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的质疑 - 邹振东

慈善的质疑  2013-05-11 02:31:28  新京报

　　■ 舆论场

　　慈善是在质疑声中长大的，没有质疑就没有慈善，慈善应该用最包容的尺度面对一切质疑。

　　□邹振东 厦门卫视总监

　　芦山地震让某些名人很受伤，他们几乎是在此起彼伏的质疑声浪中，完成了对灾区的慈善之举，他们的粉丝痛苦地发现：他们的偶像在做，别人却在骂，他们悲愤地质问：那些没有去过灾区的人，有资格批评灾区的志愿者吗？那些从不捐款的人，有权利质疑捐款的人吗？

　　这个质问需要解决。因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等于给了做慈善的人们一个舆论的护身符，任何“只说不做”的质疑，都会栽在这个舆论的软猬甲上。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有些麻烦，如果做慈善的人，总是弥漫着“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心态，那么就很难找到与舆论呼应的平衡点。

　　没有做，就不可以说吗？食客不可以挑剔厨子吗？看电影的不可以评论拍电影的吗？历史学家不可以臧否历史人物吗？你可以走自己的路，但还是得让别人去说。

　　而慈善领域，在面对别人的质疑方面，理应采取对自己更苛刻、对公众更纵容的尺度。理由有二：

　　一、慈善是一种超常的行为，它不是人们的义务，而是人们自愿的选择。你可以让一个人一生都做好事，你可以让所有人一时做一件好事，但你无法让所有人始终都在做好事，慈善不是多数人一贯的行为，所以要允许普通人用通常的思维来理解它，允许他们质疑一切超常行为的合理性基础，质疑慈善者的动机，监督慈善者的行为，验证慈善者的效果。

　　二、慈善作为一种超常的人类行为，它遵循的是超常的道德准则，人们不会用普通的行为准则来理解慈善者的善行，而是会用更苛刻的道德律令来要求慈善者的行为，因此，平时可以忽略不计的瑕疵，到了慈善就有可能成为容不了的沙子，和过不了的卡点。

　　我把慈善这种特殊的舆论要求，称之为慈善舆论的质疑律，其完整的含义是：慈善是在质疑声中长大的，没有质疑就没有慈善，慈善应该用最包容的尺度面对一切质疑，甚至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质疑，用质疑来证明自己，区隔他者。

　　所以，慈善被质疑是正常的，不被质疑才是不正常的。即使被构陷，慈悲比悲愤更有力量，把自己陷入屈原的故事轮回中，无助于和公众沟通。除非死无对证、单人单证，只要信息公开透明，不被人封闭，也不被人垄断，事实的真相总会大白，那些无恶意的质疑者，会对经受住质疑的慈善感到愧疚，那些有意的栽赃者则会在质疑的验证中暴露嘴脸。

　　总而言之，面对慈善的质疑，如果你确实不到位，请诚恳道歉，并还原事实的真相；如果你确有瑕疵，请虚心改正；如果身正不怕影子斜，除了继续你的慈善，你对质疑者最智慧的回应不是颠来倒去讲一个窦娥的故事，而是对质疑者说：

　　“谢谢指教！”




走出富士康，没有人关心我是谁，我去了哪里  2013-05-11 02:31:09  新京报

　　4月15日，我留发蓄须，以打工者身份潜入廊坊富士康，试图以社会记者的视角去了解富士康。10天的富士康体验中，与富士康规则制度相关的“怪相”以碎片化的方式逐渐呈现。

　　怪相一 走过场的考试

　　4月17日，廊坊富士康园区，面试。

　　富士康规定，不接纳有文身或烫过烟花的求职者。现场，胳膊上烫了十多个烟花的河北小伙张力说，为进富士康，他向中介多缴了几百元好处费。“中介说与富士康招募人员熟悉，交钱就能进。”果然，张力及其他几人虽有烟花或文身却顺利过关。

