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香港人 - 練乙錚

練乙錚: 從「新香港人」的「新」字談起 - 信報 2013年10月16日星期三

在族群、地方、國家的名字前面加一個「新」字，看來簡單，其實涵義往往十分複雜，總會引起爭議，嚴重的還會分化社會。原因很簡單：族群、地方和國家都是政治概念，一旦有人在這些概念下面的實體上劃分新與舊，原有的社會矛盾就更加突顯。最近，《人民日報》發明了「新香港人」這個詞，無疑會加劇新舊港人之間、港人與大陸人之間的彼此排拒意識。

「新」字之所以飽含政治隱義，可從近代西方數百年的殖民史談起。打開一張今天的世界地圖，還可以看到一大堆名字前面冠有一個「新」字或其音譯的地方乃至國家：新英倫、新澤西、新南威爾斯、紐約、紐奧倫、紐芬蘭、紐西蘭、新畿內亞、新不列顛、新愛爾蘭、新漢諾伐。稍古一點的地圖上，還有新法蘭西、新荷蘭、新西班牙，等等，都是大片大片的土地。不過，大家也會留意到，這些「新」地方，都是歐洲的古書裏沒有記載、而且是社會發展還處於比較原始階段的地方。當殖民者遇上文化比她們先進、儘管並非船堅炮利的帝國領土之時，也會識趣地沿用當地固有名稱，所以埃及還是埃及，印度還是印度，香港還是香港，而不是「新」什麽什麽。

中蘇共產 最愛加「新」

在中國歷史上，「新」字也有很複雜的政治含義。王莽篡漢，改國號曰「新」，史稱「新莽」，為後世儒家所不容。王安石變法，引致新舊黨爭；史家把他那黨歸作「新」黨，他的政歸作「新」政。新莽為後世儒家所不容；王氏變法，則從古到今都爭議不絕。到了清朝，中華帝國主義向西面擴張，所霸佔的一部分土地，稱作「新疆」，「新」字的用法，雖未成體例且與西方殖民帝國的用法略有分別，卻可謂異曲同工。至於1949年中共憑借外力「解放」大陸之後，喜把由她管治的那部分中國喚作「新中國」，則更是把國人心目中的好壞、正邪、善惡、愛恨等眾多二元對立都灌注到一個「新」字裏面去。「新」字後來在大陸用濫了，便有所謂「胡溫新政」、「習李新政」的說法，其實都無法顯出「新」在哪裏，比起國史上的歷次變法差太遠，更遑論與鄰國百多年前那次「明治維新」匹比。

不過，共產國家政治好言「新」，不自中共始。俄共建立蘇聯之後，「新」字大行其道，宣傳最廣泛的，就是所謂的「新蘇維埃人」。這種新人類熱愛共產主義、熱愛勞動、身體強壯、大公無私、只聽領導的話、只有黨性而沒有人性、民族性、地方性、個性，樣板是1935年史達林抓出來的礦工斯達漢諾夫（Aleksei Stakhanov）。此夫一天幹別人十四天的活，創下一工六小時用鑽子鏟子挖煤102噸的紀錄；此紀錄不斷刷新，幾個月便上升到一工607噸，於是帶動了轟轟烈烈的「斯達漢諾夫」運動，各行各業的領導馬上也抓出了自己的斯達漢諾夫╱斯達漢諾娃，令蘇維埃聯邦的生產進入高潮。大陸後來搞出的軍模雷鋒、鐵人王進喜等的樣板人，都不過是「新蘇維埃人」的大中華版【註】。

政治用「新」 大致三種

在台灣，近年出了一個「新黨」，以急統派為主力，叫好不叫座，所以支持者大部分都在「新」中國那邊的共產黨裏；開放社會有這樣一個政治派別並不奇怪，但此黨之名冠以「新」字，就有點莫名其妙。值得留意的，反而是當年李登輝、馬英九合推的「新台灣人」概念。這個概念包含一個意識形態訊息，那就是：台灣住民要不分族群、不分「藍」、「綠」，秉持主體意識，致力把「台灣優先」貫徹到所有重大政策裏面，以確保台灣本土安全；有此信念的人，就是「新台灣人」。這裏的「新」字，並不指到達台灣、在那裏生活的年代有多新，而是指政治觀念上進化出來的新。

