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五星酒店裸舞选秀 - 央视

毋須恐慌 , 操控新聞自由的日子不會長久 - 陳景祥 2014年02月10日

　　因《明報》換總編輯而激起的連串「捍衞新聞自由」行動，經一番擾攘之後漸歸於沉寂，期間各方文化人、時事評論員、新聞同業均發表了他們的意見，然而我認為最值得參考的是《信報》四篇文章，分別是林行止先生的〈捍衞自由老共起家　擺布言論欺世誤民〉（2月5日）和〈獨立辦報多掣肘  不受操控莊敬強〉( 2月6日 ) ；王永平先生的〈傳媒風雨意中事  維護自由靠自己〉（1月29日），和吾友王岸然兄的〈言論自由　豈靠商人〉（1月28日）。

　　不是賣花讚花香，評《明報》風波和新聞自由的很多文章，不是流於意氣用事、就是陳義過高，有些老政客連事實都未搞清就激情表態，誓言要寫到被人「炒魷」為止（其實沒有人說過要針對他），這類文字激昂有餘，對了解這次《明報》風波、香港新聞自由前景，以至言論空間是否正在收窄等問題的認知，並沒有太大幫助。唯獨上列的四篇文章，就事論事，不激情，更不煽情，直指問題的核心，讀之有益有建設性，錯過了的朋友應該找來翻讀一篇。

　　 先說林行止先生2月6日《獨立辦報》的一篇。正如林先生說，「即使新聞自由是憲法寫明人民享有的權利，實際上亦受諸多限制」；新聞工作者都知道 , 政府高官、名流巨賈以及大公司無時無刻都希望把不利自己的消息和評論滅聲，而採取的手法則有軟有硬，軟者諸如請客吃飯、遊說、打交情牌，期望記者或寫文章者識做；硬者，就是林先生在文中說的抽廣告，或在私下或公開場合點名指斥、揶揄，以財勢和威勢壓倒對自己不友善的聲音。

　　對於被抽廣告的「待遇」，《信報》可算是經驗豐富了，補充林先生所說者，是一家大銀行明顯「玩針對」的手法，總之是要令銀行名稱不會在《信報》出現，記得有一次在全版致賀的格仔式廣告中，該銀行也來電要抽起它們的一小格，令廣告部要急忙找其他東西「填補漏洞」！至於為何如此，從來沒有人會解釋，報館也不會找到答案，然而就我所知的，其他同業也有相同遭遇，但「衰」了什麼，也同樣不得要領。某報最近高調說自己被抽廣告是政治原因，看來是因「新入行」，有點大驚小怪；說是政治原因，也沒有人可以說對或錯，但要辦一份獨立、言之有物的報紙，被抽廣告是「常態」。

　　然而，只要香港仍然維持一個自由市場，經濟結構仍然未完全「國有化」，媒體依然有說話的空間，而且可以令「言論市場」保持均衡；簡單地說，完全偏袒一方的媒體在香港注定沒有市場，且會失去讀者支持，而沒有讀者，等於失去廣告商垂青，它們將沒有生存下去的條件。可以說，在資本主義社會 , 媒體必會盡力維持均衡報道 ( 起碼表面上如此 )，並且保持一定的批判性，因為是一幅保護牆、一個賴以生存的空間。

　　在香港，罵政府和罵北京都有龐大的民意市場，主導着本地媒體的報道方向，「民主報」經常揭露政府、富豪等權貴人物的醜聞，一來是名人隱私有高度新聞性，二來是「有市場」——讀者愛看，可以賣紙。在香港這樣一個開放自由的媒體市場，想扼殺某段消息或某種觀點是吃力不討好的事，而且永遠不會成功，因為甲報「殺」了，乙報無任歡迎，只要有讀者，我不相信政府或財團可以封殺任何（不利自己的）消息和評論。

