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代香港人》作者：陈冠中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3年5月 - 新京报
陈冠中有着香港、北京、台北三地生活的经验。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生于上海、长于香港、曾居台湾、现居北京的文化人陈冠中，是香港1949年后“婴儿潮”的一代。在他眼里，这一代香港人因为教育所带来的天然缺陷，造就了后来挣快钱的中环价值观的形成，为今日香港贫富悬殊的二元经济，缺乏知识经济产业和成长的火车头，埋下了祸根。
这些观点，在他的新书《我这一代香港人》中，有详细的阐述。2000年后他长居北京，这使他对香港的观察，有了一份隔岸观火般的清醒。梁文道称，他开启了香港集体反思的精神运动。近日，记者采访了陈冠中。
谈教育 我们这代人很容易受训练
新京报：你1952年出生在上海，4岁到了香港，成为香港“婴儿潮”出生的一代。你的新书的第一篇文章《我这一代香港人：成就与失误》，对你们这一代人的教育和文化做了很多反思。你觉得你们那一代教育是有缺陷的？
陈冠中：我们长大的时候，社会舆论整天都在批评以考试为主的填鸭式教育制度：小学六年级时考试，淘汰一部分学生，然后到五年制中学，又要淘汰一部分，再读预科进大学，又要考一次试，能进大学的人很少。
金字塔式的教育制度，压力非常大，都是为了考试准备的。我们受到的教育很功利，就是希望有些人能进入大学，以后可以做公务员、医生等职业，其他人就早点去做工人，做别的行业。我们在学校里面也没有好好接受公民教育，尤其是对现代史我们很多都没有太理解。
新京报：这样的教育导致后来你们这一代人的失误？
陈冠中：这个教育有个好处，就是把我们这代人变得很容易受训练。我后来走了很多地方，知道有些国家的人民，比如说训练他做电子、手机组装工人，有些人不想学，因为很枯燥。但我们就很容易训练。到我自己大学毕业，就是1974年，香港经济已经相当好了。比我早一届的香港大学的社会科学的学生，就是1973年毕业那一年，有三十几个人，给一家美国银行请去了，以前是没有的事情。我们毕业的那几年，大量外企进来。香港经济起飞需要很多人，大家都马上找到非常好的工作。
新京报：所以你觉得你们这一代运气很好？
陈冠中：是的，但这是后来才理解的，原来以为是应该的。我们周边同一代的台湾人和内地人，那时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机会。
因为香港在1949年后属于所谓美国带动的市场经济的世界，里面有个工业的分工。第一波分工，是把美国移到日本的轻工业转到香港来，香港分到了这一个小块，大家虽然很辛苦，但是生活水平提高，就业得到保障。当我们出来的时候，香港又开始转型到一个金融服务类的城市了。
新京报：很多人谈论香港精神，认为是一种奋斗、拼搏、勤劳的精神。
陈冠中：对。所以整天捧自己，也就是这一代人，但我们其实有很多没做好的地方。虽然我们成功有点幸运，我们自己不太自觉，但是这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新京报：你觉得是教育的问题吗？
陈冠中：对，工具性特别强。所以对非工具性的事情，特别没兴趣。比如说，各种政治理想啊，或要付出但是没什么回报的东西啊，都会比较没兴趣。
谈经济 成长火车头找不到了
新京报：香港在内地开放以后，把工业搬到了珠三角，着力发展金融物流这些高附加值的行业，你觉得这是香港经济的一大失败？
陈冠中：不是，只是我们错过很多机会。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工厂搬到珠三角又继续赚钱，根本不用提升技术。我们就做房地产做股票，炒买炒卖，不做实业了。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能做点长远规划的话，发展一些知识产业，比如说做医疗中心、教育中心，肯定很快就上去了。而且新的行业，就可以聘用更多的人。但是香港人那时候就想赚快钱，要不就炒股票，要不就炒房地产，最后到今天，问题就出现了——现在只有两种阶层，一种是少数从事金融行业很赚钱的人，其他的就是收入很低的普通服务行业的人，没有了整个中间收入的行业。
