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药品便宜，除了关税还有什么 2013-08-15 02:30:13 新京报
减低药价，减轻民生负担，需要继续深化医疗体制改革，理顺内地医疗行业的定价机制，打击行业腐败。
■ 社论
据《人民日报》报道，最近，因价格等因素，不少内地人开始到香港购买药品。香港西环一家大药房的老板告诉记者，一天销售额有10万港元，其中内地人约占一半。以一种治疗乳腺癌的药品——赫赛汀为例，内地卖人民币25000元，而香港有的药店报价只有18500港币（约合人民币14800元）。
尽管，赫赛汀非普通用药，但是，同一款药品差价居然高达一万元，不能不令人感到吃惊。如此巨大的价格“剪刀差”，也不可能不会给公众带来心理冲击。
香港的药品为何比内地便宜？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香港是自由港，零关税。按照《药品进口管理办法》规定，进出境人员随身携带的个人自用的少量药品，应当以自用、合理数量为限，并接受海关监管。一般来说，从香港买自用药品也不用交关税。如果，赫赛汀确实需要交纳关税，恐怕也不会有上万元之巨。
但是，香港和内地药品价格的“剪刀差”如此巨大，显然不只是关税问题，关税之外的原因更值得追查。
内地药品价格虚高，和“以药养医”的体制相关。近年，医疗体制改革启动以来，一些地方已经提高药事费等，但是，就整体而言，医疗机构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对“以药养医”体制的依赖。
另外，内地医药行业的公关、贿赂成本高企，也是重要原因。近来，葛兰素史克等跨国药企深陷贿赂门，而媒体也报道，国内药企的会议成本也同样开支巨大。这几乎已经成为行业内的潜规则。这些公关成本、行贿成本，最终都会转嫁给患者。
此外，就是和国内药品定价体系有关。据报道，进口药品定价一般分为三类：一类是按市场自主定价；一类是单独定价，包括原研药、专利药和独家品种，享受发改委的单独定价权利，赫赛汀就属于此类；一类是实行最高零售限价，一般纳入医保目录，与国内的药品定价方法相同。
赫赛汀生产企业——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则称，赫赛汀在内地的销售价格经国家发改委批准同意。那么，赫赛汀的价格如此之高，是否存在垄断的因素？发改委作为反垄断的审查机关，一方面又掌握某些药品的定价权，或许就存在伦理冲突。这不利于药品行业的垄断调查。
显然，药品定价应充分考虑药品的特殊用途、民生负担和其他发展水平、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或地区同类药品的价格。政府部门如果不能很好地行使这一定价权，就应该简政放权，交给市场。
从互联网上的比价软件，到这种现实中的“货比三家”，现在民众获得信息的手段更加发达，也就对内地药品价格虚高的现实看得更加清楚。香港和内地药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即便是特例，但也是一面镜子。减低药价，减轻民生负担，需要继续深化医疗体制改革，理顺内地医疗行业的定价机制，打击行业腐败。当然，有些救命药品、保命药品的关税，如有可能，也应该降一降。
相关报道：
香港内地药品差价几何？
香港内地药品差价几何？ 2013-08-15 02:31:21 新京报
最近，因价格等因素，不少内地人开始到香港购买药品。香港西环一家大药房的老板告诉记者，一天销售额有10万港元，其中内地人约占一半。
香港铜锣湾骆克道一家大药房，内地来的旅客郑先生想为朋友购买一种治疗乳腺癌的药品——赫赛汀。售货员报出的价格是23000港元(约合人民币18400元)。“同样规格的赫赛汀，内地卖25000元。”郑先生说。虽然比内地便宜6000多元，郑先生还是货比三家，发现西环德辅道一家药店报价只有18500港元(约合人民币14800元)。
北京肿瘤医院一位药师告诉记者，440毫克的赫赛汀在北京价格为24500元人民币。据人民日报
内地药价为何比香港贵？
医院加价 + 给医生佣金
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认为，香港药价便宜，得益于药厂到患者之间极其精简的销售链。政府管理的医院，由医管局采购药品，不能有佣金，公立医院用药费用由政府负担，药品都是原价销售。而内地的药店或医院普遍会有药品加价，以及有明里暗里给医生的佣金，这些最终都要折入药品售价。
