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笔下所有的女性 都努力“逃离”束缚 2013-10-12 02:30:17 新京报
新京报插图/高俊夫
亲爱的爱丽丝：
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前天晚上，82岁的你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加拿大第一位获奖的女性，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完全凭借短篇小说写作而获奖的作家。在得知你获奖的时刻，我无法抑制心中的喜悦和幸福。作为你忠实的读者与崇拜者，作为一个短篇小说的爱好者并偷偷希望能够一窥这项写作艺术堂奥的年轻女孩，我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为你的光荣而光荣，并因你为这项艺术带来的荣耀及这荣耀即将印照更多的心灵这一事实，而激动不已。
“不管她会变得多么有名，她都应该更有名”
在你获奖后，我读到了很多文章和访谈，在我印象中，近十年来没有一次诺奖公布时，在作家群体中引起如此热烈而令人动容的反应。今年你82岁了，虽然你一直低调而谦逊，但对世界各地无数潜心生活与心灵奥秘的作家来说，你几十年来一直是一种令人敬畏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力量与温暖的源泉——“我们时代的契诃夫”，辛西娅·奥齐克这样说：“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学者型作家A·S·拜厄特给一直以“家庭妇女”形象示人的你如此高的赞誉。一种“小型的喜悦的爆发”，《纽约客》编辑这样描述朋友圈内竞相传递喜讯的景况。作为你的读者，作为和你一同分享短篇小说这一美妙艺术的普通个人，在这个时刻，大家感到一种被理解、被分享的感动。
你的同乡、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曾说你是这样一位作家：“不管她会变得多么有名，她都应该更有名。”而发表了你几十篇小说的《纽约客》杂志编辑则说：“门罗是这样一位作家，不管她的书变得多么流行，她仍然是‘我们的’作家。”我想这里涵盖了两种情感，一种希望你那些震撼心灵的作品能抵达更多人的愿望，以及某种作家与单个读者间的私人而亲密的情感——这种情感如此本质、直接而强烈，并不会因为它被更多人分享而失去其亲密性，并有所折损。
“你所有的故事，无一例外都是惊心动魄的”
小镇出身平凡的女孩们，看似平静的家庭生活——这是你故事世界中的主要背景。表面看起来，这里不会有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发生——但我读到的你所有的故事，却无一例外，都是惊心动魄的。在你平实、朴素、控制得极好的叙事中，无一例外不展现一种根本性的紧张关系。我想这紧张的根源来自于，你所有的女性角色，都在努力逃离某种对于自己的束缚和限制——虽然很可能，她们往往并不知道这种束缚和限制具体是什么，来自哪里，谁是她们的敌人，什么又是她们的挑战——直到生活带给她们意外和天启，推动她们做出出其不意的选择。
《逃离》是你目前在中国出版的唯一一部小说集的名字，其中的一些故事，我看了很多遍。“逃离”是你小说世界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对你的人物行动一个核心的概括；在你的故事中，“行动”并不多，逃离可以算是其中最激烈、最引人注目的一种，但即使是这一点点局限的行动，也常常是不彻底地——一个感觉不受丈夫尊重、厚待的女孩，一直策划出逃，并终于在年长的邻居太太的鼓励下决定坐车逃往温哥华，开始全新的生活，却在只走了一个小镇后，匆匆折返。逃离改变了一些什么，却又帮助你的人物们探测出，有一些东西无法改变，也不会改变。
“小镇与城市，都有着各自的隔绝和局限”
