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概念，基於對「一般人」的信任。國家權力最終分散到千千萬萬的「一般人」手裏自由和平地行使，效果不一定理想，但不會太壞；而且，這種政治體制，設計和演化得宜的話，能夠產生出一些系統優勢，包括一種比較高度的自身糾正功能，以及由此而生的動態穩定。與這個政治論述平衡、同樣建基於對「一般人」的信任的經濟觀，就是自由的市場經濟觀。可以說，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是同一塊哲學銅板的兩面；這兩面的發展，不一定同步，但假以時日，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因此，如果希望市場能夠保持自由開放、充滿競爭力的話，必須關心民主政制的實現。反過來說，寄望人類民主前途的人，也不能不關心市場經濟的發展與問題。因此，筆者計劃在未來數周乃至數月裏，多探討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的關係裏的各種大問題。
近日有大陸學界政人提出以小圈子假民主「捍衞」香港的資本主義，令識者啼笑皆非。資本主義生命力強大，毛澤東花一輩子精力，以黨為工具革掉了幾千萬人的命，更不惜把他自己建立的社會主義經濟打得七零八落，為的僅僅就是要「割資本主義尾巴」；結果，尾巴搖了狗，垮掉的不是資本主義，而是他自己和那個「共產」黨。如此頑強的東西，哪裏需要「捍衞」？
資本主義毋須「捍衞」
資本主義能夠抵擋外來襲擊，不需要「捍衞」，那麼，又有沒有必要為之擔心出自其本身的各種問題呢？近年，扮演資本主義心肺功能的環球金融體系在美國出了大亂子，直令其經濟出現崩盤危機；值得擔心嗎？又幾乎同時，歐盟裏的一些成員國也遇到前所未有的國家財政收支嚴重失衡，威脅到整個歐盟的存在；問題的性質是什麼？如何解決？還有呢，十多年前開始，一些研究認為，一直號稱「機會之邦」的美國，最遲於九十年代中期起，便出現愈來愈嚴重的貧富懸殊，社會階層上行流動性因此大幅減弱，落後於西歐諸國；這是否代表美式自由資本主義合理性難以為繼，而必須效法西歐流行的社會民主主義，加強政府的權力和財富轉移角色，以保社會穩定呢？這些都是有趣而重要的問題。筆者今天選擇和大家探討上述最後一個問題：以美國為例看資本主義與社會階層流動性之間的關係。
判別一個國家或地區是否「機會之邦」，一個明顯線索（或者說是重要「表面證供」）就是移民。九十年代，不少港人（短暫）移民大陸，說明大陸當時的經濟機會激增。九七之後的幾年，不少之前移民西方的港人回流，說明香港當時依然是一個充滿經濟機會的城市。同樣，如果我們看看美國幾十年來接收移民的各種趨勢，當可從中看出美國作為「機會之邦」的一些變化。這方面的資料易取得、多而齊。總的來說，美國這個國家，對移民來說，近三十年來，是愈來愈吃香。
由七十年代開始，移民在美國總人口中的絕對數字和比例都不斷上升。1970年，移民總數差不多一千萬，佔全國人口4.7%。1990年，總數增至接近二千萬，佔全國人口8%。2010年，移民總數再增至四千萬，佔總人口的13%。絕對數字剛好每二十年增加一倍，這表示移民數目的年增量不斷提高【註1】。
再看看美國移民當中幾十年來的年齡分布變化：15-64歲即適齡工作者的百分比，1970、1990、2011各年的數字分別是61.7%、78.9%、82.7%。移民到美國的目的是工作，意圖愈來愈明顯【註2】。
再看看這些移民佔美國勞動人口的百分比：1970、1990、2010年的數字分別是5.3%、9.5%、16.5%。百分比的增加是快了不是慢了【註3】。
從這些移民數據，我們大概得不出「美國不再是機會之邦」的結論，除非我們假設移民非理性。然而，經濟學研究的結果大量顯示，移民一般非常理性，尤其是在資訊發達的今天。移居到一個新地方，成本通常很高，人們不會輕率行事（大陸媒體過去喜歡用「盲流」來描述農民工，其實農民工一點不盲，而是非常精明地追逐着工作機會和經濟利益）。
剛才說過，這些數據只能看作是「表面證供」，或者是用來與其他資料交叉印證而已。至於正式從美國整體社會數據裏頭量度出的社會階層上行流動性的學術研究，又怎麼說呢？過去五年，這方面的論文不少，研究結果不盡相同，其中以最近期、最有地位（按理最不會拿自己的學術聲譽開玩笑）的學者做的兩篇最有意思，筆者今天集中介紹【註4】：
一、〈美國還是機會之邦嗎？近期代際階層流動趨勢〉（這篇論文的五位作者當中，兩位是哈佛大學經濟系的教授，另外兩位是加大巴克萊經濟系的教授；還有一位是美國聯邦政府財政部稅務分析辦公室的財務經濟師、加大聖地牙哥的博士，大概專門負責從複雜的稅務資料提取和處理代際收入數據。）
二、〈機會之邦在哪裏？美國代際階層流動的地理學〉（此文的四位作者就是前面那篇文章作者中的頭四位。）
第一篇文章用的數據，時間跨度比較大，收集了1971-1993年之間的每一年齡股（age cohort）所有成員的完整個人收入官方數據。 1993年出生的最後那個年齡股的嬰孩，於2008年達到15歲合法工作年齡，故其中進入就業市場的成員的最長就業時間達五年（至2012年），收入數據足以支持有關的統計計算。利用聯邦稅務資料，拿這些人的收入與他們的父母的收入做相關性研究，便可得出有用訊息，幫助了解階層流動的變化趨勢。15歲以後不直接進入就業市場的成員，以他們進大學的比率作為向上流動機會的替代量度。第二篇文章用的數據，時間跨度比較小，按「通勤區域」把統計對象作地區分組則非常仔細，能夠確定美國哪些地方的代際階層流動比較旺盛；知道地區差別之後，利用其他數據和統計方法，便可找出引致這些差別的原因。
代際階層流動性
一般而言，愈新發表的研究，原始數據愈齊全，數據加工得愈好，否則發表了也不會引起其他研究者注意，除非有傑出的理論貢獻。
如常，社會科學的最難處，在於如何理解對同一現象的不同尺度。量度代際階層流動性有多種常用方法，分絕對和相對量度兩大類。每類當中，有用五分位數、十分位數、百分位數作為收入的分組單位；有以父母處最低收入分位數的子女能夠進入最高收入分位數的平均機會率量度代際階層流動性，也有用父母處最低收入分位的子女能夠進入較高絕對收入（如年收入至少10萬美元）的平均機會率來量度，等等。上述兩篇論文的研究者用好幾種方法量度同一概念，以便其他研究者各取所需。筆者在下面綜合這兩個研究的主要結論：
