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鄂：当前审判机制已不适应时代需求 广东省高院院长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作此表述 2013-06-30
广东省高院院长郑鄂。 南都记者 冯宙锋 摄(资料图)
6月25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郑鄂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在采访中，郑鄂表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现有的体制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他表示，更大步伐的改革，还需最高层次的顶层设计。
据报道，广东法院系统当前正推行一系列改革，去行政化。作为历史上一贯担当改革先锋的广东，郑鄂指出“除了改革，没有别的出路。”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郑鄂曾多次在全国“两会”上提出有关司法改革的建议。
以去行政化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郑鄂认为，司法不公的原因绝大多数并不是因为司法腐败。“我们没有真正找准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因素，其中司法行政化是导致司法公信力下降的因素之一。”
“去行政化”，是近几年来广东司法系统推行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作为去行政化的一项尝试，广东省深圳福田区法院、佛山中院开始试行审判长负责制，这项改革被认为是在制度设计上确保法官依法独立审判，最大限度排除行政权力对审判权力的干扰。有媒体解读称，此项改革赋予审判长相对完整的审判职权，意在推行法官职业化建设，让审判长成为“真正的法官”。
郑鄂指出，传统的审判方式，是以行政化为结构的审判方式。即法官承办完案件要层报副庭长、庭长、副院长、院长批，甚至有的案件最后还要上报审委会决定。审理案件的人不判案，判案的人又不审理案件，这种模式就是行政化的表现。
行政化审判模式最大的弊端是权责脱离、效率不高。“有的法官会想：反正是你领导审批的，马虎点也没问题，最后总有人扛。但如果是法官自己做主的案件，他就会很紧张，很认真。这两者心态不一样”，郑鄂提出，改革就是要回归审判规律，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社会消化不了的问题都集中到了法院
谈到影响审判公正的其他因素，郑鄂认为，目前的审判机制，是源于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审判机制，和当年的苏联模式是一样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现有体制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任何一种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没有法治保障是发展不下去的。在此情况下，政府要求法院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比如征地拆迁、拖欠工资、假冒伪劣等等。经济发展中产生的问题主要还是要靠社会来消化，现在是社会消化不了，问题都集中到法院解决。法院有什么本事消化呢？有什么资源去消化呢？
其指出，目前，从基层开始90%都是民商事案件，刑事案件只占10%。但国外不一样，国外10%是民事案件，商事案件几乎为零，90%是刑事案件。大量的商事案件分流到社会中，由行业协会组织、贸易协会、仲裁机构等来消化社会矛盾。这就是市场机制。只有加快社会建设，运用市场机制来化解社会矛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法官应当有员额限制
谈到法官选拔机制，郑鄂认为，法官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必须有特殊的选拔机制，通过这样的机制能有力地树立司法公信力。目前，法官选任机制还是一种行政化的方式。
郑鄂表示，在法官遴选上，国家规定：只要公务员考试合格，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助审员经过院长任命，审判员经过人大任命，就成为法官了！在其看来，法官还是要有个员额限制的。比如一个基层法院，要根据案件多少、难易程度决定法官的人数多少，这必须规定好，缺一补一。在培训方面，国外是法官先培训再上岗，有关人才要经过严格的两年培训，才能报考法官，严进严出。而我们的法官则是先上岗再培训。
郑鄂认为，要采取严格的遴选程序，坚持严格法官条件，努力实现法官专业化、职业化。在业务方面，要打破传统的案件审批制，法官说了算。
更大步伐的改革还需顶层设计
“我们目前的改革，都是局限在机制上改革，比如审判长责任制，团队负责制，逐步减少行政审批等。但是怎样遵循司法的规律，确保审判权、检察权的依法独立公正行使的体制机制，就需要上面的顶层设计。”郑鄂说，他看到了希望，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改革进一步完善司法体制，提出了进一步提高司法公信力，这些都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目标了。“我感觉法院改革的机遇已经到来。”