内地20%-30%高额关税
据报道，赫赛汀生产企业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一位负责人解释说，香港实行免税，药价差距主要原因是税率。目前内地药品的普通关税税率一般在20%-30%，香港则所有货物都是零关税。据悉，各国一般会对不同的商品设置不同的关税税率来保护国内相关产业。（沈玮青）
赴港买药风险
售后服务难保障 内地人在香港买药之后，药店完全不知道客户的情况，也就无法跟进售后，即使药品要回收，也难以通知到病人。
可能买到水货 水货是指通过非正常渠道进入香港市场的药品，比如印度的药品，许多都比香港便宜。虽然水货药本身品质没有问题，但运送过程中有可能受到污染。
迟到的忏悔 中国青年报 东方早报 发表于2013-08-14 16:15
这些毫不相识的老人，都曾在“文革”中有过非理性的选择，经历过漫长的岁月后，现在他们又作出了同样的选择——道歉。
河北邯郸的退休宣传干部宋继超，第三次决定向老师道歉。
当年，红卫兵让他揭发“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初中语文老师郭楷，这个少年脱口而出三条“罪证”，用他的话说，就像背后刺中老师的“三支冷箭”。批斗时，郭老师的耳朵差点都被撕下来。
这些年，宋继超一直想找机会给老师道个歉。第一次，话到嘴边没说出口；第二次，写了篇文章投给报社，没能发表。如今，老师早已去世，宋继超也退休了，可64岁的他依然放不下这件事。
59岁的张红兵也因一次揭发而背负沉重的心理枷锁。“文革”中，他和父亲向军代表检举母亲的“反动言论”，导致母亲被枪毙。他小心翼翼地保守着这个秘密，直到4年前才开始在自己的博客上公布。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因为“想逃却无处可逃，必须面对”。
这个夏天，将道歉公之于众的，不只一个人。6月中旬的一天，宋继超收到一封电子邮件，相识的报纸评论版编辑约稿，请他谈谈对一条新闻的看法。新闻中的主人公是61岁的山东老人刘伯勤，他在杂志上花钱刊登了一则广告，向“文革”中被自己批斗、抄过家的校长、老师、同学和邻居公开道歉。
“看到老刘写的这个，我感觉也得马上写一篇！”邯郸炎热的中午，宋继超坐在家里的沙发上，拍着大腿激动地说。他怕再错过机会，当时直接在邮箱里回复：“我也想道个歉，最想跟初中时的语文老师郭楷说声对不起……”
一周后，湖南的温庆福、山东的卢嘉善、福建的雷英郎在报纸上分别向“文革”中伤害过的人道歉。这些毫不相识的老人，都曾在“文革”中有过非理性的选择，经历过漫长的岁月后，现在他们又作出了同样的选择——道歉。
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揭发初中老师这件事，就连和宋继超是初中同学的妻子，也不大清楚。和老同学们聊天儿时，大家也会说起当年的事，哪个老师被斗啦，要么就是“大串联”时有意思的事，“都是能上桌面的”。
不过，只要提到郭老师，宋继超就觉得良心不安。有些话憋在他心里，已经“倒来倒去不知道多少遍”。
在宋继超的印象里，语文老师郭楷又瘦又矮，说话带着浓重的邻县口音，但他上课风趣，很受学生欢迎。这个地主的儿子知道自己出身不好，为了追求进步，在纸上写下“毛主席万岁”几个字，做成幻灯片投射到村里的土墙上，爬上梯子一笔一笔描成大标语。
那时，宋继超经常和七八个同学挤在老师的宿舍里“开小灶”。郭楷曾用3个周末，讲“卧薪尝胆”的故事；讲到“知识就是力量”时，他说知识不一定是学历和文凭，学历高的人只能当谋士，学历不高的人却能当领袖；他鼓励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人生道路，学习成绩不太好的，可以主动要求上山下乡。
这三件事，成为宋继超日后揭发老师的“罪证”。许多年后，他在自己写的小说和散文里忏悔，但一直没能让老师听到，也没有机会公布。
“老刘等于提出一个课题。”宋继超亲切地称呼着远方那个陌生的同龄人，“我们现在懂得人性和良知了，也得回头看看自己当年有多幼稚。”
刘伯勤是这些人中第一个在报纸上刊登道歉广告的。今年年初，他少有地参加了一次同学聚会，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见到当年被他抄家的“黑五类”同学，还是会不好意思。
