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下班車 - 蘇錦樑

葉建源去信吳克儉 促交代是否計劃減少使用廣東話 - 蘋果日報 2014年02月07日

教育電視將守護廣東話者化身為「魔俠」(中)，葉建源(右)要求吳克儉解釋是否有計劃貶抑廣東話地位。

教育局網站一篇文章指廣東話只是「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被批評故意「矮化」廣東話，而近日多年前教育電視一段妖魔化「廣東話」的短片亦引起爭議，令人擔心廣東話在港的地位會被削弱。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去信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指這些事件令社會人士嘩然，認為局方就事件作出的回應未能令市民釋疑，要求明確交代當局今後是否有計劃貶抑廣東話的地位，減少廣東話的使用。

葉建源認為，廣東話一向在香港的立法會、各級法院及行政當局與市民日常溝通中被廣泛使用，其重要性和地位毋庸置疑，懷疑教育局對廣東話的概念與民間的理解相距甚遠，希望當局澄清廣東話與法定語文之間的關係，交代目前在教育上有否貶抑廣東話的政策。他促請當局要審慎處理有關事宜，並尊重廣東話在本港社會的地位。



曾志豪﹕廣東話《最後一課》- 明報  2014年2月7日 星期五

如果吳克儉還在奇怪，怎麼一篇如常文法不通的官樣文章《語文學習支援》，居然可以引起巨大政治風波，我推介局長看以前的中文科範文，《最後一課》。

《最後一課》背景﹕普魯士軍隊佔領了法國城市，「柏林已經來了命令……學校只許教德語了……今天是你們最後一堂法語課。」

下課時，老師在黑板上寫下五個大字，「法蘭西萬歲」。

這篇文章正正表達了，語文在政治上的意義。德國佔領了法國，也同時要佔領語言文字領域，從文化上根本的摧民族身分，強行同化。

今天的學生不會讀到這篇文章，我們的教育改革真的做了好事。

香港人保護粵語，其實就是保護香港人的身分地位、生活方式、文化習慣。鄧小平的「馬照跑、舞照跳」其實也應包括了「廣東話照講」，否則香港就真的成了中國普通城市。

我們可以學習普通話，但不是以矮化廣東話的前提來學習。

回歸後政府急推「普教中」，實在太明顯要建立一條「語言上的高鐵」和大陸接軌，結果弄巧反拙，在中港矛盾繃緊得已經擦槍走火的情下，「普通話」成為威脅「廣東話」生存的大敵。

政府一句「非法定語文的一種方言」，令人恐懼幾時會上「廣東話的最後一課」？

當然，政府也不要有美麗的誤會，以為香港社會很渴望用廣東話授課，否則當年「母語教學」也不會灰頭灰腦的偷偷「微調」回英語教學了。

這樣說吧，香港人就是《最後一課》裏的那些平時逃學、不用心機上法語課的學生，或許平時香港人都以「我係LA返唔識講中文」為榮，但關鍵時刻，香港人還是會義無反顧的「我撐廣東話」。

語言就是一種身分認同，局長你醒未？




葉健民﹕地方官應從地方角度考慮問題 - 明報 2014年2月7日 星期五

這或許是一個很愚蠢的問題：為什麼梁振英上台以後，我們感到日子特別難過？

平心而論，普選無期並非始於今天，港英時期以至歷任特首任內港人民主訴求也從未曾受到尊重，貧富懸殊現象在這個喜歡誇大經濟自由重要性、反對政府介入的城市也存在已久，而至於樓價高企問題，曾蔭權政府停建居屋，眼見樓價急升也袖手旁觀更是罪魁禍首難辭其咎。再說官員失德行為，曾蔭權、許仕仁以至梁展文等也不見得身家清白，但為什麼大部分人確確實實在梁振英上任之後怨氣急增，氣憤難平？今年的《施政報告》，也許為我們提供了端倪。

梁振英上任後怨氣增

《施政報告》或提供端倪

我之前在本欄說過，對於今年《施政報告》中民生舉措特別是扶貧政策，我是絕對肯定的，但文件的最大敗筆，是沒有對中港矛盾作有力回應，撫慰民情。

《施政報告》相當多篇幅予人的感覺，是特區政府的對象似乎是內地官員和群眾多於香港市民。對於群眾面對大量遊客湧入以及內地人以各種方式取得居留權後使用本地公共服務所產生的焦慮，《施政報告》的回應只是如數家珍去羅列出政府已經採取的各種辦法，但並沒有拿出什麼新招去進一步紓緩問題，大家也看不到相關的生活壓力如何得以減低。

