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次儲夠錢，再打電話給你 - 舒淇

程翔﹕風雨中抱緊自由 —— 從王維基事件談到香港的普選 - 明報 2013-10-25

王維基的「香港電視」被飛出局一事（以下簡稱「王維基事件」），引起全城不滿後一周，特首梁振英終於在22日出來解釋他的決定。他強調自己是依足現有的制度、政策和程序辦事，絕沒有政治盤算在其中云云。可是就市民以及當事人最希望知道的「落選」原因，卻仍然以行政會議保密為由，始終拒絕交代。

同樣的制度、程序和政策，由不同政治取向、不同意識形態傾向的人來執行，效果可以完全相反。關鍵是執行者的屁股是坐在哪一邊？是坐在香港一邊，還是坐在北京一邊。我不相信北京會就發牌一事，給特首發出具體的指示，但我相信梁振英先生會因為心領神會，「理解」北京的顧慮而知道自己應該如何做。

一，意識形態大陸化的典型個案

去年4月特首選舉結果出來後，筆者就撰文指出，梁振英上台意味香港將出現「四化」危機，即：一，「兩制」漸趨「一國化」；二，意識形態「大陸化」；三，西環治港「常態化」；四，治港隊伍「左派化」，並且預測「香港即將出現的變化已經很明顯。震盪在前，各位同胞要坐穩，以免受傷」（2012年4月19日及5月17日《信報網》）。

「王維基事件」可以說是「兩制」漸趨「一國化」以及意識形態「大陸化」的典型例子，也造成對香港社會的一次嚴重震盪。何以見得？

首先，王維基先生是一位北京不太信任的人，這一點是有可尋的。

1. 2008年王維基在出任亞洲電視行政總裁一職不足兩周即被「炒魷魚」。當年香港《文匯報》即表示王的言論「太惹火」（《文匯報》2008年12月17日）。被認為「惹火」的言論之一，是他指自己不會把亞洲電視辦成中央電視台，又表明不會刻意去招攬大陸的廣告。這對北京來說，是犯大忌的，所以上班不足兩周就「被辭職」。

2. 建制派人士又透露，去年底已經獲中央「打招呼」，不要碰王維基這件事，理由是中央未摸清他的底細，怕他的錢來源不明。中央並提出，由於免費電視可以「入屋」，影響千家萬戶，要把它同國家安全聯繫起來看，不能大意（《明報》2013年10月17日報道）。對於這點，筆者也有所聞。近日香港左派人士均傳播一個信息，就是不知道王維基的錢的來源。不是說他的錢來自出售旗下的城市電訊嗎，對方馬上反駁說：「怎知真正的買家是誰？怎知人家不是通過買他的公司而實際向他提供資金辦電視？」

3. 當王維基被問及為什麼不獲發牌的真正原因時，他的即時回應是「真正原因我不敢講」。什麼力量令到一個素來敢說敢幹、有「魔童」稱號的王維基，竟然有些話不敢講？顯然，王維基也知道真正壓力何來，因為他早前已經表明不會辦新聞台（筆者必須指出，這是一個很沒有原則的妥協），就是為了向壓力表示臣服，只可惜即使向政治現實低頭，也無法取得牌照。這是值得每一個認為要向某些政治勢力妥協的人所深省的。

其次，北京對香港免費電視對大陸的影響是有擔心的，這就是所謂的「國家安全」考慮。

大家都還記得，中共在1980年代初，曾經在內地掀起一場「清除精神污染」的運動，要求廣東等毗鄰香港的地方拆除「魚骨天線」，從而關閉「污染」內地的「南風窗」。理由就是怕香港的免費電視台對珠江三角洲的意識形態影響。20多年來，中共宣傳和統戰兩個部門花了九牛二虎的氣力終於降服了香港的傳媒，特別是兩個免費電視台。直到今天，北京對香港的傳媒特別是電子傳媒仍然存有很大戒心。最近廣東省宣傳部長庹震，在8月19日的宣傳思想工作會議表態發言中，再次提出廣東處於「意識形態鬥爭的前沿」，繼續延續上世紀80年代對香港的批評，最能說明問題。