一、若以最低收入分位數裏的兒童能夠於長大後（29至30歲）進入最高收入分位數的機會率變化量度，則美國社會四十年來的代際階層流動性沒有變化，非常穩定；而且，這種穩定性分別在全美九個人口調查分區的資料裏都表現得很清楚（這種量度稱為rank-rank measure，是一種常用的相對量度）。
二、若從最低收入五分位數裏的兒童能夠於長大後進入絕對收入高於每年10萬美元高收入群體的機會率看，則美國社會四十年來的代際階層流動性是提高了（這是一種絕對量度。各年收入以2012年的美元為統一單位）。
三、若以父母收入各分位數裏的兒童進大學的機會變化來量度，則美國四十年來的代際階層流動性是在穩定中輕微提高了。若再仔細看所進的大學的質素，得出的結論也一樣（這也是一種絕對量度）。
四、四十年來，以金尼係數或同類方法量度美國收入分布，懸殊的確明顯擴大了；不過，這個擴大，主要是「最富的1%」收入激增引致的，對階層流動的影響微乎其微，因為影響階層流動的最重要因素是「其餘99%」即廣義中產內部的金尼係數上升──後者對相對階層流動的邊際影響比前者大二十五倍！（這個結果非常重要，但在傳媒的非專業報道裏，「最富的1%」之說往往搶盡風頭，蓋過一切更重要的分析。）
五、收入分布更懸殊，不表示階層之間的上行流動更困難，因為影響兩者的機制是不同的。要理解此點，可以這樣形象地看：收入分布是一道階梯，每一個「父母收入分位數」就像一個階，貧富懸殊擴大了，就好比階與階之間的距離增加了；不過，美國的狀況是，由於有其他因素幫助，四十年來，每一代的兒童在階梯上往上爬的困難並沒有增加。
六、美國的階層流動問題在於地域差異；有些地方的上行流動很活躍，但在另一些地方，卻比一些第三世界還差。頗意外的發現是，金融業集中的地區如紐約、波士頓等地，階層流動性並不低；而以造就「忽然巨富」著稱的高科技地區如加州灣區、西雅圖、德州奧斯丁，階層上行流動性反而最高。階層流動最弱的地區，集中在東南部有奴隸制傳統、種族隔離至今最嚴重、經濟發展最落後的各州（美國的奴隸制不是其資本主義傳統的一部分；事實上，美國的歷史學家特別是馬克思主義者都認為，打垮南方奴隸制的是北方的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
人際關係網絡大增
此前，關於美國近年代際階層流動性減弱的研究，最先出現在OECD的一些內部刊物裏，傳媒發現了，便廣為報道，成為一般人的印象。後來比較堅實的研究結果，並不支持原先的說法。有趣的是，這種反覆討論，不只是在經濟學界出現。社會學家、「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理論的提出者Robert Putnam，於1995年發表一篇引起廣泛爭議的論文〈Bowling Alone：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認為美國社會人際關係日漸疏離，社會資本不斷腐蝕，是導致貧富懸殊的一個重要原因；五年之後，他出版了一本幾乎同名的書，加強了先前的悲觀論點。不過，他的看法很快遭到學術界新世代批評，認為他忽略了大量新出現的人際關係網絡──如近年多得不可勝數的自助和互助群體、FB和LinkedIn等龐大的網上溝通工具和網上群體等。這些群體的出現，大大增加了美國社會裏的「連接性社會資本」，因而可增加階層流動性【註5】。
上面介紹的兩個經濟學研究，直接否定了美國近年代際階層流動性減弱的結論，而另外提出了一些有用的觀點。不能否定的是，美國的貧富懸殊按不同方法量度都增加了。不過，如果只是「最上面的1%」的財富暴增，而最能影響代際階層流動的中產收入或財富懸殊程度無大變，則除了一些人看到Zuckerberg、Sandberg等「忽然巨富」便眼紅之外，又有什麼大礙呢？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見http://www.migrationinformation.org/globaldata/charts/final.fb.shtml；圖表不太準確，按下載鍵查看數據表好一些。
註2：見http://www.migrationinformation.org/datahub/charts/age.shtml。
註3：見http://www.migrationinformation.org/datahub/charts/laborforce.2.shtml。
註4：分別是Is The US Still A Land Of Opportunity? Recent Trend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http://www.nber.org/papers/w19844.pdf；Where Is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The Geography of US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http://www.nber.org/papers/w19843.pdf。
註5：例如http://www.sudlerehealth.com/downloads/Bowling_Alone_Healing_Together.pdf，和http://repository.upenn.edu/cgi/viewcont
美退出量寬 內地金融隨時爆 - 易憲容 香港經濟日報 2014年02月06日
隨着美國QE（Quantitative easing，量化寬鬆）逐漸退出，持續了5年的廉價資本盛宴結束，國際市場大宗商品的繁榮也將告終。
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增長動力也由此而減弱，國際投資者對新興市場也將失去信心。
房價物價飈升 信用過度擴張
