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宮群英》的雞精效用 - 安裕

安裕周記﹕精英的自我救贖 - 明報 2013dec22

一九九九年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推出一齣電視連續劇《白宮群英》（The West Wing），描述白宮一批年輕有幹勁的幕僚如何在紛亂時局折衝樽俎，力挽狂瀾於既倒。當年的時代背景是新生代總統克林頓掌權歲月，白宮塞滿來自長春藤院校的精英一代。

這個從南部小州阿肯色出身的總統，在華盛頓龍蛇混雜的政治局面裏擘劃治國之道：他推出醫保計劃，他與大右派金里奇惡戰，他出兵前南斯拉夫，他把中國人權狀況與最惠國待遇脫勾，都是在波濤洶湧的混沌世局驚世之作。

這樣的總統，如此高的民望，自然成為編劇筆下最佳素材，觀眾看在眼裏，駸駸然有著巨大投入感，逐漸以為白宮內望便是這回事：俊男美女在國家大事前只費一盞茶工夫便能臻此，政府要做的只是把政策包裝推出便大收旺場；也在那幾年，前總統顧問葛根（David Gergen）的《美國總統的七門課》（Eyewitness to Power: The Essence of Leadership, Nixon to Clinton）大為暢銷，兩者加起來，構成紙本和熒幕的總統及其幕僚速成法，敢信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的幕僚不知道或沒有讀過這部書或至少聽到這齣電視劇的名字，包括香港。

電視劇是虛擬的，書的內容是高度壓縮的歷史，卻成了現實政府幕僚們的瑰寶。他們以為政治就是這樣——簡單得像走進連鎖書店，逕向「自助工藝」（How To）一欄拿出一部書，回頭交錢走出大門回去照抄就能得道成仙。

美國電影電視工業特點是在有限的時間與空間用一句話勾勒整個故事，在這點之上伸延，用來點出《白宮群英》的一句話則是「白宮精英過日辰」。本來，這種放在東岸時間晚上九時合家歡時段播放的連續劇，人們不會太過上心，儘管《白宮群英》推出後引起一陣子討論，電視劇播完之後便在如海電視觀眾裏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大家都知道這是戲，犯不著為它嘔心瀝血長嘆到天明。

事實上白宮幕僚不止於電視上那種眉精眼企轉頭就想出絕妙計謀的高參，更不是馮煒光那類「三個字」形態的偽發言人。近代最厲害的白宮群英是七十年代的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尼克遜倚之為股肱的同時並不絕對信任他，縱然尼克遜對副國家安全顧問海格將軍期許甚大，海格卻缺了基辛格的磅礡才氣。基辛格哈佛大學畢業時寫的一份三百七十七頁論文 The Meaning of History: Reflections on Spengler, Toynbee, and Kant（〈歷史的真義——關於施本格勒、湯因比及康德的感想〉），指導教授只看了一百頁就批了「優等」，從此哈佛本科畢業論文皆不得踰越此一長度。

《白宮群英》的雞精效用

《白宮群英》DVD來到香港之後成為政壇中人的雞精式範本，本來於皮相之談而言看看也無妨，詎料不正歪風愈吹愈烈，搞得以為政治就是如此便能隻手遮天。到了最近馮煒光的三字經「不予置評」出來之後，人們才看穿中間的虛妄。白宮發言人不是信口開河拉一派打一派，應該說，包括白宮國務院以至國防部的發言人都不是靠嘴皮吃飯的混混。香港回歸前後，駐港美國總領事包潤石（Richard Boucher）中文說得很地道，回到美國後調職成為國務院發言人。這個位置是國務院八個助理國務卿之一，天天答記者問，有點納悶。再過幾年，忽然調任南亞及中亞事務助理國務卿，主管這一帶的外交，沒有兩把刷子不可能做到這職位。包潤石的專業職銜是 Career Ambassador，在外交官世界等同爵士的最高專業銜頭。

類似的幕僚在英國在法國在日本俄羅斯都有，學有專精盱衡世局，有時候下作了一些。基辛格廣為人知的是中國之行和蘇聯之旅，最近南美洲國家智利選出新總統，觸動了人們對基辛格的再審視——七十年代智利民選總統阿連德上台，美國不欲後院有一個左派總統，中央情報局出手策動軍頭皮諾徹特兵變，阿連德慘死。左翼人士的分析把矛頭指向基辛格，他三年前接受《國家地理頻道》訪問，一直言笑晏晏直至記者問了一句「問於智利……」，訪問馬上中斷。

