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阅读状况堪忧 “全民阅读”是否应立法引争议 - 中国新闻网 发表于2013-08-30 15:58
有专家称，阅读要提倡，但不一定非要立法才行。从学校的教育这个环节就开始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这才是全民阅读的关键所在。
中新网8月30日电(上官云)综合报道，近日，据新华社报道，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民阅读”立法起草工作小组已草拟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初稿，并开始广泛听取各界意见，继续修改完善。这条消息很快就引起了公众的广泛讨论，“国民阅读状况堪忧”也再次成为大家关心的话题。对此，有专家称，阅读要提倡，但不一定非要立法才行。从学校的教育这个环节就开始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这才是全民阅读的关键所在。
国内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仅4.39本
日前，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了第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8~70周岁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4.9%，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为4.39本。而在1999年，我国国民的图书阅读率曾高达60.4%，此后多年，我国阅读状况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倒退趋势
而青少年的读书状况尤为令人担心。中国少先队事业发展中心2013年7月发布的《第六次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状况调查报告》显示，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特别是微博、微信的广泛应用，使未成年人阅读方式呈现“碎片化”趋势。报告称，青少年中有61.6%使用微博，经常发表观点的为33.9%。
此外，在青少年读者群中还存在着“网文受追捧，经典名著被冷落”的现象。有一位中学生受访时称，他喜欢看时下比较流行的网络玄幻小说和校园青春读物，还会和要好的同学讨论情节。相反，他觉得一般名著的语言都很艰涩，内容无趣而枯燥，“很没意思”，“读这些东西就是为了提高学习水平”。
这并不是个别现象，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朱自强在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也曾用“三多三少”来概括当下青少年阅读的现状：功利性阅读多，情趣性阅读少；“浅阅读”多，“深阅读”少；图像阅读多，文字阅读少。
工作忙成“不爱阅读”首要原因
第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在问及受访者不读书的原因时，获选率最高的选项是“工作忙，没时间”(42.8%)，其次是“没有读书习惯”(35.8%)。其他选择较多的选项还有:看电视多、不知道读什么、找不到感兴趣的书等。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玮认为，当下竞争社会生活节奏加快，“没时间”成为民众不读书的重要原因。因为专业的缘故，程光玮保持着每周一本书的阅读量，但他同时表示，自己也“没充足的时间读书”。
不仅大学教授如此，普通职员也面临着同样的现状。一位在某电视台工作的女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的社会太浮躁，而读书却需要静心思考，至少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每天没完没了的加班，面对巨大的工作压力，谁还有闲情逸致去读书呢？
还有不少受访者表示，图书定价太高也是自己不读书的原因之一。而书籍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同样困扰着众多读者。“我大学的时候很喜欢读书，因为那时候的书写得认真，很有深度。”有网友这样表示，“现在已经不爱读书了，很多写书的人已经脱离了时代。”
而公共图书馆数量过低，或许也是造成全民阅读状况日趋严峻的原因之一。由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主编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2012》统计，2012年中国共有县级以上独立建制的公共图书馆3076个，而截至2011年底，中国平均每44万人才有一所公共图书馆，平均每3201平方公里才拥有一所公共图书馆，人均拥有图书量仅为0.52册。
消除阅读隐忧重在倡导
为了改善这种令人担忧的“全民阅读”状况，8月初，据媒体报道，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传出消息：“全民阅读”也将立法。
此条消息引起了广泛的议论，对此，有专家力挺，称许多读者面临着“不知道如何选择好书阅读”的情况，因为读者缺乏引导。“全民阅读”立法对国民的阅读起到引导作用，或许可以培养读者对好书的鉴别能力。毕竟要多读书，也要多读好书。养成好习惯需要漫长的培养过程。
但也有人表示，要提高“全民阅读”的水平重点应该是“倡导”而非强制。“阅读立法”的中心不应是规定人人都必须读书，或者给每个人每天的读书量限定数额，“阅读立法”应该为社会强制规定阅读条件和环境，如每多少人口必须有多大规模的图书馆、或像上海做到每一公里就能找到一家图书馆等。或者规范目前的图书出版行业，努力提高图书质量。
而针对青少年读者群中尤为明显的“浅阅读”、“阅读碎片化”、“过分追捧网文”等现象，有老师则建议，可以在“学校”这个环节着重培养学生的读书意识，比如可以在课外设立专门的阅读时间，让学生阅读纸质书，并安排阅读指导老师，引导学生阅读；或者多举办一些校园阅读节之类的读书活动，以比较有趣的形式向学生解读经典名著。此外，家长也可以注意在家庭内营造读书氛围，多为孩子选择趣味性、知识性强的书籍刊物。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评论家张颐武教授则认为，就中国人现在所读的书来说，那些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能陶冶性情的“闲书”所占的比例极大地减少了，这才是目前最大的隐忧。张教授建议读者改变阅读的功利心态，应该每天至少要读20分钟的“闲书”。这些书将直接影响着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和人文素质，甚至关系到文化价值的传承。
录入编辑：王卉
平民村：近代上海的“廉租房” 严国海 发表于2013-08-27 08:24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社会最低收入阶层主要是居住在草棚内的城市平民，政府鉴于草棚的危险性和治理市容着眼，开始了平民住房建设的过程。
中山路平民村占地52亩，建有甲种住房330间。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社会最低收入阶层主要是居住在草棚内的城市平民，政府鉴于草棚的危险性和治理市容着眼，开始了平民住房建设的过程。在财政投入有限的前提下，当时上海市政府主要采取了向银行信贷和向垄断企业融资的方式，前后兴建了三个平民住所和四个平民村，满足了一部分草棚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需要。但由于政府过度依赖商业贷款，还本付息压力较大，加上土地私有制使建设成本高昂，因此平民住房的租金定价偏高，影响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何正确处理社会筹资和财政投入的关系，是“廉租房”建设面临的一个问题。
兴建起因与背景
上海市政府于1928年10月开始实施平民住房的建设。起因是当月闸北邢家宅长春路草棚发生大火，一夜之间数百名居民无家可归，多数灾民被迫露宿街头。有些居民准备在原地重新搭建草棚。
据统计，当时上海的草棚总数在5万户左右。这些家庭居住条件十分恶劣，棚舍破陋，缺乏最低限度的市政卫生设施，居民收入低微，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为紧急安置灾民并安抚民心，1928年10月，上海特别市政府会议通过决定，筹建平民住屋，组建上海市政府“筹建平民住所委员会”。
“筹建平民住所委员会”（1930年7月易名上海市政府平民住所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调查市内平民居住状况、调查市内草棚分布情形、 筹款建筑、设计、勘定建筑地点、工程建设监督、制订平民住所管理方法和奖励市民兴筑等事项。
在各方的努力下，至1931年先后建成三处平民住所。第一平民住所位于全家庵路(即今临平北路)，距离邢家宅长春路不远，占地22.863亩，建有平民住房100余间。第二平民住所位于斜土路，占地面积23.998亩，建有平民住房400间。第三平民住所位于交通路，占地面积15.543亩，建有平民住房300间。
1931年7月1日，平民住所委员会全部工作移交上海市工务局。由于工务局职能所限，此后平民住所建设工作几近停顿状态。
平民住房较大规模的建设阶段，起始于1935年4月。是月17日，“上海市平民福利事业管理委员会”（简称平福会）宣告成立。市府各局局长及若干知名中外人士为委员。其中有两位欧美人士和一位日本人，据称这样的组织结构是因为，“有外人容易对付租界，容易吸收外资”。根据平福会的组织章程，它主要举办模范平民住所和人力车夫有关的事业，以及办理平民教育卫生等事业。
平福会是一个“议事而兼执行”的机构，由于有较高的权威和比较充足的借贷资金来源，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它就先后建成了其美路、中山路、大木桥和普善路四处平民住房，并命名为平民村。
其美路（今四平路）平民村占地39.5亩，建有甲种住房214间，乙种36间；中山路平民村占地52亩多，建有甲种住房330间；大木桥平民村占地22亩多，建有甲种住房160间，乙种8间；普善路平民村占地48.5亩，建有甲种住房252间。此外上述平民村均建有男女宿舍各1所，供单身职工居住。四处平民村建筑面积合计2.69万平方米。
资金的筹集与使用
平民住房的建设不同于商品住房的开发，一次性投资大，回收周期长，经济效益低，理论上应该属于财政投资领域。但是由于当时政府的性质，在财政支出上不可能以平民住房保障为重点，因此，在财政投入严重不足的制约下，平民住房建设主要采取了由上海市财政局和市政府分别出面，向商业银行和企业信贷融资的方式。
1930年，市政府决定从临时经费项下拨10万元（含已拨2万元），并批准向市银行借贷12万元，计划建造平民住房1200间。后因财政未能兑现拨款，只能依靠向市银行借贷进行建设。
其中规定，12万元借款分六期交付，1932年7月份起由上海市财政局按月拨款1万元还本，至1933年6月份还清。借款月息九厘，利息以房屋租金收入为担保，由财政局按还款表结付。借款以现有第一平民住所、第二平民住所及将来以该借款添建之全部建筑物为担保品，但基地不在其内，所有建筑物保险单由上海市银行保管。借款如届期不能偿还，市银行得将全部担保品随时处分。
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弥补了财政投入的不足，是初期三处平民住房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商业信贷成本较高，政府为了降低财政支出，就有可能将还贷的负担向房租转嫁。
1935年平民住房建设获得较大进展同样得益于借款。根据上海市政府向沪西电力公司借款一百五十万元合约的规定，以一百万元举办模范平民住所，以五十万元举办与人力车夫有关之事业。政府承诺偿付借款本金及对于递减之剩余借款付给长年（30年）六厘之利息。将该借款经营各项事业之一切收入，以及依据政府与公司所订专营权合约的有关规定、政府向公司征收的款项，优先充作偿还本借款本息之担保品。
值得注意的是，平民住房建设的初始资本如果完全来自企业贷款，财政缺乏必要的投入，平民住房的租金就不可能有效降低。
为了开拓其他筹资渠道，当时的上海市政府还提出过以变卖公产充实平民住所建设基地；平民住所委员会还制定规则，以“奖劝民众团体及私人集资建筑”；市建设讨论委员会专门议决“向各绅富各慈善团体及各商业团体募借”经费，并“请市府令饬公安局社会局向各工厂劝设工人住所以补官力之不逮”；市政府还拟定保障章程，奖励各界建造平民住屋如免除房捐及减轻水电负担等。但从实践上看，这些措施均收效甚微。
就平民住房建设资金的使用而言，在住房的设计、施工和购买用地上，也反映出具有一定的效益观念和质量意识。
初期落成的三处平民住所，每家只有一间房，“以致住宅环境不易改善”，平民村设计时作了适当的改进，有甲乙两种住房，以满足基本的生活居住功能为目标。如占大多数的甲种住房包括居室、厨房和盥洗室各一间，并在居室上搭有小阁楼。各村还建有礼堂、洗衣场及厕所等公共设施。
1935年建设平民村时，工务局在《申报》上发布了工程招标公告。在建设用地上，三处平民住所都是租地建房的，政府面临着租金上升的压力。考虑到上海地价的上涨趋势，平民村建设在资金许可的基础上，采取了“买地造屋”，以求在降低租金成本的同时，获得未来的土地增值收益，并以此提高政府偿还债务的能力。
在平民住房建设成本力求降低的同时，另一方面，由于旧上海土地私有制的属性，使平民住房建设的成本大大提高。全家庵路平民住所支付的土地租金每年每亩50银元，斜土路平民住所每年每亩30银元，交通路平民住所每年每亩130余银元。在1935年建造的四处平民村共耗资57万多银元中，购买土地的投入就几乎占了三分之一。
土地私有制的制约下，政府非但无法划拨公地用于平民住房的建设，相反必须在有限的资金中拿出很大一部分用于土地产权的支出，包括土地成本在内的建设成本大大提高。
政府在面临土地成本高昂的情况下，若缺乏足够的财政投入，过度依赖银行和企业贷款，不仅使平民住房的租金可能偏高，也使平民住房建设的规模极为有限。从总的建设情况来看，前后两阶段、总共1800多间平民住房（不含男女宿舍）的建设规模，相对于上海5万户草棚居民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管理与租金
平民住房的租金由上海市财政局统一收取，管理维修费用也由市财政局统一支出。
管理费用主要是管理人员的薪水支出。上海市政府建立起了由国家公职人员组成的管理机构，这不同于一般的物业管理。“平民住所设总管理员一人，总理全市平民住所事务，每一平民住所设管理员一人，于必要时得增设助理员若干人，由社会局委任，办理本住所下列各事项：一，关于清洁卫生事项；二，关于安宁秩序事项；三，关于住民生活之训练指导事项；四，关于住民公共娱乐事项等。”
1935年，上海市社会局将平民住所归属附近的平民村管理，即第一平民住所由其美路平民村管辖，第二平民住所由大木桥平民村管辖，第三平民住所由普善路平民村管辖。每个村设主任一人，另有助理员３８人。除村主任和助理员外，聘用教职员若干人。“村主任秉承本会总干事督同助理员办理村内住宅宿舍的管理人事登记文书庶务事项，调查统计报告事项等；村内一切学校教育社会卫生事业及公民训练由村主任督同助理员及教职员办理；各村支出经费由村主任造具预算决算呈由本会核转市政府；村主任每月须将村内工作状况报告本会查核。”
对平民村加强管理和控制，是平福会的重要工作。在该会设立之初，除建筑设计组外，它又专设了训练组，为实施管理和控制做准备。1935年7月该会登报招考训练班学员，并借四川路青年会开班训练，前后四个半月，“所定学科约有党义、簿记、民众教育、卫生及初级救伤法、演说、社会经济、体育、产妇及儿童管理及社会调查各科”，“考试及格有34人，均已分派为各村主任及助理员，主任月薪60元，助理员则40元。”这支力量虽然也可能为平民村居民提供一定的社会服务，但其主要目的却是适应国民党“训政”时期的需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上海市政府建设平民住房力求达到的另一个目的。
平民住房的出租对象主要是草棚居民，这从平民住房建设选址在草棚区附近，以及承租户的实际情况来看，大体如此。但对于甲种住房每月3元、乙种住房4元的房租（三个平民住所每间2.5元），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居民无力承担，他们会继续选择草棚居住，以至于后来修订的《平民村居住规则》不得不扩大出租范围，把对象进一步扩大为“本市市民”、“有相当职业”、“全家每月收入在30元以下”等。
就当时情况来看，上海下层的平民家庭，有正常工作的话，月收入一般在15-20元，每月三四元的房租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四五口之家来说，确是比较大的负担。而把平民住房的出租对象扩大到最下层的草棚居民以外，既反映了房租确实较高的事实，也反映了政府为收回住房投资，不惜牺牲贫困居民利益的本质。平民住房的租金标准是政府制定的，虽然低于同等住房的市场租金，但对于草棚居民这一最低收入阶层来说还是偏高。
根据上海市社会局1931年对平民住所居民生活状况的调查，在722户家庭中，“生活裕如者”仅46户；“生活尚可者”460户；“赤贫”113户；“次贫”103户。说明居民中生活状况不佳者还是占有相当的比例。
一般来说，租金标准实行政府定价，原则上按照维修费和管理费两项因素确定，同时也应该考虑到按租赁户家庭收入的一定百分比来确定房租，如按承租家庭月均收入的5% ～10%交纳租金是比较适当的。但由于平民住房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借贷资金，政府在租金定价的时候通常就要考虑还贷的因素，因此在财政投入不足的前提下，租金标准偏高不可避免，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平民支付租金的负担，从而对平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不利的影响。
1935年落成的四处平民村，在1936年2月交付使用时，中山路平民村交费户数145，登记户数208，分别占该处全部住房的44%和63%；普善路平民村交费户数75，登记户数139，分别占30%和55%；其美路平民村交费户数70，登记户数262，分别占28%和104%。只有大木桥路平民村交费户数和住户数完全相等，都是168家。这说明平民是很需要住房的，但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的支付能力又是很有限的。
平民入住后，由于房租负担较重，逃租现象也时有发生。据稽查员调查后称，租户“均系贫民，家具不多，一二辆人力车即可装运，逃迁时均在夜间，又不报告公安局，以至无从扣留”。由于房屋租金在家庭收入支出中的比例过大，造成了不少居民不愿意搬入平民住所居住，有的还希望以保留饲养牲口维持生计。
据调查，各棚户不愿意迁入的原因之一是“住所内不能养猪生计攸关”。希望在平民住房里继续养猪，或许是这些来自农村的棚户居民的陋习，但以此副业来弥补家庭收入的不足，似乎也是显见的事实。平民住房的租金偏高才是问题的主要症结。
因此，要使平民住房的租金标准有所降低，从而使平民的基本生活有所保障，惟有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使政府的财政开支而不是收缴的房租，成为社会筹资还本付息的主要来源。这也是政府确定合理房租的基本保证。但当时上海市政府由于其阶级局限性，不可能这样做。旧政府是不可能做到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可能真正从改善民生的角度，自觉地为最下层劳动群众谋福利的。■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周知秋编辑，工作邮箱：zhouzhiqiu@wxjt.com.cn）
录入编辑：任凭
官员频出“雷语”不只是表达有问题 2013-08-30 09:14 来源：中国青年报
近年来被曝出的一些政府官员的“雷人”语言，引起公众极大关注，也令部分地方官员的水平遭受质疑。而最新出台的《浦东新区行政首长问责办法》中，正式将“行政首长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在公共场合的言行与职务身份不相符合等行为，造成重大失误或不良社会影响”写入问责条款。（《新闻晨报》8月29日）
一些官员的“雷语”，从表面上看，是他们口无遮拦，缺乏说话的艺术，但在笔者看来，很多“雷语”与技巧无关，也并非都是“说”出来的。
中国有句俗话叫“屁股决定脑袋”， 而嘴巴又被脑袋所决定。当初，南京江宁区房管局原局长周久耕，如果不是把屁股坐在开发商一边，置老百姓关于高房价的感受于不顾，怎么会说出“开发商售楼低于成本价要查处”的惊人之言？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之所以发出“雷人”之语，盖因自身利益驱使。
所谓言为心声，一些官员在平时的工作中就是这么做的，一不小心讲出实话，会将不知内情的人“雷翻”。比如，2010年12月，双流县举办活动，该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勤务二中队副中队长梁忠执勤。“领导”车将到，一辆群众奥拓车还塞在路上，梁忠在和司机争执时说：“我不管你啥子，你是为啥服务？我是为领导服务，领导重要还是哪个重要？”如此“雷语”，也就是实话实说，是天长日久“做”出来的。
有些官员的语言听起来很“雷”，是习惯成自然，是被“惯”出来的。譬如，河南信阳市一位局长在遇到交警查酒驾时，突然从车上下来不停地喊：“我是处级领导，谁敢查我的车？谁敢查我？我是处级领导！”平时骄横惯了，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遇到交警拦阻便怒不可遏，也是这位局长的本能反应。对于这样的官员，你给他培训什么“讲话艺术”，岂不是对牛弹琴？
如果将近年来一些官员的“雷语”认真梳理，当然不止以上几类。表面上看是官员口无遮拦、祸从口出，但根子还是官员“居庙堂之高”，不把群众的利益和感情放在心上，导致“满嘴跑火车”，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此弊不除，上级问责难奏效，再高的“讲话艺术”，也难遮掩“雷人”官员丑态百出。
(高君波)
（责任编辑：章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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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31 August 2013
Friday 30 August 2013
ECG Story - David B. Geselowitz
Electrocardiography - AUTHOR David B. Geselowitz
www.ieeeghn.org/wiki/images/8/86/Electrocardiography14July11.doc
CITATION
In the modern world, electrocardiography is a medical technology that is used every day in doctors' offices, clinics, and hospitals around the world. The technology grew out of investigations beginning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of electrical phenomena in living systems. Nerve and muscle are electrically active, and the heart produces currents and voltages that can be recorded in what is called the electrocardiogram (ECG). In the course of the 20th century,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elucidated the medical significance of ECGs, set standards for recording ECGs, and helped make the technology invaluable to medical practitioners.
TIMELINE
1791 Luigi Galvani reports that an electric spark can cause muscle to twitch
1853 Hermann von Helmholtz develops the physics of the volume conductor problem
1856 R.A. von Kölliker and Heinrich Müller measure electric currents generated by frog heart
1887 A.D. Waller records a human electrocardiogram (ECG)
1901 Willem Einthoven describes the string galvanometer for recording an ECG
1905 Cambridge Scientific Instrument Company sells first commercial string galvanometer
1927 William Craib develops the theory of a dipole source in a sphere
1933 Frank Wilson relates current sources in the heart to external potentials
1938 The first standards for electrocardiographs are published
1946 Herman Burger formalizes heart vector and lead vector concepts
1949 Norman Holter invents an ambulatory ECG monitor
1953 Otto Schmitt, Richard McFee, and Ernest Frank develop vector lead systems
1963 G.M. Baule and Richard McFee measure the magnetic field of the heart
1964 H. Gelernter and J.C. Swihart began computer modeling of the forward problem in ECG
1984 Adrian van Oosterom and Thom Oostendorp publish the first version of ECGSIM
ESSAY
Because heart disease, along with cancer, is at the top of the list of public health concerns, electrocardiography, which provides vit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functioning of a hear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medical technologies. This technology grew out of investigations beginning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of electrical phenomena in living systems.
Galvani to Waller
In 1791 Luigi Galvani reported his observations that an electric spark could cause the muscle of a frog leg to twitch. This report initiated the study of bioelectricity, which made great progress in the 19th century through the efforts of numerous investigators, often with ingenious experiments. It was found that muscle and nerve cells are electrically active and that electric activity propagates along muscle and nerve fibers. In a sense, the electric battery was an off-shoot of bioelectricity: Alessandro Volta suggested that a voltage arose in the path Galvani was studying due to a contact potential between dissimilar metals, and Volta went on to use this idea to invent the battery.
Since body tissues conduct electricity, currents and electric potentials (voltages) are produced in the surrounding medium. In some cases the potentials are large enough to be detected at the body surface. In the case of muscle, signals can be detected for each of the three muscle types—skeletal, smooth, and cardiac. It was realized that these signals could provide important clinical information. The electrogastrogram, for example, reflects electric activity of the stomach; the electromyogram records electric activity of skeletal muscle; and the electroencephalogram records activity of the brain as measured on the scalp. Of greatest clinical significance was the realization that the electrocardiogram provides information about the heart.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Galvani’s experiment dealt with electric stimulation of muscle, and stimulation of muscle, especially of the heart, is an important medical topic on its own. This topic, which includes the development of pacemakers and defibrillators, is outside the scope of this article.
The study of the spread of currents in body tissues is called the volume conductor problem. In 1853 Hermann von Helmholtz developed the physics of the volume conductor problem in a remarkable paper, which was later of value in understanding the electrocardiogram.
In 1856 R.A. von Kölliker and Heinrich Müller of the University of Würzburg measured the electric currents generated by a frog heart, and in 1887 Augustus D. Waller of St. Mary’s Hospital, London, was the first to record the human electrocardiogram (ECG). Waller used a sensitive detector of electricity, the Lippmann capillary electrometer. He captured a time record of the voltages by photographing the shadow of the meniscus (the top surface of the liquid in the capillary tube) on moving paper. It was immediately recognized that the ECG could be a powerful tool for learning about the function of the heart.
Einthoven
In 1901Willem Einthoven, a physician and physiolog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Leiden, developed the string galvanometer. It had a better sensitivity and frequency response than the capillary electrometer and was much sturdier. Using this device, Einthoven made clinical electrocardiography practical. He undertook many clinical studies, which advanced the art of interpretation of the ECG, and he performed animal experiments to aid in this understanding. Finally, he presente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relating the ECG to sources in the heart, work for which he received a Nobel Prize in 1924.
A lead is a pair of electrodes in which a voltage, as recorded in an electrocardiogram, is developed. In the simplest case a lead involves two electrodes attached to the skin. The leads used by Einthoven, called limb leads, were obtained from pairs of electrodes attached at the left leg (Lead 1), the left arm (Lead 2), and the right arm (Lead 3). Einthoven recognized that these voltages were not independent, but that Lead I + Lead III = Lead II, a result today known as Einthoven’s law.
A lead may also involve several electrodes to which resistors are attached. One such lead used in the standard ECG recording is obtained by connecting equal resistors to the three limb electrodes and tying them together. This terminal is referred to as the Wilson central terminal. It was proposed by Frank N. Wilson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who made many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electrocardiography, both clinical and theoretical.
Einthoven proposed that the heart as an electric generator acts approximately as a dipole, that is, as a pair of electrodes (electrical terminals) separated by a short distance. He regarded the electrical action of the heart and other quantities as vectors (quantities consisting of a magnitude and a direction), and proposed an analytic scheme in which three vectors form a triangle, called today the Einthoven triangle.
From Einthoven to Burger
Nerve fibers and muscle fibers are cylindrical in shape. When a fiber is active, an impulse, called the action potential, propagates along the cylinder with a given velocity. The impulse involves the membrane of the cell, which undergoes a rapid depolarization. The action potential produces currents which may be considered to arise from a dipole.
In cardiac muscle, the cells are interconnected in such a way that the muscle can be considered a syncytium (a cell-like structure with many nuclei). As activity propagates through the heart muscle (myocardium), it produces a waveform on the body surface designated the QRS complex. Excitation is followed by recovery (repolarization), which produces a T wave. These characteristic ECG forms were recognized and named by Einthoven.
In the 1920s the South African William H. Craib studied the field of muscle preparations in a spherical conductor. In a famous experiment Craib showed that the potential produced by a strip of muscle was that of a dipole. This helped validate Einthoven's idea that the heart could be regarded as a dipole, with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pair of electrodes small in comparison with the distance from the heart to the skin. Theoretical work by investigators in various countries advance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iological phenomena behind the ECG. For exam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33 Frank Wilson related current sources in the heart to external potentials, and in the Netherlands Herman C. Burger formalized the concepts of heart vector and lead vector thirteen years later.
Biophysical studies
Einthoven’s concepts led investigators to consider several problems. First, how can surface potentials be calculated given a current dipole source in a bounded-volume conductor? This is called the forward problem. Second, how can the heart dipole be estimated from skin potentials, which is known as the inverse problem. Third, how accurate is the single dipole approximation?
The investigators named above tried to put the theory on a firm physical basis, with the earliest work being done by Burger. Since there were no digital computers available, the investigators resorted to a physical analog to relate a dipole source (representing the heart) to skin potentials. The analog, called a phantom, was a surface representing the human torso. A dipole source in the heart region was energized, and potentials on the surface were measured. In this way the problem of relating skin potentials to a dipolar cardiac source was solved.
The inverse problem involved determ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eart dipole from voltages measured at the skin. Several investigators came up with schemes for doing this, relating the measurements made at a small number of skin electrode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pole.
The third question is how good an approximation is the heart dipole. A definitive answer was provided in 1956 by Ernest Frank, an electrical engineer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Frank built a phantom that was a plaster cast of a particular individual, which he could equip with leads and then measure electrical behavior. He found rather good agreement between the actual behavior of the heart and the behavior of a dipole source, thus validating the approach.
With the advent of electronic digital computers it became possible to solve the forward problem without the use of a phantom. The team of H. Gelernter and J. C. Swihart at IBM, and Roger C. Barr and subsequent investigators elsewhere began pioneering this approach in 1964.
Relation to cellular activity
The forward problem can be solved for a given source distribution. For many years emphasis was on the current dipole as discussed above.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as interest in relating the source distribution to cardiac cell activity. There was evidence that the wavefront separating resting heart cells from those that had undergone depolarization was a surface dipole layer. This activation layer would move through the heart during the cardiac cycle. So researchers regarded the cardiac activity as the motion of this double layer, which could be approximated as a single dipole.
Investigators studied animal hearts to try to determine the spread of activation. Many electrodes were placed in the heart and the voltage recorded. As activation passed an electrode the recorded voltage changed abruptly. Dirk Durrer of th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reported results from a resuscitated human heart in 1970. In this way a picture emerged of the spread of activation in the heart. These studies also gave information about the repolarization or recovery phase of the heart, which occurs more gradually.
In 1973 Walter Miller and David Geselowitz published a simulation of the ECG which gave very good results for the normal heart as well as for several examples of infarction and ischemia. Their result has been referred to as the Miller-Geselowitz model. The heart was represented by 23 dipoles. It incorporated reported results of the sequence of activation and the cardiac action potential. A digital computer solution was used for calculating potentials at electrode sites on a realistic torso. Subsequently Adrian van Oosterom and Thom Oostendorp of the Radboud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in Nijmegen published a more sophisticated simulation called ECGSIM in 1984.
Standards and safety
An important group advancing the state of electrocardiography was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HA) Committee on Electrocardiography. This committee proposed standards for leads, electrode placement, axis conventions, and nomenclature. Three activities of this committee were standards for electrocardiographs, for electric safety, and for computer interpretation of arrhythmias. When Hubert Pipberger, a cardiologist with the Veterans Administration in Washington, D.C., becam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in the mid-1960s, he appointed a subcommittee of biomedical engineers to address instrumentation problems. Later engineers became full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The electrocardiograph is powered from the mains. Because impedance (a measure of opposition to current) is relatively small at the electrode skin interface, the electrocardiograph acts a current source driving current into the body. The key to the electric safety standard is to specify the limit on this leakage current, which has a direct path to the heart through the body.
A modest number of experiments had been performed to try to determine the threshold for causing the heart to fibrillate, which is the danger of small currents. These experiments led the Committee to adopt a leakage-current limit of 10 microamperes. There had been a study in 1936 to determine safety limits for electric currents with regard to workers in the vicinity of high power lines. These studies identified the important concept of the vulnerable period, an interval during the cardiac cycle when a current pulse could cause fibrillation.
The earliest standards for electrocardiographs were published in 1938. They have been revised several times. Pipberger instituted the policy that no member of the Committee could have any connection with industry. The question was raised whether the Committee lacked knowledge about the design and engineering of the devices. This contingency was handled by the Committee holding periodic open meetings where they presented their current thinking. Manufacturers could then provide feedback.
ECG monitoring and other topics
The ECG is monitored routinely in the operating room. It is monitored on patients in coronary care units, often with a wireless connection to the nurse’s station. With a routine ECG a rhythm strip of the order of ten seconds is recorded to detect arrhythmias. Researchers have found, however, that this duration is often inadequate. Norman Holter developed an ambulatory monitoring device (Holter monitor) which records the ECG over a period of 24 hours to detect arrhythmias which occur more infrequently.
Systems have been developed to transmit the ECG over a telephone line to a central station where a report will be sent to the physician. If an emergency situation is detected, help can be sent to the patient. At present, the telephone transmission is activated by the patient, but schemes are under development for the patient to be continuously monitored and if a critical event is detected the transmission will be automatic.
In 1963 Gerhardt Baule and Richard McFee measured the external magnetic field resulting from cardiac activity (magnetocardiogram). David Cohen introduced use of a more sensitive magnetometer, called SQUID for Superconducting QUantum Interference Device. David Geselowitz worked out the theory for magnetic fields external to a volume conductor, and several laboratories have been exploring magnetocardiography, but clinical relevance is yet to be established.
Several investigators developed computer programs for interpretation of the ECG, including manufacturers who incorporated these programs in electrocardiographs. Interpretation of cardiac arrhythmia provides a particular challenge. The AHA Committee on Electrocardiography formed a group of experts to come up with a database in which representative ECGs were annotated to indicate the arrhythmia. This database could then be used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arrhythmia programs.
Another topic of interest is body surface mapping, where a large number of electrodes are attached to the skin to produce a map of ECG activity instant by instant during the cardiac cycle. Robert Lux use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o determine the number of components necessary to extract the information present. A separate but related question is the number of leads necessary to extract the diagnostic information from the ECG.
A final topic is cardiac mapping. An electrode can be inserted into the heart and placed at various locations on the endocardial surface. Techniques are available for tracking the location of the electrode and displaying the electrograms. One very important application involves identifying the site of the origin of an arrhythmia, which can then be treated directly. This technique has proven to be quite successful. Studies have also been performed on the pattern of excitation waves during fibrillation to try 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of this phenomen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eld of electrocardiography has been a continual collaboration between cardiologists and engineers. The result has been a painless, noninvasive technology that is today invaluable to medical care throughout the world.
