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学历证也没那么好拿 2013-07-08 03:30:47 新京报
很多网院学员坦承，自己读远程教育的功利性是非常强的，就是为了混文凭。
教育部将远程学历教育定位为在职成人教育，这些接受高校网络学历教育的在职人士，或是为了“充电”，提升能力，或是为了考取文凭，抑或两者兼具。专家建议，接受远程学历教育的学员不管工作多忙，都不应抱有混学历的心态，而应该通过学习，更新知识，提高学习能力。如果真的能享受学习的过程，远程教育这种形式会比面授获得更多信息。
本科学历证淘汰率较高
小高在一家企业的信息技术部门工作，只拥有专科学历的他最近正准备读个专升本，提升一下自己的学历层次和业务水平。“听说这种网络教育比较好通过，基本上算是花钱拿证，这也是我选择读的一个原因。”
“的确，有的学员一来就问我们‘用学吗？’，抱着这样的态度来肯定是不对的。”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教育学院院长助理刘莹认为，远程学历教育的证书也不是那么好拿的。“以我们学校为例，读专升本的学生要拿到本科学位证书，课程成绩要达到一定要求，还要通过学位英语考试、毕业论文及答辩要达到良好及以上成绩等。而我们目前的本科学位的授予率不到20%。教育部要求专科、专升本科最低修业年限是两年半，我们约有一半的学生无法在两年半内完成，整个学习过程中也会有约两成的学生被淘汰，最终无法获得毕业证书。”
张开几年前通过远程教育拿到了大专学历，如今他正在人大网校攻读国际经济与贸易的专升本课程。“我觉得想读远程学历教育的人应该都是不安于现状的人。”当初，张开就是工作后感觉自身能力不足，又没有合适的进修渠道，最后在朋友的推荐下选择了远程学历教育。“由于平时都有工作，只能在晚上或周末通过网络、光盘、教材来学习。最初感觉外面的诱惑也很大，朋友们都在一起打牌、唱歌，只有我自己看书，也感到很不平衡，但一想到自己和别人本来就有很大差距，便沉下心来学习。既然选择了就一定要坚持到底。”
网络教学也“因材施教”
“现在，有不少企业都和高校的网络教育学院合作，让员工通过远程教育来提升自己的学历层次和业务水平，同时也可以报销员工的部分学费。虽然是合作培养，但很多企业对员工的要求也很严格。”刘莹指出，这类学院的学习需求和普通学员又有一些不一样，他们希望学到的是“解渴的东西”，所以学院的教学会考虑企业需求，结合行业发展和企业岗位的特点授课，避免日校教学中过多的枯燥理论。
“针对所有类型学员，我们会努力帮助他们克服网络学习中的孤独感，加强课程引领和互动，跟踪学生的学习进度和状况，对于有问题的学生给予主动的支持服务。”
在北京某高校网络学院读专升本的学员廖凯认为，目前部分网院确实存在“宽进宽出”现象，考试等制度不是很严格。但很多网院的教学、管理都比较严格，能拿到学位证的不是很多。“我现在就读的网院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次考试，我也会认真准备，有时出差在外地，还可以在就近的网点进行考试。据我了解，和我一起学习的学员对待学习大都也很刻苦，我们会经常在论坛、QQ群里讨论问题。”
“通过远程学历教育拿到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都是国民系列正规的学历、学位证书，对以后的求职、升职、读研，都有着重要作用。”刘莹认为，证书是为了证明一个人有能力，但社会也不是纯证书化，提升能力比取得证书更重要。所以接受远程学历教育的学员要端正学习态度，珍惜并享受学习过程，真正做到素质和能力的提升，增加自身在职场中的竞争力。
■ 学员案例
“远程学历教育”没有想象得简单
●刘博，北京某企业管理人员
我是前两年通过考试读的北京某高校网络教育学员工商管理专业的专升本课程，当时的目的很简单，一是为了拿到北京的居住证，二是为了能够继续读EMBA。我们的公司已经上市，对管理人员的学历也有了一定要求，可以说我主要就是为了文凭来的。
由于我平时的工作非常忙，经常加班，所以几乎没有时间在网上学习。每次都是考试前的一段时间下载资料和考题，进行集中复习，好在几乎每次考试都通过了。学位英语对很多人来说，是比较难的，我也是考了两次才考过。总体来说，读这种远程学历教育并没有我最初想得那么简单，以为能随随便便混个学历。最快两年修完的课程，我也是用了四年多才修完。好在最后终于拿到了学历和学位证书。说实话，我读专升本的功利性还是非常强的，就是为了混文凭。我也没觉得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能力上的提高。
■ 专家说法
要允许“为文凭学习”
