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17 August 2013

天价招待费中含不含法官嫖娼费? - 新华网

天价招待费中含不含法官嫖娼费? 2013-08-16 09:29    来源:新华网

  上海市纪委、市监察局发布通告,认定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雪明,副庭长赵明华,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室副主任倪政文,在今年6月9日晚,受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副总经理郭祥华邀请,至衡山度假村参与嫖娼活动,与上述三法官共同前往度假村的,还有该院民五庭副庭长王国军。(8月8日《大河报》) 

  陈雪明等法官招嫖已被坐实,相关法官亦分别受到党纪国法的处罚。上海市纪委、市监察局的通告也揭开了一个谜底,即陈雪明等人不是自费嫖娼,而是由上海建工四建的郭祥华埋单。当晚陈雪明一行的“潇洒”共计花费多少,目前尚未披露,但想必不是一个小数目——此前媒体报道,他们光在涉事饭店包下的“钻石一号”豪华包间价格就高达4000元。 

  虽然上海建工董秘接受采访时说,上海建工的业务招待费支出都是需要领导批准的,郭祥华请客吃饭未经领导批准。但是在这起法官嫖娼事件中,上海建工是否真的很清白,还是令人有点怀疑。陈雪明等人被郭祥华宴请,至衡山度假村参与嫖娼活动,他们之间的往来(包括娱乐消费),果真只是一种私人性质的娱乐?也有待深入调查。 

  有媒体曾披露,建筑企业成贪腐高发区,一些建筑企业为拿到项目不惜大肆行贿,正所谓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性消费也是其中选项。8月8日的湖南日报报道了一名检察院内部人士的公开困惑:“总有那么一些人,慷国家和集体之慨,将‘送红包、送土特产、请吃请玩、请休闲’,作为单位跑项目、争资金、谋利益的捷径和为自己谋取私利和取悦上司的成功‘秘诀’”。而这些开支都被他们想方设法弄几张发票,冠冕堂皇地放进“业务招待费”这只“大口袋”里。 

  而据公开资料显示,上海建工2012年的招待费高达1.78亿元,占当年营收的比例为0.19%,占净利润的比例达到11.12%。也就是说每赚100元钱,有11元钱用于了招待费。那么,这笔巨额的招待费都招待了谁?其中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干不净的招待费用?上海建工四建作为国企,有责任也有义务向公众解释清楚。相关部门也不妨介入调查,还招待费一个真相,还公众一个明白。 

(责任编辑:陈传发 )




假山别墅,选择性执法的杰作 2013-08-16 09:30    来源:钱江晚报

  “张神医”当年行医卖药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今天这样门庭若市的景况。“张神医”用了6年时间,在京城执法部门的眼鼻子底下建成的浩大建筑工程,现在成了市民排队参观的杰作。 

  说它是“标志性违法建筑”,一点都不为过。建了6年,京城繁华地带,城管眼鼻子底下。其难度绝不亚于设计本身。 

  高楼一梦6个年头,现在要15天拆除了。城管的态度是坚决的,行动是必须的,好像6年没好好硬过,一旦硬起来就没得商量。 

  这么个标志性违法建筑矗立京城,算得上执法案例中的糗事一桩。它糗就糗在,我英武的城管队员,可以在所不辞地追着小贩满大街跑,在所不惜地脚踏小贩头颅、弄得瓜农倒地,但面对一个有俩钱的区政协委员吃了豹子胆似的违建杰作,却没有半点招数。 

  长长6年,城管干什么吃的?这是大多数人的质问。这声质问,你让人家不带点情绪都不可能。但“选择性执法”的质疑,却遭遇了城管的“选择性”回应,归结起来一句话,城管部门从2008年起就调查了,“张神医”从来就没配合过。 

  而事实上,对于张必清房子的合法面积,直到今年5月,城管部门才开始测量,7月29日才向北京市规划委提出确认申请。两天后,规划委确认,张家违建面积800平方米。 

  现在,6年没办成的事,城管决定在15天内办成,并且“所有违建不能保留一丝一毫”,还“将派人在现场监督,直到拆除工作结束为止,不会出现违建再次复建情形发生”。从城管的态度和决心上看,大有干一番正事、打一场漂亮仗的架势。 