BIBLIOGRAPHY
References of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1. H. Helmholtz, "Über einige Gesetze der Verheitlung elektrischer Ströme in Körperlischen Leitern mit Anwendung auf die thierisch elektrischen Versuche", Annalen der Physiologischen Chemie, vol. 29 (1853), pp. 222 ff. (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6lfkAAAAMAAJ&dq=Helmholtz%201853%20Annalen%20Chemie&pg=PA353#v=onepage&q=Helmholtz%201853%20Annalen%20Chemie&f=false)
2. W. Einthoven, "Le telecardiogramme," Archives Internationales de Physiologie, vol. 4 (1906), pp. 132-164. (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zv0aAAAAIAAJ&dq=Archives%20internationales%20de%20physiologie%201907%20Einthoven%20132&pg=PA132#v=onepage&q&f=false)
3. W.H. Craib, "A study of the electrical field surrounding active heart muscle," Heart, vol. 14 (1927), pp. 71-109.
4. "The Electrophysiology of the Heart,"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65 (1957), pp. 653-1146. [Everybody in the field reported at this meeting. The Annals provide an excellent presentation of the state of the art.]
5.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electrocardiogram," Circulation, vol. 115 (2007), pp. 1306-1324. [This is a joint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the Heart Rhythm Society, and the Society for Computerized Electrocardiography.]
References for Further Reading
1. George Edward Burch and Nicholas P. Depasquales, A History of Electrocardiography, second edition, Norman Publishers, 1990.
2. H.C. Burger, Heart and Vector, New York: Gordon and Breach, Science Publishers, Inc., 1968.
3. W. Bruce Fye, “A History of the Origin, Evolution, and Impact of Electrocardiography,” American Journal of Cardiology 1994 May 15; 73(13): pp. 937-49.
4. ________, American Cardiology: The History of a Specialty and its College, Baltimore, MD,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5. R. Plonsey and R.G. Barr, Bioelectricity: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 Plenum Publishers, 2000.
ABOUT THE AUTHOR
David B. Geselowitz is Professor Emeritus of Bio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at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He is a Fellow of the IEEE,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and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he is a Founding Fellow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for Medica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 He served as editor of the IEEE Transactions o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He was elected to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in 1989, and he received the Roger Granit Prize for contributions to bioelectromagne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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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ieeeghn.org/wiki/images/8/86/Electrocardiography14July11.doc
CITATION
In the modern world, electrocardiography is a medical technology that is used every day in doctors' offices, clinics, and hospitals around the world. The technology grew out of investigations beginning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of electrical phenomena in living systems. Nerve and muscle are electrically active, and the heart produces currents and voltages that can be recorded in what is called the electrocardiogram (ECG). In the course of the 20th century,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elucidated the medical significance of ECGs, set standards for recording ECGs, and helped make the technology invaluable to medical practitioners.
TIMELINE
1791 Luigi Galvani reports that an electric spark can cause muscle to twitch
1853 Hermann von Helmholtz develops the physics of the volume conductor problem
1856 R.A. von Kölliker and Heinrich Müller measure electric currents generated by frog heart
1887 A.D. Waller records a human electrocardiogram (ECG)
1901 Willem Einthoven describes the string galvanometer for recording an ECG
1905 Cambridge Scientific Instrument Company sells first commercial string galvanometer
1927 William Craib develops the theory of a dipole source in a sphere
1933 Frank Wilson relates current sources in the heart to external potentials
1938 The first standards for electrocardiographs are published
1946 Herman Burger formalizes heart vector and lead vector concepts
1949 Norman Holter invents an ambulatory ECG monitor
1953 Otto Schmitt, Richard McFee, and Ernest Frank develop vector lead systems
1963 G.M. Baule and Richard McFee measure the magnetic field of the heart
1964 H. Gelernter and J.C. Swihart began computer modeling of the forward problem in ECG
1984 Adrian van Oosterom and Thom Oostendorp publish the first version of ECGSIM
ESSAY
Because heart disease, along with cancer, is at the top of the list of public health concerns, electrocardiography, which provides vit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functioning of a hear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medical technologies. This technology grew out of investigations beginning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of electrical phenomena in living systems.
Galvani to Waller
In 1791 Luigi Galvani reported his observations that an electric spark could cause the muscle of a frog leg to twitch. This report initiated the study of bioelectricity, which made great progress in the 19th century through the efforts of numerous investigators, often with ingenious experiments. It was found that muscle and nerve cells are electrically active and that electric activity propagates along muscle and nerve fibers. In a sense, the electric battery was an off-shoot of bioelectricity: Alessandro Volta suggested that a voltage arose in the path Galvani was studying due to a contact potential between dissimilar metals, and Volta went on to use this idea to invent the battery.
Since body tissues conduct electricity, currents and electric potentials (voltages) are produced in the surrounding medium. In some cases the potentials are large enough to be detected at the body surface. In the case of muscle, signals can be detected for each of the three muscle types—skeletal, smooth, and cardiac. It was realized that these signals could provide important clinical information. The electrogastrogram, for example, reflects electric activity of the stomach; the electromyogram records electric activity of skeletal muscle; and the electroencephalogram records activity of the brain as measured on the scalp. Of greatest clinical significance was the realization that the electrocardiogram provides information about the heart.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Galvani’s experiment dealt with electric stimulation of muscle, and stimulation of muscle, especially of the heart, is an important medical topic on its own. This topic, which includes the development of pacemakers and defibrillators, is outside the scope of this article.
The study of the spread of currents in body tissues is called the volume conductor problem. In 1853 Hermann von Helmholtz developed the physics of the volume conductor problem in a remarkable paper, which was later of value in understanding the electrocardiogram.
In 1856 R.A. von Kölliker and Heinrich Müller of the University of Würzburg measured the electric currents generated by a frog heart, and in 1887 Augustus D. Waller of St. Mary’s Hospital, London, was the first to record the human electrocardiogram (ECG). Waller used a sensitive detector of electricity, the Lippmann capillary electrometer. He captured a time record of the voltages by photographing the shadow of the meniscus (the top surface of the liquid in the capillary tube) on moving paper. It was immediately recognized that the ECG could be a powerful tool for learning about the function of the heart.
Einthoven
In 1901Willem Einthoven, a physician and physiolog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Leiden, developed the string galvanometer. It had a better sensitivity and frequency response than the capillary electrometer and was much sturdier. Using this device, Einthoven made clinical electrocardiography practical. He undertook many clinical studies, which advanced the art of interpretation of the ECG, and he performed animal experiments to aid in this understanding. Finally, he presente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relating the ECG to sources in the heart, work for which he received a Nobel Prize in 1924.
A lead is a pair of electrodes in which a voltage, as recorded in an electrocardiogram, is developed. In the simplest case a lead involves two electrodes attached to the skin. The leads used by Einthoven, called limb leads, were obtained from pairs of electrodes attached at the left leg (Lead 1), the left arm (Lead 2), and the right arm (Lead 3). Einthoven recognized that these voltages were not independent, but that Lead I + Lead III = Lead II, a result today known as Einthoven’s law.
A lead may also involve several electrodes to which resistors are attached. One such lead used in the standard ECG recording is obtained by connecting equal resistors to the three limb electrodes and tying them together. This terminal is referred to as the Wilson central terminal. It was proposed by Frank N. Wilson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who made many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electrocardiography, both clinical and theoretical.
Einthoven proposed that the heart as an electric generator acts approximately as a dipole, that is, as a pair of electrodes (electrical terminals) separated by a short distance. He regarded the electrical action of the heart and other quantities as vectors (quantities consisting of a magnitude and a direction), and proposed an analytic scheme in which three vectors form a triangle, called today the Einthoven triangle.
From Einthoven to Burger
Nerve fibers and muscle fibers are cylindrical in shape. When a fiber is active, an impulse, called the action potential, propagates along the cylinder with a given velocity. The impulse involves the membrane of the cell, which undergoes a rapid depolarization. The action potential produces currents which may be considered to arise from a dipole.
In cardiac muscle, the cells are interconnected in such a way that the muscle can be considered a syncytium (a cell-like structure with many nuclei). As activity propagates through the heart muscle (myocardium), it produces a waveform on the body surface designated the QRS complex. Excitation is followed by recovery (repolarization), which produces a T wave. These characteristic ECG forms were recognized and named by Einthoven.
In the 1920s the South African William H. Craib studied the field of muscle preparations in a spherical conductor. In a famous experiment Craib showed that the potential produced by a strip of muscle was that of a dipole. This helped validate Einthoven's idea that the heart could be regarded as a dipole, with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pair of electrodes small in comparison with the distance from the heart to the skin. Theoretical work by investigators in various countries advance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iological phenomena behind the ECG. For exam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33 Frank Wilson related current sources in the heart to external potentials, and in the Netherlands Herman C. Burger formalized the concepts of heart vector and lead vector thirteen years later.
Biophysical studies
Einthoven’s concepts led investigators to consider several problems. First, how can surface potentials be calculated given a current dipole source in a bounded-volume conductor? This is called the forward problem. Second, how can the heart dipole be estimated from skin potentials, which is known as the inverse problem. Third, how accurate is the single dipole approximation?
The investigators named above tried to put the theory on a firm physical basis, with the earliest work being done by Burger. Since there were no digital computers available, the investigators resorted to a physical analog to relate a dipole source (representing the heart) to skin potentials. The analog, called a phantom, was a surface representing the human torso. A dipole source in the heart region was energized, and potentials on the surface were measured. In this way the problem of relating skin potentials to a dipolar cardiac source was solved.
The inverse problem involved determ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eart dipole from voltages measured at the skin. Several investigators came up with schemes for doing this, relating the measurements made at a small number of skin electrode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pole.
The third question is how good an approximation is the heart dipole. A definitive answer was provided in 1956 by Ernest Frank, an electrical engineer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Frank built a phantom that was a plaster cast of a particular individual, which he could equip with leads and then measure electrical behavior. He found rather good agreement between the actual behavior of the heart and the behavior of a dipole source, thus validating the approach.
With the advent of electronic digital computers it became possible to solve the forward problem without the use of a phantom. The team of H. Gelernter and J. C. Swihart at IBM, and Roger C. Barr and subsequent investigators elsewhere began pioneering this approach in 1964.
Relation to cellular activity
The forward problem can be solved for a given source distribution. For many years emphasis was on the current dipole as discussed above.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as interest in relating the source distribution to cardiac cell activity. There was evidence that the wavefront separating resting heart cells from those that had undergone depolarization was a surface dipole layer. This activation layer would move through the heart during the cardiac cycle. So researchers regarded the cardiac activity as the motion of this double layer, which could be approximated as a single dipole.
Investigators studied animal hearts to try to determine the spread of activation. Many electrodes were placed in the heart and the voltage recorded. As activation passed an electrode the recorded voltage changed abruptly. Dirk Durrer of th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reported results from a resuscitated human heart in 1970. In this way a picture emerged of the spread of activation in the heart. These studies also gave information about the repolarization or recovery phase of the heart, which occurs more gradually.
In 1973 Walter Miller and David Geselowitz published a simulation of the ECG which gave very good results for the normal heart as well as for several examples of infarction and ischemia. Their result has been referred to as the Miller-Geselowitz model. The heart was represented by 23 dipoles. It incorporated reported results of the sequence of activation and the cardiac action potential. A digital computer solution was used for calculating potentials at electrode sites on a realistic torso. Subsequently Adrian van Oosterom and Thom Oostendorp of the Radboud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in Nijmegen published a more sophisticated simulation called ECGSIM in 1984.
Standards and safety
An important group advancing the state of electrocardiography was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HA) Committee on Electrocardiography. This committee proposed standards for leads, electrode placement, axis conventions, and nomenclature. Three activities of this committee were standards for electrocardiographs, for electric safety, and for computer interpretation of arrhythmias. When Hubert Pipberger, a cardiologist with the Veterans Administration in Washington, D.C., becam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in the mid-1960s, he appointed a subcommittee of biomedical engineers to address instrumentation problems. Later engineers became full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The electrocardiograph is powered from the mains. Because impedance (a measure of opposition to current) is relatively small at the electrode skin interface, the electrocardiograph acts a current source driving current into the body. The key to the electric safety standard is to specify the limit on this leakage current, which has a direct path to the heart through the body.
A modest number of experiments had been performed to try to determine the threshold for causing the heart to fibrillate, which is the danger of small currents. These experiments led the Committee to adopt a leakage-current limit of 10 microamperes. There had been a study in 1936 to determine safety limits for electric currents with regard to workers in the vicinity of high power lines. These studies identified the important concept of the vulnerable period, an interval during the cardiac cycle when a current pulse could cause fibrillation.
The earliest standards for electrocardiographs were published in 1938. They have been revised several times. Pipberger instituted the policy that no member of the Committee could have any connection with industry. The question was raised whether the Committee lacked knowledge about the design and engineering of the devices. This contingency was handled by the Committee holding periodic open meetings where they presented their current thinking. Manufacturers could then provide feedback.
ECG monitoring and other topics
The ECG is monitored routinely in the operating room. It is monitored on patients in coronary care units, often with a wireless connection to the nurse’s station. With a routine ECG a rhythm strip of the order of ten seconds is recorded to detect arrhythmias. Researchers have found, however, that this duration is often inadequate. Norman Holter developed an ambulatory monitoring device (Holter monitor) which records the ECG over a period of 24 hours to detect arrhythmias which occur more infrequently.
Systems have been developed to transmit the ECG over a telephone line to a central station where a report will be sent to the physician. If an emergency situation is detected, help can be sent to the patient. At present, the telephone transmission is activated by the patient, but schemes are under development for the patient to be continuously monitored and if a critical event is detected the transmission will be automatic.
In 1963 Gerhardt Baule and Richard McFee measured the external magnetic field resulting from cardiac activity (magnetocardiogram). David Cohen introduced use of a more sensitive magnetometer, called SQUID for Superconducting QUantum Interference Device. David Geselowitz worked out the theory for magnetic fields external to a volume conductor, and several laboratories have been exploring magnetocardiography, but clinical relevance is yet to be established.
Several investigators developed computer programs for interpretation of the ECG, including manufacturers who incorporated these programs in electrocardiographs. Interpretation of cardiac arrhythmia provides a particular challenge. The AHA Committee on Electrocardiography formed a group of experts to come up with a database in which representative ECGs were annotated to indicate the arrhythmia. This database could then be used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arrhythmia programs.
Another topic of interest is body surface mapping, where a large number of electrodes are attached to the skin to produce a map of ECG activity instant by instant during the cardiac cycle. Robert Lux use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o determine the number of components necessary to extract the information present. A separate but related question is the number of leads necessary to extract the diagnostic information from the ECG.
A final topic is cardiac mapping. An electrode can be inserted into the heart and placed at various locations on the endocardial surface. Techniques are available for tracking the location of the electrode and displaying the electrograms. One very important application involves identifying the site of the origin of an arrhythmia, which can then be treated directly. This technique has proven to be quite successful. Studies have also been performed on the pattern of excitation waves during fibrillation to try 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of this phenomen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eld of electrocardiography has been a continual collaboration between cardiologists and engineers. The result has been a painless, noninvasive technology that is today invaluable to medical care throughout the world.
BIBLIOGRAPHY
References of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1. H. Helmholtz, "Über einige Gesetze der Verheitlung elektrischer Ströme in Körperlischen Leitern mit Anwendung auf die thierisch elektrischen Versuche", Annalen der Physiologischen Chemie, vol. 29 (1853), pp. 222 ff. (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6lfkAAAAMAAJ&dq=Helmholtz%201853%20Annalen%20Chemie&pg=PA353#v=onepage&q=Helmholtz%201853%20Annalen%20Chemie&f=false)
2. W. Einthoven, "Le telecardiogramme," Archives Internationales de Physiologie, vol. 4 (1906), pp. 132-164. (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zv0aAAAAIAAJ&dq=Archives%20internationales%20de%20physiologie%201907%20Einthoven%20132&pg=PA132#v=onepage&q&f=false)
3. W.H. Craib, "A study of the electrical field surrounding active heart muscle," Heart, vol. 14 (1927), pp. 71-109.
4. "The Electrophysiology of the Heart,"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65 (1957), pp. 653-1146. [Everybody in the field reported at this meeting. The Annals provide an excellent presentation of the state of the art.]
5.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electrocardiogram," Circulation, vol. 115 (2007), pp. 1306-1324. [This is a joint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the Heart Rhythm Society, and the Society for Computerized Electrocardiography.]
References for Further Reading
1. George Edward Burch and Nicholas P. Depasquales, A History of Electrocardiography, second edition, Norman Publishers, 1990.
2. H.C. Burger, Heart and Vector, New York: Gordon and Breach, Science Publishers, Inc., 1968.
3. W. Bruce Fye, “A History of the Origin, Evolution, and Impact of Electrocardiography,” American Journal of Cardiology 1994 May 15; 73(13): pp. 937-49.
4. ________, American Cardiology: The History of a Specialty and its College, Baltimore, MD,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5. R. Plonsey and R.G. Barr, Bioelectricity: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 Plenum Publishers, 2000.
ABOUT THE AUTHOR
David B. Geselowitz is Professor Emeritus of Bio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at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He is a Fellow of the IEEE,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and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he is a Founding Fellow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for Medica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 He served as editor of the IEEE Transactions o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He was elected to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in 1989, and he received the Roger Granit Prize for contributions to bioelectromagne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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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信 下调 50M、100M 家庭宽带费 - 东方网