在香港，人們在英港殖民管治下習慣了政治含蓄，所以1949年以後，港人儘管心態上兩次脫胎換骨，也不輕易言「新」——七十年代中後期，經濟社會質素提升了，擺脫難民心態，是第一次。1997年之後，港陸融合，港人近距離接觸各種陸人，驚覺自己已成為異類，尤其發覺與陸胞當中的權貴並無很多共同點，本土情緒遂油然而生，覺得「香港」品牌還是老的好，於是漸漸形成本土意識，當中包含強烈的拒「新」傾向，是第二次。

綜上所述，「新」字的政治用法大致有三種：一、殖民帝國人以母國地名替比較原始的佔地重新命名時用的「新」；二、各種暴力革命的勝方為要剷除舊社會體制和意識而強搞出來的「新」；三、內在演化出來的意識、價值觀念上的「新」。三種用法當中，頭兩種很粗暴很容易；第三種很細緻很自然，用起來要真正合適，比較困難。

讓我們再來談《人民日報》說的「新香港人」。有人認為，大陸小題大做十分不智，對新來的大陸人的稱謂，沿用「新移民」一詞便可；搞一個易與「原香港人」、「舊香港人」生隔閡、相對立的標籤，很無謂。然而，這個想法太簡單。

「新香港人」一詞，有兩個清楚而不同的意思，用標點符號便可說明：一個指「新『香港人』」；另一個指「『新香港』人」。要害是後者。

前者，「新『香港人』」中的「香港人」，是意義主體，其思想意識進化而達到新境界的話，就成為「新『香港人』」。這裏的「新」字的用法，是上述第三種。香港人自己進化了而不用此「新」字形容，是含蓄。中共要轉變港人，卻很不容易，甚或不可能，九七之後十多年，港人人心並未回歸大陸，反而出現離心傾向，就是明證。《人民日報》講的「新香港人」，當然也不是這個意思。

輸入「新」血 稀釋港人

改變「香港人」不容易，改變香港的體制、政治路向和政經當權者的身份，卻比較容易，而事實上正在密鑼緊鼓進行着。「新中國」之下，焉能沒有「新香港」？此尤其在九七之後！到這個改了頭換了面的「新香港」亮麗登場之際，裏面的人也將因為三個因素而徹底更換了。三個因素，其一是人口的自然規律（現有的香港人生育率全世界最低，還會老死）；其二是黨員治港之下搞得原來的香港人意興闌珊便自動撤資移民；其三便是「單程證」的替補功效。到時剩下的，就是「『新香港』人」。

這個「新」字的政治用法，接近上述第一種和第二種：中共巧妙地利用「單程證」，對香港實行類似對待西藏、新疆、內蒙三地的（內）殖民，同時用各種手段把原來的香港變為與「新中國」相匹配的「新香港」。為建構一個統一或單一的民族國家，這也許無可厚非，但如果「單一」是以壓服為主，而且「一」指的就是一元化領導下的所有思想文化定於一黨之尊，則港人（現在的香港人）就難以接受。

港人以漢族居多，這個特徵與擁八千萬黨員的中共一樣。然而，港人十分排拒中共，更因為處境與西藏、新疆、內蒙的少數民族相似而日漸生出對這些邊疆上的民族的強烈同理心；這個現象，是中華史上僅見。

