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乙錚 - 誰的空間？ 信報 2014年2月13日
《信報》提議作者錢志健在他的財經版專欄裏少寫社會政治，要寫的話，可把那些文字放到評論版；立法會議員蔣麗芸率眾佔領郵輪，甘冒可能犯上《海事法》裏的非法佔據船隻罪，迫使財團增加對旅客的損失賠償；政改矛盾當下，民調顯示香港已有四分之一的市民支持以佔領中環作為爭取民主選舉的最後手段。這三個事例都牽涉到空間的所有權或使用權的問題。筆者這篇文章就和大家從法理和經濟角度圍繞一個主題思考：誰的空間？
在資本主義私有制裏，財物的所有權包含使用權，而在一般情況底下，這個使用權是絕對的，只要不損害他人。這個觀點非常重要，清楚劃出了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一條最重要分界線。然而，也有極少數例外的情況之下，「所有權包含使用權」的說法，不能視為絕對，例如大眾傳媒。一張報紙，就算是在《物權法》之下乃完全私有，亦一般視為帶有「公器」性質；所以，規管傳媒的公法，便有理由對《物權法》給予的權利，作出適當限制。
報紙的評論空間
《信報》五年前易手之時，因為買方已經擁有另一種媒體的控制權，因此必須在這張報紙的物權與使用權方面作一些十分特殊的安排，交易才能通過，在公法之下得到認可，便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私營傳媒之帶有「公器」性質，完全可以從經濟理論解釋。經濟理論裏有所謂「界外經濟」的概念，如果個別生產者或消費者在其自己的生產或消費行為裏，自利之餘還影響到別人的利益，那麼就形成了「界外經濟」。這種無意中產生的對別人福祉的影響，是好是壞都有可能，分別稱為正、負界外經濟。傳媒每天對受眾發放新聞，就是一種生產╱消費行為；新聞少不免涉及各種自然人或法人，這些他者的利益於是受影響，界外經濟於是生成。
這個說法，還未牽涉到政治層面裏諸如「民眾的知情權」、「公眾利益」、「媒體對公權力的監督」等。這些另外的觀念形成對媒體的責任壓力，也可以從經濟學解釋。媒體的生產技術，帶有所謂的「規模經濟」，每一天的營運成本裏，固定成本佔的比率很高，多賣一份報紙或多讓一位受眾收看到當天的節目，邊際成本幾乎是零。於是，產量愈高（受眾愈多），生產的平均成本便愈低；這就是所謂的「規模經濟」。這個東西對傳媒市場有很大影響，因為非常不利自由競爭；已經建立起聲譽和受眾群的媒體的平均成本，比起新進場的競爭者，要低得多。如此不利新丁，市場內的不同媒體的數目便很有限，遂形成經濟學家說的「寡頭壟斷」，偏離「完善競爭」、「自由競爭」的理想市場範式，以至消費者起碼在價格、甚至也在產品質素方面因競爭過少而有所損。
誰來規管媒體？
既非自由競爭，擁有物權的生產者（此指各位「媒老闆」）便有義務受到外來的「規管」。一般人理解的規管，即政府規管，但那並不是最基本的要義。規管應該是來自利益受影響的「大眾」的，只不過大眾做「大眾的事」之時，往往出現搭便車的「順風客」，你推我讓之際，大眾規管就變成沒人規管。在民主國家裏，解決這個問題的主要辦法，就是要求民選的政府負起這個規管責任，避免「順風客」問題。不過，如果政府不由民主產生，或不善規管，甚或與媒老闆「同穿一條褲子」的話，「大眾」就不能不自己負起責任，而「負責任」的傳媒，也就應該在道義上接受社會大眾的合理意見或要求了。不過，這還只是說到了諸如價格、品質方面的規管。經濟學的分析，能夠更深入。
經濟學大師Gary Becker 有一篇文章很有名，提出對多類看似非理性行為的理性解釋（不僅解釋，還做出實證，或者由他的學生做出實證，證明他的理論比起其他的理論，有解釋優勢）。例如，人為什麼會對一些事物上癮？上癮之後，為什麼難以自拔？所謂「上癮」，實即「慣性消費」；慣性往往是非理性的，例如有些人對某些傳媒上了癮，明知其質素愈來愈差，還是繼續當受眾，邊看邊罵。又例如，人喜歡種類豐富，但為什麼有時卻會沉溺於某一類事物，其他茶飯不思？有古典音樂迷，有老爺車迷，有風帆迷，……。