上海电信9月起下调50M、100M家庭宽带资费 - 东方网 发表于2013-08-29 13:03
东方网记者裘颖琼8月29日报道：9月1日起，上海电信将正式实施百兆到户的“宽带卓越计划”，并启动第六次“智慧城市”宽带大提速。针对家庭用户，上海电信将50M、100M家庭宽带资费下调至每月240元和280元，50M宽带降价幅度为27%，100M家庭宽带的降价幅度更是达到了52%，每兆单价降至2.8元。
用户新购2台3G千元智能机入电信189元及以上的后付费套餐，可享受0元至100元不等的百兆宽带优惠资费。电信后付费手机和宽带的老用户，只要再新购一台3G千元智能机入电信89元套餐，就可以享受家庭宽带免费升速到100M的优惠。
针对有宽带和IPTV业务需求的光网用户，上海电信还推出3款宽带与高清IPTV融合的“叠叠高”组合产品。“叠叠高”套餐目前有3种：A套餐——10M宽带+1路高清IPTV，1599元/年；B套餐——10M宽带+2路高清IPTV，1699元/年；C套餐——20M宽带+2路高清IPTV，1799元/年。
在光网已覆盖的地区，针对家庭铜线用户的光网迁移政策，上海电信将继续实施。铜缆用户改光纤后，可提速至10M-30M。针对政务和企业客户，上海电信也将提供多路宽带升速方案，实现速率倍增，并提供多种智慧企业信息化应用。
截止2013年6月，上海电信光网用户占比到达73%，宽带用户平均带宽已超过20M。根据NetIndex、蓝汛（CCIndex）、360等第三方机构公布的最新测速报告，上海宽带网速位居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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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年来全国卖地收入年均超1万亿 2013-08-30 02:33:00 新京报
新京报讯 （记者蒋彦鑫）14年来，全国卖地收入年均超过1万亿元。其中，2011年卖地收入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比重超过6成。土地财政问题明显。
昨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分组审议了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以及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提出，当前我国经济在从“保八”到“稳七”的过程中，要提高对经济下行的容忍度。既不要随便“鼓泡沫”，更不能轻易“戳泡沫”，而是要千方百计“挤泡沫”。
尹中卿提出，当前要挤压4大泡沫，包括产能过剩泡沫、房地产价格泡沫、政府债务泡沫、金融领域泡沫。有效控制、释放、排除和化解这些年来逐步积累的风险隐患，为我国经济迎来下一轮持续健康高速增长奠定基础。
其中挤压房地产泡沫势在必行。14年来，全国卖地收入年均超过1万亿元。其中，2011年卖地收入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比重超过6成。尹中卿建议，应尽快按照人均居住面积征收累进房产税，增加拥有多套和豪华住房的持有成本。
此外，在挤压“过剩产能泡沫”方面，尹中卿表示，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严重。去年底，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将近22%的产能闲置。产能过剩带来负面影响，截至今年7月，工业生产者价格总水平已连续16个月负增长，降幅扩大。
【如何挤压“楼市泡沫”】
全国联网挤出部分非自住房源
1999-2012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总额接近15万亿元，年均超过1万亿元。其中，2011年土地出让收入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高达60%以上。今年上半年，全国主要监测的105个城市地价已连续5个季度加速上升。今年6月份，在70个纳入房价监测的城市中，有69个城市房价同比上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同比和环比均上涨。7月份最新数据显示，70个城市房价同比又上涨了6.7%，环比上涨了6.1%。
根据IMF测算，我国人均收入尚不及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但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超过了纽约和伦敦。如果房地产价格泡沫破裂，不仅会因巨额不良贷款而损害金融业的正常运行，而且也会对实体经济和国家财政造成破坏性冲击。
尹中卿提出，必须尽快调整房地产调控思路，充分运用市场手段，着力健全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要逐步整合房地产开发、流转、保有环节税收和各类收费，统筹推进房地产税费改革，尽快按照人均居住面积征收累进房产税，增加拥有多套和豪华住房的持有成本，促进二手房、存量房源流转。
要推进不动产实名登记和全国联网工作，挤出部分非自住以及非正当获得的房源，促进存量房地产进入交易，降低交易环节税费，切实减轻普通老百姓购房成本。
【如何挤压“政府债务泡沫”】
逐步将地方政府债务分类纳入预算管理
2008年中央财政赤字只有1800亿元，而2009年-2012年赤字合计27500亿元。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迅速膨胀。根据审计署审计，2008年以前，地方政府投融资公司贷款余额在3万亿元以内。2009-2010年，在两年内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增加7万多亿元，达到10.7万亿元。
今年6月，国家审计署又报告说，截至2012年底，36个地方政府共累积了3.85万亿元债务，比2010年底上升了13%，2013年底前到期偿还债务额约占债务总额的53%。
今年1-7月，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财政支出增幅比去年明显回落，而财政支出却刚性增加，特别是地方政府通过各种融资平台进行的不规范的“举债”行为，使财政风险加剧。政府债务过快增长，给银行带来信贷风险。目前，地方平台更多转向依靠城投债、信托产品、私募基金等筹集资金，未来3年仍处于偿债高峰期。
要研究制定政府债务管理法规。尽快出台政府债务风险预警办法，建立和健全政府举债融资制度以及官员考核、惩戒机制，完善地方政府融资制度。
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及融资平台公司融资行为，加强高风险地区债务监管并督促地方研究制定化解措施，逐步将地方政府债务分类纳入预算管理，严格控制地方政府新增债务。
105个城市
今年上半年，全国主要监测的105个城市地价已连续5个季度加速上升
3.85万亿元
截至2012年底，36个地方政府共累积了3.85万亿元债务
.END
东方网记者裘颖琼8月29日报道：9月1日起，上海电信将正式实施百兆到户的“宽带卓越计划”，并启动第六次“智慧城市”宽带大提速。针对家庭用户，上海电信将50M、100M家庭宽带资费下调至每月240元和280元，50M宽带降价幅度为27%，100M家庭宽带的降价幅度更是达到了52%，每兆单价降至2.8元。
用户新购2台3G千元智能机入电信189元及以上的后付费套餐，可享受0元至100元不等的百兆宽带优惠资费。电信后付费手机和宽带的老用户，只要再新购一台3G千元智能机入电信89元套餐，就可以享受家庭宽带免费升速到100M的优惠。
针对有宽带和IPTV业务需求的光网用户，上海电信还推出3款宽带与高清IPTV融合的“叠叠高”组合产品。“叠叠高”套餐目前有3种：A套餐——10M宽带+1路高清IPTV，1599元/年；B套餐——10M宽带+2路高清IPTV，1699元/年；C套餐——20M宽带+2路高清IPTV，1799元/年。
在光网已覆盖的地区，针对家庭铜线用户的光网迁移政策，上海电信将继续实施。铜缆用户改光纤后，可提速至10M-30M。针对政务和企业客户，上海电信也将提供多路宽带升速方案，实现速率倍增，并提供多种智慧企业信息化应用。
截止2013年6月，上海电信光网用户占比到达73%，宽带用户平均带宽已超过20M。根据NetIndex、蓝汛（CCIndex）、360等第三方机构公布的最新测速报告，上海宽带网速位居全国第一。
录入编辑：任凭
14年来全国卖地收入年均超1万亿 2013-08-30 02:33:00 新京报
新京报讯 （记者蒋彦鑫）14年来，全国卖地收入年均超过1万亿元。其中，2011年卖地收入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比重超过6成。土地财政问题明显。
昨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分组审议了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以及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提出，当前我国经济在从“保八”到“稳七”的过程中，要提高对经济下行的容忍度。既不要随便“鼓泡沫”，更不能轻易“戳泡沫”，而是要千方百计“挤泡沫”。
尹中卿提出，当前要挤压4大泡沫，包括产能过剩泡沫、房地产价格泡沫、政府债务泡沫、金融领域泡沫。有效控制、释放、排除和化解这些年来逐步积累的风险隐患，为我国经济迎来下一轮持续健康高速增长奠定基础。
其中挤压房地产泡沫势在必行。14年来，全国卖地收入年均超过1万亿元。其中，2011年卖地收入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比重超过6成。尹中卿建议，应尽快按照人均居住面积征收累进房产税，增加拥有多套和豪华住房的持有成本。
此外，在挤压“过剩产能泡沫”方面，尹中卿表示，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严重。去年底，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将近22%的产能闲置。产能过剩带来负面影响，截至今年7月，工业生产者价格总水平已连续16个月负增长，降幅扩大。
【如何挤压“楼市泡沫”】
全国联网挤出部分非自住房源
1999-2012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总额接近15万亿元，年均超过1万亿元。其中，2011年土地出让收入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高达60%以上。今年上半年，全国主要监测的105个城市地价已连续5个季度加速上升。今年6月份，在70个纳入房价监测的城市中，有69个城市房价同比上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同比和环比均上涨。7月份最新数据显示，70个城市房价同比又上涨了6.7%，环比上涨了6.1%。
根据IMF测算，我国人均收入尚不及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但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超过了纽约和伦敦。如果房地产价格泡沫破裂，不仅会因巨额不良贷款而损害金融业的正常运行，而且也会对实体经济和国家财政造成破坏性冲击。
尹中卿提出，必须尽快调整房地产调控思路，充分运用市场手段，着力健全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要逐步整合房地产开发、流转、保有环节税收和各类收费，统筹推进房地产税费改革，尽快按照人均居住面积征收累进房产税，增加拥有多套和豪华住房的持有成本，促进二手房、存量房源流转。
要推进不动产实名登记和全国联网工作，挤出部分非自住以及非正当获得的房源，促进存量房地产进入交易，降低交易环节税费，切实减轻普通老百姓购房成本。
【如何挤压“政府债务泡沫”】
逐步将地方政府债务分类纳入预算管理
2008年中央财政赤字只有1800亿元，而2009年-2012年赤字合计27500亿元。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迅速膨胀。根据审计署审计，2008年以前，地方政府投融资公司贷款余额在3万亿元以内。2009-2010年，在两年内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增加7万多亿元，达到10.7万亿元。
今年6月，国家审计署又报告说，截至2012年底，36个地方政府共累积了3.85万亿元债务，比2010年底上升了13%，2013年底前到期偿还债务额约占债务总额的53%。
今年1-7月，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财政支出增幅比去年明显回落，而财政支出却刚性增加，特别是地方政府通过各种融资平台进行的不规范的“举债”行为，使财政风险加剧。政府债务过快增长，给银行带来信贷风险。目前，地方平台更多转向依靠城投债、信托产品、私募基金等筹集资金，未来3年仍处于偿债高峰期。
要研究制定政府债务管理法规。尽快出台政府债务风险预警办法，建立和健全政府举债融资制度以及官员考核、惩戒机制，完善地方政府融资制度。
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及融资平台公司融资行为，加强高风险地区债务监管并督促地方研究制定化解措施，逐步将地方政府债务分类纳入预算管理，严格控制地方政府新增债务。
105个城市
今年上半年，全国主要监测的105个城市地价已连续5个季度加速上升
3.85万亿元
截至2012年底，36个地方政府共累积了3.85万亿元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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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29 August 2013
莫斯科公審 - 練乙錚
練乙錚 薄案：法治的倒退與知識人的輕率 信報2013年8月29日
薄案審結，只等判決。一些評論十分正面，稱讚是次庭審既公開又公正，說明大陸的法治，和以前比較，是進步了。筆者不能同意這個看法，希望透過一些歷史案例，全面一點分析。
既要比較，就先要定出案件的性質和比較的層次。筆者知道，在審理一些一般平民百姓的案件中，大陸法院的公平公開程度，不一定低於香港或者西方；這在改革開放以前，便是如此。顯然，要知道薄案是否反映「法治進步」，並不能拿那些只牽涉一般人的小案與之相比；如果要那樣比的話，大陸「法治」倒很可能是退步了。薄案是大案，要比較，必須找同一個層次的若干案例做對比。
論者往往喜歡拿薄案與二十年前的陳希同案、五年前的陳良宇案相提並論，因為案中被告都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而罪名都是嚴重貪污瀆職之類。從大陸那種「政治壓倒一切」的法律觀點看，這樣作類比，顯然並沒有抓到問題的要害。同是中央政治 局委員，論背景出身，兩陳尤其陳良宇可謂輕於鴻毛，根本不能和薄相比。薄是正牌太子黨，其父薄一波是鄧小平當政初期的黨內「八老」之一，而且活得最長久，2007年才「見馬克思」，因此，薄的祖蔭，可說在同輩當中無人能及（屬於「後一屆」八老的萬里還活着，不過他的輩分比薄一波低；後者1956年便當 上副總理，比萬里早了二十四年）。
貪腐非重要 權鬥是關鍵
薄案之所以大，除了薄的出身，還因為此案表面上是打貪腐的「大老虎」，內裏隱藏的，卻是黨內最高權力鬥爭，而薄是一方主角。薄的貪腐，金額只是「區區」兩千多萬人仔，而陳希同的貪腐，金額卻是當時的兩千多萬美元（現值四千萬美元，即二億五千萬人仔，十倍於薄案金額）；陳良宇牽涉的上海社保基金挪用案，非法捲走的金額，更高達三十七億人仔。然而，中共對薄案的處理，反而比兩陳案「隆重」得多。可見，貪腐並非重要，權鬥才是關鍵。性質不同，兩陳案根本不能和薄案同日而語。
涉最高權力鬥爭、和薄案同性質而經大陸法院審理的案件，在中國，1949年至今，只有「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案」（之前有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案，但只是黨內鬥爭、沒有庭審，和 「法治」不沾邊）。在其他共產主義國家，最為人知的這類審判就是1936-1938年前蘇聯斯大林治下開展的、針對所有黨內最高層老布什維克的三次「莫斯科公審」。這兩個歷史性大審判和薄案相比，起碼在三個方面都較為優勝。
一、公開透明
「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案」審的，其實是 兩個不同而相關的反黨集團案，由臨時立法制定的特別法庭負責，具體分由兩個審判庭同時進行。第一審判庭審判四人幫集團，開庭二十次；第二審判庭審判林彪集團餘黨，開庭二十二次；審判從1980年11月開始，至1981年1月結束，歷時兩個多月。審理過程可說比薄案還「公開」，有全國各地各行各業八百名以上代表參加旁聽，總人次數超過六萬。公安部撰寫「起訴意見書」，事先還向那些選中的旁聽代表徵求意見。可以想像，以林彪、江青等幾個人的民憤之大、以當時鄧小平為首的集團管治信心之充足，如果當年有互聯網，當局還會實時播放視頻，不止於發放無法完全核實的官方微博。
「莫斯科公審」則更公開，斯大林大大方方邀請了大批西方議員、政要、駐莫斯科使節等作旁聽。這點，薄案的審判不是進步了而是倒退了。
二、表裏如一
同樣是對付企圖奪權的「反黨分子」，「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案的審判和「莫斯科公審」都是明刀明槍，絲毫不隱瞞政治目的，被告的罪名，首先就是「反革 命」。相比上述兩大政治審判，中共現領導審判薄熙來，明顯避重就輕，對權力鬥爭之事不置一詞，只敢起訴薄的一些在大陸官場只能算是芝麻綠豆的貪污等罪行； 如此虛偽、膽怯，乃是因為在世人面前信心不足。當然，薄熙來在此案中的表現，也十分難看。他在庭上力圖證明控方加諸他身上的各種罪名都是子虛烏有；但是， 動機既然是合法辯護的一部分，他為什麽不試圖在法官面前反詰，到底為什麽控方要這樣把他這個不是完全沒有民望的中共前高層領導鬥臭整垮？明顯，他和已經把 他驅逐出黨的當權派之間有一個底線協議，而他遵守了承諾。這同樣是一種虛偽、膽怯。比起當權派當年審判四人幫，薄案這方面當然也是一種倒退。
三、手法高超
「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案」的審判，由一直搞法制工作的彭真主理，手法特別細緻，羅列的證據充分，每個被告每一條控罪所按法律條理分明（見《劉復之回憶錄》一書相關部分；劉是當時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莫斯科公審」，因為是由斯大林這個政治天才一手包辦，過程更是無懈可擊。事後，不少列席旁聽的西方人士、使節，竟都認為被告的行為，確實符合蘇聯法律界 定的意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罪，「反黨集團」的確存在，法庭量刑也完全符合有關法規，審判因而是「公平的」（見加拿大約克大學社會學榮休教授John O’Neill為法國哲學大師M.Merleau-Ponty的Humanism and Terror – The Communist Problem一書寫的序言。此書本文還會一再談到，為方便起見，簡稱H&T）。
結果早確定 審判戲一場
相比，薄案準備了不止一年，到頭來控方的破綻甚多，薄熙來的抗辯，有好幾次令控方處於弱勢，以至西方不少評論，都認為大陸法庭這次表現非常差勁。《霍布斯》 （Forbes）網頁一篇社論的題目是The Chinese Can’t Stage a Decent Show Trial（〈中國人搞不出一場像樣的假審判〉）。
薄案和其他兩個政治審判一樣，程序開始之前，結果已經確定，審判只不過是一場戲。薄案僅僅在這一點上，與其他兩案打個平手。
那麽，說薄案的審判是「法治的進步」，根據的是什麽？
一般人看熱鬧，看到大陸法庭也搞發放微博這個玩意而得此「進步」印象也許不足為怪；一些政權擁躉跟着大陸官媒唱讚歌，也屬必然。但知識分子不經大腦，竟輕率地從倒退裏看到「進步」，就着實讓人汗顏。
讓我們看看什麽是輕率，什麽是認真。
「莫斯科公審」是震動世界的政治事件，對世界上所有左翼政黨和進步人士而言，都是一個如九級地震十級颱風一樣猛烈的衝擊。在法國，當時執知識分子牛耳、學術界的泰山與北斗，就是Sartre和上面提到過的Merleau-Ponty。兩位大師都是哲學家，既是同學，也是左派，同樣醉心德國哲學家胡塞爾 （Edmund Hussarl）的現象學，更是二戰後法國思想界頭號左翼刊物Les Temps Modernes（《現代》）的共同創辦人。「莫斯科公審」發生之後，Merleau-Ponty開始反省，對共產主義特別是蘇聯模式的共產主義劃上問 號。1947年，他出版了上述H&T一書，重新探討共產主義的前途。他關心的幾個具體問題是，二戰結束，美式資本主義勢力膨脹，蘇聯的共產主義卻日漸喪失魅力，歐洲的馬克思主義者如何找出一條通道，延續左派革命運動？「莫斯科公審」代表了什麽？如何從公審一事看待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政權性質？
手法見虛偽 背後見野蠻
在書中，Merleau-Ponty提出了一個觀點：看待蘇聯政權性質，特別是對她的批評，不能以西方自由資本主義者的觀點出發（如果那樣看，蘇聯當然是極權的，這點他完全同意）；他認為，左派必須按蘇聯的革命理論本身提問：在革命之後，強大的國家暴力，有沒有隨着政治變革而逐步減弱，讓蘇聯社會最終達到比資本主義社會能達到的更高度的自由？Merleau-Ponty因「莫斯科公審」而對蘇聯失掉一部分信心，但他依然沒有絕望，對上述他自己提出的問題的答案是：耐心一點，寬容一點，給蘇聯多點時間。然而，這個頗有一點歉意的態度，卻令法國共產黨的領導層非常生氣，很不客氣地對他攻擊，他亦因此與該黨愈行愈遠。Sartre則剛好相反，雖然不是法共黨員，此時卻和該黨愈走愈近；雖然不同意蘇共的很多做法，卻愈來愈支持蘇共。終於，二人在1952年就韓戰之事鬧翻了。Merleau-Ponty認為，挑起韓戰是蘇聯淪為帝國主義的證據，Sartre則堅決站在北韓一邊，二人觀點南轅北轍。
終於，Merleau-Ponty在1953年從Les Temps Modernes的總編輯位置退下不幹；與Sartre幾十年交情化作輕煙。這是知識分子Merleau-Ponty認真執着的一面：撞到了「莫斯科公 審」這道南牆，開始反思卻疑中留情，最後看清真相便分道揚鑣不再回頭。
後話是，Sartre後來也醒悟了，不僅放棄了共產主義，更與蘇聯及法共劃清界限，像Merleau-Ponty一樣，只保留左翼知識分子的一些基本價值觀。原因，則是1956年蘇聯揮軍進入匈牙利，徹底暴露了帝國主義本色。
薄案是歷史上全世界各地共產黨領導下不知多少個真權鬥、假審判之一。愈來愈虛偽的導演手法後面是一貫的野蠻、對人類良知的不停踐踏。然而，這裏的一些知識分子，看了幾條微博之後就忙不迭稱讚黨「進步」了。那是何等輕率！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END
薄案審結，只等判決。一些評論十分正面，稱讚是次庭審既公開又公正，說明大陸的法治，和以前比較，是進步了。筆者不能同意這個看法，希望透過一些歷史案例，全面一點分析。
既要比較，就先要定出案件的性質和比較的層次。筆者知道，在審理一些一般平民百姓的案件中，大陸法院的公平公開程度，不一定低於香港或者西方；這在改革開放以前，便是如此。顯然，要知道薄案是否反映「法治進步」，並不能拿那些只牽涉一般人的小案與之相比；如果要那樣比的話，大陸「法治」倒很可能是退步了。薄案是大案，要比較，必須找同一個層次的若干案例做對比。
論者往往喜歡拿薄案與二十年前的陳希同案、五年前的陳良宇案相提並論，因為案中被告都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而罪名都是嚴重貪污瀆職之類。從大陸那種「政治壓倒一切」的法律觀點看，這樣作類比，顯然並沒有抓到問題的要害。同是中央政治 局委員，論背景出身，兩陳尤其陳良宇可謂輕於鴻毛，根本不能和薄相比。薄是正牌太子黨，其父薄一波是鄧小平當政初期的黨內「八老」之一，而且活得最長久，2007年才「見馬克思」，因此，薄的祖蔭，可說在同輩當中無人能及（屬於「後一屆」八老的萬里還活着，不過他的輩分比薄一波低；後者1956年便當 上副總理，比萬里早了二十四年）。
貪腐非重要 權鬥是關鍵
薄案之所以大，除了薄的出身，還因為此案表面上是打貪腐的「大老虎」，內裏隱藏的，卻是黨內最高權力鬥爭，而薄是一方主角。薄的貪腐，金額只是「區區」兩千多萬人仔，而陳希同的貪腐，金額卻是當時的兩千多萬美元（現值四千萬美元，即二億五千萬人仔，十倍於薄案金額）；陳良宇牽涉的上海社保基金挪用案，非法捲走的金額，更高達三十七億人仔。然而，中共對薄案的處理，反而比兩陳案「隆重」得多。可見，貪腐並非重要，權鬥才是關鍵。性質不同，兩陳案根本不能和薄案同日而語。
涉最高權力鬥爭、和薄案同性質而經大陸法院審理的案件，在中國，1949年至今，只有「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案」（之前有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案，但只是黨內鬥爭、沒有庭審，和 「法治」不沾邊）。在其他共產主義國家，最為人知的這類審判就是1936-1938年前蘇聯斯大林治下開展的、針對所有黨內最高層老布什維克的三次「莫斯科公審」。這兩個歷史性大審判和薄案相比，起碼在三個方面都較為優勝。
一、公開透明
「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案」審的，其實是 兩個不同而相關的反黨集團案，由臨時立法制定的特別法庭負責，具體分由兩個審判庭同時進行。第一審判庭審判四人幫集團，開庭二十次；第二審判庭審判林彪集團餘黨，開庭二十二次；審判從1980年11月開始，至1981年1月結束，歷時兩個多月。審理過程可說比薄案還「公開」，有全國各地各行各業八百名以上代表參加旁聽，總人次數超過六萬。公安部撰寫「起訴意見書」，事先還向那些選中的旁聽代表徵求意見。可以想像，以林彪、江青等幾個人的民憤之大、以當時鄧小平為首的集團管治信心之充足，如果當年有互聯網，當局還會實時播放視頻，不止於發放無法完全核實的官方微博。
「莫斯科公審」則更公開，斯大林大大方方邀請了大批西方議員、政要、駐莫斯科使節等作旁聽。這點，薄案的審判不是進步了而是倒退了。
二、表裏如一
同樣是對付企圖奪權的「反黨分子」，「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案的審判和「莫斯科公審」都是明刀明槍，絲毫不隱瞞政治目的，被告的罪名，首先就是「反革 命」。相比上述兩大政治審判，中共現領導審判薄熙來，明顯避重就輕，對權力鬥爭之事不置一詞，只敢起訴薄的一些在大陸官場只能算是芝麻綠豆的貪污等罪行； 如此虛偽、膽怯，乃是因為在世人面前信心不足。當然，薄熙來在此案中的表現，也十分難看。他在庭上力圖證明控方加諸他身上的各種罪名都是子虛烏有；但是， 動機既然是合法辯護的一部分，他為什麽不試圖在法官面前反詰，到底為什麽控方要這樣把他這個不是完全沒有民望的中共前高層領導鬥臭整垮？明顯，他和已經把 他驅逐出黨的當權派之間有一個底線協議，而他遵守了承諾。這同樣是一種虛偽、膽怯。比起當權派當年審判四人幫，薄案這方面當然也是一種倒退。
三、手法高超
「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案」的審判，由一直搞法制工作的彭真主理，手法特別細緻，羅列的證據充分，每個被告每一條控罪所按法律條理分明（見《劉復之回憶錄》一書相關部分；劉是當時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莫斯科公審」，因為是由斯大林這個政治天才一手包辦，過程更是無懈可擊。事後，不少列席旁聽的西方人士、使節，竟都認為被告的行為，確實符合蘇聯法律界 定的意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罪，「反黨集團」的確存在，法庭量刑也完全符合有關法規，審判因而是「公平的」（見加拿大約克大學社會學榮休教授John O’Neill為法國哲學大師M.Merleau-Ponty的Humanism and Terror – The Communist Problem一書寫的序言。此書本文還會一再談到，為方便起見，簡稱H&T）。
結果早確定 審判戲一場
相比，薄案準備了不止一年，到頭來控方的破綻甚多，薄熙來的抗辯，有好幾次令控方處於弱勢，以至西方不少評論，都認為大陸法庭這次表現非常差勁。《霍布斯》 （Forbes）網頁一篇社論的題目是The Chinese Can’t Stage a Decent Show Trial（〈中國人搞不出一場像樣的假審判〉）。
薄案和其他兩個政治審判一樣，程序開始之前，結果已經確定，審判只不過是一場戲。薄案僅僅在這一點上，與其他兩案打個平手。
那麽，說薄案的審判是「法治的進步」，根據的是什麽？
一般人看熱鬧，看到大陸法庭也搞發放微博這個玩意而得此「進步」印象也許不足為怪；一些政權擁躉跟着大陸官媒唱讚歌，也屬必然。但知識分子不經大腦，竟輕率地從倒退裏看到「進步」，就着實讓人汗顏。
讓我們看看什麽是輕率，什麽是認真。
「莫斯科公審」是震動世界的政治事件，對世界上所有左翼政黨和進步人士而言，都是一個如九級地震十級颱風一樣猛烈的衝擊。在法國，當時執知識分子牛耳、學術界的泰山與北斗，就是Sartre和上面提到過的Merleau-Ponty。兩位大師都是哲學家，既是同學，也是左派，同樣醉心德國哲學家胡塞爾 （Edmund Hussarl）的現象學，更是二戰後法國思想界頭號左翼刊物Les Temps Modernes（《現代》）的共同創辦人。「莫斯科公審」發生之後，Merleau-Ponty開始反省，對共產主義特別是蘇聯模式的共產主義劃上問 號。1947年，他出版了上述H&T一書，重新探討共產主義的前途。他關心的幾個具體問題是，二戰結束，美式資本主義勢力膨脹，蘇聯的共產主義卻日漸喪失魅力，歐洲的馬克思主義者如何找出一條通道，延續左派革命運動？「莫斯科公審」代表了什麽？如何從公審一事看待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政權性質？
手法見虛偽 背後見野蠻
在書中，Merleau-Ponty提出了一個觀點：看待蘇聯政權性質，特別是對她的批評，不能以西方自由資本主義者的觀點出發（如果那樣看，蘇聯當然是極權的，這點他完全同意）；他認為，左派必須按蘇聯的革命理論本身提問：在革命之後，強大的國家暴力，有沒有隨着政治變革而逐步減弱，讓蘇聯社會最終達到比資本主義社會能達到的更高度的自由？Merleau-Ponty因「莫斯科公審」而對蘇聯失掉一部分信心，但他依然沒有絕望，對上述他自己提出的問題的答案是：耐心一點，寬容一點，給蘇聯多點時間。然而，這個頗有一點歉意的態度，卻令法國共產黨的領導層非常生氣，很不客氣地對他攻擊，他亦因此與該黨愈行愈遠。Sartre則剛好相反，雖然不是法共黨員，此時卻和該黨愈走愈近；雖然不同意蘇共的很多做法，卻愈來愈支持蘇共。終於，二人在1952年就韓戰之事鬧翻了。Merleau-Ponty認為，挑起韓戰是蘇聯淪為帝國主義的證據，Sartre則堅決站在北韓一邊，二人觀點南轅北轍。
終於，Merleau-Ponty在1953年從Les Temps Modernes的總編輯位置退下不幹；與Sartre幾十年交情化作輕煙。這是知識分子Merleau-Ponty認真執着的一面：撞到了「莫斯科公 審」這道南牆，開始反思卻疑中留情，最後看清真相便分道揚鑣不再回頭。
後話是，Sartre後來也醒悟了，不僅放棄了共產主義，更與蘇聯及法共劃清界限，像Merleau-Ponty一樣，只保留左翼知識分子的一些基本價值觀。原因，則是1956年蘇聯揮軍進入匈牙利，徹底暴露了帝國主義本色。
薄案是歷史上全世界各地共產黨領導下不知多少個真權鬥、假審判之一。愈來愈虛偽的導演手法後面是一貫的野蠻、對人類良知的不停踐踏。然而，這裏的一些知識分子，看了幾條微博之後就忙不迭稱讚黨「進步」了。那是何等輕率！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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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案评论分析汇总 - 新浪
薄熙来案评论分析汇总 - 新浪 2013-08-25 15:58:20 浏览量:5428
摘要：近期，对于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庭审，律师教授、专家学者、媒体记者分别从法律、制度、媒体等多个视角进行分析。@童之伟(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导致薄先生悲剧的最大内在因素，恐怕要归咎于他的极权人格。
近期，对于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庭审，律师教授、专家学者、媒体记者分别从法律、制度、媒体等多个视角进行分析。无论长篇宏论或只言片语，不同角度的审视解读，为薄案带来更多深层次思考。以下为各方言论评析汇总。
@李庄(前律师)：在一个研讨会上，我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假如，我们现在没有肉吃，有一个强人跑到村里，把最有钱的两个财主杀了，将其全部家产归为己有，然后拿出其中的零头给我们买了几年肉包子，我们该不该歌颂此人？他到底是不是救星？面对重庆那场“小文革”，作为薄、王主导的重庆模式的亲历者、受害者，以及所有有良知的法律工作者和人文学者，都有责任站出来揭露“重庆模式”的罪恶。
@童之伟(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导致薄先生悲剧的最大内在因素，恐怕要归咎于他的极权人格。薄先生这样家庭背景的极权人格类型人士，其实最不适合做的事情就是在当代中国从政做官。薄先生如果做学术或经商办企业，或许会有一片光辉的一生。可惜，官本位文化在中国根深蒂固，“做大事”建功立业的追求诱使薄先生走上了“从政”这样一条难以折返的路。
@毛立新(刑事律师、法学博士)：本着“有罪必究”、“有罪必罚”的法律精神，对于如此严重的受贿、贪污犯罪事实，断然没有放纵的道理。虽然薄谷开来所涉受贿、贪污事实，即使被定罪，可能被 判处的刑罚，应该不会超过其已经被判处的死缓。因此，无论再定多少罪，其最终被决定执行的刑罚，仍然是死缓。但对漏罪依法予以追诉，体现的是对法律的尊重，是不枉不纵的法治精神，任何人也没有轻言放弃的权力。
@杨学林(律师)：薄熙来被控三宗罪，与我等猜测的差不多。因为大凡高官走向深渊，一般会从这几条路走。盖因他们只会走这几条路，你让他走诈骗、盗窃的路子，那可是技术活，会难死他。再说，他们也丢不起这个人啊。
@仝宗锦(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谷的证言在法律上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她应是有关犯罪的共犯或单独构成犯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其中的利害关系可能会降低证言效力；二是她和被告的夫妻关系，刑诉法规定了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权，但她做出对被告不利的证言同时却行使了此一豁免权，使证言无法当庭得到各方质证，这也降低了其证言效力。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征诸以往司法实践，若妻利用丈夫职权收受贿赂，则一并追究刑责。故古在此案中身份就超越了夫妻，乃共同犯罪人。换言之，合肥审判有重大遗漏。昨日审判，被 告人称两次申请谷出庭作证，法庭以刑诉法第188条夫妻关系不得强制出庭为由拒绝，但若是共同犯罪人，不应同受审判么？
@吴家清(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审判薄氏，大快人心。但从家庭、社会伦理的视角看，薄也有心痛之处：一是娶错了老婆，薄的罪都与蛇蝎心肠的老婆直接相关；二是用错了人，薄大恩于王，王却恩将仇报，小人也；三是交错了朋友，徐明、还有那个老外最终都背叛了薄；三错有元错、首错，就是娶错老婆，因王、徐、老外都是老婆牵线搭桥的。
@秦前红(武大法学教授)：薄熙来过去是一个法治的否弃论者甚至是一个粗暴的法治践踏者，但此次在庭审中，薄坚持据理力争甚至全面翻供。强调程序正义，乃是确保实质正义的关键条件。从此意义上说，薄在法庭上出乎意料的表现，用一种另类的方式促进了法治意识的普及和法治的进步。
@陶短房(知名评论人)：通过这起案件的庭审，人们不仅希望看到如济南中院直播微博所引述的《韩非子。有度》章句所言“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和“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更希望看到符合法律规范、不纵不枉的庭审过程和细节，希望看到中国法制社会的曙光。
@石扉客(专栏作家)：薄熙来性格是既大又小的矛盾体：形式感与大场面、好大喜功，这是大。反过来，睚眦必报是小。薄的字典里，没有宽恕二字。如果是在民选机制下，他或许会有一个攫取最高权力的合法途径，不至于疯魔至此。如果是在宪政架构下，又不至于让他以最高权力来荼毒苍生。薄熙来这个演员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和家庭的悲剧，也不仅是过去五年来重庆人民的悲剧，也是不透明无规则的中国政治的悲剧。
@公方彬(国防大学教授)：美国人有一句格言：“总统是靠不住的”。孟德斯鸠有一句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审判薄熙来的最大意义证明权力有边界。
@章立凡(近代史学者)：性格决定命运，官方宣传中一再强调他“六亲不认”的桀骜个性，结果一语成谶。当年红卫兵高干子女中，就流传一则信条：“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在这场法庭戏中，教育背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薄熙来上大学读世界史，没多久便转行改读国际新闻专业研究生，两个专业影响到他一生的成败。好演员要死在舞台上，薄熙来不仅是个好演员，还是个狠角色。
@刘胜军改革(专栏作家)：薄熙来在重庆期间所引发的法治倒退是惊人的：1、大量企业家家破人亡，或判死刑或亡命天涯，财产充公；2、肆意抓捕、劳教，钳制言论自由，尤其以因“一砣屎”案被劳教一年的方洪为代表。3、市委的机构和官员直接统一指挥法检公行使职权，变相合署办案，设立了数百个“专案组”，直接继承了“文革”的专案组体 制；4、对刑辩律师进行了全面打压。打黑运动伊始，重庆有关部门就要求本地律师“配合”、“讲政治、顾大局”、不要纠缠“细节”，标志性事件是李庄案。
@许金声(心理学家)：搞心理学的毛病，不由自主又回味他当时打王立军的那一耳光。有不少值得深思之处。必然的事情常常需要偶然的小事情才会呈现。要是薄熙来学过一点佛，多一点涵养，提醒自己“小不忍则乱大谋”，情况又会怎样？――想到这一点，不由得有点担忧。能够爬上去当官者，多少有一些人际关系智慧。那些情商较好的腐败官员，会不会成为漏网之鱼呢？
@徐昕(法律学者)：腐败形式多样，大致可分两类：①官员违反规则，以权谋私，如贪污、受贿；②官员特权，即掌权者依权力大小、地位高低而拥有不同于常人的特殊权利，如特供， 稀缺品、经商等机会的获取，食品、福利、住房、教育、医疗、交通等特殊优待。认可特权的制度，决不可能真正反腐。反腐首先必须反特权。
@王晓渔(知名学者)：从律政大剧的剧情来看，事发之前的瓜家虽然位如王侯，不缺钱、不缺权，瓜爸想扇下属耳光就扇耳光，这个阶层依然严重缺乏安全感，聊天要边走边谈，对话如同暗语，公子在外首先考虑安全问题。荒诞的是，这种不安全感恰恰是他们推行“稳定压倒一切”的产物，他们成了自己的受害者，却不自知。
@何三畏(专栏作家)：现在，他是一个被告，一个“与多名女性发生并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的流氓，一个“收贿五百万就兴奋得当着行贿人的面给老婆打电话报告”的小人。可是，他非法地没收过多少财产，摧毁过多少家庭，刑讯多么无辜，劳教过多少网民，用过多少谎言欺骗人民……统统不在审判之列。――这只能留给历史去审判了！
@赵楚(专栏作家)：薄个人究竟有几多触犯刑法的罪行，这由法庭来决定，议论者，首先是我基本没有资料来论断的，但讨论薄案不触及薄在重庆主政期间的政治和政策理念，把他当成与一般贪腐镇长无异普通贪官，那不仅是开司法的玩笑，也是开历史的玩笑，而政治是刑事庭审无力澄清的事。薄案要害在事关中国前途的政治是非。
@徐达内(专栏作家)：“只不过就是一场戏，一场事先早就谈好的交易”――的确，这些对薄熙来手势花样百出的解读，虽然明显牵强，但却及时召唤出了人们对中国政治斗争的固有看法。夫人薄谷开来此前在法庭上的快速认罪，独子薄瓜瓜迄今还能稳居海外的情势，以及对刘志军等中共高官过往判决的传说，无不让“演戏”之说深入人心，俨然成了颠扑不破的民间常识。
@盛京关捷(沈阳日报记者)：总的来说，薄确实是有演技的，而且善于为自己的谎言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实在说不过去，那就打赖。去年3月9日，薄熙来在接受记者集体采访时表示，对于其子在国外读书开法拉利的传言，连用两个“一派胡言”，并“感到非常气愤”，称儿子在国外读书的资金问题，“全额奖学金！”就从这个细节来看，就是非常了得的。然而，他成也表演，败也表演。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薄王终于再见。以这样的方式。对王立军来说，大概只有此刻，在“法本位”的护佑下，他和薄才是平等的。之前，他即使贵为公安局长、副市长，被薄扇个耳光也不敢怎样。这是“官本位”的必然结果，为官也为奴，对下是官是主，对薄是奴是仆。如今同样被囚，平起平坐，王立军是不是出了一口气？
@盛大林(河南日报评论员)：王立军错就错在“汇报”上――不管如何汇报，也不管怎么做的，一汇报就错了！因为一听到汇报，他就“知道”妻子杀人了，他就必须作出依法处理的指示，不然就有包庇之嫌。可是，他不能作出那样的指示，因为杀人嫌犯是他的妻子，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影响太坏。也就是说，“汇报”实际上给B出个了“难题”！
@刘雪松(钱江晚报评论员)：从江山一片红，到黑打站到审判席上。从最高指示一样的力捧，到纠结不清的钱色。这些天，我的那些重庆媒体同行，不知道在做新闻时，作何感想。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从遵从与盲捧、神坛与地狱的戏剧人生中，找到新闻人应有的职业素养与媒体应有的尊严？
@石述思(《工人日报》社会周刊编辑部主任)：庭审：1、这是进步，法律在当家做主；2、审判很曲折，公诉力量待加强；3、薄在极力保护自己家最有出息的儿 子；4、围观者多不习惯法治，更愿用道德和情感去判决；5、政坛输家不如鸡；6、当下朝野都缺乏专制人物的生存空间；7、官场可使人成神，也可成妖。8、 望中国法治将权力装到笼子里。
来源：新浪 作者：编辑：
【社论】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网络秩序 - 南方都市报 2013-08-28
摘要：不论是对现行法律的依法解释，还是对各种网络言论进行法律评价，应当首先依法而为，惟此才能确保法治精神从虚拟网络到现实社会的真正贯彻，实现法对人的终极关怀，也建立公民对法律的信仰。
日前，浙江警方公布网络治理十大案例，今年查处的相关案件中，谎报疫情和警情的占到70%左右。浙江警方相关负责人表示，微信也算是网上的一个公共场所，虽然对象是特定人群，但在公共场所如果传播谣言、虚假信息，自己未经核实，也属违法。
由浙江警方公布的典型案例观之，已查处的大部分涉网案件，其处理结果以治安行政拘留、教育训诫为主，仅有两人被刑拘，案情分别为涉嫌编造“KTV炸弹”、“飞机上有炸弹”等谣言。应当说，这也是对当下网络言论所应持的最基本判断，哪怕是网络谣言，亦应根据不同的案情予以相适应的法律评价，合法、违法还是涉嫌犯罪，法律部门须各司其职对其进行严格的法律判断。
“网络空间是公共场所”，这是近来常被提及的一句话。所谓“公共场所”，起码有两个层面的涵义，范围或有差异。社会学角度的“公共场所”，可能更宽泛，可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进行即时延伸，比如径自将互联网空间看作是网民表达观点的虚拟公共场所。而法律视角的“公共场所”则一定是更专业、更严谨，需要遵循严格的法律解释程序和逻辑予以界定。
现行《刑法》第293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中，有对“公共场所”的法律表述，其规定“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构成寻衅滋事罪”。对该条文中“公共场所”的理解与法律适用，显然不能随意，需结合法条上下文含义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进行认定。
《刑法》293条第一款其他三项所表述的寻衅滋事罪构成要件，共同点在于将该罪名的行为实施空间界定于现实社会环境，而非虚拟环境，表明其保护的法益为现实社会的正常秩序。
2013年5月，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的专门解释，以一一列举的方式对“公共场所”做了更严格的限定。是故，法律意义的“公共场所”，在做出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前，并不涵盖网络虚拟空间。
当然，这并不是说，网络表达不受法律制约，法律意义的自由从来不是绝对的，群己权界，他人的合法权利范围便是公民自由的界限。对网络谣言，尤其是已经涉嫌扰乱现实社会秩序的部分，同样需要依照法定程序进行调查处理。
除此之外，网络表达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最主要的还是因捏造事实、侵害他人名誉而需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即便是侮辱、诽谤且情节足够严重，也属于“不告不理”，须由权利人自诉启动的刑事案件类型。可以看到，对相关网络谣言的法律处理，浙江警方多作为治安案件以行政拘留罚之，而被刑拘的两例，则是属于刑法第291条第二款“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范畴。且即便利用网络编造、传播虚假恐怖信息，还需要有“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这一法定刑事立案情形。
法律，尤其是刑法，是最严厉的社会强制手段，社会成员所实施的行为均依照既定且明确的法律指引而为。合法的，法律予以肯定性评价，违法(甚至犯罪)的，法律进行否定评价，以此作为指引社会行为的标准，并倚靠最严苛的执行程序逐步促成公民对法律的信仰。立法机关只有在对某种社会行为进行审慎评估之后，确认没有可以代替刑罚的其他适当方法，才会将某种违反法律秩序的行为设定为犯罪，这是刑法谦抑性原则的核心要求。
互联网，属于最新兴的技术平台，对网络表达进行必要的法律规范，首先必须明确，无论是公民还是执法机关(尤其是执法机关)，均应遵循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行事。正如近日《人民日报》评论文章《靠什么终结“网络大谣”的神话》所说的，“在网民接近6亿的信息化社会，我们需要激发从法治到道德、从理性到情感的一切正能量，这才是最有效的谣言粉碎机”。不论是对现行法律的依法解释，还是对各种网络言论进行法律评价，应当首先依法而为，惟此才能确保法治精神从虚拟网络到现实社会的真正贯彻，实现法对人的终极关怀，也建立公民对法律的信仰。
欢迎回应：shelun@188.com 南都网：www.nandu.com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编辑：秦媛杰
知名投资人薛蛮子涉嫌聚众淫乱被拘 2013-08-29 02:31:32 新京报
薛蛮子目前已被依法拘留。
警方称执法人员现场不认识“薛蛮子”
新京报讯 （记者宋识径）记者昨天从北京警方获悉，日前因嫖娼被行政拘留的“薛蛮子”涉嫌聚众淫乱，目前已被依法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审查中。
近日，关于网络大V“薛蛮子”涉嫌嫖娼被北京警方抓获的消息引发关注。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公安局获悉，“薛蛮子”8月23日被抓确因涉嫌嫖娼，警方初步查明，“薛蛮子”还涉嫌聚众淫乱。
“薛蛮子”真名薛必群，系美国公民。24日下午，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部门按照规定，已将薛因嫖娼被警方依法拘留情况通报美国驻华使馆。
27日下午，美国使馆已派员对其进行了领事探视。
邻居举报小区卖淫嫖娼
据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有关负责人介绍，近日，陆续有群众举报称，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一带卖淫嫖娼活动比较严重。
8月23日，朝阳警方获得线索，安慧北里某住宅楼1809房间可能有卖淫嫖娼行为。
警方提供的视频显示，一名女性小区居民说，这一带卖淫嫖娼活动较多，邻居们都发现了，所以才向有关部门反映。
当日下午6点多，警方在该房间抓获两名涉嫌卖淫嫖娼人员。经核查，涉案男子系美籍华人,英文名XUE CHARLES BI-CHUEN，曾用中文名“薛必群”，2007年来华，现年60岁。
执法人员不识薛蛮子
治安总队行动支队支队长张晓光告诉记者，现场执法人员当时不知道此人是“薛蛮子”。因为薛当时称自己是美国人，警方专门指派涉外民警对其问询。
警方提供的资料显示，涉案女子张某是河南淮阳人，初中毕业，此前曾在深圳工厂打工，做过文员，今年5月来京从事卖淫活动。
据张某供述，她“不喜欢北京，正打算回深圳”。8月23日卖淫嫖娼的房间，是张某在北京的暂住地。
据称，薛、张二人通过梁某（女、32岁、广西人）介绍建立联系。自8月初，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薛蛮子”先后3次在安慧北里一带进行卖淫嫖娼活动，前两次每次1000元，抓获当日嫖资为1500元。
圈里留名“老顽童”
警方查明，除张某外，薛必群还与数名在此次行动中抓获的女子发生过卖淫嫖娼关系，并存在聚众淫乱行为。
特别是今年5月中旬以来，薛必群至少与10名女子频繁接触，进行卖淫嫖娼、聚众淫乱活动。
张晓光介绍，此次被抓的18名女子中，大多数人都认识薛。但她们都不知道他的真名，更不知道他是网络大V“薛蛮子”。
警方提供的视频资料显示，多名女子称呼薛为“老顽童”和“郎哥”。
■ 揭秘
被抓前发微博调侃“嫖客”
据薛必群本人介绍，他1981年自费赴美留学，1988年成为美国公民。为满足自己特殊的欲望和性癖好，曾在多国嫖娼，染上嫖娼恶习，2007年来华，曾多次经他人介绍嫖娼或短信招嫖。
“2011年以来，更加放纵，频繁招嫖，对嫖娼和淫乱活动几近痴迷。”薛在警方提供的视频中这样解释。
警方透露，涉案人员交代，薛必群挑选女人的“眼光很高”，要求年轻、性感、苗条，体态稍胖、皮肤稍黑、皮肤有疤痕的一律不要，他喜欢在固定地点单独连续招嫖或同时与多名女子聚众淫乱。
警方视频显示，薛必群供述称，今年以来，他曾六七次与两名以上女子进行卖淫嫖娼。在本月22日、23日，他都有嫖娼行为。
警方负责人介绍，薛体貌特征明显、嫖娼活动频繁、有特殊性癖好并且经常拖欠嫖资。涉案人员马某交代，薛在被抓的前一天下午，还给马某打来电话要求联系“女孩”。马某为其找来4名女子，薛在马某住处与其中3人进行聚众淫乱活动。马某供述，当时薛说只有2000元，剩下的钱下次再给。
记者发现，8月20日，“薛蛮子”还发微博调侃“嫖客”一词。微博说：笑死了！今年看见的最正能量的一句话：当上海的法官们想拼命甩掉“嫖客”身份的时候，李某某父母在竭力为孩子争取一个“嫖客”的名分!
