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记忆的人，只能产生恶” 2013-10-19 02:30:46 新京报
《锌皮娃娃兵》
作者：阿列克西耶维奇
译者：乌兰汗（即高莽/田大畏）
版本：昆仑出版社 1999年1月
《战争中没有女性》
作者：[苏]阿列克茜叶维契（即阿列克西耶维奇）
译者：吕宁思
版本：昆仑出版社 1985年9月
在诺奖公布的前几天，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西耶维奇这个名字突然进入了人们视野，这个定居在欧洲的白俄罗斯纪实作家在诺奖公布前两三天中，在立博和Unibet两个赌博公司的赔率表上的排位迅速蹿升，并全部跻身至前三位。一方面人们纷纷打听着这个阿列克西耶维奇到底是何方神圣，一方面人们也猜测着诺奖的名单上会不会又一次出现对中国文学界来说很陌生的名字。后来的结果我们现在当然已经知晓，如今门罗获奖已逾一周，也许是时候可以回过头试着去多了解一下这位白俄罗斯女记者了。
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西耶维奇
（Svetlana Alexievich）：白俄罗斯女作家。1948年出生于苏克兰，后移居白俄罗斯。擅长纪实性文学作品。
重要作品包括讲述卫国战争中女性命运的《战争中没有女性》，有关阿富汗战争的《锌皮娃娃兵》等。曾获多项欧洲书业大奖，为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热门人选之一。
早期作品关注战争中的女性和儿童
战争中的苏联妇女和男人一样，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有时候要背负比自己体重重一倍的伤员。战争结束后，很多妇女变得严峻和冷酷。
翻译家高莽还记得1989年初冬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他和阿列克西耶维奇见面的场景。“她衣着朴素、发型简单，略带忧思的面颊上闪耀着一对灰色的眼睛。”在那次会议上，阿列克西耶维奇讲述了自己是怎样在新闻系毕业后当上记者，又是怎样与白俄罗斯作家阿达莫维奇结识并以他为师从新闻界进入文学界。
阿列克西耶维奇接着讲起了她那本《战争中没有女性》一书的写作过程，4年200多个城镇与农村，她采访了500多位参加过卫国战争的女性，记录下她们的谈话。她说战争中的苏联妇女和男人一样，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有时候要背负比自己体重重一倍的伤员。战争结束后，很多妇女变得严峻和冷酷。在讲述自己的写作过程时，阿列克西耶维奇用了“文献文学”这样的词汇描绘自己的写作。“她讲话谦虚、稳重，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每句话都似乎在她心中经过掂量。”高莽称。
“我从前线回来时才21岁，已经是个白毛女了。我一只耳朵被震聋了，每当半夜里听到附近矿井开采爆破的声音，我就会从床上爬起来发疯地往外跑……”这是其中一个参加战争的女性的回忆。
在苏联，同样写战争题材的作品更多的是把战争里的同胞们塑造成英雄，而阿列克西耶维奇的文字里体现的则是战争对生命的摧残以及军人们对战争的反思。《战争中没有女性》完成于1984年，后来被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
在关注了战争中的女性后，阿列克西耶维奇把目光投向战争里的儿童，上百人回忆自己儿童时期经历的那场战争。
“我们就这样生活了几天。村子里的一些人已经奄奄一息，有躺着的、有吊着的，我们倒不害怕，因为这些人我们都熟悉。后来我们遇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女人，我们就哭了起来：我们要和您在一块儿生活，我们自己感到太可怕了。”
“‘你们赶快集合把你们的强盗埋起来!’我们就来到了那个地方，我们的人在坑里游动着，那里已经是个水井，而不是坟墓了。我们拿起铁锹,一边埋一边哭。而他们说:‘谁哭，我们就枪毙了他。给我笑……’我只好弯下腰，那个发号施令的人发现后，就仔细看我的脸，看我是哭呢，还是笑呢。”
这些片段出自阿列克西耶维奇1985年出版的《最后的见证人》一书。有些人会觉得好奇，为什么她会把这么多的视角投注在战争身上，因为她并非战争的亲历者。但战争离她并不遥远，她有11个亲戚在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中丧生，她的外公死在布达佩斯城下，她的祖母在游击队遭封锁时，由于饥饿和伤寒去世，她有两家远亲同他们的孩子被法西斯烧死在窝棚……这些境遇让这个当时在文坛上毫无名气的新人拎着录音机走进了一个又一个战争亲历者。她曾经说，没有记忆的人，只能产生恶。