　　左派學者對資本主義媒體的批判正是針對它們追求利益和權力，例如 Louis Althusser  和 Herbert  Marcuse 都說新聞工作者傾向服務資產階級、維護現行制度而甘願充當統治者的工具；左派學者之言雖偏激但道出了真相。新聞自由的限制，往往是來自對利益和權力的妥協。資深同業說老闆有權委任總編輯，這點無可置疑，然而所謂編輯自主，就是老闆雖有委任權，但不能盲目指揮，失去「平衡、獨立」的編採方針，因為這樣會失去讀者，最後失去影響力，慢慢步向消亡，最終令老闆的「輿論工具」變得一文不值。我曾經工作過的《中報》就是其中一個例子，該報老闆傅朝樞先生在反大亞灣核電事件中「瞓身」支持北京，下令編採部不得做任何有關「反大核」的新聞，結果編採部人員紛紛求去，報紙銷量大跌 , 不久就關門大吉。除非老闆是想自己的媒體「玩完」，不然他不會執意要編採部一面倒。

　　然而，新聞自由「豈靠商人」（王岸然），而「維護自由靠自己」（王永平），這是在香港目前經濟結構漸趨全面大陸化的新形勢下應有的醒覺，因為過往本地經濟的多元化令單一的言論或失衡的評論很難站得住腳，多元化和「國際化」的商業環境也令媒體的營運不會過度向北望，可是如今媒體版圖一片紅，不買阿爺賬會令自己的生存空間大大收窄，當編採自主、平衡獨立等專業招牌都撐不住時，新聞自由唯有從傳統走向網絡，由編採室走入百姓家。平叔說「維護言論、新聞等自由不能靠政府、傳媒老闆或編輯，只能靠每一個香港人本着良知做人做事」；但光有良知仍不足恃，必須同時有物質基礎令自由表達得以發揮，事實上，Dan Gillmor  的書  We The Media  中所說的草根新聞學 ( Grassroots Journalism ) 已經預示這種遍地開花、政府無法再操控新聞資訊的日子已經來臨 , 其基礎就是來自網絡世界全面成型。

　　近十多年來新聞業界抗衡財團和政府控制的招式愈趨多元化，有人以成立基金的形式資助「獨立」記者做調查報告，以期不受媒體機構左右，歐洲則有媒體員工 buy out，集體成為報業的東主，實行「民主治報」（可惜效果並不理想）；我認為《明報》同業及「明報舊生會」可在示威抗爭之外，考慮以入股方式（自行籌資）成為報紙的股東並加入董事局，在決策層爭取更大的編採空間。

　　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是兩個不同範疇，但息息相關，言論自由主要依賴新聞自由作平台，方可得到充分發揮。香港人近年對新聞自由受打壓懷着高度警剔和戒備，所以如此，皆因港人珍惜言論自由，希望媒體可以確保不同言論觀點百花齊放。談到言論自由，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篇文章是30年前內地剛開放時，由時為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胡平寫的〈論言論自由〉長文（1979年刊於民間刊物《沃土》）；文章冗長而龐雜，然而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幾句， 是胡平說的：「我苦苦思索如何戰勝極權主義……我相信一定能找到一個突破口……一定要以一個平民的身份，不借助於任何權勢。」胡平以一己之力、在30年前一份不為人識的「土炮」刊物上爭取言論自由的呼聲依然可傳遍海內外，在當今網絡發達的年代，又何懼有人可以扼殺香港的言論和新聞自由！

　　正當主流言論認為本地新聞自由已敲響喪鐘之時，我卻認為香港也許是最有機會打造出一個有國際影響力的華文媒體的地方，因為富起來的中國必然要對私人市場讓出更多空間，私人市場愈蓬勃，對不受官方指導的資訊和評論需求必會大增，有需求自然就有市場，環顧所有大城市，只有香港具備條件生出這樣的媒體；一個具備全球影響力的華文媒體不但可帶來利潤，更可帶來影響力，對不少有財有能之士來說，這也是一個創造歷史的難得機遇。





东莞查封12家涉黄娱乐场所 2014-02-10 01:14:25  央视 

昨日，东莞全面清查全市娱乐场所，抓捕67人。央视截屏

　　央视曝光多家五星酒店提供色情服务；东莞全面清查娱乐场所，抓捕67人；中堂镇公安分局局长和涉黄酒店所在地派出所所长，全部先停职再调查

　　据央视报道 记者日前在广东东莞的多个乡镇进行了暗访，发现多个娱乐场所存在卖淫嫖娼等违法行为，一些被称作“城市名片”的四星级、五星级酒店中也存在招嫖卖淫活动，记者举报后未发现警察前来调查，警方也无任何反馈。

