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禍國殃民 「愛港」只是陪襯 - 練乙錚

「愛國」禍國殃民 「愛港」只是陪襯 - 練乙錚 信報 2013年12月19日

北韓勞動黨處死其第贰號人物張成澤,震 驚 世界,連大陸極左刊物《環球時報》,也認為他的下垱令人感到「不舒服」。毫無疑問,張在事發之前,曾經是個「愛國愛黨」的典範,可惜,內鬥無情,昨天的「愛國者」,壹下子變成「賣國賊」。其實,張成澤不過是「駙馬黨」,就算從北韓勞動黨的觀點看,也不是壹個建功立業的人物,因此,俯仰由人,張的結局並不令人感到太意外。反觀中共的無數黨內鬥爭經典事例裏,鬥倒的都是曾經為革命出生入死的黨國元老,罪名不是裏通外國就是內奸叛徒。不知《環球時報》那批編輯,當時也曾為之覺得有點「不舒服」沒有。如此不值壹個銅板的「愛X愛Y」標籤,如今竟拿來規範香港民主普選的候選人,笑話不笑話呢?

中國的古老文化崇尚個體自由,終極的政治理想,是政府從有為變成無為;其中隱含著「公權力不過是必要之惡」的觀念,與近代西方主流民主社會對政府的基本不信任,並無贰致。這 不僅是道家的專有,也壹樣出現在儒家的傳統裏。《帝王世紀》:「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註1】

自孔子以降,儒家儘管認為體制重要,但其中心思想依然是人;國家能否善治,要看「士」的修養功夫。孔子講:「人能弘道」。從「誠意、正心」開始,到「治國、平天下」,社會再從小康進到大同,弘道目的便達到了。在 這 個論述裏,我們看不到國家凌駕個人,更不能想像個體是政權機器裏頭的「壹顆小小螺絲帽」,不合規格便扔掉。

「愛國愛黨」 外國入口

儒家也強調「忠君愛國」,但都是有條件的。 在國君之上,還有所謂的「道」,即現代人說的「絕對真理」。孔子說:「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反之,若不以道事君,那種人不過是「具臣」(君王的工具器物)而已【註2】。所以,儒者「忠君愛國」,目的是更高層次的「達道」,即是所謂的「得君行道」。道不行,怎麼辦? 乘桴浮於海。中共講的那套「愛國」,無思想無條件的「愛國」,完全不是中國文化裏的東西,而是外來物。哪裏來的呢?斯大林。不是馬克思,不是列寧,而是斯大林。

是的。從李飛到梁愛詩,中共向港人硬銷的那壹套「愛國」,是斯大林主義的精粹。馬克思早說過,勞動人民無祖國,列寧講反帝國主義世界革命;到了斯大林,因為他要搞「壹國之內的社會主義」,因此強調國家機器在先出現的社會主義國家裏,不僅不能如馬克思所說的自動萎縮,還要大大強化、登峰造極。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的Eric van Ree於2002年出版了壹本書《斯大林的政治思想——贰拾世紀革命愛國主義研究》,清楚指出共產黨專政的國家裏的「愛國主義」的源頭便是斯大林。 這 位作者柒拾年代的時候是壹個毛派,後來卻寫出壹系列批判極權主義的書,非常出色。過來人,特別清楚是什麼回事【註3】。

本來,斯大林意義上的革命愛國主義不壹定是壞事,但當蘇共治下逐漸出現「新階級」,再談「愛國」並用各種政權手段強化之,無疑鞏固了「新階級」的既得利益。同樣,自從大陸放棄社會主義經濟,走上法西斯主義道路之後,斯大林意義的「愛國」,已完全被權貴資本主義的「愛國」取代了(西方學術界定義法西斯主義,特點就是「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上右傾,政治上左傾專制;但大陸的經濟支柱,無論是國有的還是私有的,很大程度上已被權貴壟斷、予取予攜腐化了,所以其資本主義比上述定義的法西斯主義還要壞)。如此「愛國」,不過是對人民的壹種欺騙。

「愛國」作為壹種甄選官員升遷的標準,看起來有道理,實行起來壞處多於壹切,不然,為什麼有那麼多的「愛國者」,包括黨政官員、人大政協,最後都證實是特大貪污犯?壞處多的原因有唡個,在今天的大陸非常普遍,成為民族墮落的主要緣由。

其壹:「愛國」歸根到底是心裏頭的東西,口頭上、行為上都可以偽裝,於是乃有「李爾王悲劇機制」:壞人當面說好話、背裏下毒手,好人恥與那些誇誇其談喜唱高調的「愛國派」為伍;結果,壞人雞犬升天,好人卻受懲罰【註4】。

其贰:上頭以「愛國」為升遷標準,於是善於在口頭上、行為上偽裝愛國的人,始終有優勢;久而久之,統治階層的偽善者愈來愈多,為鞏固自身地位,還會惡毒攻擊好人,好人於是靠邊站、坐牢子。這 樣,管治便開始走上絕路。

舉國虛偽 源於「愛國」

有人會認為,聽其言、觀其行,便可以分辨真假愛國。理論上如此,但如果 這 是有效的辦法,中國不會出那麼多貪官污吏野心家;而且,這 還要假定最終的掌權者是正直的、明智的。如果那是常態,莎翁的李爾王便是天方夜譚,毫無警世寓意可言。正如人不可以相信壹些華爾街金融大鱷壹樣,那些滿口「愛國愛港」的港陸政界男女也不能相信。而且,在虛偽掩蓋著貪污的體制裏,能夠攀得上最高權力圈的人,誰能擔保都是正直的、明智的、愛國的?周永康正直嗎、明智嗎?薄熙來又怎樣?溫家寶呢?梁振英呢?除了壹個信字,證據何在?是他們在歷次黨內鬥爭中的表態嗎?是他們的愛國宣言嗎?愚忠出於愚信。眾目睽睽之下的民主選舉尚且不能保證選出來的領導人是正直的、明智的,何況小圈子大權力幕後搞弄出來的統治者?