話說回頭，筆者認同上述《人民日報》文章中的部分分析，即完全肯定新移民對香港的經濟和文化方面的貢獻（這是筆者二十年來一貫而且公開的看法），只不過不認同中共借新移民作木馬以遂其內外包抄的「佔港」政治目的。借鑑歷史，筆者更認為，新移民完全有可能成為最支持香港核心價值的一個群體，成為守護香港主體利益的中堅。爭取新移民的政治支持，將成為泛民與當權派之間的最關鍵博弈。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988年，未及蘇聯消亡，斯達漢諾夫的生產紀錄便由官方證實是假的。及至蘇聯消亡，「新蘇維埃人」這個假大空概念，也同時灰飛煙滅。作家庫斯勒（Arthur Koestler，前匈牙利共產黨員）在小說《正午無光》裏，以「尼安德塔人」象徵那些「新蘇維埃人」中的極品，即當上了重要幹部、精明能幹手操生殺大權那種。「尼安德塔人」（Homo neanderthalensis）是古人類學名詞，指一種於早新石器時期曾經出現過但沒有進化成功、最終被「智人」（Homo sapiens）取代的類人。庫斯勒於1940年出版此小說，其時史達林權力如日中天，他領導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蓬勃；小說卻把蘇共精英比作「尼安德塔人」，可謂遠見。



中共高層彌漫著危機感 - 程翔 信報 2013年10月17日

最近中共下令全國廳局級幹部都要觀看一部電影《蘇聯亡黨亡國20年祭》專題片，觀看後還要組織學習，由領導幹部談心得，從中吸收教訓。

該電影全名是：《居安思危2 ——蘇聯亡黨亡國20年祭:俄羅斯人在訴說》，共四集，出版人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中國方正出版社（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轄下的出版部門），四集的內容大致如下：

第一集: 蘇聯最後的日子--世紀大悲劇引起的反思，

第二集: 把自己推向滅亡的政黨-----多黨制引發的惡果，

第三集: 被“休克”的國家-----經濟私有化帶來的衰敗，

第四集: 阿爾巴特街的迷牆----指導思想多元化造成的混亂。

光看這些題目，就可以知道它的內容，就是把蘇聯亡黨亡國的原因歸咎為：政治上搞多黨制，經濟上搞私有化，意識形態上搞多元化。根據這些分析，中共要避免蘇聯式的崩潰，政治上就要強化“一黨專政”，經濟上要強化公有制（即近年來出現的“國進民退”趨勢），意識形態上更要加強對思想言論的控制。

蘇聯崩潰的原因何在？2009年是柏林圍牆倒塌20周年，報社派筆者前往前蘇聯東歐地區採訪，對他們崩潰的原因，有深刻的理解，當然不會同意中共上述的分析。但是本文目的不在辯論產生“蘇東波”的原因，而是想指出中共高層目前正彌漫著一種嚴重的危機感。

這種危機感的產生，是因為中共今天的狀況，都跟歷史上各種重要的政權崩潰前夕的境況有驚人的相似。

一，中共與法國大革命前夕的狀況非常相似

今年年初，中共中央紀律委員會主任王岐山就公開要求黨員學習法國貴族托克維爾19世紀撰寫的《舊制度與大革命》。該書是在探討1789年至1799年的法國大革命的起因。托克維爾提出，路易十六的統治要比路易十四寬鬆得多，人們也覺得自由得多，甚至該時期還是法國最繁榮時期，並已開始改革，可是偏偏爆發了大革命。王岐山要大家看《大革命》的背後深意，正反映了中共高層的某種共識，他們或許已經意識到，中國目前有著類似「法國大革命」的前兆。例如1月18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報導，當前中國社會背景複雜和社會矛盾激化的處境，與法國大革命時期有某種相似性：中國與大革命前的法國都處於最繁榮的時期，催促了人們權利意識的覺醒和敏感，對特權、腐敗、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因而《舊制度與大改革》這本書能帶來一些啟示。報導還公開承認中共的「改革」正處於兩難，舉步維艱的境地。

二，中共與蘇聯東歐崩潰前夕的狀況非常相似

今年五月，中共在香港辦的《香港經濟導報》2013年10期以《政治體制延誤改革導致蘇聯滅亡》為題，發表了對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高放的專訪文章，指出中共與解體前的蘇共有驚人的相似。

