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价压垮了民营书店- 新京报

高房价压垮了民营书店 2013-07-05 02:30:17  新京报

民营书店整体性陷入困境的这五年，恰是中国房价涨势最凶猛的时期。地价房价的上涨，倒逼租金的大幅上涨，这远非书店的微博利润所能支撑。

　　■ 观察家

　　伴随着凌厉的房价涨势，新一轮民营书店倒闭浪潮或将到来。据新京报昨日报道，位于北师大东门的野草书店将要关门。据了解，这个小书店不足20平方米，但每年房租就要十几万元。人民日报也报道，连锁书店“纸老虎”也快撑不住了，“最多再撑3个月”。

　　这一小一大的两家书店，折射出了目前中国民营书店的整体困境——除却电商渠道的挤压、人力成本的上升等因素，高房价带来的高房租，正在迅速侵蚀这些书店的利润空间。三年前，最大的民营书店第三极书局倒闭，留下了7800万元的巨额债务；两年前，北大南门的“风入松”关门，“光合作用”也关闭了北京两家直营店。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以来，全国倒闭关门的民营书店至少有一万多家。

　　面对凶猛的租金，这些书店倒下了，也有些书店还在艰难苦撑。“单向街”书店几年内三次“搬家”，万圣书园去年完成了第四次“迁徙”，真可谓“好书店，不畏流浪”。

　　巧合的是，民营书店整体性陷入困境的这五年，亦恰是中国房价涨势最凶猛的时期。2007年北京房价均价才刚过万元，而去年底的均价则已经高达2.2万元，五年翻了一番。地价房价的上涨，倒逼租金的大幅上涨，这远非书店的微博利润所能支撑。

　　书店一直是微利行业。主观上，不少经营者的初衷，或许并非为了赚大钱，市场的逻辑似乎让位于理想主义情结。但客观上，他们却难以逃脱市场规律的作用。全国人大代表曹可凡，近年专注于提交实体书店的提案。根据他的调查，“租金成本已成为书店支出大头，很多书店的日租金超过3元/平方米，有的高档商场中的书店，租金甚至达到20元/平方米，不少书店交完租金，毛利率只剩下1.5%-3%”。

　　电子化阅读虽是大趋势，实体书店逐渐减少看起来难以阻挡，但如今的倒闭浪潮，主要是“输”给了高房价。不妨设想，若没有高房租的挤压，纵使电子化阅读浪潮席卷，实体书店还会像今日这般艰难？作为传统国企的新华书店，由于多数店铺都属于自有财产，所以就无高租金压力，日子好过不少。

　　实体书店亟须拯救，尤其是那些具有独特文化气质的书店，不能眼看他们完全消失在公众的视野当中。拯救实体书店，固然减税、政策扶持的力度需要加大，但如果高房价仍然持续，或许，将抵消上述努力。

　　其实，交不起房租的不仅仅是书店，零售、餐饮等行业亦深受其害。前几日，星巴克关闭国贸店，还是因租金上涨。高房价早已经不单纯是房地产问题，而是深入到经济社会的各个角落。

　　从书店这一“小行业”，可以窥见，不断膨胀的房价泡沫，或会压垮更多的行业——这固然会淘汰一些落后产业，但同时也会遏制创新精神，创业氛围，“忧患实多”。

　　□新京报评论员 倪金节




“工作压力大收入低”川一副镇长辞职 2013-07-05 02:33:05  新京报 

　　在网上发表辞职感言，“不是一时冲动，是理性决定”，同时认为大量时间没有“干正事”

　　28岁的四川泸州市某副镇长7月1日正式辞职。他在网上发了一篇辞职感言，自称任副镇长两年来，每年平均有4个月在维稳，只有4个月在干“正事”。除工作压力大、收入低之外，还有“价值观”的问题。他至今都在思考：“有些维稳是真的维持稳定保持地方经济平稳发展，还是为了保帽子？”