香港回歸後，政治上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北京的影響。習近平上台後，北京颳起一陣「左」風，什麼「七不講」、什麼「對意識形態的敵人亮劍」等等，都是意識形態領域漸趨極左的新發展。在大陸，每當中央一颳起「左」風，下面的官員就會亦步亦趨的緊跟，所謂「揣摸上意、寧左勿右、層層加碼」是也，這已經成為中共政治運作的一個特點。由於整個大環境都趨向於「左」，具有大陸意識形態的特首自然心領神會，終於導致王維基事件（註）。

這次王維基事件，結合到去年鄭經翰被迫放棄數碼台事件來看，則北京刻意通過控制香港的大氣電波來防範香港的意識形態，是非常明顯的。兩者的遭遇頗為相似。兩者的牌照都是前任政府所批出或者承諾的，但兩者都是北京所不喜歡或不放心的人。兩者都在梁振英上台後便相繼出事。梁上台時，鄭經翰的牌照已經發出，所以只能用股東內部糾紛的形式把他踢走，但免費電視台的牌照尚未發出，故乾脆否決王維基的申請。北京的這種介入，不必是直接的耳提面命式的，更多是隱晦的、間接的，通過特首的心領神會而得以落實。

二，意識形態大陸化對香港的禍害

由一個具大陸意識形態的特首來處理免費電視台的發牌，就出現了目前我們所觀察到的不正常狀態。梁振英的決策，完全有違常理，使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都發生丕變。

1. 從民調的支持度看，王維基的支持度遠遠高於其他兩個獲發牌的申請人。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在今年6月所做的調查顯示，63%的受訪者贊成發牌給「香港電視」，比起香港電視娛樂（52%）和奇妙電視（50%）都高，但這個民意支持度最高的申請人卻落選了（《明報》2013年10月16日報道）。

2. 從顧問公司的專業評估看，根據政府委聘的顧問公司 SPECTRUM VALUE PARTNERS 的報告顯示，在「競爭力」、「壓力測試」、「財力狀」3個指標中，落選的王維基是「2勝1和」。雖然總體成績在其他兩家獲發牌的競爭者之上，然而卻落選了（《明報》2013年10月18日報道）。

3. 從廣告市場的規模看，根據政府提交給行政會議的報告顯示，香港的廣告市場可以產生足夠的廣告收益（估計每年為港幣39億元左右）來支持5個免費電視台的運作成本（估計現有的2個加上新增的3個合共為26至32億）（《明報》2013年10月19日報道）。那麼梁振英憑什麼認為香港廣告市場無法容納5個免費電視台？他有何根據來否定顧問公司的數據呢？

4. 從香港市民的意願看，大家要求發放更多的免費電視牌，正正是因為目前的電視節目質素令市民反感。市民取笑他們一個是「是但台」，一個是「維穩台」，足見市民對目前免費電視台的不滿。大家都知道，亞洲電視長期虧損，原因是它不面向香港。正如周梁淑怡（她曾經在3個電視台高層管理圈服務過，最有資格發言）說，「一個香港台，如果在香港人眼中不是香港的台，一定會離棄你，你會失去競爭能力」（《明報》2013年10月20日報道）。本來，按照香港經濟規律，失去競爭力就讓它被淘汰好了，幹嗎要用公權力去扶持它？所以，前任政府的行政會議本來在2012年1月17日就作出「政府沒有責任保護亞洲電視的生存」這項決定，並已經就亞洲電視一旦倒閉而新電視台還未能接上的空檔期作出應急準備（《明報》2013年10月19日報道）。梁振英卻反其道而行之，不惜否決對亞洲電視最具威脅的新競爭者從而達到保護亞視這個低收視率台的目的。