  6年的违建15天拆除,且不说从安全等可行性角度出发,其科学依据能否站得住脚,单这强硬的态度,却给人以两张面孔的感觉。6年来那么多假山巨石都运得进去,你城管就没机会上得了楼?“张神医”6年不配合,现在配合了?那些小摊小贩再不配合城管也搞得定,为什么“张神医”长达6年之久的浩大违建工程,早不下决心,晚不打硬仗,非要等到社会监督的枪把子顶在自己的腰上,才板起脸来发力?究竟是“张神医”胆够大,还是城管心太软?这其中的纠结,估计能写一部小说。 

  “张神医”自家的“碉堡”修到了城管的鼻子底下,外国专家都惊得一愣一愣的标志性违法建筑矗立在首都,这不是“张神医”一个人在逞能,而是城管执法部门在示弱。今天,拆除违建,如果算得上是个大快人心的事,那么,城管即便表现得再威猛,都似乎无法从中分享半点的喝彩。相反,即便“张神医”的杰作被拆除了,也远远未到喝彩的时候。“张神医”本人、人济山庄的物管单位、连同当地的城管部门,都应该为这个嚣张的杰作存在6年之久,付出相应的法律责任。 

  如果15天拆违还有安全之虞,宽限“张神医”几天并不丢人。糗事总是糗事,城管的炮仗放得再响,都不能把这桩糗事,办出正事、办出一番正气的样子来。“张神医”这假山别墅,其实何尝不是执法部门放任的杰作?(刘雪松) 

(责任编辑:陈传发 )



“8·16股指暴涨”只是一个“乌龙”? 2013-08-17 04:15:48  新京报 

一来,以光大证券之力,能够解决投资者受误导产生的损失?二来,结合上午盘的二次拉升行情,仅以“乌龙指”操作失误就能完全解释?

  ■ 社论

  8月16日的A股行情,必将以“8·16事件”为名载入证券史——上午10点55分前还在探底的A股走势,在经过约11分钟的小幅反弹之后,在11点06分开始瞬间逆势大涨,1分钟内沪指飙升5%,权重股几乎全部涨停,到上午收盘前沪指从低位飙升已近6.5%。

  整个中午,市场都是在猜测中度过的,而在临近下午开盘时,才传出消息,暴涨缘于光大证券交易员的“乌龙指”失误所致,下午的市场随即快速跳水。

  如此过山车般的诡异行情,对投资者简直就是巨大的折磨。尽管,事后传出“光大证券交易作废申请”被否、以及光大证券董秘表态将考虑投资者的赔偿,给人带来些许安慰。但是,一来以光大证券之力,能够解决投资者受误导产生的损失?二来结合上午盘的二次拉升行情,仅以“乌龙指”操作失误就能完全解释?

  以投资者受误导的损失而言,仅A股在瞬间飙升时追多、而在下午跳水时被套的股票投资者,其所产生的损失就不会低于10亿元。而与规模和风险更大的期货市场相比,这部分追高被套的股票投资者,其损失可谓小巫见大巫,受期货交易的杠杆特征,许多期货投资者在飙升时做空止损,在追高跳水时做多被套,其所产生损失高达本金50%以上者,则更是比比皆是。而如将这部分期货投资者的损失也计算在内,光大证券赔到破产也赔不起。

  再说说所谓的“乌龙指”操作失误,首先,一个不经心的“乌龙指”下单,其金额惊人,难道光大证券自营业务没有风控规定吗?超过一定金额的投资下单,难道不需要逐级申报吗?其所使用的交易软件,难道就没有一丁点的额度和风控程序设定吗?其次,尽管不排除在一分钟飙升行情之后的二次拉升(再创高位),存在众多散户追高的可能,但是一般而言,因操作失误产生的急拉飙升行情,是不太可能二次拉升再创高位的。

  发出这样的疑问,并非是毫无逻辑的阴谋论使然。因为理论上,任何操纵者在疯狂拉升A股时,只要在高位预埋一定仓位的股指期货空单,其对A股疯狂拉升所产生的损失,完全可以通过股指期货得到对冲,而如果高位空头仓位稍大些,更可以由此收获巨大。8月16日中金所的股指期货持仓统计,光大证券旗下光大期货席位当日大幅增空7023手,总空单高达10194手名列空单持仓榜首位,这难道只是个巧合?

