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东胜区政府被曝向企业借款15亿元发工资 2013-07-08 - 南都网来源：财经国家新闻周刊 作者：兰亚红
旧债难化，新债叠加，鄂尔多斯市正面临着严重的政府债务压力。
近期，《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到该市进行调查，了解到在房地产业和煤炭业两大主力引擎熄火之后，该市经济增速由内蒙古自治区的榜首位置跌至垫底。同时，一直潜伏着的“三角债”矛盾也凸显出来。
政府欠企业债，企业欠民间融资公司债，民间融资公司欠放贷老百姓的债，“三角债”的死结似乎有越缠越紧的状况。在一些鄂尔多斯业内人士看来，只有政府将拖欠企业的债务还上，这个死结才有可能被渐次解开。
当地的经济形势让政府偿债变得不轻松。非但旧债难化，且更添新债。据知情者透露，自2012年冬开始，当地有的区政府需要靠向大企业伸手借钱才能给公务员发工资。
目前，民间对鄂尔多斯市地方债总量的估算有多个版本，外界高的估计为3000亿乃至4000亿元。而一位接近鄂尔多斯市政府的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2400亿元，这是最标准的数字。”同时受访的一些鄂尔多斯业内人士也将政府的债务总规模，界定在2000多亿元。
数据显示，2012年，鄂尔多斯市财政收入为375亿元。如果上述估算的债务规模接近真实，政府的偿债压力之大便不难想象。据记者了解，在这些政府债务中，企业欠款占据较大比例，包括工程欠款、各种保证金欠款以及向企业的借款等等。
现在，鄂尔多斯市房地产业尚无回暖迹象。作为经济支柱、财税之源的煤炭行业亦陷入大幅停产境况（参见《财经国家周刊》2013年第13期报道《鄂尔多斯：失灵的煤计划》），鄂尔多斯市政府该拿什么偿债？
政府四处举债
杨亮（化名）是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一家房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在其手上4个房地产项目全部处于停工的当下，无事可做的他干脆选择在家带孩子。
“政府欠我的有1000多万元。我这是少的，欠1亿、2亿元的都有，甚至还有欠10个亿的。”杨亮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据东胜区政府融资平台东胜城投公司2011年的审计报告显示，该城投公司2011年从内蒙古伊泰集团、鄂尔多斯满世房地产开发公司、北京星河湾房地产公司、鄂尔多斯市佳奇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内蒙古雄鹏建筑有限公司、东胜区建设局和国资公司合计融资25.25亿元。审计报告同时显示，至2011年末，东胜城投以质押的方式，向国开行内蒙古分行、建设银行以及中国银行贷款的余额为45亿元。
消息人士透露，去年春节前，为了给公务员发放工资，东胜区政府还曾向伊泰集团再次伸手借款15亿元。“面对政府不是一次的的借款压力，伊泰集团甚至打算把企业总部搬到准格尔旗。”
当地另一大企业万正投资集团，曾因负责东胜区铁西新区的土地一级开发工作而获利颇丰，也成为政府借债的对象之一。据知情人透露，2012年，鄂尔多斯市政府曾经向万正投资集团借款40亿元。“只要和房地产项目沾边的企业，没有不受影响的。”该集团一位部门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神华集团、乌兰集团、呼能集团都已经成为政府借钱的对象。
接近鄂尔多斯市政府的人士介绍，东胜区是鄂尔多斯各旗区政府欠债最多的。包括银行贷款、工程欠款、企业借款、融资平台发行的企业债、拖欠企业的土地开发保证金（10万平米项目约为2000万元）、土地转让保证金（转让款的5%）等，“保守估计不低于1200亿元”。
前述接近鄂尔多斯市政府的人士还介绍，伊金霍洛旗政府欠债仅次于东胜区，“约有700亿元”。
