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查“王林大师”：反迷信，更要反腐败 - 沈彬 东方早报 2013-07-30 08:03
希望江西省有关部门直接介入调查，重点查清王林有没有充当权力掮客，参与权钱交易，国法不容权力的掮客逍遥法外。
因为企业家马云、影视明星赵薇的造访，偏居江西萍乡市芦溪县的“神功大师”王林被骤然放在了媒体的聚光灯下。大师名为“王府”的私人住宅是气派辉煌的五层别墅，紧邻县政府，按王林的自述，他的“神功”颇为了得，既能抓出别人头内的肿瘤，也能空盘变蛇、让断蛇复活。而“王府”里更是堆满过去十几年来“大师”与大量高官大贾、明星的合影。
随着近来媒体密集地调查，王林“大师”一身金灿灿的羽毛落尽，只剩下一根光溜溜的“神棍”兀自矗立在南中国的青山绿水间。
首先，“大师”自诩的学道峨眉山等经历，经媒体调查，只是当年跟着杂技团学了些魔术戏法罢了。“大师”自称当年虽身陷监狱，却“手铐脚镣一扭就开，形同虚设”、“意念移来鸡鸭鱼肉”，还曾成功越狱。不过据当年“大师”所蹲监狱的工作人员回忆，事情原委是这样的：当年王林在监狱里就喜欢变戏法，糊涂管教陈远东信以为真，并为王林关闭电网助其越狱。至于空盘变蛇的神功，“大师”当着记者的面也承认：那不过是民间杂耍。既是民间杂耍，那变蛇变鬼的“绝技”不过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江湖把戏，跟所谓“神秘现象”、“气功”不沾边。相信这套玩艺儿的名流大贾、与“大师”勾肩合影乃至磕头拜其为干爹的明星们，无非是自秀科学素养的短板。
从法律角度看，江湖把戏虽不直接违法，但是王林装神弄鬼、替人“看病”、疯狂敛财，就涉嫌触犯法律。比如，某老总为给老婆治喉咙钙化，在王林这里花了1000多万到2000万元，但两年过去了病也没治好。再比如，王林称为病人捏出肿瘤、捏出结石，就是赤裸裸的欺骗。还有，他向弟子邹某收取了700万元的“学费”，发给邹某的只是一本网上卖11元钱的“秘笈”，还有一个蒲垫、一个小板凳，外加一条红绳。目前，芦溪县卫生部门就王林的“非法行医”问题展开调查。我们认为，同时也应对王林涉嫌的诈骗罪立案调查。
王林“大师”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利用数术结交官员、狐假虎威，充当权钱交易的掮客。据媒体报道，王林是原江西省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宋晨光的高级顾问，宋常会找他占卜官运，直到去年4月，宋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死缓。王林还自称和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是好朋友。2006年，他引荐当地企业家、江西省人大代表邹某（也就是那个花了700万元学费买“秘笈”的弟子）找刘志军申请下了一个货场。王林还自称，曾帮江西宜丰一黄姓企业家买地，领导批准后，他帮企业家给该领导送了50斤黄金。
王林对自己参与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是如此明目张胆、不加避讳。据一位采访了王林的记者称：“在我的新闻生涯里，可能再也碰不到一个采访对象，如此赤裸裸地去谈论官员的利益、送礼、高利贷等潜规则。”
虽然不排除王大师自壮声色、自吹自擂的嫌疑，但目前王林自认介入的，并且有商人佐证的行贿受贿案已有多件，且案值惊人，王林已涉嫌“介绍贿赂罪”，其经手联系的商界人物与政界官员也分别涉嫌行贿罪、受贿罪。如此严重的腐败罪行，不容在“反迷信”的大旗下被淡化处理，特别是其中还涉及前不久刚被判处死缓的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可能的“漏罪”。
7月29日，江西芦溪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龙军表示：“针对王林涉嫌非法行医情况已成立专项调查组进行彻查，但因目前为止还没有掌握充足证据，当地政府不能决断是否对王林进行处理。”但是鉴于王林在芦溪县当地巨大的影响力，甚至直接借钱给县财政局，他结交的高官大贾更是远超县级，所以还是希望江西省有关部门直接介入调查，重点查清王林有没有充当权力掮客，参与权钱交易，国法不容权力的掮客逍遥法外。
早报首席评论员 沈彬
录入编辑：李琪
薛忆沩和他笔下的“深圳人” 2013-07-27 02:30:27 新京报
薛忆沩，小说家，1964年出生于湖南郴州。90年代曾任教于深圳大学文学院，2002年起移居加拿大。薛忆沩近年密集在国内推出作品，获得学界和读者关注。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遗弃》、
