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禾斯人 - 亨廷頓

2013年05月07日00:00馮檢基貧窮線的制定

香港貴為全球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但也成為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區。儘管過去5年港府“派糖”逾千億元，但本港的貧富懸殊問題仍未有減輕的跡象，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發表年度報告，指香港的堅尼系數上升至0.537，達四十年新高，距離可能發生動亂的0.6，只有一步之遙。

本港的貧富懸殊問題從打工仔的收入可見一班。根據人口普查報告，全港最低收入一成住戶只佔全港住戶總收入0.6%，與最富裕階層相差67.3倍，較2006年急增50倍；資料亦顯示，全港最高收入的兩成人賺取了近60%的總收入。再者，香港過去十年間的通脹率達12%，但低薪一族的收入反而下降，反映基層市民完全不能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香港的貧窮問題有其結構性的原因，如產業失衡、全球化下的工業轉移、泡沬經濟的出現和房地產市場的畸形發展等，社會已明瞭單靠個別一兩項頭痛醫頭的扶貧政策根本解決不了貧窮問題，故民間社會數十年來一直爭取訂立貧窮線，以釐清香港貧窮的問題。貧窮線的作用是為貧窮作出具體定義，了解貧窮情況，協助制訂政策，檢視政策成效，更有望藉此推動政府採取更多措施拉近貧富差距。

大體而言，世界上有兩種釐定貧窮線的方法，一是普遍歐洲地區使用的相對貧窮線，以住戶入息中位數的六成計算。一刀切的「相對貧窮線」操作簡易，又易於檢視其他政策的扶貧成效，但該線展示出的是以收入差距來定義，除非社會上所有人的入息相同，否則相對貧窮必定存在。第二種是美國和台灣使用的絕對貧窮線，以生活必須的開支計算來釐定，類似本港綜援的計算方法。絕對貧窮線能具體反映民眾實際生活，更有利於考慮每一特殊群體的生活所需，但操作相對複雜，單是什麼為必需品已可能引起一番爭論，同時難以處理貧窮差距的問題。世界亦有些地區使用多於一條貧窮線，或結合收入與支出的因素來制定貧窮線，以補不足之處，但無論貧窮線如何制定，政府都必須向市民解釋清楚原因及其局限性，並早日諮詢市民的意見。

香港的社會已相當發達，我們在制訂貧窮線時，不應只考慮「生存」的基本需要，還應該考慮公平發展的需要。這樣，基層才不致輸在起跑線上，社會才能真正脫貧。期望扶貧委員會停止黑箱作業，將貧窮線的制定開放給大眾討論。




附加連結

施永青:香港有一項好勁抽隱藏間接稅施永青2006年7月12日

這是甚麼原因呢？因為香港有一項隱藏的間接稅——地產稅。打從殖民地時代開始，政府已刻意控制土地供應，令地價高企。每年政府透過賣地、補地價、印花稅、物業稅、差餉，以及地產商的利得稅等，都可以獲得大量收益。這才令香港政府在低稅制下，仍可以有這麼多的作為。

有份繳交地產間接稅的，並非單是出錢買樓的人，而是整體在這個社會生活的市民。因為高地價帶來高租金，商品及服務的提供者只好把高租金的成本轉嫁給消費者。所以在香港消費並不便宜，因為消費者付出的，有相當一部分是租金成本，其實也是一種間接的銷售稅。




2013年5月7日  練乙錚 論中港哪方優先 談融合會否即溶

梁振英上台未及一年，香港內部、港中之間的三大政治關係悉數崩壞，敵我對抗成分急增，已經很難挽回；可以說，此乃包括梁氏在內的港中兩地當權激進派求仁得仁，超額達標了。

上面說的三大關係，分別指一、「執政聯盟」中的正統左派與本地主流資產階級；二、中共與本地民主黨派精英；三、大陸政權與香港人民之間的這三個關係；其共通點，在於其中一方都是共產黨的統戰對象，合起來就是香港非左派的全部。

