，民众的智慧也无法被吸收。网络舆情分析师正是在“大浪淘沙”，找出舆情的价值，这本身对党政机关的“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和民众的表达参与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网络舆情分析师提供的是一种高端信息咨询服务，服务是有对象的，但是，只要坚持刚才提到的标准和原则，不管为谁服务，做出来的东西都应该是一样客观的，本身不掺杂主观立场，也不存在为谁说话的问题，更不是所谓“水军”。
走向 要能看出“舆情”的趋势
新京报：我注意到，不少媒体报道时都采用了“替领导读网”的说法，你怎么看？
单学刚：这实际上是我描述了舆情分析师工作之后的一个简单的概括，所以对它的理解应该建立在全面描述的基础之上，不能只看字面。
我们也说过“帮领导读网”，“读网”也好，“看网”也罢，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动作，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网络舆情分析师看的是什么呢？他看的“门道”，要看出规律、走势和价值，网络舆情分析师绝不是会上网就能做的工作。
新京报：但是能“替代”领导上网吗？
单学刚：当然不可能替代，更多的是“辅助作用”。“领导”这个词汇有很丰富的内涵，政府有领导，企业也有领导，一个团体也都有领导，不能把“领导”单纯理解为党政领导干部，而且领导还有不同层级，主要领导、分管领导、部门领导、基层领导，其外延也不是一个人，可以涵盖到领导班子、领导集体，实际上就是代表决策者和管理者。决策者和管理者需要各种各样的信息，比如宏观经济的数据、社会发展的数据，现在也需要舆情分析的数据，这同样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新京报：“替领导读网”与领导自己看网，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单学刚：两者并不矛盾，比如一个人自己会做饭，但他也会经常去饭店，也需要专业厨师。社会需要分工，领导自己看网是必须的，现在这个时代要求领导一定要会上网，能在网上了解一些民意，甚至能跟网民对话。
但是，领导毕竟不可能所有的时间都用来上网，或者随时随地都能上网，领导上网必然有他的局限性。互联网舆情信息十分庞杂，单单指望领导个人去掌握所有网络信息是不现实的。领导即使看网，也往往只能看一些表面的资讯和意见，很难有时间去收集、分析、汇总、加工网络信息，毕竟领导做的主要是决策的工作，不能指望一位指挥作战的将军自己去收集所有的军事情报吧。
网络舆情分析师恰恰弥补了领导的不足，他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更专业的技术和角度，帮领导分析汇集网络信息，提供决策参考。因而，从本质上讲，这两者是不矛盾的。
新京报：网络舆情分析师服务的对象不是普通民众，而是不同单位的领导，可否这样理解？
单学刚：网络舆情分析师可以服务于所有的机构和人，包括名人、明星，但需求最大的还是党政机关和企业的领导，因为只有决策者，才能利用好这些信息，解决相应的问题。比如，一个网民发言反映诉求，肯定是希望被相关机构和领导看到，使得问题得以解决。当然，在高校、媒体等机构也有不少从事非特定服务类舆情研判的分析师，他们主要研究公众关心的社会热点、重大事件，服务对象更多的就是全社会了，所有感兴趣的、有用处的人都可以关注其成果。
新京报：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舆情分析就是帮一些政府部门控制网络舆论，是这样吗？
单学刚：所谓控制网络舆论，恐怕已经超出了网络舆情分析师的工作范围了。网络舆情分析师提供的是一种高端的信息服务，主要是信息收集、分析，当然，舆情分析师需要建言献策，提供科学的应对参考意见和建议，但会不会被采纳，以至于最终怎么决策，这个就不是网络舆情分析师所能决定的了。
网络删帖，控制网络舆论的现象在现实中的确存在，这个说明现在不少领导对网络的认识还没有到位，遇到舆情危机，只会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这需要进一步加强他们的媒介素养，强化他们对舆论危机的处理的正确认识。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不是单靠舆情分析师可以解决的。
新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实习生 黎明
舆情分析：回归专业才是正道
@张泉灵（央视主播）：最近给一些部门讲媒体关系、舆情应对时，发现好多真正做决策的领导自己不上网，只看下面送来的舆情报告。而下面送来的报告一没科学数据分析，二没专业人士，还停留在几个人摘抄的境界。领导根据这个做判断下决定。我真是替你们着急。你们蒙上眼靠别人摸石头过太平洋呢，把自己当鉴真了。
“舆情内参”应运而生
