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中環﹕陳慧相信的力量 - 明報

當專業 = 業餘 - 2013年5月5日 星期日

【明報專訊】讀《海難調查報告》，單看前頭大堆證人證據名單，第一感覺是﹕法官要在短時間內掌握海事安全、造船工程等專業知識，不簡單。法官一世人查多少案？接，想起多年前跑法庭新聞，法官判辭庭上先宣讀，英文的，而法庭不准錄音，其後必得在秘書處外呆等影印本，現在上網一click就有，而且中文翻譯齊全，時代終究是進步的！但一讀下去，你禁不住罵聲連連，時代到底進步在哪裏？到底所有負責批檢和製造船體的人員，腦袋裏有沒有一旦出錯是人命攸關的意識？阿離不住的說「shocking」，許寶強老師對於報告只建議作一些技術的小修小補，不無遺憾，他將報告與知名社會學家 Richard Sennet 的論說一起讀，看出把人和技藝吃掉的，是壞制度（頁2）。

我建議大家也一起來讀讀這份報告（www.gov.hk/tc/theme/coi-lamma/pdf/coi_report_c.pdf）。「專業」二字幾已變成唬人阻人前進探視的詞令，而所謂的專業，於這裏仍是常人可以理解的程度，拿圖則到你找那隻經六次審閱也看不出有問題的「水密門」，你就會感覺到整件事的可怖之處。

上期陳慧也說過，參加佔中，因為香港走了樣，今期我們請來了同是對城市敏感的作家韓麗珠，跟她做了詳細訪談（頁3）。

黎佩芬 sunday@mingpao.com

封面圖 何倩彤

美術 Kenji

編輯 馮少榮

版面插圖 波嘍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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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報告﹕那一張責任的空——海難拾遺 - 2013年5月5日 星期日

【明報專訊】2012年10月1日晚，海上千里清秋，水波不驚。

晚上8時20分，海泰號和南丫四號相撞。撞前數秒，兩船船長拚命轉向﹕前者在相距後者半海里時向左轉16度，後者則向右轉13度，以圖避過一劫。然而後來專家指出，若兩船保持原有航道，其實不會相撞。專家Captain Pryke作證說，在8時16分，無論在雷達，甚至肉眼，兩船船員理應能清楚瞧見對方船影。4分鐘，沒有一方減速，直至轉向相撞。

何以看不見？海泰號船長黎細明說，因一時大意、不留神，看不見眼前黑影。海泰號的駕駛室，有一張緊貼控制座的椅子，視野廣闊；船員們都知道，坐上那位置，意味要為船長分擔一些瞭望責任。當晚，沒有一個人願意坐於其上。然而，拒絕責任的，決不只有辛勤當值12小時後遍體勞累的基層船員，還有一眾隱身在圖則和檢測程序背後，手握設計把關大權的專業人士和政府官員。

「閱」而不見的海事人員

海難以後，香港人對船舶的常識裏增加了一個詞彙——「水密門」。撞船當晚，海泰號的左舷船體碰到南丫四號的輪機房和油箱房之間的水密艙壁，繼而插穿該船水線以下的油箱房的船側外板，令後者的輪機房和油箱房入水；由於油箱房和舵機房之間並無水密門，故此舵機房也被淹沒，令南丫四號在118秒內迅速下沉。消失水密門的遺害，源自圖則的混亂。簡稱「藍書」的《小輪及渡輪驗船指示（1989年）》規定，載客超過100人的小輪或渡輪須設有水密分艙，根據「船總長度一成」的原則，如船尖尾艙長度未達船身總長度的一成，就要安裝水密門，故此南丫四號的分艙，包括油箱房和舵機房之間亦須設有水密門。在建船之初，財利船廠船舶繪圖員張福初接獲圖則，舵機房被視為獨立的水密分艙，並假設了油箱房和舵機房之間設有水密門，遂以6個獨立艙室計算南丫四號的破艙穩性，訂下了誤算的先例。後來南丫四號於先後兩次於1998年加裝8.25噸鉛壓載物及在2005年要求將壓載物升高10吋，然而兩次檢驗中，海事處都未能發現這個遺漏。

