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不断跳楼 - 新京报

富士康 被不断跳楼困扰的“围城” 2013-05-07 03:31:31  新京报

廊坊富士康园区，宿舍楼外墙包裹着一张大网。

早上6点，夜班工友回宿舍时，白班工友还在休息。

4月20日凌晨，廊坊富士康园区内仍在生产线上的夜班工友“抓空”闭眼休息。

　　4月24日及4月27日，富士康再发“两连跳”：郑州航空港园区内，一名24岁的男子和一名23岁的女工，相继跳楼身亡。

　　流水线上的迷茫

　　此前，员工跳楼的惨剧就曾多次在这个全球代工巨头里上演。情况最严重的2010年中，有多达十余名工人从深圳富士康的楼上跳下。
　　单调的流水线生活和严苛的管理制度，被指是酝酿这些悲剧的“祸首”。机械压抑的工作、没休止的加班、突然而至的责骂、看不到未来的迷茫等，无不在考验着富士康工人、尤其是“新生代工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

　　去年10月时，记者曾到太原富士康“潜伏”过20天。那段时间里，记者被分配到化成车间的喷码线上负责“收料”，即把沿着流水线流下的手机和电纸书的壳拣到托盘中。

　　根据大致统计，上班的10个小时内，每个工人大约需要收八九千个料，平均每4秒就要重复一个“伸手—拿料—放料”的动作。

　　工人需要在流水线前保持“亢奋”。如果收料跟不上流水线的转动速度造成积压，那线长的吼声和骂声就会紧接而至。

　　富士康的工人每天需要在车间工作10个小时，其中包括8个小时的正常上班时间和2个小时的加班。以工作日、周末和节假日划分，富士康会向在上述日子里加班的工人分别支付1.5倍、2倍和3倍的工资。

　　这样的“馅饼”刺激着工人们“自愿加班”，虽然他们早已厌烦了流水线生活。如果他们不加班的话，一月只能拿到1800元的底薪，偿还掉厂牌里的400元饭费和100元左右的住宿费后，所剩寥寥。

　　走过场的生命承诺

　　富士康也曾尝试通过加薪、建立工会等行为，舒缓员工的生存状况。但在这种努力，未能完全奏效。

　　2010年发生N连跳后，富士康先后多次上调员工工资，其底薪已从先前的八九百元上调至1800元。

　　2010年，富士康官网上刊登文章称，公司工会会员超过39万人，入会率达到80%，基本覆盖了全体员工。今年年初，富士康表示，准备在中国工厂中推进工会改革，举行真正有代表性的选举。

　　今年5月1日，多个高校联合发布的《富士康工会调研报告》却显示，富士康工会改革进展缓慢，“90.2%的富士康员工不知道富士康工会选举的事情，94.7%的工人在过去从未参加过任何形式的工会选举投票”。

　　调研报告还称，56.1%的人通过工会热线“78585”所投诉的问题“很少能得到解决”或“全部都得不到解决”，且有47.4%的人在投诉后反而遭到“打击报复”。

　　此外，记者体验发现，工人在入职签订“珍爱生命承诺书”时，更像是“走过场”——培训师并未就承诺书内容作任何解释，工人只需签名即可。而当向心理咨询师提出工作上的困惑和迷茫时，咨询师则会“勉励”说，“干好活就行”。

　　厌倦并依赖着

　　“每天管理100万员工，头痛得要死。”去年1月，富士康总裁郭台铭曾在一次年会上诉苦。2011年底，富士康公布了斥资上千亿元的“百万机器人”计划。按照该计划，未来富士康一些单调、重复的流水线工作将由机器人承担。

　　这些不知疲倦、不惧危险的机器人开始把工人从疲倦和压抑中解放出来时，外界却又有了“机器人将引发工人失业潮”的担忧。

　　厌倦却又依赖，这或许就是当代中国工人之于富士康以及如它一样的中国工厂的复杂感情。

　　流水线上的打工者

　　在这个百万人的围城内，一些人觉得工作辛劳且压抑，“城内”的心理咨询师“劝慰”说，如果不适应就走人吧

　　王二猛说，“我刚来应聘时活蹦乱跳的……现在压抑，枯燥，像个机器人。富士康像一个‘围城’，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

　　接受心理咨询期间，热线响起，廊坊富士康有人跳楼了。尽管经心理咨询师及宿管等人的干预挽救了一条生命，但关于跳楼的话题在富士康一直未曾停歇。

　　咚咚咚咚……石猴从石缝里钻出，翻着筋斗云，向天穹冲去……

　　一曲《西游记》前奏音乐，是廊坊富士康园区一男工公寓楼某集体宿舍的“起床曲”。每天早上6点30分，《西游记》会定时从工友手机里奏响。

　　石猴翻起了筋斗，但来自河北农村的30岁工友王二猛并不愿意起床，他先是探出头，努力睁了睁眼睛，继而蒙头睡觉。

　　10分钟后，他慢吞吞穿衣，洗漱。

　　看记者起床，王二猛说，“我刚来应聘时活蹦乱跳的……现在压抑，枯燥，像个机器人。”

　　一个床位一个月换了三人

　　室友说，我所住的这张床位一个月换了三个人，“都是新员工，受不了苦闷压抑的工作，都辞职了。”

　　继去年10月，今年4月15日，新京报记者再次前往富士康体验打工生活。

　　廊坊富士康园区占地约千亩，东西走向，繁盛时期员工曾达七八万。

　　记者与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者一起，手持大包小箱，列队在富士康园区，去往公寓楼。