Becker 把上癮、着迷的過程比作一種投資，一種或是減低消費成本、或是增加「得樂」能力的投資。你花時間、金錢、體力等成本去學帆藝，之後一上船便能觀風駛(巾里)、風馳電掣，盡得其樂；但假如你不諳帆藝，便只能和船上林林總總的的繩索打架，帆船變成「煩」船。而且，這樣投資於特殊能力或鑑賞力，能產生規模經濟：前期固定投資愈大，以後的邊際消費成本便愈低。於是你成為消費某一種物品的邊際成本很低、消費其他物品的邊際成本卻很高的「專家」，於是，你往後理性地厚此薄彼。你上癮了，變成某種東西的慣性消費者，因為你的投資，替你累積了能極大地讓你「得其樂」的「資本」。
讀者的能力、老闆的資本
把上述古典音樂、老爺車和帆船換成《信報》，大家就明白，為什麼《信報》這麼難看的一份報紙文章那麼長，卻有一群死忠讀者，會一邊罵、一邊還要看。你那長年累月的啃讀投資，已培養出一種「閱讀《信報》的能力資本」，讓你輕易從難讀的《信報》讀出那真味道來，能人所不能。
然而，這種你作為讀者培養出的、附在你自己身上的「閱讀《信報》的能力資本」，卻成為《信報》老闆的賺錢暗器，成為《信報》一眾高管、編輯、員工的重要米飯來源。當然，老闆的資源投入、員工的心力付出，自有其貢獻和應得的利益份額，但如果沒有了讀者群多年來累積的「閱讀《信報》的能力資本」，《信報》根本不能存活。
這是應用 Becker 的理論，分析出一份報紙、一所傳媒之所以成為「公器」的最客觀原因，與政治學者的說法殊途而同歸，而大家在這個「途」上，或可明白到另一層道理。
然而，這樣說，卻還是未提到傳媒的「內容提供者」的角色。像《信報》這樣的媒體，內容有兩大類：新聞報道、評論分析。有些媒體，主要提供娛樂，但《信報》不那樣。不同的傳媒，有不同的側重點；《信報》的傳統，傾向評論分析多於報道新聞。做新聞的人，講線路靈通、講觸覺敏銳，皆非筆者所長，因此這裏主要談評論、分析員（以下簡稱評論員）在媒體裏的角色，續以本報為例。
上面說到「讀者群多年來累積的『閱讀《信報》的能力資本』」，但這種能力資本，到底是怎樣累積而成的呢？答案是，那主要是讀者與各評論員之間不斷互動而生成的（這裏說「主要是」，非「完全是」，因為還有記者、編輯與讀者的互動，但性質不同，也那麼不直接）。一張報紙就好比海裏頭的一座人工礁，評論員就是依附在上面的珊瑚體，不停吸納海水裏的養分並轉化之，形成魚類食物；而讀者，就好比吸引到這人工礁的魚群，久而久之，熟悉了這座人工礁裏裏外外的環境，成為常客，更或者成為以這座人工礁為中心的生態環境的一部分。誠然，人工礁是漁老闆╱漁船長放置的，提供了生態環境的框架，但魚群不因框架而來，而是為了那珊瑚體能提供的食料而來。所不同的是，珊瑚體提供魚類食料，評論員提供讀者精神食糧裏的一些激素。
從這個觀點看，如果媒體是公器的話，其直接對社會、對民眾的影響，很重要一部分來自評論員。這些影響，往往還是十分即時、及時的。評論員既有如此重要角色，媒老闆就不能完全視媒體上的評論空間為其所有而必須與評論員共享，盡量尊重評論員的個性發揮。
林行止、曹仁超的文章也須肢解？
評論員重要，而培育評論員，更是媒老闆╱總編輯的重要工作。做好這件工作，像《信報》這種媒體，不僅要發掘有專業能力的人士，還要讓這些人士發展出自己獨特的風格。說到底，經濟學是所謂「灰暗的科學」，每天的股價上落、公司業績，對大部分人來說，也都不過是錢銀事，重要而沉悶。財經報紙的評論分析風格如果不生動活潑，就沒有活路。三十多年來，《信報》這種正兒八經的媒體能夠生存，主要不是因為有像筆者那麼只懂寫正兒八經評論文章的「二流分析員」，而是有像林行止、曹仁超那樣有神來之筆、一篇文章裏無所不談的、談笑生風而又虎虎生風的健筆。這就觸及錢志健。
《信報》高層希望把版面編排劃分得齊整企理一些，當然是好的，但必須小心，不能為了版面形式上的利落歸一而傷害了評論員的風格。風格是需要很充分的自由才能放出異彩的。舉一些《信報》的事例說明此點。
以風行多年膾炙人口的曹仁超「投資者日記」為例，每天大半版財經文字而能令中環上班族捧讀之餘還用作中午吃飯時的談資的，往往就是那些與財經無直接關係的社會政治文化學術評論——其中罵肥彭罵老共罵老美罵金管局頭頭更是為人津津樂道的「必不可少」的內容。如果以為應該把「投資者日記」的文章分割，與金融有關的文字歸金融版面，其餘評論分別撥歸政評版、文化版等，那「曹仁超」的名字恐怕不會響起來，當年的《信報》會失去一大特色。