■ 回顾
8月20日 薛蛮子在微博调侃李某某父母在为孩子“争取‘嫖客’的名分！”
8月23日 群众举报，朝阳警方在安慧北里一小区将进行卖淫嫖娼的“薛某、张某”查获
8月25日 北京警方通报此事，警方已依法对二人行政拘留
8月27日 27日下午，美国使馆已经派员对其进行了领事探视
毕业生的工作经验从何而来？ 2013-08-28 10:35 来源：南方日报
在8月24日的《佛山日报》上，有一篇题为“佛山举办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的文章，在谈到佛山市人才市场招聘与就业的矛盾时，介绍说，有招聘单位认为应届毕业生“没有任何工作经验，也没有技术，招了也是白招”。这让我心存疑惑，对于应届毕业生而言，工作经验从何而来？
强调应聘者有工作经验和技术，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并没有错，尤其是有一些需要“熟练工”的特殊岗位，用人单位当然更希望招聘到“老马识途”的人才。再说，企业也好，机关也好，讲究的是经济效益和工作效率，如果招聘到的是一个“没有任何工作经验，也没有技术”的应聘者，用人单位恐怕担待不起，每一个岗位都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把他们培养成“老马”，这显然也是不太现实的。但是，静下心来想想，就目前我国高校的教育教学体制而言，在四五年里能够让每一个大学生都成为经验丰富的“老马”，似乎也是欲速则不达的事情。“媳妇”也须多年才能熬成“婆”呀，何况只有四五年的学习时间，而且面对的多是理论学习，如此体制有限，时间有限，平台有限，而且又是应届毕业生，工作经验从何而来？因此，我认为，用人单位强调毕业生的工作经验和技术固然重要，但是考察这些应聘者的可持续发展情况，也就是他们的后期发展潜力更为重要。换句话来说，应届毕业生就像一张白纸，用人单位完全可以在这张白纸上写画出适合自己的图形文字。用一些来找工作的应届生的话来说，“我们可以一切从零开始，我们年轻，比较容易适应不同的工作环境，可以努力积累更多的工作经验，能够珍惜并做好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试想，这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时代，如果真是这样，应聘者的上进心恐怕比工作经验就更重要了。
话又说回来，正如前文所说，用人单位也有自己的难处，有自己的用人选人的规则。所以，奉劝如今在学的大学生、硕士生们，还是要从自己做起，千万不要成为书呆子，要做一匹脚踏实地的“小马”，甚至能够跑出校门，多一些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培养自己的动手能力，多与社会进行良性沟通和互动，培养自己的适应能力。这样，成为一匹“识途”的“老马”，也就指日可待了，又何愁用人单位不会出现“伯乐”呢？
（责任编辑：章永 ）
老人免费健康讲座买3千余元药 负责人消失 2013-08-26 14:14 来源：新文化网
据长春电视台城市速递报道：家住长春市二道区的王女士今年60多岁，2013年7月份的一天在路上有人给他发了一张宣传单，说近期在建设街上的一处写字楼举办一个免费体检和健康讲座活动，凭此单可以免费领取礼品，王女士在参加了这个活动后却“被自愿”地花出去了3000多块钱。
看宣传单上印着免费体检、免费领取鸡蛋、豆油、面粉等礼品，王女士决定去试一试，7月27日，活动组织者准备了一辆大巴车将她和其他参加活动的老年人一起，接到了建设街上的一处写字楼的一间办公室。王女士说，组织活动的有六七个人，自称来自中国三高四病防治中心长春分中心，全国助老委还有吉林省华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体检、讲课结束后，工作人员拿出了几种心脑血管类的药品，当时现场的工作人员表示，让大伙先花钱买药，然后这药钱还会如数返回来。当天参加活动的有三十多位老年人，听到这个说法所有人都付了钱拿了药。王女士患有高血压，当天就拿了2100块钱的药，还签了份协议。按照活动流程，说好两天后返钱，两天之后王女士果然拿到了返还回来的一部分钱。王女士说，第一次返了400块钱，人家还承诺后续还会返，于是她又买了1700块钱的药，算上之前还没返的钱，总共她还应该再拿回3400元。说好了8月15日可以再来取钱，可是再来时她得到答复是由于电脑升级钱不能返了。程女士也买了药，她说那伙人还差她一千多块钱没返，据她了解，不少老人最近几天都来要钱，但都被告知电脑不好使，钱暂时返不了，后来再次来找，已人去楼空。
8月19日，记者来到位于建设街腾达酒店十楼的这间办公室，此时办公室锁着门。记者按照王女士手中协议上的电话拨打了过去，结果关机。记者又拨打了宣传单上的电话，一位自称姓王的男子接了电话，他表示自己是助老委的工作人员，这几天他们暂时休息，所以关了门。记者此前曾在网上搜寻助老委，只查询到了全国助老产业化委员会，还有全国助老工作指导委员会，那么王先生到底是哪个单位的工作人员呢？王先生对此并没有给出明确答复。王先生表示，20日就可以给老人们返钱，随后挂断了电话。但是20日上午，记者再次联系其中一位老人时却得知，办公室依然锁着门，大家也没有找到任何工作人员。记者再次给王先生打去电话，但电话已经关机了。记者又给全国助老工作指导委员会打去电话，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全国助老产业化委员会这个平台在两年前就已经撤销，而全国助老工作指导委员会则表示，从未举办过免费送药之类的活动，他们已经接到多许多类似的举报电话。
按照老人们所说，举办这个活动的还有全国三高四病防治中心长春分中心，记者又查询了一下这个机构，结果也没有查到，只有在2006年由中国老年保健协会曾发起过一个三高四病预防工程。至于吉林省华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同样没有相关信息。
一位李阿姨告诉记者，自己购买了四盒回春如意胶囊和五盒强力脑心康胶囊，花了1400元，记者在国家药监网查询到了这两种药的名称及批号，药监局网站上的信息与老人手中药盒上的信息一致，也就是说老人买到的药品本身没有问题，不过记者查询了几家医药网站的报价，这两种胶囊的单价都在每盒30元左右，如此算来，李阿姨购买的这些药品总价也应该不超过400元。
眼下，老人们找不到人拿不回钱，大伙只好决定先到公安部门报案。
新文化网 张昕莹 整理
（责任编辑：陈传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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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期，对于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庭审，律师教授、专家学者、媒体记者分别从法律、制度、媒体等多个视角进行分析。@童之伟(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导致薄先生悲剧的最大内在因素，恐怕要归咎于他的极权人格。
近期，对于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庭审，律师教授、专家学者、媒体记者分别从法律、制度、媒体等多个视角进行分析。无论长篇宏论或只言片语，不同角度的审视解读，为薄案带来更多深层次思考。以下为各方言论评析汇总。
@李庄(前律师)：在一个研讨会上，我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假如，我们现在没有肉吃，有一个强人跑到村里，把最有钱的两个财主杀了，将其全部家产归为己有，然后拿出其中的零头给我们买了几年肉包子，我们该不该歌颂此人？他到底是不是救星？面对重庆那场“小文革”，作为薄、王主导的重庆模式的亲历者、受害者，以及所有有良知的法律工作者和人文学者，都有责任站出来揭露“重庆模式”的罪恶。
@童之伟(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导致薄先生悲剧的最大内在因素，恐怕要归咎于他的极权人格。薄先生这样家庭背景的极权人格类型人士，其实最不适合做的事情就是在当代中国从政做官。薄先生如果做学术或经商办企业，或许会有一片光辉的一生。可惜，官本位文化在中国根深蒂固，“做大事”建功立业的追求诱使薄先生走上了“从政”这样一条难以折返的路。
@毛立新(刑事律师、法学博士)：本着“有罪必究”、“有罪必罚”的法律精神，对于如此严重的受贿、贪污犯罪事实，断然没有放纵的道理。虽然薄谷开来所涉受贿、贪污事实，即使被定罪，可能被 判处的刑罚，应该不会超过其已经被判处的死缓。因此，无论再定多少罪，其最终被决定执行的刑罚，仍然是死缓。但对漏罪依法予以追诉，体现的是对法律的尊重，是不枉不纵的法治精神，任何人也没有轻言放弃的权力。
@杨学林(律师)：薄熙来被控三宗罪，与我等猜测的差不多。因为大凡高官走向深渊，一般会从这几条路走。盖因他们只会走这几条路，你让他走诈骗、盗窃的路子，那可是技术活，会难死他。再说，他们也丢不起这个人啊。
@仝宗锦(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谷的证言在法律上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她应是有关犯罪的共犯或单独构成犯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其中的利害关系可能会降低证言效力；二是她和被告的夫妻关系，刑诉法规定了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权，但她做出对被告不利的证言同时却行使了此一豁免权，使证言无法当庭得到各方质证，这也降低了其证言效力。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征诸以往司法实践，若妻利用丈夫职权收受贿赂，则一并追究刑责。故古在此案中身份就超越了夫妻，乃共同犯罪人。换言之，合肥审判有重大遗漏。昨日审判，被 告人称两次申请谷出庭作证，法庭以刑诉法第188条夫妻关系不得强制出庭为由拒绝，但若是共同犯罪人，不应同受审判么？
@吴家清(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审判薄氏，大快人心。但从家庭、社会伦理的视角看，薄也有心痛之处：一是娶错了老婆，薄的罪都与蛇蝎心肠的老婆直接相关；二是用错了人，薄大恩于王，王却恩将仇报，小人也；三是交错了朋友，徐明、还有那个老外最终都背叛了薄；三错有元错、首错，就是娶错老婆，因王、徐、老外都是老婆牵线搭桥的。
@秦前红(武大法学教授)：薄熙来过去是一个法治的否弃论者甚至是一个粗暴的法治践踏者，但此次在庭审中，薄坚持据理力争甚至全面翻供。强调程序正义，乃是确保实质正义的关键条件。从此意义上说，薄在法庭上出乎意料的表现，用一种另类的方式促进了法治意识的普及和法治的进步。
@陶短房(知名评论人)：通过这起案件的庭审，人们不仅希望看到如济南中院直播微博所引述的《韩非子。有度》章句所言“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和“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更希望看到符合法律规范、不纵不枉的庭审过程和细节，希望看到中国法制社会的曙光。
@石扉客(专栏作家)：薄熙来性格是既大又小的矛盾体：形式感与大场面、好大喜功，这是大。反过来，睚眦必报是小。薄的字典里，没有宽恕二字。如果是在民选机制下，他或许会有一个攫取最高权力的合法途径，不至于疯魔至此。如果是在宪政架构下，又不至于让他以最高权力来荼毒苍生。薄熙来这个演员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和家庭的悲剧，也不仅是过去五年来重庆人民的悲剧，也是不透明无规则的中国政治的悲剧。
@公方彬(国防大学教授)：美国人有一句格言：“总统是靠不住的”。孟德斯鸠有一句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审判薄熙来的最大意义证明权力有边界。
@章立凡(近代史学者)：性格决定命运，官方宣传中一再强调他“六亲不认”的桀骜个性，结果一语成谶。当年红卫兵高干子女中，就流传一则信条：“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在这场法庭戏中，教育背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薄熙来上大学读世界史，没多久便转行改读国际新闻专业研究生，两个专业影响到他一生的成败。好演员要死在舞台上，薄熙来不仅是个好演员，还是个狠角色。
@刘胜军改革(专栏作家)：薄熙来在重庆期间所引发的法治倒退是惊人的：1、大量企业家家破人亡，或判死刑或亡命天涯，财产充公；2、肆意抓捕、劳教，钳制言论自由，尤其以因“一砣屎”案被劳教一年的方洪为代表。3、市委的机构和官员直接统一指挥法检公行使职权，变相合署办案，设立了数百个“专案组”，直接继承了“文革”的专案组体 制；4、对刑辩律师进行了全面打压。打黑运动伊始，重庆有关部门就要求本地律师“配合”、“讲政治、顾大局”、不要纠缠“细节”，标志性事件是李庄案。
@许金声(心理学家)：搞心理学的毛病，不由自主又回味他当时打王立军的那一耳光。有不少值得深思之处。必然的事情常常需要偶然的小事情才会呈现。要是薄熙来学过一点佛，多一点涵养，提醒自己“小不忍则乱大谋”，情况又会怎样？――想到这一点，不由得有点担忧。能够爬上去当官者，多少有一些人际关系智慧。那些情商较好的腐败官员，会不会成为漏网之鱼呢？
@徐昕(法律学者)：腐败形式多样，大致可分两类：①官员违反规则，以权谋私，如贪污、受贿；②官员特权，即掌权者依权力大小、地位高低而拥有不同于常人的特殊权利，如特供， 稀缺品、经商等机会的获取，食品、福利、住房、教育、医疗、交通等特殊优待。认可特权的制度，决不可能真正反腐。反腐首先必须反特权。
@王晓渔(知名学者)：从律政大剧的剧情来看，事发之前的瓜家虽然位如王侯，不缺钱、不缺权，瓜爸想扇下属耳光就扇耳光，这个阶层依然严重缺乏安全感，聊天要边走边谈，对话如同暗语，公子在外首先考虑安全问题。荒诞的是，这种不安全感恰恰是他们推行“稳定压倒一切”的产物，他们成了自己的受害者，却不自知。
@何三畏(专栏作家)：现在，他是一个被告，一个“与多名女性发生并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的流氓，一个“收贿五百万就兴奋得当着行贿人的面给老婆打电话报告”的小人。可是，他非法地没收过多少财产，摧毁过多少家庭，刑讯多么无辜，劳教过多少网民，用过多少谎言欺骗人民……统统不在审判之列。――这只能留给历史去审判了！
@赵楚(专栏作家)：薄个人究竟有几多触犯刑法的罪行，这由法庭来决定，议论者，首先是我基本没有资料来论断的，但讨论薄案不触及薄在重庆主政期间的政治和政策理念，把他当成与一般贪腐镇长无异普通贪官，那不仅是开司法的玩笑，也是开历史的玩笑，而政治是刑事庭审无力澄清的事。薄案要害在事关中国前途的政治是非。
@徐达内(专栏作家)：“只不过就是一场戏，一场事先早就谈好的交易”――的确，这些对薄熙来手势花样百出的解读，虽然明显牵强，但却及时召唤出了人们对中国政治斗争的固有看法。夫人薄谷开来此前在法庭上的快速认罪，独子薄瓜瓜迄今还能稳居海外的情势，以及对刘志军等中共高官过往判决的传说，无不让“演戏”之说深入人心，俨然成了颠扑不破的民间常识。
@盛京关捷(沈阳日报记者)：总的来说，薄确实是有演技的，而且善于为自己的谎言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实在说不过去，那就打赖。去年3月9日，薄熙来在接受记者集体采访时表示，对于其子在国外读书开法拉利的传言，连用两个“一派胡言”，并“感到非常气愤”，称儿子在国外读书的资金问题，“全额奖学金！”就从这个细节来看，就是非常了得的。然而，他成也表演，败也表演。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薄王终于再见。以这样的方式。对王立军来说，大概只有此刻，在“法本位”的护佑下，他和薄才是平等的。之前，他即使贵为公安局长、副市长，被薄扇个耳光也不敢怎样。这是“官本位”的必然结果，为官也为奴，对下是官是主，对薄是奴是仆。如今同样被囚，平起平坐，王立军是不是出了一口气？
@盛大林(河南日报评论员)：王立军错就错在“汇报”上――不管如何汇报，也不管怎么做的，一汇报就错了！因为一听到汇报，他就“知道”妻子杀人了，他就必须作出依法处理的指示，不然就有包庇之嫌。可是，他不能作出那样的指示，因为杀人嫌犯是他的妻子，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影响太坏。也就是说，“汇报”实际上给B出个了“难题”！
@刘雪松(钱江晚报评论员)：从江山一片红，到黑打站到审判席上。从最高指示一样的力捧，到纠结不清的钱色。这些天，我的那些重庆媒体同行，不知道在做新闻时，作何感想。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从遵从与盲捧、神坛与地狱的戏剧人生中，找到新闻人应有的职业素养与媒体应有的尊严？
@石述思(《工人日报》社会周刊编辑部主任)：庭审：1、这是进步，法律在当家做主；2、审判很曲折，公诉力量待加强；3、薄在极力保护自己家最有出息的儿 子；4、围观者多不习惯法治，更愿用道德和情感去判决；5、政坛输家不如鸡；6、当下朝野都缺乏专制人物的生存空间；7、官场可使人成神，也可成妖。8、 望中国法治将权力装到笼子里。
来源：新浪 作者：编辑：
【社论】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网络秩序 - 南方都市报 2013-08-28
摘要：不论是对现行法律的依法解释，还是对各种网络言论进行法律评价，应当首先依法而为，惟此才能确保法治精神从虚拟网络到现实社会的真正贯彻，实现法对人的终极关怀，也建立公民对法律的信仰。
日前，浙江警方公布网络治理十大案例，今年查处的相关案件中，谎报疫情和警情的占到70%左右。浙江警方相关负责人表示，微信也算是网上的一个公共场所，虽然对象是特定人群，但在公共场所如果传播谣言、虚假信息，自己未经核实，也属违法。
由浙江警方公布的典型案例观之，已查处的大部分涉网案件，其处理结果以治安行政拘留、教育训诫为主，仅有两人被刑拘，案情分别为涉嫌编造“KTV炸弹”、“飞机上有炸弹”等谣言。应当说，这也是对当下网络言论所应持的最基本判断，哪怕是网络谣言，亦应根据不同的案情予以相适应的法律评价，合法、违法还是涉嫌犯罪，法律部门须各司其职对其进行严格的法律判断。
“网络空间是公共场所”，这是近来常被提及的一句话。所谓“公共场所”，起码有两个层面的涵义，范围或有差异。社会学角度的“公共场所”，可能更宽泛，可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进行即时延伸，比如径自将互联网空间看作是网民表达观点的虚拟公共场所。而法律视角的“公共场所”则一定是更专业、更严谨，需要遵循严格的法律解释程序和逻辑予以界定。
现行《刑法》第293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中，有对“公共场所”的法律表述，其规定“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构成寻衅滋事罪”。对该条文中“公共场所”的理解与法律适用，显然不能随意，需结合法条上下文含义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进行认定。
《刑法》293条第一款其他三项所表述的寻衅滋事罪构成要件，共同点在于将该罪名的行为实施空间界定于现实社会环境，而非虚拟环境，表明其保护的法益为现实社会的正常秩序。
2013年5月，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的专门解释，以一一列举的方式对“公共场所”做了更严格的限定。是故，法律意义的“公共场所”，在做出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前，并不涵盖网络虚拟空间。
当然，这并不是说，网络表达不受法律制约，法律意义的自由从来不是绝对的，群己权界，他人的合法权利范围便是公民自由的界限。对网络谣言，尤其是已经涉嫌扰乱现实社会秩序的部分，同样需要依照法定程序进行调查处理。
除此之外，网络表达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最主要的还是因捏造事实、侵害他人名誉而需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即便是侮辱、诽谤且情节足够严重，也属于“不告不理”，须由权利人自诉启动的刑事案件类型。可以看到，对相关网络谣言的法律处理，浙江警方多作为治安案件以行政拘留罚之，而被刑拘的两例，则是属于刑法第291条第二款“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范畴。且即便利用网络编造、传播虚假恐怖信息，还需要有“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这一法定刑事立案情形。
法律，尤其是刑法，是最严厉的社会强制手段，社会成员所实施的行为均依照既定且明确的法律指引而为。合法的，法律予以肯定性评价，违法(甚至犯罪)的，法律进行否定评价，以此作为指引社会行为的标准，并倚靠最严苛的执行程序逐步促成公民对法律的信仰。立法机关只有在对某种社会行为进行审慎评估之后，确认没有可以代替刑罚的其他适当方法，才会将某种违反法律秩序的行为设定为犯罪，这是刑法谦抑性原则的核心要求。
互联网，属于最新兴的技术平台，对网络表达进行必要的法律规范，首先必须明确，无论是公民还是执法机关(尤其是执法机关)，均应遵循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行事。正如近日《人民日报》评论文章《靠什么终结“网络大谣”的神话》所说的，“在网民接近6亿的信息化社会，我们需要激发从法治到道德、从理性到情感的一切正能量，这才是最有效的谣言粉碎机”。不论是对现行法律的依法解释，还是对各种网络言论进行法律评价，应当首先依法而为，惟此才能确保法治精神从虚拟网络到现实社会的真正贯彻，实现法对人的终极关怀，也建立公民对法律的信仰。
欢迎回应：shelun@188.com 南都网：www.nandu.com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编辑：秦媛杰
知名投资人薛蛮子涉嫌聚众淫乱被拘 2013-08-29 02:31:32 新京报
薛蛮子目前已被依法拘留。
警方称执法人员现场不认识“薛蛮子”
新京报讯 （记者宋识径）记者昨天从北京警方获悉，日前因嫖娼被行政拘留的“薛蛮子”涉嫌聚众淫乱，目前已被依法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审查中。
近日，关于网络大V“薛蛮子”涉嫌嫖娼被北京警方抓获的消息引发关注。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公安局获悉，“薛蛮子”8月23日被抓确因涉嫌嫖娼，警方初步查明，“薛蛮子”还涉嫌聚众淫乱。
“薛蛮子”真名薛必群，系美国公民。24日下午，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部门按照规定，已将薛因嫖娼被警方依法拘留情况通报美国驻华使馆。
27日下午，美国使馆已派员对其进行了领事探视。
邻居举报小区卖淫嫖娼
据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有关负责人介绍，近日，陆续有群众举报称，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一带卖淫嫖娼活动比较严重。
8月23日，朝阳警方获得线索，安慧北里某住宅楼1809房间可能有卖淫嫖娼行为。
警方提供的视频显示，一名女性小区居民说，这一带卖淫嫖娼活动较多，邻居们都发现了，所以才向有关部门反映。
当日下午6点多，警方在该房间抓获两名涉嫌卖淫嫖娼人员。经核查，涉案男子系美籍华人,英文名XUE CHARLES BI-CHUEN，曾用中文名“薛必群”，2007年来华，现年60岁。
执法人员不识薛蛮子
治安总队行动支队支队长张晓光告诉记者，现场执法人员当时不知道此人是“薛蛮子”。因为薛当时称自己是美国人，警方专门指派涉外民警对其问询。
警方提供的资料显示，涉案女子张某是河南淮阳人，初中毕业，此前曾在深圳工厂打工，做过文员，今年5月来京从事卖淫活动。
据张某供述，她“不喜欢北京，正打算回深圳”。8月23日卖淫嫖娼的房间，是张某在北京的暂住地。
据称，薛、张二人通过梁某（女、32岁、广西人）介绍建立联系。自8月初，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薛蛮子”先后3次在安慧北里一带进行卖淫嫖娼活动，前两次每次1000元，抓获当日嫖资为1500元。
圈里留名“老顽童”
警方查明，除张某外，薛必群还与数名在此次行动中抓获的女子发生过卖淫嫖娼关系，并存在聚众淫乱行为。
特别是今年5月中旬以来，薛必群至少与10名女子频繁接触，进行卖淫嫖娼、聚众淫乱活动。
张晓光介绍，此次被抓的18名女子中，大多数人都认识薛。但她们都不知道他的真名，更不知道他是网络大V“薛蛮子”。
警方提供的视频资料显示，多名女子称呼薛为“老顽童”和“郎哥”。
■ 揭秘
被抓前发微博调侃“嫖客”
据薛必群本人介绍，他1981年自费赴美留学，1988年成为美国公民。为满足自己特殊的欲望和性癖好，曾在多国嫖娼，染上嫖娼恶习，2007年来华，曾多次经他人介绍嫖娼或短信招嫖。
“2011年以来，更加放纵，频繁招嫖，对嫖娼和淫乱活动几近痴迷。”薛在警方提供的视频中这样解释。
警方透露，涉案人员交代，薛必群挑选女人的“眼光很高”，要求年轻、性感、苗条，体态稍胖、皮肤稍黑、皮肤有疤痕的一律不要，他喜欢在固定地点单独连续招嫖或同时与多名女子聚众淫乱。
警方视频显示，薛必群供述称，今年以来，他曾六七次与两名以上女子进行卖淫嫖娼。在本月22日、23日，他都有嫖娼行为。
警方负责人介绍，薛体貌特征明显、嫖娼活动频繁、有特殊性癖好并且经常拖欠嫖资。涉案人员马某交代，薛在被抓的前一天下午，还给马某打来电话要求联系“女孩”。马某为其找来4名女子，薛在马某住处与其中3人进行聚众淫乱活动。马某供述，当时薛说只有2000元，剩下的钱下次再给。
记者发现，8月20日，“薛蛮子”还发微博调侃“嫖客”一词。微博说：笑死了！今年看见的最正能量的一句话：当上海的法官们想拼命甩掉“嫖客”身份的时候，李某某父母在竭力为孩子争取一个“嫖客”的名分!