　　沿途，一栋栋灰白相间的楼宇，包裹着一张长约数十米，宽约2-3米的大网。

　　这些大网是2010年富士康发生“N连跳”之后安装的。如今近三年时间，已显得破旧，多已破损，裂着大洞，在风中摇摆。

　　“如果有人跳楼，防护网不堪一击”，看着一张张破网，一位工友笑称。

　　记者被分配到的宿舍一共10人，5张上下铺。宿舍成员中，年龄最大的40来岁，最小的不足18岁，多数20岁出头，学历初、高中。

　　“欢迎你来，但是，你，什么时候走？”我刚在宿舍一张床铺前坐下，一年龄30岁的河北籍青年王二猛向我打趣说。

　　“王二猛之问”有着它的因由。

　　室友说，我所住的这张床位一个月换了三个人，“都是新员工，受不了苦闷压抑的工作，都辞职了。”

　　宿舍中，多数为工作1到3个月的新员工，而30岁的王二猛因工作半年，在宿舍被公认为“资深员工”。

　　近4万人的廊坊富士康，最近几个月，几乎每天都吸纳大批新人进入；同时，每天又有不少工友辞职。

　　有时候王二猛会看着一撮撮刚进富士康的新人发笑，“嗨，来富士康干啥？能吃苦不，想当机器人呀！”

　　王二猛说，富士康像一个“围城”，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压抑，挣不到钱，工作枯燥，受气……没有家的感觉”等等，成为“出城”的主因；而想来富士康看看究竟啥样，体验世界500强企业的文化氛围，找个媳妇或女朋友容易等等，则使不少员工走进“围城”。

　　在富士康工作7年的石破浩说，“有的人专门来泡妞的。也有不想听家人唠叨进厂的”。

　　机械、压抑的流水线生活

　　凌晨三时，记者的双腿已经失去知觉，机械地从操机台，不断打滑，滑向测量间。

　　4月23日晚7时30分，廊坊富士康的一个厂房车间，记者和其他三十多名新员工一起，在流水线上通宵作业。

　　进入车间，迎面扑来浓厚的化工气味，地面上绿色的地板沾满油渍，走在上面不时打滑。

　　操作间机器轰鸣，上百人在数百台飞速运转的操机台前忙碌着。

　　工友们站在流水作业的操作台前生产一款畅销手机金属框架。该框架边沿被机器切割成薄片，十分锋利，一不小心就会划伤手指。

　　新员工中，多数男工被分配在操机台手持喷枪，经老员工简单指点，开始流水作业；女工则对所生产出的产品精度进行测量，超出误差范围的将判定为废品。

　　记者负责对二十余台机器生产出来的每一个流程产品拿到测量台测量。然后再拿着流程产品返回测量台，并反馈给操机台前的工友。

　　记者的这个活儿在不少站在操机台前作业的工友眼中“再轻松不过了”，可以来回走动，可以和女工搭话聊天。

　　实际上这个工作并不轻松。记者需要将二十多台机器生产出的每一个产品样本分别送到距离记者二十余米远的测量中心。

　　“你要跑起来，否则检测不完，良率会降低。”在油滑的地面上，一个工友向记者叮嘱。

　　从晚上8点到凌晨11点，二十米远的“跑道”，记者不间断跑了三个小时。

　　夜晚11点，是吃饭时间。我们在食堂匆匆饭毕，短暂歇息后，又匆匆返回车间。

　　从12点到凌晨起，一刻不停地沿着二十米长的跑道来回行走。其间，几位操机台工友操机时，闭着眼睛，趁线长不在，休息几秒钟。

　　凌晨三时，记者的双腿已经失去知觉，机械地从操机台，不断打滑，滑向测量间。

　　记者的身上星星点点沾着油渍，大脑已空白，重复着机械劳作。

　　凌晨四点多，因为良率低，线长将质检人员组合到一起，“昨天的废品情况30多个，今天是60多个，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是否用心做了，我咋向上面交待”，线长表情痛苦。

　　凌晨五点，8小时工作完成。新员工可以休息，老员工则多选择再延长2个小时，以便赚取加班费。

　　机器轰鸣声中，厂区领导召集新员工训话，一个管理人员说，如果对我有意见，可以拨打关爱热线，但你们要知道，别人拨打了那么多次，工作人员没有一次找过我事儿，你们自己掂量。

　　无法提供帮助的关爱热线

　　关爱热线告诉想调岗的王二猛，“你需要自行先和目前的车间沟通，声明要调岗；然后找好愿意接收你的车间，声明愿意接收。”

　　王二猛最近几日情绪低落，经常晚上独自饮酒。

　　身材高大、相貌憨厚的河北人王二猛半年前，在河北地方县政府的鼓励下，和其他数十名老乡一起，坐上政府安排的大巴，来到廊坊富士康园区。

　　这个壮汉，一进入车间，就“经常加班加点”。

　　他做的是抛光的工作，每天要抛光29筐手机后盖，一筐36个，累计要抛光千余个。

　　辛苦的工作没有换来管理者的赞许。王二猛说，他的直接上司——线长，尤其看重“良品”，但因多种原因，王二猛所生产的良品率并不高。

　　他解释称，手机后盖抛光是流水线上最后一道工序，他无法左右流水线上的其他人——如果手机后盖的“料”不好，如果承载抛光液的桶不干净……都会导致良品率降低。

　　如果良率低，线长会直接劈头盖脸说，“你今晚别回去了，直接面圣吧。”王二猛称，这里的“圣上”，是富士康线长的直接领导：一位科长。

　　巨大的良品压力导致王二猛经常失眠，甚至靠药物安神。

　　每逢夜班时，最难熬的是凌晨。刚开始，一到凌晨五点，王二猛养成了一个习惯，“偷偷站着睡觉十分钟。”