（節錄）




2013年5月7日星期二  練乙錚: 論中港哪方優先 談融合會否即溶

梁振英上台未及一年，香港內部、港中之間的三大政治關係悉數崩壞，敵我對抗成分急增，已經很難挽回；可以說，此乃包括梁氏在內的港中兩地當權激進派求仁得仁，超額達標了。

上面說的三大關係，分別指一、「執政聯盟」中的正統左派與本地主流資產階級；二、中共與本地民主黨派精英；三、大陸政權與香港人民之間的這三個關係；其共通點，在於其中一方都是共產黨的統戰對象，合起來就是香港非左派的全部。這些關係，幾乎同一時間斷裂，表示北京自前過渡期以來的三十年統戰工作成果，一鋪清袋。現今還圍繞着黨及其本地核心代表旋轉的「正能量」，除了原來的那些核心支持者、幾個新加盟者，以及隨着梁上台而出場現身的「關愛」派、智囊之外，冷冷清清。至於早前挑起「律師信事件」、之後便大事情上少露面的梁特首本人，民調顯示，他「潛水」愈久，市民對他便愈滿意。這個七零八落的統戰敗局，恐怕不是 北京新上台的最高領導人所樂見。

關係面龜裂，三大關係三道鴻溝，各有其標誌及遠因，下面略述。

正統左派抨擊主流商界

一、 本地首席正統左派吳康民，日前著文抨擊代表本地主流商界的自由黨的兩位精神領袖，指控之嚴重，九七之後所未見，標誌着原有「執政聯盟」徹底分裂。大半年 來，自由黨在政治上一直不與梁政權妥協，如今掃地出門，不再是當權派的一部分，對該黨來說，大概不是什麼意外；但是，被公開打成「英國人留下來的第二梯隊」，回復到1967時的「港英附庸」、「黃皮狗」身份，則恐怕是該黨乃至政圈裏頭大多數人的意料之外。四十年「同路人」關係，到此為止。「上層建築」裏如此反轉豬肚，原因要到經濟基礎裏找。

回顧大歷史，英資於前過渡期陸續退出香港之後，與前英方關係千絲萬縷的本地華資全面上 位，然而那不過是為期三十年的過渡現象。今天，大陸權貴資本集團已經成熟，其中一部分早已植根香港，實力足以攻佔本地主流資本集團的一線地位，野心勃勃； 不少這部分大陸權貴，聯同長期以來在香港屈居二線的資本家，做好了取而代之的準備，在一線資本家敗選之後發難，而吳康民的文章是帶頭第一炮，打得又穩又準又有力。同一時 間，一線資本家的政治代表「經民聯」應召上京，給主管港事的京官贈了一句：「支持梁政府就是支持中央」；這當然是那位京官客氣，反話正說，背後的意思卻很清楚：交出政經主導權。然而，鹿死誰手，大概還要看誰家真正後台硬。

至於梁氏後面的那些二線本地資本家，這些可視為香港資產階級當中的吳三桂，現在十分風光，但他們的實力本來就不足，絕對玩不過那批躊躇滿志準備接收香港經濟的八旗子弟。到頭來，其命運不會比吳三桂好。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陣破，謀臣亡。共產黨常對同路人說的「肝膽相照」是什麽意思，這批人看一看現實，再翻一翻歷史，當會明白；比理想的年代尚且那樣，爭利益的 目下更不用說。

一般港人也上當

二、近日「佔領中環」運動思潮風起雲湧，泛民溫和翼與中共的對話走到盡頭，標誌着中共與香港民主黨派精英關係全面斷裂。素與中共死對頭的泛民激進翼從不寄望對話、談判，認為處弱勢者根本不可能靠之取得中共真正讓步，而如果談的是民主普選， 那更無異與虎謀皮，反而有被吃掉的危險；要取得進展，只能靠抗爭。事實證明，激進派看對了。溫和派精英花大量時間心力與北京線人磨嘴皮磨了好多年， 結果一籌莫展。問題的原點，在於當年北京實力不足，與倫敦談判香港前途之時，不得不作權宜考慮而對英國、西方有所退讓，在《基本法》裏寫進民主、普選等概念。但是，這些概念是與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核心價值背馳的，早晚要反口不認。

在中共心目中，「中英聯合聲明」既是己方處於非絕對強勢之下締結的權宜合約，本身就帶有「不平等條約」的色彩，今天中共擁雄厚經濟軍事實力，自然覺得不必繼續忍受權宜；誰要是還堅持爭取英方當年強勢加進《基本法》裏的民主、普選，誰就是英國人的第幾第幾梯隊。這既是大國崛起的邏輯，更是共產黨人價值思維裏的本義，泛民溫和翼疏忽了這點，於是錯判上當。究其原因，筆者認 為在於此翼中人，不少過去是國粹派，自念與中共還有一點交情，認為共產黨內總有理性一點的人，和這些人講道理，也許能夠爭得民主普選。理論上，這不一定 錯，但是，中共一直擺出毫無妥協餘地的態度，溫和派最終明白到弱勢談判之無用，彼此的關係於是戛然而止。

