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在的大學 - 查建英

查建英： 中國現在的大學 - 蘋果日報 2013年12月22日

北京一個知識分子朋友曾經概括描述中國大學現狀的話：「問題如山，病入膏肓。」他是一個悲觀派，屬於那些「末日預言家」群體中的一員，多年來他們一直預言中國即將崩潰而又每年都在奇怪這事兒到底為甚麼還沒有發生。話雖然說的有些極端，但持此觀點的人不在少數，認為包括北大在內的中國大學痼疾纏身而急需改革的看法普遍存在：太多的政治控制；太少的學術自由；人浮於事；資金短缺；商業之風日盛；學術標準滑坡；缺乏流動；懶惰成性；近親繁殖；拉幫結派；腐敗成風。

但是，誰應對這些疾病負責？又該如何對症下藥？分歧即由此而生。有人為此責備黨和政府，另一些人則將現狀歸咎於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有的為教授們缺乏骨氣而痛惜，有的則將矛頭指向短視的管理者和貪婪的官僚們。抨擊者眾但莫衷一是。

與此同時，教授們的生活狀況則一直在改善之中。九十年代早期，我北京學術圈的朋友們除了書籍幾乎別無長物，每個人都住在狹小的、堆滿書的出租房裏。而現在他們全都買了房子──空間更大，全新裝修的公寓，而且享受優惠的貸款利率。其中許多人購買了更寬敞的第二套房，把較小的第一套出租，有些人還買了私家車。過去他們只能滿足自己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現在他們不時光顧餐館，度假旅遊，免費參加在風景秀麗之地舉辦的各種會議。明星教授們──雖然還是剛剛出現的鳳毛麟角一族──也加入了國外同行之列，享受着穿梭於世界各地、學術精英般的生活方式，在達沃斯、倫敦、哈佛和伯克利之間飛來飛去。九十年代前後，一個北大年輕教授的薪水僅是北京出租車司機收入的十分之一。當時學者社會地位之低可以從兩個頗為流行的說法中得到佐證：「造原子彈的比賣茶葉蛋的掙得少」，或者：「跟教授一樣窮」。很難想像，僅僅幾年前還被看作是公眾引路人和社會良心的知識分子的地位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昨天他還是牧師，今天他就被踢下聖壇，窮得像教堂角落裏的老鼠。多大的心理衝擊！但緊接着，這一切又變了。現在，中國教授的收入達到了一九八○年以來的最高點。在就業市場上，學者生涯以其收入寬裕、職位穩定和受人尊敬而再次成為頗具吸引力的職業選擇。所有這些滄海桑田般的變化竟然在彈指一揮間的二十年中發生了！

然而，激變並未獲得社會的普遍認可。其中有種看法認為，從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事件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被「馴化」了。國家先是以坦克和槍使他們閉上了嘴巴，而後以物質利益（購房補貼，優惠房，肥得流油的官方課題費，「校辦企業」執照的頒發，國內外學術市場上追名逐利的機會）「收買了」他們。他們成了一群裝聾作啞的、腐敗的合作者，在激動人心、令人不安、難言公平的致富大道上比肩疾奔。

現在讓我們來看幾幅天安門屠殺十五年後二○○四年的畫面：政治改革渺無蹤迹，國內媒體小心翼翼地避免觸碰禁忌，新聞審查與自我審查如同水銀瀉地，異見者們──一小撮冥頑不化、孤立無援的唐．吉訶德們──或被關進牢房，或被逐出國門，或被邊緣化。有着長久積極參政議政傳統的北大也因過深捲入天安門抗議活動而受到懲罰和監視的特殊關照。屠殺發生後的最初幾年裏，政府強迫所有北大入學新生在整整第一學年裏接受軍事訓練和理念灌輸。這一臭名昭彰的措施持續了很長時間才被叫停。但是，每逢屠殺發生的六月四日當天，北大的各個校門周圍依然有安全人員在巡邏，只不過這種巡邏變得越來越不惹人注意了，而且到目前為止，從沒有任何「騷亂」發生。

那麼知識分子們呢？應該說，知識分子的生活正變得越來越舒適，有些甚至變得富足。前一段時間，我問了兩個北京的學者朋友同一個問題：「如今的中國知識分子階層究竟發生了甚麼變化？」我得到了兩個回答。一個說：「人人都在付購房按揭！」另一個只說了句成語：「土崩瓦解」。

中國有句古諺：識時務者為俊傑。以此而論，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們是變聰明而不是變頑固了。