如果看「林行止專欄」，就更說明問題了。林先生的「評論」文章真是什麼都來，有時談自己的子女兒孫，有時月旦這個那個兒皇帝，有時引經據典大談性學那話兒，大事發生了，卻又是一篇又一篇擲地有聲的匕首文章！如果為了要版面內容分類歸一，把「林行止專欄」解體，談兒孫的放到生活版，月旦兒皇帝的放到政評，寫那話兒的放到（不存在的）風月版，不就可以？
版面劃分妥當，一般而言，讀者的感覺的確會好一些，但那不是最重要的編輯工作。論外表齊整企理，首推大陸官方報紙及其本地版，但那些報紙主要是辦給官員看了順眼開心的，並不怎麼了不起。當然，錢志健是不是下一個林行止、下一個曹仁超，《信報》高層具體應該如何對待個別評論員，筆者無從置喙；可以想像的是，無論誰掌管報紙的決策，也很難決定具體應該怎樣做，尤其在今天的政治環境裏。
走筆至此，才發覺文章開頭提到的三個「空間問題」只談了一個，便已用盡篇幅，餘的只能日後再議。這一篇，就當是筆者這個 「老外」（老臣子加局外人）給報紙高層的一個抽象的參考意見罷。
《信報》特約評論員
港人關注新聞自由有錯嗎？ 程翔 信報 2014年02月13日
評《亞洲週刊》的“白色恐怖”論
《亞洲週刊》2014年2月2日的封面專題「冷戰心態綁架香港 警惕白色恐怖寒蟬效應」讀之令人深感不安。它認為《明報》員工對更換總編輯一事表現出的顧慮是無中生有，而社會人士對《明報》員工的支持和聲援則純然是「麥卡錫主義」式的「獵巫」心態，“造成白色恐怖和寒蟬效應”，而無視《明報》員工和社會人士的顧慮是合理的。
在八千多字的專題中，出現了3次“法西斯”，分別是“法西斯”的聲音、語言和欲望。4次“白色恐怖”，9次“麥卡錫”主義。給人一個印象，就是《明報》員工和社會人士關心《明報》、關心香港的新聞自由，就是要搞法西斯式的白色恐怖、向麥卡錫主義招魂。《亞洲週刊》這種莫名其妙的聲討，對《明報》同仁、對守護香港新聞自由的朋友，乃至對自己的讀者都十分不公平。
為什麼《明報》這次更換總編輯，會引起軒然大波？坦白說，這還得從《亞洲周刊》自身談起。早在更換總編輯事件發生前，已經有一位不願具名的傳媒學者在2013年五月發表題為《亞洲週刊裡的薄熙來和重慶》的研究論文，他以該刊在2009-2012年對間對薄熙來和重慶的報導為藍本進行分析，試圖回答“媒體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和經濟力量的影響？遇到重大突變事件時媒體如何做出獨立的分析”等問題。
這位傳媒學者注意到：
“亞洲週刊在做重慶模式系列報導時，。。。。。，文章語言所蘊含的濃烈感情色彩已並非該刊一貫之風，比如同年11月15日，週刊再度推出“唱紅打黑”封面專題，。。。據統計，“紅”這個字眼在整篇文章中出現十餘次，。。。。作為持中立立場的港媒，何以突然一夕之間“祖國山河一片紅”，不免令人心生疑竇。
他又注意到，該刊在2011年第一期報導習近平在重慶調研的文章時，對習近平的大力吹捧。他說：
“細讀此文的用語就更令人大感訝異，大段大段標準的黨媒風格，也好像被“染紅”了一般。文章大力稱揚習近平，著力塑造他“近民、親民”的形象：“近距離接觸重慶民眾，多次主動下車走近民眾聊天拉家常”，“多次應邀在群眾中即興演講，展示領袖的魅力”等等。此時距十八大換屆還有近兩年，此文卻一再強調習的施政理念，似在為其未來執政造勢。
作者提出他的疑問。他說：
客觀地說，有關薄熙來和重慶的報導是非常棘手和複雜的題目，不可輕易評述好壞對錯，
然而行將落筆時，心中仍存有一個未解之謎：週刊到底有沒有受到上層力量的影響？…
那些“紅色”的文字如何解釋？筆者尚未得到答案。週刊有過不少不畏強權秉持正義做報導的先例，而且，身處香港的它，相對于內地，自然所受的政治鉗制要小很多，但是沒有直接的管制，會不會有間接的壓力？
他在論文的結論部分，試圖提出一個解釋，他說：