不止泛民溫和翼上當，一般香港人也 上當。九七之前，要是梁振英、譚慧珠之流，直言不諱「高度自治非自治」、「篩選也是民主」、「選委決定愛國標準」、「投白票就是對抗中央」、「五部曲」之外還須「二十三條」、國教洗腦絕對應該，等等，那麼，九七前夜，尚以為香港明天更好的市民，會有多少？

善有惡報令港人心死

三、 四川雅安地震， 震裂了大陸政權和香港人民之間本來就十分脆弱的互信，其標誌乃是「逼捐」和「抗捐」。香港人有義捐傳統，每周末，街上升斗市民都自動掏腰包買旗；賣旗義工端着的錢箱，是多年前為收取硬幣而設計的，早已過時，塞較大面額紙幣進去不方便，但依然願意停下來不厭其煩那樣做的，大有人在。汶川地震， 港人捐獻規模爆燈，捐錢方法不一樣；超市響應善舉，顧客購物付款，同時可把善款轉賬到特設的賑災賬戶。對那樣的大小捐獻，港人從不過問善款去向，習以為常信得過。

可是，這幾年情況有變；微博興起後，大陸資訊流通比以前多，貪官發災難財，惡行醜聞開始遮不住，最近更爆出官方中國紅十字會與紅十字商會「炫富女」郭美美事件，之間的男女金錢貪腐關係，令港人側目。然而，大陸媒體報道救災，要用新華社指定的文章和照片，重點描繪領導人慷概激昂、解放軍奮不顧身，受災者反而變成配角，為的是多難興黨。

然而，香港人討厭這種政治抽水，對大陸官方這種救災做作有意見；雅安地震募捐，港人更首 度表達不滿，表明在意善款是否用得其所。但是，大陸中央乃至地方的一些喉舌，不僅為貪官護短，還反咬一口，直指港人「抗捐」，等同反共反人民。筆者留意大陸政局數十年，絕少看到官媒對待港人如此氣燄囂張。善有惡報，港人很多心死。說老實，你堂堂大中國一個銀行副行長虧空與某政協到澳門賭錢洗錢，一倒就是三 十八個億，為何還要斤斤計較小香港那區區公帑一個億？

台灣本土運動值得留意

北京統戰全線潰敗，港人「脫北」情緒瀰漫，本土意識抬頭，勢不可擋，連特區政府也不得不冒犯最痛恨「香港人」三個字的中聯辦，在出台的政策名稱上冠以「港」字：港人港地、港人港奶。當然， 在本土眼中，這些梁版「港」策都是A貨，因為梁特首還在力促中港融合，實質上與日漸高漲的本土意識有很大矛盾。這個矛盾一旦挑起，具體處很可能都成為香港 往後幾十年裏的政治閃點。如此，台灣本土運動的近期發展值得各方留意。

自台獨主張碰到不可逾越的政治困難之後，深綠號召的「改國號、立新憲」，已經沒有市場，連辜寬敏這位親日獨派大老，都改轅易轍，公開放話接受中華民國國體。因此，國、民兩黨之間先前的一個重要矛盾消失了，雙方的分歧，遂 轉化為如何在中華民國憲政框架下對待兩岸關係、如何落實本土利益、台灣優先等實質問題上。論述這些問題的大前提，是如何理解、建構「台灣人」這個概念。過去，獨派自視為「本省人」，反對的，是國民黨「外來政權」以及支撐這個政權的「外省人」。不過，想深一層，講閩南話的「正港的台灣人」，在台灣也只不過四百多年歷史，嚴格來說也是中華帝國殖民者的後代；真正的正港台灣人，應該是那些非漢族的原住民。因此，幾乎在放棄爭取台灣獨立、正名的同時，綠營建構了一 個既是開放的、也是本土的「台灣人」論述：「無論什麼時候來到台灣，只要認同台灣、認同台灣優先，就是台灣人」。這個政治定義，完全不提出生地、籍貫、語 言、文化、階級以及意識形態的其他方面，包容很廣，藍營很難反對，客觀上對香港的本土運動也有啟發。

