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三重保障机制防止病人看不起病 - 南都网 2013-08-16 00:00:00 |
香港自费药不仅便宜，更有《药物名册》、基金安全网、多家N G O给予清贫患者资助
南都讯 记者康殷 内地公立医院售价2.45万元一盒的乳腺癌药物赫赛汀，香港不仅相比内地便宜近一万元，该药同时是香港撒玛利亚基金会安全网资助的自费药物，港人只要通过资产收入审查，患者最高可获全额资助买药。
抗癌药物每个疗程动辄逾10万，为资助基层患者抵抗病魔，港府除公立医院《药物名册》内每次收取10元的基础药物外，对于昂贵的自费药物，通过撒玛利亚基金会和关爱基金建立安全网，让基层市民不因没钱买药而陷入绝望。此外，包括香港防癌会、儿童癌症基金会、香港乳癌基金会等均有社区药房和药物资助计划，供基层市民申请。
多个NGO提供药物资助
47岁的香港女士慧心在10多年前证实患脂肪肝，一直定期复诊和服药。去年9月，她接受肝脏检查，影像扫描后证实她患上神经内分泌肿瘤NET，并已经扩散至肝脏。今年3月，她开始服用抗药标靶药依维莫司，对控制病情有帮助。但由于该药不在港府资助范围，目前无业的她，每月3万元的药费是沉重负担。
前日，香港圣雅各福群会向辖下的社区药房拨款500万元，为NET病人提供资助，以一半价格向病人提供口服标靶药物依维莫司，而慧心成为第一名接受资助的病人。
圣雅各福群会服务发展高级经理岑志荣表示，政府目前未将依维莫司纳入资助范围，每月3万元的药费，即使是香港中产人士也有负担压力。资助计划主要针对中下阶层、患NET的病人，审批期最快为一日至两日，预计可为每名病人每年节省大约20万元的药物开支。
癌症是香港的头号杀手，无论香港还是内地，抗癌药物素来昂贵。为了援助基层市民抵抗病魔，香港有多个NGO (非政府组织)运营社区药房或慈善基金，为通过经济状况评估的病人提供购药资助计划，用以购买医管局药物名册内的自费药物。仅圣雅各福群会的社区药房开展的资助药物计划，在去年便拨款140万元，为恶性脑瘤病人提供资助。
昂贵自费药入名册收10元
香港发达的NGO提供药物支援，港府辖下的公立医院，则通过《药物名册》辅以撒玛利亚基金会和关爱基金，建立安全网，资助需要自费购买昂贵药物的市民。
“确保不会有人因经济困难而得不到足够的医疗服务。”作为港府的卫生政策，2005年港府引入《药物名册》制度，目前名册大约包含1300种药物，分为4个类别即通用药物；专用药物；获撒玛利亚基金(“基金”)安全网资助的自费药物，以及不获安全网资助的自费药物。
药物名册中，通用药物占75%，专用药物则占25%。通用药物是一般使用的药物，所有医生均能处方，而专用药物则是在特定临床情况下，由专科医生处方的药物，市民只需支付标准收费10元，便可用药。
让昂贵的自费药物，成为《药物名册》内每次收费10元的通用药物和专用药物，是港府定期检讨药物名册的主要工作。
没有以药养医且透明公开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今年5月曾在立法会表示，通过向医管局增加拨款，自《药物名册》从2005年推行至今年3月，医管局已把超过110种新药物纳入《药物名册》，包括14种通用药物及59种专用药物。同时，医管局也将7种原属撒玛利亚基金涵盖的自费药物及21种自费药物，转为《药物名册》下标准收费的专用药物。
为了防止药企贿赂医生推销药物，《药物名册》检讨机制过程保持高透明度。高永文表示，医管局将把药物建议委员会的专业名单、会议所讨论的药物名单、每宗申请纳入《药物名册》成为新药物的决定，以及在评估申请时经审阅的参考文献等，上载至医管局网站。此外，所有专家若在研发药物的过程中曾接受药厂的资助或研究等，均需要申报所有利益。
与内地以药养医的体制不同，药费只占香港公立医院运营开支的一小部分。数据显示，在过去5个年度，药物开支只占香港医院管理局整体开支的8%-10%。以2012-2013年度为例，医管局的整体开支预算为445.7亿元，其中药物开支仅占47.3亿元，是整体开支的10.6%，而员工开支达319.2亿元，占整体开支的71.6%。
病人药费不超每年财务20%
如果患者需要使用自费药物，却无法支付高昂药费，港府营运的撒玛利亚基金会和关爱基金建立的安全网，将为清贫患者提供药物支援。
撒玛利亚基金会成立于1950年，《药物名册》内的第三类药物，属于获基金安全网资助的自费药物，符合特定临床条件和经济审查的病人，可获全数或部分药费资助。目前基金共涵盖19种，主要为各种抗癌标靶药物，赫赛汀、爱必妥、多吉美、力比泰、万珂、格列卫等抗癌药均为资助范围。
自去年9月1日起，医管局更放宽申请基金自费药物的经济审查，简化病人分担药费级别，并下调病人需要分担的药费至不超过病人每年可动用财务资源20%。获基金资助的个案由2008年的803宗上升至2012年的1745宗，而基金批出资助金额由由每年7300万元上升至2.42亿元。去年，港府向基金增拨100亿元，以维持基金未来约10年的运作。
2011年起，关爱基金先后将9种未获撒玛利亚基金会资助的抗癌药物列入资助范围，资助方式与撒玛利亚基金会相同。截至今年5月，已有1236人获资助，共拨款1.06亿元。