實際上，批准圖則和檢驗船體的海事人員，是兩組截然不同的人。1995年初的圖則，由驗船督察梁廣就審批第二頁的總布置圖，驗船主任黃志堅則負責檢查剖面和艙壁圖的第一頁，卻並無任何表示。及後驗船督察馮偉文負責檢驗船體，認為未裝水密門並非不尋常，而水密門只屬「外在裝置」，甚至沒有把這項觀察記錄下來，「我檢查結構時，不會考慮裝設水密門的事」。其後，驗船督察余極全再次檢驗船體，然而他只檢查數項「未完成」項目，更沒有查看船體圖則，遑論留意到舵機房的通道口缺了一道水密門。

1996年，驗船督察何啟德再次登船做傾斜測試，並沒有發現水密門問題。而負責審核有關檢驗的高級驗船主任梁維學則辯稱，自己假設了舵機房的艙壁是水密的，「我的同事已檢查過，而我只是負責最後步驟，即與發牌有關的步驟。我相信有關方面向我們提交穩性計算書時，我們的同事會再作跟進。同樣地，有關方面提交破艙穩性計算書時，我們的同事也會再次覆核」。1998年，驗船主任蔡志全審批文件時，亦假定驗船督察已處理有關事宜，然而驗船督察麥溢威並沒有留意到舵機房通道口明顯開了一個大洞。2005年驗船督察周圖銳雖曾進入兩個艙室，卻對水密門之事毫不知情；高級驗船主任廖朝輝只依賴以往的資料審批，雖然知道「船總長度一成」的規定，但並沒有加以應用。眾多的假設，一聲聲的「我們的同事」，也掩蓋不了一道空出的水密門。

「樂得無知」還是高層指示？

專家指出，南丫四號死傷者眾的原因，與座椅和救生衣不無關係。上甲板層的排排座椅，原來只以自攻螺絲固定在甲板上，25毫米長的小鏽鐵，只有2.1毫米嵌入薄薄的玻璃纖維編紗束中，餘下部分則探進發泡膠內；上甲板層的大部分接合部分連一圈螺紋也沒有，若干螺絲更是鬆脫後再馬虎鑽回，毫無穩固之能。如此質量之座位，卻能通過抽查，負責檢驗座椅的首席驗船主任黃志堅說﹕「穩固座椅的用意，不是為了抵禦船遇上撞擊、傾斜、異常傾斜所產生的異常扯力，亦不是為了抵禦船傾側期間乘客重量對座椅所產生的外力。」而這些不能抵禦外力的座椅，在船傾斜30度角後便鬆脫；及後救援人員發現，排與排的座椅之間夾數具屍體。

至於救生衣，主甲板層船艙和上甲板層船艙的每個座椅下均有置放，然而上甲板層露天範圍卻沒有，只放在無人得知的底艙船員室內的儲物櫃。港燈海事主任鄧雲安、發電科鄭祖瀛和船員均表示，船上從來沒有配備兒童救生衣，違反了海事處於2008年1月生效的「100%成人救生衣+5%兒童救生衣」規則。即使如此，在2011及12年兩次檢驗中，南丫四號的救生衣一欄都得到一「*」一「剔」，安全過渡；高級驗船督察黃鑑清甚至一口咬定自己確見過12件兒童救生衣。這種罔顧人命的僥倖，來自一個由「高層指示」的、沒有「白紙黑字」的非正式「政策」。高級驗船主任王永泉作供時稱，在眾多經營者「極力游說」之下，海事處並沒有堅持執行「100%成人救生衣+5%兒童救生衣」的規則，以免加重業界負擔，只鼓勵船東「逐步增購救生衣」。王永泉口中的高層姓蘇，而於2007至08年間出任船舶安全總經理的蘇平治，是現任助理處長、高級公務員協會榮譽主席；然而，什麼樣的「極力游說」能令海事處擱置執行關乎生命安危的法規？海事處高層卻從沒出庭作證交代。