说逃离的对象是束缚与限制你笔下女孩和女人们的东西——束缚与限制——对那些没怎么读过你小说的人来说，太抽象了，是吗？简单的信息把他们的目光引向那个你成长起来的、只有三千居民的加拿大东南部小镇。的确，小镇和郊区的生活，无法不成为一种局限，就像过分的安静、空旷也会构成一种局限，而休闲方式稀少、改变生活的可能性微小、因社区狭小而无法不接受私人生活暴露在他人的检视之下，这些更构成某种令人窒息的局限。还有这环境中某些关系的常规、他人和社会的期待、身份的限定种种可能更不易察觉的东西。而你的人物，那些聪明、灵巧、精力充沛和善感的女孩子们，她们是那样的渴望生活，渴望理解，渴望获得更丰富的经历，渴望和他人与世界构建一种更强健也更本质的联系，她们无法不在这样的环境中深受困扰，经受激烈的内心冲突，并最终满怀激情地做出自己的反抗，哪怕她们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然而该责怪的不是，至少不仅仅是你的小镇，或者世界上大多数的小镇——那样未免就太肤浅也太流于表面了。如今82岁的你，一生中绝大多数的时间，不也安心生活在这样的小镇上，并写出了如此精致而自由的作品吗？很难想象，一个作家能够不具备内心的自由却有能力写出如此自由的作品。很显然，你并不认为那些意味着更多元、包容、更多机会和可能性的大城市，就必然意味着更精彩与丰沛的生活，它们并不必然意味着局限的解除和救赎，因为它们自有它们本身的隔绝和局限的一面。
“你致力于找出那些噬咬着我们的困扰”
在希望得到救赎的时候突然顿悟到，很可能，并不存在着什么救赎。大都市的一间昂贵而狭小的公寓，可能不构成救赎。或许救赎这个词太沉重了，不符合你低调而立足于平实人生的世界观，那么，让我们换一个说法，让我们说，“问题的解决”。是的，问题在变换的环境中，依然不能得到解决，正如许多在大都市的公寓中生活的人们所感受到的那样。因为敌人是某种更普遍、更广泛、更本质也更无处不在的东西——你让你的人物意识到了。重要的是找出那些更普遍、更本质的东西是什么，这就是你在你许许多多故事中所做的，你致力于找出那些噬咬着我们的，花样繁多而又层出不穷的困扰，你展现它们出现与袭击我们的形式，并描绘我们与它们作战时的样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希望人们将你看成“小镇作家”，因为这个词太容易引起与视野狭小、平庸这类词有关的联想。事实上，读过你作品的人都知道，你小说世界中传递的经验是普遍的，甚至是有世界性的，这就是为什么，以宣传高眉文化著称、深谙世界主义精神的《纽约客》杂志会如此钟爱你的小说，将你视为精神知己的原因。
有评论家称，你小说中的女性总是在试图理解自己的生活，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去理解（to make sense）的过程可能没有听上去那样容易，它要求的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心理与情感状态，要求尝试与更深入地参与（engagement)，而要获得真正的理解，则要求一种开放与坦诚。于是，阅读你的小说，正是与你的主角们一起，去获得这些理解，进入一个更深入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常进入的、感受与反思的空间。我们也常常随着故事的进程，在一个不经意的时机，接受震动与顿悟，得到了某种启示——似乎解开了生活中某些隐隐困扰我们的谜团。但随着对更多故事的阅读，我们会发现，一些谜团解开后，永远都有更多的谜团在前面等待着我们。而现在，作为你的读者的我，则安心地认为，我并不畏惧那些更多的谜团，而是能够与它们安然相处。为此，我深深地感谢你。
你的小说世界中充满了热望与激情，但我却感到它被一种隐约的绝望感所笼罩。比如，《逃离》中的卡拉在逃离又回归、与丈夫和好之后，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她像是肺里什么地方扎进去了一根致命的针，浅一些呼吸时可以不感到疼。可是每当她需要深深吸进去一口气时，她便能觉出那根针依然存在。” 我想，这是一种艺术选择，也体现了一种对生活的基本洞察，对“真实”的追求让你拒绝为你的人物提供廉价的希望。
或许，你的读者并不需要所谓的希望，而更感激你提醒他们注意那根针，因为，那才更加接近生活本身。和你常常被比较的契诃夫一样，你的小说，也正是生活本身。
你的诚挚的中国读者
吴永熹
2013.10.11
香港学生的困惑 2013-10-12 02:30:27 新京报
今天中国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到底是在上升还是在下降，原因何在，这是可以公开讨论的。不太说得出口的是，作为个体的年轻人，该如何看待大量内地优秀人才的涌入。