　　最近，王二猛不敢睡觉了。

　　一个月前，王二猛去其他车间支援，车间的机器手咔嚓咔嚓上下摆动，凌晨5点左右，一个小伙子操作中打瞌睡，不小心一低头，机器手猛地抓住头向下按。“我看到他满头是血……亏得瞬间躲开。不然可能没命。”

　　他当时惊得一身冷汗，瞬间清醒。随后，他越来越怕上工。

　　他厌烦了操机台上的工作，想换一个环境。

　　在室友的建议下，4月23日晚，他拨打富士康员工关爱热线78585（请帮我帮我），咨询是否可以调岗。

　　关爱人员答复称，无法提供帮助，“你需要自行先和目前的车间沟通，声明要调岗；然后找好愿意接收你的车间，声明愿意接收……”

　　挂了电话，王二猛一脸迷茫。

　　4月23日，记者来到心理咨询中心，称自己压力大，“看到工友们陆续离开，心里难受，并且工友们说像机器人，不知道该怎么调节。”

　　心理咨询师说：不要在乎别人说什么，而要看自己是否适应环境，这也是一个相互选择的过程，你选择富士康，富士康也要对你做出选择。

　　记者接受心理咨询期间，热线响起，廊坊富士康有人跳楼了。

　　尽管经心理咨询师及宿管等人的干预挽救了一条生命，但关于跳楼的话题在富士康一直未曾停歇。

　　走进富士康的年轻人

　　一些打工者对流水线的枯燥和单调显得不以为意，相比之前的漂泊，富士康是他们人生规划中，重要的一站

　　因为不一样的缘由，他们的打工轨迹重合到一起——坐到了富士康的流水线前。不过，没有人愿意在此长干。他们想趁青春流逝前，追逐自己并不宏大的梦想，比如找个对象，比如开个小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的故事与打工、漂泊和富士康有关。

　　16岁那年，出身农家的张顺地开始在太原扛水泥，扛一袋100斤的水泥爬一层楼赚5毛钱；范振鸣在16岁时离开大山，到县城一家汽修厂做学徒，中秋节一个人煮着饭号啕大哭。

　　因为不一样的缘由，他们的打工轨迹在去年的11月1日重合到一起——坐到了富士康的流水线前。这些吃苦惯了的打工者，对流水线的枯燥和单调显得不以为意。有人甚至想，有规律地吃饭、睡觉就是一种幸福。

　　不过，少有人愿在此长“干”。他们想趁青春流逝前，追逐自己并不宏大的梦想，比如找个对象，比如开个小店。

　　只是想想而已。离开富士康后，没找到太好出路的张顺地回到了建筑工地打工——那是他16岁时的第一份工作。

　　打工始于16岁

　　来富士康打工，什么人都有，却“都是些没出路的人”。张顺地觉得，但凡还有点别的办法，就不会来富士康“遭罪”了。

　　28岁的李国春是在去年10月30日的深夜到达太原的。这位原煤矿工人下火车后有些“狼狈”，他口袋里只剩了8块钱。

　　他本来打算到太原后，即刻奔赴富士康报名的，“当天进厂花不了多少钱”。

　　深夜已经没有了公交，而8块钱既不够打车，更不用提住宿了。他钻进路边的网吧，找张椅子眯了一晚。第二天，他花1块5上了一个小时的网，给远在四川打工的女朋友留言，“打200块钱过来”。

　　之后，李国春挤公交赶在8点之前到了太原富士康的北一门。这时，28岁的张顺地、20岁的范振鸣等人也提着窝了被褥的编织袋，等待进厂。

　　他们之前素昧平生，但却已在打工或者漂泊中走过了很长的一段岁月。

　　李国春此前一直在煤矿下井；张顺地在一个小铸造厂待了10年；范振鸣则一直辗转在汽修店和餐馆，“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与他们同行的，有做了几年小买卖赔本欠下债务的前老板，有在北京摆了十数载大排档无以为继后的返乡青年，还有原来跟着团伙摸黑从工地顺钢筋的“问题少年”……

　　什么人都有，却“都是些没出路的人”。张顺地觉得，但凡还有点别的办法，就不会来富士康“遭罪”了。

　　在16岁时，也就是2000年前后，张顺地走出了吕梁山区。嗜赌的父亲败光了家里曾一度拥有的宽裕生活，而家中本已贫瘠的土地，也因为政府征用越来越少。打工是生活的唯一出路。

　　范振鸣也在大山里度过了自己的中小学时代。辟于山上的地产不了多少粮食。

　　近些年来，跑到外面世界去打工渐成了村里青壮年间的风气。留守村子的只剩下老人和儿童。

　　村子以外三四十里是另一幅光景。范振鸣说，那边有些村子的地下发现了埋藏较浅的煤矿。煤矿公司给这些村子里的村民每人四五十万的补偿款。范振鸣常常幻想着，自己能被那样的“幸运馅饼”砸中。

　　2008年时，范振鸣离开村子外出打工。第一站是县城里的小汽修店。

　　比起他们，戴着眼镜的李国春多读了3年高中。高考时，他的成绩离第一志愿山西大学的录取线差了七八十分。他想再复读一年，可母亲跟他说，托人在煤矿找了份差事，你下井去吧。

