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乙錚: : 哈佛．說三道四．「佔中」熱 - 信報 2013年9月24日
斯諾登揭出美帝以「反恐」名義侵害私隱，證據確鑿不容抵賴，不僅得到世人廣泛支持，在美國國內也迅速成為「準民族英雄」。美國政府侵私之舉，是所謂的「內容諜檢」（content espionage），與中共最拿手的「內容操控」（content control）不同；後者的操作範圍更大，諜檢不過是某種內容操控的前置運作。有沒有人同樣確鑿地揭露中共如何監控網絡、清洗什麽言論，以達其「內容操控」之特定目的呢？有。
一、哈佛研究大陸網管方法新穎大膽
今年8月底，哈佛大學社會學量化研究中心講座教授嘉里．金（Gary King）和他的兩個博士生，在美國政治科學協會的年會上提交了題為〈研究中國訊息審查的一個隨機實驗〉的論文，所用的方法和所得結論，都非常有趣。此前，三位研究者首先在今年的《美國政治科學學報》5月號發表了一個首階段研究報告，內容也非常精彩【註1】。
大陸的網管有三個層次，第一層是所謂的「大中華防火牆」，專門防止一些列入黑名單的外國網站如fb、twitter等的訊息進出大陸。第二層是關鍵詞自動監控，但這一層管制不十分有效，因為漢字的形和音提供很多辦法替代關鍵詞而依然能夠傳達訊息。第三層就是人手監控，金教授的研究團隊主要就是着眼這一層監控的特點。
團隊首先在一百個大陸社交網站上註冊成為用戶（這些網站佔大陸同類網站訊息交通總量的97%），然後以用戶身份在網上發放不同特定內容的文字訊息，再在全世界各地廣泛設置的電腦網上觀察哪些特定內容的文字訊息遭到什麽程度的屏蔽。
此外，研究團隊還特地在大陸設立自己的社交網站，並且與大陸的社交平台軟件兼網管公司訂立合同，在網站上安裝大陸一般社交網站都安裝了的訊息審查系統軟件，開站運作之後讓那些軟件對網站訊息言論作「自我審查」，以便觀察軟件的屏蔽作業，亦即以「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的方法找出該種訊息審查軟件的具體功效。
研究報告有一段看來很搞笑的敍述：「從參與其中了解審查制度：（因為跟社交平台軟件兼網管公司訂立了合同），那些公司的員工很樂意教我們如何審查訊息以滿足政府的網管要求；……他們還告訴我們最好每五萬個用戶就聘請二至三位審查員。由此，我們估算到（全中國大陸）大概有五萬到七萬五千名社交平台公司僱用的自我審查員；這還未有把政府內部的網警、網路監督員及五毛黨的數目計算在內【註2】。」研究方法如此「鬼馬」，不知大陸有關當局會否向哈佛提出抗議或警告。
研究的結果很豐富，包括下列個點：
一、用戶上載的文字訊息，通過第一、二層監控之後，進入第三層的五種人手監控流程中的一個。五種審查流程分兩類：一是先審查，結果可以是通過、屏蔽、屏蔽兼封戶；二是先放行，然後二十四小時內受檢，結果可以是通過、刪除。
二、第三層的五種人手監控相當嚴密，團隊研究的一百個社交網站當中，有六十六個遭不同程度的審查。實驗設計裏的文字上載，能通過第一、二層監控的，有四成受到第三層人手審查；而最終被屏蔽的訊息，佔所有上載訊息的63%。
三、研究者有辦法取得非常大量而完整的未經審查的原始上載訊息；利用這批資料與審查後獲得放行的訊息相比較，研究者得出一個「可能敏感詞」的清單。此清單與後來他們從社交平台軟件兼網管公司取得的今年4月份官方敏感詞清單比較，幾乎完全吻合。
四、中共在網絡上進行的審查、屏蔽，主要對象是「能引起集體行動的訊息」，無論這些訊息是與官方同調還是相反。另一方面，批評甚或激烈批評政府的言論訊息，只要不涉及集體行動，遭屏蔽的機會率則比較低。
最後一點很有意思：大家記得，2010年時，有若干港區人大代表以個別代表身份關注「結石寶寶」事件，中央認為問題不大，但當羅范試圖聯名上書，中央就馬上「吹雞」叫停。此事與中共最刻意屏蔽「能引起集體行動的訊息」的背後原則完全一樣：個別聲音沒有危險不必怕，還可賴以知道一部分民情，但集體行動則無論如何是一種不能容忍的威脅，必須鎮壓於萌芽階段。
這和史達林可以容忍個別的批評者如高爾基，卻把清黨的矛頭指向各個反對「派」，是同樣道理。
當然，我們可以說，中共進步了：當年史氏用於黨內少於一千萬黨員的監控和打擊手段，中共現在用於全國十三億人口。
二、說三道四者的《剃頭歌》
1960年5月7日，毛澤東接見一批來自非洲的社會活動家，並鼓勵他們說：「全世界各國人民的正義鬥爭，都是互相支持的。」1971年11月15日，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團長喬冠華在聯合國第二十六屆大會全體會議上發言時，重複了毛氏這句名言。
毛當年說這句話，並不是唱高調，而是總結了中共立黨立國時期的經驗，再一次準備付諸實踐，幫助亞非拉對抗帝修反。所謂經驗總結，主要就是總結中共革命奪權時期得到蘇聯的人力物力資助、建國初期反過來派「志願軍」到北朝鮮幫助金日成打仗那兩回事。
知道上述歷史背景的人，大概都會覺得，近日大陸駐港外交部人員及香港左派抨擊美英使節發表支持港人爭取民主的言論，是無原則的機會主義行徑。民主事業是正義事業，不僅大多數香港人希望有、《基本法》裏承諾過，就算是中共及其支持者，也不能正面否定；如此，得到世界上其他民主國家和人民的聲援，實在理所當然、不在話下。
美英使節「說三道四」令大陸駐港官員不快，十分自然；但這些官員何曾想過，他們自己長期以來違背「高度自治」承諾、對香港民主討論愈來愈勇於「說三道四」，同樣令大多數港人反感？
而且，人家的「說三道四」，不過是一些一般原則或立場聲明，和毛主席當年說的那些話差不多，但大陸官員對香港民主要求的「說三道四」，卻是處處設限、層層壓抑，動不動就給港人扣上「違反《基本法》」的帽子。試想，如果大陸官員未完全忘記毛主席的教導，說一些類似美英使節說的支持話（「希望民主派也可以參加四年後的香港特首普選」、「隨時為香港爭取普選提供支援」之類），而不是具體而微指指點點乃至單單打打，大多數香港人不是會很受得落嗎？
同樣是「說三道四」，無疑人家的動聽一些，於是就只得搬出各種陰謀論、特務論。不過，香港「自古以來」就是各國特務橫行之地，港人不以為怪，同時也知道有數不清的中共地下黨在本地每一角落運籌帷幄。其實， 對港人而言，所有這些都是枝節，重要的是能夠有一個寬鬆的言論環境、充分的時間和獨立的非傀儡輿論平台，去探討、處理香港人自己的政治前途。
因此，不少港人看到左派與梁特首等人反感美英使節言論之時的那種氣急敗壞，不無一肚子鳥氣得到宣洩的感覺：「試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
三、鄺主教讓「佔中」熱了
繼聖公會名校男拔萃上周舉辦了「信仰與政治」的研討會之後，一向與政治不沾邊的中大崇基學院神學院亦宣布主辦公開的「『和平佔中』神學研討會」，於11月4至5日一連兩天於鬧市（循道衞理會安素堂）舉行，已安排的講者一共十位，可謂大陣象。香港教會從來少涉政治，故不久前雖有天主教教區對「佔中」表示善意關注，信教人士並未因而特別留意；及至聖公會主教長公開對運動提出反面意見之後，宗教圈內的正反立場討論才真正升溫。連「不食人間煙火」的宗教界也動起來了，「佔中」往後發展當有一番熱鬧。
不過，愈是熱鬧港人愈要清醒。反「佔中」的一方，早已擺出「文攻武嚇」的陣勢，如果運動一旦開展，難保不會有「愛字幫」或更黑的反對團體進場故意挑起混亂。為防這種原因的亂事出現，筆者有一具體建議：「佔中」當日，先與警方取得高度默契，由運動的指揮中心派發簡單工具如彈性索帶，交由全體簽名參與「佔中」的人士逐一繫住雙腳、反綁雙手，然後才進場，被捕之後，始由警方鬆綁【註3】。這樣，大家都知道，任何騷亂都是一些蓄意破壞「佔中」的滋事者所為；明白這點，欲滋事者也就不那麽敢造次。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氣短集》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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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24 September 2013
亚洲最大高考工厂 - 中国青年报
探访亚洲最大“高考工厂”：升学率超8成 老师用扩音器上课 中国青年报 发表于2013-09-23
每年有近万名复读生及应届高三学生在这里进行“锻造”，在高考的检验下过关后，输往全国各地的大学。从规模和“产品合格率”来说，这家皖西山区的“高考工厂”，制造着高考..
说起“毛坦厂”，难免会有人瞪着眼睛，迟疑着问：“生产毛毯的厂子？”
其实，毛坦厂不是工厂，跟毛毯也完全不沾边儿，它是安徽省六安市下面的一个乡镇。倒是这个镇上的高中，在社会上流传着一个与“工厂”有关的名声——“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
每年有近万名复读生及应届高三学生在这里进行“锻造”，在高考的检验下过关后，输往全国各地的大学。从规模和“产品合格率”来说，这家皖西山区的“高考工厂”，制造着高考史上的“神话”。
复读，或者按照校方的标准表述——补习，无疑是这里最响亮的品牌。近年来，每年有超过8000名来自安徽省内外的复读生涌进这里，接受再次的加工和磨砺。
2013年安徽约有10.5万名复读生参加高考，小小毛坦厂就占了近8%。
挤满学生的中学，是这座小镇的“心脏”，几乎整个镇子人们的生活节奏，都要保持着和它同样的律动。
同时，它也是拉动小镇运转起来的“引擎”。当地的居民说，“没有学校呀，毛坦厂的经济就会崩溃”。
开学了，毛坦厂苏醒了
8月中旬的一天，毛坦厂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坐着豪华的奔驰车绕着大山，弯弯折折地来到这座山坳小镇之后，19岁的郑汉超看见的是一座空空的镇子。
大白天，街上空荡荡的，很难见到人影。几只麻雀从半空中飞过，也无法吵醒如同沉睡中的街道。整条街上紧挨着的大小餐馆，几乎都闭上了卷拉门，以至于那些不合时宜闯入镇子的外地人，找不到花钱可以填饱肚子的去处。
用当地老百姓的话来说，每年高考过后，毛坦厂就像经历“大扫荡”一样，变得空寂起来。
8月29日，镇上高中的复读班开课。8000多名复读生，陆陆续续地被10分钟一趟跑得疲惫不堪的客运班车，或者挂着“皖”与某个英语字母组合起来牌照的小轿车，运送到毛坦厂。
随着小镇的“心脏”复苏跳动起来，毛坦厂也从一场短暂的休假中苏醒。
这里最繁华的商业街，学府路和翰林路上，包子铺老板熟练地打开一个又一个冒着热气的笼屉，金黄的手抓饼在铁锅里“滋滋”作响，餐馆里的客人不耐烦地催着服务员上菜，小超市的收银员正在收银机里翻找零钱。
“很难想象，一个镇子竟然像一部手机，可以切换模式。”或者，梦想当电影导演的郑汉超更愿意把毛坦厂的变化，比喻为电影里的特技。
要找到毛坦厂镇情景切换的时间节点，并不太费劲。最明显的那条分界线无疑是“高考日”。6月5日，高考前一天——也是当地的“送考节”——在礼炮声和乐曲声中，70辆大巴和上千辆私家车将过万名高考生接走之后，陪读的家长也散去，毛坦厂镇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空心镇”。
如今，时间点拨到“开学时”。8月29日晚上，毛坦厂中学的校长韦发元在吃晚饭时，往肚子里灌了几杯平日里不怎么碰的啤酒，“解解乏”。
就在小镇“心脏”部门的指挥者神经紧绷的同时，由这颗“心脏”所牵动的各个部件，都拧紧发条，沿着它跳动的波线图运转着。
毛坦厂镇政府办公室主任杨化俊和旁人的谈话，会被随时响起的手机铃声打断。“为学校提供后勤服务”，已成为镇政府的重要日常工作。因为外来客人的激增，这里公务员的接待任务，已超过平时的负荷。
镇上的10多家宾馆几乎都住满了，宾馆服务员对抱怨“底楼太潮湿”的房客们，机械地重复那句：“全都满了，现在没有换的。”如果不提前预定，想赶着饭点在状元酒楼或者新学府餐馆吃上一顿饭，还要看运气。
来自邻县舒城的陪读家长汤才芳，把手机闹钟调成早晨5点半，这将是未来9个月里她和儿子在毛坦厂每一天的起始时间。
如果一切顺利，郑汉超和汤才芳的儿子可能成为复读班的同学。尽管，一直到奔驰车把他载到毛坦厂之前，这个富商之子还以为父母会把自己送到美国留学。
那本是一条设计得很周密的成才之路。郑汉超初中毕业后，“为了接受更优渥的教育”，被父母从安徽老家送到杭州。郑家在杭州买房，加入当地户籍，费了一番周折之后，终于让家里的独子读上了国际学校。
“怎么说呢，那种学校是国际范儿的，追求个性，自由发展。”8月29日晚上，郑汉超坐在毛坦厂一家宾馆的沙发上，摇晃着他手上的iphone5。他刚向宾馆前台询问是否有iphone5充电器，服务员在打了好几通电话之后，给他找来一个不匹配的“山寨”手机充电器。
“原本打算要向西走，拐了一个弯儿，还是要回到原点，费劲巴拉地到这个山沟里来。”在饭桌上偶尔听朋友提到“毛坦厂”，郑汉超的父亲，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板，对这个山坳里的高中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半路杀出个毛中”，意味着郑汉超的留学计划暂时搁浅。“现在海归也不是那么吃香了。想出国？很容易，只要有钱，有money,有朋友就行了。可是你要是不在国内读个像样的大学再出去，别人就会说你是富二代，鄙视你！”这个精明的商人，一边挥着右手，一边语速飞快地冲儿子讲他的道理。
毛坦厂的魔力很快将这对父子吸引到统一战线上。“如果在这个山沟里闭关苦读一年，考上国内的电影学院，也是梦寐以求的。”郑汉超盼着自己能赶上复读班报名的“末班车”，走进“神一样的毛中”。
政府和镇上每个居民，一切都围着学校转
将毛坦厂镇上的人们拽进同一生活频率的引力，来自这里的两所高级中学——毛坦厂中学和金安中学。
毛坦厂中学始建于1939年，是一所在抗日战争中诞生的老校。2005年，毛坦厂中学与当地一家私立学校联合成立股份制的金安中学，接纳“补习生”和应届高中生，两校相对独立，教学资源共享。但在当地，老百姓还是习惯合称两所学校为“毛中”，称补习生为“复读生”。
神奇，从高考数据上看，或许是对地处山坳小镇的毛中毫不夸张的评价。近10年来，毛中的本科升学率连续达到8成以上，而且还不断将自身的记录刷新。今年，毛中有11222名考生参加高考，其中9258人达到本科分数线。
近年来，毛中的名声已经翻过大别山，飘散在豫皖苏三省之地上。合肥当地一家高考补习学校打出的广告语是，“某某学校，家门口的毛坦厂”。
不过，韦发元校长却说：“毛中几乎从不做广告。”
说这句话的底气是，学生和家长大多是在口口相传中听闻毛中的“神话”，慕名涌进毛坦厂镇。高考成绩公布的当天下午，咨询复读的电话就已打到毛中。开始报名后3天，高考补习班的名额就满了。
一座去年竣工的5层砖红色教学大楼，被命名为“补习中心”，专供复读生上课，50多个教室已经坐得满满当当。坐在最后一排的学生，后背委屈地擦着墙。靠近门口的高个子男生，稍微撑一下腿，就会不小心跨出教室。几个学生揶揄着：“胖子就免进了。”
由于复读班教室里的学生太多了，老师必须要用扩音器上课。经过回字形教学楼的人，可以听到此起彼伏的吐着英语的女高音，或者带着皖西口音的男中音，汇聚成一部雄壮的“交响乐”。
即便是“一根针插进去感觉都很困难”，开学好几天后，仍然有家长和学生逡巡在教室门外，眼巴巴地瞅着窗户里面黑压压的人头。
那些抱着极大的希望来到毛中，但是又失落而归的家长们留下的背影，成为初秋毛中校园里的寥落一景。
踩着8月份的尾巴，在父亲使出浑身解数之后，郑汉超终于迈进毛中的门槛。不过，他没能进“最牛”的复读班，只能去高三应届班借读。即便如此，郑汉超在商场摸爬滚打多年的父亲，在当天晚上就像谈成一笔大生意那样兴奋。
他拍着儿子的肩膀，嘴角挂着微笑，流露出一个父亲的温柔：“知道吗？我做了很多投资，但是你才是我最大的投资，而且这笔投资，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对于农村妇女汤才芳来说，“投资”不是她敏感的事情。但是，今年陪儿子来毛中，也算是一次“赌博”。她的儿子今年考上三本院校，但是又不甘心，执拗地要来毛中复读。
“这一年会影响孩子一辈子。”汤才芳说。这个农村妇女的哥姐，分别通过走当年最重要两条路——当兵和上大学，走出农村，改变了命运。她感叹：“我是兄弟姐妹里过得最差的，现在就指望我的儿子了。”
正是冲着这个朴素的道理，70多岁的奶奶还在为孙子发挥余热，中年妈妈不得不提前退休来照顾女儿……这些数量庞大的外地人，聚集在毛坦厂，成为这个镇子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坦厂镇，这个镇区面积只有3.5平方公里的小镇，在毛中开学后，再次恢复到将近5万的人口规模。当地的人口结构，因为高考，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镇上的本地户籍居民只有5000多人，但随着当地的高中名气越来越大，事实上的人口主体变成两万多的高中生，以及将近1万来自安徽省内外的陪读家长，剩下的就是在学校附近做生意的外地人。
很难说清楚，5万人口究竟是什么数字概念。这5万人每天要制造7000多吨生活污水，消费校门口售卖的将近5000个包子和500多个手抓饼，以及农贸市场和街边商店里难以统计的肉蛋、蔬菜和水果。
为了避免镇子的生活陷入瘫痪，毛坦厂镇近几年修建了3.5千伏的变电站、50亩的垃圾填埋场和日处理量5000吨的污水处理厂。“如果没有学校，这里不可能建设如此规模的基础设施。”镇政府的杨化俊说。
不过，这座小镇没有一家网吧、咖啡馆和KTV——任何可能会让学生“分心”的娱乐场所。毛坦厂最后一家网吧，几年前在陪读家长的强烈反对下，被当地派出所“取缔”。如今，镇上的商家也很“自觉”。很多毛坦厂人说，“和学校共生共荣”。
“我们和毛坦厂中学的关系，可以说是镇校一家，学校的事情，就是我们镇上的事情。政府和镇上每个居民，一切都围着学校转。”今年6月，毛坦厂镇长韩怀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一所山里中学演绎的“逆袭”故事
郑汉超听说，进了毛中的学生，如果想成为成功故事的主角之一，就必须接受和适应这里的规则。
这套规则，是“毛中制造”的核心肌理。毛中分管教学的副校长李振华，将其概括为“全方位立体式无缝管理方式”。毕竟，这座“工厂”的人数规模很庞大。在补习中心上课的超过8000个学生，下课铃响后同时从教学楼往外走，直到整座楼空无一人，要花去将近15分钟。
这里有严苛的时间作息制度。一天24小时会被一张作息表严丝合缝地分解掉。通常，早上6点10分进班早读，直到晚上10点50分下晚自习，休息时间只包括：午饭、晚饭各半小时，午休1小时——午休本是两小时，但学生被要求到教室睡觉，顺便再匀出1小时自习。
有的班主任甚至还要求“统一上厕所”，“以免进进出出影响别人休息”。
毛中的老师们认为，应对标准化的考试，需要大量和重复的训练，因而在这里经受“锻造”的学生，“1年要完成过去3年才可能做完的习题和考试卷”。
在这座“高考工厂”里，竞争的氛围被制造得很浓烈。高三几乎每周都要考试，成绩表张贴在教室门外，排名靠后的名字会被红色的横杠标注。
为了给“毛中制造”提供优质而又勤勉的人力资源，学校在招聘老师时明码标价“年收入6～10万元”。大部分毛中老师生活水平都不错，可以在六安或者合肥买房，还开上了私家车。
但是，对于老师们来说，这座“工厂”的生存法则非常残酷。学校选聘班主任，每学期根据考试成绩，实行“末位淘汰制”，而班主任可以炒掉任课教师。
近年来，全国各地的高中校长、教师和家长来毛中取经问道的不少。几年前，深圳市福田区教育局也曾到这个皖西山坳里来参观交流。
在校领导看来，毛中的门道，“一点儿都不神秘”。它在校园里几乎随处可见，被赋予各种形式向人们展现——可能是学校花坛里写着“肯吃苦才能代代成才，守规矩方可日日进步”的宣传牌，也可能是教室墙壁上直截了当的“为了大学，拼命吧”的励志标语，或者是老师们爱说的那句口头禅“两横一竖，干！”
这一切都成就着毛中的高考“神话”。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毛中只是一所不为人知的山区学校，而且它随时面临着和其他乡镇中学类似的命运——在教育资源不平衡的背景下，逐渐衰落。
如今的毛中，演绎着一个“逆袭”的故事。这个地处大别山余脉的中学，正在修建田径馆和游泳馆，还在操场上立起一块巨大的LED电子屏幕。毛中的老师自豪地说：“这是华东地区最大的一块电子屏幕。”
有人认为毛中是“高考圣地”，也有人说它是“地狱”，隐喻着中国高考的畸形和异化。在毛中经受过锻造的人，在网络上宣泄着对母校的复杂情绪。有的人对它很痛恨，也有人说：“对毛中充满感激。”
信奉毛中“神话”的家长和学生，还是在使劲儿地往那扇门里挤。很多人认为，只要一脚踏进毛中大门，就意味另一只脚踏进了大学。
8月的最后一天，一位六安当地人帮着一对来自庐江县的农村夫妻，往复读班的教室里硬塞进一张黄色课桌。讲起这事时，他咬着牙，双手在半空中环抱，比划着为挪动那张课桌费劲的样子。
这位不付重托的朋友，在那对夫妻面前，拍着胸脯说：“放心吧，进了毛中，你们女儿来年高考一定能涨分。”
安徽当地人认为，托关系将亲友的孩子送进毛中，“是很有面子的事情”。
现实是，也有好不容易挤进毛中的学生，在这里呆了一两天，就哭喊要逃离。
复读班开课后第二天，一个戴着眼镜的小个子女生站在教室门外抽泣。她拖着哭腔向一位中年妇女哀求道：“妈，我真的受不了。我一看到，那么多书，太恐怖了。我很害怕，我真的很害怕。我不读了，不读了。”
穿着套裙、脚踩高跟鞋的母亲，脸涨得通红，恨恨地说：“你不读？你为什么不读？这么多人不是都在读吗？你知不知道，为了能让你上这个学，我已经烦透了！”
她伸手将眼睛哭红了的女儿拽到教学楼角落里，指着楼道远处，甩出一句话：“你要是不读了，直接从这儿跳下去。”
郑汉超的父亲有些担心，自己的儿子是否也会成为“逃兵”。这个在氛围自由的国际学校里呆惯了的男生，已经开始抱怨“毛中太苦了”。
但是，“就像放进炼钢炉的铁块，不可能再伸手往回捞”。平日里娇生惯养的儿子，“在这里吃苦，受委屈，甚至个性被压抑，统统可以接受”。
“其实，这真是中国教育的悲哀，但也是合理的存在。是体制错了，还是勤奋错了？”这个殷切盼望儿子考上大学的父亲反问。
郑汉超还算“争气”,他把iphone5扔进抽屉里，换了一个在镇上买的款式老旧的手机，不能上网，只能用来打电话和发短信。
这个在微博上拥有11万粉丝的男生想起，应该跟关注自己的人们短暂告别一下。他又掏出手机，发了一条微博：“你们一直抱怨这个地方，但是却没有勇气走出这里。9个月，咬咬牙，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却有着同一个目标，请等我回来。”
不过，郑汉超并不想告诉朋友们，“这个地方”是毛坦厂，一个被人们视为诞生高考“神话”的地方。
从以“三线”厂为荣，到以“毛中”为荣
9月初，毛坦厂镇政府办公楼的玻璃门上，贴着大红色的高考喜报。
官方对外展示的地方简介里，毛坦厂中学占据着最靠前的段落，高考成绩也是不可或缺的一处笔墨。
对于这个安徽的山区乡镇来说，教育是当地发展布局里的一张王牌。用杨化俊的话来说，学校是毛坦厂发展经济的“引擎”。
这台“引擎”发动起来，给这个镇子注入看得见的商机。数以万计的外地学生和陪读家长涌进毛坦厂，催生了当地特色的“房地产经济”。
这些外地的房客，大多住在书店、超市或者农贸市场等的商铺楼上，为毛坦厂当地居民带来一笔稳定而又可观的房租收入。
陪读家长大多抱怨：“这里的租金太贵了。”目前，镇上对外出租的房子，最便宜的租金一年大约四五千，最贵的达到两万多元。在当地，“一家本地居民靠出租房，一年收入二三十万，很正常”。
30岁出头的王瑞，去年从江苏常熟回到家乡毛坦厂，扒掉家里的老平房，盖起一栋3层楼的“学生公寓”，“一年的房租收入远超过在常熟开服装店挣的钱”。但是，这山望着那山高，他还是感叹：“我还是没眼光，盖房子太晚了。”