這就是近月來全球新興市場股價和滙價突然快速下跌，國際市場哀鴻遍野的原因所在。如1月23日，不少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出現了5年來最為嚴重拋售潮，其中阿根廷披索暴跌13%，是12年來最大跌幅；同時土耳其里拉、俄羅斯盧布、巴西雷阿爾、印度盧比、印尼盾、韓元等都也跌到各自新低。
面對國際資金突然撤出，和突然而來的經濟局勢逆轉，不少新興國家紛紛加息來應對，但要扭轉局面並非易事，這些國家的名義利率上升，並沒有改變實質利率依然偏低的局勢，導致國際投資者對新興市場未來經濟不看好，國際市場資金流向的逆轉很難改變。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後，歐美國家推出了一輪又一輪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使龐大的資金從歐美發達市場流向新興市場（5年內達600億美元），不僅拉動當地消費需求，造就了經濟繁榮，也導致各種資產價格暴漲及物價全面上升。
中國作為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盡管最近的新興市場走資潮好像對中國波及不大，人民幣仍然堅挺，國內股市震盪也與外部市場因素關聯性不是太大，特別是中國有資本帳沒有完全開放這道防火牆，更是能夠把美國QE退出的風險阻止在國外。但實際上，國內市場對此太樂觀。
近十年來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與這些新興國家沒有多少不同，基本上也是以貨幣升值、資產價格（特別是房地產）全面上漲、物價水平全面飈升為主導，而中國資產價格上漲與其他新興市場相比，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從2005年人民幣滙率制度改革以來，人民幣兌換美元的滙率升值達36%以上了，導致大量外國資金湧入中國市場，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之後，外滙佔款增長超過2萬億美元以上。
大量外資流入，造就中國經濟的短期快速增長，也加速了國內信用的過度擴張及嚴重推高國內房地產價格，也讓國內物價水平全面上升（只要看看北京房租上漲幅度，由十年前的1,000元（人民幣．下同）上漲到5,000元可見一斑）。因此，中國金融市場同樣存在巨大的金融風險。
房企外債巨 樓泡爆恐已不遠
面對這些風險，無論是索羅斯（George Soros），還是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席勒（Robert J. Shiller）都在2014年1月初警告，當前中國金融市場之現狀，與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的美國沒有甚麼不同，比如影子銀行之風險。
如按政府的測算與統計，中國影子銀行及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的風險都是可控的。但實際上國內銀行理財產品2004年的規模只有500億元，2012年增加19多萬億元，8年上漲380倍，這類資金不僅巨大，且都以高息的代價，流入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及房地產市場。但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資金卻紛紛流入沒有效率、或根本還不起債的項目，且都是以房價持續上漲為前提，只要房價少許下跌，地方政府違約風險及影子銀行問題，都可能爆發出來。
至於中國房地產泡沫，究竟會在何時破滅？
從溫州房地產泡沫事件來看，中國房地產泡沫破滅已經不遠了！特別是隨着美元的升值，借有大量美元外債的國內房地產企業（到2014年底估計達到1萬億美元，其利率都在8厘以上），可能面臨着資金鏈斷裂的風險。這也許是壓垮國內房地產這個巨大泡沫最後一根稻草！
問題是政府職能部門仍以僥倖的心理，以為這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房地產泡沫，可以在增加住房供給下逐漸地消化，以為這樣既可保持經濟增長，也可減少對經濟增長衝擊，但實際上這是一廂情願。
還有，人民幣的堅挺能夠持續多久？當前人民幣升值的問題很大程度上與政府干預有關，因為，面對正在下行的經濟，維持人民幣穩定或稍微升值，是保持市場對中國經濟信心的最為重要因素，這點中國政府應該十分清楚。
實際上人民幣沒有當前這種持續升值的條件。如果人民幣堅挺不能夠持續或人民幣貶值，那麼早幾年進入中國資金外逃不可避免。這同樣是引爆國內房地產泡沫導火綫。
政策維穩為先 低估當前風險
再就是政府職能部門對當前中國金融風險，是否有足夠與正確認識？對此市場十分質疑。中國政府官員多是政治家，他們觀察問題角度政治性多於經濟性或專業性，其政策維穩多於改革，掩飾問題多於暴露問題。這就必然使得政府部門很少對以往政策效果進行反思，並低估當前風險的嚴重性，甚至存在政策誤判的嚴重風險，如是者，任何突發事件，都可能成為引發國內金融危機的導火綫。
可見，隨美國QE的退出，新興市場持續震盪不可避免。在同樣條件、同樣性質成長起來的中國經濟，任何黑天鵝事件，都可能是引爆中國金融市場危機的導火綫。中國政府對此決不可掉以輕心。
餐桌記錄了民運路上的滄桑 - 蔡子強 明報 2014年02月06日
新春時節，且祥和一點，暫停針砭時政，說些溫馨一點的話題。
之前連續寫了兩篇有關曼德拉的嚴肅政治評論，介紹了他的自傳以及一本有關其領導風格的書，今天，適逢有關其生平的電影《曼德拉——自由之路》（Mandela: Long Walk to Freedom）在香港上映，且轉轉調子，介紹另一本有關其飲食故事和生平的書。
記錄了時代變遷軌的飲食書
飲食作家不一定要教大家如何「食得招積，吃得超值」，他也可以透過食物和文字，來反映一個年代的變遷和軌，今次介紹Anna Trapido 所著的《Hunger for Freedom: the Story of Food in the Life of Nelson Mandela》），便是其中一本表表者。