《锌皮娃娃兵》揭露人间道德的原因
在多年的写作过程里，她一次次地被告上法庭，因为太多人习惯从自己的视角看待问题，不愿面对所谓的真相。
1990年底，高莽在苏联《民族友谊》杂志第7期读到了阿列克西耶维奇的新作《锌皮娃娃兵》。这一次她把视角对准的是阿富汗战争，1979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直到1989年2月苏联军队才全部撤出阿富汗。这场战争持续的时间比卫国战争多一倍，死亡人数上万，主要是一些20岁左右的青年。在读到这部作品时，高莽说自己心潮翻滚，久久不能平静。
“如果说，阿列克西耶维奇前两部作品描绘的既有血淋淋的悲惨遭遇也有壮丽的理想和胜利场面，那么从这部作品开始，她走上另一条道路，着力揭露人间的道德原因。”
《锌皮娃娃兵》采访的是经历这场战争不同的人，有战场上的医生、护士，也有在战争中失去儿子和丈夫的母亲和妻子，也有幸存者。作家们卸下了很多昔日英雄的光环，比如她会写道有些娃娃兵为了排遣恐惧，就吸毒麻醉自己后疯狂杀人。“她揭示了苏联部队的内幕，官兵上下的心态和他们在阿富汗的令人发指的行径。”高莽说。
而她的这些记录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比如那些已经战亡的士兵们的母亲，她们觉得受到侮辱而将阿列克西耶维奇告上法庭。在多年的写作过程里，她一次次地被告上法庭，因为太多人习惯从自己的视角看待问题，不愿面对所谓的真相。“她在探索一种真实，同时也可以看出她的立场——反对杀人，反对战争，不管是什么人什么战争。她在说明战争就是杀人，军人就是杀人工具。”高莽随后也成为这本书的中文译者之一。
“美鹿”中寻找幸福与爱
事实、信息并不是全部。它们向我们揭示了什么？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恢复情感的时候了。理智没有给我们带来答案。科学或者爱能否拯救世界呢？我也并不知道……”
除了这三部写战争的纪实作品外，阿列克西耶维奇还创作了《被死亡迷惑的人们》和《切尔诺贝利的祈祷》两本和灾难有关的纪实作品，前者是关于政治灾难，后者是生态灾难。随后在她的第6部纪实作品《永恒狩猎的美鹿》里她开始探讨爱情，作家追寻人类生存奥秘，去解密人类的爱情。
“我总是在问：幸福的人们在哪里？什么时候我将能够看见幸福而不是因不幸震惊的人们呢？”在谈论这本书的时候作家如是说。阿列克西耶维奇在这次采访中也谈到，她总是在事情发生过一段时间后才开始写作，比如《战争中没有女性》是写于卫国战争胜利后40年，在已经出版了几千本关于战争的书之后。而切尔诺贝利惨剧她也是在15年后才开始写。“事实、信息并不是全部。它们向我们揭示了什么？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恢复情感的时候了。理智没有给我们带来答案。科学或者爱能否拯救世界呢？我也并不知道……”
阿列克西耶维奇的努力也获得了很多评奖委员会的认可，她相继获得了1998年德国莱比锡图书奖、1999年法国国家电台“世界见证人”奖、2006年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以及今年的德国书业奖等。
高莽认为阿列克西耶维奇的文字有典型的女性特点，写出了很多男性作家感受不到的内容。同时她总结了一段苏联的历史，用另外的角度来看这段历史。“不像《联共党史》，那么厚，都是吹捧斯大林，后来又吹捧赫鲁晓夫。她是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整个苏联的过程。虽然是一个一个事件，但这些事件都是大事件。”
在1989年那次会面后，阿列克西耶维奇和高莽还保持了一段时间的通信，有时候她会从欧洲给高莽寄来明信片，卡片上印着她住的房子的照片，也有时候是写来的满满两页的信，讲述自己最新的创作，也有时候是寄来新书的签名本。
高莽很想看那本讲爱情的《永恒狩猎的美鹿》，但他一直没机会得到这本书。有记者问阿列克西耶维奇，爱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她回答说，“只有爱……当你处于微风吹拂的波浪上，你就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无论今后在生活中你发生什么事情，甚至是战争。我曾问一个参加过战争的妇女，在战争中什么是最可怕的？她说，‘最可怕的是在战斗结束后，我作为一个医护人员必须在战场上搜寻那些生还者。我走着、看着，那么多年轻的小伙子平躺在那里，甚至分不清是苏联人还是德国人，所有的人都那么年轻、漂亮，要知道，他们才20岁。任何时候我都不会忘记，在青嫩的麦田上躺着一个死亡的德国青年，他睁着双眼仰望蓝天。’这，也与爱有关。”