伊金霍洛旗当地民众告诉记者，2010年履新伊金霍洛旗旗委的主要负责人提出了“彻底拆、拆彻底”的旧城改造口号，启动了大规模的旧城区拆迁工作。随之而来的，是大量拆迁补偿款的集中支付。目前，一些片区的拆迁工作进退两难，政府想接着拆，却没钱拆；而不继续拆，片区已经是一片“半拉子拆迁”工程。
以记者接触到的一位被拆迁户为例，其原有的临街4层商业用房被拆除之后，选择了同条件房屋置换，政府为其支付的装修补偿金达400多万元，两年过渡期间的房租有200多万元。按拆迁补偿协议，今年8月份之后，如置换房不能交付，过渡期房租还将翻倍。而目前看来，同片区的拆迁已经成为“半拉子”工程，置换房交付无期，房租能否按时支付也是未知数。这位拆迁户说，他家获得的600多万元补偿全部放贷给了典当行，典当行又放贷给房地产商，同样被烂尾的“钢筋水泥”套牢。
在当地某政府部门供职的一位督察员告诉记者，伊金霍洛旗政府欠债还有另一原因是公务员人数严重超编。“为了给年轻人让位，伊旗有个土规定，正科级的职员上了50周岁就内退了，给个‘督察员’或其他名号的虚职，上班也行，不上班也行，但是待遇不亏。”
记者接到一份曝料，说伊金霍洛旗现有科级干部近千名，正科级占到4成，而全旗核定的正副科职数应不足300人。
康巴什新区，由于城市建设启动较早，相比之下，政府债务规模低于东胜区和伊金霍洛旗。据2013年康巴什新区政府工作报告，“2012年全年累计偿还债务25.99亿元，占新区政府性债务总量的35%”，由此推算康巴什新区的政府债务应该不足百亿元。
但据鄂尔多斯市多位业内人士介绍，康巴什新区的政府债务不止这个规模。位于康巴什新区中轴线南端、与市政府办公大楼遥遥相对的6栋超高层商务写字楼，就压进了鄂尔多斯知名建筑民营企业——兴泰集团数十亿元的工程款。写字楼旁边有一片规模很大、入住寥寥的公务员小区，也套牢了多家参建的房地产企业工程款。
民间借贷风险
“房地产的连体胎儿民间借贷，是一颗不定时炸弹。”杨亮表示，如今数额庞大（有关机构统计大约2000亿元）、涉及面广的民间借贷埋藏着不小的隐患。
杨亮认为，造成今日的局面，一个原因在于政府并无周密规划地超前审批新项目。“只有政府还企业债，企业还民间贷，市民手头有钱才能进入消费，形成良性循环”。
据他介绍，近五年来，鄂尔多斯开始高楼遍地起，以建强建业公司开发的鄂尔多斯第一高楼“方圆一厦”项目为起点，众多房地产项目纷纷瞄准高容积率。与此同时，众多房地产项目纷纷上马，大大小小近500家房地产开发商同时作战，大幅推高了工程成本和融资需求，促使民间借贷井喷。
“我的两个手机24小时不能关机。”杨亮表示，目前东胜区房地产老板的手机号码都被该区打非办监控，资产情况都已上报打非办，且东胜区所有副科以上的干部的港澳通行证、护照都已被上收。“鄂尔多斯是全民融资，领导也参与，怕有的人跑路。”
在鄂尔多斯市采访的数日中，包括建强建业公司在内，记者还获得针对鄂尔多斯市福海集团、东仕投资集团、君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多起民间借贷纠纷的线索。有关人士还介绍，一些因为拆迁征地而一夜暴富、却不知如何用钱的人，也随波逐流卷入民间借贷，如今面临着既没地、又没钱、还没有回迁房可住的困境。
“现在鄂尔多斯处于政府欠债不还、民间借贷不还，要么恶意高价抵顶、耍赖，要么逃避隐匿，债权人与债务人矛盾重重，如果矛盾激化后果不堪设想。”记者接到一份由当地放贷居民提供的材料——“关于鄂尔多斯市政府欠债和民间借贷问题的反映”中，如是写道。
“确实存在城市泡沫”
“上次政企联合会，我们把政府所有的问题都摆出来了。去年的冰雪节就投资了5个亿，鄂尔多斯一年下不了两场雪，弄什么冰雪节，这类工程不干不行吗？去年春节，从东胜区到康巴什一路彩灯铺下去，这个钱不花不行吗？”杨亮说。
据他介绍，在2012年年底鄂尔多斯市召开的政企座谈会上，与会企业曾建议，政府应该拿出具体的还债方案和时间表。例如争取自治区党委政府支持，少拿一块或多转移支付一块；停建缓建一批投资大的公益项目，结余建设工程款用于清偿以前债务等。
杨亮认为，如今看来企业的建议并未得到足够重视。
据了解，按照《鄂尔多斯市政府性债务三年化解实施方案》，鄂尔多斯市、旗两级政府决定从2012年开始，利用3年时间，完成2011年前形成的工业企业政府性债务的清理工作。多位鄂尔多斯业内人士对此表示怀疑，“怎么还？拿什么还？”