高放認為：根據蘇聯憲法，三權統一於蘇維埃，司法不能獨立，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錯案。表面上都經過法院審判，但法院都在黨的嚴密控制之下。蘇聯形成的一黨專政、黨政不分體制，導致國家的重要決策，派往各地的幹部主要都是由黨中央決定的，出現了以黨代政的局面。

高放認為：簡單說，蘇聯共產黨壟斷了政權，壟斷了軍權，壟斷了官權，民權沒有得到充分實現，民權是一個走過場的陪襯。蘇聯共產黨治國實際上是黨大於法，党權高於政權，所以實行的是一黨專政、黨政不分的體制。

高放表示，蘇聯共產黨的悲劇在於一代又一代領導人一再延誤體制內改革，死抱住「党主立憲」不放、不改，一再延誤改革，最後這個體制被人民拋棄了。

高放教授是從理論角度來指出中共目前的狀況與蘇聯崩潰前的狀況有制度上的相似，但大陸線民丁曉宇（筆名旗山居士）則更進一步列舉了前蘇聯解體前種種社會亂象，與中共今天的狀況都非常相似。

根據他的分析，前蘇聯解體前有若干社會現象同中國今天的情況極之相似，例如：

第一，前蘇聯解體前，每年發生流血事件近20萬起。

在中國大陸，根據一些中國學者估計，2010年中國各地民眾維權事件可能超過18萬起。而就算根據中共官方的統計數位，2010年中國抗議事件也達12.7萬起，平均每天347起（100人以上的才算群體事件，而少於100人的衝突事件則多如牛毛，無法統計）。根據社科院與退休軍人辛子陵的統計資料，2011年則有23萬起。每年群體事件的參與人數約500多萬人。

第二，前蘇聯解體前，維穩經費和國防經費基本持平。

中共的維穩預算從2011年開始，年年超越國防費用，到2013年，維穩費用高達7690億人民幣，超過國防預算7200億人民幣。

第三，前蘇聯貪污腐敗橫行，高級黨員享有特供。

在此方面中共不遑多讓。所謂“特供”，就是指“食品及奢侈品的特殊供應制度”，這是前蘇共發明的。中共在1949年建立政權後，中共中央辦公廳、公安部就建立這個特權制度，在北京玉泉山附近建立了一個小型農場，取名“香山農場”。香山農場歸中共中央警衛局管理，產品由局屬供應科收購，專供中共副總理級別以上高官。改革開放後，這種制度仍然延續至今。現在在大陸，奢侈品已經變得很尋常，特供制度重點已經從過去奢侈品的短缺變為今天食品安全的保障。2008年奧運會前夕，外國人對中國食品安全有很多顧慮，當時奧會就拍心胸保證沒有問題，因為奧運會對各國運動員的食品供應是用“特供”系統的產品，保證沒有農藥化肥等雜質。這時人們才注意到中共對領導人的特供已經從短缺時代的奢侈品轉變為豐盛時代的食品安全。

而中共的貪腐程度，震驚世人。根據中紀委的通報，因中共貪官外逃從大陸非法外流的資金資料非常驚人：2010年流失4，120億美元；2011年流失6，000億美元；2012年流失超過1萬億美元；2013年，估計將達1.5萬億美元。根據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報告》（2012年）披露，2003年－2011年6月期間，中共落馬的72名省部級腐敗官員中，有55例是在第一次腐敗後，平均8.5年才東窗事發，最長的是陳良宇，達18年；另外，有近80%的腐敗官員職務得到了晉升。

第四，前蘇聯解體前發生高通貨膨脹。

2011年7月下旬，香港中文大學財務學講座教授郎咸平在遼寧省瀋陽市作中國製造業危機的演講中就中國的通貨膨脹率發表意見，他說中國統計局發表的數字，經濟增長率9.1%是假的，通脹率6.2%也是假的，他認為通脹率至少達到16%。