　　节目曝光后，9日下午，东莞市委市政府召开会议，统一部署全市查处行动。12家涉黄娱乐场所已被查封，中堂镇公安分局局长和涉黄酒店所在地的派出所所长停职调查。

　　东莞市从9日下午起，共出动6525名警力，对东莞全市所有桑拿场所、沐足、娱乐场所同时进行检查行动，并针对节目曝光的多处涉黄场所进行清查抓捕。截至昨晚10时，一共抓捕67人。

　　在东莞国安酒店，警方查处了多对正在进行卖淫嫖娼人员。

　　东莞市公安局副局长卢伟琪表示，昨晚发现国安酒店6楼是桑拿，共37间房间，一共抓了45人，其中工作人员19人，在房间进行桑拿的总共10对20人。

　　卢伟琪表示，针对东莞涉黄问题多年没有彻底解决的状况，东莞市委市政府已经着手制定相关措施。“我们要提到市政府的层次来研究，怎么样把娱乐场所管好，接下来建立一个把东莞的娱乐场所、桑拿场所管好的长效机制。”

　　东莞市公安局和5个分局成立专案组，对媒体曝光的5个镇的12家娱乐场所进行清查整治，控制了涉黄经营人员和介绍卖淫人员，在收集证据后，已作出依法处理。12家涉黄娱乐场所已被查封。

　　记者从东莞市委宣传部获悉，目前已经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初步处理，其中对中堂镇公安分局局长和涉黄酒店所在地的派出所所长都先停职再调查处理。东莞市委对中堂、黄江、凤岗、虎门、厚街五个镇的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进行了诫勉谈话。

　　昨晚9时起，6000多名警力对全市300多个桑拿场所、沐足场所、KTV展开清查，清查行动持续到凌晨。对于每个分局、每个镇的清查组，公安部、广东省公安厅的督导组派专人进行督导查处。

　　针对媒体反映的，举报后未出警情况，东莞市纪检监察部门已经进行了初步处理，将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调查，如果情况属实，将依法处置。

暗访

　　央视曝光东莞五星酒店“裸舞选秀”

　　主持人“推销”场上小姐

　　东莞市中堂镇距离东莞市区不足20分钟的车程。在107国道旁，有一家“源丰酒店”，记者刚走近门口，就有一名经理迎了上来，直接把记者领进了位于酒店一层的一间大屋去参观所谓的选秀节目。

　　这些“选秀小姐”的腰上都带有一个号码牌。经理称，看中哪个小姐，就报号码，旁边的人就会安排客人带着小姐到楼上。所谓的“选秀”实际上就是卖淫。这名经理说，源丰酒店并没有正规的住宿，来这里的客人几乎都是找小姐的。

　　五星酒店暗藏“裸舞选秀”

　　在某些四星级、五星级酒店里，也有招嫖卖淫现象。

　　东莞市厚街镇的喜来登大酒店，是一家挂牌五星级涉外酒店。在酒店桑拿部，一名经理把记者带进了一个房间，随后这名经理带着10多名小姐进来，告诉记者，这里不是普通的桑拿，而是“特殊服务”。这名经理还介绍，这个桑拿部已经经营好几个年头了，来这里的都是熟客。

　　在东莞市黄江镇一家五星级酒店太子酒店，桑拿中心连着主楼，客人要洗桑拿必须先交700多元的洗浴费。走过了一段迷宫似的路线，经理把记者领到了一个房间，在屋子的一角，有一面落地的大镜子，遮着布帘，经理说特别之处就在这里。随后，这名经理先关了灯，拉开帘子，镜子后面，是两个近乎赤裸的小姐在跳舞。经理称，只要拉下帘子，镜子里的小姐就会换掉，帘子再次拉起时，会有新的小姐在里面跳舞，直到客人满意为止，这时小姐就会从镜子后面走出来提供“特殊服务”。