七十年代美蘇冷戰正烈，任何一步棋都涉及霸權爭奪，兩霸競相扶植附庸，蘇聯做法是加入「社會主義大家庭」管吃管用，美國則是美援滾滾強撐右翼軍頭。理論層面上，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亨廷頓的新權威主義極為盛行，他成書於一九六八年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為一黨專政寫下理論框架，認為威權政治比民主政治更佳，甚至威權政治是通向民主政治的必經之路。易言之，此時的亨廷頓是傾向強勢政府的建立，掃除內部政治動盪，以臻所謂「改革大業」。新權威主義在一段相當長時間成為中美洲反共軍事政權的理論支柱，在亞洲，新權威主義被析義為南韓和台灣放下政治爭論發展成亞洲四小龍的核心。這套理論曾在中國大陸精英階層熱烈討論，咸認只有加強管治權威，始能免於社會在改變過程出現動盪。

亨廷頓與南非白人的關係

對南非人民來說，亨廷頓是他們歷史裏熟悉的人物。八十年代亨廷頓擔任南非白人政權顧問，他以其「政治秩序論」改革南非種族隔離主義，說只有加強國家權力才能推動「改革」。於當時的南非而言，國家權力代表警察暴力、濫捕、拷打。根據包括 South Africa: No Turning Back 在內的多部有關南非著作指出，亨廷頓曾對南非人說，改革進程需要包括「表裏不一，欺騙，錯誤估算，以及刻意盲目」（duplicity, deceit, faulty assumptions and purposeful blindness）。一九八六年，美國科學院提名亨廷頓為院士，耶魯大學教授朗格（Serge Lang）質疑亨廷頓稱六十年代的南非是「滿意城巿」（satisfied society）的研究有誤，發起反對亨廷頓入選院士行動。不知是否朗格的四出奔走之故，亨廷頓一生曾經兩次提名美國科學院院士，俱以選不上告終。

上星期，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顧問王卓祺撰寫〈西方民主制度是靈丹妙藥還是興奮劑？〉，引用亨廷頓某些觀點，中文大學講師葉家威其後撰文回應，此處不贅。當讀到王引用「亨廷頓早於一九六八年的專書」，「選票民主與良治沒有必然性」論說，未知所指是否即為《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作為討論，王提出亨廷頓早年理論並無不可，然而當觸及大是大非的香港普選問題時，亨廷頓的論說是否仍然有效，不能不說是一個質疑。相對於此，亨廷頓於一九九一年的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第三波：二十世紀末葉民主化》）總結一九七四年葡萄牙革命以降的民主大潮，指出對未來的民主國家來說，這些國家的精英必須相信民主對他們的國家來說是一種最不壞的政制。

「亨廷頓」出現在香港

亨廷頓是美國學界保守派頭面人物，在百家爭鳴的學術世界各式觀點紛陳，亨廷頓不乏同路人，特點是美國至上色彩濃厚，他甚至說過西方得以主宰世界，不在於其價值觀或宗教，而是「施諸有組織暴力的優勢」（its superiority in applying organized violence）。但亨廷頓在《第三波》提出另一套對民主的看法，可以說，二○○八年去世的亨廷頓於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九一年的十幾年間，對民主政體的理論及闡釋搖擺不定，這或可視為亨廷頓對民主政制的探索一直未止，然而就在他的論說未定之際，其早年學說被如斯引用，人們會質疑是否片面了一些。

政治是齷齪之物，殺人滅國都在「國家利益」大旗下任意行之。以早已呈庸俗化的精英論而言，事實上只有少數學者進入政府後能全展或半展抱負，基辛格很走運，是少數中的少數，把一己理念和猶太移民身分結合外交政策，加上尼克遜的恢宏視野，構建美國戰後最弱勢年代的最強外交組合。基辛格於一九五七年寫成的《核武與對外政策》，提出至今不衰的有限戰爭理論，學者  Thomas Noer讚譽他是歷史學家多於政府精英。然而，也是基辛格，任內美國推翻智利阿連德政權是齷齪中的齷齪，為的是中南美洲的「穩定」，一國主權因此淪喪，是這位白宮群英的外交生涯最大污點，掩蓋了他的越戰和談諾貝爾和平獎的榮光。

事隔四十載，耄耋的基辛格不像其他退休國務卿那樣愛被人喚為「國務卿基辛格」，而是更愛「基辛格博士」。或許，學者的身分令他退出官場四十年來都能感覺良好，毋須黏著「白宮精英」的浮名出入，更與那段在「國家利益」之下指黑為白的扭曲人格割裂。年近九旬的基辛格近年身體欠佳，但仍著書立說，年前的《論中國》不脫大塊文章本色，廣獲好評；學者的身分，是他對智利事件這抹永不消褪的救贖。

文 安裕 　編輯 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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