　　辞职后，他表示将去做律师，并兼顾一些生意。他相信以自己数年的法院审判工作经验，两年的行政领导经验，较精的法律学识，能够做好法律服务。

　　辞职不是一时冲动

　　新京报：你为什么要主动辞去官职？

　　副镇长：我并不是一时冲动，辞去副镇长官职和公务员身份是我权衡利弊做出的理性决定。主要是基于两点：基层工作事务繁杂，压力很大、很辛苦，短时期内难以看到成效，光凭个人努力很难改变什么；另一方面，收入很低，我的工资仅够给孩子买奶粉和尿布钱，工作6年了还靠父母接济养家糊口。

　　新京报：你在辞职感言里说：这是个价值观问题，工作不能实现人生价值。你在当年主动竞选副镇长时的设想是什么？

　　副镇长：2006年本科毕业后，我在广州做了一段时间建筑工程项目，生活奔波不稳定。2007年通过招考进入法院上班，做了几年法官，后来竞选副镇长成功。在我的理想中，法官、政府官员，都可以通过工作实现司法公正，为公民办好事，带领地方改善生活环境，勤劳致富。但6年的公务员生涯，我发现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

　　我工作非常辛苦，我周围的基层干部工作都非常辛苦，但是改变很缓慢，很难看到工作成效。比如我很重视交通问题，参与路网建设，工程开头了，却得不到推进，我挺失望。

　　每年只有四个月干正事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有辞职念头的？最终促使你做出决定是什么事？

　　副镇长：是今年1月份。长期积累下来的疲惫，让我心力交瘁。

　　有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2012年下半年到今年1月份，我花大半精力盯着上访的刘氏兄弟，但最终我还是因为五人上访被行政警告处分。今年，我还多次到外地城市维稳。每次维稳都是放下其他工作，领导带队进村入户调解矛盾纠纷，监视重点人群流动，不胜其烦。

　　新京报：维稳占你工作多大部分？

　　副镇长：我不是专门做维稳的。我分管的领域有安全、依法行政、国土等，很多很杂，但维稳牵扯了我很大一部分精力。根据我自己的工作经历总结下来，每年平均花4个月维稳，2个月搞资料应付检查，2个月是开会、学习等，最多余下4个月干正事。

　　新京报：维稳影响你工作吗？

　　副镇长：我被维稳牵扯了很多精力，时间被浪费了，我想做更多实事。至今我都在思考，有些维稳是维持稳定保持地方经济平稳发展，还是为了保帽子？

　　新京报：基层工作带给你的最大压力是什么？

　　副镇长：我分管安全，从企业生产安全到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都要管。安全领域又是政府工作中最高风险点，即使兢兢业业干工作，保不准一个无法预见的事故就要被问责。

　　辞职为不让家人饿肚子

　　新京报：工作上你最不能忍受的是什么？

　　副镇长：我完全无法顾及家人。我儿子还不到一岁，妻子和我父母住在城市里，离我工作的地方有300多公里，每周回一趟家要坐4个多小时车。我经常是周六晚上回家，屁股还没坐热，周日早上又要赶回乡镇。从5月到离职前，我连续2个月都没有休假。

　　新京报：可以透露你的具体收入状况吗？

　　副镇长：我每个月到卡工资3046元，住房公积金422元，电话下乡补助400元，年底有几千元目标考核奖金。而我儿子一个月的花销是尿不湿4包，138元一包，奶粉四罐209元一罐。我不抽烟、不打牌、不自己买酒喝，生活还得靠父母救济一些。

　　我是个理性主义者

　　新京报：你怎样看待这6年的公务员生涯？

　　副镇长：我完全不否定这几年的公务员工作，收获了很多。在法院工作期间每年审判100多个案件，做副镇长也为老百姓干了一些实事。我不认为我是体制的反抗者，也不是理想主义者，我是一个理性主义者。我选择改变自己的生活，这是个理性抉择。

　　新京报：你辞职在同事和家人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副镇长：一开始我的家人不同意，但是我把经济原因和他们说了，也理解了。领导也劝过我，要我别着急，慢慢来，事业是一步一步干出来的，但我不想等了。领导最终尊重了我的个人选择。

　　□新京报记者 萧辉




必须遏止地方通过投资拉动增长的冲动  早报特约评论员 杨国英   发表于2013-07-04 08:29

中央决策层在严守货币政策不放松的同时，还需要结构性治理地方政府通过信托、地方债、民间借贷等渠道进行融资的乱象，更需要尽快形成更为科学、更具可操作性的地方考核体系..