對於曼德拉這樣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人權鬥士、政壇風雲人物，一生為了民主人權、社會不公、種族隔離而抗爭不懈，不替他這些崢嶸歲月著書立說，反而關心他究竟吃些什麼，難免給人印象有點「諸事八卦」，但正如作者所說：「世上已有很多寫得很好的曼德拉傳記，但它們差不多全部由男性所寫，而且都是直截了當的政治傳記，它們忽略了個人及感性的一面。」她又說：「透過看看人們吃些什麼和如何烹調，將展示到一個地方的社會、經濟和情感真象，因此，何不看看那些改寫世界歷史的飲食點滴﹖」
抗爭從餐桌開始
曼德拉的政治和抗爭，是從餐桌開始的。話說，長大後，他從鄉郊走到城市生活，並考入大學 Fort Hare University。1939年，該校的辯論隊到另一間大學 University of Rhodes 作賽，就是這次難得見見世面的機會，讓曼德拉及其同學知道，他們母校飯堂裏的食物原來是多麼的難吃﹗為何一間白人大學的學生可以吃得那麼好，而他們這間黑人大學的學生卻要吃得這麼差﹖ 他就以此為政綱，打出爭取改善學生伙食這張牌，成功當選學生代表，後來更發動了一場杯葛運動，但也為此被驅逐出校（19-20頁）。
後來，因緣際遇，1941年，曼德拉進入一間律師行工作，生活得以改善，更在那裏勤工儉學，取得法律學位。但也是在這裏，發生了一場「茶杯風波」，讓他再次體驗種族隔離的不公。話說上班第一天，他和另一位黑人同事被公司秘書告知，為他們買了新的茶杯，請他們以後拿這些新茶杯喝茶，其實言下之意，就是他們兩個黑人不要與公司裏的白人同事共用茶杯，這無疑是一種另類的種族隔離，他的黑人同伴忍不住發作，但曼德拉卻選擇忍氣吞聲，說自己並不口渴，息事寧人。往後，曼德拉上班時便帶了自己的茶杯來喝茶，以此了事（24-25頁）。
種族隔離下的飲食故事
但也是在這裏，曼德拉認識了他的第一位白人朋友，並也在吃飯時用獨特的方式建立了友誼。話說，這位白人朋友叫 Nat Bregman，午餐時他愛帶麵包，在辦公室簡單解決。有一次他叫曼德拉抓麵包的一端，跟他往兩邊扯，麵包應聲分作兩半，之後兩人便分享了麵包。這位白人朋友用這個獨突的方式來表達他對種族歧視的反感和抵制，當他們邊嚼麵包時，Nat說：「我們剛剛所做的，實踐了共產黨人分享彼此所有的哲學和理想。」（26頁）
步入盛年的曼德拉，與拍檔如 Oliver Tambo 等，以他們的法律專業和知識，來幫助那些受欺壓的人，捍衛其權益，並為此終日四出奔波，風塵僕僕，食無定所，再加上當時南非很少餐廳會向黑人開放，所以，他們另一個拍檔、白人George Bizos 回憶說，他們往往會光顧外賣，以報紙盛的炸魚薯條作為午餐，並屈身在他們的私家車內開餐，因為，在當時種族隔離的南非，他們連在公園的長上一起吃三明治也是不容許的（64-68頁）。為何當時打包外賣的是炸魚薯條，而不是我們今天吃慣的漢堡包﹖大家要記得南非是英國的前殖民地，英國的飲食習慣，定有植根於當地。
人生路上的咖喱雞
有趣的是，曼德拉的一生似乎都和咖喱雞結下不解之緣，在他人生的不同階段，高潮和低潮，都在餐桌上出現了咖喱雞。首先，他首次約會其第二任太太 Winnie，便是吃咖喱雞，雖然 Winnie 對這種異國食物並不欣賞，吃得叫苦連天，甚至涕淚交橫，但曼德拉卻竟然即場求婚，讓她啼笑皆非。
1956年，曼德拉和他很多爭取結束南非種族隔離的戰友同時被捕，並被控以叛國罪，展開漫長的審訊，曼德拉開始踏入人生中最灰暗的歲月，在這時，少數讓人告慰的事物，其中之一，就是戰友們的太太，抖擻精神，一起合作，為他們這些官非纏身的人，烹調伙食，好讓他們能夠苦中作樂，得到一點鼓勵和安慰。其中一位烹飪之星，就是 Thayanayagee Pillay，她的廚藝特別出色，而且性格堅強，就算這段審訊期間，丈夫不幸逝世，她也只是休息了3天，便收拾心情，恢復為大家烹飪。那時，早餐通常是三明治，咖啡或茶，午餐就是愛心熱鍋，而 Thayanayagee 的拿手好菜，正正就是咖喱雞﹗
後來曼德拉被判有罪，從1962年起，被囚於羅本島（Robben Island），開始了他長達27年的牢獄生涯。這裏的伙食，又再次帶出黑人遭到歧視的問題。
獄中的伙食
雖然因為種族隔離，白人是不會囚在羅本島的監獄裏，但卻不代表種族歧視在這裏並不存在。例如，黑人吃的是F餐單，當中沒有麵包可吃，早餐只有一碗粟米粥，一茶匙糖，以及一杯沒有奶的咖啡，但其他有色人種（如印度人）吃的卻是D餐單，當中可以有兩茶匙糖。到了晚餐，黑人吃的F餐單仍是粟米粥，再加上一碗淡如開水的清湯，但其他有色人種吃的D餐單，卻可以吃上麵包和植物牛油。一個星期有4天，F餐單可以吃到60克的肉，但D餐單卻是110克。種族歧視和隔離，就是這樣在監獄裏的飲食上，一樣陰霾不散。當黑人為此投訴時，卻被獄監奚落，說你們在獄中已經吃得好過家裏，還有什麼好投訴﹗（97-98頁）
更何，前述只是名義上的菜單，現實情往往要較此糟糕得多，不單食物因貪污舞弊而被扣減，而且質素極為惡劣。為了接濟曼德拉，照顧他的健康，他的戰友兼代表律師 Dullah Omar其太太 Farida，便常常託丈夫在探監時偷偷帶去食物，雖然這些「走私」最初統統失敗，但終於有一次成功突破封鎖，那是1979年，曼德拉感動的說，這是他15年來見到的第一根香蕉（105頁）﹗到了後來，1980年代，曼德拉被轉至 Pollsmor 囚禁，監視漸告鬆懈，Dullah 甚至偷運太太 Farida 所做的餡角（samoosas）、薄餅（rotis），甚至拿手好菜咖喱雞進入獄中，接濟曼德拉及其他獄中戰友（141頁）。你沒有看錯，是咖喱雞。
人生的高、低潮都與咖喱雞結緣