■ 回顾
8月20日 薛蛮子在微博调侃李某某父母在为孩子“争取‘嫖客’的名分！”
8月23日 群众举报，朝阳警方在安慧北里一小区将进行卖淫嫖娼的“薛某、张某”查获
8月25日 北京警方通报此事，警方已依法对二人行政拘留
8月27日 27日下午，美国使馆已经派员对其进行了领事探视
毕业生的工作经验从何而来？ 2013-08-28 10:35 来源：南方日报
在8月24日的《佛山日报》上，有一篇题为“佛山举办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的文章，在谈到佛山市人才市场招聘与就业的矛盾时，介绍说，有招聘单位认为应届毕业生“没有任何工作经验，也没有技术，招了也是白招”。这让我心存疑惑，对于应届毕业生而言，工作经验从何而来？
强调应聘者有工作经验和技术，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并没有错，尤其是有一些需要“熟练工”的特殊岗位，用人单位当然更希望招聘到“老马识途”的人才。再说，企业也好，机关也好，讲究的是经济效益和工作效率，如果招聘到的是一个“没有任何工作经验，也没有技术”的应聘者，用人单位恐怕担待不起，每一个岗位都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把他们培养成“老马”，这显然也是不太现实的。但是，静下心来想想，就目前我国高校的教育教学体制而言，在四五年里能够让每一个大学生都成为经验丰富的“老马”，似乎也是欲速则不达的事情。“媳妇”也须多年才能熬成“婆”呀，何况只有四五年的学习时间，而且面对的多是理论学习，如此体制有限，时间有限，平台有限，而且又是应届毕业生，工作经验从何而来？因此，我认为，用人单位强调毕业生的工作经验和技术固然重要，但是考察这些应聘者的可持续发展情况，也就是他们的后期发展潜力更为重要。换句话来说，应届毕业生就像一张白纸，用人单位完全可以在这张白纸上写画出适合自己的图形文字。用一些来找工作的应届生的话来说，“我们可以一切从零开始，我们年轻，比较容易适应不同的工作环境，可以努力积累更多的工作经验，能够珍惜并做好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试想，这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时代，如果真是这样，应聘者的上进心恐怕比工作经验就更重要了。
话又说回来，正如前文所说，用人单位也有自己的难处，有自己的用人选人的规则。所以，奉劝如今在学的大学生、硕士生们，还是要从自己做起，千万不要成为书呆子，要做一匹脚踏实地的“小马”，甚至能够跑出校门，多一些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培养自己的动手能力，多与社会进行良性沟通和互动，培养自己的适应能力。这样，成为一匹“识途”的“老马”，也就指日可待了，又何愁用人单位不会出现“伯乐”呢？
（责任编辑：章永 ）
老人免费健康讲座买3千余元药 负责人消失 2013-08-26 14:14 来源：新文化网
据长春电视台城市速递报道：家住长春市二道区的王女士今年60多岁，2013年7月份的一天在路上有人给他发了一张宣传单，说近期在建设街上的一处写字楼举办一个免费体检和健康讲座活动，凭此单可以免费领取礼品，王女士在参加了这个活动后却“被自愿”地花出去了3000多块钱。
看宣传单上印着免费体检、免费领取鸡蛋、豆油、面粉等礼品，王女士决定去试一试，7月27日，活动组织者准备了一辆大巴车将她和其他参加活动的老年人一起，接到了建设街上的一处写字楼的一间办公室。王女士说，组织活动的有六七个人，自称来自中国三高四病防治中心长春分中心，全国助老委还有吉林省华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体检、讲课结束后，工作人员拿出了几种心脑血管类的药品，当时现场的工作人员表示，让大伙先花钱买药，然后这药钱还会如数返回来。当天参加活动的有三十多位老年人，听到这个说法所有人都付了钱拿了药。王女士患有高血压，当天就拿了2100块钱的药，还签了份协议。按照活动流程，说好两天后返钱，两天之后王女士果然拿到了返还回来的一部分钱。王女士说，第一次返了400块钱，人家还承诺后续还会返，于是她又买了1700块钱的药，算上之前还没返的钱，总共她还应该再拿回3400元。说好了8月15日可以再来取钱，可是再来时她得到答复是由于电脑升级钱不能返了。程女士也买了药，她说那伙人还差她一千多块钱没返，据她了解，不少老人最近几天都来要钱，但都被告知电脑不好使，钱暂时返不了，后来再次来找，已人去楼空。
8月19日，记者来到位于建设街腾达酒店十楼的这间办公室，此时办公室锁着门。记者按照王女士手中协议上的电话拨打了过去，结果关机。记者又拨打了宣传单上的电话，一位自称姓王的男子接了电话，他表示自己是助老委的工作人员，这几天他们暂时休息，所以关了门。记者此前曾在网上搜寻助老委，只查询到了全国助老产业化委员会，还有全国助老工作指导委员会，那么王先生到底是哪个单位的工作人员呢？王先生对此并没有给出明确答复。王先生表示，20日就可以给老人们返钱，随后挂断了电话。但是20日上午，记者再次联系其中一位老人时却得知，办公室依然锁着门，大家也没有找到任何工作人员。记者再次给王先生打去电话，但电话已经关机了。记者又给全国助老工作指导委员会打去电话，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全国助老产业化委员会这个平台在两年前就已经撤销，而全国助老工作指导委员会则表示，从未举办过免费送药之类的活动，他们已经接到多许多类似的举报电话。
按照老人们所说，举办这个活动的还有全国三高四病防治中心长春分中心，记者又查询了一下这个机构，结果也没有查到，只有在2006年由中国老年保健协会曾发起过一个三高四病预防工程。至于吉林省华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同样没有相关信息。
一位李阿姨告诉记者，自己购买了四盒回春如意胶囊和五盒强力脑心康胶囊，花了1400元，记者在国家药监网查询到了这两种药的名称及批号，药监局网站上的信息与老人手中药盒上的信息一致，也就是说老人买到的药品本身没有问题，不过记者查询了几家医药网站的报价，这两种胶囊的单价都在每盒30元左右，如此算来，李阿姨购买的这些药品总价也应该不超过400元。
眼下，老人们找不到人拿不回钱，大伙只好决定先到公安部门报案。
新文化网 张昕莹 整理
（责任编辑：陈传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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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27 August 2013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战略 - 任新建
打造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中心六举措 任新建 东方早报 发表于2013-08-20 08:22
http://www.dfdaily.com/html/8762/2013/8/20/1056337.shtml
·编者按·
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两会”答记者问中表达“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感叹时，可知改革艰难，所以改革需要勇气。但他又说“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所以改革又需要魄力。
今年以来，国务院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100余项，在经济领域，已宣布暂免征收月销售额2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的增值税和营业税。此外，设立真正意义的民营银行不久也将成为现实。
进一步改革的举措还有很多。作为改革的前沿阵地，上海先行先试，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对于中国经济升级版能起到示范效应。当然，现实中改革能否践行正在考验着中国政府的决心。
任新建专栏“上海思路”开栏以来讨论了政府公共服务购买、金融租赁、金融改革的战略思考等问题。本期文章所讨论的也是上海在经济转型中可以创新的举措。接下来，他会有更多务实的“先行先试”新思路贡献给大家。
7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要求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要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使之成为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试验田”，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作贡献。
上海要紧紧抓住自由贸易试验区机遇，顺应我国金融改革开放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战略要求，积极推进本币主导的金融开放，大力开展人民币资本输出，拓宽跨境人民币投融资渠道，着力集聚国内外各类投融资机构，加快人民币跨境产品和业务创新，建设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中心。
一、战略意义
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中心是指人民币在全球具有较大规模和流动性基础上，通过集聚大量国内外投融资机构，吸引、汇集并管理运作全球人民币资产，全面开展跨境融资、跨境贷款、跨境投资、跨境担保、跨境清算、跨境结算、跨境理财等跨境人民币业务，实现人民币资产高效管理和保值增值目标的城市（地区）。
上海打造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中心，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和保值增值渠道，对于不断满足境内外人民币投融资需求、提升我国金融资产定价能力和国际金融地位、加快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有助于提升上海金融市场功能。通过在上海建立集中统一的跨境支付清算平台，形成全球集中的人民币结算、清算中心（类似于纽约在全球美元结算中的地位）；通过率先试点和推广各种跨境人民币产品，尤其是资本项目下境外直接投资、项目融资等业务，以及基于人民币汇率的期货、期权等衍生产品，在上海形成全球人民币产品创新和交易中心；随着跨境人民币业务的深入推进，在上海逐步形成全球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定价中心。
二是有助于加快聚集国际投融资机构。跨境人民币投融资业务一端联系着境内贸易企业和金融机构，另一端牵引着境外贸易企业和金融机构。在人民币结算、汇兑、投资、融资和各种人民币金融产品交易过程中，将吸引大量银行、保险、信托、证券、基金管理、私募股权、私募证券、QFII等境内外投融资机构参与上海金融市场。
三是有助于提升上海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跨境人民币投融资业务将打通人民币流出和回流渠道，扩大上海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引进国际化的市场规则和交易标准，使上海逐渐成为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是有助于增强上海金融市场国际定价权。跨境人民币投融资业务将推动上海形成各类人民币产品的全球价格，有力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价格话语权。
二、机遇和基础
当前，上海打造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中心正面临有利发展时机，已具备扎实基础。
从发展机遇看，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金融发展格局的新变化为人民币扩大国际投融资领域使用、打造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中心提供了难得契机。一方面，受国际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影响，美国、欧洲的经济金融体系均受重创，美元不断贬值，欧元区更面临解体的风险，极大削弱了美元和欧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为上海加快打造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中心、推动人民币发挥国际投资储备货币职能提供了难得契机。另一方面，随着“十二五”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步伐加快，境外人民币回流渠道不断扩大，为上海打造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中心带来了战略机遇。
从发展基础看，一是上海已基本形成包括全国性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商品期货市场、黄金市场、产权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等在内的较为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人民币在岸市场容量持续扩大，2012年上海金融市场（不含外汇市场）交易额达到486.95万亿元，同比增长29.1%，这为持有和交易以人民币计值的金融资产提供了便利。
二是上海跨境人民币投融资业务发展迅速，目前已涵盖资本项下的直接投资、间接投资、人民币外债、人民币对外担保等，跨境人民币投融资市场参与主体日益增加。
三是上海已基本形成较为健全的金融机构体系，截至2012年全市各类金融单位达到1124家，其中在沪经营性外资金融单位数达到208家, 外资金融机构代表处210家，这为上海打造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中心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服务支持和客户资源支撑。
四是上海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统一互联的支付清算系统加快建设，法律信用环境持续优化，政府服务效率不断提高，为上海打造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中心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保障。
三、思路和路径
基本思路是，以扩大人民币跨境流通和使用为重点，以提升全球人民币资产配置能力为核心，着力突破制约人民币跨境流动体制机制和政策瓶颈，加快人民币跨境产品和业务创新，稳步拓宽跨境人民币投融资渠道，促进全球人民币资产加速向上海集聚，不断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参与国际金融竞争、配置全球金融资源的能力。
根据中央提出的到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要求，上海建设打造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中心，可以分“两步走”：
第一步是到“十二五”期末。随着跨境贸易结算范围的日益扩大和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境外人民币资产规模明显扩大，上海对境外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明显提升，跨境人民币投融资工具和品种明显丰富，基本形成亚洲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中心功能。
第二步是到2020年。人民币在境内外市场形成较为均衡的资产规模，成为广为接受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国际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职能显著增强，基本形成品种丰富、高效便捷的人民币资产投融资体系，基本形成人民币资产国际定价能力，基本形成服务高效、监管规范的人民币国际化跨境支付清算体系，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能力显著提升，国内外高端金融人才和金融机构大量集聚，基本建成全球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中心。
四、重点举措
（一）按照“先债券市场，后股票市场”思路，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不断提高人民币投融资市场国际化水平
1.着力提升上海债券市场国际化水平。以大力发展“熊猫债” （熊猫债指外国政府、境外金融机构、工商企业或国际组织在我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值的债券）为重点，探索将发行主体扩大到信用级别高并具有国际债券融资经验的外国政府、境外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鼓励境外中央银行进入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买入人民币债券作为储备资产；允许更多具有合法人民币资金来源的境外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投资；支持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府、跨国银行、跨国企业等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形成多层次、开放性、跨境流通便利的在岸人民币债券市场。
2.稳步开放上海股票市场。在继续完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基础上，适当降低QFII资格要求，提高持股比例上限，增加运作便利，大力吸引养老金、主权基金等境外合格的机构投资者参与国内资本市场。稳步推进跨境ETF业务，推动其成为境内外投资者进行资产配置和实现投资策略的良好工具。逐步扩大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和试点范围，吸引其运用在香港募集的人民币资金开展境内证券投资业务。
3.加快推进其他要素市场国际化。进一步放宽QFII投资范围，逐步向境外人民币持有主体开放证券市场、期货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及黄金市场。全面增强资本市场整体包容能力，扩大市场覆盖面，优化人民币金融资源在国际市场上的配置效率，加快形成国际化、规模化的人民币资本市场格局。
（二）按照“先引进来，再走出去”思路，积极探索跨境人民币投融资业务和产品创新，着力扩大人民币跨境投融资渠道
1.做大做强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继续扩大货物贸易结算范围，鼓励企业加大跨境人民币使用规模。鼓励银行探索H股募股资金以人民币汇入、外资企业境外投资者以人民币增资、直接投资项下股权转让款人民币支付等创新业务，发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效应，扩大衍生需求。调整优化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结构，积极探索在政府对外采购、对石油和原材料等大宗商品的进出口中协议采用人民币进行支付结算。重点推动境内机构对大型项目的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等业务，提高资本与金融项目下各项业务的绝对规模和相对比例。
2.扩大外资企业人民币投融资业务规模。鼓励开展人民币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FDI）业务，给予外商以人民币来华投资相比外汇来华投资同等优先政策待遇，提高外商以人民币来沪投资积极性。推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简化业务流程试点、鼓励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开展人民币经常项下集中收付业务，支持跨国公司将其人民币境外资金结算中心落户上海。
3.试点资本项目下跨境人民币投融资业务。探索A股减持人民币汇出、向境外公司股权投资、境外子公司盈利的人民币回流等创新业务。鼓励银行为跨境经营企业提供全球现金管理，探索开展境内外分行联动跨境人民币融资业务。推动上海居民个人采用人民币进行直接对外投资试点。
4.加大人民币利率、汇率基础产品和结构性衍生产品研发力度。加快研究并在条件成熟后推出以利率、汇率等为基础的金融衍生产品，大力发展人民币场内交易，加快推出国债期货，完善国债市场无风险利率定价。完善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形成机制，改进中长期Shibor报价依据和结构，引入中长期资金拍卖机制。强化Shibor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作用，充分发挥Shibor对各类人民币产品定价的指导作用。实施开展结构性产品试点，加快人民币汇率远期、期货、掉期等衍生产品创新，丰富人民币衍生产品体系，扩大衍生品市场交易规模，将上海建设成为人民币场外利率、汇率衍生产品的主要交易场所。
5.加快人民币期货产品创新。借助上海期货交易所黄金、线材、螺纹钢、燃料油、铜、铝、锌、天然橡胶等大宗商品的交易基础，不断提升我国贵金属、钢铁、有色金属、天然橡胶等大宗商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定价权，尽快推出人民币原油期货品种，争取原油等战略性资产的国际话语权。
（三）按照“政府引导、市场推动”思路，加快集聚境内外人民币资产投融资机构，着力增强金融机构全球服务能力
1.积极吸引金融机构总部或功能性机构。研究出台吸引金融总部或功能性机构的财税优惠政策，明确金融机构总部认定范围、程序和标准，争取更多的国家级金融机构总部落户上海。引入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跨境清算中心，吸引境内外人民币往来账户落户上海。
2.推动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积极拓展“代理行”模式中的境外清算代理，鼓励银行培育、挖掘境内和境外的潜在客户。帮助资信水平高、业务需求强的境内试点企业熟悉了解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的便利和优势，激发和挖掘潜在的业务机会。推动扩大银联卡在境外使用范围，完善境内外银行资金汇划、结算业务体系，畅通资金流入流出渠道。
3.加快发展本土信用评级机构。鼓励本土评级机构加强自身内部建设，做好数据储备和分析，提升服务能力，不断积累商誉。鼓励本土评级机构拓展国外市场,通过参股国外信用评级机构等方式参与世界信用评级,参与全球金融资源分配。
4.吸引培育各类金融中介机构。大力吸引一批专业性强、信誉度高、服务水平好、有竞争能力的国内外金融中介机构，加快培育本土优质金融中介机构，开展法律服务、会计审计、资产评估、投资咨询、经纪、金融咨询、服务外包等服务，促进其规范化、市场化和集约化发展。
（四）按照“以点带面、先行先试”思路，开展特定区域探索，为全面推进人民币跨境业务积累经验
1.争取在特定区域实施更为灵活全面的资本项目开放政策。向国家积极争取，允许在浦东注册、符合一定条件的企业在海外（包括香港）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企业债券并可以结汇；在浦东设立总部的银行允许开展有额度管理、风险可控的境外人民币投贷业务，募集的资金允许投向符合产业导向的项目。
2.探索推进跨境人民币融资利率市场化。将Shibor作为跨境人民币项目融资的基准利率，具体项目利率由商业银行综合考虑贷款相关成本及风险后协商确定，推动上海成为人民币资产定价中心。
3.探索在陆家嘴金融城建立人民币在岸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NDF）交易试验区。
（五）按照“系统设计，稳步推进”思路，建立和完善境内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夯实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体系基础
1.建立系统性、制度化的全球人民币现钞投放和回笼机制。在人民币现钞流通量较大的境外地区建立境外现钞库，在境内设立人民币现钞全球流通管理中心，对人民币现钞的跨境流通实现集中管理。
2.建立和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体系。支持中国人民银行开发应用独立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争取其落户上海。整合现有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渠道和资源，提高跨境清算效率。延长人民币清算系统运行时间，使其与我国主要投资贸易对象国工作时间重合。鼓励中资银行扩展境外结算网络，建立便捷高效的全球人民币结算通道。打造货币、证券、外汇、期货、黄金等金融要素交易市场间集中、统一、互联并与全球主要金融市场接轨的统一清算平台。
3.探索设立以上海清算所为中央对手银行的人民币全球清算机构。推进构建多币种支付清算系统以及本币与外币支付清算系统之间的同步收付（PVP）渠道，推动上海清算所系统与中国人民银行CIPS系统相连接，完善覆盖全球的人民币清算网络。
4.积极拓宽人民币回流渠道。发挥香港在亚太地区国际结算的优势，建立人民币和日元、港元、新台币之间的交流机制，推动建立亚太地区银行间的清算和结算体系。增强管控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能力，防范人民币大规模异常回流风险。
5.推出与创新金融产品相配套的集中清算机制。推动银行间债券、外汇市场形成相对独立的专业化净额清算体系，为新型货币市场工具、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现金流支持结构性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创新清算服务，探索场外衍生品集中清算路径，拓展创新金融产品服务领域。
（六）按照“发展与规范并重”思路，加快推进制度建设，着力构建适应人民币跨境投融资发展的良好环境
1.积极争取国家层面支持。加强与中央各部委协调联动，着力解决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中心建设进程中遇到的瓶颈制约，进一步争取国家政策支持，积极开展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
2.完善金融税收制度。争取率先开展金融税制改革试点，研究争取国家赋予上海金融地方税制改革的一定自主权。比如，探索降低对人民币跨境投融资所获资本利得和利息收益的预扣税，可参考香港等地国际惯例加以调整，并对征税主体加以界定，对上海清算所、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特殊主体给予免税优惠。
3.优化金融法制环境。探索符合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中心建设需要、有利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地方金融立法模式，积极协助、参与国家金融立法，争取国家授予上海关于加快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一定地方立法权限。健全和完善人民币跨境交易结算体系运行的法律体系，明确境内外支付结算系统运行的法律主体和法律责任。
4.加强跨境人民币投融资的风险监管。健全本外币一体化的国际收支监测体系，将人民币的跨境流动以及境外资产负债纳入监测体系，全面掌握人民币境外资产、负债的总量和结构变化状况及趋势。完善人民币跨境流动管理手段，综合运用数量型价格型工具调节跨境人民币资金流动，提高跨境套利套汇资金流动的成本，有效遏制相关经济主体利用跨境人民币投融资从事投机炒作活动。■
（作者系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管理学博士。张苑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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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陕西贩婴案医生：中专护士获重用成医师 - 新京报 2013-08-26 07:28:20
摘要：富平妇幼保健院一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产科大夫李红(化名)介绍，就算孩子真有疾病，建议家属放弃治疗违反规定。富平县妇幼保健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称，张淑侠向医院报告过有婴儿死亡的情况，但院方并不清楚这些婴儿的去向。
祁昆峰和王艳艳夫妇与双胞胎团聚。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1/9)
【图集】陕西富平被医生拐卖双胞胎与父母团聚
8月10日下午，村民王艳艳5月29日生下的双胞胎，被警方救回，与父母团聚。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8月5日，医生给救回来的小男孩检查身体。他的父母来国峰和董珊珊怀疑儿子被拐卖后报案，富平贩婴案由此被揭开。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哄骗家属孩子“养不活”，妇产医生倒卖婴儿――在陕西富平县，很多在妇幼保健院生过孩子的家庭，还在震惊中没缓过神。
记者调查发现，妇产科副主任张淑侠能把婴儿卖掉，除对家属采取“恐吓战术”，如孩子畸形，农村家庭承担不起治疗费，更重要是医院管理和监管环节纰漏，为非法行为提供了便利，“技术权威”替代了相关规定。而医疗资源紧张、人情关系凸显以及重男轻女等社会土壤，都给张淑侠的行为提供了潜在市场。
8月22日，陕西富平县，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来自刘集乡的赵先生在陪妻子，等着生产。
赵先生说，很多亲戚朋友反对到这里生孩子，但他想法不同，“出事后那些坏医生都被换走了。现在政府每天盯着呢。”
富平妇幼保健院之前出了大事。产科医生涉嫌长期贩卖新生儿，引来舆论哗然。
目前警方立案5起侦破两起，找回三个被卖的孩子。8月20日，富平县公安局长宁双喜称，案件还在侦查中。
共有55个家庭报案，其中26起与妇幼保健院产科副主任张淑侠相关。她是产科的业务主管领导。
从已发生案例看，产妇由三名助产士帮助分娩，一名住院大夫和一名二线大夫负责。不该出现在病房的副主任，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将孩子抱出医院卖掉？
相关医护事后都称注意到疑点，但未提出。其中一名张淑侠“挖”来的医生，有几起报案她都是负责的医生。
多数报案家庭陈述，他们被张淑侠等医护人员建议“放弃治疗”。一般被强调两点，孩子先天疾病很重，“要治你们也负担不起”，或者说“抱回家也养不活”。
此外，一些违规现象长期存在，让张淑侠有了便利途径，例如妇产医生给清洁工“介绍业务”处理夭折婴儿，产科大夫不通知新生儿科医生就越位“确诊”病情等。
调查发现，医院的相关规定，不及“主任”的指示对医护人员有效。国家相关规定在这里的执行情况模糊不清。
多名接受采访的医护人员和前员工，都称张淑侠技术好，是妇幼保健院的技术权威。
张淑侠是医院的“元老”之一。
据妇幼保健医院已退休领导袁丽(化名)介绍，上世纪80年代妇幼保健院还是个保健站，几间瓦房。到1993年，新任院长路新理决心壮大医院，并从各乡镇医院里挑选优秀医生。
时任副院长的袁丽和另一名外科医生，去流曲镇卫生医院考察妇产科医生张淑侠。
考察发现，中专学历、护士出身的张淑侠经常接生，还学会了剖腹产。
袁丽介绍，约1996年底，张淑侠被调到妇幼保健院，并得到路院长重用。后来，她成为产科主任。
在推行新农合政策之前，各医院搞创收，竞争激烈，甚至有医院打出“全民招病人”口号。
在妇幼保健院，产科作为龙头部门，是医院创收的主要途径。
妇幼保健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院领导称，张淑侠为医院发展做了很大贡献，专业技术也过硬，后来在评选副主任医师时，因张是中专文凭，还专门向卫生部门打了特批报告。
在很多同事眼中，能成为副主任医师，本来就说明是技术权威，中专学历的张淑侠能成为副主任医师，说明她更不简单。
这名领导介绍，许多年轻医生甚至崇拜张淑侠，认为是“医院技术最好的大夫。”
也有一些老医生称，张淑侠其实技术没那么好，只是比较大胆，一些手术上敢冒险，也发生过多次医疗事故。对于这些内容，妇幼保健院负责人未接受采访。
曾在妇幼保健院工作过的医生杨芳(化名)称，张淑侠医疗事故率高，但医院考虑她是骨干，并没处罚她，“这相反保护了她。”
张淑侠2009年时被撤去产科主任职务。富平县妇幼保健院原副院长党庚民介绍，当时医院联系她救治一名大出血产妇，张称不在县城。医院说派车接，结果她关了手机，“第二天医院把她撤职了”。
到2010年，保健院要创建省级二甲医院，需要一定数量副主任医师和主任医师名额。张淑侠被任命为产科副主任。
外科大夫高文平2009年出任产科主任。高文平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主要管行政，“业务上的一切活动，到她那就到头了，她的指示是最高指示。”
“她是主任，我们的最高领导，她做啥我们也不能干预。”助产士司欣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据介绍，妇幼保健院的医生有三个等级，一线医生主管病人的一般治疗，服从二线医生指导；二线医生制订具体治疗方案；三线医生是专家，例如张淑侠。
7月15日，薛镇村村民董珊珊住院时，一线主管大夫张爱丽，二线大夫是董巧丽。
董珊珊是张淑侠的熟人。她的公公来天祥，是张淑侠小学同学。
按值班安排，三名助产士司欣、张玲和王星星，负责董珊珊的分娩。当晚张淑侠到来，并让打催产素。司欣后来对媒体称，她感觉“程序有问题”，但也没提出意见。
当晚张淑侠不断向家属报告“不好的消息”。分娩后，她称孩子尿道畸形，又称孩子奄奄一息。家属乱了方寸，同意交给张“处理”。
警方后来的调查显示，当晚这个男孩便被张以2.16万元交给山西人潘某。张与潘相识于2006年。潘曾因贩卖婴儿被判刑5年。
董珊珊产后次日早上，张淑侠让助产士张玲修改分娩记录。张玲称自己在忙。她后来对媒体称，当时疑惑“接生时并没发现孩子有什么问题”，她保持了沉默。
另一助产士王星星修改了记录，添加了“畸形”、“尿道下裂”等内容。王星星后来说，对方是领导，“我不可能说不改”。
董珊珊的住院大夫张爱丽后来称，她查房时看到病历上写了家属放弃，注意到“婴儿记录”有明显改动痕迹，也未提出质疑。
董珊珊的丈夫来国峰回忆，生产过程中，张淑侠还曾说孩子的病，“花一二十万也看不好”。
薛镇沟龙村村民董根劳称，2006年12月27日，他的孩子出生后，张淑侠说孩子病得厉害，生殖器有问题，去大城市也治不好，治疗费用他们也负担不起。
今年8月11日，董根劳调出当时病历，记录显示“足月活婴”，“畸形印象”一栏写的是“尿道下裂”，住院医师王小红，接生医生张爱丽。
流曲镇中心卫生院的一副院长介绍，张爱丽和王小红都曾是他们医院医生，被张淑侠挖到妇幼保健院去的。
与董根劳同村的樊宁宁，2009年7月18日早产。分娩记录上，接生者是张爱丽，备注有“新生儿中毒窒息”。樊宁宁回忆，张爱丽说孩子太小内脏可能有毛病，建议“处理掉”。“后来又一个护士让我处理掉，我不同意，孩子还在哭呢。”但医生不断强调养不活，最后她填写了“要求放弃治疗”。
薛镇盘石村村民石谚宝说，去年11月10日，他的妻子成秋红生下一男孩，七斤多。张淑侠称畸形，分娩记录则称“新生儿窒息(适度)”。当时主管医师是张爱丽。
王寮镇的党李鑫回忆，她的孩子出生后，张淑侠称有先天性心脏病救不活，说你们承担不起医疗费用，“少则几天多则半年，就会离开你们。到时你们会更难受。”
党李鑫说，她的婆婆当时也有顾虑，把有病的孙子抱回家养不活，怕村里人说闲话，而家里确实没钱给孩子治病。
富平妇幼保健院一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产科大夫李红(化名)介绍，就算孩子真有疾病，建议家属放弃治疗违反规定。
多名家属的讲述里，都提到张淑侠主动提议帮忙找人“处理”孩子。
党李鑫回忆，张淑侠说：“让你们处理，肯定不忍心。我给你们找个人来处理。”
在5月29日王艳艳生下双胞胎后，张淑侠同样称孩子“胳膊腿都不在一起了，你看了难受”，然后提议帮忙处理。
记者采访的十几个家庭中，至少4家称，看到过一个“帮忙处理孩子”的老头。
党李鑫说，她分娩后第三天早晨，一个穿灰衣服的老头跟着张淑侠一起进了病房。张说要50元处理费，家人慌忙凑了。
杨芳介绍，“老头”是医院的清洁工，大家都叫他杜师，在医院十多年了，与张淑侠关系很好。
杜师的信息，得到多名医院内部人士证实。
不过事发后记者未在医院找到杜师。8月22日，找到的是名女清洁工，她说自己是保洁公司的，刚到医院上班没几天。
杨芳说，按规定，即便婴儿夭折，也不允许交给医院处理。但农村的风俗，村民忌讳把夭折的孩子带回家埋葬或火化。杨芳称，早些年，医生会建议家属用褥子包好，扔到垃圾桶。但野猫野狗常把褥子撕开，打扫卫生的杜师就要清理。后来，医生们让家属掏钱给“杜师”处理。久了形成习惯。
杨芳称，张淑侠常给杜师“介绍业务”。也有传言称，杜师会把收的钱返一半给张。
据来国峰家人回忆，7月16日晚，张淑侠称找个老头处理孩子。后来从医院监控录像看，张淑侠自己抱着孩子离开了医院，途中还与来国峰打了个照面。
来国峰后来说，他隐约看到张怀中褥子似曾相识，但没有过问。
据专案组人士介绍，张淑侠交代，过去卖的婴儿中，有的是未婚先孕的孩子，也有私生子。目前警方立案5起，2起不在报案范围内。
一名曾在富平妇幼保健院工作的医生讲述称，存在产妇生完孩子后不要的现象。一类是重男轻女的，生了女娃不想要，第二类是孩子有病，家里没钱治，第三类是未婚先育及私生子等。
这名医生说，也常有人到妇产科问，有没有不要的孩子可以给。
家住流曲镇的村民赵美英称，2011年2月，她去妇幼保健院做B超，听到医生悄悄告诉另一孕妇怀的女娃。孕妇已育有两女。医生说，如果孩子你不要，我来帮你找个西安的好人家。
富平妇幼保健院网站显示，医院肩负全县三分之二妇女儿童的医疗。2012年，共有4200多名婴儿在这里降生。
据介绍，2009年5月开始，为鼓励农村孕产妇进医院分娩，陕西推出一项政策，分娩费用可报销。在富平县，免费分娩定点医院有4家，富平县农村孕产妇免费住院分娩项目办公室，就设在妇幼保健院。
曾在妇幼保健院工作过的医生刘雪(化名)说，有免费政策后，大量农村孕产妇进入县城，扎堆到一两家医院，而医院医疗资源有限。
有医生介绍，妇幼保健院只有50个产科床位，无法满足需求，“有时候只能催促病人出院，空出床位来”。
今年7月中旬，董珊珊到妇幼保健院生孩子，看到家属将住院部通道挤得熙熙攘攘，像个集市。
薛镇盘石村的石谚宝称，去年11月，他原本打算将妻子送到县医院生孩子，听说床位早满了，于是考虑妇幼保健院，听说床位也很紧张。他就找了关系，找到了张淑侠。
根据多名产妇的讲述，张淑侠涉嫌利用医院的便利资源，开了自己的“诊所”。
董珊珊说，临产前她去找张淑侠，张建议做个B超，并说“我给你介绍个熟人，便宜一些。”张打了个电话，几分钟后，一名妇女将她和来国峰带到一家三室一厅的民居。其中一间房里放着黑白B超机，检测收费50元，比医院要便宜15元。还有村民称，在这里做B超，多加点钱可以知道孩子的性别。
医院知情人士称，那个民居是中医院的家属楼，那名妇女是中医院的医生，她与张淑侠合作。
张淑侠的家离妇幼保健医院不到300米，王寮镇的党李鑫称，张家地下室有个小房间，里面放了张产床。她称自己在那里上的节育环，付了100元。
调查看，张淑侠曾向熟人建议，如果顺产，可以去自己的地方生孩子。薛镇村的王艳艳称，2004年，她生头胎的时候，是在妇幼保健院做完检查，打了催产素，然后到张淑侠朋友家的私人诊所生的。
妇幼保健院的医生李红也称，听说张淑侠私开产房，还曾听说，也有医生被张淑侠叫到家里做手术。
医生李红称，在富平妇幼保健院，产科医生“越位”的现象已存在多年。她介绍，新生儿如果有疾病，病情确认本应是新生儿科大夫，但实际都是产科大夫在填写，儿科大夫却不知情
按《母婴保健法》的规定，若有婴儿死亡以及新生儿缺陷的情况，应当向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而不是建议家属“处理”掉。
按照规定，即便新生婴儿有先天疾病，首先要与家长见面，确诊后要上报给上级卫生主管部门给出指导性意见，如果不治疗，也是让家长带孩子出院。如果孩子不幸夭折，同样要求与家属见面，家属签字确认后进行尸检，然后方可火化处理。
从已发生的案子看，张淑侠和她的同事们的行为，明显违反这些规定，医院管理者是否知情？记者多次向富平妇幼保健院和县卫生局提出采访请求，对方均拒绝。
富平县妇幼保健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称，张淑侠向医院报告过有婴儿死亡的情况，但院方并不清楚这些婴儿的去向。
