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犯罪庭审穿便装 - 新京报 社论

不穿囚衣出庭值得全面推广 2013-12-04 02:30:09  新京报 社论

允许被告人出庭时自由穿着，看似一个不起眼的小问题，却体现着对人的自由和权利的尊重，彰显了无罪推定的法治原则。

　　日前，河南省高院召开全省法院刑事审判工作会，省高院院长张立勇要求，今后全省法院在刑事案件开庭审判过程中，将改变旧有法庭设置，庭审时不能让被告人坐铁笼子，不能给其剃光头、穿囚服出庭。被告人应和正常人一样，穿着便装和他的辩护律师坐在一起，和控方“对抗”，以去除对被告人“犯罪化标签”。

　　允许被告人在庭审中不坐笼子、不剃光头、不穿囚衣，看似属于细节的改变，实则彰显了无罪推定的法治原则，体现了刑事司法的文明进步。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在法院判决被告人有罪之前，法律上应将其视为无罪的人。而让被告人坐笼子、剃光头、穿囚衣等，往往给人以强烈的符号暗示，实际上是给被告人贴上了罪犯的标签。

　　让被告人在庭审中不坐笼子、不剃光头、不穿囚衣，其实在司法实践中早已尝试推行。近年来审理的一些高官犯罪案件，被告人基本上都是穿便装，甚至穿西装领带出庭。但在一些普通刑事案件审理中，被告人穿囚衣、戴手铐出庭，仍然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这无疑把被告人应当普遍享有的基本权利，变成了少数人享有的特权，因此备受争议。

　　让被告人自由选择衣着出庭，是法治国家的普遍做法。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也要求，囚犯被送入或移出监所时，应尽量避免公众耳目，使他们不受任何形式的侮辱、好奇的注视或宣传，并“应准穿着自己的服装”。允许被告人出庭时自由穿着，看似一个不起眼的小问题，却体现着对人的自由和权利的尊重。

　　改变法庭布局，让被告人与其辩护人坐在一起，与控方“对抗”，这比衣着的改变，更具积极象征意义。我国传统的法庭布局，是审判台居中，左右两边分设辩护台、公诉台，被告人则孤零零地坐或站在法庭正中央。此为典型的“坐堂问案”式法庭布局，被告人被置于类似诉讼客体的地位，轮番接受控、辩、审三方的讯问、发问。

　　而让被告人与其辩护人坐在一起，表面看只是法庭布局的改变，实质上体现了对诉讼结构的正确认识和对被告人诉讼主体地位的尊重。在现代刑事诉讼结构中，被告人不再是被审理的对象和客体，而是一方当事人，是诉讼程序的积极参与者，享有广泛的诉讼权利。让被告人与其辩护人坐在一起，作为辩方与控方对抗，体现了对其诉讼主体地位的尊重，同时也便于被告人与其辩护人随时交流沟通。

　　近年来，随着我国司法改革推进，一些符号化改变，例如法袍、法槌的出现，对司法形式和内容都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仍有一些陈规陋习，包括让被告人出庭时坐笼子、剃光头、穿囚衣、戴手铐等，却仍在延续，反映出的仍是根深蒂固的有罪推定倾向。这些与现代法治原则和司法文明要求相距甚远，到了必须改观的时候了。

　　河南省高院的这些要求，之前在许多地方已经进行过探索尝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无论就其必要性或可行性而言，已具备全面推广的条件，希望其他地方和部门也能择善而从，推动我国司法更加文明化、人性化。当然，由于去除戒具、改变布局而带来的法庭安全问题，也应同时考虑，采取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避免安全事故发生。



“吃空饷”不过是“冗官”的副产品 2013-12-03 02:04:38  来源：潇湘晨报 社评

　　[社评] 潇湘晨报评论员 周东飞

　　11月15日，河北黄骅市委组织部宣布：全市科级干部超过53岁，副科级干部超过52岁的全部提前离岗休养，同时提高三级工资。全市共有62名科级干部被列入这一名单，相关被离岗的干部向媒体反映，他们是“被提前离岗”。有人质疑，在河北省治理“吃空饷”的大背景下，这是在制造新的“吃空饷”。