然而不是每個人都對這種現狀逆來順受。隔上一段時間，某種不和諧音就會劃破沉默中的寂靜，提醒人們想起他們為生存下去而不得不做出的那些妥協。

二○○三年十月，在一次北大舉行的名為「北京：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的研討會上，一位演講人打破禁忌，講述了一個關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廣場屠殺的故事。開始時，這個由北京大學中文系與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院共同主辦的研討會一直進行得平穩而融洽，來自中國、歐洲和美國的學者們從多重角度探討了與北京城相關的議題，與會者提供了數十份論文，內容涵蓋北京的古建築、傳統文學以及民國時期的戲劇。一切都很專業、彬彬有禮和溫文爾雅，就像學術研討會應該的那樣。但是第二天快要結束的時候，陳丹青──受邀參加圓桌討論會的一個藝術家──站起來發言了。

他說，北京的「都市想像」古往今來都為權力者所主宰，歷代帝王、毛澤東、今天的市政府、房地產開發商和國際大牌建築設計師，概莫能外。正是他們的意志，決定了北京的都市風貌，而普通北京人所能做的，就是順從他們的意志，不斷地從城區搬到郊外。至於北京的「文化記憶」，則要麼百孔千瘡，要麼一片冰封。他說他仔細看過提交給會議的每篇論文的標題，所有論文談的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時代」──那是前共產黨時代，官方允許有「文化記憶」的時代。這很像是老人的記憶，越是切近的事情，越記不得，越是早先的事情，記得越清楚。

發言結束前，他說他想講個小故事，也許能稍稍把斷裂的記憶連綴起來。故事很簡單：說的是個男人，一個北京人，一個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黎明前從天安門廣場逃走的人。這個人跑啊跑啊，巨大的恐懼驅趕着他，他發瘋似地往家奔跑，一路上邊跑邊高聲詛咒着，直到背後的槍聲漸漸離他遠去。當跑到美麗的後海一帶，他忽然聽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聲音：伴着樹叢中嘰嘰喳喳的鳥啼聲，傳來一陣洪亮悠揚、拖着長音的唱腔。他停下腳步，傾聽着，慢慢定下神兒來：這是老北京人練唱京劇時吊嗓子的聲音，一代又一代的北京人都熟悉的那個北京的都市之聲。

丹青講這個故事的時候，整個會場死一般寂靜，講完後片刻，一切彷彿停止了呼吸。忽然間掌聲四起，經久不息。會議主辦者數度試圖插話，但聽眾們，主要是學生們以及為數不多的教員們，一直不停地鼓掌。

那天會後，聽眾中的一個學生在北大網站上貼了篇長長的報道，形容丹青的演講，「使整個會場為之震動！」在一個人們說話越來越斯文、越來越拐彎抹角的年代，丹青的勇氣深深打動了他。「但是我發現」，這個學生接着寫到，「那些（在丹青發言之後）對他表達感激和敬意的人中，沒有中國大陸的學者。一個也沒有。」

我幾乎是立刻獲悉丹青北大講話內容的。當天正好在現場的朋友會後給我打了電話，生動而興奮地描述了整個過程。這事顯然不同尋常，值得向人轉述。但朋友也提到丹青持有美國護照，這給他提供了保護，而且從某種意義上成了他「勇氣」的注腳。朋友在猜測着，此事會不會對陳平原產生甚麼影響。作為中文系的教授，他是這次研討會北大一方的組織者。陳平原沒有陳丹青的那種保護，如果有人向「上面」打個「小報告」，他可能會為這次「事件」承擔責任。畢竟，這種事在過去屢見不鮮：實際的麻煩製造者被饒恕，而那些本該是阻止麻煩發生的人卻受到了懲罰。換個說法就是：放過罪犯，逮住警察。這種做法看似專橫但卻十分有效：它使更多的人變成了警察。

那天，陳平原處理得非常冷靜。丹青發言後，他只簡單地說了句「今天的發言都很好」，旋即宣佈會議結束。事後，陳平原告訴丹青，他打算將其演講收入計劃中的會議文集。丹青說自己不想給他造成任何「麻煩」。陳平原回應說他會做「一些出版上的調整」。當然，這意味着他將以該文集編輯的身份刪除所有不適合出版的內容。丹青說沒問題，只要需要，隨便你刪。