按规定，妇幼保健院的医务科应定期对结案病历进行抽检。有医生指出，假如真的有定期认真抽查，这么多年不会一直没发现问题。
8月22日，医务科一名工作人员称，他们科室人少，平时并没人去抽查病历。
这一天，刘集乡陪妻子住院的赵先生说，出事后，妇幼保健院明显人少了。两年前妻子在这里生头胎，当时交费的人群排成长龙，现在不用排队。病房也很空，直接就办了住院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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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京报 作者：李超编辑：简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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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fdaily.com/html/8762/2013/8/20/1056337.shtml
·编者按·
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两会”答记者问中表达“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感叹时，可知改革艰难，所以改革需要勇气。但他又说“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所以改革又需要魄力。
今年以来，国务院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100余项，在经济领域，已宣布暂免征收月销售额2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的增值税和营业税。此外，设立真正意义的民营银行不久也将成为现实。
进一步改革的举措还有很多。作为改革的前沿阵地，上海先行先试，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对于中国经济升级版能起到示范效应。当然，现实中改革能否践行正在考验着中国政府的决心。
任新建专栏“上海思路”开栏以来讨论了政府公共服务购买、金融租赁、金融改革的战略思考等问题。本期文章所讨论的也是上海在经济转型中可以创新的举措。接下来，他会有更多务实的“先行先试”新思路贡献给大家。
7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要求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要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使之成为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试验田”，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作贡献。
上海要紧紧抓住自由贸易试验区机遇，顺应我国金融改革开放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战略要求，积极推进本币主导的金融开放，大力开展人民币资本输出，拓宽跨境人民币投融资渠道，着力集聚国内外各类投融资机构，加快人民币跨境产品和业务创新，建设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中心。
一、战略意义
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中心是指人民币在全球具有较大规模和流动性基础上，通过集聚大量国内外投融资机构，吸引、汇集并管理运作全球人民币资产，全面开展跨境融资、跨境贷款、跨境投资、跨境担保、跨境清算、跨境结算、跨境理财等跨境人民币业务，实现人民币资产高效管理和保值增值目标的城市（地区）。
上海打造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中心，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和保值增值渠道，对于不断满足境内外人民币投融资需求、提升我国金融资产定价能力和国际金融地位、加快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有助于提升上海金融市场功能。通过在上海建立集中统一的跨境支付清算平台，形成全球集中的人民币结算、清算中心（类似于纽约在全球美元结算中的地位）；通过率先试点和推广各种跨境人民币产品，尤其是资本项目下境外直接投资、项目融资等业务，以及基于人民币汇率的期货、期权等衍生产品，在上海形成全球人民币产品创新和交易中心；随着跨境人民币业务的深入推进，在上海逐步形成全球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定价中心。
二是有助于加快聚集国际投融资机构。跨境人民币投融资业务一端联系着境内贸易企业和金融机构，另一端牵引着境外贸易企业和金融机构。在人民币结算、汇兑、投资、融资和各种人民币金融产品交易过程中，将吸引大量银行、保险、信托、证券、基金管理、私募股权、私募证券、QFII等境内外投融资机构参与上海金融市场。
三是有助于提升上海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跨境人民币投融资业务将打通人民币流出和回流渠道，扩大上海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引进国际化的市场规则和交易标准，使上海逐渐成为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是有助于增强上海金融市场国际定价权。跨境人民币投融资业务将推动上海形成各类人民币产品的全球价格，有力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价格话语权。
二、机遇和基础
当前，上海打造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中心正面临有利发展时机，已具备扎实基础。
从发展机遇看，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金融发展格局的新变化为人民币扩大国际投融资领域使用、打造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中心提供了难得契机。一方面，受国际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影响，美国、欧洲的经济金融体系均受重创，美元不断贬值，欧元区更面临解体的风险，极大削弱了美元和欧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为上海加快打造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中心、推动人民币发挥国际投资储备货币职能提供了难得契机。另一方面，随着“十二五”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步伐加快，境外人民币回流渠道不断扩大，为上海打造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中心带来了战略机遇。
从发展基础看，一是上海已基本形成包括全国性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商品期货市场、黄金市场、产权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等在内的较为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人民币在岸市场容量持续扩大，2012年上海金融市场（不含外汇市场）交易额达到486.95万亿元，同比增长29.1%，这为持有和交易以人民币计值的金融资产提供了便利。
二是上海跨境人民币投融资业务发展迅速，目前已涵盖资本项下的直接投资、间接投资、人民币外债、人民币对外担保等，跨境人民币投融资市场参与主体日益增加。
三是上海已基本形成较为健全的金融机构体系，截至2012年全市各类金融单位达到1124家，其中在沪经营性外资金融单位数达到208家, 外资金融机构代表处210家，这为上海打造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中心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服务支持和客户资源支撑。
四是上海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统一互联的支付清算系统加快建设，法律信用环境持续优化，政府服务效率不断提高，为上海打造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中心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保障。
三、思路和路径
基本思路是，以扩大人民币跨境流通和使用为重点，以提升全球人民币资产配置能力为核心，着力突破制约人民币跨境流动体制机制和政策瓶颈，加快人民币跨境产品和业务创新，稳步拓宽跨境人民币投融资渠道，促进全球人民币资产加速向上海集聚，不断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参与国际金融竞争、配置全球金融资源的能力。
根据中央提出的到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要求，上海建设打造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中心，可以分“两步走”：
第一步是到“十二五”期末。随着跨境贸易结算范围的日益扩大和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境外人民币资产规模明显扩大，上海对境外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明显提升，跨境人民币投融资工具和品种明显丰富，基本形成亚洲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中心功能。
第二步是到2020年。人民币在境内外市场形成较为均衡的资产规模，成为广为接受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国际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职能显著增强，基本形成品种丰富、高效便捷的人民币资产投融资体系，基本形成人民币资产国际定价能力，基本形成服务高效、监管规范的人民币国际化跨境支付清算体系，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能力显著提升，国内外高端金融人才和金融机构大量集聚，基本建成全球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中心。
四、重点举措
（一）按照“先债券市场，后股票市场”思路，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不断提高人民币投融资市场国际化水平
1.着力提升上海债券市场国际化水平。以大力发展“熊猫债” （熊猫债指外国政府、境外金融机构、工商企业或国际组织在我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值的债券）为重点，探索将发行主体扩大到信用级别高并具有国际债券融资经验的外国政府、境外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鼓励境外中央银行进入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买入人民币债券作为储备资产；允许更多具有合法人民币资金来源的境外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投资；支持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府、跨国银行、跨国企业等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形成多层次、开放性、跨境流通便利的在岸人民币债券市场。
2.稳步开放上海股票市场。在继续完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基础上，适当降低QFII资格要求，提高持股比例上限，增加运作便利，大力吸引养老金、主权基金等境外合格的机构投资者参与国内资本市场。稳步推进跨境ETF业务，推动其成为境内外投资者进行资产配置和实现投资策略的良好工具。逐步扩大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和试点范围，吸引其运用在香港募集的人民币资金开展境内证券投资业务。
3.加快推进其他要素市场国际化。进一步放宽QFII投资范围，逐步向境外人民币持有主体开放证券市场、期货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及黄金市场。全面增强资本市场整体包容能力，扩大市场覆盖面，优化人民币金融资源在国际市场上的配置效率，加快形成国际化、规模化的人民币资本市场格局。
（二）按照“先引进来，再走出去”思路，积极探索跨境人民币投融资业务和产品创新，着力扩大人民币跨境投融资渠道
1.做大做强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继续扩大货物贸易结算范围，鼓励企业加大跨境人民币使用规模。鼓励银行探索H股募股资金以人民币汇入、外资企业境外投资者以人民币增资、直接投资项下股权转让款人民币支付等创新业务，发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效应，扩大衍生需求。调整优化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结构，积极探索在政府对外采购、对石油和原材料等大宗商品的进出口中协议采用人民币进行支付结算。重点推动境内机构对大型项目的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等业务，提高资本与金融项目下各项业务的绝对规模和相对比例。
2.扩大外资企业人民币投融资业务规模。鼓励开展人民币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FDI）业务，给予外商以人民币来华投资相比外汇来华投资同等优先政策待遇，提高外商以人民币来沪投资积极性。推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简化业务流程试点、鼓励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开展人民币经常项下集中收付业务，支持跨国公司将其人民币境外资金结算中心落户上海。
3.试点资本项目下跨境人民币投融资业务。探索A股减持人民币汇出、向境外公司股权投资、境外子公司盈利的人民币回流等创新业务。鼓励银行为跨境经营企业提供全球现金管理，探索开展境内外分行联动跨境人民币融资业务。推动上海居民个人采用人民币进行直接对外投资试点。
4.加大人民币利率、汇率基础产品和结构性衍生产品研发力度。加快研究并在条件成熟后推出以利率、汇率等为基础的金融衍生产品，大力发展人民币场内交易，加快推出国债期货，完善国债市场无风险利率定价。完善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形成机制，改进中长期Shibor报价依据和结构，引入中长期资金拍卖机制。强化Shibor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作用，充分发挥Shibor对各类人民币产品定价的指导作用。实施开展结构性产品试点，加快人民币汇率远期、期货、掉期等衍生产品创新，丰富人民币衍生产品体系，扩大衍生品市场交易规模，将上海建设成为人民币场外利率、汇率衍生产品的主要交易场所。
5.加快人民币期货产品创新。借助上海期货交易所黄金、线材、螺纹钢、燃料油、铜、铝、锌、天然橡胶等大宗商品的交易基础，不断提升我国贵金属、钢铁、有色金属、天然橡胶等大宗商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定价权，尽快推出人民币原油期货品种，争取原油等战略性资产的国际话语权。
（三）按照“政府引导、市场推动”思路，加快集聚境内外人民币资产投融资机构，着力增强金融机构全球服务能力
1.积极吸引金融机构总部或功能性机构。研究出台吸引金融总部或功能性机构的财税优惠政策，明确金融机构总部认定范围、程序和标准，争取更多的国家级金融机构总部落户上海。引入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跨境清算中心，吸引境内外人民币往来账户落户上海。
2.推动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积极拓展“代理行”模式中的境外清算代理，鼓励银行培育、挖掘境内和境外的潜在客户。帮助资信水平高、业务需求强的境内试点企业熟悉了解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的便利和优势，激发和挖掘潜在的业务机会。推动扩大银联卡在境外使用范围，完善境内外银行资金汇划、结算业务体系，畅通资金流入流出渠道。
3.加快发展本土信用评级机构。鼓励本土评级机构加强自身内部建设，做好数据储备和分析，提升服务能力，不断积累商誉。鼓励本土评级机构拓展国外市场,通过参股国外信用评级机构等方式参与世界信用评级,参与全球金融资源分配。
4.吸引培育各类金融中介机构。大力吸引一批专业性强、信誉度高、服务水平好、有竞争能力的国内外金融中介机构，加快培育本土优质金融中介机构，开展法律服务、会计审计、资产评估、投资咨询、经纪、金融咨询、服务外包等服务，促进其规范化、市场化和集约化发展。
（四）按照“以点带面、先行先试”思路，开展特定区域探索，为全面推进人民币跨境业务积累经验
1.争取在特定区域实施更为灵活全面的资本项目开放政策。向国家积极争取，允许在浦东注册、符合一定条件的企业在海外（包括香港）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企业债券并可以结汇；在浦东设立总部的银行允许开展有额度管理、风险可控的境外人民币投贷业务，募集的资金允许投向符合产业导向的项目。
2.探索推进跨境人民币融资利率市场化。将Shibor作为跨境人民币项目融资的基准利率，具体项目利率由商业银行综合考虑贷款相关成本及风险后协商确定，推动上海成为人民币资产定价中心。
3.探索在陆家嘴金融城建立人民币在岸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NDF）交易试验区。
（五）按照“系统设计，稳步推进”思路，建立和完善境内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夯实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体系基础
1.建立系统性、制度化的全球人民币现钞投放和回笼机制。在人民币现钞流通量较大的境外地区建立境外现钞库，在境内设立人民币现钞全球流通管理中心，对人民币现钞的跨境流通实现集中管理。
2.建立和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体系。支持中国人民银行开发应用独立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争取其落户上海。整合现有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渠道和资源，提高跨境清算效率。延长人民币清算系统运行时间，使其与我国主要投资贸易对象国工作时间重合。鼓励中资银行扩展境外结算网络，建立便捷高效的全球人民币结算通道。打造货币、证券、外汇、期货、黄金等金融要素交易市场间集中、统一、互联并与全球主要金融市场接轨的统一清算平台。
3.探索设立以上海清算所为中央对手银行的人民币全球清算机构。推进构建多币种支付清算系统以及本币与外币支付清算系统之间的同步收付（PVP）渠道，推动上海清算所系统与中国人民银行CIPS系统相连接，完善覆盖全球的人民币清算网络。
4.积极拓宽人民币回流渠道。发挥香港在亚太地区国际结算的优势，建立人民币和日元、港元、新台币之间的交流机制，推动建立亚太地区银行间的清算和结算体系。增强管控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能力，防范人民币大规模异常回流风险。
5.推出与创新金融产品相配套的集中清算机制。推动银行间债券、外汇市场形成相对独立的专业化净额清算体系，为新型货币市场工具、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现金流支持结构性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创新清算服务，探索场外衍生品集中清算路径，拓展创新金融产品服务领域。
（六）按照“发展与规范并重”思路，加快推进制度建设，着力构建适应人民币跨境投融资发展的良好环境
1.积极争取国家层面支持。加强与中央各部委协调联动，着力解决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中心建设进程中遇到的瓶颈制约，进一步争取国家政策支持，积极开展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
2.完善金融税收制度。争取率先开展金融税制改革试点，研究争取国家赋予上海金融地方税制改革的一定自主权。比如，探索降低对人民币跨境投融资所获资本利得和利息收益的预扣税，可参考香港等地国际惯例加以调整，并对征税主体加以界定，对上海清算所、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特殊主体给予免税优惠。
3.优化金融法制环境。探索符合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中心建设需要、有利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地方金融立法模式，积极协助、参与国家金融立法，争取国家授予上海关于加快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一定地方立法权限。健全和完善人民币跨境交易结算体系运行的法律体系，明确境内外支付结算系统运行的法律主体和法律责任。
4.加强跨境人民币投融资的风险监管。健全本外币一体化的国际收支监测体系，将人民币的跨境流动以及境外资产负债纳入监测体系，全面掌握人民币境外资产、负债的总量和结构变化状况及趋势。完善人民币跨境流动管理手段，综合运用数量型价格型工具调节跨境人民币资金流动，提高跨境套利套汇资金流动的成本，有效遏制相关经济主体利用跨境人民币投融资从事投机炒作活动。■
（作者系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管理学博士。张苑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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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陕西贩婴案医生：中专护士获重用成医师 - 新京报 2013-08-26 07:28:20
摘要：富平妇幼保健院一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产科大夫李红(化名)介绍，就算孩子真有疾病，建议家属放弃治疗违反规定。富平县妇幼保健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称，张淑侠向医院报告过有婴儿死亡的情况，但院方并不清楚这些婴儿的去向。
祁昆峰和王艳艳夫妇与双胞胎团聚。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1/9)
【图集】陕西富平被医生拐卖双胞胎与父母团聚
8月10日下午，村民王艳艳5月29日生下的双胞胎，被警方救回，与父母团聚。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8月5日，医生给救回来的小男孩检查身体。他的父母来国峰和董珊珊怀疑儿子被拐卖后报案，富平贩婴案由此被揭开。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哄骗家属孩子“养不活”，妇产医生倒卖婴儿――在陕西富平县，很多在妇幼保健院生过孩子的家庭，还在震惊中没缓过神。
记者调查发现，妇产科副主任张淑侠能把婴儿卖掉，除对家属采取“恐吓战术”，如孩子畸形，农村家庭承担不起治疗费，更重要是医院管理和监管环节纰漏，为非法行为提供了便利，“技术权威”替代了相关规定。而医疗资源紧张、人情关系凸显以及重男轻女等社会土壤，都给张淑侠的行为提供了潜在市场。
8月22日，陕西富平县，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来自刘集乡的赵先生在陪妻子，等着生产。
赵先生说，很多亲戚朋友反对到这里生孩子，但他想法不同，“出事后那些坏医生都被换走了。现在政府每天盯着呢。”
富平妇幼保健院之前出了大事。产科医生涉嫌长期贩卖新生儿，引来舆论哗然。
目前警方立案5起侦破两起，找回三个被卖的孩子。8月20日，富平县公安局长宁双喜称，案件还在侦查中。
共有55个家庭报案，其中26起与妇幼保健院产科副主任张淑侠相关。她是产科的业务主管领导。
从已发生案例看，产妇由三名助产士帮助分娩，一名住院大夫和一名二线大夫负责。不该出现在病房的副主任，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将孩子抱出医院卖掉？
相关医护事后都称注意到疑点，但未提出。其中一名张淑侠“挖”来的医生，有几起报案她都是负责的医生。
多数报案家庭陈述，他们被张淑侠等医护人员建议“放弃治疗”。一般被强调两点，孩子先天疾病很重，“要治你们也负担不起”，或者说“抱回家也养不活”。
此外，一些违规现象长期存在，让张淑侠有了便利途径，例如妇产医生给清洁工“介绍业务”处理夭折婴儿，产科大夫不通知新生儿科医生就越位“确诊”病情等。
调查发现，医院的相关规定，不及“主任”的指示对医护人员有效。国家相关规定在这里的执行情况模糊不清。
多名接受采访的医护人员和前员工，都称张淑侠技术好，是妇幼保健院的技术权威。
张淑侠是医院的“元老”之一。
据妇幼保健医院已退休领导袁丽(化名)介绍，上世纪80年代妇幼保健院还是个保健站，几间瓦房。到1993年，新任院长路新理决心壮大医院，并从各乡镇医院里挑选优秀医生。
时任副院长的袁丽和另一名外科医生，去流曲镇卫生医院考察妇产科医生张淑侠。
考察发现，中专学历、护士出身的张淑侠经常接生，还学会了剖腹产。
袁丽介绍，约1996年底，张淑侠被调到妇幼保健院，并得到路院长重用。后来，她成为产科主任。
在推行新农合政策之前，各医院搞创收，竞争激烈，甚至有医院打出“全民招病人”口号。
在妇幼保健院，产科作为龙头部门，是医院创收的主要途径。
妇幼保健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院领导称，张淑侠为医院发展做了很大贡献，专业技术也过硬，后来在评选副主任医师时，因张是中专文凭，还专门向卫生部门打了特批报告。
在很多同事眼中，能成为副主任医师，本来就说明是技术权威，中专学历的张淑侠能成为副主任医师，说明她更不简单。
这名领导介绍，许多年轻医生甚至崇拜张淑侠，认为是“医院技术最好的大夫。”
也有一些老医生称，张淑侠其实技术没那么好，只是比较大胆，一些手术上敢冒险，也发生过多次医疗事故。对于这些内容，妇幼保健院负责人未接受采访。
曾在妇幼保健院工作过的医生杨芳(化名)称，张淑侠医疗事故率高，但医院考虑她是骨干，并没处罚她，“这相反保护了她。”
张淑侠2009年时被撤去产科主任职务。富平县妇幼保健院原副院长党庚民介绍，当时医院联系她救治一名大出血产妇，张称不在县城。医院说派车接，结果她关了手机，“第二天医院把她撤职了”。
到2010年，保健院要创建省级二甲医院，需要一定数量副主任医师和主任医师名额。张淑侠被任命为产科副主任。
外科大夫高文平2009年出任产科主任。高文平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主要管行政，“业务上的一切活动，到她那就到头了，她的指示是最高指示。”
“她是主任，我们的最高领导，她做啥我们也不能干预。”助产士司欣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据介绍，妇幼保健院的医生有三个等级，一线医生主管病人的一般治疗，服从二线医生指导；二线医生制订具体治疗方案；三线医生是专家，例如张淑侠。
7月15日，薛镇村村民董珊珊住院时，一线主管大夫张爱丽，二线大夫是董巧丽。
董珊珊是张淑侠的熟人。她的公公来天祥，是张淑侠小学同学。
按值班安排，三名助产士司欣、张玲和王星星，负责董珊珊的分娩。当晚张淑侠到来，并让打催产素。司欣后来对媒体称，她感觉“程序有问题”，但也没提出意见。
当晚张淑侠不断向家属报告“不好的消息”。分娩后，她称孩子尿道畸形，又称孩子奄奄一息。家属乱了方寸，同意交给张“处理”。
警方后来的调查显示，当晚这个男孩便被张以2.16万元交给山西人潘某。张与潘相识于2006年。潘曾因贩卖婴儿被判刑5年。
董珊珊产后次日早上，张淑侠让助产士张玲修改分娩记录。张玲称自己在忙。她后来对媒体称，当时疑惑“接生时并没发现孩子有什么问题”，她保持了沉默。
另一助产士王星星修改了记录，添加了“畸形”、“尿道下裂”等内容。王星星后来说，对方是领导，“我不可能说不改”。
董珊珊的住院大夫张爱丽后来称，她查房时看到病历上写了家属放弃，注意到“婴儿记录”有明显改动痕迹，也未提出质疑。
董珊珊的丈夫来国峰回忆，生产过程中，张淑侠还曾说孩子的病，“花一二十万也看不好”。
薛镇沟龙村村民董根劳称，2006年12月27日，他的孩子出生后，张淑侠说孩子病得厉害，生殖器有问题，去大城市也治不好，治疗费用他们也负担不起。
今年8月11日，董根劳调出当时病历，记录显示“足月活婴”，“畸形印象”一栏写的是“尿道下裂”，住院医师王小红，接生医生张爱丽。
流曲镇中心卫生院的一副院长介绍，张爱丽和王小红都曾是他们医院医生，被张淑侠挖到妇幼保健院去的。
与董根劳同村的樊宁宁，2009年7月18日早产。分娩记录上，接生者是张爱丽，备注有“新生儿中毒窒息”。樊宁宁回忆，张爱丽说孩子太小内脏可能有毛病，建议“处理掉”。“后来又一个护士让我处理掉，我不同意，孩子还在哭呢。”但医生不断强调养不活，最后她填写了“要求放弃治疗”。
薛镇盘石村村民石谚宝说，去年11月10日，他的妻子成秋红生下一男孩，七斤多。张淑侠称畸形，分娩记录则称“新生儿窒息(适度)”。当时主管医师是张爱丽。
王寮镇的党李鑫回忆，她的孩子出生后，张淑侠称有先天性心脏病救不活，说你们承担不起医疗费用，“少则几天多则半年，就会离开你们。到时你们会更难受。”
党李鑫说，她的婆婆当时也有顾虑，把有病的孙子抱回家养不活，怕村里人说闲话，而家里确实没钱给孩子治病。
富平妇幼保健院一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产科大夫李红(化名)介绍，就算孩子真有疾病，建议家属放弃治疗违反规定。
多名家属的讲述里，都提到张淑侠主动提议帮忙找人“处理”孩子。
党李鑫回忆，张淑侠说：“让你们处理，肯定不忍心。我给你们找个人来处理。”
在5月29日王艳艳生下双胞胎后，张淑侠同样称孩子“胳膊腿都不在一起了，你看了难受”，然后提议帮忙处理。
记者采访的十几个家庭中，至少4家称，看到过一个“帮忙处理孩子”的老头。
党李鑫说，她分娩后第三天早晨，一个穿灰衣服的老头跟着张淑侠一起进了病房。张说要50元处理费，家人慌忙凑了。
杨芳介绍，“老头”是医院的清洁工，大家都叫他杜师，在医院十多年了，与张淑侠关系很好。
杜师的信息，得到多名医院内部人士证实。
不过事发后记者未在医院找到杜师。8月22日，找到的是名女清洁工，她说自己是保洁公司的，刚到医院上班没几天。
杨芳说，按规定，即便婴儿夭折，也不允许交给医院处理。但农村的风俗，村民忌讳把夭折的孩子带回家埋葬或火化。杨芳称，早些年，医生会建议家属用褥子包好，扔到垃圾桶。但野猫野狗常把褥子撕开，打扫卫生的杜师就要清理。后来，医生们让家属掏钱给“杜师”处理。久了形成习惯。
杨芳称，张淑侠常给杜师“介绍业务”。也有传言称，杜师会把收的钱返一半给张。
据来国峰家人回忆，7月16日晚，张淑侠称找个老头处理孩子。后来从医院监控录像看，张淑侠自己抱着孩子离开了医院，途中还与来国峰打了个照面。
来国峰后来说，他隐约看到张怀中褥子似曾相识，但没有过问。
据专案组人士介绍，张淑侠交代，过去卖的婴儿中，有的是未婚先孕的孩子，也有私生子。目前警方立案5起，2起不在报案范围内。
一名曾在富平妇幼保健院工作的医生讲述称，存在产妇生完孩子后不要的现象。一类是重男轻女的，生了女娃不想要，第二类是孩子有病，家里没钱治，第三类是未婚先育及私生子等。
这名医生说，也常有人到妇产科问，有没有不要的孩子可以给。
家住流曲镇的村民赵美英称，2011年2月，她去妇幼保健院做B超，听到医生悄悄告诉另一孕妇怀的女娃。孕妇已育有两女。医生说，如果孩子你不要，我来帮你找个西安的好人家。
富平妇幼保健院网站显示，医院肩负全县三分之二妇女儿童的医疗。2012年，共有4200多名婴儿在这里降生。
据介绍，2009年5月开始，为鼓励农村孕产妇进医院分娩，陕西推出一项政策，分娩费用可报销。在富平县，免费分娩定点医院有4家，富平县农村孕产妇免费住院分娩项目办公室，就设在妇幼保健院。
曾在妇幼保健院工作过的医生刘雪(化名)说，有免费政策后，大量农村孕产妇进入县城，扎堆到一两家医院，而医院医疗资源有限。
有医生介绍，妇幼保健院只有50个产科床位，无法满足需求，“有时候只能催促病人出院，空出床位来”。
今年7月中旬，董珊珊到妇幼保健院生孩子，看到家属将住院部通道挤得熙熙攘攘，像个集市。
薛镇盘石村的石谚宝称，去年11月，他原本打算将妻子送到县医院生孩子，听说床位早满了，于是考虑妇幼保健院，听说床位也很紧张。他就找了关系，找到了张淑侠。
根据多名产妇的讲述，张淑侠涉嫌利用医院的便利资源，开了自己的“诊所”。
董珊珊说，临产前她去找张淑侠，张建议做个B超，并说“我给你介绍个熟人，便宜一些。”张打了个电话，几分钟后，一名妇女将她和来国峰带到一家三室一厅的民居。其中一间房里放着黑白B超机，检测收费50元，比医院要便宜15元。还有村民称，在这里做B超，多加点钱可以知道孩子的性别。
医院知情人士称，那个民居是中医院的家属楼，那名妇女是中医院的医生，她与张淑侠合作。
张淑侠的家离妇幼保健医院不到300米，王寮镇的党李鑫称，张家地下室有个小房间，里面放了张产床。她称自己在那里上的节育环，付了100元。
调查看，张淑侠曾向熟人建议，如果顺产，可以去自己的地方生孩子。薛镇村的王艳艳称，2004年，她生头胎的时候，是在妇幼保健院做完检查，打了催产素，然后到张淑侠朋友家的私人诊所生的。
妇幼保健院的医生李红也称，听说张淑侠私开产房，还曾听说，也有医生被张淑侠叫到家里做手术。
医生李红称，在富平妇幼保健院，产科医生“越位”的现象已存在多年。她介绍，新生儿如果有疾病，病情确认本应是新生儿科大夫，但实际都是产科大夫在填写，儿科大夫却不知情
按《母婴保健法》的规定，若有婴儿死亡以及新生儿缺陷的情况，应当向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而不是建议家属“处理”掉。
按照规定，即便新生婴儿有先天疾病，首先要与家长见面，确诊后要上报给上级卫生主管部门给出指导性意见，如果不治疗，也是让家长带孩子出院。如果孩子不幸夭折，同样要求与家属见面，家属签字确认后进行尸检，然后方可火化处理。
从已发生的案子看，张淑侠和她的同事们的行为，明显违反这些规定，医院管理者是否知情？记者多次向富平妇幼保健院和县卫生局提出采访请求，对方均拒绝。
富平县妇幼保健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称，张淑侠向医院报告过有婴儿死亡的情况，但院方并不清楚这些婴儿的去向。
按规定，妇幼保健院的医务科应定期对结案病历进行抽检。有医生指出，假如真的有定期认真抽查，这么多年不会一直没发现问题。
8月22日，医务科一名工作人员称，他们科室人少，平时并没人去抽查病历。
这一天，刘集乡陪妻子住院的赵先生说，出事后，妇幼保健院明显人少了。两年前妻子在这里生头胎，当时交费的人群排成长龙，现在不用排队。病房也很空，直接就办了住院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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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京报 作者：李超编辑：简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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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26 August 2013
天降橫禍 澳洲大學球員在美無辜喪命 - 新唐人
斷筋裂肉內臟外露 慢跑者遭三惡犬襲擊 - 蘋果日報 2013年05月28日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30528/182359/
澳洲雪梨發生一起恐怖惡犬狂咬路人事件。1名慢跑男子被3隻惡犬，咬到遍體鱗傷，內臟外露。
事發在前天(26日)，一名49歲男子上街跑步，突然被3隻斯塔福德郡牛頭梗(Staffordshire Bull Terrier) 襲擊，將他拖路邊狂咬。鄰居聽到傷者的慘叫聲後，出來幫忙，用盆栽和鎚子驅趕惡犬，3頭惡犬起初受到驚嚇，但隨後又繼續上前狂咬，其中一名鄰居也被咬傷。警方獲報到場後，用電槍將其中一隻狗制服。
傷者被緊急送院治療，全身血肉模糊，肌肉甚至手筋都被咬斷。由於上半身受傷極為嚴重，醫護人員只能在他的腳上打點滴，醫護人員形容，這是他入行27年來，最嚴重的狗咬人事件。
警方事後拘捕飼主，飼主也同意將3隻惡犬人道毀滅。
天降橫禍 澳洲大學球員在美無辜喪命 - 新唐人2013年8月21日訊
http://www.ntdtv.com/xtr/b5/2013/08/21/a953120.html
(新唐人記者天一綜合報導）22歲的克里斯托弗•萊恩（Christopher Lane）是一名來自澳大利亞墨爾本市的大學生，因酷愛棒球獲得獎學金來到美國俄克拉何馬州留學，與女友一起居住在鄧肯市（Duncan）。上周末，萊恩在學校附近跑步時遭到三名十幾歲的青少年槍殺。據當地警方稱，三人殺害萊恩的動機只是因為「無聊」（"bored"）。
鄧肯市警察局局長丹尼•福特（Danny Ford）在本周一描述說，萊恩在跑步時經過了三人所在的房屋，然後三人跳上車對萊恩進行跟蹤，最後從身後將萊恩殺害。
「他們看到克里斯托弗跑過來，其中一個人說：『那就是我們的目標。』」福特對美聯社說，「後來他們告訴我：『我們只是感覺無聊，沒有別的事情可做，所以我們決定殺死一個人。』」
另一位嫌疑人向福特交代，他們殺死萊恩是因為「好玩」（"the fun of it"）。
三位嫌疑人分別為17歲，16歲和15歲。截至本文發稿前，三人中有兩人已被警方指控蓄意謀殺，另一人被指為從犯，他們是否會以成人身份被起訴目前還不清楚。此外，萊恩的驗屍報告也尚待發布。
現場的目擊證人向一家澳大利亞電視媒體描述說，萊恩是被一把左輪手槍擊中，隨後跌跌撞撞倒在路邊。
根據相關資料，萊恩正就讀於俄克拉何馬州東中大學（East Central University），在學校棒球隊中的位置是捕手，本賽季首發14場比賽，有.250的打擊率。
身在澳大利亞的父親彼得·萊恩（Peter Lane）已經接到了兒子死去的噩耗。他說，這起謀殺是「殘忍的，只能用瘋狂形容。」
「現實就是不該發生的事情竟然發生了，現實就是我們都深愛著的人沒有回到家。」彼得·萊恩對俄克拉何馬州當地電視台KFOR-TV說。
萊恩的美國女友薩拉•哈珀（Sarah Harper）說，他們兩個人上個星期才從澳大利亞飛回美國。
「他不該得到任何的這些，」哈珀對澳大利亞電視台9News說，「這是令人心碎的，由於那些人的隨機選擇，其他很多人的生活就被永遠改變了。」
至於三名嫌疑犯的命運，哈珀表示她已經不能再想太多。
「我感覺即使他們能逃過現在的公正審判，他們也逃不過永遠。他們就只是邪惡的人。」
目前，其中一位嫌疑犯的母親已經露面，名叫珍妮弗•盧娜（Jennifer Luna）。盧娜說，如果她的兒子真的涉及此案，那麼就應該得到嚴懲。
「我沒有想過會有今天這種情況。我總是看著他們，我總是對他們說：如果我失去了你們，那我也不能再生活下去了。」盧娜對記者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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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30528/182359/
澳洲雪梨發生一起恐怖惡犬狂咬路人事件。1名慢跑男子被3隻惡犬，咬到遍體鱗傷，內臟外露。
事發在前天(26日)，一名49歲男子上街跑步，突然被3隻斯塔福德郡牛頭梗(Staffordshire Bull Terrier) 襲擊，將他拖路邊狂咬。鄰居聽到傷者的慘叫聲後，出來幫忙，用盆栽和鎚子驅趕惡犬，3頭惡犬起初受到驚嚇，但隨後又繼續上前狂咬，其中一名鄰居也被咬傷。警方獲報到場後，用電槍將其中一隻狗制服。
傷者被緊急送院治療，全身血肉模糊，肌肉甚至手筋都被咬斷。由於上半身受傷極為嚴重，醫護人員只能在他的腳上打點滴，醫護人員形容，這是他入行27年來，最嚴重的狗咬人事件。
警方事後拘捕飼主，飼主也同意將3隻惡犬人道毀滅。
天降橫禍 澳洲大學球員在美無辜喪命 - 新唐人2013年8月21日訊
http://www.ntdtv.com/xtr/b5/2013/08/21/a953120.html