誰人應負責？

報告中，盡是大機構和政府部目令人瞠目結舌的失誤，當中港燈對海事安全更是愛理不理。南丫四號在2009年添置新型雷達，然而船長不理解英語訓練手冊，不懂使用，向上司港燈海事主任鄧雲安求助卻不被理會；船中的舊救生衣設計複雜難穿，港燈卻沒有全數更換，儘管新救生衣只比舊的貴180元；當海事處要求南丫四號必須有4名船員時，鄧卻以港燈高級物料管控工程師 Victor Chow對「船員」的法定定義作研究所得的資料，辯稱有關法例沒有對船員的資歷或經驗作出任何規定，因此乘搭南丫四號的任何一名港燈員工，在不被通知、沒受訓練的情下，也可被當成船員，故此毋須增聘人手。船長周志偉說﹕「無論公司安排了什麼，我都會接受。」然而，面對39個苦逝生命，的確不能接受。

「對於此事，我沒有資料補充。」被問到誰要負責，海事處高級驗船主任梁維學如是說。在整份報告中，自願承認過失的人不超過兩個，一個是海泰號船長，一個是年逾八十的繪圖員張福初，他坦承自己「遺漏」和「疏忽」。二百多頁的報告書，除了一個又一個失誤令人驚詫，海事處一眾人員答辯時冷傲固執、事不關己的態度，更讓人訝異而疼痛。在責任分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的情下，上司認為自己只要下命令或簽名作實，下屬則要求自己按命令執行；過程中，責任被割裂攤分，分小至無，沒有人認為自己需要負責，沒有人願意感到愧疚。這種躲在專業背後的冷漠倨傲和唯諾因循的工作文化，必然是經年植養模塑的結果；如此惡俗，到底是海事處專有，抑或如隱性病毒般暗藏在各個大小部門？

海事處至今並未向死難者家屬致歉，就只是丟出那一張，責任的空。

文 阿離

佔領中環﹕陳慧相信的力量 - 2013年5月5日 星期日

──佔領中環．香港．小說．信仰

【明報專訊】攝影師拍照的時候，陳慧悄悄跟我說﹕「這陣子的訪問已用光了我拍照的配額。」確實，陳慧一直是個低調的作家，接受訪問時從不願上鏡，如果刊物堅持索取照片，她就送上貓的相片代表自己。幾年前認識她的時候，她在演藝學院教書已好一段日子，她的座椅上放軟柔的毛絨熊，談及學生總帶濃烈的關注，偶爾也談電影、談創作，談及這個城巿的點點滴滴，語氣一如小說的敘事者那樣溫柔細膩。因此，從報上得悉她參與佔領中環，成為十名先頭部隊的其中之一，令人感到訝異。

逐漸失去的城巿

那天，讀到她在訪問中說﹕「我唔見我個香港。」心頭就緊了一下，陸陸續續地想起，這些年間，眼前的城巿怎樣一點一點地改變，終至成了全然陌生的模樣。

「這裏有一種無力感，我們大聲呼喊，卻不被聽見。」她說，從政府官員僭建、騙取房津，到近期廉政公署酬酢費用超支等等一宗接一宗令人憤怒的消息，並沒有任何批評的聲音可以阻擋，令她要找一個發聲的渠道。

陳慧母親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而爸爸，是外來的移民，當年一路南下，直至抵達香港，他感到，這裏就是他安身立命的所在。「但現在的人卻已忘記，『香港是我家』的真正含義。」人和土地始終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她說，這裏失去了的是人的素質，人們不再追求好，只是但求沒有錯。「係咁架啦。」人們總是這樣說，話裏包含一種助紂為虐的屈從態度。「所以，霍建寧可以說﹕『我個仔都工作二十小時，他是自願的。』而不自知這叫涼薄。以我們媽媽那一代人的標準，這就是欠缺品德，竟然將自己和他人比較，說出這樣的話來欺負別人﹗」歸根究柢，那消失了的美好質素，就是人和人之間最基本的關懷。

「這裏失去了的還有常識。」擅長以感受四周的陳慧說﹕「如果街上有老人，他們連謀生維持溫飽也有困難，就放過他們，這是常識，是人民精神，是城巿風格。」

她熟悉的香港，是這樣的﹕她小時候，街頭小店有一種習慣，現在只有少量西環或上環的店舖仍然保留，就是吃飯時間，店員會把店裏一角橫一根繩子，然後在角落裏的桌子，放幾碟自家製的小菜和白飯，店員圍在一起進餐，遇上有客人光臨，便愛理不理地說他說﹕「待會再來吧。」與做生意相比，好好地吃飯，還是比較重要。