小说集《流动的房间》等。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Han Han Xue 摄
《出租车司机》
作者：薛忆沩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3年6月
过去一年中，在书评周刊的编辑会上，关于“城市文学”的讨论出现过好多次。我们当然并不认为中国缺乏城市的书写者，当我们讨论当代“城市文学”时，我们谈到了王安忆、陈丹燕等人笔下的上海，王朔、叶广芩笔下的北京，池莉笔下的武汉和迟子建笔下的哈尔滨，他们构筑的城市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阅读记忆。但我们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相比“乡土文学”，“城市文学”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所占的比例是相对微小的，它的声音是相对薄弱的。而对照当今中国快速城市化的事实，越来越多人正离开乡村、在“城市”这一生存空间上演他们的人生故事，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代文学对于这一时代最剧烈且最具普遍性的变化，并没有做出足够及时、丰富和有力的回应。
当我们看到薛忆沩打着“深圳人系列小说”旗号的短篇集《出租车司机》时，我们自动调动起了阅读经验中有关乔伊斯的《都柏林人》或白先勇《台北人》的存储，它们同样有着为一个城市和生活在其中的“人群”代言的宏大视野。而薛忆沩的小说，也自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打量“城市文学”，思考与之相关的种种问题的良好契机——有关它的定义、它的本质、它的历史、它在现下某种程度上的滞后或缺席，以及与它相关的诸多误解……
薛忆沩的“深圳人系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个案，它无疑应被纳入“城市文学”的范畴之内，但它又确凿无疑地与我们惯常理解的“城市文学”产生差参。在“深圳人系列”中，薛忆沩极少提到在众多“城市书写”中最引人注目的城市地标，也回避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与公共记忆。在此，“深圳”成为一个面目不清的场所和背景，成为一种制造压迫和不安的来源，成为一个让作家笔下的许多小说主人公想要逃离的地方。有趣的是，这些以深圳为背景的小说虽然并没有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为一个明确地域的深圳，但它们却无疑帮助我们理解了“精神上”的深圳——这个精神上的深圳和当下中国的许多城市有着如此强大的相似性，它足以成为任何一个处于快速发展中的，每天吸纳着无数移民却并没有很好地承接他们、让他们找到精神皈依的当代中国城市的缩影。
本期，我们围绕“城市文学”的主题，刊发了作家薛忆沩的专访以及《出租车司机》的评论文章，记者还就此采访了上海作家陈丹燕，北京“中生代”作家苗炜以及文学研究者丛治辰。当他们谈论“城市文学”时，他们谈到了空间维度上的城市，历史维度上的城市以及精神向度上的城市。作家和评论者们共同意识到，文学的最终出路是返回单个人的内心世界，这“内心世界”的复杂风景，为环境和时代所局限，也在寻求突破环境局限的努力中，呈现出动人的千姿百态。
【对话薛忆沩】
关于《出租车司机》 突然之间，所有人都看懂了“城市的诗意”
我认为“出租车司机”这充满悖论的职业隐喻了“深圳人”的共同身份，很能够表现那座无根的城市的特点。
《新京报》：你在一篇文章里称“深圳人”系列小说是你“用十六年时间孕育而成的十二胞胎”。在完成这次奇特的分娩后，你有些什么感受？
薛忆沩：十六年前，当《出租车司机》（系列小说中的第一篇作品）在《人民文学》杂志上登出来之后不久，我接到一位权威小说选刊编辑的电话。他称赞很少见到作品能够将“城市”写得那么有“诗意”。他说他想选用这篇小说。他用的“城市”和“诗意”这两个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三个星期之后，这位编辑又打来了电话。他告诉我小说没有选上，因为杂志的二审说“看不懂”。对一个羽翼未丰的写作者来说，这权威的“不懂”当然会引起高度的警觉。我当然要去想问题出在哪里：是出在“城市”还是出在“诗意”，或者是出在“城市的诗意”？我没有想通，所以我没有退缩。三年之后，一个小小的电脑操作错误让《出租车司机》通过《天涯》杂志再次面世。奇迹接踵而至：它被从《新华文摘》到《读者》（当然也包括了那家选刊）在内的几乎所有选刊选用。突然之间，所有人都看懂了“城市的诗意”！这真是神奇的进化。后来，“深圳人”系列小说陆陆续续刊出，一路上叫好声不断。最后的一篇《神童》是在今年第三期的《收获》杂志上刊出的。我有时候觉得，“深圳人”系列小说这十六年的市场反映是一个社会学的案例，它从审美趣味这个特殊的角度见证了中国社会的转型。文学作品的命运是写作者与阅读者较量的结果。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出租车司机》做小说集的书名？