1990年2月11日，曼德拉終於獲釋，南非大主教杜圖，立即請他到家中作客慶祝，但因為事出有點突然，主教的助手 Lavinia Crawford-Browne在想，應該在這歷史一刻，為這位民族英雄煮些什麼菜呢﹖她完全沒有概念曼德拉喜歡吃些什麼不喜歡吃些什麼，而主教家中的傭人 Lillian Ngoboza 亦不知所措，指望她作出決定，結果，她認為最安全的做法，就是煮雞（筆者按：畢竟把雞視為飲食禁忌的人比較少），且，可能會有大量賓客湧至，又碰上那已經是星期日的黃昏，絕大多數店舖已經關門，雪藏雞塊是最容易在 7-Eleven大批買到的食材。Lillian在這萬眾歡騰的一刻被委以重責，她要煮出一些好吃的菜式，不讓大家失望，結果，她決定做咖喱雞，因為那是杜圖夫人喜愛的菜式，並親自教過她如何烹調，而她一直把夫人視作母親，在這亂成一團的一刻，她認為煮咖喱雞會讓自己感覺到夫人就在身邊，與她並肩作戰，並安撫她那如鹿撞的心情。結果，晚餐就是咖喱雞、酸奶和酸辣醬伴青菜沙律，以及飯，甜品是杜圖大主教最喜歡的蘭姆酒葡萄乾雪糕（rum and raisin ice-cream）（165-166頁）。看，陰差陽錯，又一次是咖喱雞﹗
就是這樣，曼德拉的一生似乎都和咖喱雞結下不解之緣，高潮和低潮，都在餐桌上出現了咖喱雞，成了一段美談。
最後，在這裏順帶向讀者誠意推介剛上映的《曼德拉——自由之路》一片，它比較完整和忠於史實地介紹了曼德拉的一生，更通過這位偉人的生平，教曉了我們什麼是勇氣、堅毅、愛和包容。
蔡子強
習近平啟動中國文明大躍退 - 林和立 信報 2014年02月06日
2014是中港矛盾年。北大人與港人圍繞特區政改與選舉議題的惡鬥表面上似乎源於法律條文的不同演繹，亦有學者認為這牽涉中港缺乏互信或「誰是老闆」之爭。但大陸與香港抗爭的深層次癥結其實是美國著名政治學者亨廷頓提出的「文明的衝突」。中共素來不接受普世價值，去年習近平政權更發放《九號檔》，禁止大學老師與傳媒談論普選、司法獨立、言論自由等文明指標。但除了為一己私利而投靠老共的賣港分子外，港人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便開始義無反悔地捍衛普世價值式文明。
當然，沒有一個北京幹部會公開承認中國文明在中共執政65年來一直每下愈況。上周《新華社》一連發表兩篇共三千多字的特稿，列舉中央過去多項如CEPA、自由行、人民幣離岸業務等挺港措施。其中一篇宏文更吹噓假如沒有大陸的幫助，香港肯定不能維持其國際金融與大都會地位云云。無他，中共從高幹到在「黨的喉舌」工作的記者都以為標誌著「中國夢」的富國強兵、財大氣粗與「愛國更愛黨」等價值便等同於「有中國特色的最先進文化」。
中共在進入以習總為准核心的第五代領導層後，中港「文明大衝突」有惡化的跡象。主要原因是毛澤東大粉絲習總啟動了鬼哭狼嚎的文明大躍退！ 這從兩方面表露無遺。第一，小習跟老毛一樣敵視外來文化，鼓吹國人在高喊「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同時，一定要霸佔思想與輿論陣地，不讓宣傳「和平演變」與「顏色革命」的糖衣彈藥有機可乘。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的中國表面上在經貿、科技、旅遊等方面十分國際化，但中共鉗制國人腦袋與排外的主旋律跟千年前唐宋封建皇朝對來自「化外蠻夷」的宗教與知識的包容成強烈對比。
中國無論是國力與文化都在唐代（618-907 )大放異彩。最主要原因是主流社會虛心接受外來宗教（包括佛教、穆斯林、猶太教等）與五湖四海的文化。古都長安曾是多彩多姿的國際都會。來自亞洲、中東等地的才俊不但在中國經商與講學；他們更可以參加類似公務員考試的評核，及格的可以當官！宋朝（960-1279）雖然富強程度難與貞觀之治相比，但正如史學家蕭建生所言，宋朝代表「古代中國文明的頂峰」,因為它有一個「自由開放和積極健康的多元化社會」。光在沿海貿易樞紐泉州便有幾十萬亞洲與歐洲的商人與跨國文化傳播者聚居。
第二，習總復辟了老毛最封建、最極權的「黨性」等於「人民性」或人性的歪論。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發表了好幾篇重要論述，指出共產黨人一定要具備純潔的黨性。毛指出：「有許多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並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這種思想上沒有入黨的人，頭腦裏還裝著許多剝削階級的髒東西，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無產階級思想，什麼是共產主義，什麼是黨」。毛的意思是共產黨人除了黨性之外，不應該有其他屬性：黨性是最高的人民性；而負責組織與宣傳工作的幹部一定要把人民腦袋中的「髒東西」清除，以達至「老百姓的腦袋與心中只有黨」的准烏托邦境界。更離譜的是，老毛強調所有學科與知識都有「階級性」，而新中國的學校與媒體只可以宣揚符合中共黨性的學問與資訊。
習總在去年8月19號一篇有關意識形態與宣傳的演講把老毛那極端封建的「黨膜拜主義」發揚光大。小習強調「黨性和人民性從來都是一致的、統一的...堅持黨性就是堅持人民性，堅持人民性就是堅持黨性」。中共更有御用學者聲稱什麼「黨性是人性的優化、昇華和結晶」,使人懷疑中共是不是要搞個「新長征」,回到延安窯洞去重溫那「純而又純」的馬列毛「黨粹」。另一方面，擁有清華大學法學博士的小習繼承毛的邏輯與法統，把所有知識分為「紅」,「黑」與「灰」三類。習總指示黨棍要儘量捍衛「紅色文化陣地」，以統戰與其他手段染紅「灰色文化地帶」，並毫不手軟地摧毀充溢著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黑色文化」。
小習上臺後的一系列大動作已經表明，中國文明將繼續沉淪與尋底！嗚呼！用血汗與生命來捍衛香港核心價值，亦即包括真普選、言論自由等普世價值的中年學者與八、九十後的良知青少年面對的是孔武有力但冥頑不靈的二十一世紀酷愛法國紅酒與勞力士金表的老八路！這是何等不對稱的戰爭。但真的愛港分子不必氣餒。蔽塞的一言堂鬥不過萬千世界，讀過《聖經》的人都知道，真理始終站在文明勇士大衛而非盲毛歌利亞的一邊。
偉大的午餐 -古德明 蘋果日報 2014年02月06日
去年底，國家主席習近平微服到北京慶豐包子舖吃午餐，受到國內傳媒熱捧。
去年底，習近平往北京慶豐包子舖，排隊買了個午餐，端着托盤，走到客座間，和其他顧客同桌進食，轟動了新中國。