　　就像一出戏，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一个结局。又像是一场球赛，结局0：0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未曾开始。或许，将真正的开始与结局放在一起观看，才能让人更容易看懂所谓个中三昧。11月6日，原黄骅市市长潘海瀛升任市委书记。11月14日，市委书记潘海瀛在全市工作务虚会上提出，“要出25岁的副科级干部，30岁以下的乡长，35岁以下的书记。”然后，11月15日，62名“符合年龄条件的干部”被召集到市委六楼，宣布决定，并在“自愿离职”的表格上签字。当然，这里的年龄条件不是25、30、35岁，而是副科52岁和正科53岁。

　　这中间的逻辑似乎有令人费解的地方，新上任的市委书记要25岁的副科，为什么结局却是52岁的副科们“被离岗”？答案很简单，像黄骅这样的县级市，副科以上的领导岗位已经是非常稀缺的官帽资源。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只能被推到沙滩上。在职位一定的条件下，没有什么增量可言，如果一定要增量，那也只能向存量要增量。如何个要法？来个年龄一刀切，副科52正科53一律“自愿离职”，全市一下子就空出60多顶副科级以上官帽。如此一来，不但“25岁副科”的目标可以实现，排排坐分果果还能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皆大欢喜。

　　这些“自愿离职”的52、53岁官员，为盘活官帽资源作出了牺牲和贡献，因此需要发放委屈奖进行安抚。不上班照拿钱，乃至于工资连加三级，都是用来达成妥协的交易物。只可惜这些“被离岗”的官员，更愿意在原有岗位中多作几年贡献，而不愿意不干事“吃空饷”。且不去深究这到底是道德高要求的结果，还是利益精算后的选择，只说规则和制度是否支持他们。从河北集中整治“吃空饷”和相关部门要求延迟退休的精神来看，官员的“提前离岗”都是一种与明规则相悖而行的做法。

在黄骅，从市委书记到职能部门的兵贵神速雷厉风行，其实没有能够掩盖住相关做法的“土政策”实质。

　　我们当然需要承认，官员的能上不能下也是亟须改革的痼疾之一。但是，这显然不能成为黄骅等一些地方大搞“一刀切”的合理注脚。官员能上不能下，要害在于缺少制度化的退出机制，通过官员任期制等探索，官员任满离职应当逐步成为常态。同时，非领导职务的设置也将使官员们从位子上退下来之后有去处，而不至于“只吃空饷不干事”。退一步说，在上述制度完善生效之前，即便真的要解决不能下的问题，也应当首先甄别清楚哪些官员应当上，哪些官员应当下。上下的依据应当是口碑、实绩和能力，而不是以年龄等外在指标随意画线。

　　“一刀切”的志趣所在，与解决官员能上能下背道而驰。那一刀看似切了下去，但是因为在制度上无所依凭，各方又各打自己的算盘，所以操作到最后只能变成“切不断，理还乱”。被切的官员不可能真正离开，因为名不正言不顺。非但不能真正离开，而且必须在现实利益方面给他们作出安抚和补偿。如此一来，减官成了“冗官”，纳税人的花费越来越多，享受同等官员待遇的人越来越多。“吃空饷”在民众看来罪孽深重，到了一些地方的操作体系中反倒成了无关紧要的副产品。其实，我们应当回到逻辑链条的最初，问一声，黄骅的所作所为真的是为了官员能下、官员年轻化吗？

(潇湘晨报评论员 周东飞)