《南方都市报》还原了那次聚会的一些细节。“说句良心话，我对不起他们。我真想见见他们，给他们道歉。”饭桌上，刘伯勤对其中一位同学说。几个月后，他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刊登了道歉广告。“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他这样写道。
这句话让1000多公里外长沙的温庆福很有感触。今年2月，他也写了篇博客，向自己伤害过的同事和老师道歉，并把文章投给《快乐老人报》编辑部。“其实我的道歉心存很久，良心的责备是主要的。”67岁的他说。
编辑邹东锋一直寻找合适的刊发时间。类似的来稿非常罕见，他想把这类文章集纳成主题，引起更多人的共鸣。刘伯勤刊发的道歉广告成为一个契机，他马上在读者QQ群里发布征稿启事，山东和福建的两位老人发来邮件。
邹东锋还为这三篇文章写了段编者按：“对于‘文革’，歉意不一定能弥补什么，而伤害却有可能被原谅。其实，这份歉疚在亲历者心中，不是没有，而是缺乏公开的勇气。在我们收录的这份忏悔录中，这一句道歉，来得也颇为沉重！”
沉重的记忆始于1966年。11月的一天，“文革”积极分子宋继超正在高中教室里编《红色造反兵团报》，三四个红卫兵突然走了进来。
“郭楷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在学校已经被批斗了，你当年是他最熟悉的学生，你应该最知道他的问题，希望你积极揭发。”红卫兵说。
“那我给你说几个事吧。”当时，高中的山墙上已经贴满批斗老师的大字报，宋继超“脑子一热”，觉得郭楷确实也有问题。他把老师说过的那三句话，曲解为“替彭德怀喊冤叫屈；诬蔑伟大领袖，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歪曲领袖指示，贬低上山下乡的革命行动”。说完，他还摁了手印。
“你再好好想想，有事再跟我们说。”红卫兵满意地走了。没过多久，宋继超听说，郭楷被揪上批斗台，脖子上挂着很重的牌子，耳朵也被撕流血了。
“我说的三条非常要害，把郭老师害苦了。”回忆到这里，宋继超讪讪地笑了。可在当时，他只是觉得，“不应该揪人家的耳朵”。
那时，宋继超的同龄人都在“闹革命”。温庆福贴出了炮打学校党支部负责人的大字报，还带人抄了同事的家。刘伯勤和一群人闯进“黑五类”同学家，摔碎了同学奶奶的照片，没收了相框后面藏着的200元现金。
这段经历，后来成为他们心中一个“过不去的坎”。
“现在总结回顾‘文革’，大都是要求解密上层内幕。其实，全民总结历史，把自己摆进去很有必要。为什么在同样大环境下，每个人表现不一？”温庆福说。
这就像个疮疤似的，揭是不揭？
1984年，听说郭楷因脑血栓住进邯郸的医院，已经是军官的宋继超拎着苹果，和几个同学一起去看他。
早在十几年前，宋继超已经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当时，宋继超所在的派别夺权失败，他离开家去当了兵。1971年，部队突然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随时打好背包准备出发，晚上还要站岗巡逻。
战友们都在猜出了什么事，直到国庆节后才正式传达了中央文件，“副统帅”林彪外逃，坠机于蒙古温都尔汗。
宋继超听了大吃一惊，很长时间拧不过弯儿来。“心里觉得挺没意思的，我积极搞运动最后落了个‘失败’，林彪成了叛国者，历史开了大玩笑！我醒悟了，简直太可笑了，想起自己揭发郭老师的事情，太可恶了！觉得自己很可恨，怎么那么傻呢，那么狂热呢？”
宋继超开始想了解郭楷的近况，可他不敢回母校，只能悄悄向同学打听老师的消息。他听说郭老师渡过了难关，已经回学校继续教课了，又听说郭老师身体很虚弱，还患上了多种慢性病。他想找机会跟老师解释那件事，这么一等就是十几年。
实际上，“文革”结束不久后，道歉就开始了。一位觉得良心不安，曾有过道歉行为，但不希望自己的名字一再出现在媒体上的老人回忆：“一开始说要考试时，我们就去找老师业余教我们。那时我们就道过歉，‘老师，过去你别放在心里’。我看到我们学校一个比我大几年级的学生，回学校进门见老师就鞠躬道歉。”
宋继超也听说，“文革”刚结束，高中一个打过人的同学就去老师家登门道歉，可老师却只是冷淡地说：“我不需要你道歉，你走吧。”
“老师可能认为他人品不好，道歉是装模作样。”宋继超分析，都在一个城市里，有人怕老师找后账，所以主动去道歉，尤其列入“打砸抢”的，属于清理对象，怕别人举报，更得小心了。
宋继超说自己没有打过人。但去医院之前，他一直犹豫，这件事到底是说好，还是不说好。其实，他已经组织好了语言：“当时我光想造反昏了头了，扭曲事实，上纲上线，胡说八道。”