　　中堂、黄江、凤岗、虎门、厚街，记者暗访了东莞的五个镇，都发现了或明或暗的色情服务。在这些色情场所中，记者听到最多的就是“莞式服务”。

　　在凤岗镇“乐逍遥水疗会”，一个经理拿出了一张体现所谓“莞式服务”的卡片，上面标注了20多项色情服务。客人按照上面的内容对服务进行对照，如果不满意可以投诉，会扣减小姐的小费，这就是所谓的“莞式服务”。

　　据央视



90个孩子共收压岁钱43.8万元 2014-02-10 02:30:21  新京报 

　　新京报讯 每年春节，给孩子“压岁钱”，是中国的传统习俗，寓意“压住邪祟”。随着经济条件越来越好，压岁钱的传统寓意渐渐走样，大人们拼面子发压岁钱，孩子们也开始比谁拿到的压岁钱多。近日，新京报记者调查北京90名10到13岁孩子发现，孩子们今年平均收到4867元压岁钱，比去年上涨了5%。其中，收得最多的孩子，压岁钱有2万元，收得最少的为0元。

　　90个孩子人均压岁钱4867元

　　压岁钱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这90名孩子在春节一共收到43.8万元压岁钱，人均收到约4867元。其中，一半以上的孩子收到的压岁钱总数在1000到5000元之间。

　　一名参与调查的高姓初一女生说，她每年的压岁钱基本都很稳定，都是亲戚给的。爷爷奶奶给得多，有1000元；父母这一辈的给500元，所以每年基本都在4000元上下。

　　8名孩子今年的压岁钱收入在1万元以上。其中压岁钱收得最多的孩子有2万元，共有3人，1人来自商人家庭，两人来自公务员家庭。

　　公务员家庭压岁钱人均水平最高

　　在参与调查的90名孩子中，父母职业为公务员的压岁钱平均水平最高，共有18个孩子，一共收到了10.41万元，平均约为5783元，高于压岁钱平均水平。与去年相比，公务员家庭的人均压岁钱上涨了4%。

　　一名今年收到了4000元压岁钱的孩子表示，今年他收到的最多的一份压岁钱是2000元，是父亲同事给的，“基本每年都有一些爸爸同事来家里拜年，给的都不少，不过钱在我手里只是摸一下，很快就交给爸爸妈妈了。”

　　压岁钱平均水平最低的是工人家庭的孩子，共有6人，平均收到压岁钱3833元。

　　仅有5%的孩子能支配压岁钱

　　在调查中，61%的孩子表示，“学校老师、家长从未教过理财知识”。

　　与其相对应的是，只有约5%的孩子拥有对自己压岁钱的“绝对使用权”，直接交给家长或者被父母存入银行账户的，占到了76%。

　　13岁的凝凝是拥有“绝对使用权”的孩子中的一名。“我能掌握我的压岁钱，是因为我爸妈信任我不会乱花钱。”凝凝说。

　　而12岁的晨晨恰巧相反，她从小到大没拿过可供自己支配的压岁钱。“爸爸妈妈认为钱只要给我，我肯定会乱花。他们也没教过我理财的知识，我也不懂这些，连钱都没有，我还怎么理？”

　　案例1

　　王某萌 女，10岁 小学四年级 今年收到压岁钱2万元

　　明年我不想做“小土豪”

　　今年春节，我累计收到2万元压岁钱。与去年相比，多了三千。我向亲人们晒“收成”时，他们笑我是“小土豪”。

　　我今年收到的红包中，奶奶的“贡献”最大，一次就给了我一万，我不想要奶奶的钱，但她非往我手里塞，不收的话奶奶说她会生气，会不高兴。

　　叔叔阿姨、舅舅姑姑也给我钱，少的五六百，多的一两千。

　　每次串亲戚，攥着厚厚一沓钞票，我并不开心，我知道这些钱我不能随意花，我得上交给爸爸妈妈，让他们帮我存着。另外，爸爸妈妈也需要给亲人的孩子发红包。人家给我多少，他们给人家多少。

　　与其说这是压岁钱，不如说这是大人们之间的一场面子游戏。我们也参与进去，红包里有新年的祝福，也有我的无奈。

　　这几年，我收到的红包越来越大了，钱也越来越多了，但真正属于我的钱没有。我有两个想法，一是拿出所收红包的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由我自由支配；或者大人们给我们发的钱少一点，五十元或者一二百元，真正地作为零花钱。