新京报：所以就提出了一个二元经济的说法？
陈冠中：对，香港人后来提出，我们香港不行了，大家就做二元经济吧。没钱的人，做点小生意。我觉得这其实很不对，本来就是应该有各种层次的（不是二元）的行业，比如说开工厂，把工业提升，好的蓝领工人收入也是很高的。新加坡还是有工业，我们没有了。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出要发展中价值、中就业的产业。但是香港已经把制造业搬到内地去了。现在内地也面临结构升级。你觉得香港要怎样才能找回制造业？
陈冠中：现在重新开始是很难的。香港已经错过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最好机会，它本来可以升级到第三产业，就是知识经济，现在周边地方已经都起来了。为什么现在香港这么焦虑？因为香港真的很难了，除了金融还占先之外。现在香港自己的成长火车头在哪里找不到了。
新京报：许倬云最近的新书《台湾四百年》，提到台湾经济现在也面临跟香港差不多的困境——制造业转移到大陆，大家都去赚很容易的钱，没有完成结构升级。
陈冠中：是，我们都曾经有领先过的时候，但完全没有珍惜，一下子就错过领先的机会。
谈文化 现在香港创意界很厉害
新京报：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看香港电影、听粤语歌曲长大的。作为曾经的电影从业者，你觉得香港文化创意产业衰落的原因是什么？
陈冠中：首先是怪我们的经营，包括政府、商界，太没眼光，太短视。他们往往把钱投到别的地方去了，都在赚最稳定的、最安全、最快的钱。我问了我很多同代人，他们并没有说我们为了香港要做得好一点，没有这个概念。这种价值观不存在，但韩国人有这种价值观。
香港过去的确是了不起，在物质很不好的60年代，已经开始做自己的创意产业。开始时，往往是模仿的，但是很快就闯出一片天地来。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所谓黄金十年，票房曾经是稍微超过好莱坞的。但是，本地产品受欢迎到这个程度，也就是十年。当时我们把台湾的商业电影都打垮了，他们从此都没有再建好商业电影，因为都看香港片。
但是我90年代中到台北，所有年轻人都不看香港电影了。当时占的票房只有5%，最后5%都不到。我问他们，几年前你们都还爱看香港片，为什么现在就不看了？他们说我们都发过誓,以后都不会看你们香港电影的，太多烂片了。就是这样作死自己的。
新京报：去年内地的一个港乐爱好者写了一本书叫《夜话港乐》，专业的乐评人不会觉得这本书有多重要，但是香港的贸发局把这本书作为重点来推荐，容祖儿等歌手都觉得这本书给了他们很多鼓励。
陈冠中：现在只能怀念当年的辉煌。其实，现在香港创意界很厉害的，很多人在做，比如说做音乐的，做美术的，做剧场的，我们不知道而已。香港人比以前更会做这种东西，但是产业机会错过了。现在内地这边有自己的东西，台湾有台湾的东西，就不见得要再看香港的了，就没有一直领先嘛。其实年轻人还是挺有创意的，特别努力，或许下一个循环会再出现，有时候要靠运气。
新京报：现在香港的作家多吗？
陈冠中：香港作为一个七百万人口的城市，作家肯定比任何内地七百万人的城市更多。除了北京之外，香港一定是中国第二名或者第三名。台北跟香港，台北是第二，或者香港是第二，北京肯定是第一。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了文化沙漠这个词语的来源，你本人是不是对香港文化沙漠的说法不以为然？
陈冠中：是的。一个城市被一个词贴上之后，就好像幽灵一样，挥之不去。多少年了，一般人还是这么说话。当然说这个话的人，其实反映了他的无知而已。香港在文化上肯定是中国第二名，绝对比上海强。不能跟整个内地比，但应该跟城市比。如果香港是沙漠，那除了北京之外，大家都是沙漠！
说香港是文化沙漠，其实反映了他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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