今年5月中旬，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一位负责人到鄂尔多斯市进行调研时，该市发改委、煤炭局等相关部门表示，2013年以来全市和东胜区财政形势严峻，增收举步维艰，收支全面滞后，表示将通过全力抓好煤炭支柱产业税收、强化征管加大税收征收清缴力度等措施，大力促进财政增收。而如今，煤炭价格持续下滑，多家大型煤矿陷入停产之境，政府寄望煤炭增收的前景会是怎样呢。
知情人士介绍，在政府短期内归还企业欠债无大指望的情况下，目前房地产企业大多采取用房产、白酒、汽车等各种顶账的方式，来应对民间借贷。有些房地产老板互相凑钱，合力把某家接近完工的项目继续建好，然后按照此前的市场价抵顶给放贷民众；有的通过引进外来投资公司投资续建，然后把投资公司所投资金按照成本价折算住房面积，剩下的房子抵顶给放贷民众。除了房地产企业和放贷的民众外，一些煤炭企业、工业企业的负责人对于鄂尔多斯当前的经济形势也表现出不太乐观的情绪。
“我们位于棋盘井的两个煤矿已经减产。”康巴什新区的一位企业负责人表示，“现在南方用煤主要从越南、澳大利亚、蒙古进口，便宜质量还好，鄂尔多斯本地煤矿核算买矿成本和人工成本，开采越多，赔得越多。”
另一家位于鄂尔多斯装备制造基地的环保企业负责人则表示，面对银行贷款卡死、产能过剩的局面，其企业也面临需要变卖资产抵债的困境。
相比企业和民众，鄂尔多斯市政府显出乐观的态度。在鄂尔多斯市政府提供给《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一份文字采访回复中，用了“稳”、“进”、“优”等形容词总结了其1-5月份的经济运行情况。“稳”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运行平稳，实现增加值726.3亿元：“进”在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8.1%：“优”在非煤产业完成投资占工业总投资90%以上。
“从政府的角度想，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鄂尔多斯有自然资源优势，虽然面临还债困局，但对鄂尔多斯市只是暂时的困难，肯定会渡过。”伊金霍洛旗某银行行长分析，这或许是鄂尔多斯政府希望给社会一个良好预期的原因。“其实，银行也担心政府还不了贷款。而且前几年做的贷款，有些抵押物的价值也正在下滑。”
在采访回复中，鄂尔多斯市政府明确表示，下一步鄂尔多斯将抓好全国清洁能源输出基地、现代煤化工生产示范基地、国家西北地区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有色冶金重要的生产基地和电子信息产业新型基地等五大基地和重点项目建设。
也许过往的一些投资已带来沉重的包袱，在多位受访人士看来，政府想办法偿还拖欠企业旧债，是个现实的问题。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潘洁建议，面对政府债务，政府应该有大作为。“首先要把政府诚信建立起来，扶优限劣，让一部分企业活起来，形成带动作用。然后分批、分期、分步骤地解套。”
内蒙古学者贺雄飞表示，鄂尔多斯当前首先要做的，就是变房地产泡沫的负能量为正能量，可以把鄂尔多斯建设成“大学生创业之都”，鼓励吸引大学生来鄂尔多斯就业、创业、置业，从根本上解决鄂尔多斯人口少和人才少的问题，进而消化过剩的存量房并助力经济。
杨亮则半戏谑半认真建议，“鄂尔多斯城市绿化好，夏天凉爽，可以想办法吸引全国游客来鄂尔多斯旅游观光，吸取房地产泡沫教训”。
来源：财经国家新闻周刊 作者：兰亚红 编辑：黄恺
唯有透明才能驱散器官捐献疑云 2013-07-09 02:30:16 新京报
器官捐献是公民的善行，不应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纠葛。在目前，对捐献者的救助主要依靠医院捐款，而医院又是器官移植的利益相关方，这难免会引发猜想。
■ 观察家