可走进病房，看到躺在床上的郭楷，那个曾经写诗、玩音乐、爱打篮球的青年教师，已经变成一个瘦弱的“小老头”时，宋继超只叫了一句“郭老师”，眼泪就掉下来。
“什么也不用说，你们能来看老师，老师就最高兴啦。”尽管只有50岁，可中风摔了一跤之后，郭楷说话已经有点不流利了。他看着曾经最得意的学生、已经有点秃顶的宋继超问：“你在部队怎么样啊，好好干，继续多写文章。”
这时，距离他们上一次相见，已经过了18年。
坐在病床旁边，看着郭楷虚弱的样子，宋继超觉得自己就是加害老师的其中一人。可直到老师出院，道歉的话也没说出口。“老师没说这个事，同学们在旁边问怎么治疗，我单独解释，太突兀了。这个事好像疮疤似的，揭是不揭？他住院时谁也没揭，后来就没机会了。”
回到部队后，宋继超以自己和老师为原型，写了篇小说，名为《在老师病床前》，但一直没机会发表。故事最后，主人公说：“但愿老师早日康复，健康长寿。”
在那个世界里，他还是没能把道歉的话说出口。
山东蓬莱，刚刚成为一名邮递员的卢嘉善也失去了这个机会。同样是在1984年，他和小学老师在街上重逢，退休的老师推着自行车卖雪糕贴补点家用。“文革”时，卢嘉善揭发老师体罚同学、用教鞭打肿了学生的手掌，说完，他朝老师踢了两脚。
“那时必须得发言，不发言就不能加入红小兵。”电话里，卢嘉善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说完，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
卢嘉善掏出10元钱想塞给老师，可老师硬是不要。提起这段往事，年过六旬的老师摇了摇头说：“老了，什么事都不记得了，那时你们都是毛头孩，谁还没有点脾气？关键是现在你们长大了，能挣钱养家糊口，很不错了。”
卢嘉善不知道该说什么，他退后两步，对着老师鞠了一躬。
事隔40多年了，至今还在诸多报纸、网络上大量登载有何意义？
又过了18年，宋继超把当时没能说出口的话，写进了文字里。2002年，一家报纸举办征文活动，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下《三支毒箭终生悔》。
文章最后，他写道：“郭老师，我已经无数次向苍天呼唤：宽恕你这个不肖的弟子吧！今天，我愿再次向老师呼唤：宽恕这个不肖的傻孩子吧！如果真有天堂或来世，我愿永远追随你！”
这时，郭楷已经去世了8年多。宋继超事后才得知消息，他听说，没有什么学生为老师送行。
遗憾的是，这篇文章最终也没能发表。“我一直记着这个事。如果那时候发表，我会稍微解脱一点，这次就不会再写了。我想让全国都知道我办过这么卑鄙的事，虽然有那个大环境，但这个事不应该这么做。”
对于过去的那些事情，温庆福本来已经不想提了。1995年，他给自己贴过大字报的老校长画了两只大寿桃，专门坐车去益阳市，拜托学校传达室的大爷转交。尽管没有得到回复，但他觉得稍微好过点了。几年后，他去美国出差，参观教堂时看到很多教徒在排队忏悔，觉得“忏悔是个很好的事情”。回国后，温庆福买了本圣经，“共产党员本就是无神论者，但是不能排除宗教信仰对个人灵魂的触动”，他曾对媒体这样说。
这些年来，温庆福喜欢看巴金、胡适、梁漱溟晚年的回忆录，一直想写篇道歉的文章。“‘文革’离现在40多年了，当年的青年变老年了，老年人喜欢回忆、反思。”他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成为一笔财富，送给子女和年轻人。
他还记得，“文革”时期，一个工宣队员用铁钳把一位老师的牙齿拔了。“当时看客很多，不敢谴责他，我也是。这是不是鲁迅讲的国民性？我也是有，比如带人抓同事，也是不甘落后，跟上潮流，图个好前程。只顾自己不落后，别人受到残酷迫害，这不是自私是什么？”他反省道。
2009年，温庆福在日记中第一次用文字的形式表达：“我成了迫害张老师一家的帮凶，现在想起来真内疚。”
“我觉得啊，像我们这种公开的道歉，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自己过不去这个坎，老觉得对不起别人，要不说出来过不去，而且越看到有人公开道歉越过不去。”那位不愿意再具名的老人说。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这样的想法。刘伯勤的道歉广告刊登后，儿子在电子邮件中跟父亲说：“广告费很值啊，你现在是名人了。”后面是一个苦笑的表情符号。有的同学也问他：“你捣鼓这个干吗?”