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
我们需要怎样的归国留学生 - 蒋海华 新京报 2013-10-25 14:12:41
http://www.bjnews.com.cn/ads/2013/10/25/289275.html
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年会(Australia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onference)是一个每年一次举办的国际教育界盛会，有IDP教育集团主办。今年的会议于10月8日至10月11日在堪培拉举办，来自各个国家的大约1000多名教育领域的代表参加了这次盛会。会议有很多主题涉及到了国际教育的方方面面，但是我今天想谈谈的却是这个会议所选取的主题：Global Imperatives- Local Realities. 如果一定要意译过来，似是“(教育)符合国际化人才需求以及(胜任)本地环境的挑战”。自从我从健康领域转到教育行业后，身边的很多朋友常常会提出诸如：让孩子选择留学到底有些什么好处和风险，归国后就业竞争力怎么样之类的问题。我在过去常常难以用简要的方式去概括国际教育或者留学需要实现的要素。看到AIEC大会主题后，我觉得答案有了：Global Imperatives, Local Realities就是对留学生最重要的培养方向。也是将来企业雇佣一名归国留学生最关心的其素质问题。
(* 有关对于Global Imperatives, Local Realities的主题含义，可以建议参考AIEC大会网址上的解释，定义理解会更加清晰：http://www.aiec.idp.com/program-1/conference_theme.aspx)
Global Imperatives 符合国际化人才需求
没有一种统一的标准来定义什么是“国际化人才”。但概括起来不外乎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熟练掌握本专业的国际化知识，有很强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国际化人才”不一定只有通过留学才能培养，在学术领域，或者商业领域经常性获得机会接触其他国家的同业，并且在充分交流中学习和吸收其它国家同业的知识和行为方式，或者在一定的时期内获得在国外工作和学习的机会都能够提供“国际化”的机会。留学显然是最重要的获得“国际化”素养的一条途径。不过问题来了，留学并不能保证学生的国际化。
“考试型技能”不能反映真实的“工作胜任度”
为什么说留学并不能保证学生获得“国际化”?问题在于国外大学通过累计学分最终获得毕业资格的机制，并不能完全反映该学生的综合沟通和研究能力，或者说在企业中的生存发展能力。尤其不能反映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采取的方式和方法。中国当前的教育机制下，学生从小学到高中的过程，其实更多地是在学习“如何在考试中获得好成绩”，而基于这个“最高目标”下所衍生出来的学习方法，自然是重“形式”和“标准答案”，轻“参与”、“表达”和“研究”。以考试成绩为核心的教育，我们深知常常会产生某些“投机取巧”的“考试型技能”及其衍生品(例如，把某些以前的考题拿来套用一些，背诵一下)。当我们那些一身“考试型”武功的学生进入英美大学殿堂时，发现在那里有时候没有标准答案，而是要求学生在规定的时间里通过大量阅读和小组交流，来形成自己的观点，并且以“合宜”的方式表达出来。此时留学生本人选取的方式就决定了他们是否能够适应新的学习文化，也将最终决定该留学生毕业后是否能够被企业所认可：如果留学生选择的方式仍然是他们以往所惯用的找标准答案，也不真正做出足够的阅读，和小组作深入的讨论和辩论。他们或许仍然可以通过“取巧”的方式提交作业甚至获得通过(我听说有些中国留学生干脆上网查询教授布置书籍的中文版摘要，然后以中文版去查阅)，但是海外学习的本质却没有学到。他们将来如果在企业中被赋予某种独立研究的任务时所需要的问题解决能力(Problem Solving Skill) 就将显得不足。
语言运用的“硬件”和“软件”都重要