爱上微笑的台湾 2013-12-04 02:31:22  新京报

布袋戏老人李清棋70多岁了，他传承布袋戏已有52年，如今，他和儿子经常受邀到各个地方演出，这次受兴隆宫妈祖庙方邀请参加祭祀活动演出。

一名街头歌手在进行公益演出，他的背景是台湾著名的城市涂鸦艺术家“可乐”的涂鸦作品，作品中汇集西门町百年的各种知名品牌。

在淡水老街，一名在台湾工作的法国人和同伴在玩滑板。这里曾被列为拆迁改造重点，但一些民间文化保护组织组织了“站满老街”活动，让老街完整保护下来。

迪化街一名台湾某知名节目的主持人体验淘蒜技巧。迪化街是台北最完整也最具意义的老街，街上的建筑有闽南、洋楼、现代主义、巴洛克式的特色。

　　走出机场，恰巧碰见一台北男子在机场现场，用鲜花、婚纱和红地毯等意外礼物，向刚下飞机的女友求婚的场景，男子叫何泰晨，34岁，女友廖今微从新加坡出差归来，在男友浪漫的攻势下，女友答应了男友的求婚。在朋友和来自各个国家不同肤色的游客的祝福中，他们以亲吻印证这一刻。

　　这一幕的温暖画面之后，我们开始了台湾之行。

　　两代司机，两种情结

　　给我安排的司机是63岁的台中人廖师傅，他是50年代和家人从福建迁徙到台中，入住眷村。如今，他唯一的女儿在澳大利亚定居，他和老伴因为工作原因，从台中移居到台北市。他说，他不太喜欢现代的繁华，几年后，他会重新回到台中宁静的家乡，和那里的亲友团聚。在历史发展的洪流中，眷村彻底融入并丰满着台湾文化。不过，和眷村居民交谈中，他们内心深处，有数不尽的故土情结。

　　同行的另一个司机小黄，是80后，未婚，台北房价高，如今还和父母住在一起。他祖籍也是闽南人，几年前在深圳做过4个月的首饰生意，没能挣到钱，回台湾，在一家旅游公司任司机。台北的就业机会比较多，不过普遍收入相当于北京的中等水平。小黄说，他喜欢尝试不同的工作岗位给自己带来的新体验。“有机会还要去大陆其他地方做生意，本分挣钱，即使挣不到钱也不在乎，年轻时多游历，本就是开心的事情。”

　　三峡老街上的布袋戏

　　百年历史的新北市三峡老街兴隆宫妈祖庙前，正在上演台湾传统的布袋戏，幕后是70多岁的李清棋老人，他传承布袋戏有52年了。这次受兴隆宫妈祖庙方邀请参加祭祀活动演出，每天2小时的演出，获得大约折合1500元人民币的收入。

　　老人说，台湾的传统文化在民间比较活跃，是因台湾中西信仰并存，各种传统艺术有比较理想的生存空间。

　　三峡老街被评为世界最美的古街之一，不仅是这里中式、欧式和日式建筑的完备保存，两种教派建筑的完美无缺，还因各种传统文化、手工艺及小吃等的丰富。

　　警察故事

　　在新北市金山老街派出所，入门处的一个几十公分高的卡通警察吸引了我。门口执勤的警察面带微笑地问我，是哪里来的？我回答“北京”。他很高兴，像是遇见久别的朋，“我两次进大陆，先后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警察局有过交流。大陆和台湾公安系统交流频繁，相互取长补短。”

　　他把我领到荣誉栏，指着其中一张荣誉状说：“这是我的。”他的照片下名字是郭光明，荣誉状的受功事迹是因去年6月10日14时，他在河边，救获了一个轻生的女子。被授予积极助人之服务精神荣誉状。

　　正聊着，他的手机闹钟响了，“该我执勤了，今天比较忙，因为最近辖区居民出差的上报比较多，巡逻比平时繁忙。”他说，如果居民出差，只要给片区警局电话备报下，警察会在全天24小时，每隔两个小时巡逻一次，以免户主遭到盗窃。