7月8日《新京报》报道，广东、江苏等地有医院反映，地方红十字会存在要求医院捐款换取器官捐献的现象，每成功进行一例器官移植，医院要向地方红十字会捐款10万元，而且相关账目从未公开。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提供的捐献数据显示，我国的器官资源信息多掌握在地方红十字会手中，卫生部研发的计算机分配系统仅能调控1/3的器官。
昨日，广东省红十字会方面表示，为了救助贫困的器官捐献者家庭，红会会为器官捐献基金进行合法募捐，但不存在“以捐款换资源”，自从“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在2011年4月启动以来，广东省所有的捐献“100%通过系统分配”。
地方红十字会一手掌握着捐献器官在医院中的分配权，一手又接受医院捐助，这很容易使红会遭遇寻租质疑。虽然有医院表示，捐款给红会后，会收到捐款支出明细。不过，这样的明细从未有过公开，公众也不知道谁来审查这些捐款的使用。
这事件，无疑暴露出一个公正透明的器官分配机制的缺失，要想驱散器官捐献疑云，还是要做到公正和公开。
据官方公布的数据，目前每年约有30万人等待器官移植挽救生命，但仅有约1万人可以获得器官并接受移植手术。如此悬殊的供需缺口，无疑更要求有关部门和机构在分配器官资源时必须确保公正。事实上，我国早在2009年就已研发出一套自动分配器官的计算机系统，基本已经能像国外那样很好地解决公正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这套系统有没有足够的约束力和强制性？
但必须强调的是，在器官捐献和分配的问题上，最突出的问题其实是器官资源严重稀缺。囿于中国传统社会伦理和文化观念，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认识普遍保守，濒死之人通过器官捐献来拯救他人的积极性也不高。如果器官捐献过程不够公开和公正，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动摇那些有意捐献器官的人。鉴于此，在追求器官资源公正分配的同时，还应通过慈善知识普及来鼓励公众参与器官捐献。
要想驱散器官捐献疑云，另一个努力方向，是将器官资源分配与针对捐献者的救助捐款分开，并且按程序公开相关账目。器官捐献的本质是公民自愿履行的一种善行，不应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纠葛。但在目前，对捐献者的救助主要依靠医院捐款，而医院又是器官移植的利益相关方，这难免会让公众产生各种猜想。
地方红十字会如果不想遭受牟利质疑，又必须承担慈善组织的义务，比较靠谱的办法，是设立独立的人体器官捐献人道救助基金，用以救济那些因治病而在经济上陷入困境的器官捐献者家属。这个基金的资金来源应该是器官捐赠和移植的支持者，而非直接受益人。可以由政府支持和社会募捐共同提供，但不应将捐款与器官移植直接挂钩。
器官捐献工作在中国开始试点的时间不长，出现一些问题是在所难免的。只要能及时发现问题，堵住漏洞，做好资源公平分配和信息公开工作，公众参与器官捐赠的积极性势必会有所提升，由器官资源稀缺导致的各种问题也将得到缓解。
□汤嘉琛（媒体人）
二手房傍名校 身价高一成 2013-07-09 02:32:01 新京报
7月7日，香饵胡同4号院。7年前，为了让孩子上一所好学校，周家人以近20万元买下其中一间13平米的平房。如今，隔壁的房子已涨到每平米12万元。A12版-A13版摄影 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7月7日，香饵胡同墙壁上贴着求购学区房的小广告。
二手“学区房”房价只涨不跌；专家称，学校若调整购房年限等招生条件，买“学区房”未必能入学
“就近入学”是北京现行“幼升小”、“小升初”的入学政策，学校招生区域内户籍下的房产因此成为“学区房”。近些年来，分布在东城、西城、海淀这些教育强区重点学校周边的“学区房”，尤受家长追捧。为获上学、上名校的名额，一些家长跨片、跨区购买“学区房”。