　　走南闯北的岁月

　　那年的中秋节，他和同事蹲在汽修店煮米饭。煮着煮着，米饭煳了。掀锅看着黑乎乎的米饭，16岁的他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李国春在煤矿里一待就是五六年。他每天坐1个多小时的小火车下到地下几百米处，扛几百斤的机器在巷道里行进。一个月下来，他能拿到五六千，甚至更多的工资。

　　李国春觉得这份工作还算不错。但不幸的是，2011年他走着路，被一辆车撞成骨折。车主赔了他9万块钱。

　　伤愈后，他没法干重活，只好在煤矿办了个停薪留职。那9万块钱被他存到存折里，一分钱没动。对丧失了部分劳动能力的他来说，这9万块就是下半辈子的指望。

　　2008年奥运会前后，16岁的范振鸣到了县城一个汽修店做学徒。身高1米62的他每天抡着大锤，一锤一锤地把被撞坏的汽车保险杠或者车壳砸平整。

　　活儿很累。瘦小的少年常常感到胳膊麻木。赶上旺季，他还得加班抡锤到很晚。

　　两个月下来，老板扔给他90块钱。那年的中秋节，他和同村一起出来的“同事”，蹲在汽修店煮米饭。煮着煮着，米饭煳了。掀锅看着黑乎乎的米饭，16岁的他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突然就想家了。”范振鸣第一次觉得“还是家里好”。

　　那位曾经走南闯北的前老板，到富士康只带了一条暗黑色的裤子。几周后，他开口问上铺的室友，能不能先借一条裤穿。他想换洗下，但舍不得花钱再去买条裤。

　　范振鸣后来又跑到煤矿学着铺设电线。老板给他的学徒工资是三千，并承诺出师后涨到六七千。收入可观了。但是，没到矿井几天，他看到一块落下的煤块贴着前面两个工人耳边擦了过去。

　　他害怕极了，于是选择了离开。

　　范振鸣又到了一家餐馆后厨煲汤，月薪1500元。餐馆的经历同样不算愉快。

　　在像现在的范振鸣一样20岁的时候，张顺地已在一家铸造厂找到了自己的第三份工作。在这之前的16岁，他曾在工地上扛水泥。扛着100斤的水泥上一层楼赚5毛钱，“出大力的活”。

　　扛了3个月水泥后，他去了一家石膏厂。那段日子给他留下记忆最深的片段是：初冬，他跟工友去火车站接货。货物迟迟没来，夜里气温跌到了零下，他们围着一个小火堆，躺在马路上睡了一夜。

　　铸造厂给的工资比前两份工作都高得多，一个月四五千元。这钱并不好挣。他和一个工友合作，拖一辆装有半吨铁水的小车。他弯着腰拖了近十年，落下个腰椎间盘突出。

　　2009年时，当时还在铸造厂上班的张顺地，萌生了做生意的想法。看到村里一下添了五六辆运煤的半挂车后，他与朋友合伙也买了一辆。他为此掏出了打工以来攒的积蓄，又贷了点款，累计投入了10万多元。

　　运营了不到一年，短途运输不景气起来——运费从高点时每吨130多元，跌到了每吨70多。扣除油费、过路费、司机工资等各项成本后，运输一趟只能赚五六百块钱。

　　这点钱还不能稳稳地落入车主张顺地的口袋。半挂曾经蹿到路边的沟里坏过一次，张顺地四处借了3万多块钱修车。不久后车再次大修，他又扔进去1万多块钱。

　　跑车路上，频频被“碰瓷”让张顺地烦恼。有一次夜里，一辆QQ把他的半挂逼停，5个“彪形大汉”打着手电找到一块指甲盖大小的划痕说，半挂溅起的石子把QQ车划了。

　　他担心藏在坐垫下的一万五千块钱被这伙人发现，于是“痛快”地拿出500元，说“兄弟们拿这点钱去买几盒烟吧”。

　　再后来的一天，司机打电话给张顺地，惊慌失措地告诉他，半挂撞了辆载着七八个人的面包车。张顺地吓得够呛，当时就想“如果出了人命赶紧跑路”。还好只有一个人受伤，他举债三四万赔偿了伤者。

　　一个跑车的朋友遭遇车祸之死，让张顺地产生了卖车的念头。卖车后，跟合伙人一算账，他分到了2万多块钱。这意味着，2年的跑车之旅耗尽了他打工以来大部分的积蓄。

　　有关爱情和理想

　　范振鸣的富士康之行关乎着爱情与事业，但流水线上挨着的大姐提醒他说，找对象可是要先买房子的。

　　那辆半挂车并不是只给张顺地的生活平添烦恼。它帮助漂泊中的张顺地得到了生命中可贵的东西——爱情。

　　2010年底，他跟老家一个水产店老板的女儿结婚了。在这之前，因为家里穷讨不上媳妇，他没少被村里的人“戳脊梁骨”。

　　张顺地说，媒人提亲前，未来的丈母娘就对整天开着半挂打水产店前经过的他有了不错的印象——“这么年轻就开上了半挂，这个后生肯定很不错”。

　　结婚后，张顺地和老婆商量，把村子里的老宅翻盖成新房。当时，张顺地的全部存款只剩了一万五千块钱。他咬牙说，盖吧，啥时候没钱了再想办法。

　　盖着盖着，到用钢筋的时候，一分钱也没了。他在老丈人的水产店门口徘徊了很久，没好意思开口。老丈人看出了他的窘迫，塞给他一沓钱。

　　来富士康之前，张顺地家里就剩了几百块钱。他经常夜里躺在床上想，“自己过得苦也就算了，何苦还要连累上老婆。”

