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乙錚: 深切反省．論蝗．陰陽失調妨礙經濟轉型 信報 2013年10月15日
今天的《氣短》分三段。頭一段談本地左派近日的一場半公開內訌，是筆者的「有感而發」；與其說是對絕對權力的怒，不如說是感人性之善之軟弱易失的懼。第二段解釋在港人當中出現「蝗蟲」說法的主因在何。筆者在網上讀到林兆彬君的文章〈請將矛頭指向權力者，好嗎？〉，這段文字可視為對林文主題的一個「讚」。第三段簡介哥大經濟學家魏尚進和他的研究合夥人怎樣分析大陸經濟因陰陽失調而難於轉型。在經濟統計分析之餘，筆者聽到了一點弦外音。
一、說 hang-up、犯天條
終於，大家看清楚了這齣沒有英雄的戲。權力在幕後皺了一下眉，主角沒吭半句聲，就轉身、鞠躬、退場，只餘鎂光燈照耀着留下的「認真聆聽、虛心接受、深切反省」十二個字。
是什麼駭人的力量，令這位本是精英中的精英、曾經義無反顧放棄鋪好在前面的榮華路而委身於他認為是真理的知識分子，僅僅是因為說了一個並無貶義的二字辭（大概相當於英文裏的「hang-up」罷），就得用上那次福田康夫為日本侵略向亞洲各國道歉時的用語，在眾目睽睽之下向最高權力求饒、自殘？
是什麼不可抗力，令這位我城的最後一位堅貞的左派革命者那麽自然而然地、幾乎本能地向那早已變質的權力毫無剩餘地交出自己的人格尊嚴？
這是悲劇嗎？不是了。任何一齣戲，主角沒有了尊嚴，就再無喜無悲之可言；觀眾看到的，大概只和新聞故事裏的黑社會讓某冒犯了它的大明星嚥狗屎一樣。
不過，盡管如此，這種戲還是有其非本意當中的警世涵義。
「樂土」淪陷之後，原來的知識分子、社會精英，無論立場如何，都不會有好下場——大家記得，便是領袖推崇備至的那位文壇大旗手如果「解放」後還活着，不是也得識趣地自動消聲、不然就要蹲到牢子裏去寫他的雜文嗎？今天偶一上演的一齣無喜無悲劇，明天將變成恆久的日常生活。今天你自願奉獻那五千元的紅豆湯，明天你還得交出你的長子繼承權。
融合吧。這是天意。
二、「蝗」論的根源
港人拒共，中央「大惑不解」，在官媒上倒問「港人怕什麽」，成為今年最佳紅色幽默。怕什麽，不必說，共產黨有自知之明，自己領會領會就可以了；不喜歡什麼，雖然不一定很理性，倒可以理性地談談。就拿港人不喜歡大陸人、以至近日到了不分青紅皂白的地步這回事談起。
問題的核心在於港人沒有對入境的絕對審批權。先以「單程證」為例解說，再旁及其他。
打比喻說，你家請客，客人是你自己誠意請來的，斷沒有來了卻不歡迎、務必要使其坐立不安或者更甚地下逐客令而後快的道理。又比喻說，某夫婦好心領養了一個孩子，亦斷不會一領回來就看不順眼，甚或憎惡到要拳打腳踢掃地出門。反之，如果「客人」乃不請自來，來了又不懂得尊重一般常人的規矩，在你家出入自如橫衝直撞如入無人之境；又或者如果孩子是某方強迫你領養的，來了你家裏住，卻對你頤指氣使，甚或來一個鵲巢鳩佔；那麽，你的感覺會怎麽樣？
由於沒有對「單程證」的審批權，港人無法事先按香港自身利益訂出的原則篩選來者，更不知道來者當中，有多少是負有特殊任務的「非黨員」（每天一個半個無所謂，多了就危險）。因疑生惑，很大一部分港人遂半理性地一竹篙打傷一船人，認為每一個「單程」來港的大陸人都可能是不好的或不懷好意的。還有一些比較偏激的，就乾脆一竹篙打死一船人算了。
由此引申，就算是港府自行通過法律容許一些經審批獲同意才進來的人，如「優材計劃」之下進來的大陸「尖子」、「投資移民計劃」之下進來的富貴戶，或者是來了對香港經濟的某些環節有利的陸客（如「自由行」客），等等，大部分港人依然不大歡迎。原因很簡單：立這些法的議員，很大一部分不是普選出來的，有的還是西環助選助出來的，不能廣泛代表民意，因此立出來的法，也不反映大多數港人的意願。如此，這些種類的大陸人來港，來了之後無論幹什麽，同樣也不很受港人歡迎；這些人來了，產生本地有限公共資源的享用權問題，直接受影響的港人就更火冒三千（這些人不免認為，與鋪天蓋地的「蝗蟲佔港」相比，那幾個斯文人提出要「民主佔中」幾天，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對有限而可毀資源的享用，負責任的政府應該訂出優先次序，實行柔性甚或剛性管制，例子是外國的一些生態脆弱的國家公園。我們可視香港為一整個國家公園，為了保證內裏生態的持續，應該限制如「自由行」等對港不無好處但同時帶有嚴重損耗性的某類人入境活動。