企业对于国际化人才最基本的期望，就是跨文化交流沟通能力。这个能力的硬件是语言，对于大多数情况来说可以说是英语的运用能力。而我们知道各种英语测试，例如雅思1的考试成绩往往仅代表其在该种考试形式下的准确度和词汇量，并不能完全反映学生在英语环境下真正的语言运用能力。学生实际到达留学目的国之后，还有相当的时间需要适应当地人的语速，并且通过提升自己的语言熟练度和表达的广度来提升自己的语速。也只有具备相应的表达广度和语速才能有效地参与以当地学生为主体的讨论小组。中国留学生在这个方面是一个短板，很多学生往往因为语言的运用能力不足而产生表达的自信心不足，进而只能更多地“混”在由本国学生组成的边缘群体中。这个现象在目前国际学生比例较高的地区已经受到了教育界的注意。随着出国留学人数的剧增，那种归国之后被发现英语也不怎么样的学生已经越来越多了。
我在多年的工作中，确实也面试过不少海外归国的留学生候选人。我对他们的英语语言能力关注的主要是三个要素：语言表达的丰富性、准确性，以及语速。其中尤其是语速，因为我觉得有较好的语速的人，才能够在以英语为主导语言的沟通环境下，更好地融入讨论和辩论中。这一点在我们自己的日常环境下，是很容易理解的。当一群讲上海方言的同事在热烈地以上海话交谈时，另一个会讲些上海话的同事也可以参与，但是如果他的上海话表达语速难以达到其他上海同事的语速时，交谈往往很难长时间进行。这个时候会出现“照顾现象”：就是大家不自觉地把主题讲的简单些，或者把交谈的语言一致改为普通话，让这个话题能够继续下去。但是，这个“照顾现象”在国外的学习环境下很难发生，因此发生的反而是“退缩”现象：即语言使用不好的人，走到了一起，最后语言能力离开其他人的水平更加远。只有在招聘甄别过程中，留学生候选人能够充分展示自己在英语使用中的上述三个要素，企业才能够指望他们能够有“更好的跨文化沟通交流能力”。如果该留学生的英语表达，仅仅只是“有效表达自己和有效回答问题”，那么企业管理者会觉得这样的候选人和当地毕业生没有任何语言优势。(因为今天的国内大学毕业的学生，也有大量英语能力很强的)
过去我们谈候留学生的能力，较多谈的是他们的英语怎么样，而较少谈到他们采用的沟通方式是否“国际化”这个“软件”问题。如果我们把英语语言本身(词汇，语法)作为“硬件”，那么留学生在英语环境下还应该学到一个重要“软件”，就是“合宜的沟通和表达方式”。
“合宜的沟通和表达方式”简单地讲就是谈吐间能否体现出“有礼有节”的教养。表达自己观点时，是否能够充分考虑别人的立场和感受，以恰当而非突兀的方式提出自己的判断和看法;在辩论中大家观点不一致时，能够有足够的包容心，并且用适当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观点，且能够让他人接受。企业管理者如果决定聘用留学生候选人，通常的一个默认期望值是“我希望你在留学环境下，已经学会如何以合宜的沟通和表达来处理人际问题。当我委任你参与和海外客户或海外同事来访的事务中时，你应该会比本地候选人更好地沟通处理，让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客户或同事觉得他们被更妥善接待”。注意我在这段描述中多处用到的“更”---- 这就是对留学生我特别要说的现实：如果你没有比本地毕业生“更”好?企业为什么要认可你的留学经历呢?很多留学毕业生回国之后碰到了找工作困难的问题，或者找到了工作但是感觉自己的薪资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值。那就要要自问了，你有没有那些“更”?
你需要比本地学生“更”出色
当留学生候选人在“国际化”方面实际没有比本地留学生“更”出色时，他们仍然有可能找到好的工作。只是那时他们需要和本地毕业生候选人在同一平台竞争，那靠的是什么?这就是我下面要谈的内容。
Local Realities 胜任本地环境的挑战
其实各家企业在招聘空缺职位时，很少会有特定的情况希望“我要找个留学生”。更普遍的情况是“我想找个能够被信任，有相应经验，有成功经历和发展潜力的人”。中国在很多行业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大型市场，无论是工业领域，健康医疗，零售还是教育服务行业。大型市场的规模结合中国地缘辽阔，立法相对不太成熟，各地市场环境差异大的特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商业环境。 企业对各种人才都有一些最基本的素质需求，尤其是希望聘用进来的人才能够了解市场的复杂度，了解不同情况下的行事方式，并且能够适应工作压力，能够执行交付的任务。简单一句话：一个了解当地情况的并且能够被信任并且成事的人。
诚信，努力，坚韧和善良是通用素质