週刊屬於明報集團，其掌門人張曉卿為馬來西亞華人富商，而張的常青集團在內地專案頗多。據官網介紹，常青集團是中國改革開放後最早進入內地投資的國際跨國公司之一，在中國內地總投資近20億港元，投資範圍涵蓋木業、石油產業、公路建設業等。張曉卿曾於2009、2011年兩赴重慶，分別參加世界中文報業協會第四十三屆年會和第六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均受到時任市委書記薄熙來的會見。2011年9月19日，常青集團與重慶市南岸區簽訂戰略合作協議，啟動在當地建設“世界華文傳媒中國西部中心”的計畫，中心將成為文化產品交易平臺和傳媒創意產業基地。[1]
另外，網上搜索出一份“2011年8月7日常青中國重慶發展思路彙報”的檔，稱“在重慶的「佔位」是常青在國內發展最重要的戰略之一。”而其在重慶打造的世界華文傳媒創意產業總部基地的計畫中，眾多華媒聯盟成員分支機搆將入駐，其中就有常青旗下的明報、星洲日報和亞洲週刊。
作者最後說：
“這些資料，是否能反映出一些蛛絲馬跡呢？媒體與政治經濟力量的糾葛，當下仍然是跳不出的魔障，媒體獨立的理想，或許還需要無休止地嘗試和努力”
此文發表後不到一年，就發生了《明報》更換總編輯的事情。這是偶然的還是必然的？這件事，印證了這位傳媒學者的觀察，即“媒體與政治經濟力量的糾葛，當下仍然是跳不出的魔障”。在這個背景下，《明報》員工和社會人士的關注，正正是這位傳媒學者的建議：“媒體獨立的理想，或許還需要無休止地嘗試和努力”。這些捍衛“媒體獨立的理想”的努力，為什麼在《亞洲週刊》的眼中卻變成“法西斯”、“白色恐怖”、“麥卡錫主義”而大肆鞭撻呢？
薄熙來是在2007年11月出任重慶市委書記。《亞洲週刊》是在2009年2月15日率先提出“重慶模式”這個概念。在短短15個月之間，重慶的面貌難道就真的發生了重大變化以致《亞洲週刊》有足夠的理由來提出“重慶模式”這個概念？在薄熙來履新才一年多、還未有足夠的時間來累積一些很實質的業績時就提出“重慶模式”，最少說明《亞洲週刊》的結論是輕率的、不審慎的、不專業的。
對薄熙來的“唱紅打黑”，《亞洲週刊》是鼎力支持的。它在2009年11月15日推出專題，強調 “重慶打擊黑勢力，不僅要保護紅色政權，更要讓紅色政權為百姓服務。”針對社會上對“唱紅打黑”的種種質疑，《亞洲週刊》主筆的回應十分堅定：
“如果這種紅色的 ‘作秀’能讓老百姓得到實惠，就值得推崇！這樣的 ‘秀’在全國、在全世界越多，老百姓就越歡迎，越幸福。”[2]
我們姑且不懷疑其動機，單從這些文字看，《亞洲週刊》的政治識別能力和政治判斷能力都出了嚴重問題。道理很簡單，“紅色”真有這麼好，鄧小平也不需要改革開放了。
《亞洲週刊》在“重慶模式”這個關乎國家發展道路的重大問題上，表現出“政治識別力”和“政治判斷力”都嚴重不足，卻又輕率地、不審慎地、不專業地下結論。由此觀之，它對現在“香港的新聞自由達到歷史最高水準”的判斷、對《明報》員工和社會人士共同出來維護新聞自由貶之為“白色恐怖”、“法西斯”和“麥卡錫主義”的定性，也同樣是“政治識別力”和“政治判斷力”嚴重不足，卻又輕率地、不審慎地、不專業地下結論的這個錯誤的翻版。
走筆至此，不妨透露一件小事。薄熙來垮臺後，北京曾經派人來港調查他是如何動用海外力量來為其個人造勢。據筆者了解，調查重點是“一個刊物，一個學者”。刊物是《亞洲週刊》，因為它首次提出“重慶模式”這個名詞；學者則是某大學教授，他把重慶模式上升為“社會主義 3.0 版”。顯然間，這“一個刊物，一個學者”已經自覺或不自覺地捲入了中共高層的政治鬥爭。
正是《亞洲週刊》在薄熙來和重慶模式的報導方式，以及其介入中共權鬥的可能性，使人們對屬同一個集團的《明報》突然更換總編輯一事產生憂慮，不是很正常嗎？
[1]世界華文媒體中國西部中心落戶南岸重慶市南岸區網站，2011.9.20
[2]媒體觀察家談“重慶模式”：重慶版的科學發展觀重慶日報，2010.9.26
市民「未富先驕」？ 禍源政府失職 -李兆波 香港經濟日報 2014年2月13日
有政黨建議向非本港的居民在進入香港時徵收陸路入境稅，原因是由內地來香港的旅客太多，影響民生。
政府的回應指不可行，保安局局長說有責任維持口岸的暢順，似乎是答非所問，低估了市民的智慧，不明白問題的癥結。
徵收陸路入境稅 技術上可行
首先，為甚麼會有建議要徵收入境稅，原因是旅客帶來不少社會問題。旅客多不是不好嗎？為甚麼會如特首說的「未富先驕」？徵稅一如樓市的雙辣招，是在其他方法失效時才採用。那為甚麼其他方法皆失效？有關的政府官員要負上相當大的責任。