薛忆沩：《出租车司机》是“深圳人”系列小说中第一篇作品，也是其中最出名的作品，它当然最适合做小说集的书名。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出租车司机”这充满悖论的职业隐喻了“深圳人”的共同身份，很能够表现那座无根的城市的特点。出租车每天都在城市的迷宫里穿梭，它不断接近街景，又不断抛弃街景，它与城市的关系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出租车没有固定的目的地。它总是在等待着下一个目的地，再下一个目的地。出租车司机表面上掌握着方向盘，实际上他却无法主宰出租车的方向。在短篇小说《出租车司机》中，忧伤的主人公是通过逃离城市和职业来逃离“出租车”设定的这些悖论的。
关于深圳 在地标和历史贫乏的城市，只有关注普通人的内心
“地标”通常是语义贫乏的符号，是对城市的简化，更何况作为“中国最年轻的城市”，深圳的“地标”通常都带有快餐的风味，深圳的历史也缺乏冲突和痛感，没有触及灵魂的参照性。
《新京报》：我知道，在全部作品中，除了《出租车司机》一篇属于“在场写作”之外，其他作品都是在远离深圳，甚至远离中国的地方完成的。那么，你为什么还执着地将小说的空间圈定在深圳呢？
薛忆沩：首先，所有这些作品都深深地根植于我的在场经验。如果我没有在八十年代末定居深圳，如果我没有十三年的深圳经验，“深圳人”系列小说不会成为我的创作业绩中一个板块。要知道，小说集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他们不是媒体上歌颂的改革者和弄潮儿，他们是我在深圳遇见的普通人。他们的叹息和迷惘惊动了我的感觉，刻画了我的记忆。是的，我在2012年初离开了那座城市，随后的十年在那里的停留累计不到两个月，但是，我的在场经验并没有中断：我与深圳还保持着松散的联系。深圳的报纸上还不时会出现我的近照和动向，我还曾经为那里的报纸写过一年的专栏。而远离让我用记忆去打磨从前的在场经验。那些原型通过这种打磨获得了美学的形式。那些摇摆在我记忆中的深圳渐渐凝固成了文学中的“深圳人”。
《新京报》：“深圳人”系列小说没有呈现一般城市写作容易堆砌的城市地标或者城市的历史，它们关注普通人物的内心，用你的话是关注“个人情绪的震颤”，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视角？
薛忆沩：“地标”通常是语义贫乏的符号，是对城市的简化，就像荣誉是对生活的简化一样。更何况作为“中国最年轻的城市”，深圳的“地标”通常都带有快餐的风味，深圳的历史也缺乏冲突和痛感，没有触及灵魂的参照性。关注人物的内心是我全部作品的风格。这种风格对于呈现“深圳人”似乎更是得天独厚。“个人情绪的震颤”是所谓新现象学的说法。当生活面临着转机或者危机的时候，人的内心会有各种奇特的反应。这些反应是观看生活、认识生活的最佳角度。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成语，这可以说是“乘人之危”。
关于“城市文学”
中国城市发展如此之快，文学怎么可能跟得上？
文学是对人生存状况的认知和呈现，地域等等只是它的外延，不是它的内涵。人才是文学之本。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城市文学”这样的一个概念？
薛忆沩：我不喜欢这个概念，尽管现在经常听到人说中国文学正在转向，转向“城市文学”，甚至还经常听到人说我的作品是这种转向的代表之一。我不喜欢这个概念。我不喜欢给文学加上地域、职业或者性别的定语。所有那些定语都是狭隘和霸道的，它们轻则是学术的花招，重则是政治和集团的偏见。鲁迅的文学属于哪一种文学？托尼·莫里森的文学又属于哪一种文学？文学是对人生存状况的认知和呈现，地域等等只是它的外延，不是它的内涵。人才是文学之本。“城市文学”就像“乡土文学”一样，一旦成为时髦，成为主流，成为文艺政策扶持的对象，就很容易丧失它的同情心和辨别力。文学是孤独的事业。文学风格是写作者的财富和气质。重要的是要坚持个人的风格，“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我看来，文学永远都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去认识人，寻找人，发现人。而指引写作者的罗盘必须具备三种“原件”：考究的美学，批判的精神和悲天悯人的情怀。我们应该将那些多余的概念统统扔掉。