那些“有眼光”的当地人，敏锐地围绕着毛坦厂的强力“引擎”寻找赚钱的机会。
去年，金安中学新打开一扇北门，又为毛坦厂镇掘开一条积累财富的通道。短短一年间，新北门外那条命名为翰林路的水泥路边上，一座座四五层的小楼拔地而起，如今成为部分当地人的“摇钱树”。尽管由于工期紧张，有的楼房外墙还没来得及被白瓷砖填满，裸露着整面墙砖。
毛坦厂镇，正在以制造高考“神话”的毛中为圆心，划出一个中部省份山区集镇的经济图景。几乎与毛中崛起的节奏同步，毛坦厂镇的经济也开始有起色。这个土地面积紧张、工业并不发达的镇子，还曾在2009年、2010年连续两年挤进六安市经济发展综合实力20强乡镇。当地政府介绍，去年毛坦厂的财政收入将近1500万元。这个数字，是邻镇东河口全年财政收入的近4倍。
镇政府的杨化俊说，毛坦厂从过去以采茶和卖竹子为主“山口经济”，发展成为现在的“校园经济”。
在这个拥有明清徽派老街的老镇上，当地镇政府还想打好一张旅游牌。不久前，一条超过千米的明清老街路口，建起一家仿古徽派建筑的“毛坦厂老街游客接待中心”。但是这个崭新建筑物的棕色镂空玻璃门如今却紧闭着，门前还立着由三根竹竿搭起来的晾衣架，上面挂着女人的裙子和内衣。
相比于起步较晚的旅游业，由毛中带动的校园经济，能为毛坦厂镇带来更稳定的消费市场。杨化俊算了一笔直观的经济账：“毛坦厂将近3万学生和家长，如果保守估计，每人每天在镇上消费10块钱，全镇第三产业一天的营业额至少30万。”
有时，面对由毛中这台引擎发动起来的市场，毛坦厂这个小镇子也会应接不暇。那些无力承载的消费需求，就会转移到附近的乡镇或者县城，成为周边地带的福祉。
70岁的本地人熊春义很难想象，毛中是如今镇子的中心地带。他更怀念上世纪60年代，坐落在毛坦厂李家冲村的“三线厂”，曾经为这个镇子增添的繁荣景象。
“三线厂”是特定年代的产物。在1964年至1980年，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巨资，号召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民工，在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建起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当年，毛坦厂这里建起一个生产枪支和汽车配件的军工厂。
9月初的一个下午，干瘦的熊春义老人，蹲坐在墙皮剥落的灰砖楼门口，一边搓着玉米棒，一边回忆起有关三线老厂的画面。他曾在厂区学校的食堂做工，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工厂搬迁到马鞍山之前退休。
那些记忆，就像熊春义住着的这栋三线厂老宿舍楼一样，已经很陈旧。
“那时，厂区是毛坦厂最热闹的中心，姑娘以嫁到三线厂为荣。”当然，他也知道，现在的毛坦厂人“以把孩子送到毛中上学为荣”。他的女儿在毛坦厂镇区生活，以租房为生计。
即使没有这个老人的回忆，如今看着遗留在这里的厂房、医院和学校旧址，以及墙壁上依稀可见的属于那个年代的宣传标语，也会引来毛坦厂年轻一代唏嘘感叹“不同时代的寓言”。
一位毛中的年轻老师说：“看上去这个厂区过去是多么繁荣。让我联想到毛中，如今这里也这么繁荣，但不知道以后会如何。看来真是要居安思危啊！”
有关毛坦厂的一切
在毛坦厂呆了几天后，来给儿子陪读的汤才芳觉得，“这里没有新鲜事了”。
除了给儿子洗衣做饭，在毛坦厂剩下的大把时光，对她而言，只能用“无聊”来形容。
一到傍晚，小镇会热闹起来。三三两两的中年妇女，绕着毛中院墙外面的小路散步。随着天色越来越暗，零零星星的人，逐渐汇成川流不息的人河。
在路灯下随着音乐扭腰摆臀的人们，会给马路岔口制造一些拥堵，惹得汽车司机拼命地按喇叭。
毛坦厂镇的领导曾经表示，镇上将来要建一个专门供陪读家长们娱乐休闲的文化广场。
鳞次栉比的出租屋门前，头发湿漉漉的女人们围坐成一圈，谈着家长里短或者孩子的考试成绩。腆着肚皮的中年男人，将耳朵凑到收音机旁边，听着黄梅戏。
汤才芳想给自己找更多的事情做。她跟房东“搞好关系”，要来一块免费的菜地。她连夜翻了地，种上了大蒜和香菜。这个过日子精打细算过的女人，抱怨镇上农贸市场的菜价“太贵了”。
种菜开始成为一些陪读家长们所热衷的打发时间的方式。毛坦厂一些弃耕的荒地，被重新撒上了蔬菜籽儿。那些找不到整块荒地的人，只好捣腾起学校院墙外面的土。初秋时节，小镇时常弥漫着一股秸秆烧焦的呛人味道。
近几天，汤才芳在镇上找到活计。她在离出租屋不远的一个服装店里做缝纫工。晚上，当自己儿子正在教室里埋头苦读的时候，她踩着缝纫机的踏板，为这个小镇输入劳力。
在毛坦厂镇，有10多家服装加工厂以及官方都不掌握数据的遍布于大街小巷的小作坊。那些踩着踏板的缝纫女工，绝大部分是镇上的陪读家长。
“现在正值服装企业青黄不接的‘用工荒’，但是我们这里基本不愁招人。”毛坦厂镇上最大一家服装企业的王领班说。
为吸引陪读家长来做工，大部分服装企业和小作坊会在招工广告上写着：“工资计件，工作时间不受限制”。饭点之前，这些女缝纫工必须扔下手中的夹克袖子或者棉服内胆，赶回租屋给孩子做饭。
杨化俊欣慰地向外人介绍，一家上海的大服装厂，“看中我们这里有大量的陪读家长”，考虑落地毛坦厂镇。
汤才芳并没意识到，像她们这些来毛坦厂的陪读家长，正在改变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在她看来，除了儿子高考，其余消磨时光的活计，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她听说，毛中有一棵百年老枫树。很多家长和学生拜过这棵“神树”以后，“很显灵，第二年高考涨了一两百分呢”。
一天下午，汤才芳特意去寻访这棵“神树”。这棵老树长得枝繁叶茂，一根长长的树枝伸出学校的院墙。
走近毛中北门东侧的那面院墙，汤才芳很震惊。观世音菩萨的十字绣和“毛中栽培，神树显灵”的红色锦旗，被铁丝挂起来，几乎遮住大半面斑驳发黑的墙。褪色的锦旗旁边，一块简易房铁皮搭起的棚架下面，香灰堆到1米多高，一大片墙皮已经被熏得脱落，露出红色的裸砖。
汤才芳想烧上一柱香。巷子口，一个中年女人摆着香火摊，装烛火的纸盒上两个手写的大字清晰可见：“状元”。
这个陪儿子第二次冲刺高考的母亲，在巷子口停留了一会儿，还是转身离开了。她说：“信则有，不信则无。”
一些迷信的甚至说不清的神秘感萦绕在毛坦厂。很多学生会在高考前放孔明灯，希望获得好运。但黄色是忌讳，因为那表示“黄了”。“送考节”那天，前三辆大巴车的车牌尾号都是“8”，出发时间是上午8点8分。头车司机属马，寓意“马到成功”。
如果真能熬到“马到成功”的那天，郑汉超考上了电影学院，这个未来的导演想拍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有关毛坦厂的一切”。
（应采访对象要求，郑汉超为化名）
录入编辑 周子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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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有近万名复读生及应届高三学生在这里进行“锻造”，在高考的检验下过关后，输往全国各地的大学。从规模和“产品合格率”来说，这家皖西山区的“高考工厂”，制造着高考..
说起“毛坦厂”，难免会有人瞪着眼睛，迟疑着问：“生产毛毯的厂子？”
其实，毛坦厂不是工厂，跟毛毯也完全不沾边儿，它是安徽省六安市下面的一个乡镇。倒是这个镇上的高中，在社会上流传着一个与“工厂”有关的名声——“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
每年有近万名复读生及应届高三学生在这里进行“锻造”，在高考的检验下过关后，输往全国各地的大学。从规模和“产品合格率”来说，这家皖西山区的“高考工厂”，制造着高考史上的“神话”。
复读，或者按照校方的标准表述——补习，无疑是这里最响亮的品牌。近年来，每年有超过8000名来自安徽省内外的复读生涌进这里，接受再次的加工和磨砺。
2013年安徽约有10.5万名复读生参加高考，小小毛坦厂就占了近8%。
挤满学生的中学，是这座小镇的“心脏”，几乎整个镇子人们的生活节奏，都要保持着和它同样的律动。
同时，它也是拉动小镇运转起来的“引擎”。当地的居民说，“没有学校呀，毛坦厂的经济就会崩溃”。
开学了，毛坦厂苏醒了
8月中旬的一天，毛坦厂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坐着豪华的奔驰车绕着大山，弯弯折折地来到这座山坳小镇之后，19岁的郑汉超看见的是一座空空的镇子。
大白天，街上空荡荡的，很难见到人影。几只麻雀从半空中飞过，也无法吵醒如同沉睡中的街道。整条街上紧挨着的大小餐馆，几乎都闭上了卷拉门，以至于那些不合时宜闯入镇子的外地人，找不到花钱可以填饱肚子的去处。
用当地老百姓的话来说，每年高考过后，毛坦厂就像经历“大扫荡”一样，变得空寂起来。
8月29日，镇上高中的复读班开课。8000多名复读生，陆陆续续地被10分钟一趟跑得疲惫不堪的客运班车，或者挂着“皖”与某个英语字母组合起来牌照的小轿车，运送到毛坦厂。
随着小镇的“心脏”复苏跳动起来，毛坦厂也从一场短暂的休假中苏醒。
这里最繁华的商业街，学府路和翰林路上，包子铺老板熟练地打开一个又一个冒着热气的笼屉，金黄的手抓饼在铁锅里“滋滋”作响，餐馆里的客人不耐烦地催着服务员上菜，小超市的收银员正在收银机里翻找零钱。
“很难想象，一个镇子竟然像一部手机，可以切换模式。”或者，梦想当电影导演的郑汉超更愿意把毛坦厂的变化，比喻为电影里的特技。
要找到毛坦厂镇情景切换的时间节点，并不太费劲。最明显的那条分界线无疑是“高考日”。6月5日，高考前一天——也是当地的“送考节”——在礼炮声和乐曲声中，70辆大巴和上千辆私家车将过万名高考生接走之后，陪读的家长也散去，毛坦厂镇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空心镇”。
如今，时间点拨到“开学时”。8月29日晚上，毛坦厂中学的校长韦发元在吃晚饭时，往肚子里灌了几杯平日里不怎么碰的啤酒，“解解乏”。
就在小镇“心脏”部门的指挥者神经紧绷的同时，由这颗“心脏”所牵动的各个部件，都拧紧发条，沿着它跳动的波线图运转着。
毛坦厂镇政府办公室主任杨化俊和旁人的谈话，会被随时响起的手机铃声打断。“为学校提供后勤服务”，已成为镇政府的重要日常工作。因为外来客人的激增，这里公务员的接待任务，已超过平时的负荷。
镇上的10多家宾馆几乎都住满了，宾馆服务员对抱怨“底楼太潮湿”的房客们，机械地重复那句：“全都满了，现在没有换的。”如果不提前预定，想赶着饭点在状元酒楼或者新学府餐馆吃上一顿饭，还要看运气。
来自邻县舒城的陪读家长汤才芳，把手机闹钟调成早晨5点半，这将是未来9个月里她和儿子在毛坦厂每一天的起始时间。
如果一切顺利，郑汉超和汤才芳的儿子可能成为复读班的同学。尽管，一直到奔驰车把他载到毛坦厂之前，这个富商之子还以为父母会把自己送到美国留学。
那本是一条设计得很周密的成才之路。郑汉超初中毕业后，“为了接受更优渥的教育”，被父母从安徽老家送到杭州。郑家在杭州买房，加入当地户籍，费了一番周折之后，终于让家里的独子读上了国际学校。
“怎么说呢，那种学校是国际范儿的，追求个性，自由发展。”8月29日晚上，郑汉超坐在毛坦厂一家宾馆的沙发上，摇晃着他手上的iphone5。他刚向宾馆前台询问是否有iphone5充电器，服务员在打了好几通电话之后，给他找来一个不匹配的“山寨”手机充电器。
“原本打算要向西走，拐了一个弯儿，还是要回到原点，费劲巴拉地到这个山沟里来。”在饭桌上偶尔听朋友提到“毛坦厂”，郑汉超的父亲，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板，对这个山坳里的高中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半路杀出个毛中”，意味着郑汉超的留学计划暂时搁浅。“现在海归也不是那么吃香了。想出国？很容易，只要有钱，有money,有朋友就行了。可是你要是不在国内读个像样的大学再出去，别人就会说你是富二代，鄙视你！”这个精明的商人，一边挥着右手，一边语速飞快地冲儿子讲他的道理。
毛坦厂的魔力很快将这对父子吸引到统一战线上。“如果在这个山沟里闭关苦读一年，考上国内的电影学院，也是梦寐以求的。”郑汉超盼着自己能赶上复读班报名的“末班车”，走进“神一样的毛中”。
政府和镇上每个居民，一切都围着学校转
将毛坦厂镇上的人们拽进同一生活频率的引力，来自这里的两所高级中学——毛坦厂中学和金安中学。
毛坦厂中学始建于1939年，是一所在抗日战争中诞生的老校。2005年，毛坦厂中学与当地一家私立学校联合成立股份制的金安中学，接纳“补习生”和应届高中生，两校相对独立，教学资源共享。但在当地，老百姓还是习惯合称两所学校为“毛中”，称补习生为“复读生”。
神奇，从高考数据上看，或许是对地处山坳小镇的毛中毫不夸张的评价。近10年来，毛中的本科升学率连续达到8成以上，而且还不断将自身的记录刷新。今年，毛中有11222名考生参加高考，其中9258人达到本科分数线。
近年来，毛中的名声已经翻过大别山，飘散在豫皖苏三省之地上。合肥当地一家高考补习学校打出的广告语是，“某某学校，家门口的毛坦厂”。
不过，韦发元校长却说：“毛中几乎从不做广告。”
说这句话的底气是，学生和家长大多是在口口相传中听闻毛中的“神话”，慕名涌进毛坦厂镇。高考成绩公布的当天下午，咨询复读的电话就已打到毛中。开始报名后3天，高考补习班的名额就满了。
一座去年竣工的5层砖红色教学大楼，被命名为“补习中心”，专供复读生上课，50多个教室已经坐得满满当当。坐在最后一排的学生，后背委屈地擦着墙。靠近门口的高个子男生，稍微撑一下腿，就会不小心跨出教室。几个学生揶揄着：“胖子就免进了。”
由于复读班教室里的学生太多了，老师必须要用扩音器上课。经过回字形教学楼的人，可以听到此起彼伏的吐着英语的女高音，或者带着皖西口音的男中音，汇聚成一部雄壮的“交响乐”。
即便是“一根针插进去感觉都很困难”，开学好几天后，仍然有家长和学生逡巡在教室门外，眼巴巴地瞅着窗户里面黑压压的人头。
那些抱着极大的希望来到毛中，但是又失落而归的家长们留下的背影，成为初秋毛中校园里的寥落一景。
踩着8月份的尾巴，在父亲使出浑身解数之后，郑汉超终于迈进毛中的门槛。不过，他没能进“最牛”的复读班，只能去高三应届班借读。即便如此，郑汉超在商场摸爬滚打多年的父亲，在当天晚上就像谈成一笔大生意那样兴奋。
他拍着儿子的肩膀，嘴角挂着微笑，流露出一个父亲的温柔：“知道吗？我做了很多投资，但是你才是我最大的投资，而且这笔投资，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对于农村妇女汤才芳来说，“投资”不是她敏感的事情。但是，今年陪儿子来毛中，也算是一次“赌博”。她的儿子今年考上三本院校，但是又不甘心，执拗地要来毛中复读。
“这一年会影响孩子一辈子。”汤才芳说。这个农村妇女的哥姐，分别通过走当年最重要两条路——当兵和上大学，走出农村，改变了命运。她感叹：“我是兄弟姐妹里过得最差的，现在就指望我的儿子了。”
正是冲着这个朴素的道理，70多岁的奶奶还在为孙子发挥余热，中年妈妈不得不提前退休来照顾女儿……这些数量庞大的外地人，聚集在毛坦厂，成为这个镇子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坦厂镇，这个镇区面积只有3.5平方公里的小镇，在毛中开学后，再次恢复到将近5万的人口规模。当地的人口结构，因为高考，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镇上的本地户籍居民只有5000多人，但随着当地的高中名气越来越大，事实上的人口主体变成两万多的高中生，以及将近1万来自安徽省内外的陪读家长，剩下的就是在学校附近做生意的外地人。
很难说清楚，5万人口究竟是什么数字概念。这5万人每天要制造7000多吨生活污水，消费校门口售卖的将近5000个包子和500多个手抓饼，以及农贸市场和街边商店里难以统计的肉蛋、蔬菜和水果。
为了避免镇子的生活陷入瘫痪，毛坦厂镇近几年修建了3.5千伏的变电站、50亩的垃圾填埋场和日处理量5000吨的污水处理厂。“如果没有学校，这里不可能建设如此规模的基础设施。”镇政府的杨化俊说。
不过，这座小镇没有一家网吧、咖啡馆和KTV——任何可能会让学生“分心”的娱乐场所。毛坦厂最后一家网吧，几年前在陪读家长的强烈反对下，被当地派出所“取缔”。如今，镇上的商家也很“自觉”。很多毛坦厂人说，“和学校共生共荣”。
“我们和毛坦厂中学的关系，可以说是镇校一家，学校的事情，就是我们镇上的事情。政府和镇上每个居民，一切都围着学校转。”今年6月，毛坦厂镇长韩怀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一所山里中学演绎的“逆袭”故事
郑汉超听说，进了毛中的学生，如果想成为成功故事的主角之一，就必须接受和适应这里的规则。
这套规则，是“毛中制造”的核心肌理。毛中分管教学的副校长李振华，将其概括为“全方位立体式无缝管理方式”。毕竟，这座“工厂”的人数规模很庞大。在补习中心上课的超过8000个学生，下课铃响后同时从教学楼往外走，直到整座楼空无一人，要花去将近15分钟。
这里有严苛的时间作息制度。一天24小时会被一张作息表严丝合缝地分解掉。通常，早上6点10分进班早读，直到晚上10点50分下晚自习，休息时间只包括：午饭、晚饭各半小时，午休1小时——午休本是两小时，但学生被要求到教室睡觉，顺便再匀出1小时自习。
有的班主任甚至还要求“统一上厕所”，“以免进进出出影响别人休息”。
毛中的老师们认为，应对标准化的考试，需要大量和重复的训练，因而在这里经受“锻造”的学生，“1年要完成过去3年才可能做完的习题和考试卷”。
在这座“高考工厂”里，竞争的氛围被制造得很浓烈。高三几乎每周都要考试，成绩表张贴在教室门外，排名靠后的名字会被红色的横杠标注。
为了给“毛中制造”提供优质而又勤勉的人力资源，学校在招聘老师时明码标价“年收入6～10万元”。大部分毛中老师生活水平都不错，可以在六安或者合肥买房，还开上了私家车。
但是，对于老师们来说，这座“工厂”的生存法则非常残酷。学校选聘班主任，每学期根据考试成绩，实行“末位淘汰制”，而班主任可以炒掉任课教师。
近年来，全国各地的高中校长、教师和家长来毛中取经问道的不少。几年前，深圳市福田区教育局也曾到这个皖西山坳里来参观交流。
在校领导看来，毛中的门道，“一点儿都不神秘”。它在校园里几乎随处可见，被赋予各种形式向人们展现——可能是学校花坛里写着“肯吃苦才能代代成才，守规矩方可日日进步”的宣传牌，也可能是教室墙壁上直截了当的“为了大学，拼命吧”的励志标语，或者是老师们爱说的那句口头禅“两横一竖，干！”
这一切都成就着毛中的高考“神话”。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毛中只是一所不为人知的山区学校，而且它随时面临着和其他乡镇中学类似的命运——在教育资源不平衡的背景下，逐渐衰落。
如今的毛中，演绎着一个“逆袭”的故事。这个地处大别山余脉的中学，正在修建田径馆和游泳馆，还在操场上立起一块巨大的LED电子屏幕。毛中的老师自豪地说：“这是华东地区最大的一块电子屏幕。”
有人认为毛中是“高考圣地”，也有人说它是“地狱”，隐喻着中国高考的畸形和异化。在毛中经受过锻造的人，在网络上宣泄着对母校的复杂情绪。有的人对它很痛恨，也有人说：“对毛中充满感激。”
信奉毛中“神话”的家长和学生，还是在使劲儿地往那扇门里挤。很多人认为，只要一脚踏进毛中大门，就意味另一只脚踏进了大学。
8月的最后一天，一位六安当地人帮着一对来自庐江县的农村夫妻，往复读班的教室里硬塞进一张黄色课桌。讲起这事时，他咬着牙，双手在半空中环抱，比划着为挪动那张课桌费劲的样子。
这位不付重托的朋友，在那对夫妻面前，拍着胸脯说：“放心吧，进了毛中，你们女儿来年高考一定能涨分。”
安徽当地人认为，托关系将亲友的孩子送进毛中，“是很有面子的事情”。
现实是，也有好不容易挤进毛中的学生，在这里呆了一两天，就哭喊要逃离。
复读班开课后第二天，一个戴着眼镜的小个子女生站在教室门外抽泣。她拖着哭腔向一位中年妇女哀求道：“妈，我真的受不了。我一看到，那么多书，太恐怖了。我很害怕，我真的很害怕。我不读了，不读了。”
穿着套裙、脚踩高跟鞋的母亲，脸涨得通红，恨恨地说：“你不读？你为什么不读？这么多人不是都在读吗？你知不知道，为了能让你上这个学，我已经烦透了！”
她伸手将眼睛哭红了的女儿拽到教学楼角落里，指着楼道远处，甩出一句话：“你要是不读了，直接从这儿跳下去。”
郑汉超的父亲有些担心，自己的儿子是否也会成为“逃兵”。这个在氛围自由的国际学校里呆惯了的男生，已经开始抱怨“毛中太苦了”。
但是，“就像放进炼钢炉的铁块，不可能再伸手往回捞”。平日里娇生惯养的儿子，“在这里吃苦，受委屈，甚至个性被压抑，统统可以接受”。
“其实，这真是中国教育的悲哀，但也是合理的存在。是体制错了，还是勤奋错了？”这个殷切盼望儿子考上大学的父亲反问。
郑汉超还算“争气”,他把iphone5扔进抽屉里，换了一个在镇上买的款式老旧的手机，不能上网，只能用来打电话和发短信。
这个在微博上拥有11万粉丝的男生想起，应该跟关注自己的人们短暂告别一下。他又掏出手机，发了一条微博：“你们一直抱怨这个地方，但是却没有勇气走出这里。9个月，咬咬牙，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却有着同一个目标，请等我回来。”
不过，郑汉超并不想告诉朋友们，“这个地方”是毛坦厂，一个被人们视为诞生高考“神话”的地方。
从以“三线”厂为荣，到以“毛中”为荣
9月初，毛坦厂镇政府办公楼的玻璃门上，贴着大红色的高考喜报。
官方对外展示的地方简介里，毛坦厂中学占据着最靠前的段落，高考成绩也是不可或缺的一处笔墨。
对于这个安徽的山区乡镇来说，教育是当地发展布局里的一张王牌。用杨化俊的话来说，学校是毛坦厂发展经济的“引擎”。
这台“引擎”发动起来，给这个镇子注入看得见的商机。数以万计的外地学生和陪读家长涌进毛坦厂，催生了当地特色的“房地产经济”。
这些外地的房客，大多住在书店、超市或者农贸市场等的商铺楼上，为毛坦厂当地居民带来一笔稳定而又可观的房租收入。
陪读家长大多抱怨：“这里的租金太贵了。”目前，镇上对外出租的房子，最便宜的租金一年大约四五千，最贵的达到两万多元。在当地，“一家本地居民靠出租房，一年收入二三十万，很正常”。
30岁出头的王瑞，去年从江苏常熟回到家乡毛坦厂，扒掉家里的老平房，盖起一栋3层楼的“学生公寓”，“一年的房租收入远超过在常熟开服装店挣的钱”。但是，这山望着那山高，他还是感叹：“我还是没眼光，盖房子太晚了。”
那些“有眼光”的当地人，敏锐地围绕着毛坦厂的强力“引擎”寻找赚钱的机会。
去年，金安中学新打开一扇北门，又为毛坦厂镇掘开一条积累财富的通道。短短一年间，新北门外那条命名为翰林路的水泥路边上，一座座四五层的小楼拔地而起，如今成为部分当地人的“摇钱树”。尽管由于工期紧张，有的楼房外墙还没来得及被白瓷砖填满，裸露着整面墙砖。
毛坦厂镇，正在以制造高考“神话”的毛中为圆心，划出一个中部省份山区集镇的经济图景。几乎与毛中崛起的节奏同步，毛坦厂镇的经济也开始有起色。这个土地面积紧张、工业并不发达的镇子，还曾在2009年、2010年连续两年挤进六安市经济发展综合实力20强乡镇。当地政府介绍，去年毛坦厂的财政收入将近1500万元。这个数字，是邻镇东河口全年财政收入的近4倍。
镇政府的杨化俊说，毛坦厂从过去以采茶和卖竹子为主“山口经济”，发展成为现在的“校园经济”。