在网上看到一时成为焦点的“律师忏悔‘文革’举报母亲致其被枪决”这篇《新京报》报道，张红兵的堂弟无法理解这种自揭“家丑”的行为，他给堂兄发来短信：“我真不知道：事隔40多年了，至今还在诸多报纸、网络上大量登载有何意义？我个人理解：大凡40岁以上人会认为大逆不道，40岁以下人是在听人‘说古书’，更有甚者，会嘲弄我们。”张红兵的妻子也曾对他说：“还讲那些过去的事情干什么？我们今天不是过得很好嘛。”
可1970年冬天对于张红兵来说就像一个重复的梦魇。那个寒冷的晚上，16岁的他和父亲一起，揭发母亲方忠谋“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的言论。在检举信的最后，当时的少年写道：“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
他至今都清晰地记得，公审大会后，母亲被拖上驶向刑场的解放牌大卡车时，掉下了脚上穿的一只黑色平跟带袢儿皮鞋。
母亲去世后，张红兵患上了精神抑郁症。粉碎“四人帮”时，他怀疑这是军事政变、资本主义复辟，担心自己会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抓起来。他不愿意跟人交流，连扣衣服扣子都要想一想，甚至想过自杀。
直到1979年，张志新的事迹刊登在报纸上，政治形势变了，他才意识到自己错了，开始给母亲写申诉材料。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把一家媒体的记者带到母亲坟前，双膝扑跪，在尘土中磕头，“妈妈！我带了记者来，我会把你的故事告诉他们。”
说出真相的目的就是在公众中对此进行争论、辩驳，以我为戒
道歉文章发表在《南方周末》后，宋继超觉得这件事终于可以画上句号了。“伤害过人的朋友，让我们道歉、忏悔吧，不只是为了自己心安，还为了能直面子孙、直面历史。”这一次的文章结尾，他不再只是祝老师身体健康、求得老师宽恕。
宋继超没有机会听到老师的原谅了。不过，温庆福的文章发表一个多星期后，曾被他抄家的同事张琼英的儿子给编辑部发来一封邮件。张琼英已经87岁了，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她看到文章后，只是说了句：“那不怪他。”她还记得抄家时，温庆福曾经“高抬贵手”，没有把搜到的油印传单交上去。
“温老师，您可以放下这分愧疚了。”张琼英的儿子在邮件中说，“‘文革’突起，泥沙俱下。有人被裹挟，有人被欺骗，有人被煽动，有人却是昧了良心。我们现在再次提起‘文革’，不是因为怨恨，而是为了反思，为了警醒。”
为买到这份刊登着回信的报纸，温庆福顶着太阳骑自行车跑了3个报摊。他对前来采访的《潇湘晨报》记者说：“终于可以放下了。”
在微博上，温庆福还转发了一位时评作者对此事的评论：“当事人的宽容，乃至选择性遗忘，并不能成为个体参与作恶者开脱的理由和借口，伤口修复，仍有赖于真诚悔过。一个人的伤口修复是这样，一个民族的创痛修复亦如是。拒绝忏悔和道歉，总是躲躲闪闪的遮掩和回避，对于那些被裹挟的盲从者、个体作恶者，似乎这样就可以‘放下’了，殊不知，由此沉淀下来的不良基因，依然是社会的隐忧。”
刘伯勤已在5年前获得了同学的谅解。他把曾经的“黑五类”同学请出来一起吃了顿饭，当面道了歉。“我们那时候年龄小,是孩子。那时候大环境不都这样吗?”同学对他说。刘伯勤清醒地告诉采访他的记者：“包括老师、其他人,所有我道过歉的人都这么讲。但这是人家的宽宏大量。”
并不是所有的道歉都获得了谅解。这些道歉者中，受到质疑最多的是张红兵。在网上，有人说他只有在母亲坟前切腹自杀才能谢罪，有人称他是“时代的投机者”，就连经历过“文革”的同龄人也说他的道歉“难以让人谅解”，因为他触碰了“人性的底线”。
今年以来，张红兵接受了许多家媒体的采访，但另一些道歉者在公开忏悔之后，谨慎地保持低调。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人委婉地表示，自己犯的错与张红兵的罪不能混为一谈。“为什么有的打人，有的坚持文斗不搞武斗，还有相当多的‘逍遥派’，对政治不感兴趣，或无声地抵抗？‘文革’期间，是芸芸众生的大展示。每个人的善和恶都暴露出来了。”他说。