　　正值青春的范振鸣，比任何时候都渴望一份爱情的降临。

　　这次来富士康打工，范振鸣的一个目的就是“看看能否找个女朋友”。

　　单调而机械的流水线生活压抑了青春，爱情是再好不过的调味剂。七八万人规模的太原富士康被戏称为“婚姻介绍所”。

　　姐姐答应范振鸣，如果他能找到女朋友安定下来，就拿出两三万做他开店的启动资金。范振鸣不想做一辈子的打工仔，他很早就开始考察一些项目，比如肉牛养殖。于是，他认为，他的富士康之行关乎着爱情，而爱情则关乎着他能否从姐姐那里套到“创业”的启动资金。

　　流水线上挨着的大姐提醒他说，找对象可是要先买房子的。

　　李国春也把这次来富士康打工作为一个短暂停留的驿站。他想上三个月班后，攒上一万块钱的路费，到四川同女朋友再图长久打算。

　　张顺地则计划用这几个月在富士康打工赚的钱，过年时还下债——他现在负债三四万元。

　　那些“块八毛”的事儿

　　李国春到超市转了一圈，发现“超市卫生纸2块钱一卷，贵得很”。

　　他们珍视每一分钱。厂牌里的400块钱被细致地分拆到每一顿饭上。“早饭3块，午饭和晚饭各5块。”一个不到20岁的小男工吃早饭时计算说，如此400块钱正够一个月。

　　他们盖的被子大多是花35块钱从厂外面的小店铺里买的。被子很薄、掉色，而且散着一股莫名的味道。即便这样，有的工人还舍不得花这个钱——被子花15块钱买二手的，枕头是从那些没人住的宿舍里捡的。

　　张顺地的老婆来看他，两人去富士康外面找了间一晚40块的旅馆。张的老婆嫌“太贵了”。李国春到超市转了一圈，发现“超市卫生纸2块钱一卷，贵得很”。

　　至于那位曾经走南闯北的前老板，他到富士康只带了一条暗黑色的裤子。几周后，他开口问上铺的室友，能不能先借一条裤穿。他想换洗下，但舍不得花钱再去买条裤。

　　至于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作，李国春和张顺地都觉得，比起下煤矿和拖铁水，流水线的工作算不上太累。

　　一个“90后”的小老乡抱怨流水线太累欲离职而去时，张顺地跑过去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通，这点苦都吃不了，你还能做什么?

　　只是，有时候，张顺地自己也发牢骚说，跟个机器人一样，只有不停地磨啊磨。刚入职的前几天，几个夜班上下来，负责收料的范振鸣，“感觉自己的胳膊没有了”。

　　去年11月，张顺地没有想到，他的未来是老家吕梁的一处建筑工地。今年开春，富士康极少加班。没了加班，就意味着月收入只有1800块的底薪。一宿舍10个人走了8个，只剩四川之行出现变故的李国春和另一个两出两进富士康的工友还在坚持。

　　与水泥和砖头打交道的一天，从天亮开始，至晚上七点甚至更晚结束。一天的工钱是200多块。腰不好的张顺地觉得这活儿还不错，“能赚着钱”。

　　只是，从16岁到29岁，颠沛流离13载，兜兜转转了一圈，打工仔张顺地又站到了刚出发时的原点。

　　新京报记者 尹聪 申志民 太原、廊坊报道

　　本版摄影 新京报记者 申志民




不能以制造冤案追求“维稳” 2013-05-07 03:30:45  新京报

　　■ 第三只眼

　　法院追求“维稳”有其自身考虑，但绝不能以违法为代价。凡是以牺牲法律公正为代价而换来的“维稳”，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维稳”。

　　因牵涉到一起杀人案，赵艳锦于2001年被确定为嫌疑人，但因证据不足，2004年河北保定中院一审宣判赵无罪释放。而后因受害者家属“闹事”，2010年8月10日赵又被保定中院判处无期徒刑。直到2011年5月23日河北省高院再次作出无罪判决，并要求保定中院无罪释放。然而，在无罪判决的20个月后，保定中院才向她宣布，理由竟是为了“维稳”。

　　本案耗时十多年，线索也看似纷乱如麻，其实，法院判决唯一应该遵守的标准就是法律。依刑事诉讼法确定的“无罪推定”原则，如果司法机关没能提出充分的有罪证据，法院必须判决无罪，是谓“罪疑从无”。而本案只有两个“死无对证”的间接证据，连证据链都无法形成，赵艳锦理应早就被无罪释放。

　　法院追求“维稳”有其自身考虑，但绝不能以违法为代价。凡是以牺牲法律公正为代价而换来的“维稳”，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维稳”。当地为“维稳”，不惜枉法再次起诉赵艳锦，做出有罪判决，就是典型的以牺牲法律而追求“维稳”。

　　而枉法拖延宣判，导致赵艳锦被终审宣判无罪之后，还被非法关押了20个月，结果“按下葫芦浮起瓢”，导致赵艳锦的家属又去上访，被劳教处罚。这种“维稳式判决”是“抱薪救火”，最终法官既没能忠诚于法律，也没能实现“维稳”。