在这个拥有明清徽派老街的老镇上，当地镇政府还想打好一张旅游牌。不久前，一条超过千米的明清老街路口，建起一家仿古徽派建筑的“毛坦厂老街游客接待中心”。但是这个崭新建筑物的棕色镂空玻璃门如今却紧闭着，门前还立着由三根竹竿搭起来的晾衣架，上面挂着女人的裙子和内衣。
相比于起步较晚的旅游业，由毛中带动的校园经济，能为毛坦厂镇带来更稳定的消费市场。杨化俊算了一笔直观的经济账：“毛坦厂将近3万学生和家长，如果保守估计，每人每天在镇上消费10块钱，全镇第三产业一天的营业额至少30万。”
有时，面对由毛中这台引擎发动起来的市场，毛坦厂这个小镇子也会应接不暇。那些无力承载的消费需求，就会转移到附近的乡镇或者县城，成为周边地带的福祉。
70岁的本地人熊春义很难想象，毛中是如今镇子的中心地带。他更怀念上世纪60年代，坐落在毛坦厂李家冲村的“三线厂”，曾经为这个镇子增添的繁荣景象。
“三线厂”是特定年代的产物。在1964年至1980年，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巨资，号召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民工，在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建起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当年，毛坦厂这里建起一个生产枪支和汽车配件的军工厂。
9月初的一个下午，干瘦的熊春义老人，蹲坐在墙皮剥落的灰砖楼门口，一边搓着玉米棒，一边回忆起有关三线老厂的画面。他曾在厂区学校的食堂做工，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工厂搬迁到马鞍山之前退休。
那些记忆，就像熊春义住着的这栋三线厂老宿舍楼一样，已经很陈旧。
“那时，厂区是毛坦厂最热闹的中心，姑娘以嫁到三线厂为荣。”当然，他也知道，现在的毛坦厂人“以把孩子送到毛中上学为荣”。他的女儿在毛坦厂镇区生活，以租房为生计。
即使没有这个老人的回忆，如今看着遗留在这里的厂房、医院和学校旧址，以及墙壁上依稀可见的属于那个年代的宣传标语，也会引来毛坦厂年轻一代唏嘘感叹“不同时代的寓言”。
一位毛中的年轻老师说：“看上去这个厂区过去是多么繁荣。让我联想到毛中，如今这里也这么繁荣，但不知道以后会如何。看来真是要居安思危啊！”
有关毛坦厂的一切
在毛坦厂呆了几天后，来给儿子陪读的汤才芳觉得，“这里没有新鲜事了”。
除了给儿子洗衣做饭，在毛坦厂剩下的大把时光，对她而言，只能用“无聊”来形容。
一到傍晚，小镇会热闹起来。三三两两的中年妇女，绕着毛中院墙外面的小路散步。随着天色越来越暗，零零星星的人，逐渐汇成川流不息的人河。
在路灯下随着音乐扭腰摆臀的人们，会给马路岔口制造一些拥堵，惹得汽车司机拼命地按喇叭。
毛坦厂镇的领导曾经表示，镇上将来要建一个专门供陪读家长们娱乐休闲的文化广场。
鳞次栉比的出租屋门前，头发湿漉漉的女人们围坐成一圈，谈着家长里短或者孩子的考试成绩。腆着肚皮的中年男人，将耳朵凑到收音机旁边，听着黄梅戏。
汤才芳想给自己找更多的事情做。她跟房东“搞好关系”，要来一块免费的菜地。她连夜翻了地，种上了大蒜和香菜。这个过日子精打细算过的女人，抱怨镇上农贸市场的菜价“太贵了”。
种菜开始成为一些陪读家长们所热衷的打发时间的方式。毛坦厂一些弃耕的荒地，被重新撒上了蔬菜籽儿。那些找不到整块荒地的人，只好捣腾起学校院墙外面的土。初秋时节，小镇时常弥漫着一股秸秆烧焦的呛人味道。
近几天，汤才芳在镇上找到活计。她在离出租屋不远的一个服装店里做缝纫工。晚上，当自己儿子正在教室里埋头苦读的时候，她踩着缝纫机的踏板，为这个小镇输入劳力。
在毛坦厂镇，有10多家服装加工厂以及官方都不掌握数据的遍布于大街小巷的小作坊。那些踩着踏板的缝纫女工，绝大部分是镇上的陪读家长。
“现在正值服装企业青黄不接的‘用工荒’，但是我们这里基本不愁招人。”毛坦厂镇上最大一家服装企业的王领班说。
为吸引陪读家长来做工，大部分服装企业和小作坊会在招工广告上写着：“工资计件，工作时间不受限制”。饭点之前，这些女缝纫工必须扔下手中的夹克袖子或者棉服内胆，赶回租屋给孩子做饭。
杨化俊欣慰地向外人介绍，一家上海的大服装厂，“看中我们这里有大量的陪读家长”，考虑落地毛坦厂镇。
汤才芳并没意识到，像她们这些来毛坦厂的陪读家长，正在改变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在她看来，除了儿子高考，其余消磨时光的活计，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她听说，毛中有一棵百年老枫树。很多家长和学生拜过这棵“神树”以后，“很显灵，第二年高考涨了一两百分呢”。
一天下午，汤才芳特意去寻访这棵“神树”。这棵老树长得枝繁叶茂，一根长长的树枝伸出学校的院墙。
走近毛中北门东侧的那面院墙，汤才芳很震惊。观世音菩萨的十字绣和“毛中栽培，神树显灵”的红色锦旗，被铁丝挂起来，几乎遮住大半面斑驳发黑的墙。褪色的锦旗旁边，一块简易房铁皮搭起的棚架下面，香灰堆到1米多高，一大片墙皮已经被熏得脱落，露出红色的裸砖。
汤才芳想烧上一柱香。巷子口，一个中年女人摆着香火摊，装烛火的纸盒上两个手写的大字清晰可见：“状元”。
这个陪儿子第二次冲刺高考的母亲，在巷子口停留了一会儿，还是转身离开了。她说：“信则有，不信则无。”
一些迷信的甚至说不清的神秘感萦绕在毛坦厂。很多学生会在高考前放孔明灯，希望获得好运。但黄色是忌讳，因为那表示“黄了”。“送考节”那天，前三辆大巴车的车牌尾号都是“8”，出发时间是上午8点8分。头车司机属马，寓意“马到成功”。
如果真能熬到“马到成功”的那天，郑汉超考上了电影学院，这个未来的导演想拍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有关毛坦厂的一切”。
（应采访对象要求，郑汉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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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19 September 2013
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神的物當歸給神 - 耶穌
練乙錚: 基督教義並不排斥公民抗命 信報 2013年9月19日
基督教義並不排斥公民抗命
本文試從教義觀點談基督教對政治參與、特別是對公民抗命的基本態度。這裏說的「基督教」是原來意義上的，泛指一切以新、舊約《聖經》為信仰基礎、奉耶穌基督為唯一至高無上真神的所有教派，包括羅馬公教、聖公會和各派誓反教等【註1】。
文獻中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幾乎都從新約《聖經》裏的兩段文字作起點。這些文字對非基督徒而言，可能比較陌生，但因為對以後的討論很重要，故筆者完整地抄錄於下，便於大家細讀：
一、（《馬太福音》22:15-21）「當時，法利賽人出去商議，怎樣利用耶穌的話陷害他，就打發他們的門徒同希律黨的人去見耶穌，說：夫子，我們知道你是誠實人，並且誠誠實實傳神的道，什麼人你都不徇情面，因為你不看人的外貌。請告訴我們，你的意見如何？納稅給凱撒可以不可以？耶穌看出他們的惡意，就說：偽善的人哪，為什麼試探我？拿一個上稅的錢給我看！他們就拿一個銀錢來給他。耶穌說：這像和這號是誰的？他們說：是凱撒的。耶穌說：這樣，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神的物當歸給神。」（這件事，《路加福音》和《馬可福音》也有記載。）
二、（《保羅致羅馬人書》13:1-7）「在上有權柄的，人人應順服他，因為所有權柄都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懼怕，乃是叫作惡的懼怕。你願意不懼怕掌權的嗎？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稱讚；因為他是神的用人，是於你有益的。你若作惡，卻應懼怕；因為他不是空空的佩劍，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處罰那作惡的。所以你們必須順服，不但是因為那刑罰，也是因為良心。你們納糧，也為這個緣故；因他們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這事。凡他們所應得的，就給。應得糧的，給他納糧；應得稅的，給他上稅；應懼怕的，懼怕他；應恭敬的，恭敬他。」【註2】
讀了這兩段文字，一個很直覺的結論就是，基督之教與世俗政權屬於兩個不同範疇，不僅互不侵犯，信仰基督的人更必須完全地、衷心地擁護一切世俗政權，遵守其一切法律，「違法達義」乃是不可能的，公民抗命更不可思議。
然而，連最保守的基督教聖書釋義學者都得承認，無論是新、舊約《聖經》裏，違抗統治階級的命令行義而受《聖經》作者褒揚的事例，為數不少【註3】，而基督本身，正正是一個為了真理不惜顛覆既存秩序直至犧牲的典型。因此，一般較保守的釋義學派也不完全否定「違法達義」。他們有些認/為，若世俗政權違反基督訓示逼人行惡，公民抗命是應該的；如果世俗政權只是容許惡行，則只可用和平的、合法的行動試圖影響、改變政權，而不可進行公民抗命；如果基督徒決定不遵守不義政權的惡法，則只有兩條出路，一是逃離政權（移民、自我放逐），一是違法並接受政權的懲罰【註4】。
不過，這個標準的保守立場，多年來不斷備受各種挑戰：實踐上遭到突破（幾起歷史性的、不按上述立場發動的公民抗命，因為最終能夠「達義」，令保守釋義學派也不能不接受）；理論上亦受到多方質疑（上引的兩段新約《聖經》文字，近年有不少不同的解讀）。
實踐上的突破，一般認為包括印度獨立、美國人權運動、南非擺脫白人政權的例子。在這些事例裏，受公民抗命挑戰的政權都沒有逼人行惡而只是通過惡法縱容壞人行惡。例如，美國和南非當年那種「種族分隔而平等」（「separate but equal」）的社會政策，名義上並非逼人行惡。又例如，印度獨立之前，殖民者和本地人之間的政治權利不平等，但《聖經》上沒有視之為大惡的根據；事實上，耶穌生活在羅馬帝國殖民地巴勒斯坦，但祂顯然沒有積極反對殖民政權。然而，這幾起重大的公民抗命發生之際以及勝利之後，世界上絕大部分基督徒和基督教會都表示了支持；南非和美國的公民抗命，更有如聖公會圖圖大主教和美國南方浸信會馬丁路德金博士等的領導站在最前線。
至於理論上的*質疑，那就多着。我們先看看人們怎樣質疑上面第一段《聖經》引文裏「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的保守理解。
首先，要知道為什麽問耶穌該否納稅給凱撒的人是惡意的。當時，巴勒斯坦人絕大多數憎恨羅馬殖民統治，反抗運動此起彼伏；之前不久，在耶穌的出生地加利利就發生過抗稅運動，遭殘酷鎮壓。耶穌的支持者當中，反羅馬統治的民眾比比皆是。如果耶穌對納稅問題的答案是「應該」，則很多支持者會馬上棄他而去。不過，如果耶穌的答案是「不應該」，則祂的敵人就可以告發祂犯了「教唆叛亂罪」，交給羅馬殖民官員。
於是，耶穌巧妙地不按答「是非題」的方式作答。據一些釋義學者解釋，耶穌首先反問納稅用的銀幣上的像與號屬誰，實乃包含了深一層的教義。《創世記》1:27 說：「神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那麽，銀幣上的肖像，既屬凱撒，也屬神。當時的巴勒斯坦猶太人熟讀舊約《聖經》，耶穌一提「肖像」，其答案包含這重意義，大概無人說不出。於是，凱撒的歸凱撒，但凱撒的其實終歸歸神；把金錢直接交出去侍奉神，起碼在道德上沒有錯。於是，這個答案面面俱圓無懈可擊。重要的是，按這個理解，得不出「耶穌這話的意思是要人服從世俗政權」這個過分簡單的結論【註5】。
對《保羅致羅馬人書》13:1-7的質疑更有趣。
首先，有長老會創辦人諾克斯（John Knox，1514-1572）的學說。諾克斯是蘇格蘭人，受法國宗教改革家卡爾文的影響很深，思想比較激進。他認為，世俗權位與具體掌權者是兩回事。世俗權位的設立，的確是神的意旨，毋由人類反對，但個別掌權者的命令和法律是否必須遵從，則應視乎這個掌權者是按照神的誡命辦事還是越出了誡命、以邪惡管治人民。他認為，保羅那段話，意思是要求人民順從權力，因為掌權者依從了神，按神給予人的善惡觀念賞善罰惡，而並不是要人們無條件地擁護任何政權。
當然，把保羅的話按字面理解為必須擁護任何政權的，大有人在，故諾克斯的說法，只能算是一家之言。不過，1965年之時，美國神學家James Kallas提出了一個釜底抽薪的理論：《保羅致羅馬人書》13:1-7那段文字，根本不是出於保羅自己，而是後來的人塞進去的。此說的重要理據是，在保羅的其他有關論述裏，「必須擁護任何政權包括不義政權」的說法，都不過是出於為基督徒找出一個在羅馬政權之下自保的辦法，有點出於無奈，但是《保羅致羅馬人書》13:1-7的語氣根本不是那樣，而是十分積極亢奮地支持任何政權，簡直到了思想混亂的地步（「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懼怕，乃是叫作惡的懼怕」，是恆真的嗎？「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稱讚」，古往今來的政府都如此嗎？）。
面對羅馬帝國的高壓管制，基督徒需自保、覺無奈，連在耶穌自己身上也顯露過。大家只要讀一讀《馬太福音》17:24-27，就可領略到：
「到了迦百農，有收丁稅的人來見彼得，說：你們的先生不納丁稅嗎？彼得說：納。他進了屋子，耶穌先向他說：西門，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誰徵收關稅、丁稅？是向自己的兒子呢，還是向外人呢？彼得說：是向外人。耶穌說：既然如此，兒子們就可以免稅了。但恐怕觸犯他們，你且往海邊去釣魚，把先釣上來的魚拿起來，開了他的口，必得一塊錢，可以拿去給他們，作你我的稅銀。」
此處，耶穌明顯對「官二代」能夠享受免丁稅看不過眼，但他並沒有意思去抗稅，大概因為那樣做的政治效果很嚴重，對傳道不利；不過，他替他自己和彼得交稅的錢，卻是耍一點法術得回來的；結果是，對自己沒有損失，也沒有得罪政權。耶穌既指出官二代有特權，從而說明政權並不恆常正義，那麽，假如把保羅那段話放在耶穌之口，會是自然的嗎？無疑不會。如此，說是出自保羅之口，也就同樣令人難以置信。
總結一下。《聖經》裏，可以拿來支持「基督徒必須嚴格遵守世俗政權的法律」的章節，其意思都不能一錘定音，因為不僅存在不同的解讀，有些章節的真偽甚或可疑。這就解釋了為什麽近代史上，每有基督徒當中的正義之士獻身「違法達義」的公民抗命而未嘗有悔，而成功之後又漸漸得到絕大多數的基督信友認同，包括一些先前反對他們的在內。
香港的「佔中」聲音方興未艾，近期卻遇到一些基督教會的反對。筆者認為，這些反對聲音的後面，並沒有很堅實的教義支持，大體只能反映個人主觀意見。不過如果反對聲音來自教會的最高領導，或者更是以教會名義發出的，那就可能誤導教會中的一些信友，因而並非完全公義。
【註1】由於各種歷史、文化原因，港人慣以「天主教」指羅馬公教、以「基督教」指誓反教。早期基督徒傳下來的〈宗徒信經〉裏，有「我信聖而公教會」句；「公」字的拉丁原文是catholicam，意指包括全人類。十六世紀時，最先由彼得按耶穌意旨創立的大公教會分裂出幾種「公教」（Catholic churches），包括羅馬公教，以及多種「誓反教」（Protestant churches）。在西方宗教史上，馬丁路德開創的「誓反」，一般認為是一個革命性的、光榮的傳統；但在中國文化意境裏，「反」字有負面意義，信徒因此不用「誓反」一詞。聖公會不源於歐洲大陸的宗教改革運動，原先與公教無大分別，後來添加了誓反教色彩，自稱是「既是誓反的，也是公教的」。
【註2】《彼得前書》2:13-20也有類似的論述。
【註3】例如：《出埃及記》1:15-21；《使徒行傳》5:25-29。
【註4】例如：http://www.gotquestions.org/civil-disobedience.html。
【註5】見：https://theshalomcenter.org/content/god-caesar-image-coin；英文維基百科的「Render unto Caesar」條，有更多的不同解讀。
程翔: 習近平要把中國帶到何方？ 2013年09月19日
早在今年初，筆者在此專欄發表文章《對習近平政改抱希望者可以休矣！》（見2013年01月31日），指出憑他就蘇聯東歐崩潰發出的感慨：諾大一個蘇聯共產黨“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麼人出來抗爭”，這一句話，斷定人民不能對習近平政改抱希望。
半年多以來，習近平一再用他的言論和行動，來證明我對他的這個判斷沒有錯。他先在2013年5月13日，由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了《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即中共中央2013年9號檔），提出所謂“七不講”的鉗制思想新措施，進一步證實了筆者的觀察，詳見筆者2013年5月23日本欄《中國政治改革的希望徹底落空》。
“七不講”只是一個序幕，為習近平即將在神州大地掀起一場意識形態的戰爭作鋪墊。九號檔下達不足兩個月，習近平就在8月19號召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表了一篇向自由派知識份子宣戰的檄文。
深入分析習近平的講話，可以歸納為幾點：
一，他把意識形態工作提升到僅次於經濟工作的地位。習近平在會上說：“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意識形態工作是党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這就實質上改變了鄧小平只有一個中心，即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
理解中國政情的人都知道，毛澤東把意識形態放在一切工作之首，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強調“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在全國範圍長期掀起“鬥、批、改”運動，使全國陷入長達30年的災難。鄧小平深明這樣做只會危害到中共的統治地位，故主張在意識形態問題上“不爭論”。鄧小平1992年在南巡講話時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大發明”。所以鄧小平主導中國政治期間，把意識形態爭議擱置在一邊。雖然他從沒有放鬆過對異見人士的迫害，但他也從來沒有提出向自由派知識份子宣戰的做法。現在習近平要把意識形態提升為僅次於經濟工作的地位，又要向知識份子宣戰，自然引發人們擔心毛澤東時代對知識份子的迫害是否會再出現。
二，他解釋了為何要這麼重視意思形態工作。他說：“一個政權的瓦解往往是從思想領域開始的，政治動盪、政權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但思想演化是個長期過程。思想防線一旦被攻破了，其他防線很難守住”。
習近平顯然是認為蘇聯東歐的崩潰同放鬆意識形態的管制有關。從我們在開放社會所接觸到的資料看，這種分析顯然是錯誤的，但在中共看來，這卻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從1991年蘇東波事件發生後，這一套論述就成為中共根深蒂固的認識。
三，他向自由派知識份子宣戰。
當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劉雲山在會上發言時，習近平插了一句話說：“有一小撮反動知識份子，利用互聯網，對党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國家政權造謠、攻擊、污蔑，一定要嚴肅打擊”。這句話在公開報導的講話版本中被刪除掉，但據資深記者高瑜表示，在黨內傳閱的檔中確有這句話。這就實際上是向知識份子宣戰。
四，他要宣傳部門把好意識形態的關口。他說：“宣傳思想部門承擔著十分重要的職責，必須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為此，全國30多萬新聞工作者都必須分批輪流到各級黨校接受再培訓，以便強化他們的馬列水準。
習近平講話後，中共官方媒體就掀起一論密集的對自由派知識份子的批判。官方媒體《人民日報》便在頭版位置連發八篇本報評論員文章造勢。第一篇《把宣傳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作為統領，隨後陸續發佈的《中心工作與意識形態工作要兩手抓》、《凝聚在共同理想的旗幟下》、《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的統一》、《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在創新中贏得主動權》、《客觀認識當代中國與外部世界》以及《構建全黨動手的大宣傳格局》，全面闡述習近平講話的精神。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所謂“亮劍”的威脅。
9月2日，《人民日報》也在評論員文章中開始宣揚“亮劍”精神，《關鍵時刻要敢於亮劍》，呼籲在意識形態領域領導幹部要敢於亮劍。《北京日報》連續在頭版發佈的《意識形態領域鬥爭要敢於亮劍》、《意識形態領域陣地不能丟》，《求是》也強調《一刻也不能放鬆和削弱意識形態工作》。從這些文章及其遣詞用語，都是火藥味十足和鬥爭色彩濃烈，那種“你死我活”的氣氛絲毫不亞于文革時期的大字報。
以《北京日報》的《意識形態領域鬥爭要敢於亮劍》為例，都是十足的文革時期大字報的寫作模式：
““要鬥爭， 就要不怕鬼、不信邪，就要敢抓敢管、敢於亮劍”；
“尤其是對一些人極力宣揚的所謂‘普世價值’、‘憲政民主’、‘新聞自由’等論調，對那些惡意攻擊黨的領導、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歪曲黨史國史、造謠生事的言論，任何時候、任何管道都不能為之提供空間和方便，該管的要管起來，違法的要依法查處”；
“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看不見硝煙，但同樣你死我活。在這個戰場上沒有開明紳士，妥協換不來和諧合作，鬥爭才能生存發展。那種態度曖昧、明哲保身的想法是不可取的，那些迷失自我、同流合污的做法就更要受到懲戒。敢於鬥爭，敢於亮劍，才是我們當前勢在必行的選擇！”
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更公然宣稱“普世價值派已成為中國人民最危險的敵人”（見該雜志網站9月4日）。
讀到這些文章，能不擔心文革的再來嗎？
事實上官方已經不僅僅限於口誅筆伐，而是在採取實際行動來鎮壓了。據《人民日報》的子報《環球時報》承認，自從習近平8.19 講話發表後，一個月間，全國已有數百名網路博客以散播謠言為理由被官方“行政拘留”（一種不經過司法程式而被扣押的鎮壓手法）。
所有關心中國前途的人都不能不嚴重關注習近平會把中國帶到何方。
.END
基督教義並不排斥公民抗命
本文試從教義觀點談基督教對政治參與、特別是對公民抗命的基本態度。這裏說的「基督教」是原來意義上的，泛指一切以新、舊約《聖經》為信仰基礎、奉耶穌基督為唯一至高無上真神的所有教派，包括羅馬公教、聖公會和各派誓反教等【註1】。