前不久香港發生的「光復上水」事件，夾 雜着「反蝗」口號，本土得來，帶有強烈排他意識，對很多新移民而言，很不是味道，因為他們仍然多方面存有與大陸社會很深的自然關係。不僅如此，本土派人士當中，有些排斥華夏意識，有些抗拒「普世價值」、自由主義，有些不接受有兩本護照的香港人，更有些認為必須支持香港最終城邦化、觸及一國兩制底線也在所不 惜，否則都是「假本土」。如此左切右割，無疑只能把自己削減為小之又小的少數派，不僅不能贏得比重愈來愈大的新移民為伍，連絕大部分「正港的香港人」也會與之絕緣。港獨沒有市場，本土運動卻很有潛力，但不當的排他觀念，會窒礙其成長。筆者估計，摸索一番之後，此運動中人終會明白，「本土」二字，除了要有清 晰簡約的本位涵義之外，同樣重要的，就是能夠廣泛包容：「無論什麼時候來到香港，只要認同香港、認同香港優先，就是香港人」。

改革開放以前，北京宣揚「全國一盤棋、香港是棋子」，背後雖是強硬的一黨專政觀念，但到底意識到香港這隻棋子很獨特，於是還有「保持現狀、充分利用」這一句。改革開放三十年，香港的相對獨特性逐步減少，北京於是透過歷屆特區政府聯同香港商界，繞過「一國兩制」這個不得已的權宜框架，竭力推動「中港融合」。但無論是過去當棋子，還是今天被融合，北京把香港人的利益都看成是次要的；本土論述內涵「香港優先」，顯然是對現有範式的一種顛覆。然而，拿捏得當，這個顛覆是良性 的，對香港有益不在話下，對北京也是好的。要明白此點，得從「中港融合」談起。

ICAC遲早崩潰

筆者說過， 「中港融合」這個提法非常錯誤，部分港人因貪圖小利渾然不覺，然其多方面的害處，逐漸明顯。舉例：經過十多年融合，最近，在全國政協名銜利誘、大陸官場風氣熏陶之下，ICAC這個香港品牌的最後一道防線告急。大家明白，ICAC是殖民時代產物，歸根到底靠人治，到今天都只向小圈子「夢熊有兆」挺出來的特首 一個人負責，不受市民監督，底線其實很脆弱；上樑不正下樑歪，特首高官都忙着跑人大政協的龍套，力圖沾取「北方利益」而不嫌夾雜其中污臭，難怪姓湯的看得牙癢癢。然而，阻撓香港民主進程、至令ICAC不能受到更有效民主監督的，也正正是大陸的專制主義。長此下去，ICAC總有一天崩潰。論制度及一般人民質 素，香港比大陸好，論體積比重，大陸比香港大得多，搞「急融」的話，香港「即溶」，好的東西都會消失，並不限於幾罐奶粉。

誠然，港中經濟有 大量自然交接點，不能隨意分割，但就算在經濟層面，妄談「融合」也是不當，若再加上兩地官員為了邀功揠苗助長，就更危險；囫圇吞棗急促開放自由行引致「蝗蟲論」，對雙方都不利，就是一例。因此，經濟上提「港中協調」（港字行頭、香港優先）而不是「中港融合」，方是正道；「協調」的意思就是，有需要才合作， 否則各搞各的，保持一種制度和心理距離。其他方面，如文化、教育、政治等，談「融合」更是大忌，對港人害多利少；國教融合出惡果，是最好註腳。處理與「一 國」的非經濟關係之時，港官更要有所選擇，交流要有個限度，港民要不懈監督，時時處處把兩制分野記在心中。

概乎言之，發展港中關係，要能「戒急用忍」。這是前台灣總統李登輝針對當時台商加政客一窩蜂搞融合時的提法。香港面對大陸，和台灣的處境多有相似，如果不心存偏見因人廢言，觀融合之已見利弊，為保本土利益、香港優先，取李氏這四個字為訓，頗為恰當。