■ 大学小言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如果说内地学生的自信写在脸上；那么，香港学生的困惑则是深藏在心底。并非因为我来自内地，交流上有什么障碍，而是香港学生跟教授谈话时，一般仅限于学业，很少涉及人生、婚姻、经济等。一个偶然的因素，使我对香港学生的处境及心境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中秋休假，香港定在农历八月十六。原因是地方小，下班后回家赏月即可，关键是第二天可以睡懒觉。那年中秋，我在中大有课，晚九点，下课铃响，请学生们品尝月饼，“千里共婵娟”。师生间谈话，难得如此放松。涉及“未来”时，内地学生“遥襟俯畅，逸兴遄飞”，而香港学生则不太吭声。一位被我点到名字的女生，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们没有未来，也不想。”这话很刺耳，促使我努力设身处地，站在他们的立场，理解这一代香港的年轻人。
若年轻一代的沮丧与挫折感带有普遍性，那是很严重的事情。我隐约感觉到，今天香港的大学生及中学生，很可能是“迷惘的一代”。
九七回归以后，香港没有出现动荡，政治及经济都比原先预想的好，这很难得。但民间的不满情绪依旧存在，近年且有向青少年群体蔓延的趋势。对于百姓而言，那些琐琐碎碎的社会新闻，很容易点燃本就存在的无名之火。比如，风传内地人炒房导致香港房价高企；眼见小区里出现不少讲普通话、开好车、举止不文明的新移民；据说内地官商勾结的风气传入，正在侵蚀香港本来还算健康的肌体，使得其竞争力明显下降等。
今天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到底是在上升还是在下降，原因何在，这是可以公开讨论的。不太说得出口的是，作为个体的年轻人，该如何看待大量内地优秀人才的涌入。建立公平合理的制度，尽可能吸引全世界（当然包括内地）的优秀人才，这对香港的长远发展有利。道理大家都明白，问题在于，落实到具体人，你会不会抱怨此决策使得自己失去了就业乃至发展的大好机遇？
香港入境事务处近日发布消息，称三项人才政策十年来为香港吸纳了约9万名境外人才，而这些人绝大部分来自内地。对政府而言，此举省掉了培养人才所需要的大量时间及金钱，十分划算；而年轻人的感受，则很可能不一样。输入内地的优秀人才，对本港已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精英来说，并不构成严重威胁；直接影响本港年轻人就业前景的，是香港各大学之招收内地学生（包括MA），并允许其毕业后留港工作。欧美经济不好，很多海外人才回流；以前将香港作为跳板的，如今也改为争取在港就业。再加上跨国企业希望拓展内地市场，往往优先录用既懂英语、粤语，又讲普通话，且“熟悉国情”的内地生。这样一来，年轻一辈的香港人，确实面临很大的挑战。
香港乃历史悠久的自由港，港人普遍推崇自由竞争，即便私下里颇多怨言，公开场合也不好呼吁为保就业而自我封闭。因此，内敛且内秀的香港大学生，只能说一声“好时光已经过去了”，借以感叹其“生不逢时”。这样的沮丧与郁闷，其实是值得当局关注的。（27）
国外如何“以房养老” 2013-10-12 02:30:12 新京报
明日就是“重阳节”，让老人能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是政府、家庭和社会的共同责任。9月1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其中“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这17个字最为引人注目。
事实上，“反向贷款”的模式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在美国出现。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有此政策，但是也有很多国家仍在观望中。
美国 “倒按揭”推行多年“门槛低”
“如果你年满62周岁，并且拥有自己的住房……为什么不将房子资产变成现钱呢？”、“很多老人空有大房子，却没有现金，可能面临突然的医疗支出、房屋修缮费用，怎么办？”在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了政府主导的“反抵押贷款”项目，也就是“以房养老”。美国人养老有多种方式，“反抵押贷款”只是其中一种。