文獻中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幾乎都從新約《聖經》裏的兩段文字作起點。這些文字對非基督徒而言，可能比較陌生，但因為對以後的討論很重要，故筆者完整地抄錄於下，便於大家細讀：
一、（《馬太福音》22:15-21）「當時，法利賽人出去商議，怎樣利用耶穌的話陷害他，就打發他們的門徒同希律黨的人去見耶穌，說：夫子，我們知道你是誠實人，並且誠誠實實傳神的道，什麼人你都不徇情面，因為你不看人的外貌。請告訴我們，你的意見如何？納稅給凱撒可以不可以？耶穌看出他們的惡意，就說：偽善的人哪，為什麼試探我？拿一個上稅的錢給我看！他們就拿一個銀錢來給他。耶穌說：這像和這號是誰的？他們說：是凱撒的。耶穌說：這樣，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神的物當歸給神。」（這件事，《路加福音》和《馬可福音》也有記載。）
二、（《保羅致羅馬人書》13:1-7）「在上有權柄的，人人應順服他，因為所有權柄都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懼怕，乃是叫作惡的懼怕。你願意不懼怕掌權的嗎？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稱讚；因為他是神的用人，是於你有益的。你若作惡，卻應懼怕；因為他不是空空的佩劍，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處罰那作惡的。所以你們必須順服，不但是因為那刑罰，也是因為良心。你們納糧，也為這個緣故；因他們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這事。凡他們所應得的，就給。應得糧的，給他納糧；應得稅的，給他上稅；應懼怕的，懼怕他；應恭敬的，恭敬他。」【註2】
讀了這兩段文字，一個很直覺的結論就是，基督之教與世俗政權屬於兩個不同範疇，不僅互不侵犯，信仰基督的人更必須完全地、衷心地擁護一切世俗政權，遵守其一切法律，「違法達義」乃是不可能的，公民抗命更不可思議。
然而，連最保守的基督教聖書釋義學者都得承認，無論是新、舊約《聖經》裏，違抗統治階級的命令行義而受《聖經》作者褒揚的事例，為數不少【註3】，而基督本身，正正是一個為了真理不惜顛覆既存秩序直至犧牲的典型。因此，一般較保守的釋義學派也不完全否定「違法達義」。他們有些認/為，若世俗政權違反基督訓示逼人行惡，公民抗命是應該的；如果世俗政權只是容許惡行，則只可用和平的、合法的行動試圖影響、改變政權，而不可進行公民抗命；如果基督徒決定不遵守不義政權的惡法，則只有兩條出路，一是逃離政權（移民、自我放逐），一是違法並接受政權的懲罰【註4】。
不過，這個標準的保守立場，多年來不斷備受各種挑戰：實踐上遭到突破（幾起歷史性的、不按上述立場發動的公民抗命，因為最終能夠「達義」，令保守釋義學派也不能不接受）；理論上亦受到多方質疑（上引的兩段新約《聖經》文字，近年有不少不同的解讀）。
實踐上的突破，一般認為包括印度獨立、美國人權運動、南非擺脫白人政權的例子。在這些事例裏，受公民抗命挑戰的政權都沒有逼人行惡而只是通過惡法縱容壞人行惡。例如，美國和南非當年那種「種族分隔而平等」（「separate but equal」）的社會政策，名義上並非逼人行惡。又例如，印度獨立之前，殖民者和本地人之間的政治權利不平等，但《聖經》上沒有視之為大惡的根據；事實上，耶穌生活在羅馬帝國殖民地巴勒斯坦，但祂顯然沒有積極反對殖民政權。然而，這幾起重大的公民抗命發生之際以及勝利之後，世界上絕大部分基督徒和基督教會都表示了支持；南非和美國的公民抗命，更有如聖公會圖圖大主教和美國南方浸信會馬丁路德金博士等的領導站在最前線。
至於理論上的*質疑，那就多着。我們先看看人們怎樣質疑上面第一段《聖經》引文裏「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的保守理解。
首先，要知道為什麽問耶穌該否納稅給凱撒的人是惡意的。當時，巴勒斯坦人絕大多數憎恨羅馬殖民統治，反抗運動此起彼伏；之前不久，在耶穌的出生地加利利就發生過抗稅運動，遭殘酷鎮壓。耶穌的支持者當中，反羅馬統治的民眾比比皆是。如果耶穌對納稅問題的答案是「應該」，則很多支持者會馬上棄他而去。不過，如果耶穌的答案是「不應該」，則祂的敵人就可以告發祂犯了「教唆叛亂罪」，交給羅馬殖民官員。
於是，耶穌巧妙地不按答「是非題」的方式作答。據一些釋義學者解釋，耶穌首先反問納稅用的銀幣上的像與號屬誰，實乃包含了深一層的教義。《創世記》1:27 說：「神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那麽，銀幣上的肖像，既屬凱撒，也屬神。當時的巴勒斯坦猶太人熟讀舊約《聖經》，耶穌一提「肖像」，其答案包含這重意義，大概無人說不出。於是，凱撒的歸凱撒，但凱撒的其實終歸歸神；把金錢直接交出去侍奉神，起碼在道德上沒有錯。於是，這個答案面面俱圓無懈可擊。重要的是，按這個理解，得不出「耶穌這話的意思是要人服從世俗政權」這個過分簡單的結論【註5】。
對《保羅致羅馬人書》13:1-7的質疑更有趣。
首先，有長老會創辦人諾克斯（John Knox，1514-1572）的學說。諾克斯是蘇格蘭人，受法國宗教改革家卡爾文的影響很深，思想比較激進。他認為，世俗權位與具體掌權者是兩回事。世俗權位的設立，的確是神的意旨，毋由人類反對，但個別掌權者的命令和法律是否必須遵從，則應視乎這個掌權者是按照神的誡命辦事還是越出了誡命、以邪惡管治人民。他認為，保羅那段話，意思是要求人民順從權力，因為掌權者依從了神，按神給予人的善惡觀念賞善罰惡，而並不是要人們無條件地擁護任何政權。
當然，把保羅的話按字面理解為必須擁護任何政權的，大有人在，故諾克斯的說法，只能算是一家之言。不過，1965年之時，美國神學家James Kallas提出了一個釜底抽薪的理論：《保羅致羅馬人書》13:1-7那段文字，根本不是出於保羅自己，而是後來的人塞進去的。此說的重要理據是，在保羅的其他有關論述裏，「必須擁護任何政權包括不義政權」的說法，都不過是出於為基督徒找出一個在羅馬政權之下自保的辦法，有點出於無奈，但是《保羅致羅馬人書》13:1-7的語氣根本不是那樣，而是十分積極亢奮地支持任何政權，簡直到了思想混亂的地步（「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懼怕，乃是叫作惡的懼怕」，是恆真的嗎？「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稱讚」，古往今來的政府都如此嗎？）。
面對羅馬帝國的高壓管制，基督徒需自保、覺無奈，連在耶穌自己身上也顯露過。大家只要讀一讀《馬太福音》17:24-27，就可領略到：
「到了迦百農，有收丁稅的人來見彼得，說：你們的先生不納丁稅嗎？彼得說：納。他進了屋子，耶穌先向他說：西門，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誰徵收關稅、丁稅？是向自己的兒子呢，還是向外人呢？彼得說：是向外人。耶穌說：既然如此，兒子們就可以免稅了。但恐怕觸犯他們，你且往海邊去釣魚，把先釣上來的魚拿起來，開了他的口，必得一塊錢，可以拿去給他們，作你我的稅銀。」
此處，耶穌明顯對「官二代」能夠享受免丁稅看不過眼，但他並沒有意思去抗稅，大概因為那樣做的政治效果很嚴重，對傳道不利；不過，他替他自己和彼得交稅的錢，卻是耍一點法術得回來的；結果是，對自己沒有損失，也沒有得罪政權。耶穌既指出官二代有特權，從而說明政權並不恆常正義，那麽，假如把保羅那段話放在耶穌之口，會是自然的嗎？無疑不會。如此，說是出自保羅之口，也就同樣令人難以置信。
總結一下。《聖經》裏，可以拿來支持「基督徒必須嚴格遵守世俗政權的法律」的章節，其意思都不能一錘定音，因為不僅存在不同的解讀，有些章節的真偽甚或可疑。這就解釋了為什麽近代史上，每有基督徒當中的正義之士獻身「違法達義」的公民抗命而未嘗有悔，而成功之後又漸漸得到絕大多數的基督信友認同，包括一些先前反對他們的在內。
香港的「佔中」聲音方興未艾，近期卻遇到一些基督教會的反對。筆者認為，這些反對聲音的後面，並沒有很堅實的教義支持，大體只能反映個人主觀意見。不過如果反對聲音來自教會的最高領導，或者更是以教會名義發出的，那就可能誤導教會中的一些信友，因而並非完全公義。
【註1】由於各種歷史、文化原因，港人慣以「天主教」指羅馬公教、以「基督教」指誓反教。早期基督徒傳下來的〈宗徒信經〉裏，有「我信聖而公教會」句；「公」字的拉丁原文是catholicam，意指包括全人類。十六世紀時，最先由彼得按耶穌意旨創立的大公教會分裂出幾種「公教」（Catholic churches），包括羅馬公教，以及多種「誓反教」（Protestant churches）。在西方宗教史上，馬丁路德開創的「誓反」，一般認為是一個革命性的、光榮的傳統；但在中國文化意境裏，「反」字有負面意義，信徒因此不用「誓反」一詞。聖公會不源於歐洲大陸的宗教改革運動，原先與公教無大分別，後來添加了誓反教色彩，自稱是「既是誓反的，也是公教的」。
【註2】《彼得前書》2:13-20也有類似的論述。
【註3】例如：《出埃及記》1:15-21；《使徒行傳》5:25-29。
【註4】例如：http://www.gotquestions.org/civil-disobedience.html。
【註5】見：https://theshalomcenter.org/content/god-caesar-image-coin；英文維基百科的「Render unto Caesar」條，有更多的不同解讀。
程翔: 習近平要把中國帶到何方？ 2013年09月19日
早在今年初，筆者在此專欄發表文章《對習近平政改抱希望者可以休矣！》（見2013年01月31日），指出憑他就蘇聯東歐崩潰發出的感慨：諾大一個蘇聯共產黨“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麼人出來抗爭”，這一句話，斷定人民不能對習近平政改抱希望。
半年多以來，習近平一再用他的言論和行動，來證明我對他的這個判斷沒有錯。他先在2013年5月13日，由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了《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即中共中央2013年9號檔），提出所謂“七不講”的鉗制思想新措施，進一步證實了筆者的觀察，詳見筆者2013年5月23日本欄《中國政治改革的希望徹底落空》。
“七不講”只是一個序幕，為習近平即將在神州大地掀起一場意識形態的戰爭作鋪墊。九號檔下達不足兩個月，習近平就在8月19號召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表了一篇向自由派知識份子宣戰的檄文。
深入分析習近平的講話，可以歸納為幾點：
一，他把意識形態工作提升到僅次於經濟工作的地位。習近平在會上說：“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意識形態工作是党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這就實質上改變了鄧小平只有一個中心，即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
理解中國政情的人都知道，毛澤東把意識形態放在一切工作之首，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強調“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在全國範圍長期掀起“鬥、批、改”運動，使全國陷入長達30年的災難。鄧小平深明這樣做只會危害到中共的統治地位，故主張在意識形態問題上“不爭論”。鄧小平1992年在南巡講話時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大發明”。所以鄧小平主導中國政治期間，把意識形態爭議擱置在一邊。雖然他從沒有放鬆過對異見人士的迫害，但他也從來沒有提出向自由派知識份子宣戰的做法。現在習近平要把意識形態提升為僅次於經濟工作的地位，又要向知識份子宣戰，自然引發人們擔心毛澤東時代對知識份子的迫害是否會再出現。
二，他解釋了為何要這麼重視意思形態工作。他說：“一個政權的瓦解往往是從思想領域開始的，政治動盪、政權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但思想演化是個長期過程。思想防線一旦被攻破了，其他防線很難守住”。
習近平顯然是認為蘇聯東歐的崩潰同放鬆意識形態的管制有關。從我們在開放社會所接觸到的資料看，這種分析顯然是錯誤的，但在中共看來，這卻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從1991年蘇東波事件發生後，這一套論述就成為中共根深蒂固的認識。
三，他向自由派知識份子宣戰。
當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劉雲山在會上發言時，習近平插了一句話說：“有一小撮反動知識份子，利用互聯網，對党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國家政權造謠、攻擊、污蔑，一定要嚴肅打擊”。這句話在公開報導的講話版本中被刪除掉，但據資深記者高瑜表示，在黨內傳閱的檔中確有這句話。這就實際上是向知識份子宣戰。
四，他要宣傳部門把好意識形態的關口。他說：“宣傳思想部門承擔著十分重要的職責，必須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為此，全國30多萬新聞工作者都必須分批輪流到各級黨校接受再培訓，以便強化他們的馬列水準。
習近平講話後，中共官方媒體就掀起一論密集的對自由派知識份子的批判。官方媒體《人民日報》便在頭版位置連發八篇本報評論員文章造勢。第一篇《把宣傳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作為統領，隨後陸續發佈的《中心工作與意識形態工作要兩手抓》、《凝聚在共同理想的旗幟下》、《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的統一》、《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在創新中贏得主動權》、《客觀認識當代中國與外部世界》以及《構建全黨動手的大宣傳格局》，全面闡述習近平講話的精神。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所謂“亮劍”的威脅。
9月2日，《人民日報》也在評論員文章中開始宣揚“亮劍”精神，《關鍵時刻要敢於亮劍》，呼籲在意識形態領域領導幹部要敢於亮劍。《北京日報》連續在頭版發佈的《意識形態領域鬥爭要敢於亮劍》、《意識形態領域陣地不能丟》，《求是》也強調《一刻也不能放鬆和削弱意識形態工作》。從這些文章及其遣詞用語，都是火藥味十足和鬥爭色彩濃烈，那種“你死我活”的氣氛絲毫不亞于文革時期的大字報。
以《北京日報》的《意識形態領域鬥爭要敢於亮劍》為例，都是十足的文革時期大字報的寫作模式：
““要鬥爭， 就要不怕鬼、不信邪，就要敢抓敢管、敢於亮劍”；
“尤其是對一些人極力宣揚的所謂‘普世價值’、‘憲政民主’、‘新聞自由’等論調，對那些惡意攻擊黨的領導、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歪曲黨史國史、造謠生事的言論，任何時候、任何管道都不能為之提供空間和方便，該管的要管起來，違法的要依法查處”；
“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看不見硝煙，但同樣你死我活。在這個戰場上沒有開明紳士，妥協換不來和諧合作，鬥爭才能生存發展。那種態度曖昧、明哲保身的想法是不可取的，那些迷失自我、同流合污的做法就更要受到懲戒。敢於鬥爭，敢於亮劍，才是我們當前勢在必行的選擇！”
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更公然宣稱“普世價值派已成為中國人民最危險的敵人”（見該雜志網站9月4日）。
讀到這些文章，能不擔心文革的再來嗎？
事實上官方已經不僅僅限於口誅筆伐，而是在採取實際行動來鎮壓了。據《人民日報》的子報《環球時報》承認，自從習近平8.19 講話發表後，一個月間，全國已有數百名網路博客以散播謠言為理由被官方“行政拘留”（一種不經過司法程式而被扣押的鎮壓手法）。
所有關心中國前途的人都不能不嚴重關注習近平會把中國帶到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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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着龙虾骂百姓 - 河北省兴隆县党委书记梁文勇
吃着龙虾骂百姓，谁“不要脸”？ 2013-09-17 09:30 来源：新京报
吃着大龙虾，喝着五粮液，却斥责百姓“端着碗吃肉，放下碗骂娘”，挥霍民膏，却对百姓倨傲，“这副德行”，才遭人唾弃。
“手里端着米饭，嘴里吃着猪肉，最后还得骂你娘。老百姓就是这副德行！不能给脸，给脸不要脸！”日前，网上一段视频热传，视频中，河北省兴隆县孤山子镇党委书记梁文勇和一伙人“边大吃大喝边辱骂百姓”。他们酒桌上摆着螃蟹、龙虾等。16日，兴隆县委通报称，已免去梁文勇孤山子镇党委书记等职务。
吃着大龙虾，喝着五粮液，却斥责百姓“端着碗吃肉，放下碗骂娘”，不知感恩，这幕景象，委实令人错愕。
现代政治语境中，政府与民众之间属于委托服务关系，公民才是主人，以税款供养公仆，以获取公共服务。政府为民众提供优质服务，让民众“吃肉”，一是属于政府责任和义务，应该的；二是公共服务无止境，老百姓吃的肉越多，才越能证明政府服务的合格。而骂老百姓“放下碗骂娘”，本质上还是抱着“刁民思维”，是权力本位的体现。
而骂老百姓“给脸不要脸”，出口成“脏”的背后，则是对民众情绪上的敌视。在群众面前口出雷语，极显骄狂，这非个例：比如承德市一镇党委书记对反映情况的拆迁户说“你要跳楼一楼二楼别去啊，要去就去五楼”；辽宁一局长说“老百姓想要公平是臭不要脸”……这些雷语，动辄得咎，引起公众的极度反感，也割裂了干群关系。
吃着大餐骂百姓，活脱脱一副骄纵形象，也是一出“浮世绘”：将一些官员价值倒置、品德败坏，刻画得淋漓尽致。不少网民质问：将舆论监督、百姓批评说成得寸进尺式刁难，那官员干部“嘴里的龙虾”，又是从何而来的？挥霍民膏，却对百姓倨傲，“这副德行”，才遭人唾弃。
边奢靡吃喝边骂百姓，也是在“刁民思维”中制造对立。它也表明，一些干部缺乏对民意的敬畏，认知偏颇、价值扭曲。而要矫枉，归根结底，在于要让他们恪守权力伦理，明晰自个“碗里的肉”从何而来。（马涤明）
（责任编辑：陈传发 ）
尊重老百姓“骂娘”的权力 2013-09-18 09:26 来源：中国青年报
9月13日晚，网上出现一段“河北省兴隆县孤山子镇书记边大吃大喝边辱骂百姓不要脸”的视频：“现在的老百姓就是：手里端着米饭，嘴里吃着猪肉，最后还得骂你娘。老百姓就是这副德行！”“不能给脸，给脸不要脸。”，该视频迅速引起网友关注。16日，河北省兴隆县委宣传部通报称，视频中男子为孤山子镇党委书记、综治委主任梁文勇，已免去其职务。（《新京报》9月17日）
身为一名镇党委书记，梁文勇的素质之低、价值观之荒谬，确实令人惊愕。即便老百姓确实如他所言“手里端着米饭，嘴里吃着猪肉，最后还得骂你娘”，为官者亦应容忍和尊重。老百姓有“骂娘”的权力，“骂娘”是民众行使话语权、监督权，心有不平，怒吼一声，这胜过憋在肚子里。不能因为解决了民众的温饱，让民众吃上了猪肉，就让民众放弃话语权和监督权。
何谓和谐？有人这样妙解：“如果把‘和谐’二字拆开，‘禾’加‘口’为‘和’，就是人人有饭吃；‘言’加‘皆’为‘谐’，就是人人有话说。”在和谐社会，光让民众吃饱饭还不够，还应让民众有话说、敢说话，“骂娘”就是说话的一种通俗表达。
民众有权力“骂娘”。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说过，“为什么领导可以发脾气，群众不能发脾气呢？为什么领导可以骂娘，群众不能骂娘？”民众敢于“骂娘”，不是坏事。时任江苏泰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的陈国华说过，“老百姓冲我们骂娘，这是因为老百姓还把我们当‘娘’。我最大的担忧是，如果我们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继续坏下去，整个社会失去公平正义，他们还会不会把我们当‘娘’！”民众放下筷子“骂娘”，是不是把官员当“娘”，值得一议，但民众骂娘，起码说明他们对官员还有期待，如果哪一天不“骂娘”了，哀莫大于心死，并非好事。
英国思想家罗素认为，所谓民主，就是选一个人上去挨骂。换言之，公民有“骂娘”的权力，官员有挨骂的义务。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官员一定要做好被公民骂的心理准备，被骂了不能对骂，更不能滥用权力去抓捕民众，而应感受到民意的分量和施政的缺失，正如《人民日报》微评所称，“身为镇党委书记，背弃权力从何而来、为谁而用，被免职咎由自取。尊重百姓骂娘的权利，检讨施政得失，才会感悟民意分量。矫正脱轨的权力观，牢记人民最大，才不会得意忘形。”
随着公民的权利意识觉醒，他们不只是要求吃饱穿暖，还会有越来越多的权利诉求，比如不仅要吃饱，还不能吃到地沟油，吃到含有瘦肉精的猪肉；要呼吸到新鲜空气，喝到不被污染的水。除此之外，要更好地实现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等权利。对不作为、乱作为的官员，要大声疾呼，让他们下台；对丧失操守、未能尽职的部门，要他们必须改正……公民的权利多种多样，绝不只是吃饱就罢了。梁文勇的滑稽和可叹正在于，他天真地认为，让民众吃饱了，民众就该感恩戴德；民众吃上猪肉了，就必须放弃”骂娘权“，这种腐朽而傲慢的思维，实在太落伍了。遗憾的是，像梁文勇这样的基层官员还不少。
如今，梁文勇已被免职。其实，免职的处分太轻。民众还期待下文。根据初步调查，当时一众官员在当地全聚德烤鸭店就餐，兴隆县国税局半壁山分局局长张钛铭“私人宴请”梁文勇等人，张钛铭平白无故为何要宴请梁文勇，二者是否存在灰色交易？又是喝五粮液又是抽中华烟，张钛铭的正当收入能承担得起吗？仅凭梁文勇不尊重民众，嘲笑民众的“骂娘权”，就该免职。(王石川)
（责任编辑：陈传发 ）
柘城二高向师生书面道歉 未处理任何学生 2013-09-18 14:48:28 新京报
新京报讯(记者王瑞峰 实习生贾世煜)今天，柘城县教育体育局发布关于柘城二高学生与售饭人员发生纠纷的初步调查情况的说明。
该说明称，柘城二高实行封闭式管理，非特殊情况原则上学生吃住在校。9月13日上午，高中二年级学生会例行监督检查餐厅卫生及饭菜质量时，因38号窗口售饭人员不配合检查且态度不好引起争吵。经学校餐厅管理人员调解后，当时争吵得到平息。但部分学生仍有不满情绪。第二天上午12时学生在餐厅买饭过程中，有20余名学生与38号窗口售饭人员再次发生争吵。其中有4名学生情绪比较激动当场掀翻了餐厅桌椅，当时有不少就餐学生围观。