●李锋亮，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近来针对远程学历教育暴露出的各种乱象，有人建议“剥掉‘为文凭学习’的功利外衣”，我对这种观点不敢苟同。
在我看来，总有一定数量的高等教育适龄人群由于种种原因失去了在适龄时候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他们在成年后，有了更多社会阅历、更好的经济基础，以及更明确的学习目标，有可能会萌发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不管这种愿望是为了工作、为了升职的所谓“功利”取向，还是出于“为知识学习”、“为兴趣而学习”的所谓“高雅”取向，都无可厚非，教育系统都是有责任满足这部分人群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目前看来，远程教育是我国能够高效完成这一职能而又不会对其他适龄高等教育受众产生巨大冲击的最好手段。
况且，从上世纪末以来，虽然经过十多年持续、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扩展，我国也是刚刚从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转型到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例远远低于英、美等发达国家水平，规模巨大的成人人群对高等教育学历的需求还远远没有得到满足。
不可否认，我国的远程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乱象，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其对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阶段顺利迈向大众化阶段作出的重要贡献，更不能因此就妖魔化远程教育的文凭功能；因为远程教育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提供文凭本身就是教育系统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功能。
采写/新京报记者 孔悦
未婚妈妈 被遗忘的相依为命 2013-07-08 03:32:01 新京报
6月14日，未婚妈妈于军的家里。女儿悦悦抱着兔子玩偶，在听妈妈手机上的儿歌，这个4岁女孩喜欢兔子。
6月14日，未婚妈妈于军的家里，她正在陪女儿悦悦玩耍。悦悦4岁了，因为没有爸爸的信息而始终上不了户口。
专家称应加强关注，同时建议准未婚妈妈冷静理性
这是一个隐秘的群体。
当公众的视线聚焦于那些举报贪腐官员的“情妇”、出没于网络间的炫富女等人物身上时，很少有人注意到，人群中还有很多未婚妈妈，独自拉扯孩子长大。
相关法律规定，婚生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权利，在生活相对困难的未婚妈妈群体，她们守护着小生命的尊严，存留着对未来的期望；现实中，她们承受着道德、规章制度、情感、经济上的种种压力。网络里，她们互助互慰，抱团取暖。
截至目前，有关我国“未婚妈妈”的总体数量，尚无机构或部门有过权威统计。专家认为，对未婚生育现象的关注亟待加强。同时建议，希望那些准未婚妈妈能冷静理性，不要冲动，要多为孩子想想。
飞飞出生那天，北京大暴雨。生完飞飞，乔敏接到了母亲的电话。电话传来浓重的贵州口音：姑娘，你是不是遇到朗个事嘞？你跟我谈嘛。
母亲说，前一天夜里，她和乔敏的父亲都做了奇怪的梦。
父亲的梦是：女儿掉进了粪坑里；母亲的梦跟那天的情景很像：乔敏奔走在暴雨里，“叫也不应，漫天大雨里就你孤单单一个人。”
守护生命
一年半之后，乔敏才告诉老家山村里的父母，打电话那天，她在北京生下了一个儿子。那天是2007年8月1日。
乔敏，贵州人，10年前来京打拼，是电子设备销售员，那年她21岁。来京第一年，这位一笑就会露出两颗虎牙的女孩，认识了飞飞的爸爸。在一起3年，一次激烈的争吵后，两人负气分手。
几个月后，乔敏发现怀孕，找到飞飞爸爸，男人说：他把另一个女人肚子搞大了，刚同她闪婚。
医生说乔敏子宫后位，属于不易受孕体质。如果选择流产，“意味着以后很可能再也无法当母亲。”
乔敏决定留下这条生命。
生产的那天，雨下得特别大，钱不够，医院附近的取款机一次只能取2000块钱，乔敏挺着大肚子，雨中走了三里路，找了4个取款机取钱。
生产后，摇篮里的宝宝身旁，没有家人，没有丈夫，每当想起那天，她总是“先哭一场”，然后“跟所有人说我不后悔。”