專制國家有專制政治文化,在中國大陸,「愛國愛黨」是其政治文化的核心部分,結果養成大陸獨有的那種人盡皆知、上行下效的虛偽。現在,「愛國愛黨」的香港版(「愛國愛港、不能反對中央」)行將引進、勢在必行,快要成為港陸融合的又壹重要環節。對 這 句拿來作篩選標湆嵞空娕,港人應該怎樣理解呢?

首先,「愛港」是陪襯;有人把香港搞得紛亂不堪壹塌糊塗,壹樣說自己「愛港」並得到中央支持。其次,「愛國」是障眼語,幫助把語意滑進「不能反對中央」的用意上面去;也就是說,「愛國愛港」是虛,「不能反對中央」才是實,而後者有特殊意義——不能反對當今的最高黨領導。不過,大家都知道,歷史上「當今的最高黨領導」多次犯下歷史性的、曠古未有的大錯,現在卻抬出來要香港人頂禮膜拜。那麼,除了壹些懂得鑽營的聰明人和相當數量的鄉願之外,壹般人是無法認同的。這 部分是因為,並不如梁愛詩等人物要大家相信的那樣,在美、英、法、加、澳、紐等民主國家裏,地方民眾挑選出來的政治代表,反對中央的例子簡直多得不可勝數。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帝王世紀》是西晉時期皇甫謐編寫的,當不免夾雜了儒、道唡家思想。不過,儒、道同源之說,很早便確立了,胡適之先生也持此觀點,只不過認為老子是消極儒、孔子是積極儒。在《論語》裏,我們可以多次看到孔子對道家人物的尊重。帝堯是儒、道唡家都尊崇的古代賢君。

【註2】《論語》〈先進〉第贰拾叁

【註3】見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seph Stalin: A Study in Twentieth Century Reolutionary Patriotism, by Eric van Ree, RoutledgeCurzon, 2002的第拾柒章。

【註4】莎翁筆下的李爾王希望得到女兒的愛,大女兒Goneril、贰女兒Regan投其所好,甜言蜜語向父親表示愛意,麼女Cordelia心愛老父,卻始終不願宣之於口;李爾王於是把國家分予大、贰女兒管治,麼女什麼也沒有,反而被盛怒的父親放逐。結果,大、贰女兒得到權力之後,把李爾王投獄;麼女失望上吊自盡。最後,李爾王發現自己的錯誤,但已經太遲,只能於彌留之際,吐出那永恆的 嗟 嘆 與自責:「No, no, no, no, no.」



以歷史為鏡，拒絕假普選 - 程翔 信報 2013年12月19日

香港2017年特首普選諮詢已經開始，這不但是香港政治制度建設中重要的一環，也是中華民族探索民主化道路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實踐。因此我們必須盡可能設計出一個合乎真普選要求的制度，以便為全民族走向現代文明提供一些有益的經驗。為做到這點，我們必須看請三個事實。

第一，我們必須指出，中共為香港普選訂下的條條框框，早已經偏離了《基本法》45條及其附件一的“立法原意”，偏離了當年中央與香港之間達成的“政治契約”，因而是一種“違約”的行為。

我們應當將1990年通過的《基本法》視為中央和香港雙方達成的一種“約定”，起碼是“共識”。因為《基本法》的制定過程，是經過雙方共同討論、九易其稿而後成。連李飛最近來港時，也承認這是當時大家妥協出來的結果。既然是“約定”，或“共識”，或“妥協的結果”，那麼雙方都有責任和義務去遵守它。任何單方面解釋、修訂、演繹都是不應該的，不道德的，甚至不合法的。如果一方這樣做，肯定會引起另一方的強烈反對。

很不幸，回歸十六年來，《基本法》45條及其附件一的“立法原意”，已經通過中央的解釋（2004年人大釋法）、修訂（2007年人大決定）、和演繹（2013年喬曉陽 ---- 李飛談話）被北京單方面修改得面目全非。筆者在12月12日本欄《一黨專政下的香港特首普選》已經詳細敍述了這個過程。這個解釋、修訂、演繹的過程的總體結果是（參見附表）：

1 推遲了普選的時間表，從2007延至2017；

2 把起動政改的主導權從香港移到中央（變“三步曲”為“五步曲”）；實質改變了香港的政治發展屬香港自治範圍的“立法原意”；

3 繼續保留不民主的“小圈子”決策機制（將過去的選舉委員會等同未來的提名委員會），以便中央繼續操控特首候選人的產生辦法；

4 在“小圈子”內則改變遊戲規則，將過去的“個人提名”改為未來的“集體提名”，以便中央篩走它不喜歡的人；

5 橫空訂出一個無法操作的“愛國愛港”的政治條件，以確保中央可以篩走它不喜歡的人。

由於中央不斷在違背它在1990年與香港達成的“政治契約”，這就使我們現在要設計一套真普選制度出現了很大的困難。指出中央違約的事實，起碼可以在爭取真普選的過程中，強化我們的道德底氣。

第二，我們必須以法律的道德性來否定中央的一些錯誤主張。

在中央違約的過程中，有些已經形成檔（例如2004年的人大釋法和2007年的人大決定），有些條件則根本無法用法律來表述（例如喬曉陽 ---- 李飛談話中的“集體意志”、“愛港愛港”等），只能以玄之又玄的說話來表達，所謂“基本法字裏行間有愛國愛港的規定”（郝鐵川語）、“愛國愛港不言而喻”（林鄭月娥語）等等玄語。對於這些無法見諸文字的政治條件我們都應該予以否定。

當代著名的法律哲學家朗·L·富勒（Lon L. Fuller，1902年－1978年）的名著《法律的道德性》（The Morality of Law，1964）指出：法律必須符合八個方面的準則：一般性；公之於眾；適用於將來而非溯及既往；明確性；避免內在矛盾；不應要求不可能實現的事情；穩定性；官方行動與法律的一致性。他稱之為“法律的內在道德”（"internal morality of law"）。他指出，任何法律缺乏這些內在的道德，這個法律制度就必然失敗。他稱之為“走向失敗的八條道路”（Eight routes of failure for any legal system）。