首先，包子舖老闆把習近平臨幸的桌椅珍藏起來，注明「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十二點二十分，習總書記用過」，並在店內劃地為記，標出習近平坐過的地方。五歲男童袁寶，在包子舖和習近平合照，頓時成為一位小明星。深圳戲子馬仕健寫了一首《平易近人》，歌頌「偉大的總書記敬愛的習主席，華夏兒女跟隨你攜手向前進」，獲新華社、人民網等推許為「時代最強音」、「唱響新時代」。廣州優伶吳頌也寫了一首《包子舖》，謳歌「他身材魁梧氣宇軒昂，點了一份套餐，才二十一塊錢，有豬肉大葱包子，還有芥菜和炒肝兒」，什麼陳思思、龔琳娜等俳優都爭相歌唱。
清朝道光皇帝吃豬肝，可沒有那麼風光。這個皇帝「最崇儉德」，曾說：「朕不以口腹之故，妄費一錢。」有一天，他和武英殿大學士曹振鏞閑談，曹振鏞說：「前門外福興飯莊裏，有一樣豆腐燒豬肝的葷菜，味兒十分可口，價錢也十分便宜，每碗只須大錢四十文。」道光大喜，傳旨內膳房：「從明天起，旁的東西都不用，每上膳，只須一碗豆腐燒豬肝。」內膳房難有油水可揩，興起漢朝東方朔「臣朔飢欲死」之歎，抱怨不已（《清稗類鈔‧飲食類》、《清宮十三朝演義》第五十五回）。道光平居節儉，絕對不是一時造作；習近平卻是吃慣「特供」的，所以吃一次平民午餐，就全國轟動。他上包子舖的頌歌，和道光皇帝內膳房的怨聲，交響成趣，清楚說明了什麼叫做偽，什麼叫做真。
舊中國君主微行，和習近平也有點分別。唐朝宣宗皇帝有一次微行到新豐柳陌，見一小民抱膝歎息，上前詢問，那人回答：「我邛（今四川邛崍縣）人，觀光至此，此甚快樂。有巢南（回鄉）之想，又為橐裝所迫（卻缺乏盤川）。」宣宗着他明早再到陌上相候，回到宮中，就傳旨出鎮西川的崔慎由，託他順道送那人回鄉。這只是宣宗微行急人所急的一個小故事（《南部新書》丙卷）。
習近平微行，卻完全看不見生民疾苦。今年一月三日，北京三十多個冤民告狀無門，冒着零下五度嚴寒，到慶豐包子舖門外鳴冤，引不起習近平注意，只招來包子舖主管一頓詈罵；一月中旬，河北永年縣官員強迫四百戶村民賤賣農地，不賣就把他們的兒女逐出學校，習近平依然沒有看到；一月二十九日，山東曲阜民權運動者薛明凱的父親遭檢察院人員活活打死，習近平更加視若無睹。他微行只是要百姓看他吃包子吃豬肝。
據說，他這樣一吃，就「寒冬裏溫暖了老百姓的心田」。這頓午餐真偉大。
古德明
中港誰靠誰 - 林鴻達 蘋果日報 2014年02月06日
作為國際自由貿易港，香港市場上有來自世界各國的生鮮蔬果。資料圖片
年初一新華社發佈兩篇文章，分別題為〈香港人的一天：內地元素已嵌入生活肌理〉及〈為「東方之珠」增光添彩〉，均述說香港凡事靠「內地」才得以維持繁榮穩定，甚至必須依賴中央政府恩賜才能生存。兩篇文章的「論點」，可歸納為生活和生存、經濟和社會發展兩個範疇，均在「宣示香港一切都在中共控制手上」。
不過，港人該從香港的自主性及社會結構，認清這些「控制」完全是假象。例如糧食，香港的稻米主要來自泰國、澳洲，以至台灣及日本。蔬菜方面，的確有大量從中國出口至香港，但街市還有不少菜檔售賣着「新界菜」，或是夏天有從泰國運來的蕹菜，甚至有超市售賣有歐美入口的蔬菜。水果也是不少來自東南亞、台灣。至於肉食，近期H7N9事件就反映住香港能對雞肉自給自足。新界仍有養豬場供應新鮮豬肉，或是越南是主要冷藏豬肉的供應來源。海產更是每天有本港漁民出海撈捕，以及從馬來西亞、印尼、越南等地空運來港；東江水的問題，只要海水化淡廠上馬即可迎刃而解！
至於「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論點，只要思考得深入一點，就會發現一切的「恩賜」都是毒害香港的所為。例如全城沸騰的「自由行」問題，禍害之深已毋須多談；中國學生來港就讀大學，危害本港學生的升學以至就業前途；CEPA的所謂經濟機遇，就使香港的資金和人才向中國流走。同時，中國的資金大舉流入香港加劇通脹，劣質的經營手法影響香港的商譽。再加上以「中國的全球城市」取代九七前的香港「國際都會」的定位，都是在貶低香港的價值，引證「祖國」對香港的重要性。
反過來，香港沒有貢獻過「祖國」嗎？大家還記得1979年改革開放不久，港人帶米帶油，夏天還要穿上十多件衣服到大陸接濟親友？1980年代中葉，「香港買單、國內提貨」為大陸親友購買電器也為數不少。大量香港廠商在珠三角設廠投資，促成了經濟發展、提高中國勞動人口的收入，為達成鄧小平的「發展至小康」目標提供動力；也同時使中國的工業發展奠下基石（縱使今天仍然落後於國際水平）。這些香港給予中國的支持，中共政權以至民間可有存感恩之心，甚至記得嗎？
再說，近年港中矛盾起因的事情，例如雙非孕婦問題，其實是予中國民眾「化解」一孩政策的枷鎖；限奶令背後的搶購奶粉，以至其他日用品、食品，就是在緩解中共龐大貪腐之下的偽、冒、毒、劣品充斥形成的社會問題，甚至是政治危機；甚至是 CEPA 給中共貪官窩藏黑錢之說也不為過。從這些來看，「要不是香港中共早就完蛋」才是事實之全部！
以上種種，都證明新華社這兩篇文章都狗屁不通，但中共為何還要提出這些謬論？要留意，這些文章是在中國作第一發佈，即是以中國民眾為第一目標讀者。因此，文章的目的，可說是要加重中國人對香港人的仇恨觀感，助長大陸人繼續用「要不是中央政府你香港完蛋」、「你們吃的喝的是祖國給的」來批鬥香港的氣燄。即是將中港民間的矛盾升溫，甚至是激化港人與中國人爆發衝突的可能。這才是文章的凶險所在！
面對這個危險性，誠如年初五黃世澤的文章中「沒有任何權利和自由是上天掉下來」，港人要明確地擺出一副比中共更強硬的姿態。因為中共歷史充斥着「吃硬不吃軟，越硬越有機」的情況──海參崴、伯力等地就是中共不夠蘇聯強硬而要割讓；反國教、HKTV事件也是因為港人的強硬而中共要「跪低」，所以港人要堅定立場捍衞自身的權益。
林鴻達
廣東話是否香港法定語言？ - 梁衍華 蘋果日報 2014年02月06日
香港立法會的辯論大部份時候是使用廣東話或英文。資料圖片
1974年，香港通過《法定語文條例》（香港法律第5章），訂明中文和英文是香港的法定語文。該條例亦設立雙語法例諮詢委員會以執行與使用兩種法定語文頒佈法例事宜相關的職能。