(新唐人記者天一綜合報導）22歲的克里斯托弗•萊恩（Christopher Lane）是一名來自澳大利亞墨爾本市的大學生，因酷愛棒球獲得獎學金來到美國俄克拉何馬州留學，與女友一起居住在鄧肯市（Duncan）。上周末，萊恩在學校附近跑步時遭到三名十幾歲的青少年槍殺。據當地警方稱，三人殺害萊恩的動機只是因為「無聊」（"bored"）。
鄧肯市警察局局長丹尼•福特（Danny Ford）在本周一描述說，萊恩在跑步時經過了三人所在的房屋，然後三人跳上車對萊恩進行跟蹤，最後從身後將萊恩殺害。
「他們看到克里斯托弗跑過來，其中一個人說：『那就是我們的目標。』」福特對美聯社說，「後來他們告訴我：『我們只是感覺無聊，沒有別的事情可做，所以我們決定殺死一個人。』」
另一位嫌疑人向福特交代，他們殺死萊恩是因為「好玩」（"the fun of it"）。
三位嫌疑人分別為17歲，16歲和15歲。截至本文發稿前，三人中有兩人已被警方指控蓄意謀殺，另一人被指為從犯，他們是否會以成人身份被起訴目前還不清楚。此外，萊恩的驗屍報告也尚待發布。
現場的目擊證人向一家澳大利亞電視媒體描述說，萊恩是被一把左輪手槍擊中，隨後跌跌撞撞倒在路邊。
根據相關資料，萊恩正就讀於俄克拉何馬州東中大學（East Central University），在學校棒球隊中的位置是捕手，本賽季首發14場比賽，有.250的打擊率。
身在澳大利亞的父親彼得·萊恩（Peter Lane）已經接到了兒子死去的噩耗。他說，這起謀殺是「殘忍的，只能用瘋狂形容。」
「現實就是不該發生的事情竟然發生了，現實就是我們都深愛著的人沒有回到家。」彼得·萊恩對俄克拉何馬州當地電視台KFOR-TV說。
萊恩的美國女友薩拉•哈珀（Sarah Harper）說，他們兩個人上個星期才從澳大利亞飛回美國。
「他不該得到任何的這些，」哈珀對澳大利亞電視台9News說，「這是令人心碎的，由於那些人的隨機選擇，其他很多人的生活就被永遠改變了。」
至於三名嫌疑犯的命運，哈珀表示她已經不能再想太多。
「我感覺即使他們能逃過現在的公正審判，他們也逃不過永遠。他們就只是邪惡的人。」
目前，其中一位嫌疑犯的母親已經露面，名叫珍妮弗•盧娜（Jennifer Luna）。盧娜說，如果她的兒子真的涉及此案，那麼就應該得到嚴懲。
「我沒有想過會有今天這種情況。我總是看著他們，我總是對他們說：如果我失去了你們，那我也不能再生活下去了。」盧娜對記者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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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培养乱象 - 中国青年报
研究生培养乱象：导师帮学生过答辩 淘汰机制落空 - 中国青年报 2013-08-25
摘要：除了导师、学校的诸多“怕”，研究生淘汰机制一直不能落实，从根本上来说，是源于大学的淘汰机制不健全。入大学像进了保险箱，本科生很少有因不符合培养质量要求“被淘汰”的。
开学在即，一批研究生新生也将跟随导师开始他们的读研生活，不过他们将面临着比师兄师姐更严格的评价与考核。7月中旬，教育部下发了一份名为《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特别提出对研究生实行严格的中期考核和论文审核制度，加大淘汰力度；同时也要改变单独评定研究生导师资格的做法，防止形成导师终身制。
其实，改革研究生培养方式，建立研究生淘汰机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提法。恢复高考30多年，我国已经成为研究生培养大国。以博士生为例，目前我国在校博士生已超过28万人，每年授予博士学位的数量超过5万人，人数仅次于美国。但是研究生培养质量却一直被社会诟病，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也一直是高校一提再提的目标。很多高校都出台过通过中期考核淘汰不合格研究生的制度，也有一些高校制定了淘汰研究生的比例。但是实际上，被淘汰的大多是未在规定年限内拿到足够学分，没有完成论文，或者没有到校注册主动放弃的。
在国外高校拿到博士学位，则难得多。据一项关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史的研究显示，德国硕士生淘汰率为27%，美国博士生淘汰率为38%。反观国内高校，这种情况少之有少，大部分还是“严进宽出”甚至是“严进全出”。
不久前，在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学家论坛上，清华大学的胡事民教授“自揭家丑”，把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最近4年毕业的200多名博士生与美国计算机学科排名靠前的几所高校博士毕业生进行了比较。
胡事民教授对这些学生所发表的论文以国际认可的标准进行了量化打分，他发现，我们培养的优秀博士生是可以和美国同专业顶尖学校的毕业生较量的——都能在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或是期刊上发表两篇以上论文，甚至有的学生水平要超过斯坦福、卡内基梅隆和普林斯顿等学校的毕业生，但是如果比较所有学生的平均分，则差距较大：我们有一半的学生没有能力在国际刊物或者会议上发表论文。
经过对比，胡事民提出，如果加大博士生淘汰力度，不要这么多的毕业生数字，我们最优秀的博士还是可以和世界著名高校一比高下的。但是他很清楚，博士生淘汰，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重重阻力和困难。很多导师对自己的学生要求并不严格，普遍“放水”。
胡事民教授的这番体会绝不是特例。记者多次在关于博士生培养的论坛上听到导师们不自觉地“吐槽”：带学生除了指导学术，最怕的是学生想不开自杀、恋爱失败心理出问题，年纪大的导师要当学生的指路人，年轻些的导师要当学生的知心大哥大姐；如果学生不能毕业，导师会比学生还要紧张：害怕学生说毕不了业，找不到工作，被女朋友甩了，妈妈整天唠叨叹气……
上海一所高校一位指导出全国优秀博士生论文的导师先后有4名学生出了问题，结果这位老师在学校被“挂号”，经常要汇报学生的情况，因为学校怕学生出问题，被教育主管部门追责通报。而出问题的这4名学生，都不是因为书读得不好，而是因为感情问题，其中有一个纠结于爱情，五六年时间不能做研究，最后还是导师出手帮其完成了毕业论文。
现在很多导师都很清楚，要想培养出一名优秀的博士生，不仅要鼓励他们有搞研究做学问的刻苦和韧劲，还要培养他们强大的抗压、抗挫折能力。因为一旦出问题，导师会首先觉得对不起学生的父母，他们辛辛苦苦把孩子培养到大学又读了研究生，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全家的希望都在孩子身上。
面对“读博士失败了，就等同于人生的失败”这样的社会观念，导师备感无奈。于是，不仅想方设法帮助自己的水平较弱的学生完成论文，还“同流合污”相互帮忙，帮助同行的学生通过论文答辩。有一位教授，曾被外校请去参加博士生的论文答辩，面对“惨不忍睹”的论文，这位教授给了个不通过，从此，这所学校再也没有请过这位教授。
除了导师、学校的诸多“怕”，研究生淘汰机制一直不能落实，从根本上来说，是源于大学的淘汰机制不健全。入大学像进了保险箱，本科生很少有因不符合培养质量要求“被淘汰”的。高等教育金字塔的底座没有建好淘汰机制，研究生阶段也就很难建立起来。
有教授提出，扩大直博生比例，在入学两年之后，通过考核把一半的直博生淘汰出去，经过一轮淘汰，博士生的整体质量自然就能提高了。可在现行政策下，这几乎行不通。
一位985高校的老师有过这样的经历，他的一位博士读不下去，想转校，就写了一个报告，给研究生院，研究生院再报到学校，学校半年集中审批一次，再报到北京市教委，然后北京市教委再报到教育部，学生已经到了毕业的年限，转学的报告还没有批下来。
要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就必须加大淘汰力度，对此，人们已经形成共识。但真正要让导师们敢于淘汰不合格的学生，还需要扫清各种障碍，构建一个让导师不“怕”、没有顾虑的环境。否则，建立淘汰机制还是难以落到实处。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编辑：许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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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除了导师、学校的诸多“怕”，研究生淘汰机制一直不能落实，从根本上来说，是源于大学的淘汰机制不健全。入大学像进了保险箱，本科生很少有因不符合培养质量要求“被淘汰”的。
开学在即，一批研究生新生也将跟随导师开始他们的读研生活，不过他们将面临着比师兄师姐更严格的评价与考核。7月中旬，教育部下发了一份名为《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特别提出对研究生实行严格的中期考核和论文审核制度，加大淘汰力度；同时也要改变单独评定研究生导师资格的做法，防止形成导师终身制。
其实，改革研究生培养方式，建立研究生淘汰机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提法。恢复高考30多年，我国已经成为研究生培养大国。以博士生为例，目前我国在校博士生已超过28万人，每年授予博士学位的数量超过5万人，人数仅次于美国。但是研究生培养质量却一直被社会诟病，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也一直是高校一提再提的目标。很多高校都出台过通过中期考核淘汰不合格研究生的制度，也有一些高校制定了淘汰研究生的比例。但是实际上，被淘汰的大多是未在规定年限内拿到足够学分，没有完成论文，或者没有到校注册主动放弃的。
在国外高校拿到博士学位，则难得多。据一项关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史的研究显示，德国硕士生淘汰率为27%，美国博士生淘汰率为38%。反观国内高校，这种情况少之有少，大部分还是“严进宽出”甚至是“严进全出”。
不久前，在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学家论坛上，清华大学的胡事民教授“自揭家丑”，把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最近4年毕业的200多名博士生与美国计算机学科排名靠前的几所高校博士毕业生进行了比较。
胡事民教授对这些学生所发表的论文以国际认可的标准进行了量化打分，他发现，我们培养的优秀博士生是可以和美国同专业顶尖学校的毕业生较量的——都能在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或是期刊上发表两篇以上论文，甚至有的学生水平要超过斯坦福、卡内基梅隆和普林斯顿等学校的毕业生，但是如果比较所有学生的平均分，则差距较大：我们有一半的学生没有能力在国际刊物或者会议上发表论文。
经过对比，胡事民提出，如果加大博士生淘汰力度，不要这么多的毕业生数字，我们最优秀的博士还是可以和世界著名高校一比高下的。但是他很清楚，博士生淘汰，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重重阻力和困难。很多导师对自己的学生要求并不严格，普遍“放水”。
胡事民教授的这番体会绝不是特例。记者多次在关于博士生培养的论坛上听到导师们不自觉地“吐槽”：带学生除了指导学术，最怕的是学生想不开自杀、恋爱失败心理出问题，年纪大的导师要当学生的指路人，年轻些的导师要当学生的知心大哥大姐；如果学生不能毕业，导师会比学生还要紧张：害怕学生说毕不了业，找不到工作，被女朋友甩了，妈妈整天唠叨叹气……
上海一所高校一位指导出全国优秀博士生论文的导师先后有4名学生出了问题，结果这位老师在学校被“挂号”，经常要汇报学生的情况，因为学校怕学生出问题，被教育主管部门追责通报。而出问题的这4名学生，都不是因为书读得不好，而是因为感情问题，其中有一个纠结于爱情，五六年时间不能做研究，最后还是导师出手帮其完成了毕业论文。
现在很多导师都很清楚，要想培养出一名优秀的博士生，不仅要鼓励他们有搞研究做学问的刻苦和韧劲，还要培养他们强大的抗压、抗挫折能力。因为一旦出问题，导师会首先觉得对不起学生的父母，他们辛辛苦苦把孩子培养到大学又读了研究生，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全家的希望都在孩子身上。
面对“读博士失败了，就等同于人生的失败”这样的社会观念，导师备感无奈。于是，不仅想方设法帮助自己的水平较弱的学生完成论文，还“同流合污”相互帮忙，帮助同行的学生通过论文答辩。有一位教授，曾被外校请去参加博士生的论文答辩，面对“惨不忍睹”的论文，这位教授给了个不通过，从此，这所学校再也没有请过这位教授。
除了导师、学校的诸多“怕”，研究生淘汰机制一直不能落实，从根本上来说，是源于大学的淘汰机制不健全。入大学像进了保险箱，本科生很少有因不符合培养质量要求“被淘汰”的。高等教育金字塔的底座没有建好淘汰机制，研究生阶段也就很难建立起来。
有教授提出，扩大直博生比例，在入学两年之后，通过考核把一半的直博生淘汰出去，经过一轮淘汰，博士生的整体质量自然就能提高了。可在现行政策下，这几乎行不通。
一位985高校的老师有过这样的经历，他的一位博士读不下去，想转校，就写了一个报告，给研究生院，研究生院再报到学校，学校半年集中审批一次，再报到北京市教委，然后北京市教委再报到教育部，学生已经到了毕业的年限，转学的报告还没有批下来。
要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就必须加大淘汰力度，对此，人们已经形成共识。但真正要让导师们敢于淘汰不合格的学生，还需要扫清各种障碍，构建一个让导师不“怕”、没有顾虑的环境。否则，建立淘汰机制还是难以落到实处。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编辑：许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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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24 August 2013
糖尿病- 明報網
糖尿病- 明報網
http://www.mingpaohealth.com/cfm/archive3.cfm?File=Archive/diseases/diab01.txt
身體內的胰臟會分泌一種胰島素的物質，分解血液中的糖分，提供身體活動所需的賀爾蒙。
當身體缺乏胰島素，血液便會有過多糖分(葡萄糖)留下，形成血糖過高，到某一程度便成糖尿病。
醫生估計，香港約有百分之六的人口患有糖尿病，但當中近七成根本不知道自己患病，直到併發症出現﹑身體受到破壞後，才如夢初醒。
香港大學內分泌學系教授林小玲指出，與西歐比較，港人不知自己有糖尿病的比例明顯高很多，人家平均只有三至五成的人未察覺自己患者。她說，近年的情況已有改變，多了年輕人驗出有病，但仍需要進一步改善。
人體靠胰臟製造胰島素，而胰島素會讓血液內的糖份進入細胞，然後糖份會於細胞內變成日常活動所需要的能量。
胰島素不足或失去應有功能，不能讓血糖進入細胞而留在血液內，過剩的血糖在小便中排出，所以稱為糖尿病。除影響糖(澱粉質)外，胰島素缺乏也影響蛋白質及脂肪的新陳代謝，因而引起口渴、多小便、體重下降、疲倦等病徵。
基本上，糖尿病可分為兩種類型。
1)第一型
極度缺乏胰島素病者，多數為小童及年青人，病發急劇，體重減輕。治療時需要注射胰島素。
2)第二型(大多數糖尿病者為第二型)
多數為中年或老年人士，體內胰島素的效用減少，病發較慢，體重胖。可用食物控制或口服藥物治療。
兩者皆有遺傳的可能，但者後者與飲食習慣及生活方式有很大關係。
糖尿病屬長期病患，除第一型外，一時頃刻不會殺人，但若糖尿病患者缺乏適當的治療，血糖會維持在非常高的水平，這樣會對器官帶來不同的傷害。
1) 肢體受感染及生疽
2) 視網膜損壞致失明
3) 中風
4) 高血壓
5) 心臟病及心臟病發
6) 腎衰竭
7) 神經受損
【成因】
醫學界現時仍未知糖尿病的成因，但臨床經驗顯示，下列人士較容易患上糖尿病，屬高危人群，患病率較一般人高兩至九倍不等。而擁有的高危因素愈多，患病機會亦相應大增。
1) 超過四十歲(第二型)
2) 家庭成員中已有人患上糖尿病
3) 身體過重
4) 沒有做運動的習慣
5) 多次流產或懷有體形大的胎兒
【徵狀】
除非做血糖測試，否則無法從日常習慣中知道某人是否患上糖尿病，但若有以下病徵，便應檢一下﹕
1)小便頻密
2)口渴
3)肚餓
4)食慾良好但消瘦
5)疲倦及虛弱
6)皮膚痕癢，尤其是生殖器官附近
7)傷口痊癒速度較慢
8)如廁時發現螞蟻在尿液旁
【治療】
1) 多運動及注意調節飲食習慣和熱量；
2) 除定期往醫生處診治，注射或服食降糖藥外，如已有五年以上之病歷者更須定期接受全身檢查，以防產生其他併發症或及早治理。
食得健康 身體健康
既然是血糖造成的病，只要透過飲食把身體的血糖保持在適當水平，身體自然健康。事實上，即使是服藥或打針去補充胰島素，也必須配合節制飲食才會收效，否則血糖指數仍會在暴飲暴食下上升，引發嚴重後遺症。
忍食要點
1) 設計糖尿病餐單，並按照它進食
2) 飲食要均衡，根據可攝取量進食
3) 進食較多含有豐富複合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尤其是含有豐富纖維的
4) 減少進食含有高糖分的食品
5) 減少進食高脂肪食品，尤其是含飽和脂肪的
6) 減少進食高膽固醇的食品
7) 限制進食水果和菜的分量
【預防】
飲食貼士
在家中要跟餐單飲食不難，但上班一族則不容易，難以避免在街外進食，但眾所週知，館子的食物多是高油高脂高鹽的「高危食品」，選餐似是一門高深的學問。
其實可以很簡單，多吃一些及少吃一些便可以。
多吃：
1) 蒸、煲、燒或烤的食物，如豆腐、魚、雞等
2) 沙律、蔬菜等新鮮食品，沙律最好是與調味醬分開的
3) 低脂肪食品，如蒸飯、豆、沒有牛油的爆谷等
4) 清水，或沒有糖的咖啡或茶
少吃：
1) 油膩的東西，如炒麵等
2) 較濃的東西，如加了椰汁的咖喱汁和肉汁等
3) 油炸的東西，如炸魚、薯片等
4) 高糖分的東西，如汽水、蛋糕、糖漿造的甜品
5) 調味汁很濃而有大量脂肪及糖分的食品，如花生醬、甜酸醬等
6) 忌廉狀的醬汁，如芝士醬等
7) 多類高熱能的水果和菜
鳴謝：養和醫院體格健康檢查部主管楊紫芝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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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ingpaohealth.com/cfm/archive3.cfm?File=Archive/diseases/diab01.txt
身體內的胰臟會分泌一種胰島素的物質，分解血液中的糖分，提供身體活動所需的賀爾蒙。
當身體缺乏胰島素，血液便會有過多糖分(葡萄糖)留下，形成血糖過高，到某一程度便成糖尿病。
醫生估計，香港約有百分之六的人口患有糖尿病，但當中近七成根本不知道自己患病，直到併發症出現﹑身體受到破壞後，才如夢初醒。
香港大學內分泌學系教授林小玲指出，與西歐比較，港人不知自己有糖尿病的比例明顯高很多，人家平均只有三至五成的人未察覺自己患者。她說，近年的情況已有改變，多了年輕人驗出有病，但仍需要進一步改善。
人體靠胰臟製造胰島素，而胰島素會讓血液內的糖份進入細胞，然後糖份會於細胞內變成日常活動所需要的能量。
胰島素不足或失去應有功能，不能讓血糖進入細胞而留在血液內，過剩的血糖在小便中排出，所以稱為糖尿病。除影響糖(澱粉質)外，胰島素缺乏也影響蛋白質及脂肪的新陳代謝，因而引起口渴、多小便、體重下降、疲倦等病徵。
基本上，糖尿病可分為兩種類型。
1)第一型
極度缺乏胰島素病者，多數為小童及年青人，病發急劇，體重減輕。治療時需要注射胰島素。
2)第二型(大多數糖尿病者為第二型)
多數為中年或老年人士，體內胰島素的效用減少，病發較慢，體重胖。可用食物控制或口服藥物治療。
兩者皆有遺傳的可能，但者後者與飲食習慣及生活方式有很大關係。
糖尿病屬長期病患，除第一型外，一時頃刻不會殺人，但若糖尿病患者缺乏適當的治療，血糖會維持在非常高的水平，這樣會對器官帶來不同的傷害。
1) 肢體受感染及生疽
2) 視網膜損壞致失明
3) 中風
4) 高血壓
5) 心臟病及心臟病發
6) 腎衰竭
7) 神經受損
【成因】
醫學界現時仍未知糖尿病的成因，但臨床經驗顯示，下列人士較容易患上糖尿病，屬高危人群，患病率較一般人高兩至九倍不等。而擁有的高危因素愈多，患病機會亦相應大增。
1) 超過四十歲(第二型)
2) 家庭成員中已有人患上糖尿病
3) 身體過重
4) 沒有做運動的習慣
5) 多次流產或懷有體形大的胎兒
【徵狀】
除非做血糖測試，否則無法從日常習慣中知道某人是否患上糖尿病，但若有以下病徵，便應檢一下﹕
1)小便頻密
2)口渴
3)肚餓
4)食慾良好但消瘦
5)疲倦及虛弱
6)皮膚痕癢，尤其是生殖器官附近
7)傷口痊癒速度較慢
8)如廁時發現螞蟻在尿液旁
【治療】
1) 多運動及注意調節飲食習慣和熱量；
2) 除定期往醫生處診治，注射或服食降糖藥外，如已有五年以上之病歷者更須定期接受全身檢查，以防產生其他併發症或及早治理。
食得健康 身體健康
既然是血糖造成的病，只要透過飲食把身體的血糖保持在適當水平，身體自然健康。事實上，即使是服藥或打針去補充胰島素，也必須配合節制飲食才會收效，否則血糖指數仍會在暴飲暴食下上升，引發嚴重後遺症。
忍食要點
1) 設計糖尿病餐單，並按照它進食
2) 飲食要均衡，根據可攝取量進食
3) 進食較多含有豐富複合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尤其是含有豐富纖維的
4) 減少進食含有高糖分的食品
5) 減少進食高脂肪食品，尤其是含飽和脂肪的
6) 減少進食高膽固醇的食品
7) 限制進食水果和菜的分量
【預防】
飲食貼士
在家中要跟餐單飲食不難，但上班一族則不容易，難以避免在街外進食，但眾所週知，館子的食物多是高油高脂高鹽的「高危食品」，選餐似是一門高深的學問。
其實可以很簡單，多吃一些及少吃一些便可以。
多吃：
1) 蒸、煲、燒或烤的食物，如豆腐、魚、雞等
2) 沙律、蔬菜等新鮮食品，沙律最好是與調味醬分開的
3) 低脂肪食品，如蒸飯、豆、沒有牛油的爆谷等
4) 清水，或沒有糖的咖啡或茶
少吃：
1) 油膩的東西，如炒麵等
2) 較濃的東西，如加了椰汁的咖喱汁和肉汁等
3) 油炸的東西，如炸魚、薯片等
4) 高糖分的東西，如汽水、蛋糕、糖漿造的甜品
5) 調味汁很濃而有大量脂肪及糖分的食品，如花生醬、甜酸醬等
6) 忌廉狀的醬汁，如芝士醬等
7) 多類高熱能的水果和菜
鳴謝：養和醫院體格健康檢查部主管楊紫芝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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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及港中大招收研究生的方式 - 陈平原
申请表格及研究计划 2013-08-24 02:31:01 新京报
北大及港中大都要求报考研究生提供两封教授的推荐信，恕我直言，凡外国教授写的，大都态度认真，描写细致，讲究分寸，颇有参考价值；而本国教授的推荐信，即便不是学生代拟的，也都是大话连篇，不太着边际。
■ 大学小言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同时在北京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教书，观察各自招收研究生的方式，感觉甚为有趣。先说大的方面：港中大采取申请制，初选入围者，通过面试来筛选；北大有点复杂，留学生及港澳台考生是申请制，本国学生则基本上采取考试制。之所以说“基本上”，那是因为，硕士生中有一半以上是本校或外校根据本科阶段的学习成绩推荐上来的，只需面试，不用参加统一的笔试。
若是考试制，涉及教授如何命题、学生怎么答卷、评分的标准，以及试卷分数在整个录取工作中所占比例等。因外界对研究生录取工作的质疑“与日俱增”，各大学于是制定了越来越严格的规章制度。其实，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关键在教授的眼光及能否出自公心。这里不说灵活性很大、故无论师生都必须树起脊梁认真对付的面试，就说如何阅读申请表格及研究计划。
北大及港中大都要求考生提供两封教授的推荐信。恕我直言，凡外国教授写的，大都态度认真，描写细致，讲究分寸，颇有参考价值；而本国教授的推荐信，即便不是学生代拟的，也都是大话连篇，不太着边际。那是因为，我们历来更为看重学生考场上的表现。至于推荐信上“政治表现”一栏，因要求过于空泛，推荐人不知从何入手，有抄《人民日报》社论，说该生政治立场坚定的；有搬法律文书，说该生遵纪守法的；也有言简意赅，就写“很好”二字。在我的印象中，教授们很少在意此栏文字，他们更看重的是“有何奖惩记录”。
最近十年，大陆考生的申请表格越来越好看。国外及港澳台的考生，偶尔也有获某某奖励的，但从未获奖也很正常。而国内考生的获奖记录几乎是连篇累牍，初看惊叹不已，看多了则有点茫然。除了上回提及的为寻找“天才学生”而提供高额奖学金外，各大学纷纷将原本提供给研究生的奖学金分成一、二、三等（往往是轮流获得），或另拟名目，因此显得特别有分量。
这让我想起十多年前北京某名教授发明的填表策略，他将每回出国参加学术会议时主办方提供的机票及住宿费说成是“奖金”，故显得成绩斐然——你想想，一个中国教授，获得这么多“国际学术奖”，那还了得？要不是学校给予了特别表彰，同行还不知道有此诀窍呢。与此异曲同工的是，香港某教授深谙中国人注重名分、崇尚奖励的国情，发明了一种很有诱惑力的“提奖学术”的方式——每年组织一次国际会议，为很多与会者颁发各种名目的“论文奖”。虽说只是奖状一纸，但填表时可用，效果极佳。
看多了此等把戏，加上各大学确实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很难折合成统一的分数。因此，无论北大还是港中大，教授们都更相信自己的眼光，以考生提交的研究计划及此前所撰论文为准，而不太关注该生到底获得过多少奖励。
港中大采用申请制，考生的研究计划写得很长，也很具体，被录取后，基本上就照此计划有序地推进。这么做的好处是，学生大都能按时毕业；缺点在于入学后很难有大的突破，基本上就是申请时的高度。北大主要根据考卷及论文来判断该生的学术潜力，申请表上的研究计划仅供参考；至于学位论文题目，等修够了学分或通过了资格考试再说。进入硕士或博士课程后，通过一两年学习，有较好的学术趣味及视野，再来确定毕业论文题目。这么做的好处是，选题立意高；缺点则是后面的时间太紧，很容易变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当然，这涉及两校学习年限及课程设置的差异。以人文学为例，北大硕士三年、博士四年；港中大硕士两年、博士三年。至于完成学业所需要修习的课程，北大也明显比港中大多。（22）
学籍信息系统应致力实现教育公正 熊丙奇 发表于2013-08-23 08:39
8月22日上午，教育部发布消息称，今年9月1日起我国将建立全国统一的学籍信息管理制度，实行全国学生“一人一号”，全国统一编码，终身使用。
早报特约评论员 熊丙奇
8月22日上午，教育部发布消息称，今年9月1日起我国将建立全国统一的学籍信息管理制度，实行全国学生“一人一号”，全国统一编码，终身使用。该系统将于年内全部建成，并实现全国联网运行。
据称，这一学籍系统是目前世界规模最大的，将实现在全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全面覆盖，做到学生数据“一个不能少”。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在介绍学籍信息系统时，称学籍系统一期将建设五级应用系统中的核心学籍管理和营养餐管理功能。二期还将加入校车管理等功能。
我们认为，做到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这一系统确如教育部门所称，做到学生数据“一个不能少”，那么这套系统不仅会在管理学籍方面发挥很大作用，更可以为推进教育改革、扩大教育公平提供技术支撑。
首先，借助“一生一号”学籍信息平台，可以督促各地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保障学生就近入学。按照学籍信息系统所采集的信息，可以掌握各地学生的求学情况，进而可分析各地学生的择校情况（包括跨区择校、在非户籍所在地求学等），并以此追究地方政府在推进解决义务教育不均衡问题方面肯能的责任。
其次，依托“一生一号”学籍信息平台，可以建立学籍跟踪机制，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求学。近年来，在国务院的要求下，随迁子女在城市求学的情况好转，但由于城市入学依旧存在门槛，还存在进入城市后却辍学的现象。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建立学籍信息跟踪机制。全国联网的学籍信息系统的出现，使这一机制的建设成为可能，学生的学籍信息变动，在这一系统中将一目了然，这可以成为减少学生辍学的重要信息管理平台。
再次，可以利用“一生一号”学籍信息平台，推动我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改革。目前，我国义务教育经费主要还依靠县乡财政，这带来两方面问题。其一，义务教育发展存在区域、城乡、校际的不均衡。因地方的财政实力，决定了其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其二，随迁子女在城市求学困难。因为，按照目前的经费保障机制，流入随迁子女多，流入地政府将承担更多的教育经费投入。解决这些问题，应建立以省级财政为主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而实行这一新机制，需要技术保障，即经费投入可以具体到某一名学生身上。如此，当一个学生从某地流出之后，学费也可带着从流出地进入流入地。
此外，学籍信息平台也为调整中国的教育拨款方式创造了条件。据有关审计结果，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有相当比例的省、县、市存在挪用、克扣、挤占教育经费的问题。如果拨给学校的经费，直接拨付到学校账号，拨付给学生的奖助学金，直接拨到学生的账号上，那就可从根本上杜绝政府部门从中间环节克扣、挤占的可能。
能否做到以上几点，一方面取决于教育部门是否动真格推进教育改革，另一方面则要求在使用学籍信息系统时，避免舆论普遍担心出现的两方面问题。
其一，学籍信息系统被闲置。我国地方的学籍信息平台早已启动建设，但只起到学生信息登录的作用，没有进一步开发系统的其他价值，比如跟踪学生学籍的变化、审核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虚报的补助学生名单等。
其二，学生信息造假。学籍信息平台要发挥作用，关键在于信息客观、准确，如果录入的学生信息不实，那以此为依据的学籍管理、财政拨款、学校管理监督都会出现偏差，而在防患信息造假方面，目前还缺乏有效的机制。合理的机制应是由家长委员会参与录入信息的管理、监督，不能仅由学校自己操作。拿营养餐问题来说，如果学生没吃到，而学校却录入已经吃了，对此谁来审查、监督呢？学籍信息系统本就为防止信息造假而开发，如果这套系统的使用出现造假，那情何以堪？
所以，对于“一生一号”信息平台，有关部门不能满足于其规模的世界第一，而应着力关注其使用效益；不应满足于信息管理的功能，而应该利用这一技术，推进我国教育管理改革，解决困惑中国教育发展的难题，扩大教育公平。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员）
录入编辑：张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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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及港中大都要求报考研究生提供两封教授的推荐信，恕我直言，凡外国教授写的，大都态度认真，描写细致，讲究分寸，颇有参考价值；而本国教授的推荐信，即便不是学生代拟的，也都是大话连篇，不太着边际。
■ 大学小言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同时在北京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教书，观察各自招收研究生的方式，感觉甚为有趣。先说大的方面：港中大采取申请制，初选入围者，通过面试来筛选；北大有点复杂，留学生及港澳台考生是申请制，本国学生则基本上采取考试制。之所以说“基本上”，那是因为，硕士生中有一半以上是本校或外校根据本科阶段的学习成绩推荐上来的，只需面试，不用参加统一的笔试。
若是考试制，涉及教授如何命题、学生怎么答卷、评分的标准，以及试卷分数在整个录取工作中所占比例等。因外界对研究生录取工作的质疑“与日俱增”，各大学于是制定了越来越严格的规章制度。其实，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关键在教授的眼光及能否出自公心。这里不说灵活性很大、故无论师生都必须树起脊梁认真对付的面试，就说如何阅读申请表格及研究计划。
北大及港中大都要求考生提供两封教授的推荐信。恕我直言，凡外国教授写的，大都态度认真，描写细致，讲究分寸，颇有参考价值；而本国教授的推荐信，即便不是学生代拟的，也都是大话连篇，不太着边际。那是因为，我们历来更为看重学生考场上的表现。至于推荐信上“政治表现”一栏，因要求过于空泛，推荐人不知从何入手，有抄《人民日报》社论，说该生政治立场坚定的；有搬法律文书，说该生遵纪守法的；也有言简意赅，就写“很好”二字。在我的印象中，教授们很少在意此栏文字，他们更看重的是“有何奖惩记录”。
最近十年，大陆考生的申请表格越来越好看。国外及港澳台的考生，偶尔也有获某某奖励的，但从未获奖也很正常。而国内考生的获奖记录几乎是连篇累牍，初看惊叹不已，看多了则有点茫然。除了上回提及的为寻找“天才学生”而提供高额奖学金外，各大学纷纷将原本提供给研究生的奖学金分成一、二、三等（往往是轮流获得），或另拟名目，因此显得特别有分量。
这让我想起十多年前北京某名教授发明的填表策略，他将每回出国参加学术会议时主办方提供的机票及住宿费说成是“奖金”，故显得成绩斐然——你想想，一个中国教授，获得这么多“国际学术奖”，那还了得？要不是学校给予了特别表彰，同行还不知道有此诀窍呢。与此异曲同工的是，香港某教授深谙中国人注重名分、崇尚奖励的国情，发明了一种很有诱惑力的“提奖学术”的方式——每年组织一次国际会议，为很多与会者颁发各种名目的“论文奖”。虽说只是奖状一纸，但填表时可用，效果极佳。
看多了此等把戏，加上各大学确实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很难折合成统一的分数。因此，无论北大还是港中大，教授们都更相信自己的眼光，以考生提交的研究计划及此前所撰论文为准，而不太关注该生到底获得过多少奖励。
港中大采用申请制，考生的研究计划写得很长，也很具体，被录取后，基本上就照此计划有序地推进。这么做的好处是，学生大都能按时毕业；缺点在于入学后很难有大的突破，基本上就是申请时的高度。北大主要根据考卷及论文来判断该生的学术潜力，申请表上的研究计划仅供参考；至于学位论文题目，等修够了学分或通过了资格考试再说。进入硕士或博士课程后，通过一两年学习，有较好的学术趣味及视野，再来确定毕业论文题目。这么做的好处是，选题立意高；缺点则是后面的时间太紧，很容易变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当然，这涉及两校学习年限及课程设置的差异。以人文学为例，北大硕士三年、博士四年；港中大硕士两年、博士三年。至于完成学业所需要修习的课程，北大也明显比港中大多。（22）
学籍信息系统应致力实现教育公正 熊丙奇 发表于2013-08-23 08:39
8月22日上午，教育部发布消息称，今年9月1日起我国将建立全国统一的学籍信息管理制度，实行全国学生“一人一号”，全国统一编码，终身使用。
早报特约评论员 熊丙奇
8月22日上午，教育部发布消息称，今年9月1日起我国将建立全国统一的学籍信息管理制度，实行全国学生“一人一号”，全国统一编码，终身使用。该系统将于年内全部建成，并实现全国联网运行。
据称，这一学籍系统是目前世界规模最大的，将实现在全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全面覆盖，做到学生数据“一个不能少”。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在介绍学籍信息系统时，称学籍系统一期将建设五级应用系统中的核心学籍管理和营养餐管理功能。二期还将加入校车管理等功能。
我们认为，做到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这一系统确如教育部门所称，做到学生数据“一个不能少”，那么这套系统不仅会在管理学籍方面发挥很大作用，更可以为推进教育改革、扩大教育公平提供技术支撑。
首先，借助“一生一号”学籍信息平台，可以督促各地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保障学生就近入学。按照学籍信息系统所采集的信息，可以掌握各地学生的求学情况，进而可分析各地学生的择校情况（包括跨区择校、在非户籍所在地求学等），并以此追究地方政府在推进解决义务教育不均衡问题方面肯能的责任。
其次，依托“一生一号”学籍信息平台，可以建立学籍跟踪机制，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求学。近年来，在国务院的要求下，随迁子女在城市求学的情况好转，但由于城市入学依旧存在门槛，还存在进入城市后却辍学的现象。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建立学籍信息跟踪机制。全国联网的学籍信息系统的出现，使这一机制的建设成为可能，学生的学籍信息变动，在这一系统中将一目了然，这可以成为减少学生辍学的重要信息管理平台。
再次，可以利用“一生一号”学籍信息平台，推动我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改革。目前，我国义务教育经费主要还依靠县乡财政，这带来两方面问题。其一，义务教育发展存在区域、城乡、校际的不均衡。因地方的财政实力，决定了其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其二，随迁子女在城市求学困难。因为，按照目前的经费保障机制，流入随迁子女多，流入地政府将承担更多的教育经费投入。解决这些问题，应建立以省级财政为主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而实行这一新机制，需要技术保障，即经费投入可以具体到某一名学生身上。如此，当一个学生从某地流出之后，学费也可带着从流出地进入流入地。
此外，学籍信息平台也为调整中国的教育拨款方式创造了条件。据有关审计结果，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有相当比例的省、县、市存在挪用、克扣、挤占教育经费的问题。如果拨给学校的经费，直接拨付到学校账号，拨付给学生的奖助学金，直接拨到学生的账号上，那就可从根本上杜绝政府部门从中间环节克扣、挤占的可能。
能否做到以上几点，一方面取决于教育部门是否动真格推进教育改革，另一方面则要求在使用学籍信息系统时，避免舆论普遍担心出现的两方面问题。
其一，学籍信息系统被闲置。我国地方的学籍信息平台早已启动建设，但只起到学生信息登录的作用，没有进一步开发系统的其他价值，比如跟踪学生学籍的变化、审核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虚报的补助学生名单等。
其二，学生信息造假。学籍信息平台要发挥作用，关键在于信息客观、准确，如果录入的学生信息不实，那以此为依据的学籍管理、财政拨款、学校管理监督都会出现偏差，而在防患信息造假方面，目前还缺乏有效的机制。合理的机制应是由家长委员会参与录入信息的管理、监督，不能仅由学校自己操作。拿营养餐问题来说，如果学生没吃到，而学校却录入已经吃了，对此谁来审查、监督呢？学籍信息系统本就为防止信息造假而开发，如果这套系统的使用出现造假，那情何以堪？
所以，对于“一生一号”信息平台，有关部门不能满足于其规模的世界第一，而应着力关注其使用效益；不应满足于信息管理的功能，而应该利用这一技术，推进我国教育管理改革，解决困惑中国教育发展的难题，扩大教育公平。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员）
录入编辑：张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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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23 August 2013
Volunteering is good for soul and heart - Dr Schreier
Volunteering is not only good for your soul, it could also stave off heart disease - By JENNY HOPE
PUBLISHED: 21:02 GMT, 25 February 2013 | UPDATED: 21:02 GMT, 25 February 2013
http://www.dailymail.co.uk/health/article-2284301/Volunteering-reduces-risk-heart-disease-improves-physical-wellbeing.html
Volunteers have healthier cardiovascular systems
Heart health improves after 10 weeks' volunteering
The most empathetic see the greatest health benefits
Older volunteers are less likely to be depressed
Being a volunteer is good for the heart as well as the soul, claim researchers.