《新京报》：那你怎么看待现在的中国文学与城市的关系？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学跟不上中国城市的发展，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薛忆沩：中国的城市发展如此之快，文学怎么可能跟得上？……有不少的统计数据说明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了，中国的城镇人口已经与农业人口持平了。因此，大家也就开始关心起中国文学的“城市化”问题。其实中国文学早就开始了自己的“城市化”进程。只是这种“开始”在“乡土文学”受官方保护和学术偏爱的年代不容易被读者看到。以我自己的《遗弃》为例，那应该就是一部有强烈城市意识的作品。现在大家每天都在热议过快的城市化进程给中国带来的问题：空气的问题、饮水的问题、食品的问题、交通的问题、医疗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家庭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这些问题在24年前出版的《遗弃》里都已经暴露出来了。……我相信，《遗弃》并不是个案。我相信，早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国有更多的写作者就写下了思考和反省“城市化”进程的文学作品。只是它们不够幸运，没有能像《遗弃》那样在“城市化”的狂潮中留下痕迹。《遗弃》本身也是被冷落了许多年之后才被读者看到的。我想，问题还是要从体制上去看。如果我们的文学体制诚恳地保护创作的自由，文学就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辨别力。文学就不仅会跟上时代的发展，甚至还能引导时代的发展。
城市的悖论
我的作品都像是城市生活的挽歌
“深圳人”系列小说中的作品让人看到了城市给人带来的折磨和痛苦，最突出的包括《小贩》和《神童》两篇。我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人选择远离，选择“遗弃”。
《新京报》：“深圳人”系列小说将你对城市的感觉更彻底地呈现了出来。你怎样理解城市的特性？
薛忆沩：城市本来是为了生活的方便、安全和乐趣而发展起来的，但是它现在却变得很不方便、极不安全、也了无乐趣了。它成了生活的污染源，精神的压力源。城市是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个悖论，它强化了历史的荒谬感和人的异化感。“深圳人”系列看到了城市给人带来的折磨和痛苦，最突出的包括《小贩》和《神童》两篇。我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人选择远离，选择“遗弃”。城市的悖论不可能解决，只可能逃避。
《新京报》：本雅明有提及过，就是文学对于城市的叙述在本质上都是反城市化进程的，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薛忆沩：我当然认同这个观点。“深圳人”系列小说就是我的认同。小说集中的每一篇作品都带有浓厚的“怀旧”情绪，都像是城市生活的挽歌。几乎所有的“深圳人”都在想要逃离自己的城市，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逃离自己的城市。这个观点肯定了文学的批判功能。
《新京报》：在你的阅读视野内，让你印象深刻的关于城市的书写作品有哪些？
薛忆沩：首先要提的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在我看来，那是关于所有城市的“必读书”。它激起了我写作“深圳人”系列小说的野心。当然还有他的《尤利西斯》，我从那里知道了城市与个人关系的许多奥秘，比如广场和卧室是城市生活的两个最极端的空间。高端的广场代表的是历史的抉择，低端的卧室代表的是个人的困惑。《尤利西斯》最后死守住的是低端的卧室。“深圳人”系列小说同样遵循类似的立场。当然还有许多的随笔作品，如本雅明的那些作品。当然还有布罗茨基。他的《一座被更名的城市的指南》对彼得堡（列宁格勒）地标和历史批判可以“拿来”，值得“拿来”。“更名”是饱经浩劫的中国读者熟悉的革命手段，现在又成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商业行为。它对一座城市心理的伤害可能要过很多年才会反映出来。
采写/新京报记者 于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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