2013年5月7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碼頭罷工告一段落 達禾斯人深切反省

......「達禾斯人」（Davos Man）是以寫《文明衝突》廣為人知的已故哈佛歷史學家亨廷頓（S.P. Huntington，一九二七—二○○八年）於一九九七年提出的名詞，用以形容那批在瑞士達禾斯舉行的年度「世界經濟論壇」的常客；用亨廷頓的話，這些商界精英分子，追求的只是他們企業的經濟利益，對他們所屬的國家忠誠度甚低，他們視國家疆界如無物，國家之於他們只是有助其達成走向世界的工具。


（節錄）



林行止: 碼頭罷工告一段落 達禾斯人深切反省 信報     2013年5月7日

碼頭罷工告一段落 達禾斯人深切反省

一、葵涌貨櫃碼頭工人罷工，已「慘勝」落幕！此前二度評說此事，筆者先說「慘然」，繼指「昂然」，執筆時說今天該是「蕭然」進入第四十一天，哪知消息傳來，事件已告一段落。不過，下面所寫，談及的不限於這次罷工，而是涉及資方的態度問題，因此不失時效，原文刊登。

雖然五一勞動節後有外判商創新的百多名工人加入罷工大行列，罷工人數增至五百三十多名，令工潮聲勢持續，但市民對罷工基金的捐款熱情似已降溫，而在外判商永豐拋出各碼頭工種統一加薪百分之九點八另加四千元「開工利是」的「終極方案」後，情況似有轉機。昨午高院法官林雲浩拒絕批出限制罷工工人及工會人士在和黃總部長江中心外圍聚集禁制令（但必須拆除扶手電梯附近的部分帳篷及禁止罷工工人進入長江中心範圍的禁制令仍然生效），表面看是罷工工人又勝一仗，但由於資方提出的條件不能不慎重考慮，特別是和黃轄下貨櫃碼頭四家外判商昨天以書面聯署方式向勞工及福利局確認「終極方案」提出的加薪幅度，罷工的氣勢已大不如前。

發動罷工的碼頭業職工會總幹事何偉航堅持「雙位數加薪」，對「終極方案」的加薪幅度不滿，卻承認已「有所改善」，只要資方肯重返談判桌作實加薪承諾並答應不「秋後算賬」，其他爭取改良工作條件（如工作間沒有廁所、沒有晉食時間及長時間二十四小時工作）等要求，應有商量餘地。加上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訪問近二百名沒有參與罷工工人，有六成六接受加薪百分之九點八的安排，非罷工工人當然不能代表罷工工人的意向，但多少可看出碼頭工人的心聲，對罷工工人的堅持，肯定產生負面作用。

永豐提出最終加薪幅度時，聲明不再加入任何由勞工及福利局主催的調解會，同時展示「由零開始」的決心，即如罷工工人復工無期，便會招聘新工取代罷工工人的工作，大言炎炎，確令政府尷尬（突顯了勞工及福利局的無能為力）和令罷工工人不滿，惟加薪未完全達標卻已近標，加上客觀環境不是那麼有利，這場曠日持久的罷工，似已近尾聲。筆者估計這場罷工很快便告一段落。

值得鄭重一提的是，在這次罷工開始後不久，香港社工學聯及左翼廿一便合作出版網誌《大眾碼經》（初名《碼經》；horse paper.wordpress.com），對工潮的台前幕後、裏裏外外，作詳細報道和發表不少同情罷工工人的分析—讀者不應期望它有絕對客觀的論述，惟其提供的種種具體資訊，參攷價值甚高。難能可貴的是這班不為名不圖利的「公共知識分子」，為彰顯公義而無償工作，令人肅然起敬亦令人對香港社會仍存希望！

二、香港是全球第三大繁忙的海港，碼頭生意興隆，然而，碼頭工作條件甚差，雖說這是工人的自由選擇，經此一役，肯定令香港—尤其是資本家—蒙羞；而罷工工人透露 他們的名義收入比近二十年前還不如，亦會在香港蓬勃經濟表象上投下巨大陰影。據美國中情局的資料（ciaworldfactbook.com，絕對沒有政治立場的資訊網站），香港的收入分配公平程度與「大落後」的危地馬拉及洪都拉斯不相伯仲，而衡量貧富差距指標的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為經合組織（OECD）平均水平的二倍，意味香港社會的經濟分配極不公平。在這種背景下，這場碼頭工人罷工不僅帶給香港經濟損失，且會打擊香港在國際上的聲譽。