据《中国新闻周刊》
“网上信访”要像网购一样方便 2013-07-01 02:30:17 新京报
网上信访和网购，领域不同，但实质理念其实是相通的。网上信访也需要提高“用户体验”，让民众相信网上上访既方便，又可信赖。
■ 社论
据报道，7月1日起，国家信访局门户网站网上投诉全面放开。国家信访局局长舒晓琴强调，要认真办理网上信访诉求、意见和建议，逐步解决好网上信访过程和结果可查询、可跟踪、可督办、可评价等问题。
互联网时代，提供了无限可能，信访也不例外。网上信访并不仅仅是传统信访的补充，它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若利用得当，网上信访完全可以比传统信访更高效、便捷，未来甚至可能成为主流信访渠道。
网络形式可以有效降低民众的信访成本。有上访经验者说，到北京跑部委得一个星期，到省城找厅局得三五天，到市县也得一两天，而网上信访只要几分钟。网上信访不仅可以降低上访成本，“数字办公”也有助于提高政府部门受理信访的效率。现实中令人头疼的截访问题，在网上信访中也会自然消失。
然而，现实中，有些地方部门的表现并不令人满意。今年5月份媒体报道， 2010年8月有网友在海南省政府网站的信访栏目“上访”，今年5月份才收到回复。这种效率连普通信访都不如。
信访适应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不仅是为了技术上与时俱进，拓宽民意表达的渠道，更要主动探索网络技术可以带来哪些工作方法上的改进甚至颠覆。舒晓琴局长提到的信访过程和结果要实现“可查询、可跟踪、可督办、可评价”，是对网上信访的新要求，而这样的流程也与时下的网络购物颇有几分相似。
当下，民众之所以热衷网购，很重要原因就在于在购物过程中，可以查询、跟踪每一步的订单状态，可以对商品进行评价，浏览他人的评价，一系列的保障让人放心。网上信访和网购，领域不同，但实质理念其实是相通的。网上信访也需要提高“用户体验”，让民众相信网上上访既方便，又可信赖。
可查询、可跟踪是网上信访的基本要求，无需多言。如何实现可督办、可评价，更需要下工夫研究。固然不能像电商一样允许“提醒卖家发货”“给卖家好评或差评”，但只有通过技术手段，让投诉提交者可以对受理者进行监督、评价，并且让人们能公开看到这些评价，才能不断提高网上信访的质量和效率。
国家投诉受理办公室等网上接访单位，还可以主动“公示业绩”，比如定期公布接受了多少投诉，多少已有处理结果，还可以不定期公示一些典型案例。反观现在的国家投诉受理办公室网站，首页除了登录窗口就只有投诉指南，登录进去之后，也只能查询到自己的投诉，人们看不到它究竟做了哪些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值得努力或可以改进的。
网上信访，并不是简单的开个网站，另辟一条通道，网络不仅是线下的延伸。只要充分发挥网络的优势，设计一种全新的、更高效、更通畅的信访工作模式，就能突破信访工作目前的困境，开拓新的局面。当然，除了网上信访等创新，从根本上来讲，更多的信访诉求还需要导向法治渠道去解决。
体验三男科医院 医生看钱说病 2013-07-01 02:31:26 新京报
6月21日，北京京坛医院，宋医生指着男性泌尿系统结构图，给体验记者“上课”。他查出记者感染霉菌和性病。
三家医院查出记者患前列腺炎、性病等，两公立医院复查称记者无病
■ 核心提示
最近北京部分男科医院被爆出“没病查出病来”等各种乱象，情况到底如何？新京报记者亲身体验进行验证。
我，27岁，那个前去“体验”的男记者。在网上搜索出来的三家男科医院，我经历了很多：检查可讨价还价、治前列腺炎要先割包皮、感染霉菌有性病等等。 几天后，当我拿着同仁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的检查报告，回访这三家医院，医生们要么改口称炎症不重，要么说大医院检查不仔细，同济医院还退还了当初的挂号费和检查费。
第1站
检查费包里没钱可还价
时间：6月19日上午
地点：北京同济医院
这是一个有内外套间的诊室，我的对面，是被称为彭主任的医生。在北京市卫生局的医师注册信息中，这位40岁出头的彭姓男子，是一名执业医师。
“你炎症很重啊，得赶紧查查。”彭主任简单检查后，当即开出了一张有多个检查项目的检查单，并让助手带着我去交费。
彭的检查单里，有化验血液和B超两项，我认为没必要，于是他的助手删减了一项。
接下来，我感觉求医变成了摊头购物——与医生讨价还价。
因我包里钱不够付561元的检查化验费。为此，助手第二次减少了检查项目，“三百块钱你总有吧？”
可在我“还要和女友商量下”的犹豫中，检查项目又被勾掉几项。最终，我花了161块，只做了尿常规等项目。
检查室就是彭主任套间里稍小的那间屋子，里面放着一张单人床和一台叫不上名的仪器。
“脱裤子，趴到床上，腿分开。”助手的命令，让我非常难为情。胸牌显示他姓韩，为医院的助理医师。
随后，他从书桌上拿出了一个橡皮手套，他把乳黄色的手套套在手上。
没看见消毒，也没有润滑剂，在我意识到探肛将开始时，肛门已经传来了疼痛。
“哎哟！轻点吧，特别疼！”我大喊，但换来的是一波比一波更加用力的搅动。
“里面炎症很严重，疼痛是正常的，得马上治。”助手回应我的喊叫，看看、看看病得多重，而我已憋得满脸通红。
下午两点，这位在诊室门牌上留下“用口碑让患者满意！用疗效提升男人幸福指数！”格言的医生，正拿着我的化验报告端详。
彭盯着我，语速急促。“小伙子，你这里面有大问题啊，炎症啊，你这尿里面有问题，分泌物也存在问题，白细胞增高说明问题严重。”他的语气深沉。
他说还得查血液和做B超，才能确定病因。而这，正是上午我拒绝掉的检查项目。
继续查的要求被回绝后，他在病历本上一个字也没留。
“用得着写吗？你又不继续检查，又不治疗啥的。”说完，他在转椅上转了个圈，把后背留给了我。
第2站
前列腺有典型炎症需手术
时间：6月20日