5. 為了否決王維基，梁振英更不惜改變了香港長期以來為國際社會所稱道的「平坦賽場」（level playing field）。為了保護收視率低、但卻為中共在香港起了「維穩」作用的亞洲電視，臨時修改了遊戲規則，例如，從原本宣稱「凡合乎資格的都可獲發牌」的原則，變為「3選2」。本來即使是「3選2」，也無可厚非，只要是「擇優而授」，也可以接受，現在偏偏卻是「擇優而棄」，那就顯見當局必欲去王維基而後快的心態。因政治原因而改變遊戲規則，則所謂「平坦賽場」就蕩然無存了。大家從此知道，只要有北京的「祝福」，就「雖劣尤存」。這將嚴重打擊香港長遠的商譽。

6. 王維基被否決後，當天即傳出行政會議有人指出他出局的原因是因為「敗在太進取」（《明報》2013年10月16日報道），因為他想開播30個台。這個決定實際上就是打擊香港人，因為王維基是一個典型的香港人，他成功的原因，是白手興家，不等不靠、憑自己的信念、能力、進取心、創意力、開拓精神去建立個人事業。在他身上，體現了香港人非常珍惜的「香港精神」。他最為人耳熟能詳的故事，就是改變了電訊業的生態，使港人可以享有低廉的國際電話服務，根據練乙錚先生的估計，他的創意，使20年來為香港人節省了約200億港元的長途電話費。「敗在太進取」的理由，與香港精神相去實在太遠。所以對王維基的打壓，馬上喚起多香港人的切膚之痛，大家自覺地組織起來，去同這種扼殺香港精神的錯誤決策作鬥爭。這個決策對創意工業的打擊尤其是大，從香港電影界多個組織，包括電影導演會、電影編劇家協會、專業電影攝影師學會等舉行聯合記者會反對政府的做法可以看到，大家都深感唇亡齒寒。如此下去，人才又如何輩出？

三，從王維基事件看普選

這次王維基事件，對香港人爭取2017年真普選有很好的警醒作用。

第一，中央對香港人的不信任。據周梁淑怡的分析，王維基事件說明：「政府不但對王維基沒有信心，其實是對香港人沒有信心」（《明報》2013年10月20日報道）。周梁的話一語中的。正是出於這種對香港人不信任、不放心的「心魔」，才會在普選時間表問題上，屢屢食言，一拖再拖，拖到現在無法再拖時，又加插種種本來《基本法》所沒有的前提條件，如什麼愛國愛港、什麼反中亂港等等。從王維基事件中可以看到，即使是老百姓看電視，都要由它來替我們篩選，更何將來的特首選舉。在普選問題上，這種心魔表現在提防外國勢力爭奪香港政權；在電視牌照上，則表現在防止「不明來歷的錢」爭奪香港的意識形態市場。同一個心魔，表現在兩個完全不相同的領域，卻又是驚人的相似。

第二，對於中央來說，篩選的重要標準是聽話，讓當權者放心，而不是能力或才華。王維基落敗的原因，顯然是因為他沒法令北京放心。即使他過去已經表明願意妥協（不發展新聞台），但他的進取心卻讓北京感到無法駕馭而最終落敗。可見北京重視的是什麼。相反，在這個問題上，梁振英先生完全沒有站在香港利益的角度作為發牌的依據，而是努力落實中央對香港「意識形態大陸化」的策略，所以他在人皆曰不可的情下仍然能夠「當選」特首。

所以我們對2017真普選的抗爭，就將會是一場非常艱難的事業。王維基事件的好處就是用活生生的事例提醒我們，為了捍衛我們的核心價值不受侵蝕，為了保存香港這塊屬於中華民族的自由寶地，我們必須要為真普選而準備漫長的奮鬥。否則像王維基事件所呈現出來的一連串不可思議的事件就會不斷出現，最終導致香港不成為香港。

據說王維基先生是 Beyond 的粉絲。Beyond 有首歌《光輝歲月》，歌詞說，「風雨中抱緊自由」。筆者望王先生和香港市民一道，在政治暴風雨中抱緊自由。

（註）不過，從左報中《文匯》、《大公》對事件的評論明顯不同調可以看出，這次事件梁振英先生因「揣摸上意、寧左勿右、層層加碼」過了頭而變成一個「倒米」的決定。《大公報》2013年10月22日發表社評〈從市場與創意角度看電視變革〉及評論〈電視台多元助化社會戾氣〉明顯不同意梁振英的決定。