時間一天天過去。幾個星期過去了，幾個月過去了，甚麼都沒發生，沒有懲罰降臨。瞬間的激動煙消雲散，事件本身也色彩褪盡，一如泥牛入海。

一位雜誌編輯朋友這樣評論此次事件：「陳丹青這些年來一直呆在國外，所以才保持了某種新鮮感和敏銳度。但他不一定理解中國知識分子在天安門事件之後的歲月裏經受的一切。所以他做了他的秀，人們看了他的表演，笑一笑，然後就結束了。如此而已。」

我後來和丹青通了話。他說他「完全理解」中國知識分子在九十年代經受了甚麼。「他們並不是不喜歡我說的話，我想他們是不喜歡他們自己，不喜歡使他們『不能』說出我所說的話的那個環境。」他嘆了口氣，「其實我們都很可憐，大家都得吃這碗飯。」

他接着說：「今天的大學生活，不過是一份職業而已，都是個人利益。除非真正置身其中，成為這個體制中的一員，就像我得到這份工作時那樣──我拿學校的工資，靠學校分房等等──否則你不會明白真相。」他描繪的真相，可實在不大美妙：教授們似乎大都是些自私的名利之徒，要麼是虛偽的市儈，要麼是窩囊的膽小鬼。他們對更崇高的理想無動於衷，也缺少真正的學術熱情，只對維護和提升自己的經濟和政治利益有興趣。真正的思想與學術爭論已是昨日黃花，教授們真正為之奮鬥的，不過是權力與物質利益而已。

「我現在明白了，為甚麼我的學生對他們的老師抱着某種輕蔑，因為他們親眼看到老師們表現得像一群膽小鬼和偽君子，」陳丹青說。他也意識到，自己在大學裏絕不會被完全信任，也不會被允許接近任何有權力的位置，因為他離開得太久了。「剛從美國回來的時候，有個朋友問我有甚麼計劃：是真想做些事情呢，還是混口飯吃。我說當然是要真正做些事情。但現在我明白了，我絕不會在這個體制內產生任何影響。」

...

查建英



崔永元：教书比主持压力大 2013-12-22 02:31:26  新京报 

20日，崔永元在媒体说明会上侃侃而谈。 摄影 王磊

　　谈转行，当老师怕出错；谈离职，与方舟子论战加速离开央视；谈调查转基因，自费50万赴美拍纪录片

　　【对话人物】

　　崔永元 前央视著名主持人

　　【对话原因】

　　著名主持人崔永元最近颇受关注。12月20日晚9时，从美国归来的崔永元举行媒体说明会，就公众普遍关心的“离职央视”、“赴美调查转基因产品”、“与方舟子的微博斗争”等问题回答了在场多家媒体的提问。

　　20日9时左右，从机场赶到说明会现场的崔永元举起他的中国护照供媒体拍照，笑称终于能说明自己没有加入美国籍了。

　　随后，崔永元大方承认，与方舟子在微博上关于转基因的论战，是加速自身离开央视的原因。

　　他此次自费50万前往日本、美国等地调查转基因产品的安全问题，并准备将拍摄的素材和获得的资料制成纪录片发布。

　　崔永元还称，他已于12月7日正式入职中国传媒大学，已完成本学年的口述历史课程。而对于新工作，崔永元表示教书压力远比做主持人大。新京报记者 朱柳笛 实习生 王磊 北京报道

　　离职央视

　　我有“土匪”的一面

　　新京报：你就是因为方舟子才关注转基因的？

　　崔永元：就是因为方舟子。因为我是文科生，我对这玩意儿一开始搞不清楚。

　　新京报：那当时为什么在微博争论？

　　崔永元：我在网上看到新闻，方舟子搞了个转基因食品试吃，说创造条件让国人都吃上转基因。我一听这话就反感，因为我从“文革”过来，就烦人说非得干什么。

　　新京报：单纯只是反感？

　　崔永元：就只是反感。我一开始表述挺温和，我说公众可以吃，可以不吃。但方舟子的反弹非常厉害，我就有警觉了。于是我上网查资料，发现这个问题已争论很长时间了，全是我看不懂的词。我知道这事儿挺大，就开始研究，找两方面的学者请教。

　　一些院士说没有争议，就激起了我强烈的反感。明明有争议，什么叫没争议呢？你说美国人放心吃了（转基因食品）将近20年没事，那我们就去美国探访，是不是这样？

　　新京报：离职和与方的争论有关吗？

　　崔永元：我也不能跟他（方舟子）弄，因为央视有规定，不许发这样内容的微博，这是促使我离职的很大一个原因。我这次要跟方舟子弄，绝对是要违背中央台的规定的，不辞职，也得让我走，所以干脆辞了跟他干。这次台里看到这个情况不行了，肯定从上到下都批评我，所以真的加速了我的离开。