更重要的是，《施政報告》近四分之一的篇幅，是要說明香港的出路在於配合國家發展需要，本地經濟只能靠把握與內地融合商機。

梁振英的重點，似乎旨在重申香港生存脫離不了內地的支持，別無他法。

事實上，他也沒有打算提出其他經濟發展思路和想法，就連曾蔭權時期的伊斯蘭金融，四大產業等虛招也欠奉。這種觀點是否成立，各方可以論證討論，但即使我們必須要有中國視野，我們的眼界也不能只有中國。

國內商機與消費力對我們固然重要，但這並不表示政府對市民承受因中港快速融合所產生的生活壓力可以輕輕帶過。我們當然歡迎旅客，但在旅客每年超過5000萬的今天，我是否可以考慮以旅客陸路離境稅的方式去減低那些消費力低的內地人士來港意欲？

我反對大學研究生收生以本地生優先為取錄準則，因為申請人質素必須是根本考慮，不應以國籍分先後，但這並不表示我們不應對外地生收取較高學費，這也是世界各地大學的普遍做法。諸如此類的環節，我們的政府是否可以仔細考慮認真想想辦法，而不應只懂叫群眾多點忍讓，隨便拋句血濃於水等於事無補的說話？政府也許正在花腦汁去想盡辦法解決這些問題，但倘若如此，政府更應撫心自問為何市民完全感受不到他們有與群眾感同身受的切膚之痛，也看不出他們處理問題的決心。

他們聽到更多的，只是蘇錦樑這種庸官叫人「等下班車」的輕佻說話。

事事要以國內官民感受為先

梁振英不可能不知道港人的怨憤，就算他對港人訴求真的不聞不問，緊貼國情的他也會從《人民日報》、《環球時報》等國內媒體得悉港人的怒火。

我們也不能說他對此完全無動於中，因為港人港地、限奶令、零雙非位確實是他的主張。問題是，梁振英予人的感覺，總是把內地官員感受置於港人情感之上，無時無刻要把握機會去證明自己的政治忠誠，去為內地大小官員臉上貼金。

所以當人人說他的成功當選是西環干政所致，他全不避嫌高調拜訪中聯辦；當大家埋怨內地遊客迫爆香港之際，他反過來說特區仍有極高承受力，再多幾千萬旅客也是歡迎；又或者明知文件早晚會曝光，他也毫不忌諱白紙黑字指示各政策局在決策時要照顧內地感受。

這種內地為主的作風，當然非始於梁振英，但對極度缺乏建制力量支持、社會上又沒有多少基礎的他來說，便只能變本加厲去全力討好中央以至內地官員，事事要以國內官民感受為先，以求生路，但付出的代價卻是令本地群眾對政府愈覺疏離。

這種完全向內地傾斜的狀態，也有違於香港長期以來的政治常規。在過去百多年的歷史中，本地的政治領袖和社會精英，生存之道就是要於各種政治勢力取得平衡，才能有所成就。

華人領袖當然要取信於英國人，但他們的言行禮數社交網絡也不能脫離本地社會，方能為港英垂青作為華洋社會間的政治橋樑。

所以東華三院、保良局等這類匡扶弱小救病扶貧備受大眾認同的慈善團體的主要公職，便成為了早年社會精英向上攀升的入場券。本地社會的反響和輿情，也往往是港英政府決策的主要考慮，哪怕這可能會與倫敦見解相悖。

例如倫敦早在開埠早期有意廢止「妹仔」制度，但歷任港督礙於本地社會強烈反對，一直拖延到20世紀初才正式取締。即使殖民地總督，在維護英國利益時何嘗不是也要兼顧中國考慮，要在兩個帝國夾縫中求存，便不能只求向英女王表示效忠而漠視中共訴求。例如戰後倫敦曾明示要求香港政府要把多架國民政府內戰後留在香港的飛機送給美國，但港府卻陽奉陰違拖拖拉拉，以免觸怒北京。

香港的歷史中，成功的領袖就是有能力在這種多元格局（中國／英國、倫敦／香港、洋人社群／華人社會）中尋求生存空間，取信於民。

香港人的要求其實很卑微

這種本地政治領袖對上敢於擦邊球、衝紅燈，甚至有需要時要說不的勇氣，以及對本地輿情民氣積極爭取的進取精神，使我們在九七前左右逢源，既能滿足宗主國的政治需要，又能使我們享受來自內地的經濟好處（如穩定食品供應），卻又安撫民心（政府努力通過華人精英與民眾建立共同語言），這對穩定殖民地社會起很重要的作用。九七以後，這種平衡卻慢慢消失了。特區全面只向北望，政治領袖埋首揣摩上意刻意逢迎，甚至不惜壓制本地價值，焦慮與不安的社情自然油然而生。2005年曾蔭權走馬上任，民心回穩原因不在於他的個人能力和誠信，而是公眾視他的「香港仔」、公務員背景為一種港式制度和價值的象徵，心理上取得短暫安撫。這自然是一廂情願的想法，但梁振英上任，大家就連這種幻想也沒有。