地点：北京曙光医院
这次的医生姓刘，能从北京市卫生局查到他的医师执业资格证，北京曙光医院在其官方网站上宣传称其为该院专家组成员。检查和取分泌物都是由他亲自动手。
“哎哟！”刘医生在取分泌物的时候，跟同济医院那个助手一样，力道很大，疼得我又没忍住。
“难受啊？前列腺液都出不来了，腺管都堵塞了。”刘医生一边继续使劲摁一边嘟囔。
化验分泌物标本、B超、尿常规、血检，他甩过来一张要交370元的化验单。
我说有刚做的血检和B超报告，他立马回了句“你到我医院来治病，我给你安排的检查，你觉得没必要吗？”
再三坚持下，他划掉了部分项目，只余下了前列腺检查，“你这个前列腺不正常，你要不查我真没法给你看病了。”
花了210元，半小时后检查报告出炉。
“你分泌物里有杆菌球菌，这叫包皮龟头炎，包皮太长滋生细菌，它通过尿道口进去感染了你的前列腺，听说过前列腺炎吗？”对着检查报告，刘医生说能看到炎症细胞，属典型的前列腺炎。不仅如此，我的尿道“不正常，起不到保护作用。”
我有些惶恐，难道真病了？医院门口挂着“全国十大诊疗基地”、“国际优秀男科医疗合作单位”、“中韩男科新技术合作医院”等牌匾，他的诊断，应该没问题吧？
刘医生说，治疗要先切包皮，然后再治前列腺。他给我推销两种包皮手术，“现在就可以做，20分钟完事。”对于花多少钱能治好，他说不敢包治，“几千上万都有可能。”
我想拖一拖，但刘医生脸色沉了下来，“拖的时间越长，治疗越难，花费就越高，你就先把包皮做了，不然前列腺（炎）会越来越严重。”
最终，刘医生只给开了药。在交药费时，导医见我说钱不够，又让刷卡，还建议“让亲戚汇过来”。
我决定将话说绝，“卡里没钱”，并给导医出示了一下钱包。用余光瞟了眼钱包后，她小声地告诉刘医生，“他只有二十多块，让他明天再来吧。”
第3站
“感染了霉菌还有性病”
时间：6月21日
地点：北京京坛医院
我的第三位医生姓宋，他里面穿着花衬衫，外面套着白大褂，办公室贴了张大大的医疗广告。
如果说上两次的检查，我还不太相信医生“有病”的诊断，但这次在宋医生打开PPT讲解了一番后，也开始犹豫了。
“感染了，要化验检查，这些都是必须检查的项目，不然确定不了病因，行吧？”宋医生开门见山，我乖乖地付了265元检查费。
取液依然疼，最后在厕所蹲了十多分钟，方才缓过劲来。而三次棉签插入尿道，使得我在接下来的三天，真的出现“小便痛”症状。
疼痛还能忍，但半小时后的诊断结果，让我顿时石化。
“尿没什么事，也没淋病，衣原体CT也没事，但有霉菌感染、细菌感染。”宋医生一边介绍一边打开办公桌上的一台电脑，点开一个PPT，拿起一个演示教鞭开始对着一张男性生殖系统照片给我普及常识。
“看到检验单上的白细胞没？那代表炎症，一般正常样品中是10个，你这都有二十多了。” 宋医生继续补充，双手摊开讲解。
“包皮做掉，霉菌清扫一下，前列腺治疗一下，总共加起来才三千多块钱就好了。”宋医生说钱不多，建议我马上治疗，“十多分钟就完事，你现在发作期，不现在治疗啥时候治疗啊”。
我依然坚持暂不治疗后，他又建议对生殖器进行冲洗。“你不处理会感染扩散，我跟你说，4个小时之内你不处理感染肯定会扩散。”
“冲洗冲洗，10分钟解决问题，又不是很多钱，真搞不懂你！”见到我执意要离开，宋医生语气变得生硬起来，大声指责我“不听医生劝告”、“不懂事”。
而几天之后再次见面，他拿着我的支原体培养报告，上面有“阳性”字样。
“小伙子，没想到你还有性病啊！”宋医生说，这会影响生育和性功能，得赶紧治。
“你得的是支原体双阳性，这就是性病的一种。”宋医生说，支原体共有四种，“你得了两种。”
宋医生强调，这种病没有任何症状，“要是治疗，得20来天，花几千块钱。”
复查：两公立医院均确诊“没病”
在男科医院体验完后，体验记者先后来到同仁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针对查出的“病症”，进行了逐项复查。
同仁医院
据初检和化验确定“没问题”
同仁医院对于记者“小便疼”的症状进行了检查，泌尿外科刘主任表示，初查没发现问题，“你要不放心就查查尿常规吧。”
一小时后，记者将尿常规检验结果送至刘医生的诊室，刘医生看完检验单上30个检测项目结果后，告知身体并无异常。
除去专家挂号费100元，此次检查费用仅为26元，为尿常规检测收费。
中日友好医院
不能确诊为前列腺炎和性病
在中日友好医院，对尿常规、前列腺液、细菌培养＋药检等项目进行了检查，再次核查记者是否有相应病症。
这些检查化验，一共只花了192元。在取前列腺液时，医生经过了消毒、润滑程序，探肛按摩也仅有轻微胀痛感。
6月26日，检验全部出结果。
“其他都没问题，就是白细胞有一点点高，正常人前列腺液里白细胞数量一样也可能增高，你没有其他前列腺症状，肯定不能诊断为前列腺炎。”对着手上的前列腺液化验单，中日友好医院的王医生说，前列腺病是一个症候群，需要腰疼、尿频等多个临床症状同时出现，并伴有前列腺液中白细胞增高的检查报告，才能判断为前列腺炎，进而介入治疗。
王医生还表示，支原体培养阳性，并不等于支原体感染。“支原体阳性曾被列入性病，但在现代医学中，这已经是一种很常规的感染性疾病，也早已从性病的概念中剖离出来。即便治疗，也只需约200元药费,一周时间便可治愈。”
■ 回访
在拿到同仁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的诊断后，三家查出记者患病的男科医院，要么退费、要么改口。
北京同济医院：退还诊疗费
“小便痛肯定是有炎症，尿疼、尿频、尿急首先考虑前列腺。”看着同仁医院的检验单，彭主任反问：“为什么你相信那边的医生不相信我们呢？”
记者随后提出退钱，在与该院一刘姓院长通话后，对方很快就同意退还包括挂号费和检查费用在内的共191元诊疗费。
北京曙光医院：改口炎症不重
看到公立医院的诊断后，刘医生说自己的检查没问题，但改口称记者所患包皮龟头炎以及前列腺炎的“炎症不重”，“尿道有炎症嘛，没有问题怎么来的症状呢？它一阵一阵的嘛。”