三重保障机制
第1重：香港公立医院《药物名册》内每次收取10元基础药物
第2重：昂贵自费药物通过撒玛利亚基金会和关爱基金建立安全网，病人可获全数或部分药费资助
第3重：香港防癌会、儿童癌症基金会、香港乳癌基金会等均有社区药房和药物资助计划，供基层市民申请
“医生贩婴”践踏行业道德底线 2013-08-14 09:10 来源：新华网
海南万宁“校长包房”给公众心头蒙上的阴影还未散去，陕西富平医生贩婴事件再次在人们心里投下一枚重磅炸弹。人们为此感到惊讶，直呼“不可思议”。
社会反应之所以如此强烈，与相关当事人的身份有很大关系，本应比普通教师更懂得爱护学生的校长竟带学生陪吃陪喝，本应是救死扶伤的医生竟然干贩婴的勾当。这些案例警醒世人：一些特定行业的从业人员作恶比一般人作恶社会影响更加恶劣。
长期以来，人们对教师、医生等尊敬有加，称教师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医生为“白衣天使”，体现出社会舆论给予了这些行业从业人员特殊的荣誉，同时也寄予了更高的道德期望。发生此类事件无情损毁着这些特定行业的形象，动摇着人们对其从业人员的道德预期和价值评判。
频发的此类事件还给社会泼了一瓢冷水：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其实也是普通人。从社会人的角度来看，教师也可能无德，医生也可能逐利，官员也可能腐败，学者也可能抄袭……任何一个行业都不乏害群之马。
俗话说，“坏人的脸上没写着字”。谁是行业的害群之马，谁是社会的潜在祸根，没人会自报家门，更不会写在脸上。此次富平贩婴，不正是人们相信医生，家长还跟医生很熟悉吗？各地不时传来学生受到教师伤害，不正是学生极其熟悉的教师所为吗？对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人们往往不设防，才会导致悲剧一次次发生。
“校长包房”、“医生贩婴”的社会影响还表明，道德声誉树立起来很难，损害坍塌却易如反掌。世上没有永远的“免检产品”，人也一样。将从事这些行业的每一个人都还原为普通人，暂时卸掉他们头上的行业道德光环，是防范害群之马为害作恶的重要一步，也是当务之急。要像鲁迅那样“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做到“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才能让更多无辜者免受伤害。
从医生、教师等群体来讲，社会寄予了更高期许，理应严于律已，有更高的道德追求。当教师争做道德典范，医生精研医术治病救人，官员努力清正廉洁，就能为社会和谐增添更多“正能量”。
仅仅依靠个人自觉、行业自律，其实终究靠不住，任何一个行业群体概莫能外。以法律为底线，以规则为准绳，用制度的笼子来约束人们可能作恶的一面，对胆敢违法违规者严惩不贷，这才能有效清除行业败类，坚守道德底线，编织起社会安定的保护网。
（责任编辑：陈传发 ）
被指在内地药价高罗氏称系自主定价 2013-08-16 02:30:55 新京报
报道称罗氏某药品内地售价超香港万元，罗氏称符合条件可享受“香港价格”
新京报讯 （记者沈玮青 刘溪若 实习生韩沁珂）有媒体报道称，目前内地与香港药品价格存在较大差距，不少内地人都去香港买药。报道举例称，一种治疗乳腺癌的药品赫赛汀同样规格在中港两地差价达1万元。对此，赫赛汀生产企业——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昨晚发布声明，表示赫赛汀在内地系自主定价，且符合一定条件的病人用药价格水平与香港相当。
内地援助项目药品价格与港相当
据《人民日报》报道，同样规格的赫赛汀，内地卖人民币25000元，而在香港药房最低报价18500港元（约合人民币14800元），二者相差1万元。
报道援引北京大学医学部药事管理教研室教授史录文的话称，进口药品定价一般分为三类：一类是按市场自主定价；一类是单独定价，赫赛汀就属于此类；一类是实行最高零售限价，一般纳入医保目录，与国内的药品定价方法相同。
报道还采访了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一位负责人，其表示赫赛汀在内地的销售价格经国家发改委批准同意，药价差距主要原因是税率。
对此，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昨日发布声明表示，上述负责人的说法不代表该公司观点。赫赛汀不在国家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中，是属于企业自主定价范围的药品，无需国家发改委批准同意。
昨日，记者在发改委网站并没有搜索到任何有关赫赛汀单独定价的内容。
上海罗氏还表示，其在中国开展了患者援助项目，帮助低收入并符合临床用药条件的病人能够使用赫赛汀，价格水平与香港相当。