无论是舆情项目委托，还是开设舆情局，甚至让舆情分析师成为一种职业，不管怎样，都算是中国社会开放进步的一个标志，是相关部门在民意面前的主动调整。
舆情监测分析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古代的邸报算是今日舆情监控的鼻祖了。进入现代社会，西方国家发展出了商业性的和政府下属的情报监测分析机构，既为商业服务，也为政治服务，无论是商业性公司还是政府下属机构，都强调专业性服务，政府也常向商业性公司定向委托研究项目。
在中国，由于社会还不够开放，商业性公司的分析服务此前几乎没有任何发展，直到很晚才有了一些商业调查机构、民意调查机构等，在市场中摸爬滚打，他们逐渐积累起了自己的专业声誉。
至于政府部门，则由业务司局，以及设置政策法规司，通过所谓调研来了解行业信息。历史和现状都已经说明，政府部门自己展开的业务考察和调研，虽然花费不少，但不少是走马观花，表面文章，发现真问题少。
作为把信息传播当成首要任务的媒体，则也存在许多难题，一些信息公开与否，并不取决于媒体的专业判断和职业伦理。至于中央及省级媒体，则在公开报道之外，往往通过特定的所谓“内参”系统，向上反映一些没有见诸公开报道的信息，供领导参阅，也奠定了内参以及这些媒体在中国社会的独特地位。
中国早已进入网络时代，但许多决策者并不了解网络舆情，面对海量信息确实也存在无从了解的问题，所以，依托舆情分析做决策，也应是一种潮流。
与“舆情分析师”成为职业相关联的，是各地大小机关企事业单位，都纷纷开设舆情监测室、舆情局。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那么多机关企事业单位都把舆情监测作为内设机构了。这多少也表明，这些机构对网络舆情的重视程度。
此前，许多大学的新闻院系，几乎都有舆情监测项目，从相关党政部门申请专项课题经费，受托做舆情监控分析，生意兴隆。
面对网络时代的众声嘈杂，相关单位无论是舆情项目委托，还是开设舆情局，甚至让舆情分析师成为一种职业，不管怎样，都算是中国社会开放进步的一个标志，是相关部门在民意面前的主动调整。
“舆论分析”如何免于歧途
一些专为了解舆情而设的机构，事实上真正的功能不是舆情评估分析，而是对涉及本行业本部门工作的信息和舆论的监控，监控是否有负面信息和舆论传播。
舆情分析在中国已经成为一门好生意，但是它正走在歧路上。潮流之中，泥沙俱下自是难免。
了解业务信息行业动态，跟踪收集公众对政府政策和政府行为的各种舆论，本是那些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业务部门的本职工作，当下却有一些舆情部门，不仅在职能上与原有内设机构重叠，在人力与财力上平添了一种负担。这种机构设置，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跑马圈地式的权力扩张，也使内部分工职责不清晰。
因为，舆情分析对专业性要求特别高。它要求业者有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统计学等等许多专业基础知识。没有这些专业训练，便不可能有真正的舆情分析。
但是，这些人才到处都欠缺，遑论新起的舆情分析。所以，这个行业缺乏基本的人力储备。这种人才不是简单的职业培训就能解决满足的，这个行业不是机械修理，不是与机器设备打交道，不是与流水线打交道，每天被观测监控的信息舆论背后，是活生生的人，是与人打交道。这种格局下，其评估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而决策者若是依据这样的评估做决策，难免会出现大问题。
更有甚者，一些舆情部门既缺乏专业水准，又缺乏职业道德，为凸显部门存在的价值，利用领导不上网，少上网，不了解具体情况，网上一有风吹草动，便肆意摘编，胡乱猜测，夸大事实，强给他人戴帽子，制造紧张空气，唯恐天下不乱。既误导决策，陷领导于不义，使领导和机构清誉受损，又引发社会对抗情绪，加大社会成本。这样的舆情报告分析，也并不鲜见。
就目前观测到的情况而言，这些专为了解舆情而设的机构，事实上真正的功能不是舆情评估分析，而是对涉及本行业本部门工作的信息和舆论的监控，监控是否有负面信息和舆论传播。一旦发现，立即上报，同时捂盖子，公关灭火，各种手段齐上，而不是分析这些信息舆情背后的问题所在。结果是原有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衍生出更多的问题来。这是懒政思维，害人害己。
也就是说，舆情分析对于政府决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专业的舆情分析，会让决策走向科学，提升决策的质量，反之，非专业的舆情分析，不仅无助于决策的科学性，还可能让决策者陷入被动境地，让舆情更为复杂，从而也就丧失了舆情分析的本意。
□朱学东（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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