　　西门町涂鸦改变灰色森林

　　此行的最后一站是台北的西门町，这里是台北繁华的代表地，是青少年首选的约会逛街胜地，除了繁华温馨的街市，这里的街头乐队和街道涂鸦也是台湾最有名的。徒步中，我偶遇这里的台湾最大涂鸦作品落成仪式，台湾著名的城市涂鸦艺术家“可乐”，利用13天的时间在私人住宅楼的一面外墙上，创作了一面100多平米的涂鸦作品，作品中汇集西门町百年的各种知名品牌。楼房的主人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他说，他非常喜欢涂鸦艺术家用这种方式重回百年历史。

　　可乐不过28岁，他说在创作到最艰难的时候，他在涂鸦中临时加入了“永不放弃”四个字，他说，这相当于植入自己的灵魂，让自己有创造下去的动力和灵感。“这样的公共艺术，改观了都市灰色水泥森林景观，并以当代艺术多元的表现形式，塑造独特的艺术地标空间，增加市民对艺术城市的集体记忆及正视环境之美的重要性。”

　　这里无论官方还是市民，都非常支持涂鸦艺术家们的激情创作。所以，西门町许许多多街道墙面各种风格的涂鸦才得以百花齐放。

　　此次台湾之行，我接触的那些台湾人，无论是原居民，还是眷村后代，还是当下的年轻人，都很温和，他们从内心散发出的微笑，那么优雅和恬静。因此，无论是行走在繁华的台北市中心，还是在桃园的田间地头，我的感觉是，人们在以一种相对轻缓的言语和动作，来细心经营着自己与他人的相处，雕琢着自己的生活。

　　原居民、当年从大陆迁徙的人以及一代代留学世界各地的精英学子，构成了台湾多元的情感世界，经过时间和社会形态的变迁，铸成了如今的台湾。

　　历史不是他乡，我们到此一游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我们寄望尽可能地了解这片土地的历史脉络和文化生成，不至于成为走马观花的过路人。

　　台湾之所以独特，是因为众多和我们有所联结的先人，他们在其上的工作，如今成为我们共同的故事、共享的记忆。台湾之所以独特，也因为我们今天对它的

灌溉。

　　《百年追求》（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翠莲著）

　　采写/摄影 新京报记者 陈杰



曾经的百万富豪如今只是一名擦鞋匠 2013-12-03 13:33:03  长株潭报记者伍婷婷 来源：晨报综合

http://www.xxcb.cn/shouye/2013-12-03/8899781.html

“我每天给自己的任务就是用10支油！一天能赚个200余元，除去孩子的上学费用与自己的生活开支，每年还能余个2万余元，余下的钱就是还账的”谢建跃边数着钱边说道。

12月1日晚上火车已经没有人来人往的人群了，但是他还是在等待着旅客来光顾。

从百万富翁沦落到成擦鞋匠，以前的富裕生活的影子一直笼罩着他，为了摆脱过去他每天除了擦鞋什么都不干。

谢建跃背着擦鞋工具、手提椅子站在株洲火车站广场上四处张望，他在寻找着顾客。

12月1日晚上谢建跃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了租住的5平米房子内，妻子早已为他准备了洗澡水，他卸下了假肢、脱去了衣服就在屋门口洗澡。这只假肢是当年用7000元人民币买来的，一直陪伴他走过了10余年。

12月1日谢建跃每天早上6点起床，晚上10点回家，在株洲这3年当中他每天都是如此。

12月1日谢建跃每天是风雨无阻。“一天能赚个200余元，除去孩子的上学费用与自己的生活开支，每年还能余个2万余元，余下的钱就是还账的”谢建跃边数着钱边说道。

12月1日皮鞋油是每只不到1元人民币批发来的，平均每天需要用上10支油。“我每天给自己的任务就是用10支油”