1月30日我曾經在本欄指出那個「香港承受及接待旅客能力評估報告」只有39頁，只有一般大學本科生的水平，無論在分析的手法以及假設上都有很大的落差，沒有為優質的旅遊作建議，只是在數字上耀武揚威。言猶在耳，新春時海洋公園便因過多的旅客入場而停止售票，這是負責任的做法，因為涉及安全。原來有些商場也有這樣的措施，台北車站對面的京站商場有一個場內人數的顯示器，用來監察人數。很多的旅客設施也有人流限制，當人數太多時，一是禁止入場，或是分流。主題公園可以，商場可以，為甚麼香港不可以？
利用稅項來減少人流是最後的手段，其實徵收稅項在技術上絕對可行，不是如有些官員的說法。在辦理入境的時間，利用電子的方式或是現金，在時間上不會相差很多。而那些每天也要出入的人士，可以利用特別的通道來處理。關員在關口接待了那麼多的旅客，所花上的人力及設施成本不菲。從會計的層面，可以利用入境稅或是關口設施稅來收回一些成本。只是陸路入境稅或是關口設施稅在世界上並不普遍。
每天10萬旅客 1年徵15億稅
特首及行政會議成員的回應指每天也有更多的港人由香港往深圳，會帶來報復云云。這不是全無根據，但忽略了深圳的面積比香港大，人口比香港少，而大量的旅客來香港是購物，包括奢侈品及日用品如奶粉及廁紙，影響民生達嚴重的地步。有關的陳述不全面，誤導了市民。
政府常說稅基狹窄，開徵銷售稅及重徵酒店房租稅是可以考慮的方案，只是內地由開放自由行開始到現在已有10年，除了是零售及發展商直接得益外，似乎自由行為香港普遍市民帶來的是亂局多於官員在口中說的創造就業。的確沒有了自由行，香港將會變得蕭條。若開設入境稅，由收入的角度來看，每天10萬人，每人收40元，1年便有15億元。
自由行問題多 官員無視現況
稅務方法不是最好解決因內地自由行帶來社會問題的方法，但若政府在民生的層面辦事不力，便有需要考慮。港媽沒有足夠的奶粉，東鐵沿綫的超市內的即食麵，廁紙等日用品給旅客搶購一空，政府作為大股東的港鐵即使在非繁忙時間也非常擠迫，有需要的市民也找不到座位，旅客大包小包的行李佔用了客運的列車，這都是事實，我也親眼目睹，可惜負責保安的官員只關注口岸的暢通，而商務的官員呼籲市民多等一班車，各局自掃門前雪，怪不得市民要全盤承受內地自由行帶來的苦楚。
最奇怪的是有那麼多的旅客來香港，應該十分高興才是，鄰近的澳門便把旅客轉化為力量，利用橫琴的土地，加上由賭業及酒店房租而來的稅收，與市民分享成果。香港的情況是內地自由行無論在交通、日用品、物價等都為市民帶來負面的東西，而不是官員聲稱的一套。說實話，過門都是客，香港人應歡迎他們，弄得如斯境地，不是官員的能力出了問題，便是失職了。最少他們應該沒有親身看一看東鐵及沿綫超市的情況，卻在媒體上胡說八道。你甚麼也不做，才有要求徵稅，才有如斯嚴重的中港矛盾。
未富先驕論荒謬 - 陸炳峰 蘋果日報 2014年02月13日
梁振英前日指以入境稅控制遊客數量的建議「不可行」，批評港人不能「未富先驕」。資料圖片
梁振英日前在回應人力提出要向陸路入境香港的旅客徵收一百元入境稅的建議時，不但對有關方案一口拒絕，還悍然聲稱香港人不能「未富先驕」。此語一出，輿論一片譁然。梁振英自上台以來，屢屢賣弄其千奇百怪的「語言偽術」，令全港市民為之側目，但有如今回姿態如此之高、盛氣凌人的教訓式口吻，則還是香港人前所未見的。
「未富先驕」這本身就是荒謬絕倫的用語。首先從邏輯上來講，「富」和「驕」完全沒有任何因果上的必然性。除非梁振英的價值觀和中國堆鈔票牆炫富的「土豪」們一般，認為有錢就有「底氣」了，可以目空一切了。但即便如是，這也僅僅是梁振英本人的想法而已，根本就不能代表全香港七百萬市民的態度，更遑論由他來充當訓導主任教訓香港人？
事實上，香港經濟發展長期領先中國，直至今天，香港的人均GDP仍然遠遠拋離中國大陸（根據2013年IMF的數據，香港人均GDP為38,797美元，而中國大陸僅為6,629美元，相差近六倍）。多年以來，儘管香港人在經濟發展比大陸優越，但面對大陸人民，大多數香港人還是以「祖國同胞」相待之，不但沒有「因富而驕」，相反，每當大陸發生天災人禍亟待援手之際，香港人都是毫不吝嗇地向大陸人民捐錢捐物。以08年的四川大地震來講，儘管近年中國經濟發展迅猛，湧現了一大批土豪、大款，但香港人的救災援助總額竟然還是遠超大陸的許多省市以及富豪的捐款數目！