近日，记者走访三个区10所小学周边的中介机构发现，这些“学区房”多数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房，但每平米均价不低于5万。和附近的非学区房相比，“学区房”每平米均价高出1万-2万。在北京实验二小附近，一处13平米的平房“学区房”，每平方米均价达20万元。
针对家长热捧“学区房”的现象，有教育专家指出，买“学区房”未必能上重点，“‘学区房’的年限等条件是由学校根据每年招生情况设定，如果当年片区学生人数较多，加上共建生、条子生，学校会将年限提高。”
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也曾表示，为遏止跨片、跨区择校，北京今年对16个区县所有即将升入小学的孩子进行信息采集，户籍地或是居住地，信息采集时，二者选其一。
链家地产近期对北京1000个学区房楼盘进行监测，数据显示，2012年城六区学区房成交均价比非学区房高出约6.8%，而2013年截至目前，学区房与非学区房的价格差达到11.2%。价格差距逐渐拉大，但学区房的交易量保持平稳。
现象一
“市重点”学区房半年涨1万
府学胡同小学，位于北京东城区北新桥西600米处的府学胡同内。该校兴建于明代洪武年间，已有640余年的历史，如今是北京重点小学，亦在北京最难上的小学之列。
根据近5年的招生简章，该小学招生范围，为居住在府学胡同、土儿胡同、香饵胡同、交东大街等17个街道的适龄儿童。
6月底，记者走访了该小学周边的房产中介门店。一门店房产经纪人金先生介绍，府学胡同小学学区房均价为71000元-72000元/平米，而在今年年初，同样房子每平米的单价还在61000-62000元，“半年之内每平米涨了1万元。”
房产经纪人陈先生推荐的一处学区房位于交东大街6号楼，房屋面积约56平米，以530万出售。而距交东大街6号楼约500米的交道口北二条，一套面积为71平米的三居，报价400万，“两房每平米单价差14000元，就因为北二条的房子没有府学胡同小学入学名额。”陈先生解释。
现象二
13平米胡同学区房单价20万
位于西城区新文化街111号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师资雄厚。即使在教育资源丰富的西城区，该校综合实力也位居前列。该校毕业的学生中，有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学森等。
据了解，该校的主要生源是政府部门和一些央企的共建生，一些不是学校共建单位的家长，选择购买学区房把孩子送入。根据6月8日该校张贴的《2013年新生正式登记通告》，其学区房范围涵盖西单手帕胡同、文昌胡同、文化胡同等9个街区。
7月5日，记者从多位房产经纪人处了解到，实验二小学区房划片区域内的房子几乎都是四合院内的平房，一些院内的各间平房被不同的房主分别买下，每间房子可取得一个实验二小的入学名额。这些老旧平房的建房年代大多无法查明，但价格不菲，每平米约20万元。
新文化街东口一家二手房中介门店的经纪人王先生介绍，目前在售的实验二小的学区房仅有一处，是一间位于文昌胡同50号院内的平房，13平米，总价270万，可送一间6平米的厨房。
现象三
80年代学区房 20年价翻30倍
海淀黄庄附近，中关村三小的一套学区房正在出售，房主马女士的儿子如今已经工作，小学的母校就是中关村三小。据她介绍，她家的这套80年代的两居室只有47平米左右，售价410万。
马女士说，直到卖房前，她都不知道有“学区房”这么一说，是几个月前中介找到她，“说我的房子是学区房，可以卖个好价钱。”
马女士介绍，她家的房子原本是单位的房，“以前还要交十几块钱月租”，90年代房改时，政策要求房屋进入市场交易，家里以3000多元/平方米的价格买下这套房子。
“想不到如今单价涨了30倍。”马女士称，要不是急着给儿子凑新婚房的钱，他们并不打算卖房，“孙子还能用上这个学位呢，但儿子想得开，觉得未来也许教育政策会放开。”
案例1
一家三口胡同平房里住7年
暗红色的铁皮大门敞开，绿色的垃圾箱堆在门口。穿过仅容一人通过的过道，院内是几间拥挤的平房。这里是北新桥南的香饵胡同4号院，在北京重点小学府学胡同小学的划片范围内。为了让孩子读上好学校，周新（化名）一家三口从北五环一套135平米的楼房搬至院内的一间平房，一住就是7年。