和乔敏情况类似，准未婚妈妈魏兰刚经历了一段失落的感情。
“我做了错事，但我的孩子没犯错。” 窝在沙发里的魏兰眼眶始终有泪。32岁的她任职于一家效益不错的企业。她目前孕期5个月，孕检时医生说她怀的是双胞胎。怀孕两个月后，许给魏兰美好未来的那个男人转身离开。
决定往往是一瞬间的事。怀胎3月时，因为身体虚弱，在商场排队付款的魏兰晕倒了。
“那一瞬间，我脑袋里就想，要往前倾不能往后倒。”魏兰说，往前倾能用手支着柜台，向后摔的话，孩子肯定没了。
有些微胖的于军是名教师，短婚未育，此后独居。2008年，通过网络，她认识了孩子的生父。男人是程序员，吉林人，住在于军的家里。
于军 “从一开始就知道不会长久”，那时她41岁，男人二十五六岁。
年底，她怀孕了。男人极力劝说她打掉孩子，双方谈不拢。
不顺心的婚姻，多年一个人生活，于军想要个孩子，就像她本能地想从生活中抓住些什么。她不想看到自己的未来像小区里那个独居的老太太，死在家里半个月才被发现。
“抓住些什么”就注定要面对更多：周围异样的目光，很多现实问题。
艰难生活
未婚妈妈所面临共同的现实问题是：非婚生子没有准生证，问了几家公立医院都没法建档。魏兰最后联系到一家私立妇产医院。
因为非婚生育，所有的费用都无法报销，魏兰重复着乔敏早年的经历，对钱从来没什么概念的她，开始算计每一笔开销，“要为俩孩子的将来打算。”
作为过来人，乔敏在飞飞出生后，先是丢掉工作，几个月没收入，前几年的积蓄也消耗干净。
一个人带孩子没法挣钱，乔敏把儿子寄养到通州一户农家，每月1500元。她找了份包吃包住的工作，月薪也是1500元。
每月发工资的那天，就是乔敏唯一和儿子见面的日子，她一边摸着儿子的小脸蛋，一边把1500元交到农户阿姨手上。
一年后，乔敏把飞飞抱回自己身边，她觉得只有这样生命才完整。出去买菜，乔敏就用围巾把飞飞勒在身上。
算作超生人口，非婚生的孩子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落户。
飞飞的爸爸是北京户口。飞飞出生后，乔敏曾想着给飞飞弄个北京户口。
几年过去，户口一直没办下来。乔敏咨询北京计生部门，非婚生子，孩子若想取得北京户口根本没有可能。
回贵州办理，当地计生部门也不肯给飞飞落户，“你都不在贵州，我们知道孩子是哪儿来的？”一句话把乔敏噎了回来。
于军也曾打匿名电话咨询计生部门。电话那头说，婚外生育是违法的，给孩子上户口要先缴罚款，几万块。
她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就住在海淀实验小学旁边，没多远就是首都师范大学，属于典型的“黄金学区”，她清楚地知道，只需户口本上的一页纸，女儿的人生“至少不会差到哪里去”。
那是在5年前，于军刚刚生产完，因生产全部自费，她手边没有余钱。“只要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她想，休养好身体再想办法。
却没想到，要完成这一纸证明，需要重重阻隔，寻找孩子的生父，成了她过不去的坎儿。
寻找生父DNA
2009年底，于军深吸一口气走进街道计生办，对方答复，要提供生父信息及亲子鉴定证明。
孩子出生前两个月，于军挺着大肚子见了孩子生父最后一面，那次见面主题明了：男人还了之前借于军的5000块钱，然后宣布，于军、孩子跟他没丁点儿关系。接着电话换了，网络账号全部注销，离开北京，消失得彻彻底底。
“她现在的情况是想交罚款都没资格。”于军所在小区居委会主任李冬梅说，为帮她解决问题，居委会跟街道、派出所协调了不知多少次，也联系过吉林警方，但“对方说这事儿他们管不着。”
街道办也曾建议于军登报寻人，然后报失踪。但是报纸登了，警方又说报失踪必须是直系亲属并且提供相应证明。
李冬梅说，居委会非常想解决于军的困难，但是“规定在那儿，我们只能执行。”她还透露，因为这件事，社区连续几年评优的资格都没有。
仅有女儿生父的一张暂住证，于军走投无路。
今年年初，于军花3000元请了吉林当地一位律师，起诉孩子生父。律师多次跟法院沟通，法院审查相关材料后，觉得此事缺乏立案依据。
代理律师丁雯称，这种案子即便立案成功，后期调查取证也困难重重，“法院不能强制公民进行亲子鉴定。”
最后一条路被堵死了。
海淀区计生委的工作人员就此事表示，她的情况特殊，区里会向上级部门提交详细报告，等待具体的业务指导。“我们理解她的焦急，但是规定在这儿，我们左右不了。”
有朋友给于军介绍了朝阳的一位未婚妈妈，她去对方家里取经。“对方住别墅，孩子的生父有钱有势。”孩子顺利上了户口。
没有多问，于军就离开了。
采访中，可以遇到很多这样的故事，生父除了不能给出“名分”，办妥了一切。
隐秘增长的群体
更多的未婚妈妈像于军一样，隐没于人群中，独自为孩子寻找生存的方向。