　　你用什么手段我就用什么手段，你说我造假，我就挖你造假；你骂人，我就骂人。崔永元变流氓，保护了这些（和方舟子辩论的）科学家。

　　记者：这是你离职的主要原因？

　　崔永元：他要在微博上再说难听话，我也说。我晚节不保，我不要以前的好形象。那个公众形象没有用，我觉得公众的生命安全更重要。我不能因为以前是政协委员、全国著名主持人就端着，我才不端着呢，那不是我。如果都认为我形象很好，那你们看错了，我有“土匪”的一面。

　　记者：你在微博中透露，说方舟子去央视告状？

　　崔永元：没用，中央电视台对我太了解了，我从1993年开始在这里打工，1996年主持节目，到今天离开，我一个仇人都没有，所有人对我都好，他告没用。

　　调查转基因

　　拒绝赞助，自费50万

　　新京报：所以去实地调查转基因？

　　崔永元：（转基因）不是微博能说清楚的事，很复杂；所以我就决定拍个纪录片，给大家描述清楚。我们请美国的采访团队，12月7号走，20号回来，采访了各类人。

　　新京报：接触了哪些人？

　　崔永元：包括专家、普通的市民，还有一些民间组织，大约50人，去了洛杉矶、芝加哥、西雅图。我们找到了方舟子的老师，舒伯特教授，他说你们吃不到转基因大豆，因为都做饲料和工业原料了。我们告诉他，中国把转基因大豆做成了豆油。

　　记者：你觉得目前关于转基因，还只能局限实验室，不该大规模推广使用？

　　崔永元：我觉得应该是分三步走，第一是扎实的实验室研究，全搞清楚，第二是试验田试验，第三步才是商业化种植，这三步可能相当长，要花几十年的时间。

　　新京报：这次调研，你得出了什么结论？

　　崔永元：我认为，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科学家是有争议的。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作为普通的老百姓，又不懂这个事情，最好不要让我吃；或者给我一个选择的权利，可以吃，可以不吃，不能剥夺我选择的权利。

　　这是我参加转基因食品论战最终的观点，因为我没法阻止你们进口、种植，我的建议是，在商场设置转基因食品专柜，剩下的商品保证不含转基因，谁愿意吃谁买。

　　记者：去美国调查的费用来自哪里？

　　崔永元：全是自费。我拒绝了所有企业的赞助，为了公平公正。

　　新京报：花了多少钱？

　　崔永元：50万以上。

　　新京报：什么时间发布这个纪录片，在哪个平台？

　　崔永元：越快越好吧，现在素材太多了，大概有40个小时。什么时候播，选择什么平台我还没想。我出去调查的时候，只是觉得这些东西非常重要，要拿到手，把它做完，平台多了，平台还发愁吗？

　　微博论战

　　不能用“文革”手段

　　新京报：你跟方舟子微博论战很激烈？

　　崔永元：我跟方舟子的微博，大家也看了，斗得越来越不像样，过了底线了。

　　新京报：听得出来，你对方舟子有很强的情绪。

　　崔永元：不是情绪，我觉得他搅乱了中国科学界平和讨论的环境。大家坐下来面对面讨论、辩论，都没问题，这是在科学的范畴内。但不能搞“文革”手段。

　　记者：方舟子说你拍纪录片是为了推销有机食品，你怎么看？

　　崔永元：还说我拿了钱，把证据拿出来。我没拿钱。倒是有一个信息我可以透露，搞转基因的，有人愿意出高价让我闭嘴。

　　新京报：这些情绪会影响判断吗？人说你泄私愤？

　　崔永元：你们可以看看我的调查，谁拿50万泄私愤？

　　新京报：那你因此受到到过威胁吗？

　　崔永元：微博上天天有，让我小心点。这没什么了不起。这个岁数的男人还怕这个。

　　当老师

　　出了错没法开玩笑

　　新京报：任教中国传媒大学，教哪方面的课程？

　　崔永元：因为还没有专门的口述历史教材，现在上课主要是讲自己十几年的心得，以及国外口述史概况。另外，还介绍一些新兴口述史研究单位。

　　新京报：做口述历史的研究和你曾在央视的工作产生冲突了吗？

　　崔永元：我2002年开始做口述史，耗费精力特别大。台里是做节目，口述史是收集资料，少的采访1-2个小时，多的采访100个小时。采访后把资料整合，特别耗费时间，和做节目冲突。