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前，前總督會同行政局在向雙語法例諮詢委員會進行諮詢後宣佈有關的中文文本為真確本，並獲前立法局批准，直至現時仍有效。
假如「語文」一詞是指「語言及文字」，而「雙語法例諮詢委員會」又不是「兩文三語法例諮詢委員會」，中文真確本又是以正體漢字寫成，則語言顯然是指英語及廣東話，文字就是英文及正體漢字。
廣東話為法定語言是有案例及司法機構支持的。在Re. Cheng Kai Nam Gary（HCAL3568/2001）一案中，高等法院法官夏正文（Hartmann J）在判詞第3段指：「假設中文在香港而言是指大多數人所使用的語文，即廣東話，而不是指可歸類和稱之為中文的其他語文及/或方言，那就是說為法庭所容許的兩種法定語文的口講形式是英文和廣東話。」按夏正文法官的說法，似乎在香港非廣東話才算作方言！
另一方面，司法機構政務處於2002年11月向立法會提交的《在法院程序上的法定語文使用問題》文件第17段亦指出：「我們認為中文作為法定語文，在口講的形式來說，通常是指廣東話，但也包括普通話在內。」（立法會CB（2）415/02-03（01）號文件）。然而，若果普通話是包括在口講形式的中文法定語文內，則上海話、客家話、潮州話等口講形式的中文難道又是香港的法定語言？筆者相信香港不是用普通話辯論通過《法定語文條例》吧？
在法庭審訊中，可以用任何語文向法庭陳詞或作供，例如普通話、印度語、旁遮普語、尼泊爾語、印尼語、越南語等，但不等於這些語言就是法定語文。若果法官、律師或證人以廣東話發言、陳詞或作供，法庭謄本則是以粵語逐字作書面紀錄的。
立法會訂立法例的辯論也是用廣東話，廣東話更可以作立法會書面紀綠，亦可對法庭詮釋字義有影響。
在普通法下，當法庭審理案件而要詮釋某些字詞以釐清含義時，則可能會參考立法機構訂立法例時的會議辯論紀錄中有關官員或議員的發言，而法庭對字詞的法律詮釋可能成為案例並具約束力。這種情況不常見但亦會發生。
在2009年1月15日行政長官答問會上，前行政長官曾蔭權所說的「鬥噏」；而2008年06月19日，前政務司長唐英年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以「吊吊揈」形容被查封酒店的執達吏所趕走的旅客（立法會CB（2）2470/07-08號文件）。雖然以上兩個事例並不涉訂立法例過程，但兩者均以粵語原文紀錄在立法會會議正式紀錄上。
若果香港的立法會議員要捍衞廣東話在香港的地位，今後或許應該要求立法會作出準確的廣東話逐字紀錄。香港立法會的辯論大部份時候是使用英語或廣東話辯論，而筆者卻未聽聞過推行「普教中」的教育局官員在立法會使用普通話辯論。
由此可見，廣東話又怎會是非法定語文的方言呢？
梁衍華
無硝煙的攻伐 - 范克 蘋果日報 2014年02月06日
日前，教育局網站文章指廣東話「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被網民炮轟，經傳媒報道後馬上跳出來撲火歉意。但道歉不代表事件完結，網上就不斷流傳納粹元首希特拉的一句名言：要消滅一個民族，首先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先消滅承載它的語言；要消滅這種語言，首先先從他們的學校裏下手。由教育局開先例，為香港粵語作出定義，難免令人聯想起「推普廢粵」會從學校着手，兩文三語終成兩文兩語。
為甚麼中國的法定語言會是普通話，其他存在於中國的語言，例如吳語、粵語會變成方言？網民的擔憂，亦脗合語言學家 Max Weinreich 的看法：語言就是擁有軍隊和海軍的方言。伴隨普通話的正是強大的政治和軍事力量，或者說普通話本身就同一支軍隊一樣。如果推普在香港進行，一場無硝煙的攻伐不免會發生。
語言的存在，除了用作溝通和書寫外，更會影響人的思考和理解方式。一種語言的興衰代表一個民族的興衰，語言的存亡代表民族的存亡。深明此道的統治者為了要令人臣服於政權，控制人民的語言就控制他們的思考，控制思考就可以消滅文化和歷史，令失去根的人無法對政權作出反抗。
普通話和簡體字成為現今中國的主流，不只令大部份中國人失去了他們原有的文化，無法將自己族群的語言傳承至下一代，同時令大部份中國人失去了族群的集體記憶。在強推普通話成為單一、強勢語言下，其他語言紛紛覆亡，其害遠比滿清入關強令剃髮易服更甚。
強令剃髮易服，雖令關內漢人改變風俗，然而關內各族溝通語言不變，代表他們的思想能夠繼續傳承，所以滿清入關後未能徹底去除異見者，反而激起頑強抵抗。面對關內反清勢力的抵抗，滿清以屠城方式應對，然而，不論滿清採取多少手段鎮壓平亂，不消滅語言就無可能徹底消滅關內的反清意識。滿清1644年入關，200多年後的1911年，辛亥革命都是打着反清旗號，可見不將一個地區語言和文化徹底摧毀和滅絕，統治時間再長都會落得亡國收場。
自中共立國，60多年來推行普通話和簡體字至今，我們知道反右、大躍進、文革……但除了新疆、西藏外，我們從未聽到激烈、頑強和有組織的武力抗爭。就算六四事件中示威的學生，所採取的方式都只是集會、絕食，期望共產黨會理解他們的訴求，改革政制，根治腐敗。
摧毀文化和語言的統治方式，遠比武力鎮壓來得更有效益。如何能夠在征服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後，得以長治久安？西方政治哲學家 Machiavelli 的著作《君主論》，當中就有幾項要點值得注意。「對於已經習慣在自己的法律下自由生活的國家，征服之後可以有三種不同的方式維持既有的成果：一是毀滅；二是征服者親自坐鎮；三是容許他們活於自己的法律下，但強迫他們納貢，並扶植對你親善的政權。」Machiavelli 引用斯巴達和羅馬在征服一些地區後的處理手法，以證明何種方式最為高明：「斯巴達人……扶持由少數人組成的政府，終究失去控制權。羅馬人為了保有……徹底加以摧毀……事實上，除了加以摧毀，根本沒有穩當方式保有既得成果。」
西方歷史上，如果一個政府或者君主要鞏固既得成果，即保有佔領的區域和版圖，惟有摧毀方式最為見效；而 Machiavelli 就從歷史的角度去證明這一點。