A new study shows even at a young age, people who volunteer have healthier cardiovascular systems that could stave off heart disease.
The study found improvements in several measurements of heart health among volunteers after just 10 weeks of taking part in community programmes.
Even at a young age, people who volunteer have healthier cardiovascular systems
Experts say the research adds to evidence that giving time and energy to help others not only makes people feel good, it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physical wellbeing.
Researcher Hannah Schreier, of the Icahn School of Medicine at Mount Sinai in New York, said: ‘The volunteers who reported the greatest increases in empathy, altruistic behaviour and mental health were the ones who also saw the greatest improvements in their cardiovascular health.’
The study involved 106 teenagers from an urban, inner-city Vancouver high school who were split into two groups - a group that volunteered regularly for 10 weeks and a group that was wait-listed for volunteer activities.
Older people who volunteer to help others are less depressed, have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and are happier with their lives as a result
The researchers measured the students’ body mass index (BMI), inflammation levels - which affect heart health - and cholesterol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the study.
They also assessed the students’ self-esteem, mental health, mood, and empathy, says a report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JAMA Pediatrics (must credit).
The volunteer group of students spent one hour per week working with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in after-school programs in their neighbourhood.
After 10 weeks they had lower levels of inflammation and cholesterol and lower BMIs than the students who were wait-listed.
Dr Schreier said: ‘It was encouraging to see how a social intervention to support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also improved the health of adolescents.’
She said the first signs of heart disease can begin to appear during adolescence, and previous studies show that psychosocial factors, such as stress, depression and wellbeing, play a role in its development.
The study follows a survey last year by the UK charity WRVS which found being an older volunteer is good for your health.
Older people who volunteer to help others are less depressed, have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and are happier with their lives as a result.
Those who take part in more volunteering activities, more frequently, boost happiness levels even further, with volunteers gaining improvements in depression levels, quality of life and life satisfaction over the following two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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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1:02 GMT, 25 February 2013 | UPDATED: 21:02 GMT, 25 February 2013
http://www.dailymail.co.uk/health/article-2284301/Volunteering-reduces-risk-heart-disease-improves-physical-wellbeing.html
Volunteers have healthier cardiovascular systems
Heart health improves after 10 weeks' volunteering
The most empathetic see the greatest health benefits
Older volunteers are less likely to be depressed
Being a volunteer is good for the heart as well as the soul, claim researchers.
A new study shows even at a young age, people who volunteer have healthier cardiovascular systems that could stave off heart disease.
The study found improvements in several measurements of heart health among volunteers after just 10 weeks of taking part in community programmes.
Even at a young age, people who volunteer have healthier cardiovascular systems
Experts say the research adds to evidence that giving time and energy to help others not only makes people feel good, it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physical wellbeing.
Researcher Hannah Schreier, of the Icahn School of Medicine at Mount Sinai in New York, said: ‘The volunteers who reported the greatest increases in empathy, altruistic behaviour and mental health were the ones who also saw the greatest improvements in their cardiovascular health.’
The study involved 106 teenagers from an urban, inner-city Vancouver high school who were split into two groups - a group that volunteered regularly for 10 weeks and a group that was wait-listed for volunteer activities.
Older people who volunteer to help others are less depressed, have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and are happier with their lives as a result
The researchers measured the students’ body mass index (BMI), inflammation levels - which affect heart health - and cholesterol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the study.
They also assessed the students’ self-esteem, mental health, mood, and empathy, says a report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JAMA Pediatrics (must credit).
The volunteer group of students spent one hour per week working with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in after-school programs in their neighbourhood.
After 10 weeks they had lower levels of inflammation and cholesterol and lower BMIs than the students who were wait-listed.
Dr Schreier said: ‘It was encouraging to see how a social intervention to support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also improved the health of adolescents.’
She said the first signs of heart disease can begin to appear during adolescence, and previous studies show that psychosocial factors, such as stress, depression and wellbeing, play a role in its development.
The study follows a survey last year by the UK charity WRVS which found being an older volunteer is good for your health.
Older people who volunteer to help others are less depressed, have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and are happier with their lives as a result.
Those who take part in more volunteering activities, more frequently, boost happiness levels even further, with volunteers gaining improvements in depression levels, quality of life and life satisfaction over the following two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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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Badly Flawed is Chinese Economic Data? - By: Christopher Balding
練乙錚 - 官方經濟數據也「山寨」了嗎？ 信報 2013年8月23日
大陸官方經濟數據可靠與否，在過去的GDP高增長歲月沒多少人理會，因為商政界一般認為，有錢賺就好，幾個數字的零頭不準確，沒有問題，更而且，數據偏「好」，有利於營造景氣，誠非壞事。不過，自從GDP增幅放緩以來，這方面的疑問開始受到商界關注；畢竟，是七還是六個百分點的增長，差了一成半，若有其他不利因素相舛忤，實足以影響利潤和投資。
此外，一直以來，學術界對大陸經濟數據信心也比較高，大名鼎鼎如普林斯頓的鄒至莊，亦認為研究者可以安心使用；他在自己的量化分析裏，經常大量應用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但是，最近，連學界也開始懷疑大陸數據、擔心造假。上周四，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副教授包爾丁（ Christopher Balding ） 在《社會科學研究網絡》（SSRN） 發表了題為〈中國經濟數據有多爛？〉的論文討論稿，指出大陸多年來發表的官方數據嚴重失誤，各種數字自相矛盾，用以計算基準數據的關鍵參數偏離現實，有些甚至到了明目張膽（「blatant」）的地步，筆者看了嚇一跳【註】。
兩個基本經濟概念
今天介紹並討論包氏文章要旨。先解釋一下兩個基本經濟概念，有這方面知識的讀者，可以略過跟着的兩段文字。
大家知道，量度某地某年經濟總體表現的最通用尺碼就是實質GDP，但實質GDP無法直接觀察，基本上只能以名義GDP（即以當年市場價格算得的生產總值）除以全年通脹率得出。名義GDP由商界層層上報累計得出；假定此總數完全準確，則實質GDP有多可靠，便視乎通脹率有多「硬淨」；把通脹率低估一成（或分十年每年低估1巴仙），之後算出來的實質GDP就「增加」百分之十。
通脹率本身是一個簡單數字，以一個數字反映千百萬種商品（物品及服務）在一整年中的各自價格變化，卻非易事。一般做法是把商品橫向分類，每一小類當中，按商品的當年價格變化及消費比重算出加權平均，作為這個商品小類的通脹率；小類集結成中類、中類集結成大類……，如此不斷橫向集結，最後得出的加權平均數，就是通脹率。
包氏研究大陸實質GDP之時，沿用國統局給出的名義GDP，只着眼找出其通脹率所含誤差。結果發現，單是十年來通脹率所包含的累積錯誤，便足以把現時的實質GDP數字高估8至12%，約相當於一萬億人仔。如果作全面的誤差評估，特別是如果還查找地方機構層層上報各地名義產值時加進去的「水分」的話，上述實質GDP數字的8至12%高估，不過是誤差的下限。
討論大陸官方通脹率可靠性之時，包氏特別選擇房地產價格與租金及所用的若干加權參數為切入點，因為住房消費通常是國民總消費中的最大項，而國統局這方面的處理手法最為離譜。何以見得呢？大家可以看看該局給出用以計算2000年到2011年期間通脹率的有關數據和所用參數，以及由此得出的一些逆乎常識的結論：
一、城市樓價升幅
大陸的名義住房價格指數（即租金、自住物業的「影子租金」指數，而不是屋價指數），十一年之間的升幅十分溫和；農村平均年升1.76%，城市平均年升0.53%，約為前者的三分之一，似有若無。
這就奇怪了。三十年來，大陸農村人口不斷往各線城市遷移，供求關係令城市住房租金緊張之極，「蝸居」成為熱門話題，但國統局的有關數據、特別是城市範圍數據卻十分溫和，與一般人的認知差距巨大。
二、農村屋價升幅
尤甚者，上述數據與國統局另一組數據明顯衝突。2000年到2011年間，農村屋價累積升幅為249%，這與同期間農村住房價格指數累積升幅的19%比，差距驚人，後者低得令人生疑。這還罷了，城市的住房價格指數在那十一年之中的累積升幅是更低的5.99%；那麼，同期間，城市的屋價累積升幅又是多少呢？
包氏指出，國統局沒有給出這方面的完整資料（某些年發放過，但數據溫和得嚴重不符絕大多數城市居民感覺，多方指摘之下曾中止發放），而發放過的官方數據的確不像話。例如，這些數據顯示，上海市2006年到2011年的屋價，年均增幅是1%。不過，同期間上房指數的年均增幅，則高達15%；又例如，深圳市屋價年均增幅是0.04%……。
三、城鄉人口比例
國統局數據還顯示，全國範圍內的租金升幅儘管溫和，卻比自住物業的「影子租金」升幅快了一半，而租住物業集中在城市，農村則99%是自住物業。總體住房價格升幅既是城、鄉升幅的按人口加權平均，那麽，如果大陸城市化程度愈高，總體住房價格升幅便愈溫和（姑且勿論這個反常）。大家知道，十年來，大陸城鄉人口比例，約從四六變成五五，現在是城市人口多一點點。不過，國統局在計算2000年至2011年期間的總體住房價格升幅時，所用城鄉人口比例由頭到尾是八比二！
大陸當然沒有八成人口住在城市裏，但國統局隨意使用八二之比這個參數，好處是可以算出一個比較低的總體住房價格升幅，最終弄出一個較低的通脹率。對此，包氏用了一個形容詞「egregious」 （駭人聽聞）。
四、食品價格升幅
如果進一步根據國統局的做法，以34%為加權把食品價格升幅算進總體通脹率，則食品價格漲幅已經解釋了總體通脹率的99%。亦即是說，住房價格變化對大陸通脹的影響接近零。包氏說，任何對大陸實況稍為有點認識的人，都難以接受這個結論！
五、消費物價和住房價格累積增幅
如果直接比較期間的消費物價累積增幅（30.2%）與住房價格累積增幅（8.1%），得出的結論就更驚人：期間的實質住房價格跌了17%（108.1╱130.2 = 83%）！
GDP應下調一萬億
由於國統局算出的通脹率根本難以置信，包氏遂利用第三者住房價格數據，以及比較合理的城鄉人口比例等參數，重新算出2000年至2011年間的累積通脹率，然後拿國統局的名義GDP除以此累積通脹率，得出2011年的實質GDP（ppp）的比較可信數值，比國統局公報的低了8至12%；用來估算今年的實質GDP的話，則國統局的預估值應該向下「微調」一萬億人仔，才比較合理……。然而，這只不過是全面檢視、修正國統局實質GDP數字的一個起點。
包氏認為，一個國家的統計局如此捏造基準經濟數據，必然出於某種政治權宜。這個說法，國人不難理解。站在中共立場看，當政府幾乎失去了經濟以外的所有管治威信，而經濟動力也因為內外主客觀因素交困而逐漸減弱之時，按政治需要捏造、篡改關鍵經濟數字是僅餘的幾個維護一黨專政地位的辦法之一，比起對內暴力維穩、對外用武等其他辦法，各方面的成本都低得多，無疑是一個應該善加利用的選擇。
大陸經濟發展動力逐漸減弱，論者對此已有相當廣泛共識。前中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近日指出，過去十年經濟持續高增長，靠的是土地、人口、WTO三大紅利，但如今三者的優勢已幾乎消失殆盡。筆者認為，大陸當年享受的發展紅利，不止於劉氏提的那三個。
革開放之初，大陸起碼還有「香港紅利」和「國際援助紅利」。時至今日，香港紅利已經消失，香港反倒在某些方面變成大陸一些高官、評論家、學者等心目中的厭惡對象和負累，而港人對大陸的善意，例如通過高額救災捐款表達的心意，亦同時逐步流失。關於這些，香港人都很清楚，不必筆者多說；國際援助方面，則或者可以補上一筆（國際經援從來都不是單方面有利於受援國，但這不是本文要點）。
各種紅利漸次耗盡
七十年代末，大陸改革開放，獲得多個發達國家、國際組織（如世銀）的實質支持，當中包括美、英、德、加、法、日等，其中以日本的援助金額最大，約佔所有外援的四成；援助內容一般包括低息或無息貸款、技術援助、人才培訓等。援助金額，現在看來，不算什麽，例如日本自1979年起至2009年的二十年裏，提供了總值三萬六千多億日圓（三百五十億美元）的援助；然而，在七八十年代大陸那種百廢待興、但缺資金、技術與人才（即是缺乏一切增長要素）的年代，得外國援助乃是久旱逢甘露。國人現在多視日本援助為侵華賠償的一個形式、視西方援助為霸佔大陸市場的一個部署，因此難以明白當年外國援助乃一種非常及時的發展紅利。
不過，大陸經濟已非昔日可比，發達國近年也遭遇嚴重經濟困難，正陸續提出或已經削減對大陸的經援。零八京奧之後，各國援助急遽減少。該年，日本停止對大陸有償援助（低息貸款），只保留較小額的無償援助和若干技術支援；2009年的日援總值，已跌至區區六十五億日圓（六千三百萬美元）。2011年5月，英國完全停止對大陸援助。其他一些國家亦已作出類似決定。
國際組織方面的援助，最大來源是世銀。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世銀予大陸經援總額約為五百二十億美元。去年，大陸首度變成世銀的淨還款者。
從有限資料估算，大陸三十多年總共獲得的經援總值約為一千五百億美元。視乎不同時期的滙率，此數字大概相當於一萬億人仔，約為今年大陸實質GDP估算值的一成，可謂不大，卻相當於1980年大陸生產總值（ppp）的四倍，不可謂小。金額之外，從外援當中得到的技術知識和眼界，無異同樣重要。
外援紅利，和香港紅利一樣，今天可說也基本上消失。在發展歷程而言，這不一定是壞事；問題是，紅利都消失，大陸今後經濟高速發展靠什麽？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在大陸都搖搖欲墜，唯靠GDP這根柱子支撐場面。當這根柱子也鬆動了，發放一些「山寨」數據頂一頂，有助緩衝一下，長遠於事無補。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包氏文章網上免費下載，見「How Badly Flawed is Chinese Economic Data?」（http://ssrn.com/abstract=2307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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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Badly Flawed is Chinese Economic Data? The Opening Bid is $1 Trillion - By: Christopher Balding Associate Professor, HSBC Business School Peking University August 14, 2013
http://ssrn.com/abstract=2307054
Short Abstract:
Baseline Chinese economic data is unreliable. Conservatively correcting for housing price inflation in the Chinese CPI data adds approximately 1% to annual consumer price inflation in China, reducing real GDP by more than $1 trillion.
Long Abstract:
Baseline Chinese economic data is unreliable. Taking published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China data on the components of consumer price inflation, I attempt to reconcile the official data to third party data. Three problems are apparent in official NBSC data on inflation. First, the base data on housing price inflation is manipulated. According to the NBSC, urban private housing occupants enjoyed a total price increase of only 6% between 2000 and 2011. Second, while renters faced cumulative price increases in excess of 50%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he NBSC classifies most Chinese households has private housing occupants making them subject to the significantly lower inflation rate. Third, despite beginning in the year 2000 with nearly two-thirds of Chinese households in rural areas, the NSBC applies a straight 80/20 urban/rural private housing weighting throughout our time sample. This further skews the accuracy of the final data. To correct for these manipulative practices, I use third party and related NBSC data to better estimate the change in consumer prices in China between 2000 and 2011. I find that using conservative assumptions about price increases the annual CPI in China should be adjusted upwards by approximately 1%. This reduces real Chinese GDP by 8-12% or more than $1 trillion in PPP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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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官方經濟數據可靠與否，在過去的GDP高增長歲月沒多少人理會，因為商政界一般認為，有錢賺就好，幾個數字的零頭不準確，沒有問題，更而且，數據偏「好」，有利於營造景氣，誠非壞事。不過，自從GDP增幅放緩以來，這方面的疑問開始受到商界關注；畢竟，是七還是六個百分點的增長，差了一成半，若有其他不利因素相舛忤，實足以影響利潤和投資。
此外，一直以來，學術界對大陸經濟數據信心也比較高，大名鼎鼎如普林斯頓的鄒至莊，亦認為研究者可以安心使用；他在自己的量化分析裏，經常大量應用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但是，最近，連學界也開始懷疑大陸數據、擔心造假。上周四，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副教授包爾丁（ Christopher Balding ） 在《社會科學研究網絡》（SSRN） 發表了題為〈中國經濟數據有多爛？〉的論文討論稿，指出大陸多年來發表的官方數據嚴重失誤，各種數字自相矛盾，用以計算基準數據的關鍵參數偏離現實，有些甚至到了明目張膽（「blatant」）的地步，筆者看了嚇一跳【註】。
兩個基本經濟概念
今天介紹並討論包氏文章要旨。先解釋一下兩個基本經濟概念，有這方面知識的讀者，可以略過跟着的兩段文字。
大家知道，量度某地某年經濟總體表現的最通用尺碼就是實質GDP，但實質GDP無法直接觀察，基本上只能以名義GDP（即以當年市場價格算得的生產總值）除以全年通脹率得出。名義GDP由商界層層上報累計得出；假定此總數完全準確，則實質GDP有多可靠，便視乎通脹率有多「硬淨」；把通脹率低估一成（或分十年每年低估1巴仙），之後算出來的實質GDP就「增加」百分之十。
通脹率本身是一個簡單數字，以一個數字反映千百萬種商品（物品及服務）在一整年中的各自價格變化，卻非易事。一般做法是把商品橫向分類，每一小類當中，按商品的當年價格變化及消費比重算出加權平均，作為這個商品小類的通脹率；小類集結成中類、中類集結成大類……，如此不斷橫向集結，最後得出的加權平均數，就是通脹率。
包氏研究大陸實質GDP之時，沿用國統局給出的名義GDP，只着眼找出其通脹率所含誤差。結果發現，單是十年來通脹率所包含的累積錯誤，便足以把現時的實質GDP數字高估8至12%，約相當於一萬億人仔。如果作全面的誤差評估，特別是如果還查找地方機構層層上報各地名義產值時加進去的「水分」的話，上述實質GDP數字的8至12%高估，不過是誤差的下限。
討論大陸官方通脹率可靠性之時，包氏特別選擇房地產價格與租金及所用的若干加權參數為切入點，因為住房消費通常是國民總消費中的最大項，而國統局這方面的處理手法最為離譜。何以見得呢？大家可以看看該局給出用以計算2000年到2011年期間通脹率的有關數據和所用參數，以及由此得出的一些逆乎常識的結論：
一、城市樓價升幅
大陸的名義住房價格指數（即租金、自住物業的「影子租金」指數，而不是屋價指數），十一年之間的升幅十分溫和；農村平均年升1.76%，城市平均年升0.53%，約為前者的三分之一，似有若無。
這就奇怪了。三十年來，大陸農村人口不斷往各線城市遷移，供求關係令城市住房租金緊張之極，「蝸居」成為熱門話題，但國統局的有關數據、特別是城市範圍數據卻十分溫和，與一般人的認知差距巨大。
二、農村屋價升幅
尤甚者，上述數據與國統局另一組數據明顯衝突。2000年到2011年間，農村屋價累積升幅為249%，這與同期間農村住房價格指數累積升幅的19%比，差距驚人，後者低得令人生疑。這還罷了，城市的住房價格指數在那十一年之中的累積升幅是更低的5.99%；那麼，同期間，城市的屋價累積升幅又是多少呢？
包氏指出，國統局沒有給出這方面的完整資料（某些年發放過，但數據溫和得嚴重不符絕大多數城市居民感覺，多方指摘之下曾中止發放），而發放過的官方數據的確不像話。例如，這些數據顯示，上海市2006年到2011年的屋價，年均增幅是1%。不過，同期間上房指數的年均增幅，則高達15%；又例如，深圳市屋價年均增幅是0.04%……。
三、城鄉人口比例
國統局數據還顯示，全國範圍內的租金升幅儘管溫和，卻比自住物業的「影子租金」升幅快了一半，而租住物業集中在城市，農村則99%是自住物業。總體住房價格升幅既是城、鄉升幅的按人口加權平均，那麽，如果大陸城市化程度愈高，總體住房價格升幅便愈溫和（姑且勿論這個反常）。大家知道，十年來，大陸城鄉人口比例，約從四六變成五五，現在是城市人口多一點點。不過，國統局在計算2000年至2011年期間的總體住房價格升幅時，所用城鄉人口比例由頭到尾是八比二！
大陸當然沒有八成人口住在城市裏，但國統局隨意使用八二之比這個參數，好處是可以算出一個比較低的總體住房價格升幅，最終弄出一個較低的通脹率。對此，包氏用了一個形容詞「egregious」 （駭人聽聞）。
四、食品價格升幅
如果進一步根據國統局的做法，以34%為加權把食品價格升幅算進總體通脹率，則食品價格漲幅已經解釋了總體通脹率的99%。亦即是說，住房價格變化對大陸通脹的影響接近零。包氏說，任何對大陸實況稍為有點認識的人，都難以接受這個結論！
五、消費物價和住房價格累積增幅
如果直接比較期間的消費物價累積增幅（30.2%）與住房價格累積增幅（8.1%），得出的結論就更驚人：期間的實質住房價格跌了17%（108.1╱130.2 = 83%）！
GDP應下調一萬億
由於國統局算出的通脹率根本難以置信，包氏遂利用第三者住房價格數據，以及比較合理的城鄉人口比例等參數，重新算出2000年至2011年間的累積通脹率，然後拿國統局的名義GDP除以此累積通脹率，得出2011年的實質GDP（ppp）的比較可信數值，比國統局公報的低了8至12%；用來估算今年的實質GDP的話，則國統局的預估值應該向下「微調」一萬億人仔，才比較合理……。然而，這只不過是全面檢視、修正國統局實質GDP數字的一個起點。
包氏認為，一個國家的統計局如此捏造基準經濟數據，必然出於某種政治權宜。這個說法，國人不難理解。站在中共立場看，當政府幾乎失去了經濟以外的所有管治威信，而經濟動力也因為內外主客觀因素交困而逐漸減弱之時，按政治需要捏造、篡改關鍵經濟數字是僅餘的幾個維護一黨專政地位的辦法之一，比起對內暴力維穩、對外用武等其他辦法，各方面的成本都低得多，無疑是一個應該善加利用的選擇。
大陸經濟發展動力逐漸減弱，論者對此已有相當廣泛共識。前中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近日指出，過去十年經濟持續高增長，靠的是土地、人口、WTO三大紅利，但如今三者的優勢已幾乎消失殆盡。筆者認為，大陸當年享受的發展紅利，不止於劉氏提的那三個。
革開放之初，大陸起碼還有「香港紅利」和「國際援助紅利」。時至今日，香港紅利已經消失，香港反倒在某些方面變成大陸一些高官、評論家、學者等心目中的厭惡對象和負累，而港人對大陸的善意，例如通過高額救災捐款表達的心意，亦同時逐步流失。關於這些，香港人都很清楚，不必筆者多說；國際援助方面，則或者可以補上一筆（國際經援從來都不是單方面有利於受援國，但這不是本文要點）。
各種紅利漸次耗盡
七十年代末，大陸改革開放，獲得多個發達國家、國際組織（如世銀）的實質支持，當中包括美、英、德、加、法、日等，其中以日本的援助金額最大，約佔所有外援的四成；援助內容一般包括低息或無息貸款、技術援助、人才培訓等。援助金額，現在看來，不算什麽，例如日本自1979年起至2009年的二十年裏，提供了總值三萬六千多億日圓（三百五十億美元）的援助；然而，在七八十年代大陸那種百廢待興、但缺資金、技術與人才（即是缺乏一切增長要素）的年代，得外國援助乃是久旱逢甘露。國人現在多視日本援助為侵華賠償的一個形式、視西方援助為霸佔大陸市場的一個部署，因此難以明白當年外國援助乃一種非常及時的發展紅利。
不過，大陸經濟已非昔日可比，發達國近年也遭遇嚴重經濟困難，正陸續提出或已經削減對大陸的經援。零八京奧之後，各國援助急遽減少。該年，日本停止對大陸有償援助（低息貸款），只保留較小額的無償援助和若干技術支援；2009年的日援總值，已跌至區區六十五億日圓（六千三百萬美元）。2011年5月，英國完全停止對大陸援助。其他一些國家亦已作出類似決定。
國際組織方面的援助，最大來源是世銀。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世銀予大陸經援總額約為五百二十億美元。去年，大陸首度變成世銀的淨還款者。
從有限資料估算，大陸三十多年總共獲得的經援總值約為一千五百億美元。視乎不同時期的滙率，此數字大概相當於一萬億人仔，約為今年大陸實質GDP估算值的一成，可謂不大，卻相當於1980年大陸生產總值（ppp）的四倍，不可謂小。金額之外，從外援當中得到的技術知識和眼界，無異同樣重要。
外援紅利，和香港紅利一樣，今天可說也基本上消失。在發展歷程而言，這不一定是壞事；問題是，紅利都消失，大陸今後經濟高速發展靠什麽？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在大陸都搖搖欲墜，唯靠GDP這根柱子支撐場面。當這根柱子也鬆動了，發放一些「山寨」數據頂一頂，有助緩衝一下，長遠於事無補。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包氏文章網上免費下載，見「How Badly Flawed is Chinese Economic Data?」（http://ssrn.com/abstract=2307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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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Badly Flawed is Chinese Economic Data? The Opening Bid is $1 Trillion - By: Christopher Balding Associate Professor, HSBC Business School Peking University August 14, 2013
http://ssrn.com/abstract=2307054
Short Abstract:
Baseline Chinese economic data is unreliable. Conservatively correcting for housing price inflation in the Chinese CPI data adds approximately 1% to annual consumer price inflation in China, reducing real GDP by more than $1 trillion.
Long Abstract:
Baseline Chinese economic data is unreliable. Taking published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China data on the components of consumer price inflation, I attempt to reconcile the official data to third party data. Three problems are apparent in official NBSC data on inflation. First, the base data on housing price inflation is manipulated. According to the NBSC, urban private housing occupants enjoyed a total price increase of only 6% between 2000 and 2011. Second, while renters faced cumulative price increases in excess of 50%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he NBSC classifies most Chinese households has private housing occupants making them subject to the significantly lower inflation rate. Third, despite beginning in the year 2000 with nearly two-thirds of Chinese households in rural areas, the NSBC applies a straight 80/20 urban/rural private housing weighting throughout our time sample. This further skews the accuracy of the final data. To correct for these manipulative practices, I use third party and related NBSC data to better estimate the change in consumer prices in China between 2000 and 2011. I find that using conservative assumptions about price increases the annual CPI in China should be adjusted upwards by approximately 1%. This reduces real Chinese GDP by 8-12% or more than $1 trillion in PPP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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