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才教育真的有助於就業嗎？ Peter Cappelli

專才教育真的有助於就業嗎？ Peter Cappelli 華爾街日報 2013dec12 

 《華爾街日報》－ 畢業後找份好工作──這是所有父母對孩子的期望。

那麼，要想實現這個目標，怎樣投資你的學費才最明智呢？

這個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複雜、更緊迫。經濟形勢依然脆弱，許多即將畢業的學生就算能找到工作，也找不到高薪工作。

其結果就是，在申請大學的過程中對孩子進行指導的家長（以及大學本身）不得不變得像風險投資者一樣。他們必須認真考慮不同道路的潛在回報，從中選擇一條回報可能性最大的道路。

對許多家長和學生來說，最賺錢的道路似乎是顯而易見的：這就是選擇實用的專業。公共和私營部門正在敦促孩子們放棄通識教育，去讀目前就業市場上的熱門專業。

而學校對此的反應是開設新的專業課程，承諾教授學生工作中所需的技能。大學恨不得要設立醫院融資、賭場管理或藥品營銷學位了。

鑒於此，目前美國主修商科的學生人數是主修文理學科學生人數的兩倍也就不足為奇了。此外，目前還出現了一種趨勢，就是專業設置更加細化，以瞄準就業市場中的細分領域。

這一切聽起來都合乎情理，唯有一點說不通，這就是這種做法可能沒什麼用處。其問題在於，沒有人能夠預測未來的熱門就業領域──雇主無法預測，學校無法預測，為職業教育大聲疾呼的政府官員也無法預測。經濟形勢變化無常，讓人無法早早預測未來，而且任何其他變數都會攪亂局面。如果選擇了錯誤的道路，只會把事情弄糟。

那麼，身為風險投資者的父母應該怎樣做呢？在決定如何將有限的資本用在刀刃上時，應該權衡哪些因素呢？以下是父母應該考慮的一些方面。

能否順利畢業？

你可以挑選在課程、位置、價位和環境方面堪稱完美的學校。但如果學生最終無法拿到學位，這一切就沒有任何用處。畢竟，只有在學生順利畢業前提下，大學才能夠改善就業前景。這就是為什麼一定要仔細考察各個學校的畢業率。

此外，看看學生畢業要花多長時間也很重要。比方說，一類體育院校僅有約60%的學生在六年之內畢業。

許多家長和學生未能認識到，即使同為頂級學校，幫助學生按時畢業的能力也存在很大差別。請考慮一下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這類精英私立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California, Berkeley)這種精英公立大學的差別。我的同事羅伯特﹒澤姆斯基(Robert Zemsky)發現，私立學校會提供更廣泛的支持服務（咨詢、輔導等等），這類舉措能大大提高學生的實際畢業率，而且會貫穿大學四年。如果一個學生不必在大學裡待公立學校那麼長時間，那麼學費昂貴的私立學校到頭來可能會比公立學校更便宜。

我們要考察的最重要數據也許是畢業生就業率，但這些數據通常很難獲得，而且容易存在水分。我們是衡量畢業當時的就業率，還是畢業後一年內的就業率？實習算「就業」嗎？

有關起薪（用於評價這些工作的質量）的數據可能會更難找。在找不到可靠數據的情況下，可以訪問學校的就業中心，看看實際有哪些雇主在面試學生以及面試的是哪些工作。

家長和學生應該積極要求學校公布畢業率、就業率和其他有關畢業生出路的信息──考慮到現在許多學生都依靠政府支持貸款來支付教育費用，公布這些信息就更有必要了。如果學生為獲得職業類學位而使用公共資金，但卻沒有好的回報機會，這是不符合公共利益的。

現在的工作不等於以後的工作

越來越多的公司抱怨畢業生走出校門不能馬上勝任工作崗位，有鑒於此，社會上出現追求專門化職業類學位的趨勢並不難理解。

但根據今天的熱門職業來猜測明天的熱門職業常常是徒勞無功。

問題在於，就業市場會因人們無法預知的原因而迅速變化。如今，我們常聽說計算機和信息技術現在和將來都是熱門領域，但這兩個行業都經歷過盛極而衰的階段。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受硅谷(Silicon Valley)的熱潮推動，大批學生湧入信息技術專業，結果2001年後畢業的他們遭遇了科技行業的蕭條。

與此同時，監管的變化也會迅速創造和毀滅一些職業。比方說，《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增加了對會計師的需求。新興技術也同樣會對就業構成幹擾──求職者追蹤軟件讓招聘行業一些就業崗位不復存在，而手機在移動技術領域創造出了編程工作。諸如此類的變化幾乎是無法預料的。

實際情況比這還要復雜。我們假設政府和大學能預測若幹年後某個職業的需求狀況。對該職業進行投資的人會遇到這樣一個問題，即其他人也都了解同樣的信息。這就意味著學生們會紛紛進入該領域接受訓練，這樣一來，潛在就業者的供應會增加，工作也就不那麼有吸引力了。

看看德州農工大學(Texas A&M University)給今年的石油工程班新生發送的一封郵件吧。石油工程師是當前美國起薪最高的熱門工作。

這封郵件提醒學生，工程師面對的就業市場競爭一直都很激烈，而且具有周期性，郵件警告稱：「近期的數據顯示，進入美國各大學學習石油工程的學生人數呈爆炸性增長，因此，對就業市場能否持續提供入門級工作崗位保持一些憂慮，也許是明智的。」