　　但这俩想法的可行性几乎为零，我说第一个想法时，爸爸妈妈只是笑了一下；说第二个想法的时候，爸爸妈妈也是只笑不答。

　　明年，我想说服奶奶，让她少给我点压岁钱，我不想做“小土豪”。

　　案例2

　　张某亮 男，13岁 初中一年级 今年收到压岁钱0元

　　我没有收到一分压岁钱

　　今年春节，我没收到一分压岁钱，每每有小朋友们问我收了多少，我并不觉得尴尬，反而自豪，因为我长大了。

　　爸爸的老家在甘肃，甘肃有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等亲人。打我记事起，每次跟爸妈回甘肃过春节，总会收到好几千元的压岁钱。去年春节，光爷爷就给我两千元，总共收到5000元。

　　今年春节，我们一家在北京过年，没有回家。这使我没有拿到一分压岁钱。

　　没拿到压岁钱，其实是有原因的，和爷爷奶奶的观念不同，爸爸妈妈认为我长大了。

　　10岁前，每逢大年初一，爸爸妈妈也给我压岁钱，一般五百块左右，我还小，看到那么大（数额）的“小红鱼儿”，不知道怎么花，也就攒着。攒到过完春节，再还给爸妈。

　　10岁时，大年初一，爸妈突然没有给我压岁钱的意思，我也没有问原因，但我猜测，可能是爸妈认为我长大了吧。

　　十岁之后，爸妈果然不再给我压岁钱了，我并不失望，因为我需要零花钱时，爸妈会随时给我。没有压岁钱，不代表爸妈不爱我。

　　明年春节，如果回甘肃看爷爷奶奶，我会告诉爷爷奶奶，我长大了，不需要“压岁”了。

　　案例3

　　黄某欣 女，13岁 初中二年级 今年收到压岁钱3000元

　　压岁钱翻倍 快乐越来越少

　　我的爸爸妈妈都经商，爸爸说，我们家就是一般的小康家庭。

　　去年，我收到1200元压岁钱，今年收到了3000元，比去年多了一倍，但我自己是没有什么感觉，每次钱能够在手里拿个1分钟左右，就要交给爸爸妈妈保管了。

　　虽然我自己没有拿到钱，但在以前，我一直觉得，压岁钱当然是收得越多越好。但是，今年过年的经历，让我改变了这个想法。

　　今年春节，我陪爸爸妈妈回江西山区的老家过年。记得以前在北京的时候，收压岁钱都是每次一收收五六百元，但在江西老家，那里是山里的农村，亲戚们每次都给的50块。我爸爸也入乡随俗，给那里的小孩子也是50块，不过让我意外的是，当地的小孩子收到压岁钱都特别高兴，捧在手心里像宝贝一样。

　　爸爸告诉我，在他们小的时候，也就是七八十年代，每年压岁钱大人给个1毛、2毛的，就已经非常开心了。我回家仔细想了想，现在，红包越给越多，感受到的快乐却越来越少，有的已经成了一种负担。

　　所以我觉得红包不用太多，只要能增添过年的气氛，意思一下就好。

　　案例4

　　杨某晴 女，13岁 初中二年级 今年收到压岁钱1.5万元

　　压岁钱理财 赔赚自己担

　　我今年收到15000元压岁钱，都是家人给的。10岁时，爸爸妈妈给我建立了个人账户，把压岁钱存入这个账户里，以前，我的钱都由父母掌管，有了自己的账户后，虽然钱还是不能随意支配，但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意味。

　　去年，我的账户内已经存到5万元，所以，我产生了理财的想法——购买银行的理财产品和电子黄金，这一想法也得到了爸爸妈妈的支持。

　　小时候，妈妈去银行买理财产品时，总带着我，看着妈妈总能用这样的方法增加账户里的收入，我也想尝试。我觉得关注利率和回报率很有趣，在妈妈的推荐下，我决定将5万元的存款分为两部分，3万元买理财产品，2万元购买黄金。