試用這些標準來審視“愛國愛港”、“集體意志”等這些政治條件，嚴重違反了上述的法律的道德性（及可行性），因為：一，它無法用法律語言“公之於眾”、二，它缺乏“明確性”；三，它存在嚴重的內在矛盾（大陸與香港對愛國定義的不同理解，詳下）；因此它是無法執行的。對於這些無法執行的條件，我們只好嚴詞拒絕。

第三，我們不應該遷就中共對普選定義的任意扭曲。

“愛國愛港”、“集體意志”等這些政治條件的附加，都是中共對普選定義的任意扭曲。如果我們接受中共這種扭曲，我們將無法建設一個真正的普選制度。

中共在奪權前，曾經不斷呼籲實行真正的普選。當年中共對普選的認識和要求，同我們今天的認識和要求完全一致。我們今天所認識的和所要求的，完全沒有超過它歷史上有過的認識和要求。同當年中共的認識和要求比，今天的中共是明顯地倒退了。問題是：我們願不願跟隨中共倒退？

我們不妨重溫中共當年對真普選的認識和要求是怎樣的。中共《新華日報》1944年2月2日的社論指出：

「真正的普選制，不僅選舉權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選舉權也要『普通』、『平等』 ；不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選舉權，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選舉權」；

「廣義地說，選舉權就包括被選舉權在內，有選舉權的運用，就必有被選舉的物件，因而有選舉權存在，就同時有被選舉權存在。如果被選舉權受了限制，則選舉權的運用，也就受了限制」。

「選舉權是不是能夠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運用，與被選舉權有無不合理的限制與剝奪，有著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假使某些人民被剝奪了被選舉權，則有選舉權的人就不能去選」。

「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

至於限制條件方面，社論表示「除了『精神缺陷』或『被法院判處褫奪公權』的人，以及漢奸外，任何人的被選舉權都不應該被限制、被剝奪。唯一的標準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為人民所擁護」。

這些話，同我們今天所爭取的真普選，有什麼分別呢？所以，我們今天所爭取的，正正就是當年中共所認識的和所爭取的真普選。昔日它可以爭取真普選，何以今天我們爭取同一樣東西，它卻要橫加種種限制？所以，今天中共這樣做，是明顯地倒退了。如果我們接受它的條件，也表示我們自甘墮落、自甘倒退。

除了“普選”的定義外，還有對“愛國”的理解，使今日的中共大大落後於昔日的中共。

1946年，針對國民黨提出的“全國人民團結一致，愛國禦敵”，中共領袖毛澤東反駁說：“一個不是人民選舉出來的政府，有什麼臉面代表這個國家？愛這樣的國家，就是對祖國的背叛”（見毛澤東：《1944年6月12日答中外記者團》，摘自1946年大連大眾書店出版《毛選》）。按毛澤東的見解，要香港人愛一個國家，而這個國家的政府“不是人民選舉出來的政府”，這簡直是“對祖國的背叛”。中共是真正由人民選出來的嗎？大家心裏有數（如果是，它不會如斯的懼怕普選）。所以香港人特別認同毛澤東對“愛國”等如“叛國”的分析。既然在“一國兩制”下，大陸和香港之間對“愛國”一詞有分歧，那麼中共又如何能夠強以“愛國”來作為篩選候選人的標準呢？

第四，我們應該以史為鑒，從當代史上中共由於背叛承諾而導致中國災難頻仍的經驗中吸收教訓，不再姑息放任它繼續違背承諾。

歷史上，中共曾經對中國人民許下很多民主的承諾，它才得以奪取全國政權。最著名的“窯洞對”，記載毛澤東與黃炎培的對話，承諾中共執政後實行民主。由笑蜀先生編輯的書《歷史的先聲——中國共產黨曾經的承諾》，摘選了從1941至1946年中共未執政前，它在報章、雜誌、書刊發表要求自由民主憲政的談話、文章和評論。這些主張都是中共對中國人民的承諾。可是一旦奪權後，不到三年時間，就全部推翻了自己曾經信誓旦旦承諾過的事。由於它背信棄義，全國人民遭遇到史無前例的政治災難。粗略的統計顯示，在1949-76年間，中國大概有4000萬人非正常死亡。單在文革十年期間就“整了一億人，死了二千萬人”（筆者按：前一個數位是根據各種中共官方檔匯總而成，後一組數字則見諸葉劍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這些血與淚的歷史，皆因中共的違諾。

歷史仿佛在小規模地重演。在中英談判香港問題時，中共承諾香港“民主回歸”，因而能在談判中處於道德高地，順利地擊敗英國，這就好像當年中共憑著民主的承諾擊敗國民黨一樣。香港順利回歸後，中共就在對香港的民主承諾上一退再退，直到要在普選問題上設下重重關卡。這就像當年奪權後就忘記了自己對人民曾經作出的民主承諾一樣。香港今天面臨的情況，就是當年全國人民面臨的情況的一個縮影。有了前車之鑒，我們今天還能姑息它一再違背承諾嗎？




贺卫方 不能只剩“公共”没了知识 2013-12-19 02:31:08  新京报 

　　名片

　　贺卫方 学者，网名“守门老鹤”，1960年7月生。十八岁离家，远赴巴渝读法律，命运和口味都为之一变。曾读外国法制史专业研究生，毕业留中国政法大学，做不讲课的教师，编辑《比较法研究》季刊。后转会北大，成为讲课的教师，编辑《中外法学》，偶尔发表文章。很庆幸生在一个有大学的时代，使自己这种既不喜官场气息又不懂经商之道还恐惧农耕之累的散木之人居然可以过上一种不失尊严的生活。今年11月出版新书《逍遥法外》。

　　贺卫方落座不久，谈起了印象中最为酣畅的一次饮酒：几个朋友相约远道而来，他和朋友们从中午喝到晚上十时，窗外大雪纷飞，最后“酒瓶子摆了一大排”，雪下了厚厚一层。这已是二十年前的情景，如今，贺卫方饮酒适可而止，再“逍遥不动”了。