行會「自打嘴巴」　亂拋經濟學概念 - 林本利 蘋果日報 2013-10-25

行會拒絕發牌給香港電視網絡（港視），觸怒香港市民，「潛水」多日後的特首梁振英及商經局局長蘇錦樑終於開腔作出回應。但觀乎二人的「表演」，恐怕是「火上加油」，令市民更加憤怒。

從已披露的資料顯示，行會今次（不是過去）的決定，不單與1998年行會自己採納的電視政策出現矛盾，「自打嘴巴」，所拋出的理據，包括「循序漸進」、避免「惡性競爭」、維護「公眾利益」等，更完全違背商業倫理和經濟學基本概念。

首先，特區政府在1998年為電視政策進行檢討時，表明政府的一貫既定政策目標，「是鼓勵業界發展新科技和善用資源以增加觀眾的節目選擇。」政府又表明「在市場有需求以及科技容許情況下，政府不應在營運者（包括免費電視）數目上強加限制。」而論到政府的角色，則提到「是要提供一個自由及公平競爭的環境讓營運者可因應市場情況作出反應和商業決定。」

政府的開放電視政策是經過公眾諮詢和作出若干修訂，並且在1998年12月8日得到行會採納。現在行會在沒有知會公眾及業界的情況下，突然改變政策，由提供自由及公平競爭環境讓營運者作出商業決定，轉變成由行會（甚至特首一人）作出決定，製造不自由及不公平的競爭環境。這顯然背離政策目標，損害香港的營商環境。

梁振英及蘇錦樑借用《基本法》第45條關於普選特首的條文，以「循序漸進」方式發牌，絕不是政府一貫政策。即使政府要搞「選美」，進行篩選，亦應在2009年邀請申請者提交申請書時，詳細列明篩選準則，絕不能在比賽中途更改「遊戲規則」。

政府在2012年4月另行發出免費牌照申請指南，說明特首會同行會不受指南約束，申請人不應依賴指南，而預期申請完全依照條件批出。這些在比賽開始後才發出的另類準則，明顯違反「程序公義」。蘇錦樑說為了公平，不容許申請者更改申請書。但事實上，政府根本不應中途改變「遊戲規則」；若不是政府突然改變政策，這個要更改申請書的問題根本不會存在。

梁振英及蘇錦樑強調「三揀二」是為了避免「惡性競爭」，讓市場「可持續」發展，這個說法明顯錯誤引用經濟學概念。這些概念與自然壟斷相關，是用作支持發出一個牌照，讓單一經營者享有壟斷權。倘若一個行業屬於自然壟斷，即一間公司提供服務的總成本是低於由多間公司負責，政府為了「公眾利益」，便應該只發出一個牌照。由一間公司壟斷市場，政府規管其收費及利潤，可讓市民大眾享受成本和收費最低的服務。

倘若政府不限制其他公司進場，其他公司進場後只會集中提供有利可圖的服務，即「擇肥而噬」，一些缺乏成本效益的服務便沒有公司提供，整個行業便出現「惡性競爭」，不能「可持續」發展。然而，免費電視服務明顯不屬於自然壟斷的行業。市場可以容納多間公司，政府發牌時亦可要求各間公司提供較全面的服務（包括缺乏成本效益的小眾節目），故此根本沒有任何經濟和商業理據限制發牌數目。

1998年經行會採納的電視政策，指明有必要繼續對本地免費及收費電視持牌機構實施跨媒體擁有權的限制，以免出現利益衝突和傳媒被壟斷的情況。現在行會發牌給兩間已擁有收費電視牌照的機構經營免費電視，其中一間的大股東及其家族更擁有電台牌照和報章，行會實應向公眾作出詳盡解釋。若然行會成員涉及利益衝突而沒有申報和避席，亦可能已經觸犯了防貪條例。