「店員會這樣做，是因為老闆也贊同。對巿民來說，吃飯是最重要的事。」她說。眼下，碼頭工人罷工已經超過四十天，資方仍然不願讓步，而工人所爭取的，並不是能解決吃飯和上洗手間都在吊機內的問題，只是讓薪資能調整至合理的水平。

但陳慧不願意說出，現在的香港不如從前。「這句話所代表的只是一種情緒，並不會把人帶到更好的方向去。」她寧願坐言起行，為自己所愛的地方和想過的生活做一點事。

「我們要有普選。」她斬釘截鐵地說﹕「有些人還未理解佔領中環的理念，或進行程序，起碼今次叫了出來，希望大家都注意有普選。有些人並不察覺，原來可以有這權利。生活就是政治，只要是公民，是小巿民，就要知道，生活要作出選擇，做選擇就是政治。從要不要垃圾分類、用什麼牙膏牙擦，吃早餐幫襯小店還是大家樂大快活連鎖店，去街巿還是去超巿，這全是政治。對我來說，這是常識，不是屬於社會上很高階層的事。這幾年來，我聽得最多的是﹕我沒有選擇。但說了這句就死了，就真的無力。總之，我不理，我要有選擇，不要替我選，我要自己選。在這城巿令人自豪的是有選擇。」

「故事是城巿給予我的」

「寫作的人都知道，故事不是坐在這裏憑空想像的，而是身旁的人和城巿給予的，我只是去領養它。」

陳慧記得，一九九六年的晴天特別多，那個夏季的天空很藍，有朋友移民。「那時我在廣播道工作，景致優美，黃昏離開時會看見藍天很美。」那是很好的日子，不同的媒體都在做回顧特輯，回望香港，回望家族的故事，包括香港的街道、地名、香港的歷史等等。「九七回歸前，有兩個廣告令人印象深刻，一個是『只要有夢想，凡事可成真』，另一個是『永遠向前，永不停步』。這令人覺得，啊，整個城巿都這麼感性，周圍都瀰漫依依不捨的氣氛。」直至現在她仍然記得，主權移交那夜，在中環的街上碰到幾乎所有的朋友，拍紀錄片的，做傳媒的，然後在立法會看見司徒華說﹕「我們今天要離開這裏，但會再回來。」

「一九九八年的直選，我們就用選票，把他們全送回議會，那年代的選票都是真的，而且是這麼用的。」她說。

回歸的第一天，她下筆寫第一本小說《拾香紀》。「一九九七年有一種航向未知的感覺，我很快就捕捉到，寫一九七四至一九九六，而連十香要死，我要寫的不是以後，而是寫我最懷念的這廿二年。那時，我怕以後的日子不再如此。」

去年，陳慧參加了七一遊行，回來後，心裏有一種異樣的感觸。「我記得，我們一直走，走了很久，走到天黑，還未到政府總部，然後，他們就放煙花了。這實在太魔幻，我們還在遊行，辛辛苦苦走了四小時，他們卻放煙花。」

她的腦子裏便出現了一個穿越牆壁的意象，剛開始她不大明白這意象的含意，只是寫成小說。《穿牆人》在《明報》世紀版連載，一共寫了十多期，直至暫停。「那故事關於一個男人，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走出陽台，點了一支煙，拿火機，點火，鏡頭一轉，他不知自己在哪裏，咦，原來在香港，但口袋裏有阿根廷貨幣。他看到，公路路牌是藍色，手表顯示是七月一日。他走到海邊，世界很靜，呆了，見到天星碼頭，那是清拆了的天星，他朝那方向走去。很驚訝，看看鄰人的報紙，日期是二○一二年七月一日，究竟發生什麼事？他見到新奇士橙廣告，文華酒店地下層仍然是咖啡廳而不是名店………其實我想寫，一個人去了一個沒有回歸的香港，八十年代發生了一點事，那個香港並沒有回歸，只慢了很多，而且沒有IFC。」