针对为何检查项目比较多的问题，刘医生说他们是专科医院，检查当然仔细一些，并反问：“他泌尿科会做这么仔细的检查吗？”
北京京坛医院：大医院不仔细
“同仁医院眼科出名，我们是专科医院，同仁医院、协和医院，那些医生根本不会给你仔细看病。”宋医生说，“过度检查”才能查出病来，“难道我们会给你出假报告不成？”
随后，宋医生扭过头看电脑屏幕，称“医疗专业上的事给你说你也不懂，你上网自己查吧，你可以去友谊医院或者大医院去查”。
260万科研费炒期货 北航主任判10年 2013-07-01 02:32:06 新京报
被控挪用公款罪和贪污罪；检察官表示，高校腐败暴露科研经费监管缺失
新京报讯 为炒黄金和买期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下简称数学学院）党政办公室原主任孟江涛，被控贪污27万、挪用237万科研项目经费，近日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地处北京高校集中区的海淀检察院统计，2003年至今共立案侦查科研经费领域职务犯罪17件21人，这些案件暴露了诸多科研经费使用管理中的薄弱环节。“掌握大笔科研经费的教授群体，有可能成为新的腐败高发人群。”海淀检察院人士坦言。
报销单上的“假签名”
2011年10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又迎来一个新学期。
数学学院行政秘书兼会计丁某，核对暑假报销单发现，学院党政办公室主任孟江涛经办的几笔经费报销单异常，“领导签名的笔迹与往常不同。”
丁某找到院长反映此事。据院长的证言，报销单上的签字不是他本人签写。
按照财务制度规定，进入预算范围内的经费才能支出，每一笔经费最终都要经过院长本人签字才能报销。
异常的报销单上，除了有院长签名，有的还有副校长的签名。
这名副校长得知此事后，查了一下自己的课题经费，发现原本100多万元的经费只剩下4000多元。
模仿领导签字冒领经费
“感觉到事态很严重。”数学学院院长称，经过质问孟江涛，他承认伪造签名报销，总金额达200多万元。
“出事后，孟的家人拿出全部积蓄并卖了房子，为他退赔赃款。”知情人说，孟江涛被取保候审后，家人以为判几年就出来了，没想到检察院越查越多，最后指控了贪污、挪用两个罪名。
据指控，2010年12月至2011年9月间，被告人孟江涛采取伪造领导签字、虚开会议通知、虚构会议支出和办公用品支出等手段，先后多次挪用项目经费共计237万余元，用于个人买卖期货、黄金等经营活动。2011年1月至2011年8月间，被告人孟江涛采取同样办法，先后多次虚报冒领项目经费共计27万余元。
之后他通过一家公司的销售员帮忙换现，销售员扣除6%的手续费后，再把钱打到他的工行账户。
曾通过学生骗领助学金
在虚报冒领27万元中，他则是通过在报销单、劳务费列表、学生助学金等列表单上，伪造领导签字，伪造领用人签字等方式，再到学校财务虚假报销、虚假冒领劳务费和学生助学金。
这期间，他模仿了副校长、院长和两位教授的签名。他还曾等学校财务把5000块学生助学金打到学生卡后，让7名学生把钱取出后拿给自己。这7名学生当时都蒙在鼓里，以为是学校为避税找他们帮个忙。
孟江涛说，在挪用和虚报冒领涉案钱款之初，只是想临时借用，用来炒期货，由于亏损，一直没能补上。在近一年的时间内，他将这些钱用于炒黄金和外汇期货。
2011年9月，孟江涛负责管理的经费卡（存放科研经费等）上的钱已所剩无几，他当时已经比较担心。同年10月底，学院发现账目问题，孟江涛觉得瞒不住了，主动承认全部经过。
■ 分析
经费管理漏洞成腐败温床
法院认为，鉴于孟江涛犯罪后自动投案，且积极退赔了涉案全部赃款，具有悔罪表现。故对其挪用公款罪依法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6年；对其所犯贪污罪依法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6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
海淀区是北京高校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海淀检察院每年都会办理一定数量的高校科研经费腐败案件。该检察院的有关统计材料显示，2003年至今共立案侦查科研经费领域职务犯罪17件21人，发现贪污、挪用类犯罪较为集中，犯罪分子利用科研经费监管漏洞大肆作案，不乏高级知识分子等，已成为该领域职务犯罪的主要特征。
常年查办高校科研经费案件的检察官表示，高校科研腐败问题时有发生，有科研主管单位没有负起管理职责的原因，也有科研人员个人职业操守的原因，更深层的原因还是科研项目管理体制不够科学，“如不尽快采取措施，掌握大笔科研经费的教授群体，有可能成为新的腐败高发人群。”
图解科研腐败手段
1 会计伪造账单
2003年，海淀检察院查办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财务局经费管理处卞中贪污、挪用公款案，共涉及2.2亿元。
经查明，1995年8月至2003年2月间卞中在担任基金委财务局经费管理处会计期间，采用伪造银行进账单和信汇凭证，编造银行对账单等手段，欺骗领导并逃避审计检查，贪污、挪用公款共计人民币2.2亿元。
2 报销私人花费
2008年，海淀检察院立案侦查北大财务部会计派驻中心王某贪污科研经费一案。发现2008年间王某利用经手票据报销的职务便利，先后四次在科研经费中报销个人票据。办案人员还发现化学学院实验师谢某、徐某利用职务便利，2004年至2007年间以学术交流、调研等名义，报销二人单独或携家人前往西藏、四川等13省份的旅游费用，共计人民币3万余元。
3 假协议截留经费