20多年来数十万人参加
在一些受访对象的印象中，美国人养老有多种选择，纯粹靠“以房养老”的现象虽然有，但是并不算多。
美国人退休能拿多少钱呢？美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有“三条腿”，“第一条腿”是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是40%，所谓替代率就是退休后的收入与退休前收入的比例。“第二条腿”是雇主计划，相当于我国的企业年金，最著名的是401K计划，社会平均替代率也是40%；“最后一条腿”是商业养老保险。
61岁的美国人安东尼给出了一个大概的数字：基本养老保险最低标准是800美元/月，一般人能拿到1500-2000美元。很多美国老人并不仅靠基本的社保金过活，同时还会拥有企业年金和一些存款。
在美国，利用房产养老，也是一种比较普及的方式，其中较有特点的一种是“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以房养老”。
这种项目由美国政府主导，而不是私营金融和保险机构的商业行为。据统计，截止到2010年5月，参与者已有49万人。
62岁以上有房老人够条件
美国的这种“住房反向抵押贷款”（HECM）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目标人群是62岁以上的老人。该项目由美国联邦政府住房及城市发展部（HUD）和联邦住房管理局（FHA）主导。
通俗来讲，与普通的按揭买房，按月付给银行利息归还贷款的方式相反，参加HECM的老人，是将自己的房屋抵押给HUD，相关金融机构为此付给老人一定金额的现金，也就是贷款。等到老人故去之后，房屋收归HUD所有，并由其变卖房屋清偿贷款。
申请HECM的老人需要符合几项基本的条件，“门槛”并不算高：首先，要求年满62岁以上的单身老人或夫妇；拥有一套已经还清贷款或者所欠贷款数额不多的自住房（依靠反向贷款获得的现金可以还清贷款）。
在实际操作中，负责放款的是各大银行、抵押贷款公司和其他私营金融机构。假如贷款机构因破产或其他原因无法按约发放贷款，政府就会适时介入，保证贷款正常发放。
这一项目对申请者用来抵押的住房几乎没有限制。在收到申请后，HUD、银行和保险公司将对申请者的自住房进行估价。
按照规定，申请人最多可获得的贷款，肯定少于房屋的评估价或者销售价格，绝大部分情况不超过62.55万美元。当事人无须为这笔收入纳税，其享受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等其他社会福利也不受影响。
20万房产能发一半贷款
那么，一般情况下，老人能够依靠反向贷款拿到多少钱呢？这要根据当时的利率、房屋估值、地理位置、老人的年龄等因素来综合评定。如果是夫妻申请，则以年龄较小的一方的年龄为准。
老人在申请反向贷款前，按照要求必需免费获取讲解资料，或者以较低的价格聘用反向贷款顾问，明确了解这一项目的含义。顾问会为老人估算相对准确的贷款金额，或者老人们可以自行在网上用“反向贷款计算器”估算。
在官方的宣传资料中，以拥有20万美元价值房屋的3个家庭为例，具体地讲明了反向贷款的用途和金额。但是，每一个申请的具体情况仍然有所不同。
63岁的比尔·史密斯退休后，仍然要为自己的房子偿还小部分贷款。按照63岁的年龄标准，史密斯获得11.5万美元的反向贷款，他拿这些钱再来偿还自己的房屋贷款。
乔·安德森和利兹·安德森夫妇分别有75岁和73岁。二人在退休后买下了一栋两层别墅。最近，乔患上了轻微的心脏病，爬楼梯很不方便。于是，他们申请了HECM一个较低手续费的储蓄贷款项目。根据利兹的年龄，二人得到10.5万美元的反向贷款。他们用2万美元安装了一个电梯，又把房子做了一些修缮，剩下的8.5万美元存下来以备将来使用。
80岁的梅尔芭·乔尼斯终生都住在小镇里，她知道自己可以靠亲友的照顾生活，但是因为花光了所有的退休基金，她对生活仍然有些担心。她从HECM标准贷款项目中获得了13.4万美元贷款。她选择了按月领取贷款的项目，每月能够拿到925美元的“贷款退休金”。
子女还清贷款后还可继承
在HECM项目中，有一项强制条件是申请者必须住在这套房屋中。
老人在世时，可以一直住在房子里。如果老人搬出，则需要还清反向贷款。