要成为一个“一个了解当地情况的并且能够被信任的人”，一定需要留学吗?显然不一定。而且表面看来留学的时间段如果较长，可能甚至对于“了解当地情况”会有负面作用，因为过长时间离开本国的留学生脱离中国情况太久了。我在工作中确实也碰到过在海外生活很长时间后回国的中国籍经理，他们对于中国的很多方面其实已经不太了解，这个造成在日常工作和沟通中，他们的这种脱节感成了一定程度的弱势。因此，对于准留学生和已经留学的学生，应该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心理定位：要在将来有好的工作竞争力，首先应该使自己具备适用于各种人才的通用素质：诚信，努力，坚韧和善良。这些是Local Realities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应该把留学过程视同为一个大的挑战，在这个挑战中，去努力完成自己的学业，并且获得足够的“国际化”能力。
对于目前正在考虑为孩子做留学计划的父母我也特别需要提醒：如果孩子的问题是在诚信，努力，坚韧和善良方面，那么留学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这些基本素质的培养需要在更早的时候完成。如果你已经处在一个不是“更早”的时期中，而且似乎只有留学这一条路了(例如：高考不利后考虑留学)，那么我认为你们还有最后一次机会：那就是不要再纠结于是不是能送孩子去读名校了!而是花多一点的时间为孩子找一个适合他的学习的环境，找一个他们能够去学习的“国际化”的软素质的地方。我的一位同事选择送她女儿去读美国一所文理学院(Liberal Arts)而不是排名学校，我认为是非常明智的选择，我相信事实也会证明，这样的孩子回来，他们接触的海外文化要真实深刻的多。如果我们把一个在“诚信，努力，坚韧，善良”方面出问题的，不能完成他们责任和任务的孩子送去了某一所海外名校，你认为他们能完成这个大任务的几率有多高?我甚至觉得有些情况下把他们送去农村体验辛苦，并且学会为自己的生活和将来负责可能比送他们去留学更好。
我的一些家长朋友常常会讨论，“我应该早点送孩子出去留学，还是晚点”。似乎早点晚点各有各的道理。但是我的个人观点比较鲜明：低龄留学适合的定位是将来在海外发展：融入比较早，海外适应的几率较高，也就是Global Imperative素质会比较高，但是脱离中国的几率也较高，Local Reality方面就比较弱了;高中以后去留学回国发展的融入性更好些，因为在高中前，孩子已经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充分了解中国社会，和社会的行事方式，并且形成一定的人身观。中国社会常说的人脉也在这个时期会形成一定的基础。是否在高中时期留学，只能说因人而异，视学生的成熟度而定。
给准留学生和家长的一些建议
这些年因为工作的关系，无论是在IDP的授权伙伴的咨询中心2还是在我个人生活中，国际化教育包括留学，已经是很多家长朋友的一个选择。如何降低这个选择的风险，提高孩子的成功几率是令朋友们和我本人很纠结的一个问题。我在上面谈到了很多从企业管理者的角度来看，企业和社会对留学生素质的期望。因此留学生和家长需要去思考一下，如何让孩子在留学前和留学后建立和具备满足这些期望的素质。概括来说是：在留学前学会做人，在留学中学会“国际化”能力，在留学后来实践证明自己。下面是一些具体的建议：
给同学们的建议：
留学最大的作用之一是熟练掌握第二语言，因此创造一切机会去练习，去使用，去体会，去观察。你去留学不是为了和本国同学凑在一起用中文聊天的;
除了会讲第二语言，你还需要学习如何以合宜的方式去沟通和表达。软技能更能体现出你的修养和素质。这一点有经验的面试官在短短的面试沟通中就能观察到。软技能将决定你是否被录用。你最好假设面试官都是有经验的;
留学可以避开高考，但你不可能因为去留学而回避“努力学习”的要求。相反，你需要更努力。因为如果你不比你的国内毕业生的竞争对手“更”出色的话，管理者为什么要聘用你?
你需要“更”努力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你的父母为你付出了“更”多
给家长朋友的建议：
高考压力下形成的当前教育体制有很多被诟病的地方，在有条件的时候，你确实有权也有理由选择避开这条路。但是在任何教育体制下，让孩子学会做人的环境条件是具备的。诚信，努力，坚韧和善良，是你在送孩子留学前需要完成建设的，不论是留学美国还是留学澳大利亚;
鼓励孩子自己做计划，自己参与他的人生规划包括留学计划。不要一切都由你或者中介机构代劳;
提前离开国内高考体系，就“育人”的角度来说，风险并不大至少可控;但是提前离开中国环境就需要慎重评估，记住：Local Realities!