2009年，海淀检察院审查起诉林业科学院林业研究所谷某课题组私分国有资产案。经查2006年1月至2008年1月间，谷某等四人十余次采取与相关协作单位签订虚假“子课题协议”手段，将节余的课题经费先拨付给子课题承担单位，再从相关单位变现后返回，共获返款80余万元。用于福利费用分给课题组成员，直到他们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4 虚报差旅费用
2011年7月，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网站发布声明，发现候选院士段振豪虚报冒领差旅费涉嫌贪污。检方指控，段振豪伙同他人贪污公款总计146万元。段振豪利用负责的科研项目的职务便利、秘书利用在课题组中辅助段振豪工作的工作便利，报销虚假差旅费、劳务费、交通费、文印费等，骗取科研经费。
■ 孟江涛其人
个人打拼当上党政办主任
1981年出生的孟江涛，硕士研究生文化，自2009年底起任数学学院党政办主任。熟悉他的人士称，孟江涛靠着个人打拼、努力读书才留在了北京，并一步一步当上学院党政办公室主任。
根据北航网站的消息，此前孟江涛在学校资产处工作时，带着勤工俭学的学生奋斗到凌晨两点多钟，建立北航建筑物信息库。2012年2月7日，因涉嫌挪用公款，孟江涛向海淀检察院反贪局投案，投案当天被取保候审，2012年12月19日被海淀检察院批准逮捕。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媛 新京报制图/高俊夫
2013年06月28日 06:38 AM 华西村：中国式困境样本 英国《金融时报》 吉密欧 报道
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你可以从2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看到72层高的龙希国际大酒店(LongWish Hotel International)。这幢奢华的摩天大楼高高耸立在江苏省南部华西村茂盛的稻田中。
龙希国际大酒店设有826个客房，在一个人口仅有2100人的村子里给人一种不协调的感觉；酒店顶部甚至还有一个巨大的“金球”，优雅美丽的朝鲜姑娘在里面的旋转餐厅为宾客服务。它比纽约的克莱斯勒大厦(Chrysler Building)和伦敦的“碎片大厦”(Shard)都要高，于2011年完工，造价超过30亿元人民币（合4.9亿美元）。
唯一的问题在于，这么多的客房很难住满。在安静的午餐时间，朝鲜服务员为几个现在住在酒店里的本地人表演传统舞蹈。这些人漫不经心地看着表演，他们是利用村部发放的补贴住进酒店的。
这家酒店的命运充分体现了中国领导人现在面临的困境。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间经历了每年10%的高速发展，如今开始放慢脚步。中国正在努力寻找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从许多方面来说，华西村是中国困境的一个缩影。几十年来，华西村一直被誉为经济成功的典范，还号称是中国最富裕的村庄。它奉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共狂热而自相矛盾的市场经济改革——把中国人从饥饿边缘解救出来，并使中国成为一个日渐崛起的超级大国。
但与中国自身一样，如今华西村再也不能完全依赖其陷入困境的钢厂和化工厂。过去的主要增长支柱（房地产项目和全球对中国产品不断飙升的需求）不再能够创造它们在过去20年里创造的财富。因此华西村独断专行的领导人贸然选择了一种他们尚未完全理解的服务型经济新模式，在这个偏远之地建起一家大酒店，希望这能为他们招徕游客。
华西村党委书记、华西集团公司(Huaxi Group Corporation)董事长吴协恩表示：“未来我们打算减少办厂，加大旅游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发展。中国已经走到了工业化道路的尽头。”
被人们称为“新书记”的吴协恩是接替父亲吴仁宝，成为华西村新的领导人。具有远见卓识的“老书记”吴仁宝曾带领华西村走向富裕，但他在今年3月因肺癌去世，享年84岁。
吴仁宝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将华西村打造成一家企业，并保留了华西村原始村民的集体所有权，从而能够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实现集体富裕。从这个意义上说，华西村不同于中国其他大部分地区，但在其他多数方面，它是中国的缩影。
独立经济学家、强烈质疑华西村发展模式的温克坚表示：“华西村模式实际上是中国模式。”温克坚认为华西村只不过是另一个波将金村(Potemkian Village)，是中国统治者为了展示其最新政策而树立的样板村庄。（波将金村是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波将金于1787年修建的村庄，专为女皇视察他的领地时使用，以显示领地的“繁荣”——译者注）
吴仁宝要求他的同志们每天学习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People’s Daily)，并按照中共的优先事项制定当地所有的经济和政治计划。
但在吴仁宝逝世之际，华西村与中国其他大部分地区一样，正在竭力应对增长放缓、出口大幅下滑、工业产能过剩和债务日益上升的问题。尽管按大多数国家的标准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非常高，但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今年一季度经济放缓感到担忧。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7.7%，而2012年第四季度同比增长7.9%。