如果老人去世，房屋则收归HUD所有，并由其出售房屋清偿债务。盈余部分提供给老人的子女，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如果老人的子女希望继承房产，则要还清银行或者金融机构支付给老人的反向贷款和利息。但许多情况下由于要支付高额税费，并且办理手续费时费力，许多子女放弃了继承权，住房由政府收回。
除了子女继承的问题，这一项目推行多年来，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最主要的是利率太高。与其他贷款方式相比，这种模式的利率较高。办理过程中申请人要缴纳申请费、登记费、律师费等政府收费，这些钱将在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时扣除。此外，房屋修缮、水电、保险和房屋定期估价等费用也由房主自行负担。
另外，这一项目往往需要政府补贴大量费用，总额接近10亿美元。最近联邦政府出台新的措施，宣布要加强对申请者的资格审查。
卖房住高档养老院也是选择
由于“倒按揭”的养老计划同样存在一些问题，许多美国老人选择将房子卖掉，觉得直接获取大批现金更为实在。在一些高档而昂贵的养老院，许多老人都是卖了房子才得以入住。
在美国居住多年的华人小川曾经去过家门口的高档养老院参观。她介绍说：“我家附近的养老院很高级，全美连锁，设施特别好，能够为老人提供非常贴心而周到的各种服务和陪护。价格当然很贵，而且要求一次性付清，这笔钱差不多能买一所房子。很多老人用卖房子的钱住进去，一直到去世。”
美国也有很多老人将自己的大房子出租，或者卖掉大房子，再换一个小房子，贴补家用，过上更为舒适的晚年。
新加坡
组屋出租需申请 一成老人愿出租
几十年来，新加坡政府通过大兴组屋（相当于“经济适用房”）和“居者有其屋”政策，令大批低收入群体有了自己的住房。
在新加坡，老年人被称为“乐龄人”。如何解决低收入者的养老问题，一直是新加坡政府的难题。为此，近几年新加坡政府实行了数项利用老年人组屋（相当于经济适用房）房产养老的措施。但是，对于美国式的“反向抵押贷款”政策，新加坡政府仍在观望。
房屋套现主要有三种方式
新加坡的“组屋”政策非常有名。上世纪60年代，新加坡成立建屋发展局后，建造了很多公共组屋（相当于经济适用房），比商业私人住宅便宜许多，供低收入人群居住。后来，政府实行“居者有其屋”计划，鼓励中低收入人群购买组屋。如今，组屋已成为新加坡住房市场的主体，87%的人住在其中。
目前，新加坡老年人要利用所拥有的组屋换取收入，有三种主要方式：
新加坡政府允许老年人将自己的组屋整间出租，或者出租其中的房间。不过，这需要向政府申请，否则将面临罚款。
新加坡政府在2009年和2012年初先后出台了两项措施，旨在帮助低收入的老年人解决“有房产，没现金”的窘境。前者是屋契回购计划，后者是乐龄安居花红。
只有一成老人愿意出租房屋
但是，这三种政策，都没有获得非常热烈的反响，反映出亚洲老年人的各种顾虑。
近日，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公布了最新数据：新加坡共有约25.4万名年满55岁的组屋屋主，占屋主总数的30%，其中近八成已付清贷款。在这些老年屋主当中，把整间房子租出去的人有1.35万人，出租房间的人则有1.24万人。
根据这项数据显示，新加坡老年组屋屋主中，出租房屋的仅占总数的一成。
据新加坡媒体报道，新加坡租房的收入很可观。一个房间的月租平均是600元，两居室的月租大约为1480元，三居室约为2000元，四居室月租金平均2300元，五房式的租金则为2450元。
为何很多人不愿意出租组屋呢？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对1243名年长屋主进行调查发现，在548名不肯出租房子的受访者中，约一半觉得与陌生人同住会失去隐私；有两成的人对有陌生人入住自己的家感到不安，他们担心贵重物品会被窃走；另有约22%的人因为有子女供养、有足够积蓄或还在工作，无须出租房子。
“回购”和“花红”双双遇冷
2009年新加坡政府推出的“屋契回购计划”同样遭遇尴尬。自2009年至今，只有不到500名申请者。
今年2月，新加坡政府对这一计划做了改进，将原本的1万元政府津贴提高一倍到2万元。其中1万5000元是现金，另外5000元会拨入公积金户头。
虽然“屋契回购计划”修改后，申请人数有所增多，但是很多新加坡老年人顾虑的是该计划的30年期限——计划规定组屋屋主在售房给政府后，仍可在已售房里再住30年。很多老年人因此担心，30年后自己会无家可归，真正的老无所依。许多新加坡专家也呼吁，政府取消30年的限制。