  当然,对于这些疑点,在真相水落石出之前,显然不能先断定其为操纵市场,但是,对此,证监会和交易所也绝不能偏听光大证券给出的单方之辞,而应尽快启动严格审查机制,并可以借鉴美国证监会(SEC)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如仅是违规操作失误,则应由证监会按《证监法》相关规定处理,而如涉及违法操纵市场,则应及时移交司法部门处理。




人民日报:大城市月薪不过万没法活说法太矫情 2013-08-16 

摘要:人民日报刊文称,选择在大城市打拼,就应立足于提高工作能力和竞争能力,为自己和家庭赢取更好的条件,而不是一味抱怨。另一方面,应学会调节情绪,调整预期,少些攀比,幸福感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是靠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

漫画。

  大城市生活真这么“贵”吗?

  ①在北京生养孩子的成本276万元?

  生育和养育成本的下限容易算出来,上限则无止境,难做科学的比较

  “原来生孩子才是最昂贵的奢侈品!”近日,一则名为“中国十大城市生育成本排行榜”的消息引起关注。此排行榜显示,北京市的生育成本是276万元,全国排名第一。按家庭年收入12万元计算,需要夫妻二人不吃不喝工作20年以上。不只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三大城市的生育成本也均在200万元以上。有网友在庞大的数字面前感叹:“我和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高达276万元的生育成本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榜单上详细列出了每个城市生育成本具体的计算方法,包含怀孕时的营养成本、产前产后及月子费用、学前日常用品成本、学前教育成本、学前其他成本、教育费用、其他教育经费、补习家教费用及特长爱好花费、人情送礼花费及生活费9项内容。

  乍看起来这一生育成本计算得相当精准,实际生活中,养个孩子真要如此花钱吗?

  在北京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的裴女士,孩子月底就满两周岁了。她觉得养孩子的成本确实不小,但也还没到近300万元的程度。她细细算了从生孩子以来的账单――

  怀孕时期的营养成本:主要是正常吃饭,怀胎十月花了不到1万;产检及生产费用:5000元;月子费用:请了月嫂,1个月6000元;孩子学前日常成本(尿布、奶粉、玩具等):一个月大概2000元,两年近5万;学前教育成本:游泳班从孩子6个月开始,上课72次,不到1万元;早教班从孩子一周岁开始,每节课200元,已上70节课,大约1.5万元。把怀孕开始到现在孩子近两周岁的账单相加,孩子这两年里共花费9.6万元。

  对于孩子今后上学的费用,裴女士也有预算:她打听了一下,附近公立幼儿园每个月只需2000元左右。除去寒暑假,幼儿园4年里教育成本共需花费8万元。孩子上学的花费也不会太多,一年吃住学基本花销2万元足矣。考虑到可能会给孩子报兴趣班,每年外出旅游1―2次,估计每年再加1万元也差不多了。等孩子上了大学,费用可能高一些,按现在的水平算,一年3万左右应该够了。

  “就算加上孩子的吃穿用度,把孩子从小养到大的成本肯定能控制在80万元以内。”裴女士认为,自己这样带孩子算不上“抠门”,即便如此,也与排行榜里的276万元相去甚远。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苏是一个5岁孩子的爸爸。在他看来,孩子的生育成本高低完全是个人选择的问题。“都说养孩子难,其实是很多人爱攀比,什么都要最好的。”

  张苏说,他见过一些家长从孩子还在肚子里就搞胎教,孩子出生后让孩子去早教,再大一点上贵族幼儿园。这些教育成本动辄几万元,累计起来达到200多万不是没有可能,甚至可以算出500万元的账,比如有人称孩子学英文一定要请外教一对一教学、每年至少要出国旅行一次等等,这些都不是必需的花费。

  “生育成本的下限是比较容易算出来的,就是考虑一些基本的需要,而生育成本的上限是无止境的,可以无穷大,不宜做此类比较。”张苏认为,较之我国其他地区,北京生育成本确实偏高。这是因为北京人口密度大、优质教育资源集中。优质教育资源需要较高的教育成本来支撑,而人口密度大导致对优质资源需求大,相应提高了价格。但即使这样,276万元的成本仍有些夸张。

  ②一线城市1000万元养老未必够?