　　4月18日，笔试。考题多涉及心理方面，多与生命相关联。如“我的生活是否很有意义”“假若我死了别人会过得更好吗”等等。考场，监考老师有的相互打趣说笑，有的把玩手机，偶尔瞥一下考场，尽管看到有考生相互比对答案，并不理睬。富士康一员工说，考试其实是走过场，“能干活就成。”

　　怪相二 富士康“隐权”

　　4月19日，军训。每组由一名教官带领。

　　教官可以决定是否延长军训。军训延长后，工友就无法上工。因此，教官对工友随意呵斥甚至进行体罚的现象屡见不鲜。

　　老员工称，富士康存在约定俗成的诸多“隐权”，导致处于权力最底端在富士康员工和保安、教官、宿管、线长及安检等群体的关系紧张，以至于经常发生打架斗殴。

　　怪相三

　　形同虚设的“心理咨询”

　　和我同宿舍的工友王二猛最近非常煎熬，他说：“我压抑得快疯了。”他拨打了富士康N连跳之后设置的员工关爱热线的“请帮我帮我”（78585），但无果。

　　4月23日，我来到心理咨询中心，向心理咨询师陈述了我室友的困境以及我的困惑。

　　心理咨询师更像一个有满肚子怨气要突然发泄的大妈，已失去了心平气和，对我数落道：“不要在乎你宿舍人说的话，你来富士康前就该知道富士康的工作情况，如果你不适应，你就离开富士康……”

　　怪相背后 何处是我家

　　种种怪相之下，“没有家的感觉”，是打工10日来，我听到的富士康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由宿舍、食堂、流水线编织的三点一线的枯燥生活使绝大多数富士康人感到压抑与苦闷，而种种冰冷的制度又让他们每天的工作生活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生怕触碰红线出局。

　　4月27日，郑州富士康园区，23岁河南女孩跳楼身亡。跳楼前，她旷工三天，无法再入职。

　　4月25日，卧底十日的我离开富士康园区，结束打工时光。富士康流水线莫名少了一个人。但至今，我没有接到一个富士康管理人员的问询电话，没有人关心我是谁，我去了哪里。

　　□申志民（新京报社会新闻部记者，5月7日发表《富士康 被不断跳楼困扰的“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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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富士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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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捐“纪念树”是失败的“最后一课” 2013-05-11 02:30:14  新京报

　　网曝洛阳一高强制毕业班认捐银杏树，一棵树加纪念碑要3600元，每班最少认捐一棵。洛阳市教育局回复称，这系学校发起的认领“毕业纪念树”活动，是自愿的，学校老师在传达时产生了误解，该局已责令学校暂停活动。（5月10日《河南商报》）

　　三方当事人中，学生举报这是一次“抢钱”式的“强制性买卖”，而校长矢口否认存在强制行为，班主任的说法则是上级布置任务时只是要求“争取”。“争取”一说，意味深长，已足以协助我们还原事情的大概面目。

　　发动这项活动，校方的“强制”意图应该是高度显性的。树都栽好了，就等着收钱，留给学生的所谓“自愿”空间已经几乎不存在。贯彻“强制”意图，不一定需要赤裸裸的逼迫，口头传达任务时，心照不宣的几个官腔就能把真实意图表达到位。就活动内容而言，可以这样认定：只要校方自始至终没有明确向学生们讲清这是“自愿”，那就怎么都绕不开变相“强制”的性质。

　　中学毕业了，人生一大转折点。但毕竟还都是没有独立谋生的孩子，感恩母校培育之情，贵在心灵深处。即便适当破费，大家合力栽下一棵有纪念意义的银杏树，也得发乎真心自愿，要栽得苗红根正。如果是被强制，这无异于在他们的中学时代接受了最失败的“最后一课”，而这棵所谓的“纪念树”除了给孩子们留下一枚不愉快的记忆“苦果”，毫无纪念意义可言。

　　□王景曙（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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