筆者敢打賭，哪一天港人真正有了「單程證」的完整審批權、政府也負起保護全港社會生態的責任而適當限制陸客來港，那一天「蝗蟲論」就開始消失；循此道、經港人審批然後進來的「單程證」大陸人將和本地人和洽相處，小摩擦也不會變大問題。愛屋及烏，循其他合法途徑依限制進來的陸客，港人也會以禮相待。換句話反過來說，現時港人普遍不喜歡大陸人，主要是專權的共產黨自己搞出來的，其次就是一個未負好把關責任的特區政府。
走筆至此，筆者不禁要反問：不讓港人審批「單程證」，共產黨怕什麽？
三、陰陽失調導致大陸民間消費偏低
筆者在上周一談及中國大陸民間消費佔GDP比例偏低的問題，借鑑了東亞日台韓的經驗，說明大陸要推動「經濟轉型」，壓縮投資佔GDP的比重、振興民間消費，很不容易，甚至根本不可能。
日台韓當年的高投資比重成功下降而過程中的GDP能夠保持溫和增長，主要因為所需的「替代增長」來自出口持續大幅增加。但是，大陸恐怕再沒有這個機會，因為要進一步大幅增加出口以替代投資比重下跌，在當今歐美市場疲弱狀態之下，十分渺茫。
然而，要理解這個困難，還得先研究清楚為什麽大陸十多年來經濟總量不斷飆升，消費佔GDP比重卻沒有像日台韓當年那樣持續上升，而是持續大幅下跌，以至到了今天，這個比重和日台韓當年人均GDP處於大陸現水平之時低得多——低了15至20個百分點！文獻中，用以解釋大陸發展如此不正常的經濟理論已經不少，但解釋得來，卻往往無法同時說明日台韓為什麽那麽正常。有見及此，哥倫比亞大學的魏尚進和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的張曉波（音譯），提出一個新的非經濟解釋【註1】
魏、張二人的研究指出，由於大陸人口特別是年輕人當中的陰陽比例嚴重失調，出現了特別劇烈的「婚姻競爭」，引致「競爭性儲蓄」：凡有未婚男子的家庭裏的父母，為了幫助通常是獨生的兒子成婚、從而更好保證能夠延續後代，幾乎都不惜一切壓縮消費、盡量儲蓄，一早便不斷把家庭資金投入資產市場特別是房地產市場博取增值，讓兒子更有把握在日後的「婚姻競爭」中勝出。這個「競爭性儲蓄」機制還有相當大的「溢出效應」——「婚姻競爭」既推高房地產價格，一些沒有未婚男子的家庭，為了將來置業自居，也會被迫進行偏高的儲蓄。
讀到這裏，大家或者已經推斷到，如果魏、張二人的研究有說服力的話，婚姻競爭的劇烈程度和對儲蓄行為的影響，應該是在大陸男女比例特別失調的地區相應地特別嚴重。這點正正是二位研究者在實證方面着力之所在！
魏、張的研究，以大陸具代表性的一百二十二個農村縣和七十個城市的大量數據為基礎，得出如下統計事實：
一、在未婚男比未婚女多的地區之內，背景因素相同的家庭當中，有未婚男的家庭的儲蓄率比同區內的無未婚男的家庭要高。
這個結果聚焦未婚男比未婚女多的地區之內的一個儲蓄事實，是目前其他理論解釋不了的。在這些陰陽失調的地區，婚姻競爭令男家之間的競爭性儲蓄特別劇烈。
二、在平均家庭入息同處某一水平的所有地區當中，那些未婚男比未婚女多的地區的房地產價格也偏高。
也就是說，婚姻競爭較劇烈的地區，高儲蓄率擠出來的家庭資金為了增值，好一部分投進當地房地產市場，把這些地區的樓房價格推高了。
三、未婚男比未婚女多的地區裏，連沒有未婚男的平均家庭儲蓄率也比其他地區的同樣家庭高。
這就是上述的「溢出效應」，一個家庭儘管沒有男孩，但因為地區內的房地產價格給當地男女比例失調因素推高了，所以，僅僅為了置業自居也得作更高比率的儲蓄。