  养老金和个人储蓄是养老的两大来源,单靠个人存钱不是发展方向

  多少钱够养老?北京一位知名经济学家曾撰文称,如果经济增长、居民货币收入增长以及官方发行货币的节奏没有根本改变,一名将在2027年退休的职工,将需要300万―500万元才能保持退休后生活水准没有明显下降。京沪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预备1000万元养老也未必够。

  这一说法尽管在2010年就提出来,但直到今天仍被广为引用。一线城市养老真要那么多钱吗?

  北京红庙路口邮局员工张女士听到1000万元这个数字着实吓了一跳。“我今年30岁,20年后退休,目前的年生活费用为5万元,按照2%的费用增长率进行测算,2033年退休第一年的生活费用需求为74297元;存至70岁,那么退休后生活20年的总费用折合到退休时点的现值为1214862元,即大约需要121万元。就算通货膨胀率再高些也没1000万那么夸张吧。”

  许多人提出,养老很重要的一个经济来源是养老金,而不是纯粹靠自己储蓄。

  孙大爷从某中央出版机构退休已有8年,他说:“我和老伴儿的退休金,每月加起来8000多元,在北京算中等水平吧。花销上,我们每个月买菜吃饭1500元,衣服基本不买,水电煤气通讯费1000元,有时候给孙子买点玩具零食花个七八百块钱,一年出去玩一趟,看病吃药有医保,当然自己也要花些钱。算下来,每个月靠养老金足够了。只要不得大病,不需要用存款。我对现在的生活很知足。”

  数据显示,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已覆盖3亿多人,目前企业月平均养老金水平为2000元左右,其中大城市要更高一些。孙大爷说他没算过养老到底要花多少钱、要攒多少钱。“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可能会在养老上多花一些。工作时有经济实力的,也可以多给未来攒点钱。但1000万元的说法,听听就行了,不能真当回事,也没多少人能做到。一定要算出养老需要多少钱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压力。”

  山东济南的中学教师刘女士今年49岁,有车有房,再过6年退休,她开始盘算养老账:“不算孩子读大学的费用,我们夫妻俩现在每月开销4000多元。退休后,人情往来的花销会减少,但医疗费用可能增加,估计每月还得花这么多钱。”不过,刘女士并不觉得压力有多大,她预计退休后两个人的养老金能有5000多元,保持日常生活水准不降低不是难事。刘女士坦言在攒钱,但主要不是为了自己养老,而是给儿子攒买房的钱。“经济条件许可,多攒点钱当然好,不过一线城市1000万、普通城市500万的说法也太吓人了。能有那么大实力的人,应该不会担心养老问题吧。”

  张苏认为,“一线城市养老要预备1000万元”的论断显然不合理。“本世纪初,美国一个权威调查显示美国人从生下来到进入坟墓,花费约100万美元。在中国单是养老成本怎么可能这么贵呢?”张苏注意到,1000万元的说法是把通货膨胀考虑其中。“算养老成本,用这一代人的物价水平来衡量才是可比价值。二三十年后的物价水平,即使设定诸多假设条件,对普通人也没什么意义。”何况,这种算法主要强调自己储蓄而忽略社会保障,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实际情况以及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方向。

  ③大城市月薪不过万元没法活?

  一线城市生活成本高是事实,但提升幸福感更重要的在于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长安居,大不易”。在大城市的日常生活成本,也是社会热议的话题。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大城市月薪不过万没法活。”

  一成都网友发帖称:“月薪2万只能过60分生活,月薪1万没法活。”其清单具体包括房租(2000元)、用车成本(2000元)、社交成本(1500元)、电话费和一日三餐(1000元)、探亲费(500元)、烟钱(800元)、书报费(100元)、电影及购置服装费(500元)、休假成本(500元)、保险费(1000元)、咖啡和茶的费用(300元)、手机和电脑的折旧(800元)。除去个税,2万元月薪所剩无几。

  清单上的每一个数字似乎都合情合理,所以这个60分的生活好像的确有点不尽如人意。倘若只有1万元,似乎真是很困难了。在网络上,许多人表示认可这一说法。现实生活中,类似的说法也常常在年轻人谈及压力时被引用。