至于去年开始实施的乐龄安居花红，其初衷是鼓励老人卖掉现有大型组屋，搬到三居室或更小的组屋中以领取花红的计划。从去年开始实施，迄今申请者只有23个，13个已获得批准，其余10个还在处理中。
乐龄安居花红遇冷，与一开始政策的不合理性不无关系。去年开始实施时，政府规定申请者大屋换小屋所得的收益，要优先补充公积金退休账户。这让很多需要现金贴补生活的老年人望而却步。
据新加坡媒体报道，目前新加坡公积金最低存款额为13.9万元，如果是一对老夫妻，总数就是27.8万元。如果悉数填补，大屋换小后所得的现款可能微不足道，因此政府所给的2万元花红也失去了魅力。根据今年修订的计划，屋主只需用净收益中的6万元填补公积金退休户头，剩余部分可全数提取现金。
小型乐龄公寓受欢迎
另外，新加坡政府为了解决低收入老人的养老问题，也在兴建小型乐龄公寓。据新加坡媒体报道，虽然老年人也有担心居住年限的问题，但是这一举措相对受欢迎。因为很多老人不愿意领取乐龄安居花红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不愿意搬离熟悉的环境。如果能够在熟悉的社区中找到小型公寓，可能会令老人们更加安心。
屋契回购计划和乐龄安居花红计划的用意虽好，但是也有专家提出，这些计划的细节和条款过于复杂，让人难以理解。
对于在一些国家实行的“反向按揭房产贷款”，虽然民间一些商业机构曾经试行，但是效果不好，新加坡政府对此还在观望。一些新加坡学者提出借鉴他国相关经验，新加坡媒体对亚洲国家推行“反向按揭”的风吹草动也相当关注。
英国
个别老人卖房去他国买豪宅
去年底，一份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英国人打算利用房产筹集养老金，欧洲大陆有类似想法的人占不到四分之一。英国一成退休者被迫出售房产或换成较小房子来维持生计。那么，英国人如何利用房子养老呢？
保险公司主导“终生抵押”
在英国，“以房养老”最主要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利用“反向抵押贷款”，把房产抵押给银行、保险公司等机构，每个月取得贷款作为养老金，老人继续在原房屋居住，直至去世或搬进养老院后，用该住房归还贷款。
1920年，英国为了保障低收入的高龄者的生活，作为一种国家援助的方式，曾经提出倒按揭模式向低收入高龄者贷款的概念。
如今，“反向抵押贷款”在英国也很普及。不过，与美国政府主导为主的“反向抵押贷款”不同，英国主要借助保险公司等商业力量，在英国称为“终生抵押”。据调查，英国大约有20%左右50岁以上的老年人打算采用这种方式。
目前，英国办理“终生抵押”的金融机构和协会有上百家，提供的金融品种多样而灵活。
因此，英国的“终生抵押”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各家金融机构都在利率、申请人条件、还贷条件方面有所区别。
总的来说，申请者的年龄下限在55岁至60岁之间。申请人的房屋价值也要符合一个最低评估值，通常在7万英镑到10万英镑之间。
申请者年龄越大，拿到的贷款越多。比如，如果一个人只有60岁，那他大致能够拿到相当于房产价格25%的贷款。实际上，这是保险公司在与老人的寿命博弈，被保险人活得越久，则保险公司需要支付的养老金就越多；反之则保险公司就能很快收回房产获利。
政府鼓励老人租房获利
在英国，另一种“以房养老”的方式是出售大房，换购小房，用差价款养老。
今年一项调查显示，73%的英国退休老人都是“有房一族”，其中26%的人正在找机会卖房，其中73%的人表示想换一套更小一点的房子。在被调查者中，有23%的人希望卖房以增加收入，13%的人希望靠房子偿还债务。
如果拥有大房子的英国老年人不愿意卖房也不愿意抵押房产，他们可以选择出租一间或者两间房子。英国政府推出了一项鼓励老年人租房收益的计划。凡是参加此计划的老人，租房的收益可以部分或者全部免税。
此外，还有老人将自己的房产出售后搬到物价水平较低的城市或者国家去养老。此前有报道称，个别的老人选择去意大利或者西班牙，购买豪宅养老。不过，由于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很多老年人所购买的房产大幅缩水。 新京报记者 储信艳
■ 附议
“失独老人”与“以房养老”
一个欧美房屋业主去世，即使房屋完全损毁，在财务上折旧完毕，净值为零，但由于土地仍有净现值，所以房产净值仍然为正，而这正是以房养老的根本性制度基础。