他没有固定的钱包，每次都是将钱塞到左脚的袜子里面。

在株洲火车站到处游走吆喝。“很多人都是看着我的假肢而照顾我的生意，很多顾客不擦鞋就直接给我钱，我很不乐意这样，我的原则是不摸鞋子不要钱”谢建跃说道。

谢建跃洗完澡后穿上了干净的衣服准备睡觉，妻子已经到邻居家看电视去了。

谢建跃吃着妻子给他温好的饭菜，妻子在一旁看着。

在回家的路上，他每天都会通过一座铁路桥，他总是会望望桥下飞速驶过的火车与动车许久。

谢建跃的大女儿给他打来电话，在吉首上学的大女儿每年都拿奖学金并且还勤工俭学，这是谢建跃最大的欣慰。 图/长株潭报记者 周健 摄

　　“擦鞋子，支持工作，擦鞋子，支持工作……”在湖南株洲火车站，阵阵吆喝声从嘈杂的广场传来，又夹进行色匆匆的脚步声中。一位身穿白大褂拖着义肢的中年男人，拎着擦鞋板凳边走边吆喝，在火车站外等车的乘客齐刷刷看向他。一位时髦女士停下来，给他5块钱，他摆手不接，硬是要给人擦鞋。

　　送走时髦女士，还没来得及将钱放进左脚袜子，就听到执勤人员大喊：“在干什么?”他提起板凳拖着义肢快速走进人群，相安无事后有放下手中的工具，继续吆喝着。他叫谢建跃，人称谢师傅，今年47岁，来株洲已有两年，和妻子小兰靠擦鞋为生。今年三月，他带着擦鞋工具来到火车站广场，这里人流量大，离新搬的“家”也很近。谢师傅每天早上六点就开工了，晚上10点才回家。

　　11月25日，接近中午，谢师傅第一次穿上白大褂，接了6个顾客后，吆喝许久都没生意，他点燃一支烟，微笑着跟等车的人聊天。“这擦鞋多少钱一次呢?”“随便，愿给多少就多少。”刚点燃烟，又来了几位顾客，他不喊价，一元、两元、五元、十元随便给。碰到开长途汽车的司机，他只收一元，因为他们是没讲过话的熟客，每天都会照顾生意。“我每个月也能收到几次十元钱。”他继续抽完剩下的烟斗，笑着说要回去吃饭了。

　　谢师傅麻利地提起板凳和擦鞋箱，拖着义肢往回走。他刚来株洲时住的房子只有5平米，上个月刚搬出来重新租了个“大房子”，可以放两张床，两张桌子，只是一年难得见到阳光。

　　回到家中，谢师傅用洗衣皂和刷子使劲刷着沾满鞋油的双手，“你信吗?以前我是上百万的老板，现在沦落到擦鞋。”谢师傅看着青砖瓦房感叹一声，但他依然笑着。“我现在和老婆一起擦鞋，供两个女儿读大学，女儿大三了。”提到女儿，谢师傅眼里都泛着光。

　　饭菜都在电热锅里保温，谢师傅拿出一盘白菜和一盘豆腐，开心地吃起来。这个时候，妻子小兰已经出门去长途汽车站擦鞋了。吃完饭，谢师傅也得继续出去干活。

　　他拍拍右腿上的假肢说，“1995年，我卖掉煤矿产业获得69万，后来一直做生意，发展到上百万，那时好有钱。”1998年，他因为出车祸截掉右腿，虽然当时经济状况还不错，但非常绝望，还曾试着在医院接电线自杀，但后来慢慢想明白了，装上假肢后，就继续去做生意。他去过云南开发铅锌矿，还去过广东，只是他不再愿意提广东这单生意了，“当年亏得倾家荡产就是这单生意。”谢师傅摇摇头，说自己在郴州资兴县城的房子因为还这债务卖掉了。他站起身，拍拍花了25元买的白大褂，很坚定地说相信自己还能东山再起。回想2011年刚来株洲时，身上只有14块钱，也那么挺过来了，现在日子慢慢好了，一定会熬过去的。

　　断断续续说完，谢师傅收起碗筷，把左脚袜子里的零钱叠整齐放进抽屉，卷起右裤腿，抿着嘴说：“我不愿意被人说成没用的男人擦鞋。”然后锁上门，又走向火车站。

（长株潭报记者伍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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