　　司法公信只可能来自于法院的公正判决。树立了司法公信，公民自然敬畏判决的权威，不会偏执地认定判决（哪怕不合自己心意的判决）存在“猫腻”，也就不会使用极端手段申诉维权。如此就能形成公民诉求与司法权威的良性互动。

　　如果一味迁就于“维稳”，将神圣的法律原则与当地人讨价回价，那是自贬司法权威，只会让公民觉得法律有“弹性空间”，增加对司法的不信任感，导致更多的“信访不信法”，让案件各方疲于上访，让司法机关疲于息访。

　　如果法律不再是案件唯一的准绳，判决还有“息访”“稳控”的考量，就会人为将案件复杂化。唯有法官有所担当，敢于拿起法律的武器，坚持“一断于法”，才能真正杜绝冤案。

　　□徐明轩（法律工作者）




平山乡村黑幼儿园“掘金”调查 2013-05-07 03:33:30  新京报

5月3日，河北平山县两河村，两河中心幼儿园，哥哥领着妹妹到幼儿园准备上课。A18-A19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5月3日，两河中心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们在上课。

　　河北平山幼儿园投毒案背后黑幼儿园泛滥，“正规园”曾拍卖给“黑园主”轮番经营

　　河北平山县两河村，一起针对儿童的投毒案被举国关注。两名女童在去幼儿园途中捡到一瓶酸奶，饮后中毒身亡。村里一家黑幼儿园的园长和另一嫌疑人目前被刑拘。警方称，他们是为抢夺生源而向同村的两河中心幼儿园门前投放毒物。事发后这家黑幼儿园被取缔。

　　记者调查发现，投毒案背后，是当地多年来黑幼儿园无序竞争、政府管理缺失的必然产物。黑幼儿园在当地呈现普遍。被投毒的中心幼儿园被指也并无办园手续。

　　5月6日，河北平山县两河村，两河中心幼儿园大门紧闭，铁门两侧各站着一名保安。

　　自投毒案发生后，这家幼儿园就提高了安保的级别。

　　投毒发生在12天前的4月24日。在中心幼儿园孩子上学必经的路上，有人放置毒酸奶，两名女童中毒身亡。投毒者被认为是平安幼儿园的园长史海霞。

　　目前史海霞和帮助她投毒的村民杨文明被刑拘。

　　案发后，当地政府有官员说，此案的深层次背景为，黑幼儿园对生源的非法竞争。事发后，平安幼儿园被取缔，57名学生被纳入两河中心幼儿园就读。

　　当地一名村民说，乡里干部称“孩子在这里（中心幼儿园）很正规、很安全。”

　　不过，这家“正规”幼儿园被指也并无手续。此前面对电视镜头，对于有无资质的问题，中心幼儿园的园长称“都不办的”。这家幼儿园是当地教育部门多年前取缔两家黑园后，由村委会筹建。

　　“几乎不敢相信是真的。”平山县教育系统的一名老师说。这些不正规的幼儿园，上面政府部门都知道。

　　“没人在乎孩子学到了什么，大家都想着赚钱。”当地一名孩子家长说，开黑幼儿园被当成了一门生意。

　　幼儿园“都想着赚钱”

　　一名孩子家长说，他的女儿在幼儿园待了一年，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在两河村，经营黑幼儿园的状况早在10年前，就开始盛行。当时，这个拥有2000余人的村庄，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解决留守儿童入园的问题。

　　最先看到商机的是一名叫刘应龙的村民。

　　刘应龙说，2006年他在村里租了房子开起了幼儿园。那时候的幼儿园不管饭，家长早上把孩子送到，中饭前接走，吃完饭送回来，下午放学再来接走。

　　想开就开，大家没觉得是特别难的事。曾经营幼儿园的王华（化名）说，从2006年至出事前，想办幼儿园非常容易，很多只有小学文化的人说开就开了。甚至还有老太太在路边租下房子，就开始带孩子。

　　据记者调查，过去的数年间，两河村存在的幼儿园，教师多为待业青年、在家饲养牲畜的家庭妇女。

　　王华说，自己获得幼教证书有10多年了，现在仍感觉带孩子的经验不足，还要不断充电学习。

　　“没人在乎孩子学到了什么，大家都想着赚钱。”一名两河村孩子家长说，他的女儿在幼儿园待了一年，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就连数字2，也要倒着下笔才能描出来。

　　另一名家长则埋怨，一些幼儿园的卫生条件很差，经常有孩子饭后拉肚子。这些幼儿园的老师很少和家长们沟通，除了收费的时候。

　　“上面是默许的，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哪家黑幼儿园被取缔。”一名曾经的黑幼儿园园主说，他们这些没有办学许可证的幼儿园，也曾多次被政府邀请过去开各种会议。

　　“黑园主”承包“正规园”

　　被撤销的黑幼儿园，园主轮番成为中心幼儿园承包人。没得到承包权的继续开“黑园”

　　“有关部门对管理这些黑幼儿园实在提不起什么兴趣，教育局也是如此，即便管也是做做样子。”一名当地的官员说，管也是一阵风，过后还是老样子。

　　据两河村村民回忆，2007年村委会听说，上面会发放针对幼儿的教育补助款后，随即在村里成立了相对正规的中心幼儿园。在这次由乡教育组主导的合并中，村里两家黑幼儿园被撤，学生集中到了一起。