　　除了酒，贺卫方还在文字里逍遥，最近新书面世，名曰“逍遥法外”。记者在万圣书园咖啡厅专访他，话题从演讲到现实关切，再到法治，呈现出一种入世的忧伤与勇气，由此也可窥见当下的某种困境。

　　人人都在说话，人人是孤岛

　　新京报：你的演讲有深度，能引起共鸣。演讲时情和理需要综合平衡。你怎么看待、处理这个问题？

　　贺卫方：先说说演讲，你知道有《演讲与口才》这种杂志，告诉大家该怎么去演讲，在我看来，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可能是要对自己讲的内容非常自信，你确实有独到的思考，能给人启发。另外，演讲必须是开放式的，演讲不是读读学术论文，而是和听众一块儿思考，甚至介入进来。

　　你问到演讲的情和理，研究法律、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可能更偏向“理”，重视逻辑推演，这在写作中相当重要，在演讲中，则需要引起人们的兴趣，除了“理”，还要发挥情感的作用。

　　当然，人生阅历的积累也很重要，同一个道理，如果是大学本科生来讲，可能来自书本，一个五六十岁的人来讲，则可能来自自己的阅历，说服力不一样。在英美国家，法官的年龄要大些，这就有它的制度寓意，让法官的话得到更多尊重。

　　新京报：抛开技术层面，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在说话，但理性讨论、辩论似乎变得越来越困难。

　　贺卫方：网络让人发言的难度变小了，大家发表文章好像特别容易。过去，要发表文章可不容易，现在这个自媒体时代，要在传统媒体上发表文章仍然不容易，但是只要你连通网线，你就可以在网络发言、发文章。不过，我们付出了一个代价，写作变得不那么神圣，似乎不需要那么严谨。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里提到，贵族时代写作是非常神圣的事，写作前要沐浴焚香，写出来的东西很有庄严感，民主时代的写作越来越平民化，好像每个人都是作家，却产生不了一个伟大作家。

　　学术也是如此。钱钟书先生曾说，学问大抵是三两位荒江野老相互切磋的东西；对于学者，或者想成为思想家的人来说，可能跟现实保持距离变得非常重要，你老沉浸在一个热闹的社会中，不断介入社会事务，使得理性、深入的思考——在不断领悟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思想世界——变得特别困难。

　　久而久之，人人都在说话，好像在交流，其实人人都无心听别人怎么说，都是自说自话，每个人都是孤岛。

　　学者不能完全变成斗士

　　新京报：刚才说跟现实保持距离，我看你提到胡适时，认为他“对现实政治的关怀、参与以及一种恰当的距离感”值得学习。什么是“恰当的距离感”？

　　贺卫方：所谓“恰当的距离感”，首先它是学者的本分，学者应该以学术为最基本的职业，公共知识分子不能只剩下“公共”，知识没了。这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其次，你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参与，一定要与你自己的专业有关。另外，胡适先生说的“恰当的距离感”，还有一层重要的含义。他认为，纯粹的学术本身是某些时候逃避现实的一个空间，现实政治特别险恶，你不能完全把自己变成一个斗士，在对社会事务进行批判的同时，必须要经常退回来，做青灯黄卷式的研究。简言之，你不是一个职业化的革命者，而是一个学者，这可以缓和跟现实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

　　就我个人来说，我着力于研究中国现代的司法制度、当代的司法改革，学问和社会现实基本上处于重合的状态，考验更大。另一方面，对现实弊端的批评总来自学理的论证，两者之间可以发挥的空间很大，你就会很兴奋。

　　比如，金观涛先生提出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它的根源到底在哪儿？也许跟政府权力的运行模式有关，这其中很重要的环节有怎么解决社会的纠纷、如何保护私有财产、选什么样的人做官等。以选官为例，科举考试把整个官员阶层变成了官员与文人的结合，包拯、郑板桥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当他们行使权力的时候，语言风格有了审美意义，用诗一样的语言来写判决，这种文人风格极大损害了法律在处理案件、作出判决时的严谨，他们也不会特别关注制度建设。与罗马人相比较，罗马最优秀的头脑专注于法理分析，但中国人从来不愿意对某个案件进行复杂的分析，而是相信半部《论语》治天下，相信写好文章就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看，从这里就可以解读中华文明的演进史，这给人强烈的兴奋感。

　　新京报：学问与社会现实的重合带来考验，也会产生无力感、厌倦感，你怎么做？

　　贺卫方：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太单薄，生命中只有政治，坐下来吃饭言必称政治，变成了一种职业化的状态，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其实，我们要有多种生存空间，多元化地生活，你可以沉浸在文学作品里，可以思考两千年前的某个问题，这个问题与现实牵连，但距离也很明显，这样就能进入一种孟子所说的“进退有余裕”的状态。当然，你要推动中国政治法律制度的变革，无论如何，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更要有历史感，明白太阳底下无新事，这样一方面你会有针对性，另一方面不会过于急躁，必须一蹴而就地去解决社会问题。

　　当今最有士人之风的是律师

　　新京报：最后，还是回到你的本行。近年来，人们对司法、法治的需求日益急迫，但另一方面，基层法院法官的流失现象相当严重。这是两相矛盾的吗？

　　贺卫方：法官的流失确实是个问题，比如有些地方推行阳光财政，法院的福利没有以前好了，有的法官就会走。一个国家的法院不能够吸引最优秀的人才，稳定地在里面工作，这个问题很严重。法院太重要了，用凡人在干神才能干的事情，裁断人间是非，所以必须要用很高的标准去选用人才，同时要有优裕的条件相匹配，使之发挥能力，安心地工作。

　　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非常糟糕，法官这种职业既不自由，压力又巨大，案件越来越多，很多一线的法官在超负荷的状态下工作，而且收入并不高，没有实权，没有什么尊严。这就会让人厌倦，要离开。在英美国家，做了多年律师才能做法官，我们这儿是做了多年法官的人纷纷做律师去了。所以，这几年，法官人才的流失很严重，基层更甚。