现在，很多人把“以房养老”解释为，出租一套，自住一套；或者出租一间或几间，自住一间；或由大房置换为小房，获取收入。这种情况本质上就是老人有基本住房之外的资产性收入，完全可以自己随行就市，不用政府操心。所以，“以房养老”应该是狭义的指老人只有唯一的一套住房，自己住在里面，然后把房屋抵押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按期发放资金，老人去世之后，通过房屋偿还金融机构贷款，这也是大多数国家“以房养老”的意义所在。
这种逆向按揭模式的“以房养老”对中国来说，具有更迫切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的失独老人。
所谓失独老人，是指人到中老年不能再生育的时候，独生子女却发生意外伤残、死亡的老人家庭。根据卫生部发布的《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国每年新增7.6万个失独家庭，50岁以上失独群体日益庞大，全国失去独生子女家庭已经超百万个。有关专家推算，1975-2010年出生的2.18亿独生子女中，超过一千万会在25岁之前死亡。这意味着有2000万名父亲和母亲，在中老年时失去唯一的子嗣，成为孤立无助的失独老人，养儿防老的传统经济模式无法实现。
根据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历史来看，这部分失独老人大多数都是城镇居民，在当年的住房改革中，都曾以较低的价格购买过“房改房”。现在，随着房地产市场的飞速飙升，这些房屋价值都有了巨大的飞跃，“以房养老”政策对于这部分老人来说，可谓雪中送炭，由于不必考虑留给儿女的遗产问题，他们拥有的房子用来养老绰绰有余，可以让他们过上比一般老人更好的生活。但是，不明晰的土地制度却使这一前景成为泡影，政府相关部门仅仅是拍拍脑袋，口惠而实不至。
在中国，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居民对土地并无所有权。房屋是建在租期最长为70年的土地之上。虽然2007年出台的《物权法》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但并没有清楚规定续期费用是多少。
与中国不同，欧美国家土地制度是土地私有制加物业税，这种税赋每年征收一次。以美国为例，物业税是指对土地和地上建筑物包含的所有资产进行统一税率的税收。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其每个州都是自治的，各个地方的税率并不一致，一般在1%~3%之间。物业税的税基是根据地方政府委托的专业评估机构对房地产价值进行市场评估作为依据来确定的。
根据这种土地制度，做一个简单的估计，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假设土地的市场价值没有变化，税率为2%，这就意味着每隔50年，拥有物业的业主因土地而缴纳的税负就等同于土地的市场价值，相当于把土地及房屋再买了一遍。这实际上与中国土地制度下，土地出让金只有50-70年的期限，到期可能再度续费差不多。
不过，两种制度虽然看起来没有差别，但是，对于以房养老来说，具体的市场意义却相差非常大。在土地私有制下，每年缴纳土地税，因为税负是每年缴纳，所以，任何时候，土地的价值都是稳定的，不存在折旧问题。这就意味着，一个欧美房屋业主去世，即使房屋完全损毁，在财务上折旧完毕，净值为零，但由于土地仍有净现值，所以房产净值仍然为正，而这正是以房养老的根本性制度基础。
但在中国，这个根本性制度却并不存在。由于70年，甚至更短的50年的出让期限存在，一个上世纪90年代购买房改房的居民，到现在，已经过了25年，如果后25年采取“以房养老”的倒按揭，把房屋抵押给银行，自己仍住在房子里面。那么，25年之后，房子几乎变为危房，银行到手的“楼面地”如果还得重新缴纳足额的土地出让金。那就等于说，银行在支付了25年的养老金之后，得到的价值为零。即使土地出让金期限为70年，有偿续期费用也不是足额，而与市场实际价格有一个差价，但也会大大侵蚀金融机构的利润。所以，即使抛开房屋价格的不确定性，这种政策的不确定性也会使金融机构采取回避态度。
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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