中共強行迫使中國人以普通話為母語，作日常交流和應用，只要推行普通話的方針不變，相信新疆、西藏不久的一代都會不自覺地遺忘自己的語言、文化和歷史，如同其他發展較為蓬勃的地區，如上海一樣，上海話的消失可能已經暗示了疆、藏兩地的將來。早年廣州曾經發生一件激起民憤的事，廣東省政府下令政府官員、學校、會議和集體活動、廣播電台、電視台和網絡音視頻節目等均須採用普通話，以便「推廣普通話和推行規範漢字（即簡體字）」，可以看出政權魔手已經伸到廣州，「推普廢粵，棄繁從簡」早晚會令粵語在大陸消失殆盡。
那教育局是要「推普廢粵」？若然問這個問題的人不是香港人，而是統治者，Machiavelli 大概會這樣回答：「任誰佔領習慣於自由生活的城邦卻不予以摧毀，早晚會被那個城邦給摧毀，因為那樣的城邦總是會以自由的精神和傳統制度為名起義，時間流逝或施以恩惠都無法消除他們的集體記憶。不論怎麼防範，只要他們仍聚居一起就不會忘懷那種精神和那種制度，一旦有機可乘就會像比薩一樣，臣服於佛羅倫斯人一百年照樣逮到機會尋求獨立。」
范克
廣東話淪「三等語言」 徒添民憤 - 陳成斌 香港經濟日報 2014年02月06日
踏入新的一年，祝願香港能有真普選，政改方案馬到功成，讓香港政制進入新里程。
不過，今次筆者不想談政改，反而想談談過年期間發生的一個小風波。教育局網站一篇「語文學習支援」文章，指廣東話非法定語言，而只是中國一種方言。這文章變成新聞後，大眾一致斥責，最後教育局道歉並撤回文章了事。
看似小風波 實切身問題
這事件雖然只是小風波，但背後涉及的社會問題可是非常重要和切身的。廣東話是香港大部分人的母語，可以說是香港的主體語言。然而，自英治殖民時代起，廣東話卻猶如香港的「次等語言」，不少人總覺得懂得說英語便是高人一等；英語愈流利的人，在社會資源分配上的優勢亦愈明顯。
在這樣的環境下，廣東話雖然是大多數人的主體語言，在現實裏卻反而淪為次等。我們由長大至今，都會見到不少父母努力訓練子女的英語水平，有時甚至會以犧牲他們學習中文的機會作為代價。而以往70年代的中文運動爭取中文為法定語言，又或者2005年中文大學師生對大學核心課程英語化的反對聲浪等，可以說都是對於把大多數人的母語視為次等語言的反彈。
然而，時至今日，我們的問題可能會比以往更為複雜。上一段提到的那些歷史事件，在當時都是很直覺地會把「中文」和「廣東話」劃上等號的。把「廣東話」和「中文」至少在口語的層面上等同，相信亦是大多數香港人的共識。
可是，自從回歸後，普通話亦漸漸變得重要。在某些不是地道香港人的眼中，甚至可能覺得只有普通話才是中文，而廣東話不是。
可是，語言不單是溝通的工具，更承載着當地的社會、文化、歷史等等元素；勉強打壓大多數人使用的語言，可以演變成嚴重的政治問題。如果香港回歸以後，不僅沒有把廣東話地位提升，反而由二等語言淪為排在普通話之後的三等語言，只會更加激起民憤。這正是教育局那場小風波背後的大問題。
設廣東話課 要外地生學
當然，英語和普通話都是和我們有密切關係的語言，為了方便溝通，要多花時間和資源學習亦是無可厚非。可是，要學好其他語言，前提應該是建基於我們能好好地運用自己的母語，並對母語自豪，而不是在捨棄或鄙視自己的主體語言的情況下，來學習其他語言的。
可是，我們現今的社會還是有太多的情況是在貶低廣東話，而不是在以廣東話為主的基礎上，支援其他語言。例如在高等教育界，似乎都只重視英語和普通話。當我們有來自外地不懂廣東話的學生時，廣東話總是被放棄的語言。
當然，照顧不懂廣東話的學生是我們的責任。可是，如果我們重視廣東話，照顧的方法應該是反過來，要求所有外地學生一定要學習廣東話，甚至要求他們必須修讀一些以廣東話為授課語言的課程，例如以廣東話教授的「香港社會」科，以了解香港文化。在這樣的措施下，學校有另外一些課程不以廣東話授課，才可以說得過去。
語言問題總是社會最容易造成人心動盪的問題，但願香港社會能在建立以廣東話這種大多數人的母語為主的認同時，亦能兼顧各種其他語言；千萬不要因為其他語言而犧牲廣東話。
獨立辦報多掣肘 不受操控莊敬強 - 林行止 信報 2014年02月06日
在經濟利益主導的資本主義社會，即使新聞自由是憲法寫明人民享有的權利，實際上亦受諸多限制。筆者是「辦報」的過來人，對此總算有點切身體會。
過往《信報》廣告不多的其中一項理由，是報方嚴守市務與編務分流理事，令一些「有廣告」的企業（不論公司規模大小）和老共感到《信報》不賣賬，經常刊出一些他們不願讀到的新聞和評論，廣告商有時會通過公關人員「疏通廣告部同人」，但廣告主通常的做法是「抽廣告」。煙草公司從不在《信報》刊登廣告，因為當年有個反對吸煙強調香煙害人的專欄。不可一世的物業發展商更容不下他們不中聽的片言隻字，取消廣告（即使是明天見報已排版的）便是他們的「利器」。
當然，當年的《信報》從沒機會刊登投機（忽然「愛黨愛國」）親中企業和正統左派機構的廣告（除了「經濟杯葛」，左派人士從未直接向筆者「曉以大義」，這點「公道」是應該還給他們的）。當時雖然困阻重重，財政捉襟見肘，但筆者和內子從來不曾（一次都沒有）要求作者和編採同事「自律」（那位反香煙「上腦」的欄主反而私下向筆者「道歉」，說他的文章斷了《信報》的財路）。事實上，辦報若無法如實道來，哪能心安！
筆者與內子從一九七三年開辦《信報》，至二○○六年年底退出經營，一直是小本的「家庭式小工業」，可以不因外界影響而改變辦報的心願和本意（說「方針」和「原則」便言重了！），沒有在言論和編採自由方面行差踏錯，令《信報》在言論開放而不失理性上得享清譽，沒大閃失（是否有失，當然是讀者的看法才是定論）；退休後與內子「憶往」，我們歸納的根本原因有三。其一是我們追求經濟利益，卻沒有無厭之求；其二是在智性領域，誠實貼近所知；其三是謹守報格「獨立」而非中立的底線。三者令內容贏得一點信譽，建立了不入浮誇的個性。
至於對廣告（民辦報刊的兩項經濟來源之一）的態度，我們盡力爭取，有時甚且不惜溢出自定的內容與廣告比率，抽起內容遷就廣告（局限於印刷條件，加上成本考慮，多次因廣告「太多」不得已令內容讓步）；然而，我們不會為了廣告而修改作者（任何一位，包括「讀者來論」）的文字初衷，做出絲毫違背前述三「原則」的事！（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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