　　时隔近一年之后,围绕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地方政府的呼声再次渐起。据《每日经济新闻》7月3日报道，中部某省发展改革委官员在接受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地方稳增长仍然主要依赖投资，出口和消费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毫无疑问，于短期（或当年度）保增长而言，该官员的上述言辞，算得上实话实说。因为，在宏观经济形势持续探底的背景下，要完成短期的保增长目标，投资拉动显然是见效最快、最容易达成的方式。

　　但是，于中长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而言，该官员的上述言辞，则不仅是极其短视的应急之术，更是不计后果的荒诞之语。

　　论其“极其短视”，是因为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相对饱和的情况下，近年来的投资拉动，已存在明显的边际效益递减趋势。在这种格局下，持续进行投资拉动，必然会导致“规模不经济”的现象益加严重。

　　批其“不计后果”，是因为在我国地方债务本就高企的时候，仍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其结果只会导致地方政府加大“借新偿旧”的力度，从而持续堆砌地方巨额债务。更何况我国在民生保障方面还存在多年“欠债”。

　　实际上，除了投资拉动的边际效益递减，以及地方政府的财力不逮之外，于当下而言，我国无论石油、矿产，还是土地、水和空气等资源，均已无法承受进一步粗放式利用造成的压力。如果持续依赖投资拉动，石油和矿产的对外依存度必然会持续攀升，土地、水和空气的质量会益加不堪，由此造成的环境损失难以弥补。

　　地方保增长真的如此重要吗？如果说，此前地方政府动辄以保增长为理由，极其短视地实施投资拉动，姑且还称得上是“GDP崇拜”下的制度理性。但中央已三番五次表态“提高经济下行的容忍度”，在6月末刚刚结束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更已明确表态“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仍以保增长为理由试图通过投资拉动增长，显然让人怀疑其另有企图。因为，大规模投资可以为地方政府增加财权以及资源分配权力。

　　地方保增长非得通过投资拉动吗？固然，在外部市场需求弱化之下，稳定出口极其不易，但只要切实转变行政职能、大幅减少行政审批，通过为出口企业释放制度改革的红利，从而相对地稳定出口，并非不可能实现。同样，在宏观经济下行背景之下，扩大消费是很困难，但只要地方政府真正着力于民生保障投入并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通过全面减少民众的后顾之忧，扩大消费实际亦有可能真正打破僵局。

　　地方保增长需要什么样的投资拉动？历年来，只要地方政府提到经济增长，几乎都言必称“投资拉动”，而与地方政府所谓的行政主导型“投资拉动”不同， “投资拉动”还有另一种形式，即是由市场参与主体基于对未来经济形势的乐观预判而自发形成的投资热情。于我国而言，上述两种投资拉动的主体，则可以明确分为行政主导型投资拉动和市场自发型投资拉动，但这两者在我国尚处转型期的时候，不仅无法相向而行，某种程度上还处于事实对立状态，这是因为行政主导型投资往往意味着行政权力的加剧，其最大的受益方则往往是中央企业和地方国企，而民企在这种资源分配不均衡的情况下，其发展空间往往会进一步收窄。

　　必须遏制地方政府挥之不去的投资冲动。面对地方政府再次兴起的投资拉动呼声，中央决策层在严守货币政策不放松的同时，还需要结构性治理地方政府通过信托、地方债、民间借贷等渠道进行融资的乱象，更需要尽快形成更为科学、更具可操作性的地方考核体系。

.END



录入编辑：李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