第五，前蘇聯解體前，GDP不斷升高，國民生活水準卻不斷下降。

今年1月22日，中共財政部公佈2012年中國財政收支情況，資料顯示，政府財政收入占GDP比例創19年新高，而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降了12個百分點。從2008年-2011年，中國經濟增速分別在9.6%、9.2%、10.4%、9.2%，而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別為8.4%、9.8%、7.8%、8.4%，呈現反向增長的現象。這種情況與蘇聯解體前有驚人的相似。

三，中共與中國歷史上朝代覆亡前夕的狀況非常相似

今年六月，中共官方的《新浪》網發表了一篇博文：作者從歷史記載中，找出“歷代王朝滅亡前十大徵兆”，引起熱烈的討論。大家指出，這十大徵兆，今天都出現了，甚至比歷朝滅亡前的十大徵兆還要多。這十大徵兆是指：一、官民對立，社會動盪。二、思想混亂，人心浮動。三、加強社會各方控制。四、亂加稅收，橫徵暴斂。五、亂髮紙幣，貨幣貶值。六、上層醉生夢死，下層苦不堪言。七、體質僵化，不思進變。八、中下層失去上升空間。九、軍隊腐敗，士氣低迷。十、粉飾太平，歌功頌德。（詳細論述請參看原文）。

如果證諸中國歷史，則這種危機感就更加來得迫切。因為根據黃賢兄的研究，中國歷史上各個朝代的平均國祚只有93年（見黃賢：《千年帝制探興衰   百歲民國問短長》，載《信報報財經月刊》2012.4) 。中共離開這個平均數日子不遠矣！

所以，無論從法國大革命、蘇聯解體或者中國本身的歷史經驗看，中共今天都面臨著一個可能崩潰的危機。正是這個危機感，才驅使不願意改革的中共領導人去推動黨員去看電影，從中吸收教訓。至於它的成效有多少，相信讀者都會有自己的判斷。




樓市恐插五成 - 楊衛隆 蘋果日報 2013年10月17日

香港樓價早就高到脫離現實，今年樓市肯定要硬着陸，極有可能暴跌一半以上。　

 宏觀經濟研究是看整體經濟，不是去看某一股份或者某一樓盤。經濟數據是死數，很容易掌握，最難掌握是政治因素，因為政客喜歡以維持穩定的方法應付經濟危機。我曾在去年中預測香港樓價在2012年年底前跌三成，那是基於香港的經濟數據作出的預測。

經濟將全面崩潰

香港樓價早就高到脫離現實，只是依靠中國和美國的QE維持高樓價，樓價一定要在美國退市之前軟着陸，否則，香港經濟有可能全面崩潰。可惜，特首梁振英竟然想維持樓價穩定，錯過軟着陸機會。今年樓市肯定要硬着陸，極有可能暴跌一半以上，而且拆彈的機會幾乎不存在。

請看看政府統計處的最新數據，香港家庭數目是241萬，勞工平均月薪13,892元。香港房屋委員會的數據顯示，2012年的全港住宅總數是260萬，比家庭數目高出19萬，明顯地嚴重供過於求。計算劏房戶在內，香港應該有最少20萬住宅單位空置。根據中原地產研究部的數據，今年8月全港85個大型私人住宅屋苑的建築面積平均租金每平方呎22.9元，即是說，平均每月租金約11,000港元。連同管理費，平均租金和平均月薪相差無幾。

看看美國的情況，美國人每月平均收入4,251美元，平均月租是937美元，租金中位數是884美元。我們一般使用中位數，即是說，美國人的收入是租金的4.8倍，而且美國人租屋不用支付管理費。根據Numbeo的2013年物業價格指數，

美國的樓價與收入比例是2.16，

日本是6.99，

英國是6.73，

紐西蘭是6.4，

德國是4.78，

加拿大是5.08，

香港卻高達23.65，

中國更加是25。

香港的樓價如果要去到先進國家的平均水平，樓價要回落75%，或者工資上升四倍。不過工資上升，似乎機會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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