四、上述結果，在1980到2007年的每一年的數據中皆可得出。
五、以因果測試統計法得知，上述未婚男女比例與儲蓄率之間，不僅有簡單的統計相關，而更有因果關係：男女比例失調的確引致儲蓄率增加。
六、在上述樣本地區裏，如果不用官方發表的收入和消費數據而是看家庭的銀行存款數字，亦可得同樣結果。
七、在整個大陸範圍裏，其他因素相若，有未婚男子的家庭比起沒有的，儲蓄率平均也偏高。
六、七兩點，是先前結果的旁證。還有一個「表面證供」，其實應該首先留意：在1980到2007年這段時間裏，在大陸的總人口當中，嬰孩出生時的男女性別比例，從原本合乎世界標準的1.07上升到嚴重超標的1.24（即每100個女嬰出生的話，就有124個男嬰出生）。同期間，大陸的民間總消費佔GDP的比重，從50%下降到36%。1980這個年份很重要，是大陸強力推行一孩政策、強迫絕育行動的開始年【註2】
應該指出，大陸近幾年的嬰孩出生時的男女性別比例下降了，去年的官方數字是1.18。不過，最重要的數據，應該是15至24歲人口組的男女比例，因為子女到了這個年齡才是一般家庭為準備他們的婚姻而儲蓄的最頭痛時期。由於人口特徵有很長的延後效應，大陸的15至24歲年齡組的男女比例不僅今年還在增加，今後的一、二十年裏也會如此，無法改變，因為關鍵的人口都已經出生、存在了。
大陸政府也許不斷試圖改變低消費、高儲蓄（=過高投資）格局，說不定能夠防止問題進一步惡化，但要以高消費替補高投資作為大陸GDP增長的主要動力，單是考慮魏、張二氏提出的說法和證據，也知道中、短期內沒有可能。事實上，今年上半年的總投資佔GDP比率是53.9%，和去年同期比，上升了差不多三個百分點，而不是官方所希望的下降了【註2】
政策的即時力量，通常不敵文化因素的慣性，但大陸當年以強制絕育為手段的人口政策推行之烈，一些地方竟用上「寧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個」的口號【註3】，卻一下子壓倒了中國人「多子多福」的傳統觀念。這個例外的壞影響還會持續很多年，直接妨礙大陸經濟轉型。
日台韓社會也重男輕女，但在它們的發展過程裏，不曾用過「血流成河」的強迫絕育，男女比例一直保持在正常範圍，後來的經濟轉型也來得很自然；過程中，人民比較幸福。中共用了非常手段，的確令發展高峰年代的GDP增長率比當年日台韓的高出一兩個百分點，國人因此可以自慰自豪，卻往往忘記了這種政策手段引致的長期痛苦和龐大代價。
氣短集．十一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見Shang-Jin Wei & Xiaobo Zhang,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 Evidence from Rising Sex Ratios and Savings Rates in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March 2011；網上有免費閱讀版本。
【註2】見今年7月16日《華爾街日報》文章 China Falters in Effort to Boost Consumption,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 ... 07340845518674.html。
【註3】可參考大陸網頁http://bbs.tianya.cn/m/post-free-2584259-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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