除了赫赛汀，《人民日报》报道中还提到了爱必妥和格列卫两种肿瘤药品药价差大。记者昨日连线爱必妥和格列卫两种肿瘤药品生产厂商默克雪兰诺和诺华制药，但截至发稿，默克雪兰诺未做出正面回应。诺华制药则表示，自2003年9月开始该公司与中华慈善总会合作开展格列卫患者援助项目。该公司称，目前内地大多数中国患者已加入格列卫患者援助项目，相应的治疗费用因此降低。
“药价虚高根源在定价机制”
昨日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牛正乾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不仅是肿瘤进口药品价格虚高，很多其他进口药品比香港、日本、韩国的同规格产品普遍要高。
“造成国内进口药品价格虚高的原因，是国内药品的定价机制决定的。”牛正乾介绍，作为药品流通终端的医院，实行的是药品加成制度，收到药品成本越高，医院的盈利越大。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药剂科的工作人员向新京报记者表示，医院对成品药的售价一般是在全市统一药品中标价的基础上加收10%左右。该工作人员查阅医院内部药品价格，发现赫赛汀（440毫克）、格列卫（120片/盒）的中标价分别是：21613元、23500元；对应的零售价格则为24854.9元、25500元。
牛正乾认为，药品加成制度带来三大问题，一是购进药品价格越高获利越多，所以公立医疗机构不可能去采购低价药；二是使医生索取回扣的行为与医疗机构销售高价药品的利益驱动高度一致；三是让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不得不开展“高定价、大回扣”的畸形竞争。
此外，他认为，流通环节各个审批环节和药品公关贿赂的灰色成分，最终也都加在价格上。
2012年两会期间，全国工商联曾向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提交提案，建议取消上述制度。牛正乾表示，要解决药品价格虚高问题，需从根本上将医疗和药品剥离开，“以香港为例，政府对医院出售药品的补贴有一定额度，在此情况下医院卖药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对药品加价的热情自然没有那么高。”
住院花300万，官员医疗特权太奢靡 2013-08-16 02:30:16 新京报
在普通人看病难、看病贵的语境下，有的官员却看病太过奢靡，怎能不激起民众心头的公平焦虑？
■ 社论
据新华社调查，多地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呈现铺张浪费、挥金如土的恶性态势，而公费医疗造成的浪费同样严重。山西一家三甲医院的副院长举例，有的领导仅得了一个普通感冒，就要求吃好几种药，并且要求住院输液。前几年，有一位退休省级干部住一次院花费就高达300万元。
“官员看病从不考虑钱”的说法，民众多有耳闻，但退休官员住院一次花300万，还是远超人们心理承受极限。在普通人看病难、看病贵的语境下，一些官员却看病太过奢靡，怎能不激起民众心头的公平焦虑？如那位副院长所言，“公费医疗造成的浪费不亚于餐桌上的浪费。”官员餐饮浪费要抓，医疗上的“合法浪费”更要遏制。
取消“医疗双轨制”，这些年来各界呼吁不断。据媒体报道，当前多数省份名义上也已经陆续取消“公费医疗”，将公务员并入职工医保。但一方面，有些地方的改革仍不彻底，公务员还有补充医疗保险的“二次报销”；另一方面，改革往往针对“新人”，“老人”仍然是沿用“公费医疗”的“老办法”。这可能也是很多地方“干部病房”仍得以生存的土壤。
但不管是“老人”还是“新人”，无节制地浪费医疗资源，都不具有正当性。近来中央倡导反对奢靡之风。在“公费医疗”的问题上，官员奢靡之风的危害性体现得更明显，损害官员形象，制造官民隔阂，也在事实上侵占医疗资源，伤害民众利益。
因为官员、尤其是高级干部看病有特权，医院出于谋利，自然会刻意逢迎、甚至助长他们的奢侈医疗需求。不久前，媒体报道广西南宁投资3.5亿，建造“干部病房楼”，为“干部”服务之心，可说是路人皆知；而前两年被曝光的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干部病房奢华程度也曾令公众咂舌，其中部级领导病房最大近200平米，里面配有厨房、次卧室、主病房、卫生间、客厅、餐厅等。如此挥霍紧张的医疗资源，确实令人难以容忍。
退休官员住院一次花300万，虽然发生在几年前。但各地屡屡曝出的这些豪华干部医院，却印证这种现象的普遍性。现在公款大吃大喝、豪华办公楼，已是人人喊打，“公费医疗”稍显隐蔽，但造成的奢靡浪费甚至腐败，可能会更严重。
在多数省份“公费医疗”已从制度上取消的背景下，为什么有的官员看病，还能如此奢靡，是制度改革不彻底，还是执行不到位？该怎么遏止、根治这种现象，需要各地今后以实际行动来回答。在这些备受关注的领域，要让民众看到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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