林本利




縱使「過度競爭」又如何？蔡子強 明報 2013-10-24


在那個年代，打長途電話是十分奢侈的。

打長途電話貴到要先儲錢的年代

在《玻璃之城》一片中，描述男主角黎明離開大學後，到法國留學，女朋友舒淇則留在香港，這對於一對小戀人來說，難免牽腸掛肚，於是彼此拚命工作，死慳死抵，把省出來的錢，都用在打長途電話互訴心曲上。但是隨着身在異鄉的黎明慢慢濃情轉淡，在電話中也開始變得無言，結果出現了如此一幕，舒淇焦急的向着電話筒說：「喂喂，你講嘢啦，無時間了﹗你一粒聲都唔出，浪費晒D錢，我下次……（這時電話因為付款購買的時間已經耗盡而自動掛斷）。」舒淇只有幽幽的向着電話筒呆說：「我下次儲夠錢，再打電話給你。」

年輕讀者或許會問：為了打長途電話，要特地走去儲錢，沒有那麼誇張吧﹖答案是：真的沒有誇張。

與朋友說起，他說那個年代打長途電話真的很貴，於是為了省錢，想出一個方法，那就是和分隔重洋的女朋友約定，每周在特定時間聽到電話鈴聲響若干下表示平安，但不接聽，免得要付電話費。

午飯時閒聊，另一位同事亦憶述，說當年他到加拿大留學，也沒有錢多打長途電話向家裏報平安，後來才想出一個方法取巧。長途電話中有一種叫「collect call」，那是由接電話那一方付款的。當你拿起電話來打時，不是直接撥對方號碼，而是先打給接線生，接線生會代你撥那個號碼，接通後，再說出這個電話是由A君打來找B君，再問B君是否在電話旁﹖如果在的話，又會否願意付錢接聽﹖你可以聽，也可以拒絕。

同事想出取巧的地方是，他跟母親事先約定，如果打來的時候是說要找「黃太」（他本身並非姓黃）的，那母親便不用接聽，或乾脆說打錯，那是一個報平安的暗號，如果真的有要事商討，他會說出家裏正確的姓氏。就是如此這般，同事可以一毛錢也不用花，便在幾年窮學生留學的艱困歲月裏，向家裏定期報平安。

長途電話費貴是因巨企壟斷

年輕的讀者或許會問，我說的是哪一個年代？

答案是：那是由香港電訊（今天電訊盈科的前身）一間公司壟斷全港電話服務的那個年代。

那時打長途電話，可以是幾十元1分鐘﹗我記得當時有一個電視廣告，說長途電話以特惠價回饋客人，好像是30多元打3分鐘，大家看後已經覺得十分「抵」，覺得可以不妨一試。這樣的一個價錢，今天也覺得匪夷所思吧，更何况這是20年前﹗

那麼，為何如今的長途電話費又會那麼便宜﹖答案是：1990年代，香港電訊這個巨企的王國受到顛覆，本來的壟斷優勢結果土崩瓦解，遂出現了今天電訊業百花齊放的局面，市民嘗到競爭帶來的甜美果實。當日的顛覆者，是一個「大衛戰勝哥利亞」的故事，身分我想大家不難估到，他就是近日的風雲人物王維基。

王維基曾勝過漂亮一仗

話說當年移民加拿大的王維基，想出利用「回撥」（call back）的方式來鑽空子，提供廉價長途電話服務。10月17日《蘋果日報》的「金融雲端」專欄甚至仔細提到，王擔心自己會誤觸法律地雷，甚至先寫信給港英政府，希望先行摸底，結果竟然獲時任經濟司的陳方安生及電訊管理局長艾維朗回覆，解釋相關法例，讓他吃下定心丸。於是，王維基從加拿大回流香港，成立了香港城市電訊，再以「回撥」這個方式來鑽空子，讓打長途電話一下子便宜了很多，他又大膽和破格的以「魔鬼1666」及「殺價超人」等廣告作為噱頭來促銷，一時間聲勢大盛，客似雲來，香港電訊曾一度指其侵權而企圖要求電管局介入，但電管局卻始終力撐王維基，稱回撥合法。