　　新京报：所以你很早就提出了离职？

　　崔永元：其实，在我们这个年纪，在台里想做一个好节目，可能要比过去投入加倍的精力，脑子也不像年轻时那么好使。早在三年前，我就和台里提我想调到传媒大学，台里也不太同意，一直就在商量，这次终于同意了。

　　记者：是否考虑过教你的老本行，播音主持的课程？

　　崔永元：学校希望我教播音主持，但是我拒绝了，我不是播音主持专业的，我学的是新闻采访。

　　我上了两次课觉得教书和做演讲完全是两回事，演讲不用那么严谨，只要大家愿意听就可以了；但是教书，你每一个数字、事实都得有出处。而且现在信息非常丰富，你知道的学生都知道，你再讲一遍，还不如他自己上网过瘾呢。过去说给别人一碗水，自己得有一桶水。现在呢，你是一桶水，底下学生也是一桶水，怎么讲呢？

　　我们也在改变这种方式，第一次讲课没讲好，两三千人，基本上就做了个演讲。第二次在一个100人的教室里讲，讲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大家互动，每个人都可以站起来说自己的观点。

　　记者：上课压力比主持节目大吗？

　　崔永元：面对学生比面对镜头压力更大，过去主持节目，我们说错了，就当开个玩笑，观众也笑了，这事就过去了；对于学生可不能这么干，不是出了错开个玩笑就过去了，他会揪着你不放。




“夺命快递”悲剧何以发生 2013-12-22 02:30:14  新京报 

以加盟为主要形式的扩张发展太快，员工流动性大且素质堪忧，快递企业内部管理粗放，政府监管与现实脱节……这些发展的后遗症，也使得攸关公共安全的快递业，埋下了太多的隐患。

　　■ 社论

　　近日，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一居民因收到被化工原料污染的快递而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同时还有多人出现中毒症状。山东省邮政管理局通报称，圆通速递在当地的加盟公司由于收寄验视不规范，将被依法吊销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

　　这起“夺命快递”事件，令人震惊。谁都没想到，一次平常的网购，竟然招来杀身之祸。这场悲剧并非偶然，它是目前快递业混乱现状的投射，值得我们警醒。

　　“夺命快递”首先暴露的问题，是快递验视制度几成一纸空文，《邮政法》、《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明确要求，禁止邮寄的违禁物品种类和实行严格的验视制度。可现实中，快递公司因为保证收寄效率，往往忽视这一环节，而监管部门对此也重视不够。在东营“夺命快递”一案中，寄件方是一家化工厂，其实当时快递收件人员，稍微敏感一点，也不至于稀里糊涂收下那包致命的化工毒液。

　　“夺命快递”案中，涉事快递公司明明发现了问题邮包，却依然照常投递，这反映出快递公司对安全的漠视。据报道，11月28日，快递公司人员在卸载快件运输车时，嗅到刺激性气味，两名员工呕吐。对此，公司的措施只是疏散员工，并将员工送医，并与发件企业联系，企业一句谎话就把这件事轻易遮掩过去。紧接着第二天，“夺命快递”悲剧不幸发生。不难看到，如果快递公司对于疑似污染邮包的处置稍微谨慎一些，及时上报管理部门，这场悲剧完全可以避免。

　　另外，装有化工毒液的邮包是如何泄漏的，是否与快递公司暴力分拣有关？因为，如果在交寄时就泄漏，那么快递员很容易发现。这两年，快递业暴力分拣，一直被舆论所诟病。一方面是快件验视制度形同虚设，一方面，大量违禁品在投递过程中被摔来踩去，这无疑更加大了快递业的安全风险。

　　近年以来，快递业的高速发展，降低了国内物流成本，给消费者带来极大便利和实惠。但以加盟为主要形式的扩张发展太快，员工流动性大且素质堪忧，快递企业内部管理粗放，政府监管与现实脱节……这些发展的后遗症，也使得攸关公共安全的快递业，埋下了太多的隐患，在“夺命快递”事件之前，一些地方曾发生多起快递包裹爆炸事件。

　　快递业要发展，同时更要规范。出了问题，不必因噎废食，一下将快递业管死，而是应针对快递业暴露出的问题，通过完善行业内部自我管理，加强政府监管，拿出务实的举措。例如，更多利用安检设备，来保障快递业安全，对于“大跃进”式的快递加盟进行刹车等等。在立法上，需要建立更明晰的快递业的管理规范，对于快递企业管理不善，造成安全事件，应让企业承担巨额代价，从而倒逼企业加强安全管理，让“夺命快递”不再重演。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