  “北京这些大城市花销多是肯定的,但也不是夸张到不过万不能活的地步吧。”在北京做销售的梁耀州这样认为。小梁的妻子怀孕4个月了,家庭正进入花销大的时期。他算了一笔账:每个月3000元钱的房贷,吃饭和水电费2000元,买衣服一个月至少1000元,妻子例行产检每次近1000元,交通费每月六七百元。再加上平常的交际应酬和一些额外开销,他现在一个月总要花1万元以上。“但这是我们两个人,而且是在老婆怀孕期间。”小梁在北京打拼已有十多年,在他看来,一线城市的生存压力和竞争压力的确比较大,但机会也比较多,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收入。“没什么好抱怨的,这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我正在攒钱,也许40岁以后,觉得在北京生活太累,就回老家去了。”

  在北京启德教育工作的张静表示很享受现在的生活,她说:“我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一个月6000元钱,除去每个月吃饭1500元,日常水电2000元,再交房租,虽然剩不下什么,但每个月都会用一部分钱去周边简单旅游一次,或者报一些辅导班进行一些自我提高。”

  “钱是没个够的,我的一个朋友月薪3万多,但是她住月供1万元的房子,买3万元的名牌包,最后还是‘月光族’。重要的是自己的心态。”张静觉得单纯进行这类比较没什么意思。

  在低收入群体以及中西部地区的人看来,“大城市月薪不过万没法活”太矫情。“烟、咖啡和茶每月花1100元,比好多地方的最低工资标准都高了,还哭穷?”“地区差距还真是大,你每月2000元的车钱差不多是我一个月的工资了。都是大学毕业生,看来我该撞墙了。”有网友称。

  对于这类说法,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长城认为,考虑到地价房价等因素,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的确比较高,而且从长远看还会提升。成本高于中小城市是事实,但个人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是有弹性、能更新的。一方面,选择在大城市打拼,就应立足于提高工作能力和竞争能力,为自己和家庭赢取更好的条件,而不是一味抱怨。另一方面,应学会调节情绪,调整预期,少些攀比,幸福感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是靠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

  ④“吓人”数字传递生活焦虑

  夸张说法流传,容易放大不满情绪,也提醒政府部门要重视百姓的焦虑,提高收入水平,增强公众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在北京养孩子至少要276万元;没有1000万元别想过体面的退休生活;月收入1万元在一线城市过不下去……这些说法很多人觉得“吓人”,但为什么总能迅速流传、引发热议甚至引起共鸣?

  周长城认为,这类说法的热度高,一定程度上反映城市生活压力大,很多人感同身受。“中国正经历急速的转型,经济社会结构大幅度、全方位调整,人的流动性增加,相应的社会建设未能跟上,增加了社会成员对生活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导致许多年轻人对未来缺少信心,产生焦虑。”同时,这些说法反映出人们对更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数字“吓人”,也折射出当前社会保障不足。人们存在后顾之忧,因此要拼命存钱应对。

  张苏认为,“1000万元难养老”的说法虽不准确,却反映了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等问题。随着中国乃至世界人口老龄化加速,养老问题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国家必须提前采取政策措施,进一步健全我国养老体系,推进问题的解决,要让老百姓对制度有信心、对老年生活有信心。”存钱养老,对很多人来说实际上是存钱防大病。我国医保已覆盖13亿人,但还存在着待遇水平偏低、大病保障不足等问题。很多老人的养老金足以支付日常开销,但一旦患大病,往往成了无底洞。

  存钱养孩子,则体现出对教育成本偏高的不满。“不仅是大城市,如今教育成本高昂是所有城乡家庭共同面临的问题。这提醒有关部门,如何在公平分配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有效降低教育成本,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张苏说。

  夸张说法流传,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周长城认为,这类有些“吓人”、“极端”的说法流传,容易放大民众对一些社会问题的不满情绪、引发越轨行为,增加社会不和谐因素。“互联网时代给社会不同群体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元的表达渠道,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这类有点‘耸动’的说法更容易传播。社会心态多元化是一种趋势,但应注意引导更为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特别是不要在青年群体中形成‘成功就是白富美、高富帅’等价值观。”