在工人實際收入下降、工作條件惡劣的環境公諸於世及涉事碼頭四月整體貨櫃吞吐量比去年同期下降約二成的情形下，何以資方不肯作出讓步、吃點承受得起的小虧，盡早結束工潮，豈非人人受惠？看資方代表嚴磊輝、霍建寧和馬德富（排名以就此事表態先後為序）的理直氣 壯、真理在我的言文，足以顯示這幾位高級受薪者普遍存有「達禾斯人」心態。「達禾斯人」（Davos Man）是以寫《文明衝突》廣為人知的已故哈佛歷史學家亨廷頓（S.P.Huntington，一九二七—二○○八年）於一九九七年提出的名詞，用以形容那批在瑞士達禾斯舉行的年度「世界經濟論壇」的常客；用亨廷頓的話，這些商界精英分子，追求的只是他們企業的經濟利益，對他們所屬的國家忠誠度甚低，他們視國家疆界如無物，國家之於他們只是有助其達成走向世界的工具。他們把工 廠搬往（或把工作外判）低薪國家，本國失業率上升，他們不僅絕無悔意，且揚揚自得，因為本國多一個失業工人，低薪國多四人（甚且更多）就業，他們登高望遠，站在環球的高度，這有什麼不妥當？同理，香港少一個碼頭工人，也許內地增數名碼頭工人，他們對世界便無虧欠……。這種想法，成為放眼世界（商人無祖國）的精英分子振振有詞不肯真正與罷工工人坐下商討問題的主因！

三、在戴卓爾夫人和列根總統當政後約三十年間，西方世界經歷了最顯著的自由化運動—解除金融業管制、離岸經營合法化、推廣自由貿易及打破先進與落後國家藩籬的移民自由，環球化（globalization）成為對 本國和世界各國皆可蒙其利的大趨勢。環球化意味「世界是個自由市場」，人民自由遷徙等於勞工跨境工作，化國界為無形；解除金融業管制，大增資金「自由行」的程度。所有反對上述變化的觀點都被視為種族歧視、排外主義和保護主義……。這種環境，令鼓吹各國互通有無自由貿易的T．弗里曼成為「先知」，他於二○○ 五年出版的《世界是平的—二十一世紀簡史》大受歡迎，成為全球暢銷書，不在話下；而力主全球自由化並從中牟取巨利、不顧本國本地人死活只着重股東利益的精英分子，便是亨廷頓筆下的「達禾斯人」。

可是，好景甚暫，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的「紐約世貿中心慘劇」令不受邊界限制的世界自由市場（大同世界）理念毀於一旦，繼後二○○八年的金融崩潰（「海嘯」）令非既得利益階層對環球化自由市場的成效存疑，雖然傳統經濟學家及主流傳媒仍不遺餘力地主張自由化的好處，但正統政治在「九一一」後開始轉向，這固然是受選民投票意向的影響，然而，看到自由化不一定對參與其中的所有國家都有利，相信更為重要。在一 九八九年柏林圍牆被推倒至二○○一年這十一、二年的「自由化黃金期」漸成過去，西方主要國家的國策已從極端自由轉化至有限度自由，而這主要表現在英美相繼 收緊移民政策上，歐盟區亦步亦趨，法國的奧朗德去年五月便以進一步限制移民入境而「大冷勝出」、當上總統。在經濟線上，○八年的金融危機迫使政府不得不出 手挽救那些一度自稱沒有國籍（no longer hadnational identities）的企業（工業和銀行業），中國在繼續開放的自由化聲中，亦強化國有企業在經濟中的地位。

經此一役，重新國有化 （renationalized）的「走回頭路」蔚成時流，如今世界級的能源公司、船務及航空公司因相繼出問題而被收歸國營。金錢、貨物、勞工可以無視疆界自由流動是對有關各國最有利的想法，不過是另類烏托邦！

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以有公有私有的混合形式存在，遠較完全私有化更具持續力和持久性和對本地經濟有利。絕對自由的環球主義，已和共產主義一樣被丟進歷史垃圾堆填區！「達禾斯人」在國際商業世界呼風喚雨的時代已成過去，善視本國本地工人，和他們和諧相處，是「新達禾斯人」應該確認的大趨勢。昨天（五月六日）麻州大學經濟學教授南茜．福貝（Nancy Folbre）在《紐時》的專欄，開篇便指「大企業掠取（rake）巨額利潤卻無法贏得民心」，愛惜羽毛的資本家應引以為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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