经济学家和中国领导人表示，为了应对经济放缓并重建长期可持续增长，中国必须从基建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为以消费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
华西村的情况表明，转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龙希大酒店的入住率低于预期。华西村的直升机观光的需求也不尽如人意。为了弥补不足，华西集团说服许多村民股东去大酒店住，并发给他们村里的各种服务优惠券来代替股息。
与此同时，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华西村的工厂一直很难盈利。在2006年和2007年出口巅峰时期，华西村每年的出口额高达5亿美元。按照华西村官员们的说法，在英国进口的一种特殊扁钢条中，来自华西村钢厂的就占了总进口量的20%。
自那以后华西村的出口下降了一半以上。尽管华西村村民们表示，他们集中精力在国内市场上销售产品，但产量仍远低于出口高峰时期的水平。
除了旅游业之外，华西集团还进军航运、物流、海洋工程和金融业，设立了众多典当行和贷款公司为本地的小企业提供信贷。
按照新书记吴协恩的说法，华西集团旗下所有企业去年总共实现收入525亿元人民币（一半以上来自其所称的“非传统产业”），税前利润近40亿元人民币。但深圳证券交易所(Shenzhen Stock Exchange)的资料显示，华西集团旗下规模小得多的上市子公司今年一季度预计亏损高达1330万元人民币，目前股价大约是2010年峰值的三分之一。
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研究中国问题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Mark Williams)表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头十年，中国的发展主要是靠扩大产能，从小规模制造业发展到大规模重工业和出口制造业，但在过去几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日益依赖房地产和信贷。向消费和服务业转型的主要鸿沟和难度在于，你不能只建好基础设施，然后等着所有人来就可以了。”
一些强大的力量合在一起，推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同时成为全球大宗商品超级周期中最重要的因素。同样的力量促成了华西村过去惊人的发展。
……
根据当地传说，这一切都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文化大革命，当时由于饥饿和内心压抑不住的资本主义冲动，吴仁宝创办了一个生产钉子的秘密工厂，村民们把钉子拿到黑市上换取粮食。
当时这是要被判处死刑的犯罪行为，但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实行市场改革，华西村吸引了投资，建立了制造业产能。这一潮流也让中国走向繁荣。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对亏损国有企业的重组和私有化、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似乎永无休止的建筑热潮，帮助中国实现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
这让中国从十年前与意大利不相上下的全球第六大经济体，变身为如今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即便在2008年爆发危机、美国和欧洲这些主要出口市场崩溃之际，中国也由于大量投放信贷，几乎毫发无损。
信贷狂欢催生了另一波建筑热潮，尤其是住宅建设，这推动了中国的整体经济增长以及对原材料的需求。这让华西村的钢厂和工厂继续保持轰鸣，尽管产量低于以往。
全国性的信贷大潮也让华西村迅速改变了对债务的态度。吴仁宝曾始终反对举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态度有所缓和，最终同意华西集团的资产负债率可以达到20%。
如今，华西集团的资产负债率已经达到65%，仍处于相对温和的水平，但独立分析师认为，华西集团可能通过夸大龙希酒店及其周边土地等资产的价值，而人为压低了该比率。
……
在华西集团开始增加举债之际，它还受到房地产投资的诱惑。华西村建造了数百套“欧式风格豪华别墅”，坐落在大烟囱、仓库和稻田之间。
在中国政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创立商业化的城市房地产市场之后，匆忙将农地变为房地产的热潮，可能是过去十年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推动因素。
一些华西村的周边村民表示，与中国各地的许多地方政府一样，华西村征用了周边农地，用于利润更为丰厚的项目，付出代价的是过去依靠这些土地生活的村民。
新书记吴协恩表示，华西村在2001年与周边村庄合并，并入了35平方公里土地，华西村的任务是管理这些村庄并“提高在这些村庄生活和耕种的近3.6万名村民的生活水平”。
这些新居民并未获得华西集团的股份，他们事实上成为华西村的二等居民。
其中部分人表示，他们被要求离开他们的住房和土地。他们仅仅获得很少的补偿，并且事实上被迫用补偿款购买华西集团建造的劣质别墅。