13平米隔出三间房
周家的平房总面积不到13平米，被布帘子隔成三间，中间是“多功能厅”，客厅、厨房兼餐厅；西侧是周新的卧室，放着一张1米5长的小床；东侧是周新爸妈的卧室。房内没有卫生间，上厕所要到院外的胡同公厕。
“搬过来是为了儿子在市区读个好学校，他一岁的时候，我们就搬来住这儿了。”从精装修的大房子里搬到这样的环境里住，周新的妈妈认为为了孩子很值得。她今年40岁，32岁得子，不仅换了房子，工作也放弃了。没孩子之前，她在中关村一家知名科技公司上班，怀孕后便辞去了工作，搬到香饵胡同后，她在街道居委会找了份工作。每天给孩子做了饭，早上7点半把儿子送到学校，她就到居委会去。周新的爸爸在附近的银行上班。
早买是“有先见之明”
2006年，周家买下这间13平米的平房，花了近20万。如今，同院内紧挨着周家的邻居，是三间待售空房，每间都有一个府学胡同小学的入学名额，12万一平米。周新爸妈一直认为自家早些年买下这套学区房，“实在是有先见之明。”
周新的妈妈说，想上好学校，没有“关系”，没能力支付高价择校费，买学区房最省事。
“府学胡同小学好啊，不仅在东城，在整个北京市都是数一数二的。”周新爸妈对府学的教学水平和老师很满意。这个暑假前的期末考试，周新的各门课虽然都在90分以上，但在全班40多名同学里只处于中游水平，周新妈妈开始有些不满，但她跟东城区一个普通小学的教师聊天，得知同样的卷子，那所小学考90分以上的没有几个，心里十分欣慰。
如今，周新上二年级，在他上完初中之前，周家还没有搬出香饵胡同的打算。
买房只为名额不去住
为了孩子读重点小学买平房落户的家长并不少见，但像周家这样，真正住在平房供孩子念书的家庭不算太多。
史家胡同1到58号院，近些年都在史家小学招生简章的学区房划片范围内。胡同31号院外的裁缝店店员说，曾有一户姓韩的人家为了让孩子读史家小学，在31号院内买了间平房，但几个月后因为觉得居住环境差，很快搬到了别处。
灯市口大街的二手房经纪人曹小姐说，多数家长花了一两百万，在胡同买下十几平米的旧平房，只是为了给孩子落户，取得一个学区房名额，一般自己不住，而是把房子出租，租金每月每平米约100元。
案例2
100平米新房换70平米老房
看着4岁的女儿入读崇文幼儿园，徐先生心里总算踏实了。去年，徐先生一家三口带着老人，从100多平米的落地窗新房，搬进了70平米的老房。虽然“新家”墙上的裂缝掉灰，厕所水管漏水，但这个能让孩子有幼儿园和小学上的“学区房”，足以让徐先生一家人忍受现有的居住条件。
原住房附近缺公立学校
搬家前，徐先生一家住在丰台马官营附近一个新楼盘，购房前，开发商承诺小区配建幼儿园，业主孩子上学有优惠。入住后，随着开发商撤出小区、物业公司更换，优惠承诺并未兑现。
徐先生开始打听周边的幼儿园，“全是一些在附近村里隐藏的民办园。”坚定徐先生换房决心的，是他考察完自家附近的小学后。“离家最近的只有一所民办校，每天听不见学生早读，看不见孩子做操，相对较近的育英小学又不在片儿里。”于是，他到教育资源丰富的东城区断断续续看了2年房。
2011年，徐先生花了220万买下位于体育馆路附近的这所老房子。“附近有四五家小学，三四所中学。”徐先生觉得，虽然没有很多名校，“但至少孩子能上一所好点的小学，中学的选择也多些。”
孩子升入初中就卖房
2年前，康先生把家从朝阳区工大附近搬到了海淀区中关村一所1991年的老房子，“60多平米，没装修，260万，房价是以前房子的2倍，但它是中关村三小的学区房。”
康先生把朝阳区的房子和老家石家庄一套100多平米的房子都卖了，还向亲友借了几十万，终于用两套房的房价买了一套“学区房”。
如今，康先生的孩子在家附近的幼儿园就读。每年，他都会关注中关村三小的划片范围，“还不错，历年都没被划出去过。”对于未来划片变化的风险，康先生表示愿意承担。除此之外，这套房子的市值也让康先生宽心，“当年我买时均价4万多，现在涨到8万多。”他还有一个长期打算——等孩子升入初中，就把房子卖掉，“这么贵的价钱，住着‘太奢侈’。”
案例3
买完“学区房”发现没学位
买到“学区房”就踏实了吗？苗先生为了让4岁的女儿能上西城区的小学，今年6月，他通过中介将一套价值285万元、位于六铺炕二区的“学区房”买下。当他拿着去派出所落户时，被告知该房目前有户主，户籍人口中有一名儿童正在苗先生盯准的学区上2年级。