获得海外高等院校的录取，和从那里毕业是两码事，一定要让你的孩子在去留学前立下目标和计划：去学什么，以及如何学。你已经没有必要参与对你孩子的辅导了，你更不能代替你的孩子去学习，但是你有权要求你的孩子定期汇报他/她的学习进度;
如果你真心想让你的孩子将来有个好工作，被大公司认可。那么记住他是否能够努力做事以及学会“国际化”技能是关键。企业将不会简单以留学学历录用你的孩子。通用素质才是核心，有时候送去农村更解决问题的本质;
多鼓励孩子参与当地社会活动，多给你的孩子祝福。
风险提示：不论你送孩子去留学美国，留学英国还是留学澳大利亚。如果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社会和企业雇主对于留学生素质的看法，那么你有很高的风险花上百万元的教育费，而孩子回来后还是没有竞争力。为了避免这个风险，始终记住企业管理者需要的人才要求：一个了解当地情况并且能够被信任且能成事的人。你自己和你的孩子都需要不断警醒地记住这个下面这个冷酷的问题(The Harsh Question)：
“我为什么要录用你?”
好消息是，留学毕竟提供了孩子多一种努力的机会。问题是他们做好了努力的准备吗?
愿上帝祝福每一个充满爱心的家长以及他们的孩子!
IDP教育集团北亚区董事总监 蒋海华
2013年10月于堪培拉
注释：
1. 雅思以及其英文缩写IELTS为英国文化协会、IDP教育集团以及剑桥大学所共同管理的最具权威性的国际英语水平测试系统。可以从下列链接了解：www.chinaielts.org
2. IDP教育集团在中国区有多处授权为学生提供咨询的服务点，可以从下面链接了解详情：www.idp.cn
公务员薪酬福利公开是大势所趋 2013-10-26 02:30:06 新京报 ■ 社论
公务员薪酬福利信息是现成的，公开不存在太多技术障碍，现在需要是将财政预算的编制方式变一变，将公务员薪酬福利开支单列，便于民众查询和监督。
有媒体根据广州市近日公布的市直政府组成部门2012年度财政决算报告，测算了“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两项会计科目下广州市公务员的薪酬，发现在编公务员人均工资+补助约为17.51万元，是当地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收入的2.79倍(据《南方日报》）。
我国私营单位工资水平比非私营单位低，广州市公务员的工资水平显然比社会平均水平高更多。不过，由于公务员工资存在中央与地方、地区与地区的差别，总体而言，公务员工资水平与社会的差异，并没有许多人想象中的大，真正的差距在于隐性福利待遇、社保等。
长期以来，由于公务员薪酬福利信息不公开，社会中存在着许多传言和猜测，由此难免带来一些夸大。其实，杜绝这些传言和猜测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逐步公开公务员工资及福利待遇。
公务员的薪酬福利来自财政预算，来自于全体纳税人，本着对纳税人的负责与尊重，公务员的薪酬福利理应让人看得明明白白。公务员薪酬福利的公开是现代政治伦理的内在要求，是政治文明大势所趋。例如在我国香港，每种公务员职位的薪酬待遇，都非常透明，让人一目了然。
现在，有的地方可根据公开的预算信息分析测算公务员平均年收入水平，以善意的眼光察之，这本身就是公务员工资公开的一个实际步骤。“总盘子”公开了，人均水平有了，接下来就是把公开的进程推进到每种公务员职位名下。
公务员薪酬福利信息是现成的，公开不存在太多技术障碍，现在需要是将财政预算的编制方式变一变，将公务员薪酬福利开支单列，便于民众查询和监督。这一点，一些地方的三公消费公开已经做到了，公务员薪酬福利没理由做不到。
公务员薪酬福利的公开，是一种变革，这种变革的第一步，是使公众知情，构成对公务员工资待遇的监督；第二步，是根据公开的信息，找出公务员薪酬福利制度的不合理之处，形成改革的共识和行动。
这样的改革，包括厘清公务员薪酬福利项目，减少乃至取消各种隐性福利待遇；对于一些地方、部门薪酬福利过高，一些地方、部门薪酬福利偏低的现象，进行改革，弭平其中的不合理差距；建立公务员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相适应的管理制度，保证公务员薪酬福利的合理水平；推进社保双轨制的改革，实现养老公平，等等。
对于公务员薪酬福利问题，政府有改革的内在要求，民间有改革的呼声。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从公开公务员工资做起，无疑是一种务实而有智慧的改革策略。
中国逾150万人出国留学未归 新华社 东方早报 发表于2013-10-25 07:19
http://www.dfdaily.com/html/33/2013/10/25/1081617.shtml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领域最多、范围最广的“留学潮”和“归国热”，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来华求学。
■ 留学回国者仅109万
■ 流失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
■ 科学工程领域滞留率近九成
● 回来的人不少是依靠家长出资到国外读书的一般性人员，真正有专长甚至在国外拿到专利的高端人才回归的并不多，甚至有加剧流失的趋势。
● 用大量的国家力量完成基础教育后培养出的“毛坯人才”，轻而易举地就被别的国家大量挖走并在成才后为他国服务。