在中国大部分地区，这种土地掠夺是手头缺钱、寻求提高收入的地方政府的标准运作模式。但随着城镇周边地区的大部分优质土地已经销售殆尽，这种模式目前提供的回报越来越小，中国各地越来越多的公寓楼无人入住。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即便最乐观的分析师也在下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较为悲观的观察人士则认为，中国经济将迎来一个痛苦的调整期，这有可能影响到全球经济增长。
吴协恩表示：“我认为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6%或7%，而不是8%或10%是正常的， 当然（在这种较低的整体增长速度下）中国将会有许多企业破产。我相信在经过几年的经济调整之后，我们将会再次走进经济健康发展的新时代。”
为了帮助华西村迎接这种灿烂的未来，并借力经济向消费和服务业的转型，华西村的秘密武器是：吉祥物、游客招揽战略和保险。
在龙希大酒店的第60层，几名游客在参观一头用一吨黄金打造的真实大小的公牛。华西村2011年委托制造这头金牛时，造价为3亿元人民币。
将游客引进房间的导游自豪地解说道，华西村于牛年建村，因此牛是该村的吉祥物。
但在被追问细节时，导游有些不情愿地承认，金牛实际上是空心的。
土地征用：搬迁农民抱怨待遇不公平
他顶着华西村党委书记的头衔，他声称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吴协恩的政治和经济观念根本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
吴协恩表示：“我们为什么不给周边村庄的村民（华西集团公司股份）？因为我们相信只有通过自己的劳动才能致富，因为如果我们什么都平均分配，就没有人有任何动力做任何事情。”
“欧洲的最大问题在于，创新动力不够，社会福利太好。”
吴协恩显然并不赞成福利国家或传统的社会主义理想，至少在谈到华西集团公司的2100名核心村民股东以外的人时如此。那些村民从华西村过去30年的非凡发展中获得了巨大收益。
但对47岁的刘建国（音译）等其他人来说，日子就要艰难一些。刘建国的村子在大约十年前被华西村合并。
刘建国和一些同样属于华西村管辖的邻居近几年一直公开抗议他们的二等村民地位，还抗议受到村部的剥削。
刘建国是一位住在“大华西村”简陋别墅中的失业农民。他表示，由于对自己住房和田地被征用时签订的协议提出抱怨，他受到恐吓、威胁，甚至还被警方拘留过几天。
刘建国表示，华西集团将其农田出租给工厂，然后拿出大约八分之一的租金补偿给他，同时华西集团还通过拆迁其旧屋牟利。刘建国无法获得华西集团的股份。
他获得8万元人民币的旧屋补偿费，但不得不为目前居住的别墅支付30万元人民币。华西集团建造了这些别墅，成本仅有16万元人民币。
刘建国没有别墅的所有权，因此他无法自由地在市场上出售别墅。
刘建国表示：“如果他们全都（在最初的华西村）变得非常有钱，那么这是他们的事，我们不会嫉妒他们。”
“但他们不能为了赚更多的钱，来破坏我们的权利和利益。”
谷禹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高分考生“神奇”背后有着怎样的素质教育 2013/6/29
近日随着各地高考成绩放榜，媒体对各地的高考高分考生的报道铺天盖地，他们学习的诸多细节，如“河南理科最高分：不熬夜，成绩却一路领先”“安徽高考理科最高分：偶尔玩三国杀，目标锁定清华”“四川高考文科最高分：爱打游戏爱玩音乐”，令人印象深刻。人们不禁要问，高分考生都不是“起早贪黑”勤学苦练出来的吗？他们的学习有什么样的特点？综合新华社电
部分高分考生并没有那么神奇
爱吃爱玩、多才多艺只是皮相，注重学习习惯，讲究学习效率才是获得佳绩的本质
媒体报道中的高分考生，并非如新闻标题说的那样神奇。
以“河南理科最高分”孙寒泊为例，新闻标题说他“不熬夜，成绩却一路领先”，但据他的老师说，孙寒泊高中三年的成绩一直稳定在前20名。“一路领先”似有夸大之嫌。此外，孙寒泊能拿到高分，也与他的执着不无相关，据他自己说，当初学函数，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来思考问题，终于将内容彻底弄明白并牢牢记在心里。
又如四川高考文科最高分刘峻豪，新闻标题称他“爱打游戏爱玩音乐”，细看内容发现，刘峻豪爱玩游戏的习惯，其实是在初中。到了初三，由于“学习任务重”，只好放弃这种爱好，对于学习，在高三时，他也有累得撑不下去的时候，“再累点儿就要崩溃了。”
刘峻豪的自制力，在武汉理科第一名黄翌青身上也得以体现。黄翌青的妈妈说他初中一回家就会玩游戏，但玩到一两个小时后就会停下来，开始做作业。到了高二后，“学习紧张，就把打游戏给‘戒’了。”从初中到高中，黄翌青的成绩也经历了较为频繁的起落。
有评论认为，媒体对部分高考高分考生报道有一种神童化的趋势。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说，将高考高分考生的“神童化”，会让社会不去关注99%的汗水，甚至也不去关注1％的灵感，而是把焦点聚焦在哪怕是1‰的“花边”上；爱吃爱玩、绝不上补习班、多才多艺——这些只是皮相；注重学习习惯，讲究学习效率——这些才是他们获得佳绩的本质。
他们中的一些人是素质教育的典范
但不能总是在他们取得骄人成绩后，再强调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尽管一些媒体有将高考高分考生过度包装的嫌疑，但从这一包装行为的本身，仍能看到高考高分考生们形象的些许改变——他们似乎已经不是过去人们眼中“呆头呆脑只会读书”的书呆子。