　　村民们说，这次合并，极大改善了村里幼儿园的环境。

　　“操场大、教室宽、老师多。”他说，村委会还给幼儿园装上了摄像头，让人看了就感觉踏实。

　　不过这一状况没持续多久。

　　几个月后，村委会退出管理，将幼儿园承包给了一名村上搞建筑的村民。

　　2009年，此前被撤销的两家黑幼儿园之一的马新平一家，再次开办了无照幼儿园。

　　在两河村村民看来，自2009年开始，两河村的黑幼儿园呈现了一种怪象。此前，被撤销的黑幼儿园园主，轮番成为中心幼儿园的承包人。没有获得承包权的人就继续开黑园。

　　两河村村委会的承包记录，证实了村民的说法。

　　据记录显示，2007年村民刘花平和马新平的幼儿园因无照经营被取缔。两者的生源统一纳入村上筹建的中心幼儿园管理。此后，2010年刘花平获得中心幼儿园的承包权，马新平开设了另外一家黑幼儿园。

　　2012年，刘花平“竞拍”失败，开黑幼儿园的马新平获得了两河中心幼儿园的承包权。

　　同年，与刘花平相识的史海霞，开设平安幼儿园。

　　拍卖与“盈利模式”

　　估算认为两河中心幼儿园每年纯收入10余万，这是当地农民平均收入的近二十倍

　　对于2012年的承包失利，刘花平记忆犹新。

　　她说，那一次的竞拍比以前激烈了很多。不但有村里的竞争对手马新平，还有其他乡镇做得比较成熟的幼儿园。

　　跟上次一样，2000元押金，1万元起价，每次涨幅100。

　　刘花平回忆，在这次竞价中，有竞价者提出100元涨幅太慢，“有的人喊价一下提高了200元，最多的人一下增加了500元，涨太狠。”

　　刘花平原本希望能继续承包，这种情况下她放弃了。

　　河北平山幼儿园投毒案背后黑幼儿园泛滥，“正规园”曾拍卖给“黑园主”轮番经营

　　经过20多轮的来回，最后南甸镇的一家幼儿园，以每年1.44万的承包价拿下。

　　但第二天，这家幼儿园觉得喊的价格太高，反悔了。刘花平说，这家幼儿园曾找到自己，希望自己能接下这个盘子，但她拒绝了。“后来村里又找了马新平，最后她接了。”

　　两河乡中心完全小学一名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曾给两河中心幼儿园学生数量进行统计，有217人。

　　一名在村里经营过幼儿园的人士介绍，如果以210个学生算，每生每月学费100元，每月收入2.1万。每天每个学生伙食1元，每月伙食开支6300元。6个老师，每人工资1000元，一个月总共6000元。幼儿园每月纯收入8700元，每年纯收入10余万。

　　这个数字是河北农民平均收入的近二十倍。

　　对于两河村黑幼儿园屡禁不止的现象，有村民对记者说，乡干部从来不问幼儿园教育质量，“他们只关心承包费是多少”。她称她的孩子在幼儿园闹肚子，拉到裤子上，老师不但不管，还让娃靠边站，一直到放学。

　　5月6日，针对这名村民的说法记者向平山县教育局求证，被告知所有领导都已下乡。

　　在马新平接手了村上的幼儿园两个月后，史海霞筹建了平安幼儿园。

　　村民们说，全村适龄的孩子有近300人，中心幼儿园最多装200人。村里不想投入扩建，娃又要上学，有黑幼儿园是必然的。

　　针对生源的“战争”

　　有教师称，史海霞对要“被兼并”的消息感到紧张，并提到过想包下中心幼儿园

　　马新平接手中心幼儿园后，史海霞决定发起一场争夺生源的战争。她对身边的老师说，生源就是财源。

　　史海霞与马新平的战争，始于去年年初。

　　去年正月十七，马新平园里的一位老师被史海霞挖走。“她当时答应把工资给我涨到1200元。”这位老师回忆，史海霞挖人的态度很诚恳，电话就打了四五次。

　　接下来一周，另一名中心幼儿园的老师被挖到平安幼儿园。

　　跟随着上述两位老师一起，陆续有30多名学生也转到平安幼儿园。

　　采访中，马新平声称，自己并没有因为史海霞搞竞争而对其有意见，“我还经常教她该怎么办幼儿园”。

　　对此，村上的一些老师说，马新平说了谎。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说，史海霞挖人后，马新平用自己“正规幼儿园”的身份进行了反击。政府安排她去石家庄学习如何开好幼儿园，她从省城回来后，就四处传话说“省里有精神，要把所有黑幼儿园都兼并了，村上只允许中心园经营。而且还要给500万的补助。”

　　这一消息让史海霞感到紧张。一名老师称，当时史不停问身边人“马新平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另一名教师说，“上午问三四次，下午接着问”，问到后来就说，“你们说咱们把它包过来咋样?”