据新华社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领域最多、范围最广的“留学潮”和“归国热”，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来华求学。然而，这背后有两个人才“赤字”数字似乎更值得人们关注：
截至2012年底，我国累计出国留学人数达到264万，留学回国人员仅为109万人——出、归“赤字”超过了150万人；
2003年以来，我国每年出国留学人数从不到12万增加到了接近40万，而同期我国接收外国留学生人数从不到8万增加到了不到33万——留学“逆差”每年都接近或超过4万人，最高已接近7万人。
高端人才回归的不多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显著攀升以及欧美地区经济的持续低迷，我国出国留学人员回国的人数显著增加，尤其以最近5年最为明显。
统计数字显示，2008年归国留学人员仅为6.93万，到2009年就急剧突破10万达到了10.83万，随后几年更是以近40％的增速提高，2010年为13.48万、2011年为18.62万、2012年为27.29万。
但是，分析人士指出，虽然归国留学人员显著增加，但应看到“量”与“质”的区别，回来的人中占不小比例的都是近年来依靠家长出资到国外读书的一般性人员，他们很难说做到了学有所长更遑论是“人才”了，真正有专长甚至在国外拿到专利的高端人才回归的并不多，甚至有加剧流失的趋势。
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曾表示，虽然中国已从人才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发展成为第一人力资源大国，但目前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87％。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认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出国潮”中基本以知识精英构成的公派留学和自费留学人员目前回归的太少，而新一代以技术和资产为依托的出国人员还在大量流失。
“在世界高科技产业中心硅谷，软件公司的技术主管和实验室主任中有35％是华人。”王辉耀说。
分析人士指出，虽然总数字显示有100多万留学人员回国，但150万滞留未归的“人才赤字”更令人忧虑。
高考状元六成留学
1950年，新中国接收了第一批来自东欧国家的33名留学生，此后由于冷战和国家国力、影响力偏弱等原因，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来华的外国留学生一直不多。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逐渐强大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生活，每年都在以数万人的规模增长，从2003年不到7.8万人猛增到2011年的29.2万。到了2012年，我国共计有来自200个国家和地区的32.8万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分布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90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中学习，其中中国政府奖学金生28768人，来华留学生总数、生源国家和地区数、我国接收留学生单位数及中国政府奖学金生数等4项均创新高。
然而，伴随着来华留学热的，是我国依旧高涨的“出国潮”。
目前，在我国的一些高中毕业生中选择到国外读大学的比例越来越高，其中不乏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中国校友会网不久前发布的最新高考状元调查报告称，高考“状元”在国内完成本科学业后，选择在国内直接就业或创业的比较少，他们大多数选择继续出国留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保守估计全国“状元”中出国留学比例高达60％。
数据显示，2003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为近12万人，此后逐年攀升，2011年突破30万达到34万，2012年达到创纪录的近40万。
分析人士指出，从出国留学和接收留学的统计数字看，我国其实一直处于“逆差”的被动局面，2012年最高“逆差”达到了近7万人，而同期美国一直保持“顺差”在二三十万人以上，“这其实就意味着，我国用大量的国家力量在完成基础教育后培养出的‘毛坯人才’，轻而易举地就被别的国家廉价地大量挖走并在成才后主要为他国服务，而我们较少在这方面直接获利，更何况我们目前的政策并没有为国外的尖子人才来华留学后留下创业、工作创造最佳条件。”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负责人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发达国家在培养人才等方面存在既有优势，这必然吸引智力资源向其流动，“我们对此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引进注重“给钱给房”