身边都是和谐美满的小家庭，乔敏和于军们试图寻求帮助，现实的压力逼着她们把目光转向网络。
在网络世界，未婚妈妈通过QQ群、贴吧、论坛等彼此连结，抱团取暖。
“大家好。”在乔敏加入未婚妈妈QQ群时，只是简单的这句问候语，便会引来很多回应，“你宝宝多大？”“上户口了吗？”“宝爸给孩子抚养费吗？”……
在现实中承受着异样目光的她，发现网络的另一端竟有那么多同命人。
调查期间，新京报记者先后加入5个未婚妈妈QQ群，5个群总人数加起来接近2000人。
在未婚妈妈贴吧，访问量已超过31万，总发帖量超过17万。管理贴吧3年，吧主依依（网名）最大的感触是，未婚妈妈的群体在不断扩大，“他们中有未成年人，有大学生，有白领，也有人们常说的第三者，情况不同，但总体感觉人数在增多”。
小小鸟打工热线是国内最早尝试建立未婚妈妈救助热线的民间公益组织之一，但是囿于资金问题，相关计划一直搁浅。
“社会对未婚妈妈有先天歧视，未婚生育被单纯看成道德问题。”热线的创办人魏伟总结项目难以开展的原因，“官方和民间都对这个人群一直讳莫如深。”
有于军类似情况的人找到魏伟，“我们帮着联系生父，成功的很少。”魏伟说，“这种情况一定要政府部门协调解决，一个NGO不可能解决，更何况一个带孩子的女人？”
依托贴吧的平台，自身也是未婚妈妈的吧主飞飞和几个相熟的吧友曾考虑过建立未婚妈妈之间的公益救助平台。
贴吧也曾尝试捐助的几位生活特别困难的妈妈，但是由于贴吧内的女性大多“自身难保”，公益活动并未形成规模。
主流外的“真空”
“在我国，受制于传统观念和计生政策，这一群体一直在主流视线之外。”杨菊华认为。
杨菊华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在她看来，目前青少年普遍早熟，而青年选择婚姻的年限却一再延后，这意味着从成熟之后到进入婚姻之前，有一段超过10年的真空期。
“我国的生育关怀、服务，大多是针对婚后女性开展的。这样一来，这10多年的真空期伴随着人们性观念的开放，未婚妈妈的产生和扩大成为必然。”杨菊华介绍，在西方社会，女性有选择未婚生育的权利，她们当中特别困难的，政府和民间组织会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
“是时候好好审视这个群体了。女性生育权既不应该成为婚姻的附庸，也不应该被滥用引发生而不养等社会问题。”杨菊华说，不管是政策制定还是学术领域，对未婚生育现象的关注目前都不多。
有专家建议，希望那些准未婚妈妈能冷静理性，不要冲动，要多为孩子想想。现实的困境是：仅靠妈妈一人的经济支撑，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对孩子未来健全人格的形成亦有风险，孩子将来与社会的融合度，也得不到保障。
人群中有多少乔敏和于军？如何认定未婚生育行为？从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的角度，如何保障这个群体特困者的利益？
上述问题，新京报记者多次联系国家卫计委等多个部门，截至发稿，未得到上述部门回应。
多个部门相关人士回复称，受制于统计手段和传统观念，关于未婚生育的数目，目前并无权威统计。
该人士称，从孩子的成长教育及社会的接纳程度，未婚生育不应提倡。但法律上同时规定，婚生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权利，道德评价不应该僭越对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社会应对这一群体正视和宽容。
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应该正视未婚生育可能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做好重点群体的教育、引导、帮扶工作。
在北京地区，某区计生委人员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官方目前并没有专门对这一群体的统计，只是笼统地将她们算为超生人员。就该区而言，未婚妈妈占到总超生人口的5%到8%，每年有10到20个人的规模。
这其中并不包括乔敏这样的流动人口。
采写 新京报记者 卢美慧 谢家燕 实习生 李锐嘉
摄影/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应当事人要求，文中部分未婚母亲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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