　　新京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贺卫方：需要一个一揽子的解决方案。最近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有一个比较好的开端，说要把省级以下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的财政人事统管起来，不受地方政府的控制。我觉得这是特别重大的改革，是1949年以来从没有过的一个发展思路，我特别期待这个改革有一个好的方向，以渐进的方式把制度方面的细节做得更加合理，这样就能帮助解决你提到的法官流失的问题。当然，也只是缓解，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因为针对的是省级以下的法院。

　　另外，地方政府对法院的控制是导致司法不公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有时候涉及地方与企业之间的经济纠纷，法院就变成了地方利益的看门狗。这是特别坏的一件事情。如果法院的财政人事体制能够和同级党政没有什么关系，还是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司法上的一些矛盾的。

　　新京报：此外，律师自发对一些案件予以关注，提供帮助，民间舆论也发挥作用。你怎么评价民间这种自发的作为？

　　贺卫方：这当然值得鼓励。在法律领域，民间的这些努力，最后都有利于官方制度的建设，因为律师代理任何一个案件，都要诉诸法院，法院是国家的法院。群体事件发生，律师去代理，很多人就害怕，觉得对社会稳定有坏处，为什么不想想，律师能往哪里代理？他们从来不会把人带到梁山上去，都是带到法院，求助于司法。而且，律师会把民众最激烈的话语翻译成法言法语，法律的语言特别理性。所以，我怎么想都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去打压律师。

　　其实，在这个国家，律师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地位越发显赫。昨天，我参加跟作家有关的一个座谈会，一个山西作家居然说，我们今天最能代表中国古典时期的士君子风范的是律师，文人反而萎缩了。确实如此，在一些事件发生时，律师群体起到了正面的作用，让滥用公权的人有所顾忌，让被掩盖的东西能够被揭示出来，让民众心存希望，让横行无忌的人最后走向穷途末路。

　　从某种程度上，这也加深了人们对律师群体的理解。

　　采写 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信徒与投机者 比特币暴跌下的炒家 2013-12-19 02:31:04  新京报 

　　成交价两天跌六成，部分炒家称将退出，“死忠”则认为是抄底好时机

　　昨日下午，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出现访问困难等状况，官方微博“央行微播”也涌入大量“水军”账号。有媒体报道称，出现上述情况，极有可能是受到了比特币投资者攻击。

　　12月5日，央行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明确比特币不是货币，仅仅是虚拟商品，禁止金融机构提供比特币交易服务。16日，又约谈了银行、支付宝、财付通等相关负责人。

　　此后，比特币成交价格开始大幅下跌。

　　在相关论坛、贴吧中，抱怨之声比比皆是。“别再抱希望了，快崩盘了，早割肉比赔光强。”

　　也有自称比特币“信仰者”的人站出来抵制和对抗，“让投机者赶快远离吧，还比特币真正干净的天空。”

　　更多的人则是在商议，国内无法交易和支付比特币后，该何去何从。

　　5600元——3800元——2200元。

　　两天时间，每单位比特币的成交价跌了六成。

　　18日下午4时，国内各大网站交易平台，每单位比特币的成交价在2200元上下。

　　整个下午，“太冲”（网名）加入的几个比特币QQ群交错响个不停。

　　有人每隔十来分钟就贴出一份比特币最新价格，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失望、痛苦、咒骂的评论。

　　“（每个）6700买进的，被套了30万，准备跳楼了。”

　　“不要再相信比特币了，这就是个传销一样的骗局。”

　　“第三方交易平台关闭，比特币的泡沫就要出现。”

　　“太冲”盯着屏幕沉默了20多分钟，啪啪啪敲出一行字，狠狠按下回车键，“你们信仰的不是比特币，而是人民币，快把这些做着暴富梦的投机客们驱散吧！”

　　关注比特币两年多，“太冲”自认算得上是国内比特币圈里较为资深的人士。在他看来，目前国内比特币的投资者虽有上百万人，但“其中8成都是不懂行，对比特币认知不够的人”。

　　“他们大多是听说了有人投资比特币买了别墅豪车，就进来想疯狂捞一把”，“太冲”说，“真正比特币的死忠是相信这种新生货币可以改变生活方式，改变旧有货币制度的人，他们视比特币为信仰。”

　　矿工

　　系统放出一道道类似于数学题的程序，参与其中的计算机去抢答，最先解出答案的将获得比特币

　　2011年春天，“太冲”从当时并不算多的媒体报道中了解了比特币。随后，他花费不到3000元买来三块高运算率的显卡，组装起一台专门用来“挖矿”的电脑。

　　根据比特币创始者的设计，它由一套密码编码通过复杂算法生成，用户铸造比特币只需要下载一个比特币客户端，贡献出自己电脑的CPU运算能力来成为一名“矿工”。形象点说，比特币系统会放出一道道类似于数学题的程序，参与其中的一台台计算机靠各自的性能去抢答，哪台计算机最先解出这道数学题，谁就能获得一定数目的比特币。这一过程被称为“挖矿”。

　　“太冲”介绍，普通电脑的性能完全达不到“挖矿”的要求，想要获得比特币，需要专门配置的矿机，“就是去掉电脑一切不需要的功能，用最大功率来计算的电脑裸机，每台‘矿机’上装有数十甚至上百个专业芯片，外形相当粗犷，有些为了更好地散热，连机箱外壳都不装。”

　　在有限的数量中抢挖比特币，“矿机”需要24小时不停运转。最初一段时间，“太冲”的矿机每天能挖到大约0.04个比特币。

　　矿机连续工作20多天后，“太冲”尝试了首次交易，0.5个比特币卖了600多块钱。

　　这让他感到兴奋与新奇，虽然当月家里的电费飙升到500多元。

　　搬砖工

　　关注各大比特币交易平台，从价低的平台买入比特币，转到价高的平台售出，从中牟取差价利润

　　2012年初，他花6万多元从网上买进5台专业“矿机”。

　　“挖矿”继续，最初24小时，这些“矿机”能挖到0.2个比特币，甚至更多，之后越来越少。

　　此时，挖到的比特币大多被他屯了下来，只有偶尔才卖一些。

　　因为矿机多，“太冲”开始被圈里的朋友称为“煤老板”。但他觉得自己还不算，那时国内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投资行列，不乏听到有人大手笔购进几十台甚至上百台“矿机”的消息。