香港電訊長途電話的壟斷王國，就這樣一下子被擊潰，讓後者不得不加入減價戰來應戰。從此之後，縱使升斗小民都打得起長途電話了。

開放電訊市場，讓所有人受惠

但這個「大衛戰勝哥利亞」的故事，原來並不是終局，僅是時代大變革的序幕，接着幾年，港英政府順勢大力開放本地電訊市場，先是在1995年隨着香港電話公司的本地電話服務專營權屆滿，逐步開放本地固網電話市場，1996年再發出6個流動電話網絡牌照，1998年甚至與香港電訊達成67億元補償方案，提早8年終止其長途電話專營權，先後在固網和流動電話中引入號碼可攜……從此本地電訊業踏入一個百花齊放的多元格局，市民進一步嘗到競爭的甜美果實，不單收費不斷下調，也令新服務如寬頻上網、智能電話都能夠因為競爭而迅速在香港普及。（大家可以在互聯網搜尋器打入「電訊管理局」及「里程碑」兩組關鍵字，便能找出一個大事年表，當中詳列了當年香港開放電訊業的日程。）

回首前塵，巨企倒下，得多於失

那麼，在這個引入競爭的殺戮戰場中，有沒有受害者？答案當然是有，那就是香港電訊，即今天的電訊盈科。

不錯，在激烈競爭下，這間昔日巨企，其業務已被如狼似虎的幾個後起之秀電訊商，瓜分得七七八八，在壟斷庇蔭下的super profit，已經成為歷史，從今天電盈股價長年一沉不起，大家可以看到這間昔日巨企今天如何日薄西山。

但巨企倒下了又如何？不錯，或許其利潤會大幅下跌，或許它要大幅裁員，或許它要面臨痛苦的轉型，但這又如何﹖這本來就是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我相信我們這代人不單目睹電訊業開放過程箇中的轉變，更親身嘗到電話費大幅調低、新的電訊產品湧現等好處，都會覺得對整體社會而言，是利大於弊，是得多於失。不錯，在這個開放過程，電訊業曾經成了殺戮戰場，一度血迹斑斑，甚至屍橫遍野，或許有人會說是「過度競爭」，但最終又回到今天的均衡狀態。無他，這本來就是市場經濟的應有之義。

回首前塵，大家又會不會認為，當年應該為了一間企業香港電訊的福祉，而把這些都統統犧牲掉？

港英政府能，梁振英政府卻不能

有關免費電視發牌的風波，已經鬧了一個多星期，且可以說是群情洶湧，主角再次是王維基，他由昔日顛覆電訊業版圖，今天轉換跑道，轉為企圖顛覆電視業版圖。但不同的是，今次他卻失望而回。

究竟發牌過程中政府如何臨時「搬龍門」，由無發牌上限，改至「3揀2」，以及王維基的香港電視在顧問報告評分中並非排尾，卻在3揀2中被淘汰，這些如何違反程序公義，坊間已經說得太多，筆者在這裏不想再多費唇舌。

筆者只想與大家重溫20年前香港開放電訊業的一頁，來看看今天官員，如梁振英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口口聲聲掛在嘴邊的所謂要「避免『過度競爭』對整體免費電視市場造成的負面影響」，這種說話的短視和愚昧。如果當年港英政府也要避免所謂的「過度競爭」，到今天我們可能仍要負擔高昂的電話費。

昔日在港英殖民地年代，容得下一個王維基進場攪局，顛覆壟斷下的電訊業版圖；但諷刺的是，今天回歸後，在梁振英治下，王卻被摒棄在免費電視業門外，香港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大家心裏有數。

當年王維基的對手，是比起TVB更大、更強的電訊業巨人，但在殖民地政府管治下，反而還可以有空間放手一搏，結果締造了「大衛戰勝哥利亞」的奇蹟；今天在口口聲聲與「官商勾結」劃清界線的梁振英治下，王反而死得不明不白，這豈不教人感到唏噓﹗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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