　　我买的不是实际的黄金，而是电子黄金，我有账户，投资到黄金上，不用就存着保值，但理财产品风险更低一些，但去年黄金跌得很厉害，很郁闷。

　　不过，通过别的理财渠道，我获得了1000元的收益，但投资到黄金的钱却赔了几百元。我每天都在看财经新闻，看到“黄金大妈”们疯狂购买黄金时，我为她们感到心疼。

　　最开始，我跟妈妈说，希望赔了的部分让妈妈补上，但遭到妈妈拒绝。妈妈告诉我，赔赚的风险和收益都要自己承担。所以，现在我建立理财习惯已经一年多，在心理上可以接受投资理财带来的风险。“因为有赚就有赔嘛。”

专家解读

　　“让压岁钱回归本质”

　　“恭喜发财，红包拿来！”压岁钱里饱含着长辈对晚辈的关心和祝福。但随着红包越来越厚，压岁钱已成了不少家庭的负担。北京民俗学会秘书长、民俗学专家高巍说，压岁钱更多的是一种祝福，包含着特殊的心意，呼吁回归压岁钱的本质。

　　新京报：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爷爷奶奶这一辈的人，给孩子的压岁钱更多一些，为什么？

　　高巍：这是给压岁钱的一个特点。当我们给一个孩子压岁钱的时候，本意是把“祟”给压下去。年纪大的人阅历丰富，“正能量”足，所以作为长辈的爷爷奶奶给得多，压岁钱一般也是隔辈给。它其实是一种长辈对晚辈的祝福。

　　早期来说，压岁钱并不是给真钱，而只是给像钱一样的象征性的东西，是希望起到震慑性的作用。但后来，人们逐渐把压岁钱实用性的意义给强化了，因此就变成了给真正的货币。

　　新京报：我们的调查中，今年孩子们收到的压岁钱比去年上涨了5%，这说明了什么？

　　高巍：亲朋好友的支付能力提高了，自然给的压岁钱就多了。这也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一种表现。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压岁钱越给越多？

　　高巍：我觉得现在我们更应该强调压岁钱的本意，压岁钱更多的是一种祝福，包含着特殊的心意，所以呼吁回归压岁钱的本质。

　　新京报：调查发现，父母职业为公务员的压岁钱平均水平最高，这反映了什么现象？

　　高巍：公务员孩子的压岁钱，来源相对复杂，很多已经不仅仅是给孩子的祝福，而是带有一些其他的目的。前一段时间媒体也报道，压岁钱也成为一部分公务员灰色收入的来源。所以这个现象，也应该引起社会的注意。

　　采写/新京报记者 易方兴 申志民 刘珍妮




“镇书记”工资该拿多少 2014-02-10 02:30:09  新京报 

公务员是社会的服务员，公众才是社会的主人，后者应享有相应的知情权。公务员的设置、增添，收入待遇的增加，应根据工作需要量力而行。

　　随着反腐的深入，基层公务员感慨工资低、待遇差的声音开始多起来。日前湖北省人大代表、蕲春县株林镇党委书记陈菊珍“月薪2400，打工的都比我挣得多”的感慨，虽引热议，但并非最突出。春节前后，抱怨年终奖“缩水”、年货无觅，甚至表示“再这样下去只能辞职下海”的声音，可谓不绝于耳。

　　对此人们反响不一。有人表示同情，认为公职人员、尤其基层公职人员责任重大，应该确保其待遇、收入在相对较高水平，以稳定队伍和人心，这也同样有利于反腐倡廉；有人则不以为然，认为抱怨的公职人员不过是“特权享受惯了，稍稍削减一点就叫苦连天”，不值得同情。“镇书记”工资该拿多少才合理？其实问题的关键，还是要有合理的公职人员工资决定机制。

　　在公务员制度规范的国家，公务员的编制、待遇都有法可依，如在加拿大，公务员体系内每个职位都“定岗定编”，实行终身雇佣制，非过失不除名（许多省都有几十年不开除一名公务员的纪录）。工资相对社会上的高薪工作而言并不算高，但职位稳定，福利优厚，仍然有一定吸引力。