分析人士认为，持续的人才“赤字”导致的人才流失、特别是高端人才的流失将会对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产生影响，创新乏力是其中一个体现。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2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仅排在141个国家中的第34位。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国近年来也加大了“引智”的力度，比如推行“千人计划”、在各地建设针对归国留学生的创业园、加强引进外国专家的工作等。
王辉耀说：“我觉得中国政府解决人才流失问题的决心是很大的，无论是‘千人计划’、‘青年千人计划’还是‘外国专家千人计划’、建立人才特区，这一系列的计划，包括最近还要出台万人计划，这是一个中国特色但对于吸引人才的确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
但同时有专家认为，这些以政府为主体的引进计划尚存改进空间。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持平说，我国高端人才引进工作中注重“给钱给房”等物质条件，而忽视在创业环境配套方面和科研体制方面的改进。
录入编辑：李琪
退卡难：城市的微创伤口 2013-10-26 02:30:25 新京报
迄今为止，我们“退卡难”报道已持续了7个整版。期间我数次犹豫，我怀疑，在每天的88个版面里，它是否会因老生常谈而成为最乏味的那个。
因为“退卡难”并不新鲜。
幸好我们更坚持些。更庆幸的是，我意外发现这个微创伤口的内部，正汹涌着我们热切讨论的一贯命题，足以成为对城市所有牢骚的标准注解。
痼疾背后的永恒论题
这次报道的根本目的还是把一个微小复杂的话题说清楚。北京退卡难，究竟难在哪儿？
显而易见的答案是，退卡点太少。香港与台北，早已在地铁线路实现了退卡点的“全面覆盖”，而北京的69个退卡网点中，地铁退卡点只有26个，仅占全部车站的10%。相应的是，几乎所有的地铁站窗口都可以办卡。
那么，为什么办卡的地方却没办法退卡？
媒体与网民喋喋不休，而回答需要先厘清概念。退卡业务，是由一卡通公司提供的，公交与地铁的退卡点只是双方合作的结果。
继续追问，为什么一卡通不与公交地铁深入合作，在办卡点实现退卡呢？
这才是真命题。借由这个追问，我们才得以管窥浩大城市肌理下的深层创伤。
新京报记者杨万国当时所发微博，其实并未厘清概念，但不经意间摇晃了答案本身。“退卡”不是地铁“漂亮姑娘”的本职工作，而是为一卡通“代办”，所以才“冷脸相对”。
在采访中，有一卡通工作人员向我诉苦，称和地铁公交谈判很难。可以理解，退卡业务复杂且多涉纠纷，既是代办，地铁就没理由当雷锋。
恰在此时，我发现了2011年国资委针对一卡通资金问题对公众的一份回复。
回复称，地铁和公交是一卡通公司的最大客户，一卡通公司的收入是“客户每笔刷卡行为的手续费”，但公交和地铁运营公司“作为公益性企业无力向一卡通公司支付结算费”。因此，市财政局不得不向一卡通公司提供补贴，以维持一卡通公司的正常运营。
答案可能就埋在这个转折里。原本，如果一卡通公司与地铁通过手续费产生市场合作关系，一卡通提供技术服务，增加客户，而地铁支付手续费，双方就极有可能在共谋利益的情况下达成一致，你出技术，我出网点，共同把蛋糕做大。
但地铁既被定性“公益性企业”，甚至欠债有理，一卡通公司的奶娘就变成了政府。“市场化运作”，要求他们成为交易伙伴，而补贴，又让他们成为向市财政伸手要钱的“二政府部门”。
两个无法利益均沾的“部门”合作，罅隙丛生是必然结局。
私底下，我曾继续问自己，如果当初市场化更深入，交给“看不见的手”，这个问题说不定不会存在。但又或许，地铁的“公共属性”仍会导致“市场失灵”，问题还要依靠行政命令来解决？
让该透明的透明
一卡通报道尽管“旷日持久”，吸引眼球也获得回应，但我并不满意，因为它还没走到应有的深度和力度。
跟踪报道的第二天，我和同事杨锋冲进一卡通公司大门，公司工作人员不得不接招。当晚，我们就获得了一卡通方面的解释。
公司的知情人称，“你们能拿到回应，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很少正面应对媒体”。的确，那几天后跟进的同城媒体，基本都没能拿到像样的回应。
在第五个整版报道出现后，一卡通公司向所有媒体发布了一份“情况说明”，表示感谢媒体监督，并承诺将在年内将退卡点增至100个。
当天又有知情人告诉我，因为我们的连续报道，公司领导认为，“老躲着也不是办法”，因此安排人专门负责媒体宣传，向媒体通报情况。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在此之前，一卡通公司避在深闺，诸多批评报道都因为没有回应而“断尾”。报道之初，我向各方人马索取公司联系方式无果，对这组报道的前途也惴惴不安。
没想到，在意外闯进公司获得“初次”后，竟一发不可收拾，让一家深谙藏躲之术的公司，不得不站出来接招。
第六篇报道后，一卡通公司连夜向所有媒体发放了有关“押金使用情况”的说明稿。“年底增至100个”的承诺仍待验证，但至少现在，我们已经让一个理应透明的公司，辗转腾挪多年后，不得不叉着腰从幕后走到前台。
让该透明的透明，让常识实现并成为常识，这是新闻报道的价值，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胡涵（新京报社会新闻部记者，10月15日起发表“损毁一卡通退余额 跑两趟等7天”系列报道）
Shared publicly - Sep 28,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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