「後來回想這個小說，在地球上，香港和布宜諾斯艾利斯位處對點，如果從香港一直穿越，穿過地球，就會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走出來。感覺上，這些年，我們好像都在穿越一些東西，但老是穿不過它，但有些事情，穿來穿去也穿不過。」寫到某一點，她終於寫不下去。「我寫不下去，因為我掌握不了香港會發生什麼事。」

相信什麼，就做什麼

當我常常聽到身邊的人說，想要移民到另一個地方，陳慧無論在書寫或言行之上，卻表現出對這城巿極深的感情。「我只是被情感牽動而容易受驚。」她說﹕「這是命運，正如無論家裏有什麼問題，或離家多久的人，都要回去處理問題的癥結。」她以家來理解自己居住的城巿。

陳慧說，令她參與佔領中環的近因是朱耀明牧師，但我認為，更關鍵的是她多年來所探索的信仰。她在一九九七年上教會，二○○三年受洗，為她施洗的正是朱牧師。「他有一句話，影響我很深﹕『你信什麼就去做，這就是信仰。』信仰最核心就是這樣，坐在這裏沒有用，要走出來，要為自己負責，這是自己的生活。」

她坦言，心裏並不是沒有恐懼，只是，她早已認清恐懼的面目，而且不介意與它為伴。「我怕朋友不陪我、怕學院不和我續約、怕寫不出作品，但當我看到恐懼，就會以行動排除害怕會發生的事。」甚至這次參與佔中，也早想過最壞後果。「有畢了業的學生問我，（如果因為佔中被起訴）為什麼你選擇不抗辯？我覺得這是遊戲規則，如果你竟然起訴，已進入了你的系統，就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和納稅人的金錢，我去暴露給你看，你有多荒謬。人們最怕的可能是羞辱，但我很清楚自己沒有錯，錯的不是我。」

她的堅定也來自信仰﹕「我最怕人沒有信仰，只信自己，因為人會變，有很多情緒，可以今天給你很多，明天不屑一顧，現時的老闆就是如此。」

「《聖經》有這樣的一句﹕『你白白地得來，也要白白地捨去』，所謂恩典，不是說給了我們多少，而是你得到多少，就要去付出多少。」

這令她想到最低工資，「從來有新政策出現，都一定有弊處。例如男女同工同酬，現在我們覺得理所當然，但在不久以前的六十年代，並不是如此，那時候，結婚生子後不可出來工作。以前的護士長，就一定不嫁，才可做護士長。不可解僱懷孕員工，都會有人因而受了損失，但世界要向前要進步，就必會出現這階段。」

「老闆有發聲渠道，就吵說，最低工資立法使他增加了多少工資，就要解僱多少人，但他們有沒有想過被他解僱的人的感受？」

給年輕人的祝福

我並沒有問她，如果佔領中環沒法取得成功會怎麼樣，倒是她說出﹕「姑勿論是否成功，這是一次公民教育，讓大家知道，你的人生有一件事叫普選。選票在你手，沒有人可代你投出，這裏有一個很大的平台可以諮詢，無論這運動走向哪個方向，這是一個公民教育。我可以對年輕人說，我們這些中年人已在做一些事，你們跟做啦。」她認為佔領中環是一件樂觀的事，也是，他們給年輕人的一份禮物。

答

陳慧，曾任職糖果廠、辦公室文員、營業員、電影編劇和電台節目監製等，著有《拾香紀》、《人間少年遊》、《四季歌》、《補充練習》等多本小說及短篇作品集。上周她與另外九名來自不同專業的香港人，一起宣布參加「佔領中環」成為先頭部隊。

問

韓麗珠，著有小說集《輸水管森林》、《寧靜的獸》、《風箏家族》、《灰花》及與謝曉虹合著的近作《雙城辭典》等，曾訪問面對收購拆遷的馬屎埔村居民。對於「佔中」，她基本上是支持，她如此理解﹕「感到這是一批更溫和的人，就是，好像不會輕易站出來的人，在連結更多不同的階層。」

文 韓麗珠

攝 黃志東

編輯 梁詠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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