　　由于公务员的收入、福利全部来自纳税人，因此上述国家在公务员名额方面控制严格。公务员考试也是“缺什么考什么”、“缺几个补几个”，随时递补、小批录用，以征召专才为主。至于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标准，则由主管行政机构提出，同级代议机构审批，如在加拿大，政府分联邦、省和市三级，公务员的服务对象也同样分三级，其工资和福利标准，则分别由相应级别的行政主管部门提议，同级别议会表决通过。

　　不仅如此，这些国家还通过一系列规范、法则，为官员、公务员的“公权力”和“私权利”划下清晰的条条框框，并便于公众审查。如在加拿大，1960年即出台《政府官员行为准则》，1973年通过《政府官员利益冲突章程》，该章程2006年正式升格为《政府官员利益冲突法》。公务员任职60天后就要向专门、独立的“利益冲突和道德专员”提交资产、债务和收入申报报告，哪些收入、资产需要申报，哪些不需要，哪些会被公示，哪些不会，都有明文可查。

　　公众并不反对给予公务员应有的待遇、福利，但首先，公务员所有收入、待遇都来自税款，给或不给、多给或少给，都要经过民意机构的审核批准；其次，公职人员是社会的服务员，公众才是社会的主人，后者应享有相应的知情权；第三，公务员的设置、增添，收入待遇的增加，应根据工作需要量力而行，公众不会反对把自己缴纳的税款用于雇佣和鼓励勤勉为自己服务的公仆，却决不愿为了养活、养肥一群人浮于事的冗员，而靡费自己的血汗钱。

陶短房（学者）



沪生低龄市民上海话水平堪忧   早报记者 臧鸣   发表于2014-02-08 07:09

调查显示， 81.4%的市民会或会一些上海话，上海出生的低龄市民的上海话水平堪忧。

　　上海市民的上海话水平怎么样？

　　昨日，早报记者从市统计局获悉，2013年上海市民语言应用能力调查报告出炉。调查显示， 81.4%的市民会或会一些上海话，上海出生的低龄市民的上海话水平堪忧。

上海话：

沪生低龄市民分数最低

　　上海市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近日利用12340社情民意调查专线，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全市13岁及以上市民中开展了一次调查，共获取成功样本1008份。

　　本次调查采用了5分评价法。调查显示，81.4%的市民表示“会/会一些”上海话。从上海话的“听”和“说”两项能力看，自认能力在3分及以上的市民比例，“听”为79.3%，“说”为74.4%。

　　调查显示，在上海出生的市民中，13-20岁市民上海话“听说”能力均为各年龄段最低。“听”的能力平均分为3.9分，低于上海出生市民平均分0.4分；“说”的能力平均分为3.1分，低于上海出生市民平均分1分。

普通话：

沪生低龄市民分数最高

　　调查显示，97%的市民表示“会/会一些”普通话。

　　从普通话“听说读写”4项能力看，自认能力在3分及以上的市民比例，“听”为94.5%，“说”为91.1%，“读”为90.3%，“写”为88.6%。

　　从年龄看，市民的普通话“听说读写”能力总体上呈现随年龄升高而下降的趋势。

　　各年龄段“说”的能力差距最大，13-20岁市民平均为4.3分，比71岁及以上市民高1.1分；“写”的能力差距最小，13-20岁市民平均为4.1分，比71岁及以上市民高0.7分。在“听”和“读”方面，13-20岁市民平均分比71岁及以上市民分别高0.8分和0.9分。

非沪生市民学习上海话意愿高于沪生市民

　　调查显示，47.5%的市民表示“会/会一些”英语。从英语“听说读写”4项能力看，自认能力在3分及以上的市民比例，“听”为30.4%，“说”为28.4%，“读”为31.1%，“写”为28.7%。除英语外，7.8%的市民还会其他的外语。

　　对是否愿意学习或继续提高上海话应用能力的提问，35.5%的市民选择“愿意”，63.6%的市民选择“不愿意”，0.9%的市民表示“不清楚”。

　　多数年龄组的非上海出生市民学习上海话意愿高于上海出生市民，尤其是中青年市民的意愿更高。从不同年龄组看，41-50岁市民的学习意愿比例要高出上海出生同年龄市民的意愿比例22.9个百分点，21-30岁市民同比高出16.2个百分点，31-40岁市民同比高出8.9个百分点。

录入编辑：周子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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