對梁振英的個人功利來說，全面配合內地當然是合理的做法，但從長遠的中港關係來看，這卻是愚不可及。香港市民看不到或者感受不到特區政府站在港人角度去看問題，只會為更多鼓吹針對內地人的政見提供滋長土壤。今天，社會上仍有不少人會對「源頭減人」、「蝗蟲論」這些歪理予以抵制駁斥，我也仍然深信認同揮舞龍獅旗、闖軍營等行為的人只是少數，但假如政府仍然予人事事唯上，偏離本地民情印象，數年之後情會如何，誰又說得準？

香港人的要求其實很卑微，大家只是要求我們的地方官，能更多以地方角度去考慮特區內的各種問題。





長俸高官　更懂得以權謀私 - 林本利 蘋果日報 2014年02月07日

負責監察廉政公署運作的四個諮詢委員會，最近匯報去年工作情況。去年廉署共接獲2,652宗貪污投訴，較2012年的3,932宗急跌33%。當中可追查投訴有1,732宗，比2012年的2,952宗更大跌41%。

廉署接獲的貪污投訴大跌，本應可喜可賀，顯示廉署在防止貪污及社區關係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市民大眾對貪污賄賂的警覺性增加，避免以身試法。

可是公眾對貪污投訴數字急跌的理解卻非如此。輿論普遍認為市民對廉署失去信心，又擔心舉報後要道歉，故此即使遇上貪污賄賂事件，也不願意挺身而出作出投訴。貪污問題諮詢委員會主席周松崗亦指出，由2012年尾開始出現投訴數字下降的情況，不排除公眾受到當時多宗高官及前高官涉嫌貪污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的案件有關。

2012年初特首競選期間，前特首曾蔭權被傳媒揭發接受富商「海陸空」款待，他自己亦公開承認在審批數碼廣播牌照時，「無為意」要申報與富商的利益關係。廉署立案調查至今快兩年，一直未有對外公佈調查進展。

2012年3月25日，梁振英擊敗唐年英當上特首；五日後，廉署拘捕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新地聯席主席郭炳江和郭炳聯。許仕仁涉嫌貪污一事，傳媒早有披露和廣泛報道，但廉署卻一直沒有採取行動。直至梁振英當選後才火速行動，難免令人產生疑惑，擔心當中是否有位高權重的人故意拖延廉署執法。

及至梁振英上台後，發展局前局長麥齊光被廉署控告20多年前騙取租金津貼。接替麥的陳茂波，上任後不久便被傳媒揭發家族經營劏房業務，之後再被揭發家人在新界東北囤地，涉嫌有利益衝突。行會成員林奮強被指「偷步」賣樓，要接受廉署調查。梁振英競選時的支持者劉夢熊被廉署拘捕後，涉嫌去信梁振英促使他向廉政專員白韞六「打招呼」，終止廉署對他的調查，之後被落案控以涉嫌妨礙司法公正罪名。

對廉署最致命的一擊，自然是去年4月審計署報告揭發前廉政專員湯顯明在任期間，以「分拆賬單」及改作「宣傳費用」等方法濫用公帑。之後傳媒大爆廉署高層向內地官員送禮、購入大批茅台酒款客，甚至以公幹為由進行私人旅遊。

很明顯，上述事件涉及前特首、前廉政專員（及其下屬）、前高官及擁有政治權勢的人，難免令公眾憂慮整個政治制度是否已走向腐敗。一些人恃着有權有勢，即使行賄、收受利益、以權謀私、濫用職權、行為失當，也可以逃過執法部門的追查。即使被傳媒或其他人士揭發涉及貪污，也可以透過政治途徑或者打個招呼去解決問題，毋須面對刑責。若非梁振英「意外」當上特首，相信至今市民亦不能認清個別高官的貪污嘴臉。

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主席施祖祥指出，由於2000年後入職的公務員不再享有長俸，擔心他們接近退休時會否為自己籌謀而以權謀私。施祖祥未免過份憂慮，這個說法對2000年後入職的公僕亦不公。那些有能力以權謀私的貪官，往往是年資長、享有長俸、對整個制度運作熟悉，懂得如何輸送利益的高官。這些人不滿足於千萬元長俸，要與富商巨賈平起平坐，一同進出馬場，識飲識食。若然廉署追查一下他們的財富是否與官職相稱，有否開設離岸公司，相信可以再揪出多幾個大貪官，這有助重建市民對廉署的信心。