说明称学生与售饭人员没有发生肢体接触，没有人员受伤。由于该校规模较大，每天放学下课时，师生同时走出教室，院内学生较多。网帖转载的人员较多的图片，是师生中午放学下课走出教室的场景。经调查不存在千名学生抗议及打砸超市、教室、宿舍楼和围殴教职员工的情况。
说明表示，目前，学校餐饮单位对餐厅38号窗口的两名售饭人员予以辞聘处理，并对餐厅38号窗口作业组停业整顿。同时，学校餐饮单位以书面形式向全体师生道歉。学校责令校餐饮单位作出深刻检讨，并写出保证书，以保证提高员工素质和服务态度，提高饭菜质量，杜绝类似事情再次发生。
今天，柘城县委宣传部的相关负责人向新京报记者表示，未对任何学生进行处理，“没造成什么后果，没有必要处理学生”。
相关报道：
柘城中学打砸食堂事件：学生称对学校管理有意见
柘城回应封校引学生不满：因饭不合口
柘城中学打砸食堂事件：学生称对学校管理有意见 2013-09-17 22:12:50 新京报
新京报讯(记者王瑞锋 实习生付宗恒 贾世煜)14日，河南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发生学生打砸食堂事件。对此事，校方称原因是学生认为饭菜不可口大致。而多名学生表示，原因是因为学校管理太过严格。
记者从事发时学生拍摄视频看到，现场十分混乱，桌椅散乱在地。不时有学生掀倒餐桌，有口哨声及碗碟摔碎声，聚集学生不时踢开脚下的杂物。
一名刘姓高二学生告诉记者，事情发生在周六午饭就餐时，高一至高三年级近千名学生参与，聚集学生先是砸烂餐厅桌椅后，又来到超市、教室、西门、宿舍砸坏部分设施。目前被砸餐厅桌椅已经摆好，恢复正常营业。
多名学生介绍，学生普遍对学校的管理有意见，认为学校管理制度苛刻。学校要求所有学生住校，即使家住附近也不允许回家，吃喝必须都得在学校。除此，餐厅饭菜质量不好、价钱昂贵，学校查寝不固定，影响学生休息。
柘城二高一位付姓教师告诉记者称，此事是一个普通事件，是个别学生与学校餐厅发生口角导致导致学生围观，“不是多大的事。”该校一位主任称，事情是因学生在食堂38号窗口购买的饭菜不可口导致的，对具体细节和学校管理制度不愿透露，匆匆挂断电话。
记者联系警方，警方对此事未回应。
柘城回应封校引学生不满：因饭不合口 2013-09-17 18:06:11 中新网
中新网商丘9月17日电针对网曝“河南柘城县二高学生抗议校内售高价食品而打砸食堂”一事，该校纪检书记张涛17日向中新网记者回应称，“是个别同学因米饭不合口”引发所致，目前当地警方“正在调查处理。”
17日有网络媒体刊发多张图片称，“9月14日，河南省柘城县二高学生打砸学校，抗议学校封校制度以及校内食堂、超市出售高价食品。上千名学生从学校东大门开始，依次将食堂、超市、教室、西门、寝室设施砸毁，并围殴了学校一名主任，当地警察到场后也没敢下车，直至学校作出让步。”
多家网络媒体刊发的现场照片显示，该校园内学生涌动，食堂内的餐桌、椅子被毁坏，一片狼藉。
17日下午，事发地河南省柘城县梁庄派出所潘姓指导员向中新网记者证实了此事，其表示：“正在调查处理。”不过，潘并不愿披露过多详情。针对“当地警察到场后也没敢下车”一说，其给予了否认。
事发学校即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纪检书记张涛向记者表示，此事是因为“个别学生在学校食堂38号窗口购买的米饭不可口”，而与商户发生了不愉快导致此事发生。
针对“学生抗议学校封校制度以及校内食堂、超市出售高价食品”之说，张涛称“学校封闭制度是为了杜绝学生打架、外出上网、谈恋爱”等问题。而对于校内“出售高价食品”一说，其分析认为“可能是影响了校外的商户利益。”
张涛还向记者介绍称，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现有7000多名学生，该校的食堂是由一家公司负责运营。不过，有学生认为该校的食堂难以满足大量学生饮食需求。
目前，与学生引发冲突的该学校食堂“38号窗口工作人员已被辞退”。张涛还表示，涉事学生已正常上课。
不过，该校多名学生及家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学校封闭式管理后，校内出售的生活用品、食品确实有些不合同学们的需求。而封校制度让大家心理也有些压抑。”
粤港澳争取共建区域性自贸区 早报记者 是冬冬 发表于2013-09-18 07:39
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后，珠三角正加快推动自贸区建设的步伐。
■ 目前仍处谋划阶段 “三地定位和分工有待确定”
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后，珠三角正加快推动自贸区建设的步伐。
9月16日，在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第十六次会议新闻媒体会上，广东省省长朱小丹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粤港澳正在向国家争取共建区域性的粤港澳自贸区，目前该项工作仍在谋划阶段。
“通过我们共同的谋划，我们的积极参与，我们就可以做到互惠互利。”梁振英说。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在9月初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期间，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就对香港媒体披露，正谋划建立粤港澳自贸区，搭建更高层次的粤港澳合作平台。
对于各地掀起的自贸区热潮，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昨日表示，很多地方都在积极争取在本地区像上海一样进行自贸区的试验，“但据我所知，目前只有上海自贸区经过国务院批准准备开始试验。”
沈丹阳表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待国务院对整体方案的正式批复文件下达以后，应该就可以很快正式启动。在记者的追问下，沈丹阳称，或许下周就会有消息。
“推进三大平台融合”
设立粤港澳自贸区一事早有征兆。
在9月9日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上，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发表演讲称，泛珠三角区域“要加快建设国际化、法制化、一体化的营商环境，加快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程……形成统一开放、公开透明、平等竞争的大市场。”
此前的9月9日，商务部驻深圳特派员办事处官网发布消息称，“广东自贸区的范畴拟定为广州的南沙、深圳的前海、珠海的横琴和广州白云空港，目前初步方案已经成形，近期将迎来商务部调研组对其进行可行性评估，评估通过后将报送国务院进行审批。”其所涉的南沙、横琴和前海三地为目前广东省内三大国家战略发展平台，三地总体面积逾900平方公里，远超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28.78平方公里。
其中，南沙新区定位于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横琴新区被定位为拥有“比经济特区更加特殊的优惠政策”的粤港澳紧密合作新载体；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被誉为“特区中的特区”，功能定位为现代服务业体制机制创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集聚区、香港与内地紧密合作的先导区、珠三角产业升级的引领区。
在9月13日，广州市发改委网站挂出一则新闻称，国家调研组来粤调研申报建立粤港澳自由贸易区相关工作。该报道称，近日，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俞建华率由商务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民银行、海关总署、银监会等部门组成国家调研组一行15人对广东申报设立粤港自由贸易园区相关工作进行调研。
朱小丹16日表示，新一轮对外开放中，国家把自贸区建设放到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广东正与港澳一同积极向国家争取建立一个区域性的粤港澳自贸区。
据介绍，规划中的粤港澳自贸区将充分发挥港澳在国际经济中的突出地位和优势，实施各项自贸区政策，推动更多高端资源向自贸区集中，让香港高端服务业发展获得新空间和新平台，以此带动珠三角乃至华南地区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质量的战略性提升。
朱小丹称，粤港正协力加快推进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三大新区建设，三大平台的融合将是未来工作重点之一。推动粤港在三大新区的合作，对广东、珠三角乃至全国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梁振英指出，香港在这问题上，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在全国的城市当中，香港的国际化程度最高。我们有国际企业，有国际专业事务所，我们有国际人才，我们有两文三语，我们有法治的传统，我们有《普通法》的法律体系。”
香港《星岛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广东之所以联合港澳，除了希望发挥邻近港澳的优势，还希望借助香港特区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向中央争取政策。
广东和港澳如何定位
按照朱小丹的说法，粤港澳自贸区将不同于上海，是一个区域性的自贸区，主要发挥港澳的作用。但是，在香港本身就是一个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如何准确定位香港、广东和澳门的角色及具体分工，依然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香港经济日报》报道称，在当时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上，梁振英被问及粤港澳自贸区一事时，称仍在谋划阶段，十分初步，如果内地其他省市有开放的新想法，香港特区政府愿意参与。可见梁振英的态度十分谨慎，并无过分热烈兴奋。
该报道还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对于粤港澳自贸区一事必须想清楚的是，如果合作搞自贸区，广东和港澳如何定位？是否进一步充分利用香港，或在广东省内另外再打造小香港？这些定位问题和具体细节，必须探讨得透彻和清楚。
恒生管理学院商学院院长苏伟文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三地分工未定，但目前制造业在广东，香港可以发挥其自身优势，例如在内地推广服务业，“不过粤港澳自贸区可能会与CEPA补充协议有重复的地方，自贸区的想法是好的，但细节很麻烦。”
由于牵涉到广东、香港和澳门三地，且单广东就有跨三个不同辖区的平台，对于各类政策和利益的协调难度将大大增加。
上述9月13日广州市发改委网站挂出的新闻称，俞建华率国家调研组对广东申报设立粤港自由贸易园区相关工作进行调研时指出，申报国家自贸区方案要既符合广东实际需要，又符合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总体战略。广东有决心、有条件、有准备，但是在申报过程中要处理好自贸区与三个平台、服务贸易自由化与负面清单、网内与网外的关系，以及广东与港澳的利益关系。
一位研究珠三角经济的学者告诉早报记者，最好的做法是选一个平台，例如南沙，与港澳合作，而不是打包三个平台，“中央会考虑广东的特殊性，会给广东试点，但最终是不是像目前说的三个平台，却不一定。”
上述学者指出，粤港澳三地实质合作主要是涉及制度安排，这是深层次的问题，“尤其是法律风险很高，香港在商法领域有现成版本，但这属于境外法律。”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看来，在粤港澳自贸区中，广东是最为积极主动的，而澳门却鲜有表态。澳门经济局昨日并未回复早报记者的采访请求。
“澳门产业单一，可能会先看看香港和广东的动作，然后再做决定。”苏伟文说。
录入编辑：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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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着大龙虾，喝着五粮液，却斥责百姓“端着碗吃肉，放下碗骂娘”，挥霍民膏，却对百姓倨傲，“这副德行”，才遭人唾弃。
“手里端着米饭，嘴里吃着猪肉，最后还得骂你娘。老百姓就是这副德行！不能给脸，给脸不要脸！”日前，网上一段视频热传，视频中，河北省兴隆县孤山子镇党委书记梁文勇和一伙人“边大吃大喝边辱骂百姓”。他们酒桌上摆着螃蟹、龙虾等。16日，兴隆县委通报称，已免去梁文勇孤山子镇党委书记等职务。
吃着大龙虾，喝着五粮液，却斥责百姓“端着碗吃肉，放下碗骂娘”，不知感恩，这幕景象，委实令人错愕。
现代政治语境中，政府与民众之间属于委托服务关系，公民才是主人，以税款供养公仆，以获取公共服务。政府为民众提供优质服务，让民众“吃肉”，一是属于政府责任和义务，应该的；二是公共服务无止境，老百姓吃的肉越多，才越能证明政府服务的合格。而骂老百姓“放下碗骂娘”，本质上还是抱着“刁民思维”，是权力本位的体现。
而骂老百姓“给脸不要脸”，出口成“脏”的背后，则是对民众情绪上的敌视。在群众面前口出雷语，极显骄狂，这非个例：比如承德市一镇党委书记对反映情况的拆迁户说“你要跳楼一楼二楼别去啊，要去就去五楼”；辽宁一局长说“老百姓想要公平是臭不要脸”……这些雷语，动辄得咎，引起公众的极度反感，也割裂了干群关系。
吃着大餐骂百姓，活脱脱一副骄纵形象，也是一出“浮世绘”：将一些官员价值倒置、品德败坏，刻画得淋漓尽致。不少网民质问：将舆论监督、百姓批评说成得寸进尺式刁难，那官员干部“嘴里的龙虾”，又是从何而来的？挥霍民膏，却对百姓倨傲，“这副德行”，才遭人唾弃。
边奢靡吃喝边骂百姓，也是在“刁民思维”中制造对立。它也表明，一些干部缺乏对民意的敬畏，认知偏颇、价值扭曲。而要矫枉，归根结底，在于要让他们恪守权力伦理，明晰自个“碗里的肉”从何而来。（马涤明）
（责任编辑：陈传发 ）
尊重老百姓“骂娘”的权力 2013-09-18 09:26 来源：中国青年报
9月13日晚，网上出现一段“河北省兴隆县孤山子镇书记边大吃大喝边辱骂百姓不要脸”的视频：“现在的老百姓就是：手里端着米饭，嘴里吃着猪肉，最后还得骂你娘。老百姓就是这副德行！”“不能给脸，给脸不要脸。”，该视频迅速引起网友关注。16日，河北省兴隆县委宣传部通报称，视频中男子为孤山子镇党委书记、综治委主任梁文勇，已免去其职务。（《新京报》9月17日）
身为一名镇党委书记，梁文勇的素质之低、价值观之荒谬，确实令人惊愕。即便老百姓确实如他所言“手里端着米饭，嘴里吃着猪肉，最后还得骂你娘”，为官者亦应容忍和尊重。老百姓有“骂娘”的权力，“骂娘”是民众行使话语权、监督权，心有不平，怒吼一声，这胜过憋在肚子里。不能因为解决了民众的温饱，让民众吃上了猪肉，就让民众放弃话语权和监督权。
何谓和谐？有人这样妙解：“如果把‘和谐’二字拆开，‘禾’加‘口’为‘和’，就是人人有饭吃；‘言’加‘皆’为‘谐’，就是人人有话说。”在和谐社会，光让民众吃饱饭还不够，还应让民众有话说、敢说话，“骂娘”就是说话的一种通俗表达。
民众有权力“骂娘”。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说过，“为什么领导可以发脾气，群众不能发脾气呢？为什么领导可以骂娘，群众不能骂娘？”民众敢于“骂娘”，不是坏事。时任江苏泰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的陈国华说过，“老百姓冲我们骂娘，这是因为老百姓还把我们当‘娘’。我最大的担忧是，如果我们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继续坏下去，整个社会失去公平正义，他们还会不会把我们当‘娘’！”民众放下筷子“骂娘”，是不是把官员当“娘”，值得一议，但民众骂娘，起码说明他们对官员还有期待，如果哪一天不“骂娘”了，哀莫大于心死，并非好事。
英国思想家罗素认为，所谓民主，就是选一个人上去挨骂。换言之，公民有“骂娘”的权力，官员有挨骂的义务。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官员一定要做好被公民骂的心理准备，被骂了不能对骂，更不能滥用权力去抓捕民众，而应感受到民意的分量和施政的缺失，正如《人民日报》微评所称，“身为镇党委书记，背弃权力从何而来、为谁而用，被免职咎由自取。尊重百姓骂娘的权利，检讨施政得失，才会感悟民意分量。矫正脱轨的权力观，牢记人民最大，才不会得意忘形。”
随着公民的权利意识觉醒，他们不只是要求吃饱穿暖，还会有越来越多的权利诉求，比如不仅要吃饱，还不能吃到地沟油，吃到含有瘦肉精的猪肉；要呼吸到新鲜空气，喝到不被污染的水。除此之外，要更好地实现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等权利。对不作为、乱作为的官员，要大声疾呼，让他们下台；对丧失操守、未能尽职的部门，要他们必须改正……公民的权利多种多样，绝不只是吃饱就罢了。梁文勇的滑稽和可叹正在于，他天真地认为，让民众吃饱了，民众就该感恩戴德；民众吃上猪肉了，就必须放弃”骂娘权“，这种腐朽而傲慢的思维，实在太落伍了。遗憾的是，像梁文勇这样的基层官员还不少。
如今，梁文勇已被免职。其实，免职的处分太轻。民众还期待下文。根据初步调查，当时一众官员在当地全聚德烤鸭店就餐，兴隆县国税局半壁山分局局长张钛铭“私人宴请”梁文勇等人，张钛铭平白无故为何要宴请梁文勇，二者是否存在灰色交易？又是喝五粮液又是抽中华烟，张钛铭的正当收入能承担得起吗？仅凭梁文勇不尊重民众，嘲笑民众的“骂娘权”，就该免职。(王石川)
（责任编辑：陈传发 ）
柘城二高向师生书面道歉 未处理任何学生 2013-09-18 14:48:28 新京报
新京报讯(记者王瑞峰 实习生贾世煜)今天，柘城县教育体育局发布关于柘城二高学生与售饭人员发生纠纷的初步调查情况的说明。
该说明称，柘城二高实行封闭式管理，非特殊情况原则上学生吃住在校。9月13日上午，高中二年级学生会例行监督检查餐厅卫生及饭菜质量时，因38号窗口售饭人员不配合检查且态度不好引起争吵。经学校餐厅管理人员调解后，当时争吵得到平息。但部分学生仍有不满情绪。第二天上午12时学生在餐厅买饭过程中，有20余名学生与38号窗口售饭人员再次发生争吵。其中有4名学生情绪比较激动当场掀翻了餐厅桌椅，当时有不少就餐学生围观。
说明称学生与售饭人员没有发生肢体接触，没有人员受伤。由于该校规模较大，每天放学下课时，师生同时走出教室，院内学生较多。网帖转载的人员较多的图片，是师生中午放学下课走出教室的场景。经调查不存在千名学生抗议及打砸超市、教室、宿舍楼和围殴教职员工的情况。
说明表示，目前，学校餐饮单位对餐厅38号窗口的两名售饭人员予以辞聘处理，并对餐厅38号窗口作业组停业整顿。同时，学校餐饮单位以书面形式向全体师生道歉。学校责令校餐饮单位作出深刻检讨，并写出保证书，以保证提高员工素质和服务态度，提高饭菜质量，杜绝类似事情再次发生。
今天，柘城县委宣传部的相关负责人向新京报记者表示，未对任何学生进行处理，“没造成什么后果，没有必要处理学生”。
相关报道：
柘城中学打砸食堂事件：学生称对学校管理有意见
柘城回应封校引学生不满：因饭不合口
柘城中学打砸食堂事件：学生称对学校管理有意见 2013-09-17 22:12:50 新京报
新京报讯(记者王瑞锋 实习生付宗恒 贾世煜)14日，河南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发生学生打砸食堂事件。对此事，校方称原因是学生认为饭菜不可口大致。而多名学生表示，原因是因为学校管理太过严格。
记者从事发时学生拍摄视频看到，现场十分混乱，桌椅散乱在地。不时有学生掀倒餐桌，有口哨声及碗碟摔碎声，聚集学生不时踢开脚下的杂物。
一名刘姓高二学生告诉记者，事情发生在周六午饭就餐时，高一至高三年级近千名学生参与，聚集学生先是砸烂餐厅桌椅后，又来到超市、教室、西门、宿舍砸坏部分设施。目前被砸餐厅桌椅已经摆好，恢复正常营业。
多名学生介绍，学生普遍对学校的管理有意见，认为学校管理制度苛刻。学校要求所有学生住校，即使家住附近也不允许回家，吃喝必须都得在学校。除此，餐厅饭菜质量不好、价钱昂贵，学校查寝不固定，影响学生休息。
柘城二高一位付姓教师告诉记者称，此事是一个普通事件，是个别学生与学校餐厅发生口角导致导致学生围观，“不是多大的事。”该校一位主任称，事情是因学生在食堂38号窗口购买的饭菜不可口导致的，对具体细节和学校管理制度不愿透露，匆匆挂断电话。
记者联系警方，警方对此事未回应。
柘城回应封校引学生不满：因饭不合口 2013-09-17 18:06:11 中新网
中新网商丘9月17日电针对网曝“河南柘城县二高学生抗议校内售高价食品而打砸食堂”一事，该校纪检书记张涛17日向中新网记者回应称，“是个别同学因米饭不合口”引发所致，目前当地警方“正在调查处理。”
17日有网络媒体刊发多张图片称，“9月14日，河南省柘城县二高学生打砸学校，抗议学校封校制度以及校内食堂、超市出售高价食品。上千名学生从学校东大门开始，依次将食堂、超市、教室、西门、寝室设施砸毁，并围殴了学校一名主任，当地警察到场后也没敢下车，直至学校作出让步。”
多家网络媒体刊发的现场照片显示，该校园内学生涌动，食堂内的餐桌、椅子被毁坏，一片狼藉。
17日下午，事发地河南省柘城县梁庄派出所潘姓指导员向中新网记者证实了此事，其表示：“正在调查处理。”不过，潘并不愿披露过多详情。针对“当地警察到场后也没敢下车”一说，其给予了否认。
事发学校即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纪检书记张涛向记者表示，此事是因为“个别学生在学校食堂38号窗口购买的米饭不可口”，而与商户发生了不愉快导致此事发生。
针对“学生抗议学校封校制度以及校内食堂、超市出售高价食品”之说，张涛称“学校封闭制度是为了杜绝学生打架、外出上网、谈恋爱”等问题。而对于校内“出售高价食品”一说，其分析认为“可能是影响了校外的商户利益。”
张涛还向记者介绍称，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现有7000多名学生，该校的食堂是由一家公司负责运营。不过，有学生认为该校的食堂难以满足大量学生饮食需求。
目前，与学生引发冲突的该学校食堂“38号窗口工作人员已被辞退”。张涛还表示，涉事学生已正常上课。
不过，该校多名学生及家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学校封闭式管理后，校内出售的生活用品、食品确实有些不合同学们的需求。而封校制度让大家心理也有些压抑。”