　　同样从“矿工”干起的“神币小狼”也曾有着成为“煤老板”的梦想，但他很快放弃了。“24小时不停歇的‘矿机’持续发出噪声，就像家里有架直升机一样，半个月我就开始神经衰弱。”“而且随着国内投资者越来越多，矿也越来越难挖。”

　　退出“矿工”行列后，“神币小狼”开始进行所谓的“搬砖”。

　　“比特币的交易价格由交易平台本身决定，由于比特币交易平台数量众多且交易量大小不一，交易价格极有可能出现落差。”他解释说，“搬砖工”每天做的就是关注各大比特币交易平台，一旦发现差价，即从价低的平台买入比特币，转到价高的平台售出，从中牟取差价利润。

　　矿机生产商

　　淘宝网上，不同配置的“矿机”售价在每台一两万至二三十万不等。有店主称，年初一个月能卖出二三百台

　　“实际上，从今年开始大量涌入比特币交易平台的投资者，大多都是在从事倒买倒卖的投机‘搬砖’工作。”“太冲”说，而另一批从比特币中获利的，则是“矿机”制造商。

　　根据“太冲”的介绍，目前，大多“矿工”使用的机器，都是“made in china”。

　　昨日，淘宝网，不同配置的“矿机”售价在每台一两万至二三十万不等。有店主称，购买“矿机”需要提前半个月预订，“近段时间生意不像年初那么好了，那时一个月卖出二三百台不成问题，现在只有二三十台。”

　　交易风险

　　安邦咨询研究员刘枭分析称，大量玩家通过吃亏，明白了玩比特币并不是一件稳赚不赔的事情

　　矿机销量下降的背后，其实是人们对于比特币交易风险的意识不断提高。

　　2011年6月，国外曾发生比特币大户电子钱包被盗，所持大量比特币被抛售并引发崩盘情况。而不久前，国内也发生比特币交易平台卷款跑路情况。

　　昨日，在一家论坛进行的一份统计中，240余名网友中，超过半数称会抛售比特币，并不再进行投资或进行长期观望后再决定。

　　安邦咨询研究员刘枭分析称，导致比特币大跌是因为有早期玩家开始大量抛售所持比特币，带低了成交价，而看到价格下降，更多人想到的是把手中比特币抛售套现，避免损失，从而形成雪球效应。

　　针对央行发布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刘枭认为，《通知》首先否认了比特币货币属性，但国内事实上根本从未有银行承认过。这其实对比特币而言是无意义的。其次，央行表示要加以监管，堵住银行、第三方支付渠道，但并未表示要封锁玩家去投资比特币，通过开通国外银行账号等方式，玩家仍可以进行投资。

　　刘枭表示，如果某一天比特币崩盘，他并不会感到意外。“大量玩家对比特币丧失了信心，他们通过吃亏明白了玩比特币并不是一件稳赚不赔的事情。”

　　不过，他也坦言，无论怎样跌，比特币的死忠是不会退出的。“很多人是在比特币每单位交易价只有几美元时介入的，现在的形势下也依然是赚钱者。”

　　正如刘枭所说，在“太冲”及众多“比特币死忠”看来，连日来央行的一系列举措并不会让比特币崩盘，“它已经经历过多次这样的波折，现在是抄底的好时机。”

　　比特币

　　出生日期：2009年1月

　　创造者：化名为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的神秘人士

　　特性：是一种数字货币，它不依靠特定货币机构发行，而是依据特定算法，通过大量的计算产生。

　　设计总量：2100万个（至2014年达到总供给量）

　　各国对比特币的态度

　　●支持派

　　德国：为比特币正名首个承认比特币合法的国家

　　美国：承认比特币合法

　　肯尼亚：将支持比特币手机支付

　　阿根廷：经济危机致比特币极为活跃

　　加拿大：首台比特币自动取款机亮相大排长龙

　　●抵制派

　　韩国：拒绝比特币成为合法货币

　　泰国：第一个封杀使用比特币的国家

　　法国：比特币不是一种可信任的投资渠道

　　中国：不是货币，不能线下流通

　　采写/新京报记者 石明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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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敢于创新的企业家冒出来”   早报记者 宦艳红 王道军 发表于2013-12-18 07:46

在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基础上，上海要产生一批勇于创新、敢于担当、勤于思考、严于律己的企业家队伍。

　　韩正强调要让懂市场的人来干企业

　　目前容错机制相当缺乏必须赶紧建立起来

　　要完善有利于集聚人才资源的激励机制，鼓励人才在上海这个舞台上施展才华；要完善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任职机制，让懂市场、懂经营的人来干企业，让干得好的人以企业为家，不能总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干好干坏一个样。

　　在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基础上，上海要产生一批勇于创新、敢于担当、勤于思考、严于律己的企业家队伍。

　　上海昨日公布《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其中关于企业家的表述，尤其引人注目。

　　市委书记韩正在昨日的会议上强调，国资国企改革的成效如何，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看上海能不能有适宜企业家成长的土壤，能不能吸引和集聚一大批企业家。

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志：能否吸引和集聚企业家

　　韩正昨日指出，要抓住重点和关键，在五个方面实现率先突破，其中“根本是有利于企业家成长集聚的制度建设”。

　　韩正要求，要完善有利于集聚人才资源的激励机制，鼓励人才在上海这个舞台上施展才华；要完善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任职机制，让懂市场、懂经营的人来干企业，让干得好的人以企业为家，不能总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干好干坏一个样；要完善有利于改革创新的容错机制，改革有风险，创新有失误，市场更是变幻莫测。

　　“要对企业家多些理解和包容，不能总是对着报表看数字来评价企业家。急功近利的决策，也许短期报表会好看；立足长远的决策，也许当年的报表并不好看；有的决策为了长远利益，还要牺牲一些眼前利益。只要企业依法依规、企业家勤勉尽责没有牟取私利，就不该作负面评价。这些机制，当前上海相当缺乏，必须要建立，否则，敢于创新的企业家在上海无法冒出来。”