由此足以可見，所謂香港人「未富先驕」，完全就是一個顛倒黑白的偽命題。梁振英拋出這四個字，背後反映的其實是港共政府完全無視本土訴求。
政黨提出減輕自由行旅客數量壓力的建議，姑且勿論其方式是否有效和可行，作為協調全社會利益的政府最起碼應該以開放態度，對有關建議進行仔細研究和社會討論，再來定論到底「徵稅」是否可行。而不是像梁振英那般，堵死探討的大門，以教訓者的姿態來打壓這些建議。當然，對於一個不是由香港人投票選出而是北京欽點的特首，我們又能對他在維護本土利益上有什麼奢望呢？
陸炳峰
不怕凍的孩子 如何煉成？ 沈帥青 香港經濟日報 2014年2月13日
天氣持續寒冷，港人如臨大敵，穿厚毛衣、外套加頸巾冷帽，惟恐冷病。但近日一篇文章在網上熱傳，指日本的孩子冬天仍只穿短衫短褲在戶外跑步，不怕凍的體質，可否自少煉成？
連日來寒風凜凜，周二7.5度，昨日更跌至7.3度，接連兩日打破96年以來二月最低溫度紀錄。雖然比起外國冰天雪地差得遠，但港人已如臨大敵，穿冷衫、厚外套，冷帽、頸巾及手套統統出動，父母對小孩的保暖工夫更緊張，穿多幾件似「糭」也好過冷病。
日童冬日多跑跳 從小練體格
人人喊凍，fb上不少交流保暖心得，一篇名為「日本孩子不怕凍？」的文章亦掀起熱議。撰文的是一名居日的母親，她談到在日本只有幾度，自己與孩子穿着厚衣，但當地的幼稚園生卻穿着短衫短褲、赤腳跑步。
她指日本人反對孩子穿太多，孩子喊凍，家長便叫他們多跑兩圈；幼稚園入冬後會安排各種冬季體育運動，跑步也好、手球、跳繩也好，運動後以水龍頭的冷水沖洗雙腳，但孩子仍然笑得開心。
日本的小朋友是否不怕凍？她說，不凍是假，令他們不懼嚴寒的原因是運動，在操場上跑跑跳跳，就不知不覺忘了嚴寒。作者的女兒氣管弱，也於冬天參加游泳課，雖是恒溫泳池，更衣時還是冷，之後傷風感冒也減少。她認為耐寒運動有效，建議其他家長也不必急於為孩子添衣，不如陪他們跑跑跳跳。
有本港網民回應，指日本從小鍛練孩子體格的做法，正是「贏在起跑綫上」，也有網民認為相比下本港家長太過保護子女，又本身也怕凍，孩子怎會少穿衣呢？
事實上，日本一向鼓勵孩子在冰天雪地上多玩耍做運動，日語中有「雪育」一詞，認為對成長與健康有正面作用，以致不少地區的冬天也舉辦各類戶外活動，一家大細玩得不亦樂乎。東京成德大學應用心理學教授石崎一記曾指，「雪育」可鍛練孩子的體力、耐力與意志，養成熱愛自然的性情。
不怕寒冷固然考驗體質，但有時也是意志的表現。與日本一樣，韓國也有訓練孩子耐寒的做法，例如南韓海軍不時舉辦針對青少年的寒冬訓練營，提供數日至兩星期不等的軍事式訓練，包括赤膊在雪地爬行、拖橡皮艇到海面等。有媒體報道，當地家長擔心子女變得脆弱，認為提高耐寒能力也可磨練心智。
相比起來，香港的父母對於為孩子保暖，確實緊張得多，天氣轉涼，便心急加衣，若說在只有幾度的天寒地凍日子，讓孩子多在戶外走走，則更嚇怕父母，惟恐孩子生病。
其實，讓孩子自少練得較耐寒，也不是壞事。大人怕凍，孩子未必也一定怕凍，亦不是穿多衣服就是好（見表）。
醫生：平日運動量足 增禦寒力
日本孩子冬天穿短袖衫褲走出戶外玩，看似不怕凍。香港兒科醫學會會長趙長成指，其實是因為他們平日有足夠運動量，令身體的新陳代謝加快，以致有較高的禦寒能力。故此，不怕冷的體質，並非只是冬天穿少件衫，捱慣凍便可練成，而是必須平日已有足夠運動量。
兒科專科醫生陳以誠亦指，在寒冬中穿得少，不會提升耐寒能力，但可幫助鍛練堅毅心志，也有好處，不過，即使耐得寒冷，也沒有科學證明抵抗力會較強，並不必然患病機會較少。
香港這幾天雖然氣溫下降，但還不致於嚴寒，不少人已大喊「難頂」，一來是香港冬天向來不太冷，一時間難適應，但體能一代不如一代，也不容否認，年紀較大還有沖凍水涼習慣，如今即使年輕人夏天也堅持非熱水不可，小孩平日也懶得運動，又怎會不怕凍呢？
以公务人员收入透明化取信于民 田享华 东方早报 发表于2014-02-12 07:14
2月10日，一个含有湖南冷水江市财政统发工资信息的网站遭遇网民围观。因其查询密码设置得过于简单，很快有网民从该网站查到该市各政府机关、单位公务员的工资，发现绝大多数在2001至4000元之间，以至跟帖者大呼意外。