“按照学校规定，这个2年级的学生小学不毕业，我即使落户成功，女儿也无法利用这个学位。”苗先生算了算，等他的女儿到入学年龄，那名户籍儿童才上四年级，“花了钱，却买了个没有学位的‘学区房’。”
一夜之间，苗先生从消费者变成了维权者。他以中介未核实房屋信息、提供虚假房源信息为由，向对方提出退房及赔偿要求，目前，双方仍在协调中。
苗先生也开始疑惑，“买学区房，到底值不值？”苗先生说，即便买到学区房，家长需要承担的风险也很多，“得时刻紧盯划片的稳定性，还得关注学校要求的居住年限，有可能等孩子到年龄了，又够不上学校的条件了。”
虽然了解诸多风险，苗先生还是无法拒绝“学区房”的诱惑，“对于没门路、没关系的家长，想给孩子上个好学校，这可能是最可行的一条路。”
■ 分析
缘何出现“学区房”？
教育资源不均衡化和家长跟风追“名校”共同作用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教育资源不均衡化和家长追求名校的跟风现象，导致了“学区房”的出现。
储朝晖介绍，义务教育法里规定了“就近入学”原则，该原则实际上是对政府的要求，即在有人居住的地方，政府就应该设立学校，并且同一区域范围的学校没有差异。现在反之，“就近入学”成了对学生和家长的要求，孩子只能在家附近的地方上学，但又面临学校教育质量有差异的现实，于是家长开始根据好的学校来选择家的位置。
储朝晖说，家长追“学区房”事实上是在追求高质量的教育资源，但家长对教育质量、“学区房”存在不够专业的判断，当社会评价认为某一学校好时，家长也认为这个学校好，产生跟风现象。
但从本质上讲，如果学校不存在差距，家长就不会产生误判。而学校教育质量差距是长期以来，公共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造成的结果，“政府办示范学校、实验学校，实际上就是对不同学校区别对待。”
伟业我爱我家集团市场分析师孔丹回忆，2007年以前，就有“学区房”概念，但关注度并没这么高。最近5、6年，很多外地人口在京落户，子女上学成为刚性需求，人口膨胀造成教育资源更加紧张，“好学校周边的‘学区房’竞争激烈，价格水涨船高，近几年虽然不断有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但‘学区房’房价从未降过。”
如何改变“学区房”现状？
北京通过名校办分校、城乡学校手拉手等平衡教育资源
据了解，为了推动中小学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发展，北京市通过启动实施“名校办分校”、“城乡学校手拉手”、推进“学区化”、城区教师到农村支教等支援远郊区县教育发展等工作。
以“城乡学校手拉手”为例，这两年北京新建45所城乡一体化学校，多分布在城乡接合部、城市功能拓展区、新城建设区，这些学校与资源输入的名校实施“一个法人、一体化管理”模式，校长在两个校区拥有同等的人事、教育教学安排、校园文化建设等各项权力。新校区和原校区教育教学管理、教材、作业系统及校内考试评价实施统一管理。
此外，2012-2013年，各区县新建、将建22所名校分校，其中小学分校有7所。不过孔丹说，对于知名学校在外城设分校等，“家长的认可程度不太高，多数还是愿意在城里买。”
储朝晖认为，要改变“学区房”火爆现状，“只有政府尽到设置教育质量无差异学校的责任，学生家长也自然不会去寻找学区房。”
根据媒体公开报道，2011年3月，北京市和教育部首批签署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向社会承诺：2015年，全市所有区县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珍妮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珍妮 李雪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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