粤港澳争取共建区域性自贸区 早报记者 是冬冬 发表于2013-09-18 07:39
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后，珠三角正加快推动自贸区建设的步伐。
■ 目前仍处谋划阶段 “三地定位和分工有待确定”
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后，珠三角正加快推动自贸区建设的步伐。
9月16日，在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第十六次会议新闻媒体会上，广东省省长朱小丹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粤港澳正在向国家争取共建区域性的粤港澳自贸区，目前该项工作仍在谋划阶段。
“通过我们共同的谋划，我们的积极参与，我们就可以做到互惠互利。”梁振英说。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在9月初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期间，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就对香港媒体披露，正谋划建立粤港澳自贸区，搭建更高层次的粤港澳合作平台。
对于各地掀起的自贸区热潮，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昨日表示，很多地方都在积极争取在本地区像上海一样进行自贸区的试验，“但据我所知，目前只有上海自贸区经过国务院批准准备开始试验。”
沈丹阳表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待国务院对整体方案的正式批复文件下达以后，应该就可以很快正式启动。在记者的追问下，沈丹阳称，或许下周就会有消息。
“推进三大平台融合”
设立粤港澳自贸区一事早有征兆。
在9月9日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上，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发表演讲称，泛珠三角区域“要加快建设国际化、法制化、一体化的营商环境，加快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程……形成统一开放、公开透明、平等竞争的大市场。”
此前的9月9日，商务部驻深圳特派员办事处官网发布消息称，“广东自贸区的范畴拟定为广州的南沙、深圳的前海、珠海的横琴和广州白云空港，目前初步方案已经成形，近期将迎来商务部调研组对其进行可行性评估，评估通过后将报送国务院进行审批。”其所涉的南沙、横琴和前海三地为目前广东省内三大国家战略发展平台，三地总体面积逾900平方公里，远超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28.78平方公里。
其中，南沙新区定位于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横琴新区被定位为拥有“比经济特区更加特殊的优惠政策”的粤港澳紧密合作新载体；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被誉为“特区中的特区”，功能定位为现代服务业体制机制创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集聚区、香港与内地紧密合作的先导区、珠三角产业升级的引领区。
在9月13日，广州市发改委网站挂出一则新闻称，国家调研组来粤调研申报建立粤港澳自由贸易区相关工作。该报道称，近日，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俞建华率由商务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民银行、海关总署、银监会等部门组成国家调研组一行15人对广东申报设立粤港自由贸易园区相关工作进行调研。
朱小丹16日表示，新一轮对外开放中，国家把自贸区建设放到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广东正与港澳一同积极向国家争取建立一个区域性的粤港澳自贸区。
据介绍，规划中的粤港澳自贸区将充分发挥港澳在国际经济中的突出地位和优势，实施各项自贸区政策，推动更多高端资源向自贸区集中，让香港高端服务业发展获得新空间和新平台，以此带动珠三角乃至华南地区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质量的战略性提升。
朱小丹称，粤港正协力加快推进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三大新区建设，三大平台的融合将是未来工作重点之一。推动粤港在三大新区的合作，对广东、珠三角乃至全国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梁振英指出，香港在这问题上，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在全国的城市当中，香港的国际化程度最高。我们有国际企业，有国际专业事务所，我们有国际人才，我们有两文三语，我们有法治的传统，我们有《普通法》的法律体系。”
香港《星岛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广东之所以联合港澳，除了希望发挥邻近港澳的优势，还希望借助香港特区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向中央争取政策。
广东和港澳如何定位
按照朱小丹的说法，粤港澳自贸区将不同于上海，是一个区域性的自贸区，主要发挥港澳的作用。但是，在香港本身就是一个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如何准确定位香港、广东和澳门的角色及具体分工，依然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香港经济日报》报道称，在当时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上，梁振英被问及粤港澳自贸区一事时，称仍在谋划阶段，十分初步，如果内地其他省市有开放的新想法，香港特区政府愿意参与。可见梁振英的态度十分谨慎，并无过分热烈兴奋。
该报道还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对于粤港澳自贸区一事必须想清楚的是，如果合作搞自贸区，广东和港澳如何定位？是否进一步充分利用香港，或在广东省内另外再打造小香港？这些定位问题和具体细节，必须探讨得透彻和清楚。
恒生管理学院商学院院长苏伟文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三地分工未定，但目前制造业在广东，香港可以发挥其自身优势，例如在内地推广服务业，“不过粤港澳自贸区可能会与CEPA补充协议有重复的地方，自贸区的想法是好的，但细节很麻烦。”
由于牵涉到广东、香港和澳门三地，且单广东就有跨三个不同辖区的平台，对于各类政策和利益的协调难度将大大增加。
上述9月13日广州市发改委网站挂出的新闻称，俞建华率国家调研组对广东申报设立粤港自由贸易园区相关工作进行调研时指出，申报国家自贸区方案要既符合广东实际需要，又符合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总体战略。广东有决心、有条件、有准备，但是在申报过程中要处理好自贸区与三个平台、服务贸易自由化与负面清单、网内与网外的关系，以及广东与港澳的利益关系。
一位研究珠三角经济的学者告诉早报记者，最好的做法是选一个平台，例如南沙，与港澳合作，而不是打包三个平台，“中央会考虑广东的特殊性，会给广东试点，但最终是不是像目前说的三个平台，却不一定。”
上述学者指出，粤港澳三地实质合作主要是涉及制度安排，这是深层次的问题，“尤其是法律风险很高，香港在商法领域有现成版本，但这属于境外法律。”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看来，在粤港澳自贸区中，广东是最为积极主动的，而澳门却鲜有表态。澳门经济局昨日并未回复早报记者的采访请求。
“澳门产业单一，可能会先看看香港和广东的动作，然后再做决定。”苏伟文说。
录入编辑：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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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13 September 2013
Positive attitude may increase life of heart disease patients - Medical News
Positive attitude may increase life of heart disease patients - Medical News Article Date: 12 Sep 2013
http://www.medicalnewstoday.com/articles/265950.php
Healthcare Prof:
Heart disease patients who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are more likely to exercise and may live longer, according to a study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Circulation: Cardiovascular Quality and Outcome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ers from Denmark,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a positive mood has been linked with better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ischemic heart disease, but how this works has been unclear.
For this study, the researchers set out to determine whether "positive mood affect" was able to predict the length of time between the first cardiac-related hospitalization and all-cause mortality, and whether exercise would play a part in mediating this link in patients with ischemic heart disease.
The researchers analyzed 607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ischemic heart disease over a 5-year period.
All patients were asked to complete a questionnaire disclosing their level of exercise and a Global Mood Scale questionnaire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ir mood and attitude over the study period.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patients who had a more positive attitude exercised more and had a 42% reduced chance of death for any cause during the follow-up period.
In patients who were more positive, the death rate was 10%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compared with 16.5% in patients who were less positive.
Additionally, patients who had positive moods and exercised more also showed a reduced risk of heart-related hospitalization.
The study authors explain:
"We found that patients with higher levels of positive affect were more likely to exercise and were at lower risk of dying during 5 years of follow-up, with exercise medi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affect and mortality, independent of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risk factors."
The researchers say that interventions are needed to encourage a combination of a "positive affect induction" and exercise. They point out that this could result in better outcomes for patients in terms of maintaing a healthy exercise regime and promoting better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compared with focusing on exercise regimes alone.
Susanne Pedersen, professor of cardiac psychology at Tilburg University in the Netherlands, says:
"We should focus not only on increasing positive attitude in cardiac rehabilitation, but also make sure that patients perform exercise on a regular basis, as exercise is associated with both increased levels of optimism and better health."
The researchers conclude that future studies should concentrate on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interventions, which are specifically aimed at patients with ischemic heart disease.
Research from Duke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in 2012 found that exercise may reduce symptoms of depression in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heart failure.
.END
http://www.medicalnewstoday.com/articles/265950.php
Healthcare Prof:
Heart disease patients who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are more likely to exercise and may live longer, according to a study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Circulation: Cardiovascular Quality and Outcome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ers from Denmark,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a positive mood has been linked with better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ischemic heart disease, but how this works has been unclear.
For this study, the researchers set out to determine whether "positive mood affect" was able to predict the length of time between the first cardiac-related hospitalization and all-cause mortality, and whether exercise would play a part in mediating this link in patients with ischemic heart disease.
The researchers analyzed 607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ischemic heart disease over a 5-year period.
All patients were asked to complete a questionnaire disclosing their level of exercise and a Global Mood Scale questionnaire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ir mood and attitude over the study period.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patients who had a more positive attitude exercised more and had a 42% reduced chance of death for any cause during the follow-up period.
In patients who were more positive, the death rate was 10%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compared with 16.5% in patients who were less positive.
Additionally, patients who had positive moods and exercised more also showed a reduced risk of heart-related hospitalization.
The study authors explain:
"We found that patients with higher levels of positive affect were more likely to exercise and were at lower risk of dying during 5 years of follow-up, with exercise medi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affect and mortality, independent of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risk factors."
The researchers say that interventions are needed to encourage a combination of a "positive affect induction" and exercise. They point out that this could result in better outcomes for patients in terms of maintaing a healthy exercise regime and promoting better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compared with focusing on exercise regimes alone.
Susanne Pedersen, professor of cardiac psychology at Tilburg University in the Netherlands, says:
"We should focus not only on increasing positive attitude in cardiac rehabilitation, but also make sure that patients perform exercise on a regular basis, as exercise is associated with both increased levels of optimism and better health."
The researchers conclude that future studies should concentrate on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interventions, which are specifically aimed at patients with ischemic heart disease.