近年来，每当有涉及公务员收入的新闻，往往会引发社会热议。当然，这里说的“收入”主要是灰色乃至黑色收入，这造就了一个个戴着乌纱帽的“隐形富豪”。官员的贪腐案件被大量曝光，造成人们对公务员的普遍不信赖，加上公务员的收入和待遇信息不透明，更强化了人们的这种不信赖。而年年火爆的公务员考试，客观上也让外界认为当官“有利可图”。于是，公务人员的形象就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继而让政府机构的权威下降，形成一个更大的信任黑洞。
这种信任黑洞往往会酿成社会矛盾，甚至造成政府的决策遭遇民众的抵制和反感，而一些官员的勤勉劳苦也不容易获得公众的理解和认同。正如大量网民在得知一些公务员工资不过是2000多元时“大呼意外”，这就说明事关公务人员收入的信息透明度太低、民众的误解太深。
其实，无论是公务员收入还是反腐，最核心的问题其实是取信于民。正如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所言：“作为国家领导人，人民把我放在这样的工作岗位上，我就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牢记责任重于泰山，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兢兢业业，夙夜在公，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
换句话说，领导干部是否与人民心心相印、同甘共苦、团结奋斗，是问题的症结。连公务员的收入信息都不能公开，如何体现其为人民服务的诚意？而如果有一种起码的信任关系，那么东部地区处级公务员哪怕月收入上万也会获得民众支持，而西部地区政府办事员一千多元也不会收获民众认同。公务员收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数字多少，而在于是否透明公开。
显然，现在民众对于公务人员和政府的信任出现了大幅度滑落。如何才能换回这种信任？我们认为，实现公务人员收入待遇透明化是一个可靠的途径。
一方面，普通公务员的收入并不是民众关注的重点。因此，最佳的透明化方式就是公布相关标准。比如，一个部门每年在公务员工资福利待遇方面的开支是多少，分配到人均是多少。同时明确不同级别、不同工龄的待遇标准。其实，这些规章制度在行政管理系统内部未必是空白，关键是对外公开，尤其是要把一些隐性福利和待遇量化。除了这些公开收入外，公务员不应再因其工作岗位获得其他收入。
在这一点上，美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查询到美国政府公职人员序列中某一级官员的年收入和相应差旅标准。这种公开会取信于民，方便民众的监督。比如，某一级别的官员经常出入高档会所，住豪宅开豪车，与其对应的收入状况不太吻合，他人这就可以依此检举。同时，公开透明也能让公务员内部管理更加顺畅，让官场文化更加健康。
另一方面，针对一定级别领导干部，需要有具体到个人的信息公开，使政府进一步取信于民。这就要求我们健全和完善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目前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只要求县处级副职及以上的领导干部、大中型国企领导每年须上报个人财产及婚姻变化、配偶子女移民状况等。尽管一些地方也出台了更细致的事项报告，但并没有形成普遍的制度安排。
从不少案例中可以看到，在一些发达富裕地方，哪怕一位基层公务员，其掌控的资源也相当可观。因此，民众不易相信基层公务员仅是“工薪阶层”，而认为他们可能存在“灰色收入”或其他合法收入。这就需要进一步的透明公开，即做到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都应该首先申报个人财产等信息。