对于这些评价，张红兵的回复是：“看到骂我、要我去死的话我不生气。一是我该骂，二是我主动‘找骂’，说出真相的目的就是在公众中对此进行争论、辩驳，以我为戒。”
他也承认道歉应当区别对待。“但是，无论罪错大小，关键要看道歉者是否诚实，有没有说出全部真相。我是否诚实地说出了全部真相，我的道歉能不能得到人们的宽恕，不是我说了算，只能让历史来证明。”
社会和解是“不计”前嫌，而不是“不记”前嫌
宋继超注意到，这两年网上争论“文革”的文章又开始多起来，“好像绕不过这个坎儿似的”。
“道歉本身是一种自我解脱，也是对‘文革’的反思。”他说。
在一位经历“文革”的老人看来，今年夏天刮起的这股“道歉风”，因为有新闻背景，也与大家对“文革”的反思积淀了许多年、但媒体上呈现并不多有关。一位研究者则表示，几年前不会想到，每个人都该为“文革”时犯过的错误忏悔，这种认识会得到这样广泛的赞同。
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后，刘伯勤和温庆福都婉拒了多家媒体的采访。刘伯勤认为道歉是很个人化的行为，温庆福也表示：“不想为此事出名。应该宣传‘文革’中那么多的被害者，我算什么？”
在上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那位老人看来，现在有些人把道歉者塑造成英雄，他无法赞成。“什么英雄，开玩笑了，这能算英雄吗？你毕竟干了个坏事，没有坏到底。人家给你肯定，也是善意的。没有坏到底就是了，咱没坏到底。”他说。
媒体寻找的人还有张红兵。最近一次接受媒体采访后，他留在安徽老家整理资料。画家李斌打算将张红兵的故事创作成连环画。这位画家最为知名的作品，一幅是“文革”时期的版画《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主人公一手举着光芒四射的红宝书，另一只手攥着毛笔；还有就是他参与创作、被视为“伤痕美术”代表作的连环画《枫》、《伤痕》、《张志新》。
张红兵说，最近还有人想给他拍纪录片，要采访的记者实在太多了。他通过邮件回答了记者提出的所有采访问题，并发来短信：“这是我的忏悔工作的组成部分。让我们为埋葬‘文革’时代共同努力吧！”
对历史过错的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这是学者徐贲几年前提出的一个观点。他曾在文章中表示，社会和解是“不计”前嫌，而不是“不记”前嫌。
徐贲以“文革”为例称，在今天的中国，不仅直接见证者担负着记忆的责任，而且，没有人可以用缺乏“文革”的直接经验为借口，来推卸自己那一分在群体内的记忆责任。如果不记忆，不是因为直接记忆者没有了，而是因为有人拒绝接受自己那一分隔代但不断代的记忆分工。
邯郸夏日的午后，在小区附近的饭馆里，宋继超喝了口啤酒，说起最近上映的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他又想起自己的一次揭发经历。
那是在1961年，周恩来到宋继超的家乡伯延镇调研饥荒问题。小学班主任派宋继超在内的班干部紧跟着周总理，让他们听群众都说什么，并记下来。
那个时候，连树叶都被人们用来充饥。周恩来问马路旁边的树怎么没有叶子，公社干部说：“羊吃了”。“羊还能上树？”总理问。站在一旁的宋继超家的邻居看着公社干部，告诉总理：“他爹吃了！”
周恩来离开后，说出实情者遭到批斗。当晚，宋继超被叫过去，和邻居当面对质。他把白天听到的对话一五一十地汇报，没有去想这会给对方带来什么伤害。
“那时我就是个‘好孩子’。”他笑笑说。
录入编辑 周子静