林本利





除夕忌回娘家？莫让陋习添堵 2014-02-07 02:30:02  新京报 

　　聚赌成风、攀比式放鞭炮，这些春节里的陋习备受诟病。而在山西晋中，因“除夕不能回娘家”的陋俗，市民詹女士春节过得很“惨淡”，离婚的她不得不带着孩子在宾馆过除夕。

　　万家团圆之时，却不得不窝在宾馆，不能进娘家门，这想来都叫人心酸。而这，只源于“除夕不能回娘家”的习俗。沿袭风俗本无可厚非，前提是，这“俗”应是公序良俗，而不能是糅合堪舆迷信、情感损害的陋俗。就拿“除夕不能回娘家”来说，它显然已不合时宜：已出嫁的女儿会带走娘家“旺火”一说，本就荒唐；罔顾亲情涵养需求，将单亲妈妈挡在娘家门外，也不人道。

　　“除夕不能回娘家”看似无关紧要，可在“独生子女”“单亲妈妈”已重构社会家庭形态的现实中，其影响不可小觑：许多独生女不能“提前”回家，除夕跟父母相聚。而这，难免会制造年关时节的无妄分离，冲淡过年的温馨氛围，到头来，一家人围炉叙旧，共听新年钟声，也会成奢侈。

　　就此而言，“除夕不能回娘家”风俗当被摒弃。应看到，全国各地过年时，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风俗，有些裹着喜庆色彩，有的则有违现代文明，如聚赌炫富、“除夕不能回娘家”。在鲁迅小说《祝福》里，曾讲到当地年底兴“福礼”，祥林嫂因被嫌弃“不干不净”，被拒绝筹福礼摆香案。个中的歧视、禁锢意味，不言而喻。而当下的有些习俗，何尝不是如此？

　　因此，类似于“除夕不能回娘家”的陋俗，与其遵奉，不如用“移风易俗”的步伐碾为尘灰。而公众，也无需从恪守陋俗中去找寻年味，毕竟满溢在陋俗之上的，只有腐坏的馊味。

彭勇



“限下班前放人”：司法岂是橡皮泥 2014-02-07 02:30:02  新京报 

“限下班前放人”，暴露的是对司法独立的敬畏感缺失，是对司法、行政权界的模糊认知。

　　从检30年的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反贪局长张京宏，日前被聚焦。据新华社报道，他在办理一起涉及多个部委机要干部虚报邮费套取公款窝案的过程中，在某部委门卫不让进门的情况下，“冒充”朋友将涉案人员“骗”出大院，并采取强制措施。人刚被带走，该单位就打来电话：“从来没有人敢查我们的人，限你们下午下班前放人！”

　　尽管报道中并未“点名道姓”，可剽悍的威胁语，仍吊起许多网民的胃口：威胁者是谁？“限下班前放人”的底气又从何而来？……

　　反贪局长依法办案，侦查案情、收集证据，乃至将嫌疑人羁押，是其职责所系。对有关单位而言，内部人员涉案，理应配合办案才是。遗憾的是，张京宏在办案过程中，先是遇到“不让进”的梗，好不容易将嫌疑人“骗”出来，又遭其单位威胁。

　　从威胁语看，“限下班前放人”丝毫没有“法外求情”的避讳意味，而是命令式的。个中隐含的潜台词不难窥见：若胆敢不放人，抑或放人超过时限，后果自负。它抖露的，就是恃权凌人的傲慢。就此而言，究竟是谁威胁司法人员，其中是否存在权力庇护等，应被一查到底。

　　而更应看到的是，涉事部门无所忌惮地跟司法人员叫板，也投射出独立办案之难。按理说，公检法独立办案，受法律保护。可在“级别论”与利益裙带的干扰下，它很难得以保障。该案中，涉事部门敢“命令”反贪局放人，或许就跟其错位认知有关——尽管从职责划分上讲，二者是独立的，而非辖属关系，但在现实中，它们的地位却因权界差异而有了区别。也难怪，该单位人员会挟“级别”以威胁。

　　要消除以权压法的乱象，就必须将办案纳入到法治框架下。正如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及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也只有以法律为准绳，而非唯权力马首是瞻，司法正义才能贯穿于公共生活的每个角落，而不是匍匐在权钱脚下，说到底，司法本就不应是随人捏玩的橡皮泥。

仲鸣


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Kano Kit?

http://makezine.com/2014/02/05/whatever-happened-to-the-kano-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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