　　对此，昨日公布的“20条”明确提出，推进市场化导向的选人用人和管理机制，建立一支勇于创新、敢于担当、勤于思考、严于律己的企业家队伍。

　　具体而言，要“全面推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任期制契约化管理，明确责任、权利、义务，严格任期管理和目标考核，保持合理的稳定性和必要的流动性。竞争类企业，按有关规定落实董事会选人用人、考核奖惩、薪酬分配权。合理提高市场化选聘比例，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积极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

　　加强对董事会市场化选聘经理层工作的指导，明确选人用人标准，规范管理办法，完善配套政策。完善企业领导人员发现培养、选拔任用、考核评价、激励约束机制，建立一支勇于创新、敢于担当、勤于思考、严于律己的企业家队伍。

　　国际金融中心协会主席、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表示，要实现国资国企改革，无论是国企改革还是国资改革，关键在于人才。无论是国资国企监管人才，还是三类国企的企业家队伍，包括民营企业家和跨国公司的企业家，都需要具有转型时期的新企业家精神。

回归“企业家精神”：不能既当高官又拿高薪

　　新华社昨日刊文指出，此次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发出三大信号，其中，国企“去行政化”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文章认为，国企改革，最难改的其实是人。公众比较深切的感受是，很多国企领导人更像官员而不是企业家。事实上他们也是有行政级别的：很多中央企业负责人是“副部级”，地方重点国企负责人是“副局级”……

　　国企行政化色彩过浓的弊病，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比如，企业家强调冒险和创新精神，而官员则趋于保守。一个国企负责人，如果在任时不犯大的错误，基本可以舒舒服服干到退休。还有一些国企负责人，一边享受与行政级别挂钩的各种资源，一边还拿着市场化的高薪，公众对此颇有意见。

　　上海此次出台的国资改革意见明确指出，要推进市场化导向的选人用人和管理机制。具体措施包括“全面推行国企领导人任期制契约化管理”、“合理提高市场化选聘比例，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积极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等等。

　　当然，“去行政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于国企一把手，短期内全部取消行政级别可能有点难。但可以采取这样的办法：有人不适合干企业，就让他退回政府行政岗位。有的临近退休，退休后再用市场化选聘来招才。总之这个方向一定要坚持。”中欧商学院教授王建铆认为。

　　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认为，在通过“去行政化”、让国企负责人完成“身份转换”后，建立长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才能提上日程。对此，上海国资改革意见提出，对符合条件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可实施股权激励或激励基金计划。人力资本密集的高新技术和创新企业，可实施科技成果入股、专利奖励等激励方案。与激励如影随形的是约束。意见同时提出，要健全与长效激励相配套的业绩挂钩、财务审计、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等约束机制。

录入编辑：王卉


川大副校长安小予被查 主管基建工作 2013-12-19 02:31:25  新京报

安小予

1953年12月出生，河北人。1969年2月参加工作，大学文化程度。2009年9月起担任四川大学校党委常委、副校长，长期分管高校基建、后勤工作。 资料图片

　　知情人称，教育部已派出督导组进入四川大学；落马具体原因官方尚未披露，或与后勤、基建等有关

　　昨日中午，四川省纪委网站公布消息称，四川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安小予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四川大学一位退休校领导告诉新京报记者，教育部已派出督导组进入川大。安小予于2009年成为川大副校长，常年主管后勤、基建工作。有媒体将其“落马”的原因与其主管的工作联系在一起，但尚未获得官方的证实。

　　在安小予之前，今年四川已有多位高校一把手落马，案情大多涉及后勤、基建。专家称，高校领导的权力缺乏监管，行政领导可以直接干涉整个工程项目，是案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曾打“基建牌”竞选副校长未成功

　　昨日，得知安小予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的消息，刘青（化名）非常惊讶。

　　作为安身边的同事，在刘的印象里，身为四川大学副校长的安小予衣着朴素，为人较低调。

　　公开资料显示，安小予出生于1953年12月，河北人。1969年2月参加工作，大学文化程度。

　　四川大学一名教授透露，安小予出身干部家庭，父亲曾是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母亲也在当地任过要职。

　　目前，四川纪委尚未公布安小予在哪些方面涉嫌严重违纪。有媒体将其落马的原因和基建项目联系在一起。

　　知情人士江龙（化名）介绍，安小予在2000年时已经担任川大基建处的处长。

　　媒体公开报道显示，2004年11月13日，四川大学公开选聘副校长，并举行述聘及民主测评大会。

　　当时，来自海内外的24位述聘候选人作了报告和答辩，川大300余名教职员工和学生代表全程参加了民主测评大会。

　　时任大学校长助理、规划建设处处长的安小予也是24人之一。

　　他当时的竞聘宣言是“如果我当选，我的工作目标就是要尽心尽力为全校师生提供优质的‘条件保障’……这项工作首先要力争得到政府支持，然后在新校区建3000套教师住房。”

　　四川大学一名老师向新京报记者回忆，安小予打出这个招牌着实能吸引民主推荐票。因为当时学校的青年教师确实被住房条件困扰。

　　但安并未顺利当选。

　　江龙称，安小予的那次落选主要因为人缘不好。安小予身为校长助理，“学术造诣不高”，很多下属不服。学校职工对其评价较差，甚至有人用“吝啬”来形容安。而其与同级别干部打交道，经常会有摩擦，甚至与部分同事“水火不容”。

　　因基建重点工程落马？

　　2005年8月，安小予作为四川大学的援疆干部来到新疆大学担任副校长一职。新疆三年，他获得了自治区第五批援疆干部先进个人。

　　按照惯例，援疆干部回原单位，行政级别能提升一级。2009年9月，安小予了了五年前的心愿，成为四川大学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并继续分管基建、后勤工作，直到案发。