“楼顶别墅”里究竟藏着多少秘密？ 2013-08-14 09:08 来源：广州日报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45号人济山庄小区B栋楼顶的假山别墅（8月12日摄）。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该违法建设为26层一张姓房主所建。据知情人透露，城管部门从2008年12月即对这处违法建设展开调查，几年间多次上门调查此事、约谈当事人，但对方始终避而不见。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位于北京白石桥路某小区26楼顶层的2层建筑，乍看像个景点，但其实这座大兴土木6年的工程却是不折不扣的违建。建造者是居住在顶层的张姓业主，在建造过程中将平台上的管道口破坏，导致多名居民家中产生漏水。其面对质疑称，“我既然敢住这，我就不怕谁告。”目前城管已约谈住户，违建强拆手续已上报。（8月12日《北京晨报》）
在违章建筑层出不穷的今天，各式“楼顶别墅”也屡屡见诸报端，去年8月和今年8月，湖南株洲和衡阳就分别被曝出楼顶违规建别墅事件，一时引发舆论关注。不过，这起“花费6年在楼顶违建超级别墅”事件，还是以挑战舆论底线的方式，刺痛了民众的眼球。
近年来，国家治理违建的法规禁令纷纷出台，公众的权力意识日益觉醒，为何这一显而易见的违建行为能光明正大地持续数年？物业公司为何熟视无睹？施工6年之久，多名居民家中漏水，楼下邻居都换三茬，更不用说墙壁倒塌的潜在风险了，这种情况下，其他业主不可能不举报，相关部门不可能不知晓。那么，为何仍然能“屹立不倒”？
让人诧异的是，物业人员竟满腹委屈，称张某家“十次敲门九次不开”，联系不上就束手无策。收了业主的物业费，最起码的服务都无法提供，这样失职失责的物业早该走人了。相比物业公司，城管、住建、规划、消防、环保等政府部门的集体失声，更让人费解。6年了，城管部门才在其门口贴了一张约谈通知，如果这种耐心的执法态度、文明的执法方式用在街头小贩身上，善莫大焉！
也许最大的秘密在于当事人那句霸气侧漏的话：“我既然敢住这，我就不怕谁告。一些名人来唱歌你不能不让他们唱吧。”从6年违规建超级别墅的事实看，这句话隐藏着丰富信息，这比违建本身可怕百倍。公众有权利知道业主“不怕谁告”的底气究竟来自哪里，其和权力之间有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也烦请这位业主告之民众，“名人来唱歌”与违建别墅到底有几毛钱的关系。
眼下，如何处理这座大兴土木6年违建别墅，关乎政府形象、法治尊严。我们期待相关部门能给民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陈广江）
（责任编辑：陈传发 ）
让梦想汇聚力量——青岛港工人群体岗位圆梦纪实之一 2013-08-14 18:03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青岛８月１４日电（记者 齐中熙）这里是码头工人创造的岗位奇迹：
——许振超和“振超团队”创出集装箱装卸世界纪录，并先后８次刷新；
——孙波和“孙波团队”创出铁矿石装卸世界纪录，并先后１９次刷新；
这里是时代工人梦想成真的舞台：
——上千农民工在城市安家，圆了他们的个人梦；
——上万工人在岗位上成长，实现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价值。
这里是青岛港。
这里是实现梦想的舞台
“能一家人在一起安安稳稳过日子。”这是来自山东临朐的郎丰伍和妻子贺志香最初的梦想。
郎丰伍来青岛港之前，曾多次外出打工，但始终攒不下钱。２０００年２月，郎丰伍来到青岛港工作。
“到青岛港后，不是马上去干活，而是让我们拿着工资去培训，这是我以前从来没遇到过的事。”在工作中，郎丰伍由于出色的表现，被推选为副班长、班长，转为合同制农民工，被集团命名为“丰伍平车”品牌员工，当上了农民工副队长。
不仅如此，贺志香也于２００６年被安排在后勤部门担任保洁工作。
虽然只是打扫厕所，但她很珍惜这份工作。用过的每一块抹布都是别人丢弃的旧毛巾，捡回来洗净后再用。她自己花钱，买了绿植放在厕所美化环境。她的努力没有白费，连续两年被公司评为“优秀农民工”，还荣获了公司“志香美洁”品牌员工称号。