在媒体报道中，北京的文科第一名张韵凝“并不是个只知道学习的好学生，她还弹得一手好钢琴，高一的时候，她喜欢上了烘焙，经常尝试烤自己喜欢的蛋糕”。“她非常瘦小，但长跑很厉害。”北京理科第一名朱宸卓“并不是‘学霸’型的人，他最喜欢的体育运动是网球和乒乓球，长期的运动让他拥有黑黑的健康肤色”。“作为一名18岁的大男孩，朱宸卓也和同龄人一样酷爱打游戏。”上海理科第一名李岳泽“课余喜欢听古典音乐、参加体育运动；假期热衷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也爱看文史哲”。
分析认为，这些成绩优秀的学子并不是“书呆子”，他们用自己的行为为学校素质教育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解。
张韵凝的老师说，“并没有觉得她有多么聪明多么与众不同，与其他孩子相比她的目标感强，并且很有行动力，做事效率高，想法很多。”朱宸卓的老师认为，“他最独特的地方就是他的批判意识。他敢挑战权威，任何问题一定要问为什么，而不是完全相信书本，他高效的学习成果来源于他自己的思考。”
有评论称，一些高考高分考生成为素质教育典范，背后的因素很多，他们身上的教育方式和成长轨迹，却值得教育者和家长思考。不能总是在他们已经取得骄人成绩之后再给其锦上添花，再去强调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孩子成绩一般，课余爱好也应鼓励
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一些高考高分考生虽然被看做是素质教育的典范，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整个学校教育已然实现了素质教育。
全国政协委员马敏今年6月27日在《求是》上发表文章说，我国于1985年启动素质教育，距今已近30年。尽管素质教育业已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核心理念和各界人士的共识。“但当我们深入到课堂、学生和家庭时仍会发现，学校的课堂形态、学生的成长空间、家长的教育方式等方面变化其实不大。”马敏说，“应试教育仍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教育的每个环节，而素质教育的实施推行状况则不尽如人意。”
去年湖北恩施一学校为该校在该地区获得高考第一名的学生塑像，随后又带其游街，即被舆论指为应试教育体系下“唯分数论”的结果。此外，当高分考生为社会热捧之时，部分高考落榜生选择自杀。今年6月四川两名考生因得知自己离本科线只有几分差距，最终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分析认为，高考落榜生的自杀，从某种程度上暴露出学校对学生心理素质教育、道德教育的缺位。马敏说，要让素质教育落到实处，应转变教育的指导思想和教学内容，“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加强‘情商’教育，真正让学生做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有评论称，在推行素质教育过程中，相对那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分考生，不应把对那些成绩一般的孩子屡屡打击，把他们的爱好定性为不务正业。而应当对那些即便成绩一般，却能找到人生正确方向的孩子，也给予及时的肯定，让他们意识到身上闪光点的价值一点不逊色于高分考生的头衔。
相关链接 高考第一名流向解读
八成就读北大清华
中国校友会网近日发布最新高考高分考生调查报告。调查显示，恢复高考36年以来，约有八成高考第一名扎堆就读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高额奖学金成高校争状元的利器，港台高校未对北大清华构成实质性威胁。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07-2012年全国高考第一名争夺中，清华4次战胜北大，成为中国高考第一名的最爱。
近10年来，高考第一名追捧热门专业，经管专业最受他们的青睐，已成高考文理科第一名首选。
调查显示，2000年以来，全国高考第一名“阴盛阳衰”，女状元总比例为51.84%，男性高考竞争力下降，男孩危机日益凸显；湖北男性高考第一名比例最高，福建则是女性高考第一名比例最高。
六成本科毕业后选择出国留学
高考第一名考生在国内完成本科学业后，选择在国内直接就业或创业的比较少，他们大多数选择继续出国留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保守估计全国高考第一名中出国留学比例高达60%。相对而言，出国的理科第一名人数远高于文科第一名，美国、新加坡、英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是高考第一名的留学首选。报告负责人、中国校友会网总编赵德国指出，总体而言，高考第一名大学毕业后流失海外现象较为严重，学成归国的第一名仅占少数。
学术研究领域职业成就高
调查结果显示，学术研究领域高考第一名职业成就最高，已有3人当选中国两院院士，1人入选国家千人计划。在文学艺术创作领域，1978年河南文科第一名刘震云获得过茅盾文学奖，1985年安徽文科第一名盛琼获得过鲁迅文学奖。比较而言，经商从政不是高考第一名所长。虽然已出现了千万富翁和亿万富豪企业家，但未现商界顶尖人才。在政界中，高考状元职业发展相对普通，尚未出现省部级以上官员。
据《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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