Research from Duke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in 2012 found that exercise may reduce symptoms of depression in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heart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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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莺 - 龚鹏
为什么经济学将变革？ 罗纳德·哈里·科斯 发表于2013-09-10 08:19
今天我要谈谈经济学为什么将发生变革。我谈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不仅认为经济学将变革，而且我认为应该变革。我也会谈到密苏里大学将要起到的作用。这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我欣喜地看到在座诸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今天我要做的不是一个通常的演讲，只是谈谈我的看法，但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宣战”。这个词表示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即我何以认为经济学会变革。
经济学停滞
经济学停滞不前让人震惊，也令人沮丧。虽然这仍然是亚当·斯密创造的学科，有相同的框架和问题。当然，时至今日，我们取得了一些进步，修正了一些错误，聚焦了所讨论的议题，不过还是有人可以基于斯密提出问题。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是好事；而从另一些方面来看，则不然。但我们可以从讨论斯密开始。
亚当·斯密是一个伟人，他可能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但经济学的变化与我们在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或生物学中的发现极为不同。牛顿是一个伟人。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今天你不会在物理学演讲上讲牛顿，或在化学讲座上讲拉瓦锡，或在生物学演讲上讲达尔文。达尔文也是一个伟人，但我们已经不再认可他关于遗传和进化的观点了。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的变化至今还在持续。
事情的起源要说到我在学商科之前，一段短暂学习化学的经历。那时候的化学和现在的不一样。克里克称旧的化学是一些过时的食谱。我记忆中的化学证实克里克所言非虚。今天你无法讲授一门化学内容是人们50年前相信的东西。而如果你学习生物学，显然生物课也不会如此，克里克和沃森发现DNA以来，生物学完全被改变了。
而你现在学习经济学的话，你仍然可以用1890年出版的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或者你也可以用萨缪尔森1948年第一版的《经济学》。事实上经济学的议题没有变化。这是我想说的。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指出科学家不会主动接受自己的研究领域的变化，除非他们对旧观念不满。这就引出了所谓的“范式转换”。
所有这些显示出经济学家是自满的。事实如此。他们怡然自得。你去参加美国经济学会的会议就是去看成百上千个洋洋自得的经济学家。现在有了这一现象的原因。他们发觉经济学有用并且乐于使用它。这是真的。经济学真的很有用。基于不同问题而发展出来的概念被用于解释一系列范围宽泛的问题。机会成本、供需框架、边际成本、边际收益、利润最大化——这些都是有用的概念，不仅对经济学问题而且对其他问题都是有用的。
当然经验研究也非常有用。我可以举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杰出工作为例，但这并不能改变人们的眼光。人们并不会因此就采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经济系统。举例而言，税率上升，税收会发生什么变化？有可能升也可能降，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甚至可能不变。NBER的工作就是告诉人们当税率上升时，税收会升还是降。但人们知道这研究是关于升或降的，而不会改变其对经济系统如何运行的看法。它给了你有用的信息，并且是带有令人激动的方案的信息。
而我们现在要推进的不仅仅是此类经验研究。我们需要经验研究，但我们还需要点别的：能切实改变我们看问题的方法的经验研究。
我们可以预见这种自满会导向何处。我们研究一下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说法，他们会怎样描述呢？我将提到几位重要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经济学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思考方式，而非教条。希克斯认为这是一门学科，而非科学。罗宾斯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即研究目的与选择稀缺手段之间的关系的。贝克尔用经济学作为一种视角。实际上，他们说的是经济学是一袋工具，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当然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导致的结果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名义上是用这些工具来分析其他领域。我了解些经济学与法学，在研究法律体系上，毫无疑问这些工具大有用武之地——而且已经发挥了功效。我想所有这些表明了为什么经济学家如此快乐。他们有这些工具，而工具又非常有用，不仅改进了经济学而且也为其他学科做出了贡献。
出了什么问题
现在，确有不少关于经济学形式主义的抱怨——简洁但是枯燥等——但也经常在经济学讨论中听到缺乏真实。当然这些都是对的，但如果你像凯恩斯一样把它当成一种思维方式的话，会更加自然。仅是思维，你就不太可能对经验研究有兴趣，这样形式主义就顺理成章了。
这中间出了什么问题呢？经济学家如此行为出错了吗？我跟大家说说英国经济学家Ely Devons吧。有一次在会上，他说：“让我们想一下，一个经济学家要研究马，他会怎么做？他会开始研究，并思考如果我是马我会怎么做，然后他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就能得出结论。”这离描述经济学家对马感兴趣的情形非常接近，当然我们对马并不感兴趣。Devons涉及了问题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我认为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缺乏真实。
我认为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学家不研究经济系统的运行。也就是说，他们不认为是在研究一个有着多重内部关系的系统。这就像一个生物学家研究血液循环却不研究人体。这是一个非常骇人听闻的想法，但不会指给你任何出路。你无法以感性的方式来讨论血液循环。而这恰恰是经济学上发生的事情。实际上，经济系统极端复杂。有大企业也有小企业，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和高度专业话的企业，纵向一体化的企业和那些独居产业链一环的企业；还有非营利组织和政府部门——所有这些一起运转形成了整个系统。但是一个部分如何影响其他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实际运行——这些都被忽略了。没有将系统当成研究主题是失败的。
如今，这些看起来像什么？毫无疑问很复杂，也需要我们花很长的时间去开始研究系统，正如我希望的那样。这研究可能要100年，可能要200年，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开始。
希望上述介绍不至让你感到惊讶，我认为发展一项敏锐分析的关键是比较重新安排带来的产出和其产生的交易费用的大小。如果有额外产出，而通过重新安排能带来更高的生活标准，获得的价值超过交易费用，就应该重新安排。由此可得，交易费用降得越多，就会有更多的重新安排，而经济系统也会更有生产力。在我看来，交易费用是经济系统生产率依赖的一个因素。
尽管如此，如我们从新制度经济学中学到的，交易费用又依赖于法律系统的运行（包括产权制度、产权执行的强度、预见法律判决的能力等等）。而这又依赖于政治系统，依赖于教育系统，而且与其他的社会系统紧密相连。结果是经济学家必须得到法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其他人的帮助，方能理解交易费用到底是什么。这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反面。我们应该邀请其他领域的实践者帮助我们来理解经济系统到底是怎么运转的。
交易费用的水平当然也受到技术因素的影响，一个例子是今天被广泛讨论的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交易费用及产业组织的影响。交易费用中的大部分是搜集信息的费用。而自从网络事实上降低了获取信息的成本后，也就降低了交易费用。结果是人们可以预想网络带来的巨变，更容易获得信息，因此也降低了做生意的交易费用。
今年1月份《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描绘了这一切。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范里安教授写的。文中提到：“从来没有伴随新经济的新经济学。当然的确有不少讨论报酬递增、网络效应、转换成本等等的言论，但这些并非新概念，它们早已是积累了数十年的经济学文献的一部分了。进一步说，尽管这些想法很重要，但不是伟大的想法。它们对解释特定的现象有用，但解释力有限。那些伟大的想法需要回溯经济学文献，当你找到1937年一篇叫做《企业的性质》的文章时，你找到宝了……”有意思的是1937年的文章现在成了网络经济学文献的一部分。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交易费用下降：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容我继续引述该文。“新经济提倡寻找这个激动人心的想法（交易费用）。网络的一个结果是让交流变得便宜。这降低了交易费用并会改变公司的边界。结论是公司会显著变小并外包，削减不必要的功能，而且越来越依靠网络进行交流来替代内部的备忘录。”但是，范里安教授对此还是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尽管网络降低了企业间的交易费用，它也同样降低了企业内部的交流费用，这使得大的组织更容易形成和运营。
但还有其他因素需要考虑。你能更便捷更便宜地进行交易，你就能摆脱无效率的运营。摆脱使你无法减少核心业务成本的处境。而这可能会带来更好的业务，更大的产出，以及更大的企业。所以很难讲企业会变大还是变小。一些变成了小企业，因为人们可以找到并掌控它们。但另外一些企业变大了，因为它们能整合更多有效的业务。而且事实情况比这些更为复杂，因为不同运营模式的成本也在变化，而且不是以同一种方式变化，是以在不同业务之间会有转换的需求。另外，一些降低了成本的商业活动会带来更多产出，但这中间的一些产品是另一些业务的投入，这就导致成本发生变化。所以我们得到的是一整套会影响产出的互相关联的变化。由此，当我们研究经济系统时，我们就永远不会用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去处理问题了。以上只是一个你一旦要处理真实世界的经济系统时必须要面对的复杂情形的例子。
经济学的任务
不幸的是，我们缺乏足够的数据来进行必要的操作。否则我们就能说明什么是可能的，会发生什么。但要说明会发生什么依赖于可获得的资料。而这是密苏里大学要做的工作了。密苏里大学的合同与组织研究所（CORI）的任务是收集能让我们将虚无的想法形成具体形式的信息。有些事情必须要做，而这个研究所将推进这些事情。CORI收集的合同很有用，因为合同是一个企业与另外一个企业，或者一个组织与其消费者发生关系的主要手段。实际上，合同是经济系统的神经中枢。当然研究合同要和研究企业在修改和解释合同条款时的行为结合起来。
当然这一任务必须完成，而且将在此完成。我妒忌你们。在我这个岁数，生命已经是一种负担，如果我不坚信在此将要完成的事业是未来经济学的重中之重，我就不会站在这里。经济学将会变革。而这一变革的部分功绩将归于密苏里大学CORI将完成的事业。谢谢大家。■
（本文系科斯2002年在密苏里大学合同与组织研究所CORI的演讲，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李华芳译。原文曾发表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新政治经济学评论》总第5期，《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经授权重刊，小标题为编者所加。田春玲编辑，工作邮箱：tianchunling@wxjt.com.cn）
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arry Coase）
录入编辑：李琪
名医于莺辞职昭示了什么 - 龚鹏 发表于2013-09-12 07:59
今年6月，拥有252万微博粉丝的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医生于莺辞职，此事引起不少关注。目前，她已享受了几个月的假期。从她近期在微博的表态可以看到，她正在准备自立门户，开创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
医生辞职本不稀奇。于莺辞职之所以受到关注，不光因其网络大V的身份，她告别体制的勇气以及对新生活方式的追求也给人们带来一定心理冲击。另外，此事也让一些人猜测：她是遭遇了不公正对待，还是别有隐情？
在我国的医疗领域，公立医院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公立医院提供了大部分医疗卫生服务，不管是在规模还是技术方面，都把其他所有制医疗机构远远抛在后面。去大型公立医院工作是许多医学院毕业生的梦想，因为那里有丰富的病人来源，有稳定的收入，有优越的科研条件和学术氛围，也有成熟的晋升途径。于莺放弃了著名医院的职位而继续从医，必然会面对各种原先没有的困难。
于莺为何选择这样一条前景不明朗的道路？我相信，这是她深思熟虑的结果。于莺年届四十才下决心跳槽，她必定做了仔细掂量。
北京协和医院是一家大型研究型医院，科研在内部考评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医疗业务量不是考量重点。是故，不搞科研的于莺很难得到关注和晋升。“于莺们”整天忙碌，十分辛苦，也深得百姓信任和喜欢，却不能得到医院内部的认可。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但并非没有合理性。既然公立医院体系外的掌声不能直接兑换成体系内的“粮票”，刚性的硬杠杠更是迈不过去的门槛，那么，离开自然成为考虑的选项之一。
于莺对辞职做了解释，表示“不和科研考核大夫的评判体系玩了”。我想，这是她的心里话。急诊科的工作既辛苦又存在高风险，收入比起一些专科也有不少差距，没有良好的体力和心理素质，很难胜任这份工作。风险大、责任重、辛苦、挣钱少、不能照顾家庭是急诊科医生真实生活的写照。实际上，各家医院急诊科医生的流动性一直比较大，于莺的离开只是唤起了人们对医生特别是急诊科医生生存状态的更多关注。
公立医疗体系内素来有森严的“等级制度”，在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的晋升序列中，下级医生得服从上级医生指令，不能僭越。因此，取得较高的职称成为许多医生孜孜以求的目标，他们按部就班地报课题、发文章、参加考试等，沿着一套晋升途径而行。也有一些医生不愿依此行事，要么另择良木而栖，要么在“下层”随波逐流。而在这套体系之外从业的医生，一般只要做好本职工作，给病人看好病就行。于莺的选择是，跳出这套体系。
跳出来的于莺，要从急诊转行到全科。急诊面对的是重、急、险，全科面对的是轻、缓、杂；急诊管的是疾病后端，全科管的是疾病的前端。二者貌似没有太大关联，但实际上，于莺以其执业背景，转行为全科医生最合适不过。因为，急诊具有一定全科性质，对医生的要求是全面的。一个危重病人来到医院，第一道关口就是急诊，医生要马上判断大致属于什么病，需不需要优先安排，病人下一步该往哪里送。急诊分检病人的职能接近全科。长期急诊的经历，还让于莺拥有一般全科医生难以具有的洞察力和处理棘手问题的能力。另外，于莹良好的沟通能力，也有助于其成为一名杰出的全科医生。
她转行到全科，也顺应当前社会趋势。发展全科医生队伍，是新一轮医改的重点，全科医生的职责主要是处理常见病、多发病，对慢性病进行管控，为确需专科医生的患者进行转诊，扮演健康守门人的角色。如果对病症早发现，早干预，很多人或许就不用去急诊了，可大幅减少医疗成本，人们已注意到关口前移的重要性。
全科医生主要集中在社区，工作比较繁琐，但生活相对更规律，压力也小一些。对已不那么年轻、不是“专家”的于莺，这未尝不是一个好选择。当然，转型的挑战还是不少，全科医生制度在中国处于起步阶段，面对的是基本公共医疗需求，从业者要取得较高的收入和地位，还有不少路要走。期待她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一般而言，一位医生需要经过数十年的历练，得到主任医师的头衔、国家和医学共同体的认可和荣誉等，才能成为名医。而于莺被人熟知，主要归功于微博，靠的是她的幽默而充满人性的表达方式。协和医院倾向于“深耕”，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教学等领域投入更多资源，和走“大众化”路线的于莺在精神上并不契合。也就是说，协和医院也许并不缺少一个像于莺一样的急诊科医生，虽然他们也并不排斥一个有着高度亲和力、具有较高公众认知度的医生。
相反，在自行开业之后，于莺也许能如鱼得水。这样一来，协和并未少掉他们看重的医疗专家，而社会却多了一个直面公众、坦诚幽默的全科医生，多了一位能顺利开展群众健康教育的专家。借此，于莺本人也可变换一下节奏，享受慢生活，有更多时间去陪家人，去发微博，去创立自己的全科诊所品牌，收获更多在体制内不能获得的掌声，也让自己的生命更多姿多彩。
总之，于莺的选择反映了我国医生价值追求更加多元的趋势。这绝非孤例，类似现象也在不同医院上演，笔者熟识的一名医生，就放弃了大学的教职，过着“半日临证，半日读书”的惬意生活。说到底，医生们是在“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严肃问题上，给出自己的答案。
（作者系医学博士）
录入编辑：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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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要谈谈经济学为什么将发生变革。我谈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不仅认为经济学将变革，而且我认为应该变革。我也会谈到密苏里大学将要起到的作用。这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我欣喜地看到在座诸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今天我要做的不是一个通常的演讲，只是谈谈我的看法，但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宣战”。这个词表示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即我何以认为经济学会变革。
经济学停滞
经济学停滞不前让人震惊，也令人沮丧。虽然这仍然是亚当·斯密创造的学科，有相同的框架和问题。当然，时至今日，我们取得了一些进步，修正了一些错误，聚焦了所讨论的议题，不过还是有人可以基于斯密提出问题。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是好事；而从另一些方面来看，则不然。但我们可以从讨论斯密开始。
亚当·斯密是一个伟人，他可能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但经济学的变化与我们在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或生物学中的发现极为不同。牛顿是一个伟人。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今天你不会在物理学演讲上讲牛顿，或在化学讲座上讲拉瓦锡，或在生物学演讲上讲达尔文。达尔文也是一个伟人，但我们已经不再认可他关于遗传和进化的观点了。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的变化至今还在持续。
事情的起源要说到我在学商科之前，一段短暂学习化学的经历。那时候的化学和现在的不一样。克里克称旧的化学是一些过时的食谱。我记忆中的化学证实克里克所言非虚。今天你无法讲授一门化学内容是人们50年前相信的东西。而如果你学习生物学，显然生物课也不会如此，克里克和沃森发现DNA以来，生物学完全被改变了。
而你现在学习经济学的话，你仍然可以用1890年出版的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或者你也可以用萨缪尔森1948年第一版的《经济学》。事实上经济学的议题没有变化。这是我想说的。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指出科学家不会主动接受自己的研究领域的变化，除非他们对旧观念不满。这就引出了所谓的“范式转换”。
所有这些显示出经济学家是自满的。事实如此。他们怡然自得。你去参加美国经济学会的会议就是去看成百上千个洋洋自得的经济学家。现在有了这一现象的原因。他们发觉经济学有用并且乐于使用它。这是真的。经济学真的很有用。基于不同问题而发展出来的概念被用于解释一系列范围宽泛的问题。机会成本、供需框架、边际成本、边际收益、利润最大化——这些都是有用的概念，不仅对经济学问题而且对其他问题都是有用的。
当然经验研究也非常有用。我可以举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杰出工作为例，但这并不能改变人们的眼光。人们并不会因此就采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经济系统。举例而言，税率上升，税收会发生什么变化？有可能升也可能降，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甚至可能不变。NBER的工作就是告诉人们当税率上升时，税收会升还是降。但人们知道这研究是关于升或降的，而不会改变其对经济系统如何运行的看法。它给了你有用的信息，并且是带有令人激动的方案的信息。
而我们现在要推进的不仅仅是此类经验研究。我们需要经验研究，但我们还需要点别的：能切实改变我们看问题的方法的经验研究。
我们可以预见这种自满会导向何处。我们研究一下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说法，他们会怎样描述呢？我将提到几位重要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经济学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思考方式，而非教条。希克斯认为这是一门学科，而非科学。罗宾斯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即研究目的与选择稀缺手段之间的关系的。贝克尔用经济学作为一种视角。实际上，他们说的是经济学是一袋工具，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当然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导致的结果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名义上是用这些工具来分析其他领域。我了解些经济学与法学，在研究法律体系上，毫无疑问这些工具大有用武之地——而且已经发挥了功效。我想所有这些表明了为什么经济学家如此快乐。他们有这些工具，而工具又非常有用，不仅改进了经济学而且也为其他学科做出了贡献。
出了什么问题
现在，确有不少关于经济学形式主义的抱怨——简洁但是枯燥等——但也经常在经济学讨论中听到缺乏真实。当然这些都是对的，但如果你像凯恩斯一样把它当成一种思维方式的话，会更加自然。仅是思维，你就不太可能对经验研究有兴趣，这样形式主义就顺理成章了。
这中间出了什么问题呢？经济学家如此行为出错了吗？我跟大家说说英国经济学家Ely Devons吧。有一次在会上，他说：“让我们想一下，一个经济学家要研究马，他会怎么做？他会开始研究，并思考如果我是马我会怎么做，然后他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就能得出结论。”这离描述经济学家对马感兴趣的情形非常接近，当然我们对马并不感兴趣。Devons涉及了问题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我认为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缺乏真实。
我认为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学家不研究经济系统的运行。也就是说，他们不认为是在研究一个有着多重内部关系的系统。这就像一个生物学家研究血液循环却不研究人体。这是一个非常骇人听闻的想法，但不会指给你任何出路。你无法以感性的方式来讨论血液循环。而这恰恰是经济学上发生的事情。实际上，经济系统极端复杂。有大企业也有小企业，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和高度专业话的企业，纵向一体化的企业和那些独居产业链一环的企业；还有非营利组织和政府部门——所有这些一起运转形成了整个系统。但是一个部分如何影响其他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实际运行——这些都被忽略了。没有将系统当成研究主题是失败的。