  张苏表示,放大在大城市生活的高成本固然不好,但也有其积极意义。一方面,将城市生活成本换算成货币价格,会起到适当的调节作用:价格高了才能让更多的需求转移到外地。经济学上有一句话“价格从来不会出错”,有利于让资源在全国各地合理分配,也避免优质资源的长时间过度集中。另一方面,这些“吓人”数字提醒各级政府包括社会管理部门,要重视百姓的焦虑,提高收入水平,缩小贫富差距,稳定物价房价,增强公众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编辑:黄恺




过多奖励也是一种“折腾” 2013-08-17 04:16:42  新京报 

任何国家都有学术奖励,但看过中国教授或学生履历表的,肯定对其“所获奖项”的丰富多彩表示惊叹。奖励过多,也就明显贬值,此乃中国教育及学术“通货膨胀”的另一种表现。

  ■ 大学小言

  好多年前我写过文章,称学问是“做”出来的,不是“评”出来的(参见《学问不是评出来的》,《人民日报》2007年7月6日)。在我看来,做学问不该是对抗赛,而更接近于表演赛。若是前者,百八十人对决,矮个子里总能拔出高个子来;若是后者,则要求每个人尽情发挥,最大限度地展现自己的才华。很可惜,目前中国各大学的评职称及评奖均采取前一种策略——即便评选过程“公开”且“公正”,也都不能保证获奖者真的成绩优异。

  竞争确实可以激发斗志,短期内战果辉煌;但今天中国学界之“过度竞争”,长远看,对学术发展其实不太有利。最明显的一点是,大家都变得斤斤计较,患得患失,缺乏大志向、大视野、大计划。在高校工作的人都明白,奖项、职称、课题、职务,这四大“上升要素”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仅紧密互动,且往往是“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对于思维最为活跃、最有创造力的年轻学者来说,因尚未站稳脚跟,生怕“大意失荆州”,故轻易不敢冒险。为此,尽快出成果,争取大大小小的获奖机会,变得十分现实。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北大中文系内部达成默契,学术水平高的名教授,不申报北大或北京市的奖励,直接报国家级奖项。腾出空间来,让年轻教师有获奖的机会。现在不行了,因奖励的力度越来越大,当事人不见得愿意礼让;更何况校方要求从起步处开始竞争,获学校奖的,方才能申报北京市乃至全国的奖项。这样一来,赢者通吃,弱者则只能永远当分母。这里的强弱,很大程度由学术地位决定,而不一定是学术水平。因正式外送参加北京市或教育部评审的名额有限,学校出于保险系数的考量,更愿意选送名教授的作品。这种制度安排,让年轻教师脱颖而出的机会变得十分渺茫。老教授们心里很矛盾,到底申不申报?不申报,有碍本单位的学术业绩;积极申报,又很可能挤掉了年轻教师的前途。

  任何国家都有学术奖励,但看过中国教授或学生履历表的,肯定对其“所获奖项”的丰富多彩表示惊叹。奖励过多,也就明显贬值,此乃中国教育及学术“通货膨胀”的另一种表现。以北大教师为例,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获得大大小小的奖励,有的单位甚至获奖人数过半。年复一年,表彰力度增加,可效果却递减。如此频繁的评奖活动,本意虽甚好,可一旦操作上略有瑕疵,引起诸多内部矛盾,很可能成了另一种“折腾”——这也是近年中国大学校园显得骚动不安的一个重要因素。

  说这些,并非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说实话,我本人也是这种奖励制度的获益者。可我一直在反省,即便从管理的角度,目前中国大学这么密集且名目繁多的奖励是否有必要,能不能少评奖、评大奖?

  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每年也需填报学术成果,但未见具体的奖惩措施,连一句口头表扬都没有。不像内地很多大学,实行“明码标价”的奖励制度——发表一篇哪个级别的论文奖励多少钱,年底结账时坚决兑现。我曾撰文批评这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式的“提奖学术”,可惜目前此举已成燎原之势。更严重的是,不少学者尝到了甜头,开始“非常适应”这一体制,且玩起各种猫腻来。

  港中大不是不看重学术成果,而是放长线钓大鱼,平日不奖惩,晋升职称或申请长聘时见分晓。相对而言,我还是比较喜欢“算总账”,而不愿意每天扳着手指头“精打细算”过日子。(21)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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