这对“品牌员工”夫妻工资年年涨，现在一月加起来有八、九千元。２００９年，他们买了房子，还买了小轿车。
像郎丰伍一家这样圆了“个人梦”的农民工在青岛港不算少数。在总共９０００多名农民工中，现在已有１／８的农民工在青岛市购买了住房，１／５的农民工子女在青岛市上学，上千人开上了私家车。有８８９人担任了班长、车长，４１人担任了队长、副队长，１人担任了分公司党委书记，近３０００人有了各类职称和技术等级，享受相应的职称补贴。
这里有搭建梦想的阶梯
提起徐万年，那是青岛港９０００多农民工心中的榜样。
１９９３年，他以农民工的身份成为青岛港第一批纹车手，２００５年成为装卸队副队长，２００７年被提拔为青岛港西港分公司副经理，２０１０年担任了西联公司党委书记，成为集团里第一个“正处级”农民工。
“吃苦的吃香，实干的实惠，有为的有位。”说起自己从农民工走上公司领导岗位，徐万年总结了这三句话。
徐万年带领的团队至今是纸浆接卸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他还深入各班组研究装卸工艺，钻研绝活儿，先后创建了１７个工作法。他带领团队先后刷新了３００多项全国、集团和公司的生产纪录。
“只要肯学肯干，人人都可成才。”
在青岛港，奖励学习、奖励钻研已经成为一系列制度。凡自学取得与本职工作相关的大专、本科甚至硕士、博士学历的，集团给予２０００到１２０００元的奖励；通过业务钻研，无论是取得国家级的科学进步奖，还是被公司采纳了一个增收节支的“金点子”，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奖励。每年，从分公司到集团，都会有不同专业的技术大比武，层层选拔出拔尖人才。
“你看，这是我的梦想路线图。”青岛港前港公司流机队装载机车长崔锡洪拿着一张图表展示自己的梦想：今年争取当节能降耗标兵、２年进入青岛市技术比武前三、５年取得本科学历，１０年取得研究生学历……
改革开放初期，青岛港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不足６％。如今，职工队伍结构变为以６０００多名知识分子、８０００多名技术工人为主体的高素质职工队伍，其中高级技工占技工总数的７６％。
这里汇聚了梦想的力量
“港口给我舞台，我还港口精彩”。青岛港给了职工实现个人梦的舞台，职工们的努力奋斗，也让青岛港跻身世界强港之列的梦想一步步走向现实。
来到青岛港前港公司装卸一队和三队的驻地，记者发现这里一个班组一个小院，院里还有凉亭假山、池水金鱼。
经理张再春告诉记者，以前这里就是一片洼地。他当上经理后，发誓一定要在三年时间内让前港区大变样，让工友们有尊严地工作和生活。
冬天打冻煤，他领着工友们带头上，为了多创点效益给港区改造攒点钱；夏天，他又带着工友们捡砖头、废料，作为港区改造的材料。三年时间，前港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和职工的心血和汗水也为青岛港成为铁矿石进口世界第一大港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只有把感情全部放在工人身上，工人才能把干劲放在工作上。”张再春说。
见证了港口发展壮大的码头工人永远不会忘记，伴随着改革开放，青岛港吞吐量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０００万吨，到２０１２年的４亿吨，居全球第七位。集装箱货物从１９７８年的几十个标准箱，到２０１２年达到了１４５０万标准箱，居全球第八位。
“个人的前途与国家命运、港口命运息息相关，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港口好，公司好，我们才会好。”大港公司机械六队唐海宁说。
（责任编辑：王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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