如今，这些看起来像什么？毫无疑问很复杂，也需要我们花很长的时间去开始研究系统，正如我希望的那样。这研究可能要100年，可能要200年，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开始。
希望上述介绍不至让你感到惊讶，我认为发展一项敏锐分析的关键是比较重新安排带来的产出和其产生的交易费用的大小。如果有额外产出，而通过重新安排能带来更高的生活标准，获得的价值超过交易费用，就应该重新安排。由此可得，交易费用降得越多，就会有更多的重新安排，而经济系统也会更有生产力。在我看来，交易费用是经济系统生产率依赖的一个因素。
尽管如此，如我们从新制度经济学中学到的，交易费用又依赖于法律系统的运行（包括产权制度、产权执行的强度、预见法律判决的能力等等）。而这又依赖于政治系统，依赖于教育系统，而且与其他的社会系统紧密相连。结果是经济学家必须得到法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其他人的帮助，方能理解交易费用到底是什么。这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反面。我们应该邀请其他领域的实践者帮助我们来理解经济系统到底是怎么运转的。
交易费用的水平当然也受到技术因素的影响，一个例子是今天被广泛讨论的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交易费用及产业组织的影响。交易费用中的大部分是搜集信息的费用。而自从网络事实上降低了获取信息的成本后，也就降低了交易费用。结果是人们可以预想网络带来的巨变，更容易获得信息，因此也降低了做生意的交易费用。
今年1月份《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描绘了这一切。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范里安教授写的。文中提到：“从来没有伴随新经济的新经济学。当然的确有不少讨论报酬递增、网络效应、转换成本等等的言论，但这些并非新概念，它们早已是积累了数十年的经济学文献的一部分了。进一步说，尽管这些想法很重要，但不是伟大的想法。它们对解释特定的现象有用，但解释力有限。那些伟大的想法需要回溯经济学文献，当你找到1937年一篇叫做《企业的性质》的文章时，你找到宝了……”有意思的是1937年的文章现在成了网络经济学文献的一部分。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交易费用下降：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容我继续引述该文。“新经济提倡寻找这个激动人心的想法（交易费用）。网络的一个结果是让交流变得便宜。这降低了交易费用并会改变公司的边界。结论是公司会显著变小并外包，削减不必要的功能，而且越来越依靠网络进行交流来替代内部的备忘录。”但是，范里安教授对此还是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尽管网络降低了企业间的交易费用，它也同样降低了企业内部的交流费用，这使得大的组织更容易形成和运营。
但还有其他因素需要考虑。你能更便捷更便宜地进行交易，你就能摆脱无效率的运营。摆脱使你无法减少核心业务成本的处境。而这可能会带来更好的业务，更大的产出，以及更大的企业。所以很难讲企业会变大还是变小。一些变成了小企业，因为人们可以找到并掌控它们。但另外一些企业变大了，因为它们能整合更多有效的业务。而且事实情况比这些更为复杂，因为不同运营模式的成本也在变化，而且不是以同一种方式变化，是以在不同业务之间会有转换的需求。另外，一些降低了成本的商业活动会带来更多产出，但这中间的一些产品是另一些业务的投入，这就导致成本发生变化。所以我们得到的是一整套会影响产出的互相关联的变化。由此，当我们研究经济系统时，我们就永远不会用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去处理问题了。以上只是一个你一旦要处理真实世界的经济系统时必须要面对的复杂情形的例子。
经济学的任务
不幸的是，我们缺乏足够的数据来进行必要的操作。否则我们就能说明什么是可能的，会发生什么。但要说明会发生什么依赖于可获得的资料。而这是密苏里大学要做的工作了。密苏里大学的合同与组织研究所（CORI）的任务是收集能让我们将虚无的想法形成具体形式的信息。有些事情必须要做，而这个研究所将推进这些事情。CORI收集的合同很有用，因为合同是一个企业与另外一个企业，或者一个组织与其消费者发生关系的主要手段。实际上，合同是经济系统的神经中枢。当然研究合同要和研究企业在修改和解释合同条款时的行为结合起来。
当然这一任务必须完成，而且将在此完成。我妒忌你们。在我这个岁数，生命已经是一种负担，如果我不坚信在此将要完成的事业是未来经济学的重中之重，我就不会站在这里。经济学将会变革。而这一变革的部分功绩将归于密苏里大学CORI将完成的事业。谢谢大家。■
（本文系科斯2002年在密苏里大学合同与组织研究所CORI的演讲，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李华芳译。原文曾发表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新政治经济学评论》总第5期，《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经授权重刊，小标题为编者所加。田春玲编辑，工作邮箱：tianchunling@wxjt.com.cn）
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arry Co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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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于莺辞职昭示了什么 - 龚鹏 发表于2013-09-12 07:59
今年6月，拥有252万微博粉丝的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医生于莺辞职，此事引起不少关注。目前，她已享受了几个月的假期。从她近期在微博的表态可以看到，她正在准备自立门户，开创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
医生辞职本不稀奇。于莺辞职之所以受到关注，不光因其网络大V的身份，她告别体制的勇气以及对新生活方式的追求也给人们带来一定心理冲击。另外，此事也让一些人猜测：她是遭遇了不公正对待，还是别有隐情？
在我国的医疗领域，公立医院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公立医院提供了大部分医疗卫生服务，不管是在规模还是技术方面，都把其他所有制医疗机构远远抛在后面。去大型公立医院工作是许多医学院毕业生的梦想，因为那里有丰富的病人来源，有稳定的收入，有优越的科研条件和学术氛围，也有成熟的晋升途径。于莺放弃了著名医院的职位而继续从医，必然会面对各种原先没有的困难。
于莺为何选择这样一条前景不明朗的道路？我相信，这是她深思熟虑的结果。于莺年届四十才下决心跳槽，她必定做了仔细掂量。
北京协和医院是一家大型研究型医院，科研在内部考评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医疗业务量不是考量重点。是故，不搞科研的于莺很难得到关注和晋升。“于莺们”整天忙碌，十分辛苦，也深得百姓信任和喜欢，却不能得到医院内部的认可。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但并非没有合理性。既然公立医院体系外的掌声不能直接兑换成体系内的“粮票”，刚性的硬杠杠更是迈不过去的门槛，那么，离开自然成为考虑的选项之一。
于莺对辞职做了解释，表示“不和科研考核大夫的评判体系玩了”。我想，这是她的心里话。急诊科的工作既辛苦又存在高风险，收入比起一些专科也有不少差距，没有良好的体力和心理素质，很难胜任这份工作。风险大、责任重、辛苦、挣钱少、不能照顾家庭是急诊科医生真实生活的写照。实际上，各家医院急诊科医生的流动性一直比较大，于莺的离开只是唤起了人们对医生特别是急诊科医生生存状态的更多关注。
公立医疗体系内素来有森严的“等级制度”，在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的晋升序列中，下级医生得服从上级医生指令，不能僭越。因此，取得较高的职称成为许多医生孜孜以求的目标，他们按部就班地报课题、发文章、参加考试等，沿着一套晋升途径而行。也有一些医生不愿依此行事，要么另择良木而栖，要么在“下层”随波逐流。而在这套体系之外从业的医生，一般只要做好本职工作，给病人看好病就行。于莺的选择是，跳出这套体系。
跳出来的于莺，要从急诊转行到全科。急诊面对的是重、急、险，全科面对的是轻、缓、杂；急诊管的是疾病后端，全科管的是疾病的前端。二者貌似没有太大关联，但实际上，于莺以其执业背景，转行为全科医生最合适不过。因为，急诊具有一定全科性质，对医生的要求是全面的。一个危重病人来到医院，第一道关口就是急诊，医生要马上判断大致属于什么病，需不需要优先安排，病人下一步该往哪里送。急诊分检病人的职能接近全科。长期急诊的经历，还让于莺拥有一般全科医生难以具有的洞察力和处理棘手问题的能力。另外，于莹良好的沟通能力，也有助于其成为一名杰出的全科医生。
她转行到全科，也顺应当前社会趋势。发展全科医生队伍，是新一轮医改的重点，全科医生的职责主要是处理常见病、多发病，对慢性病进行管控，为确需专科医生的患者进行转诊，扮演健康守门人的角色。如果对病症早发现，早干预，很多人或许就不用去急诊了，可大幅减少医疗成本，人们已注意到关口前移的重要性。
全科医生主要集中在社区，工作比较繁琐，但生活相对更规律，压力也小一些。对已不那么年轻、不是“专家”的于莺，这未尝不是一个好选择。当然，转型的挑战还是不少，全科医生制度在中国处于起步阶段，面对的是基本公共医疗需求，从业者要取得较高的收入和地位，还有不少路要走。期待她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一般而言，一位医生需要经过数十年的历练，得到主任医师的头衔、国家和医学共同体的认可和荣誉等，才能成为名医。而于莺被人熟知，主要归功于微博，靠的是她的幽默而充满人性的表达方式。协和医院倾向于“深耕”，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教学等领域投入更多资源，和走“大众化”路线的于莺在精神上并不契合。也就是说，协和医院也许并不缺少一个像于莺一样的急诊科医生，虽然他们也并不排斥一个有着高度亲和力、具有较高公众认知度的医生。
相反，在自行开业之后，于莺也许能如鱼得水。这样一来，协和并未少掉他们看重的医疗专家，而社会却多了一个直面公众、坦诚幽默的全科医生，多了一位能顺利开展群众健康教育的专家。借此，于莺本人也可变换一下节奏，享受慢生活，有更多时间去陪家人，去发微博，去创立自己的全科诊所品牌，收获更多在体制内不能获得的掌声，也让自己的生命更多姿多彩。
总之，于莺的选择反映了我国医生价值追求更加多元的趋势。这绝非孤例，类似现象也在不同医院上演，笔者熟识的一名医生，就放弃了大学的教职，过着“半日临证，半日读书”的惬意生活。说到底，医生们是在“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严肃问题上，给出自己的答案。
（作者系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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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12 September 2013
台灣百合 - 練乙錚
練乙錚：台灣「野百合學運」對香港「佔中」的啟示 （本文 2013年9月12日 刊於《信報》）
寫這篇文章，首先希望本地左派包括「出聲幫」在內的「反佔中」人士重新思考「違法達義」在中華社會的現實可能性和意義；其次還希望所有同情或支持「佔中」的朋友動腦筋探討運動的各個方面，務求達到「不動則已，動則無懈可擊」的境界。筆者認為，發生於1990年台灣專制統治晚期的爭取民主的「野百合學生運動」，尤其值得借鑑，因為比起在美國及印度等地發生的同類型公民抗命，台灣的這個經驗在很多方面都更貼近香港現實。
「野百合學生運動」（下稱「野運」）的發生，距今二十三年，比北京的「八九民運」還晚了剛好十二個月，並不遙遠。兩個運動都是違法的，一個在屠夫的坦克槍炮迫擊之下悲壯地失敗了，遺下廣場上攤攤腦漿和血漬，另一個卻奇蹟地、完全平和地，完全勝利了。勝利之處，社會大踏步進入政治文明。誰要是認為今天台灣立法院裏喋喋不休的吵鬧是一種從原來「穩定社會」的退化，筆者會請他到綠島人權紀念公園的地下展館，把牆上刻着那一萬個名字都細細摸一摸。
運動以「野百合」命名，有多重深意，香港的朋友不可不知。原來，那種花的學名是「台灣百合」，顧名思義，乃台灣獨有，象徵本土、主體；她在台灣哪一個角落都生長，象徵大眾、普羅；與普通百合品種不同，她是野生的，一個「野」字，充滿生命力（所以筆者這裏用「她」不用「它」）；等等。這些政治意象，都是運動中人刻意表達的。
此外，筆者還想到一個。野百合的花，多呈白色，外形似一個喇叭，高潔別致，恰好象徵J. Rawls說的「公民抗命」本義：少數清醒的人，以異乎尋常的方式猛然喚醒大多數人驅除偏見，或以之敦促大多數人改變漠不關心、轉而正視並幫助剔除一小撮人的極度偏執，從而達致社會公義。涵義如此豐富，野百合顯然比茉莉等花高超！
「野運」又真像一個奇蹟。她由非法佔領位於台北博愛警備管制區內的中正紀念堂廣場的第一天起算，頭尾一共只持續了六天。運動於該年3月16日開始，迅即獲得全台各地學界支持；18日，在廣場滙集的人數已達六千，氣勢旺盛，學生遂正式向當局提出四項要求，即
一、解散1949年從大陸帶過來而從未改選過的「國民代表大會」；
二、廢除以反共為名扼殺公民權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回歸憲政；
三、召開全民國是會議；
四、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
學生的態度很堅決，聲言不達目的便繼續非法佔領廣場。不料，於21日總統大選中獲勝的李登輝聽了學生的要求之後，竟從善如流，通盤接受學生的要求。22日，學生接受離場安排。其後的發展，大家都知道【註1】。
那麽，台灣當年發生的這個「佔中」（中正紀念堂廣場）「野運」，和今天香港人提出的「佔中」，有何重要異同？筆者認為，有下列幾點：
一、運動背後的歷史動量不同
「野運」是台灣民主運動長期孕育的產物。台灣民主運動歷史悠久，遠的不說，從1949年開始算，到1990年之間的四十有一年裏，跌宕起伏未曾停止過。因為運動很多年來都有濃厚反蔣成分，中共隔岸觀火，一向都適當低調地支持；筆者在自己的「紅色年代」裏，也曾當過啦啦隊。相比香港「佔中」運動背後的民主動量便顯得單薄，中共及其支持者對運動的態度，更完全是敵對的。
二、運動所處的歷史階段不同
「野運」處於整個台灣民主運動的成熟期，國民黨專制政權的意志和力量，皆是強弩之末；因為是瓜熟蒂落，所以能避過之前出現過的種種血光之災。相對而言，「佔中」處於香港本地內殖民專制政權的開始、上升階段，統治階級調動力量、使用政權或非政權武力直接鎮壓民主運動的意識和動機都在逐步加強，運動能否和平起動、和平結束，視乎當政者變得有多狂妄，因而是未知之數。
三、「野運」和「佔中」的性質一樣
二者都是典型的公民抗命運動，少數人通過和平而違法的手段，試圖喚醒社會上的大多數人的良知，一起渡到「義」的彼岸。因此，如果認為1990年台灣的那次運動是「正」的，值得支持，那麽，2014年的「佔中」行動，就沒有可能是「邪」的，而一樣值得支持。一些反對「佔中」但卻說自己「支持民主」的人士，尤其應該誠實地思考「野運」的歷史教訓和現實意義。
四、運動開始的時候，都遇到很大阻力，既來自統治階級，也廣泛來自社會。
市民一般年紀愈大便顧慮愈多，統治階級的「維穩」宣傳便對之愈有效。由此形成的意見對立，擴散到社會上每個角落，夫妻不和、父兄反目，也是常有的事。然而，台灣的運動成功了，完成了歷史任務，原先的反對者，後來都得承認「野運」的劃時代意義；這對香港「佔中」運動有重大啟發和鼓舞。大家試看下面這一段由一位「野運」參與者寫下的回憶，便知起先的困難和阻力都是一樣的：
「活動結束後，我和同學幫忙整理環境後才回到學校宿舍。但事情還沒完結。我看到報紙和電視新聞裏，專家與評論者以各種尖酸惡毒的言論嘲笑這場學運，不時還要面對某些『冷靜』、『理性』的同學、老師的指責。某程度上，我發現我成了異類……。
「後來回台中的老家，與家人共進晚餐，大姐看着電視新聞，批評學運的無知，隨口問了句：『你沒有去吧？』我不知道那根筋不對，一股衝動上來，直接回答『有』。頓時場面變得十分詭譎。
「老爸罵了句：『當年大陸就是這麼丟的。』我猜，要不是他老了，而我也大了，老爸一定會去拿橡皮管對我抽過來。我忘記當時回答了什麼，……講沒幾句就乖乖閉嘴。我想，這對老爸太殘酷了，他一直是忠心的老國民黨黨員，我又是他最疼的小孩。後來我們合力忘了這回事。」【註2】
五、面對「公民抗命」，統治階級除了使用其他辦法，也都會用「嚇」這一招。
在那時的台灣，「共匪」就是那隻用來嚇人的「吖嗚」：你要反獨裁反政府嗎？搞亂了社會，共產黨就要打過來。在香港，「吖嗚」當然不能是「共匪」，於是就變為「樓市冧、冇工做、冇飯開」、「動亂」等的說法。不少市民的安定生活自信心本來就不強，乍聽之下覺得言之成理，便容易「受嚇」。
六、同樣是佔「中」，「野運」佔領的，是一個象徵政權的地標，故台灣當時的商界，並沒有積極反對。
香港的「佔中」，計劃佔領的，則是商業金融地帶。後者做法，震懾力強，但亦帶來巨大阻力，對運動是否一個淨收益，目前還難以計算，是以有例如佔領遮打花園等的建議。
最後這一點，筆者認為運動的領導還可以繼續思考；畢竟，中環很「大」。設想：如果「佔中」運動能夠事先取得主流商界公開而確切的支持，承諾接受普選聯提出的最佳普選方案，那麽，運動的領導完全可以決定轉移陣地，放過商界一馬，像台灣的「野運」一樣，把佔領的矛頭直指專制政權。說到底，「癱瘓」政府一大堆有害無益的黑箱會議，比「癱瘓」商界更易取得市民的諒解、支持。對運動而言，這可能是一石二鳥。不過，運動的領導要更深入探討這個方向的合法性和道德感召力；要研究北京會如何反應，還要估計運動的批評者會怎樣修訂他們的策略、社會的觀感將如何變化，等等。
總之，台灣二十三年前的「野百合學生運動」是一個重要的民主實踐經驗、一筆珍貴的思想資源。多認識這個運動，對香港所有人都有好處。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八、九十後讀者也許不清楚那個「萬年國大」是什麽。孫中山提五權憲法，所謂五權，分別是：行政、立法、司法、監察、考試，都屬於政府權力，分別由五院行使；五院向國民代表大會負責，後者代表人民和國家，憲制地位高於五院。國大代表按地方人口比例選出；關鍵的是，國家的總統、副總統是由這些代表選出的。國民黨敗走台灣之後，從大陸帶過去的國大代表未曾改選過，一直受到很好供奉，人稱「萬年國大代」；蔣介石當年可以連選連任，靠的就是那一班聽話的國大代表。台灣民主化之後，國民代表大會凍結，其職能都分拆出去，總統、副總統也改由全民直選產生。
【註2】見http://jeph.bluecircus.net/archives/gossip/post_148.php
http://www.hkej.com/template/dailynews/jsp/detail.jsp?dnews_id=3808&cat_id=6&title_id=626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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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這篇文章，首先希望本地左派包括「出聲幫」在內的「反佔中」人士重新思考「違法達義」在中華社會的現實可能性和意義；其次還希望所有同情或支持「佔中」的朋友動腦筋探討運動的各個方面，務求達到「不動則已，動則無懈可擊」的境界。筆者認為，發生於1990年台灣專制統治晚期的爭取民主的「野百合學生運動」，尤其值得借鑑，因為比起在美國及印度等地發生的同類型公民抗命，台灣的這個經驗在很多方面都更貼近香港現實。
「野百合學生運動」（下稱「野運」）的發生，距今二十三年，比北京的「八九民運」還晚了剛好十二個月，並不遙遠。兩個運動都是違法的，一個在屠夫的坦克槍炮迫擊之下悲壯地失敗了，遺下廣場上攤攤腦漿和血漬，另一個卻奇蹟地、完全平和地，完全勝利了。勝利之處，社會大踏步進入政治文明。誰要是認為今天台灣立法院裏喋喋不休的吵鬧是一種從原來「穩定社會」的退化，筆者會請他到綠島人權紀念公園的地下展館，把牆上刻着那一萬個名字都細細摸一摸。
運動以「野百合」命名，有多重深意，香港的朋友不可不知。原來，那種花的學名是「台灣百合」，顧名思義，乃台灣獨有，象徵本土、主體；她在台灣哪一個角落都生長，象徵大眾、普羅；與普通百合品種不同，她是野生的，一個「野」字，充滿生命力（所以筆者這裏用「她」不用「它」）；等等。這些政治意象，都是運動中人刻意表達的。
此外，筆者還想到一個。野百合的花，多呈白色，外形似一個喇叭，高潔別致，恰好象徵J. Rawls說的「公民抗命」本義：少數清醒的人，以異乎尋常的方式猛然喚醒大多數人驅除偏見，或以之敦促大多數人改變漠不關心、轉而正視並幫助剔除一小撮人的極度偏執，從而達致社會公義。涵義如此豐富，野百合顯然比茉莉等花高超！
「野運」又真像一個奇蹟。她由非法佔領位於台北博愛警備管制區內的中正紀念堂廣場的第一天起算，頭尾一共只持續了六天。運動於該年3月16日開始，迅即獲得全台各地學界支持；18日，在廣場滙集的人數已達六千，氣勢旺盛，學生遂正式向當局提出四項要求，即
一、解散1949年從大陸帶過來而從未改選過的「國民代表大會」；
二、廢除以反共為名扼殺公民權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回歸憲政；
三、召開全民國是會議；
四、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
學生的態度很堅決，聲言不達目的便繼續非法佔領廣場。不料，於21日總統大選中獲勝的李登輝聽了學生的要求之後，竟從善如流，通盤接受學生的要求。22日，學生接受離場安排。其後的發展，大家都知道【註1】。
那麽，台灣當年發生的這個「佔中」（中正紀念堂廣場）「野運」，和今天香港人提出的「佔中」，有何重要異同？筆者認為，有下列幾點：
一、運動背後的歷史動量不同
「野運」是台灣民主運動長期孕育的產物。台灣民主運動歷史悠久，遠的不說，從1949年開始算，到1990年之間的四十有一年裏，跌宕起伏未曾停止過。因為運動很多年來都有濃厚反蔣成分，中共隔岸觀火，一向都適當低調地支持；筆者在自己的「紅色年代」裏，也曾當過啦啦隊。相比香港「佔中」運動背後的民主動量便顯得單薄，中共及其支持者對運動的態度，更完全是敵對的。
二、運動所處的歷史階段不同
「野運」處於整個台灣民主運動的成熟期，國民黨專制政權的意志和力量，皆是強弩之末；因為是瓜熟蒂落，所以能避過之前出現過的種種血光之災。相對而言，「佔中」處於香港本地內殖民專制政權的開始、上升階段，統治階級調動力量、使用政權或非政權武力直接鎮壓民主運動的意識和動機都在逐步加強，運動能否和平起動、和平結束，視乎當政者變得有多狂妄，因而是未知之數。
三、「野運」和「佔中」的性質一樣
二者都是典型的公民抗命運動，少數人通過和平而違法的手段，試圖喚醒社會上的大多數人的良知，一起渡到「義」的彼岸。因此，如果認為1990年台灣的那次運動是「正」的，值得支持，那麽，2014年的「佔中」行動，就沒有可能是「邪」的，而一樣值得支持。一些反對「佔中」但卻說自己「支持民主」的人士，尤其應該誠實地思考「野運」的歷史教訓和現實意義。
四、運動開始的時候，都遇到很大阻力，既來自統治階級，也廣泛來自社會。
市民一般年紀愈大便顧慮愈多，統治階級的「維穩」宣傳便對之愈有效。由此形成的意見對立，擴散到社會上每個角落，夫妻不和、父兄反目，也是常有的事。然而，台灣的運動成功了，完成了歷史任務，原先的反對者，後來都得承認「野運」的劃時代意義；這對香港「佔中」運動有重大啟發和鼓舞。大家試看下面這一段由一位「野運」參與者寫下的回憶，便知起先的困難和阻力都是一樣的：
「活動結束後，我和同學幫忙整理環境後才回到學校宿舍。但事情還沒完結。我看到報紙和電視新聞裏，專家與評論者以各種尖酸惡毒的言論嘲笑這場學運，不時還要面對某些『冷靜』、『理性』的同學、老師的指責。某程度上，我發現我成了異類……。
「後來回台中的老家，與家人共進晚餐，大姐看着電視新聞，批評學運的無知，隨口問了句：『你沒有去吧？』我不知道那根筋不對，一股衝動上來，直接回答『有』。頓時場面變得十分詭譎。
「老爸罵了句：『當年大陸就是這麼丟的。』我猜，要不是他老了，而我也大了，老爸一定會去拿橡皮管對我抽過來。我忘記當時回答了什麼，……講沒幾句就乖乖閉嘴。我想，這對老爸太殘酷了，他一直是忠心的老國民黨黨員，我又是他最疼的小孩。後來我們合力忘了這回事。」【註2】
五、面對「公民抗命」，統治階級除了使用其他辦法，也都會用「嚇」這一招。
在那時的台灣，「共匪」就是那隻用來嚇人的「吖嗚」：你要反獨裁反政府嗎？搞亂了社會，共產黨就要打過來。在香港，「吖嗚」當然不能是「共匪」，於是就變為「樓市冧、冇工做、冇飯開」、「動亂」等的說法。不少市民的安定生活自信心本來就不強，乍聽之下覺得言之成理，便容易「受嚇」。
六、同樣是佔「中」，「野運」佔領的，是一個象徵政權的地標，故台灣當時的商界，並沒有積極反對。
香港的「佔中」，計劃佔領的，則是商業金融地帶。後者做法，震懾力強，但亦帶來巨大阻力，對運動是否一個淨收益，目前還難以計算，是以有例如佔領遮打花園等的建議。
最後這一點，筆者認為運動的領導還可以繼續思考；畢竟，中環很「大」。設想：如果「佔中」運動能夠事先取得主流商界公開而確切的支持，承諾接受普選聯提出的最佳普選方案，那麽，運動的領導完全可以決定轉移陣地，放過商界一馬，像台灣的「野運」一樣，把佔領的矛頭直指專制政權。說到底，「癱瘓」政府一大堆有害無益的黑箱會議，比「癱瘓」商界更易取得市民的諒解、支持。對運動而言，這可能是一石二鳥。不過，運動的領導要更深入探討這個方向的合法性和道德感召力；要研究北京會如何反應，還要估計運動的批評者會怎樣修訂他們的策略、社會的觀感將如何變化，等等。
總之，台灣二十三年前的「野百合學生運動」是一個重要的民主實踐經驗、一筆珍貴的思想資源。多認識這個運動，對香港所有人都有好處。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八、九十後讀者也許不清楚那個「萬年國大」是什麽。孫中山提五權憲法，所謂五權，分別是：行政、立法、司法、監察、考試，都屬於政府權力，分別由五院行使；五院向國民代表大會負責，後者代表人民和國家，憲制地位高於五院。國大代表按地方人口比例選出；關鍵的是，國家的總統、副總統是由這些代表選出的。國民黨敗走台灣之後，從大陸帶過去的國大代表未曾改選過，一直受到很好供奉，人稱「萬年國大代」；蔣介石當年可以連選連任，靠的就是那一班聽話的國大代表。台灣民主化之後，國民代表大會凍結，其職能都分拆出去，總統、副總統也改由全民直選產生。
【註2】見http://jeph.bluecircus.net/archives/gossip/post_148.php
http://www.hkej.com/template/dailynews/jsp/detail.jsp?dnews_id=3808&cat_id=6&title_id=626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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