当前，全面公开这些领导干部的信息有一定难度，但可以逐步推行，先申报后公开。不久前，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曾刊文提出“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财产、出国（境）等有关事项公开制度的试点”。同时，中组部也提出将开展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工作。如果能够把试点的面尽快覆盖全国，抽查核实的比例扩大到百分之百，那么最终走向全面的公开透明，也就可以期待。
早报特约评论员 田享华
录入编辑：张珺
“元宵”该如何英译 曾泰元 东方早报 发表于2014-02-12 07:12
农历正月十五是元宵节，据传统习俗，元宵节吃汤圆，所以汤圆又称元宵。
农历正月十五是元宵节，据传统习俗，元宵节吃汤圆，所以汤圆又称元宵。
然而汤圆和元宵的关系有点复杂，似乎没那么简单。有人认为是同物异名，也有人认为二者有所不同。
根据台湾的权威词典《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所载，元宵是一种糯米制成的食品，制作时馅一般放在铺有糯米粉的竹篮上，再用双手摇晃，使糯米粉均匀黏在馅上，如此重复数次而滚成圆球，为元宵节的应景食品。汤圆也是一种糯米制成的食品，由糯米粉揉制成圆团状，分有馅和无馅两种，多为冬至所食。
晚清文人徐珂在其传世之作《清稗类钞》提到，南方人的汤圆就是北方人的元宵。汤圆馅有甜有咸，亦有无馅的实心汤圆。大型权威的《辞海》、《汉语大词典》或许都以此为本，也说元宵是汤圆的别名，但这两部大词典却都未收汤圆，只见元宵。
综合看来，元宵和汤圆这对孪生兄弟的纠葛，似乎既有地理的考虑（北方、南方），也有节令的因素（元宵、冬至），兼有做法的差异（滚圆、搓揉），以至于令许多人搞不清楚，难以区分彼此。
有趣的是，台湾的“麻糬”（闽南语念muǎ jí）据信源自日本，一样是糯米制成的软食品，不过却少与元宵和汤圆混淆。做麻糬的糯米已经事先蒸熟捣烂，所以成品无须进一步烹调即可食用，不像汤圆和元宵的原料是生糯米，还得煮熟才能吃。
英语世界最大最权威的词典是《牛津英语词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大约收录了300个来自中文的词汇，其中也包含了元宵的音译yuan hsiao。此yuan hsiao乃传统的威妥玛拼音（Wade-Giles），新式的汉语拼音（Pinyin）作yuanxiao。根据牛津的定义，yuan hsiao指的是正月十五元宵节所吃的糯米汤团甜品（sweet rice-flour dumpling）。然而与元宵几乎雷同的汤圆，牛津的做法与《辞海》、《汉语大词典》相同，并未收录。
麻糬的英文是mochi，早已进入牛津，是转写自日文“饼”（もち）的发音，也是个音译词。牛津给麻糬下的定义是：一种糯米制成的糕点（a cake made from glutinous rice），蒸熟捣烂（steamed and pounded），有时候会添加其他配料（sometimes with the addition of other ingredients）。
如此看来，虽然《牛津英语词典》未收汤圆一词，不过依元宵（yuan hsiao）、麻糬（mochi）的前例，把汤圆音译为tangyuan实属合情合理。
元宵、汤圆、麻糬都是有文化特色的词，极难在外语里找到现成的对应，因此在翻成英文时，经常以音译形态出现。音译词不仅自然直觉，又能最大限度保留原汁原味。
当然，初次见面不免陌生，音译词佐以简短的解释，定能帮助了解，促进沟通。据此，元宵（yuan hsiao）可解释为sweet rice-flour dumpling（糯米汤团甜品），麻糬（mochi）可解释为glutinous rice cake（糯米糕）。汤圆（tangyuan）的解释仿元宵，然因其甜咸皆可，不妨只说rice-flour dumpling（糯米汤团）。
（作者系台湾东吴大学英文系主任）
录入编辑：张珺
.END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