　　刘青评价，安小予在这两方面，办了不少实事，比如安置青年教师的住房、为学生宿舍装空调等。

　　但《21世纪经济报道》的文章提到，早在今年9月，四川省纪委一位主要领导即在其报告中提及，纪检部门收到了反映教育部直属高校的个别领导在新校区建设中涉嫌贪腐的举报。

　　梳理公开资料发现，安小予成为副校长之后，负责众多基建项目主要集中在2011年。比如，四川大学望江校区西办公大楼维修加固，北大门改造；再比如，学校的基建重点工程“江安研究生宿舍”、“文科楼群一期工程”、“文星花园二期工程”等。校内宣传报道显示，安小予多次到施工现场检查指导。

　　一位接近四川大学的人士推测，安小予此次被调查不排除与两个项目有关。一个是“文星花园二期工程”，另一个是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大楼的建设项目。后者是安小予担任副校长以后，负责的一个重点基建工程。

　　公开资料显示，该管理学院是四川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合作成立的，由香港马会捐助启动资金援建。学院大楼项目自2010年12月30日奠基启动建设，于2013年4月23日竣工并通过工程验收。大楼坐落于四川大学江安校区，占地面积30亩，总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

　　昨日，新京报记者致电四川大学宣传部、组织部、规划建设处等多个部门，对于上述说法，未获得回应。

　　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内陆事务处相关负责人则称，香港理工大学确实与四川大学合作了该项目。但此前从未听说安小予这个人，对于该项目实施过程中，安小予担任何种职责，香港校方已展开调查。

　　近年高校基建腐败案频发

　　安小予并不是今年四川地区，涉案的第一位校领导。

　　“近期川内有好几所大学负责基建的人被查出问题，应该狠狠抓一抓。”四川大学一位退休校领导告诉新京报记者，教育部已派出督导组进入川大。

　　据公开资料显示，今年还有四川护理职业学院（四川省卫生学校）校长邹世凌、四川理工学院院长曾黄麟、成都中医药大学校长范昕建、党委书记张忠元等人先后“落马”，而且案情大多涉及学校后勤、基建。

　　当时，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四川省内三所高校“一把手”被调查，在该省高校圈乃至整个官场，引起不小震动。

　　去年9月20日，四川省属高校绵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苏智先也被纪检部门带走，同时被调查的还有该校基建处和审计处的负责人。

　　全国层面，因为基建落马的高校负责也不在少数。比如今年5月，南昌大学校长周文斌落马也涉及南昌大学新校区的基建项目。

　　“基建部门经手大笔经费，容易出问题。”前述退休校领导解释。

　　刘明（化名）是国内一重点大学基建处的负责人。昨日，刘明透露，高校基建项目的施工单位用谁不用谁最关键，也是产生问题最多的环节。基建项目施工单位需招标完成。校方负责人通过不正当手段找到某家施工企业，事成后，施工企业为了报答当事人，会以金钱等酬谢。

　　刘明介绍，在他们学校，一个项目的落实是多人负责，不是哪一个人就能操作成功。基建部主要管理施工方，学校在财务处专门成立招标办，财务处招标，到政府招标中心开标，政府负责监督整个过程，基建部负责和企业签合同。开工之后有专门的审计处负责全程跟踪。施工过程中需要的每笔花费，都需要审计处签字认可。

　　专家分析，近年来高校腐败案尤其是涉及基建的腐败案频发，高校大规模扩招，扩招之后需要进行校区扩建，是产生腐败的客观条件。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则指出，高校领导的权力缺乏监管，行政领导可以直接干涉整个工程项目，整个决策和监督缺乏民主等，是案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任职期间学生曾集体中毒

　　安小予任职期间，曾出现了川大学生集体中毒事件。这与其主管的后勤工作不无关系。

　　2012年4月18日，四川大学江安校区74名学生陆续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

　　该事件还引起众多学生不满，认为学校对外封锁消息，发布不实信息。

　　据媒体报道，四川大学学生会透露，学生集体中毒的原因，是学校二号运动场旁的一个水管接错位，导致土壤中的沉降物进入管道，污染了水源。

　　昨日，知情人士证实，这次食物中毒确实是因消防池和学生生活用水池混淆，消防用水误用为学生生活饮用水，违反二次供水的饮用水国家标准，导致中毒事件发生。

　　对于上述说法，昨日，川大未给予官方回应。

　　该知情人士称，事件发生之后，安小予未受到处理。

　　昨日，记者未搜到因学生集体中毒事件，责任人被处理的公开消息。

　　值得一提的是，发生中毒事件的“江安校区”也是安小予的“政绩”。该校区占地3000余亩，投资逾26亿元，始建于2002年，安小予曾担任该校区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

　　新京报记者 李超 萧辉 实习生 杨雪 王磊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童名谦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 2013-12-18 21:33:18  

摘要：据中央纪委消息，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童名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据中央纪委网站消息，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童名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简历

　　童名谦，男，1958年6月生，汉族，湖南长沙人，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197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10月参加工作。

　　1975.10—1980.11 黑龙江八五二农场加工厂二车间搬运工、厂政工组宣传干事、农场组织部组织干事

　　1980.11—1984.01 湖南省涟源钢铁厂炉衬车间教育干事，团委干事、副书记

　　1984.01—1987.01 共青团湖南省娄底地委副书记（其间：1984.09—1986.07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大专培训班政治教育专业学习）

　　1987.01—1993.07 共青团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办公室主任、联络部部长（其间：1993.02—1993.07湖南省委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1993.07—1997.08 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

　　（1992.01—1993.12湖南大学国际商学院管理工程专业同等学力学习，获工学硕士学位）

　　1997.08—2000.09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常务、组织部部长（1995.08—1997.12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党政专业学习）

　　2000.09—2003.02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副书记（其间：2001.03—2002.01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03.02—2008.03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书记

　　（2001.03—2004.01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班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2008.03—2012.02 湖南省邵阳市委书记（其间：2010.03—2010.07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12.02—2013.01 湖南省衡阳市委书记

　　2013.01—2013.03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衡阳市委书记

　　2013.03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据湖南省政协网）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作者：编辑：李啸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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