　　接下来，发生了一些“冲突”事件。

　　首先，中心幼儿园被人砸了两次玻璃，为此幼儿园装了6个摄像头。没多久，有人先后两次从摄像头死角，把点燃的爆竹扔进了操场，那里是孩子们活动的地方。随后摄像头增加到七个。

　　致命的“战争”发生在4月24日。

　　这一天，一个白色塑料袋被放在中心幼儿园孩子的必经之路上，里面有一瓶小洋人酸奶和笔记本及铅笔。

　　两名幼儿园的女孩捡走了塑料袋，后来在家饮下酸奶后中毒，先后不治身亡。

　　警方在酸奶中检出了毒鼠强。

　　事发5天后，史海霞和她的朋友杨文明被警方传唤。随后因涉嫌投毒被刑拘。

　　他们向警方交代，投毒是报复“中心幼儿园”，引诱孩子喝鼠药后产生后果，给“中心幼儿园”造成坏影响。

　　相邻乡镇的“黑园”

　　记者随机采访了相邻乡镇的两家幼儿园，一家表示办园许可证在办理中，另一家表示尚未申报

　　5月6日，平安幼儿园，铁锁把门。这家幼儿园已被取缔。学生都被中心幼儿园接管。

　　在两河村南边，一户人家正在装修，院子里有玩具，墙壁上涂了漫画。村民刘先生说，5月份，这里原本要开出村里的第三家幼儿园，没想到出了投毒事件，这家人的计划只好取消。

　　投毒案发生后，被全国范围关注。关于投毒，有媒体报道史海霞为抢生源，也有报道她是为了搞乱中心幼儿园，以便自己得到承包权。

　　这起悲剧背后，黑幼儿园的无序竞争和缺乏管理被关注，有声音认为“如果没有黑幼儿园，就不会有史海霞出现”。

　　黑幼儿园不止在两河村所在的两河乡存在。

　　昨日，记者随机采访了相邻的南甸镇的两家幼儿园。其中一家表示办园许可证正在办理中，另一家幼儿园的负责人则称，自己条件还未达到，尚未申报。

　　在大吾乡，路边一家没有挂牌的幼儿园，墙壁上“旅馆”字样还未擦去。幼儿园大门紧锁，几个孩子在院子里玩耍。“我们不是幼儿园，是幼儿班。”幼儿园的一名老师拒绝记者进入。

　　就黑幼儿园的管理问题，面对记者的采访请求，平山县教育局称所有负责人都在下乡工作。

　　在两河村，史海霞的朋友刘英花称，她与史海霞有过一次谈话。“我劝她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切要以孩子为中心，不能抱着利益去经营。”她说当时史海霞“挺冷静的，不说话”。

　　两河村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称，两河中心幼儿园也并无办园手续。一名之前经营过该幼儿园的人士称其经营期间确无资质，后来不知。

　　记者就此给马新平打电话、发信息，对方均未回复。此前，面对电视镜头，她称“都不办的”。

　　“不管有证没证，这家幼儿园都是国家的。”两河村村委会主任刘大宝昨日答复。

　　当地村民称，没人关心幼儿园的教学质量，“他们只关心承包费是多少”。

　　□新京报记者 李超 崔木杨 河北报道



一年8亿的业务招待费花在哪了？ 2013-05-07 03:30:21  新京报

　　■ 社论

　　建议国资委、监察部等相关部门，研究出台新的规范国有企业“业务招待费”的制度措施，让“业务招待费”阳光化，接受公众监督，不再成为谁也说不清楚的黑账。

　　据经济之声《天下公司》报道，上市公司年报发布接近收官，业务招待费的排名最为引人关注，因为名列前十的绝大多数都是央企，合计达到29亿元。其中，中国铁建以8.37亿元的业务招待费雄踞榜单首位，相当于该企业全年净利润的10%。

　　虽然有人认为，这一招待费用的比例在建筑行业中并不算离奇，但从总额来看，无疑属于巨额支出。面对公众的质疑，中国铁建表示，如果证监会和国资委同意，将会公开业务招待费的构成情况。“天价招待费”花在了哪，公众确实希望看到详细的账单。

　　事实上，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业务招待费问题，一直是一笔糊涂账，业务招待费如何支出、如何审计，如何公开，尽管成为公众长期关注的焦点话题，但在制度层面却缺乏明确规定。

　　关于国有企业业务招待费的公开问题，只在由监察部、国家经贸委、全国总工会等于1998年11月联合发布的《关于国有企业实行业务招待费使用情况等重要事项向职代会报告制度的规定》中提及。按照该规定，国企的领导人应当向职代会报告业务招待费的使用情况等，而报告的内容包括：业务招待费全年核定额和实际支出额以及主要开支项目，开支是否符合制度、手续是否完备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这个规定，事实上是贯彻国有企业领导廉洁自律以及实行国企民主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很显然，这个规定不仅公开的范围仅限于职代会，而且在具体公开的方式上也缺乏明细和具体的规定，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起到约束作用。

　　另外，在《企业所得税》实施细则以及中国的会计准则中，对于业务招待费也有一些零星的规定，但涉及到业务招待费公开的内容极为少见。2010年，浙江省发布了《企业民主管理条例》，条例明确规定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不仅要公开年度生产经营目标完成情况，还要公开企业业务招待费用的使用情况，这也是少数地方法规涉及业务招待费公开和监督事项的规定。

　　毋庸置疑，业务招待费作为一项既可能涉及官员贪腐，也可能涉及企业是否合法经营的重要事项，本质上是一个公共事项而非“私人事项”，对于占有公众资源的国有企业更是如此。但对于上市的国有企业，股东有没有权利要求其公开，因为制度的缺失，成了模棱两可的事项。

　　近年来，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经营状况处历史最佳阶段，但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央企浪费和挥霍情况也频发，天价吊灯、天价茅台等事件更是让公众看到了制度监督的漏洞。在缺乏有力监督的情况下，“业务招待费”就有可能成为藏污纳垢的代名词，任何名目的支出都可以穿着“业务招待费”的合法马甲平安过关。

　　建议国资委、监察部等相关部门，研究出台新的规范国有企业“业务招待费”的制度措施，让“业务招待费”阳光化，接受公众监督，不再成为谁也说不清楚的黑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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