可惜這種審慎的態度並不多見。學校希望有盡可能多的申請者，並從中選擇最優秀的學生入學。在勾畫未來職業願景時向家長和學生說明所有利弊，可能會與學校這些方面的利益發生衝突。

專業化的危險

另一個沒有引起充分討論的重要警告是：大學裡職業定位錯誤也許比沒有職業定位更糟糕──因為一個職業所需的技能通常無法應用於其他領域。

我們假設一個學生花了四年時間學習藥品營銷。但如果制藥公司不招聘，拿到這個學位之後又能做什麼呢？這些技能無法輕易遷移至其他任何領域。

這個道理甚至也適用於職業內部。據喬治敦大學(Georgetown)教育和勞動力中心(Center on Education and the Workforce)的安東尼﹒卡內瓦萊(Anthony Carnevale)估計，目前信息技術專業應屆畢業生的失業率實際上是戲劇專業畢業生的兩倍。雖然信息技術行業雇主一直抱怨技能短缺，但目前信息技術行業只有某些技能是熱門技能，比如與移動通信相關的技能。

把注意力放在專業性很強的領域還意味著你會錯過有助於拓展能力的課程。比方說，酒店管理或運動醫學課程可能會擠佔能幫助學生提高推理能力的邏輯課和增強寫作能力的英文課。但後兩項技能對任何領域都有幫助，而不像狹窄的專業技能那樣只能用於特定領域。

除了這些擔憂之外，接受狹窄的專業教育還會迫使學生在17歲時就選擇職業，而這時他們還不太了解自己的興趣和能力。如果他們選擇得不正確，在年紀較大時從頭開始就會非常困難了。

埃裡克﹒A﹒哈努謝克(Eric A. Hanushek)、盧德格爾﹒韋斯曼(Ludger Woessmann)和張磊（Lei Zhang）三位研究者發現，高中時接受更注重職業培訓的教育，可能會制約學生適應不斷變化的就業市場的能力。大學時的情況可能也是一樣。

話雖這樣說，但實用的學位確實也是有價值的，不過它們的價值遠不如推崇者說的那麼大。

確實，在工程等一些領域，入行的唯一方式就是取得專業學位。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擁有相關學位的學生在這些行業找第一份工作要比取得文理學位的學生容易。不過，在第一份工作之後，實用的學位優勢究竟有多大就不好說了。

當然，一些學位之所以有優勢，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它們有名氣（比如沃頓商學院(Wharton)的MBA），但如果學位沒什麼名氣，工作崗位不要求或一般不需要有學位，學位可能就根本不重要了。

另外還要考慮到，公司真正希望雇員掌握的是實際工作經驗。如果他們可以在一個剛拿到酒店管理專業學位的人和一個沒有酒店管理學位，但經營過餐館的人之間進行選擇，他們會選擇後者。

前方的路應該怎樣走？

說了這麼多，對進行風險投資的家長和孩子來說，有哪些實用的經驗教訓呢？

走實用路線的學生應該推遲選擇主修專業和專業課程的時間，越遲越好，這樣他們修讀的課程與雇主的興趣有望得到更好的匹配。學生們可以根據就業辦公室的實時信息來判斷市場需求。因為專業有時需要調整，因此選擇容易換專業的學校也會有所助益。如果是資源有限的小型專業，學生可能要花超過四年的時間才能修完新主修專業要求的所有課程。

如果能夠了解畢業生的就業率當然很好。但我們也看到，這些數據可能很難找到。因此，除了訪問學校的就業中心外，家長還應該了解學校與雇主的關系以及學校在孩子期望進入的行業內的聲譽。

如果專才教育太過局限或者風險太大，還可以考慮另一條路，這條路目前常常被人忽視：這就是進大學接受通才教育，畢業之後再考慮就業。

鑒於經濟形勢和許多文理學科畢業生面臨激烈的就業競爭，這似乎有些不切實際。但請記住，對雇主來說，工作經驗才是真正重要的東西──未接受過職業訓練的畢業生現在能夠通過許多項目獲得這種經驗。

教育機構 Bootcamp Education 的 DevBootcamp 項目提供一種模擬真實工作的經驗。參加者通過從事真正的項目來學習，公司會幫助他們與雇主建立聯係。General Assembly 提供在實踐中學習的機會，並與企業合作開發課程，為畢業生創建與雇主的關係。

達特茅斯學院 (Dartmouth) 塔克商學院 (Tuck Business School) 等教育機構也採取了行動。塔克商學院有一個名為「商務橋」(BusinessBridge) 的非學位証書項目，面向大學三、四年級學生和剛畢業的非商科學生。該項目提供普通管理學課程以及為學生進入就業市場做準備的職業發展訓練。

除家長外，還應該有更多人關注這種向職業型大學學位轉變的趨勢。納稅人的錢有許多用於支持這些項目，在德克薩斯等州，將更多學生導向這類項目的壓力越來越大。不過，這種方式雖然能夠為學生提供實用技能，使他們畢業後找第一份工作時能滿足雇主所需，但這是一種昂貴、低效的方式，也是家長押下的高風險大賭注。

我們應該還有更好的選擇方案。其中之一也許是，雇主應該重新考慮能否像上一代人那樣，為從事初級工作的大學畢業生提供一些初始培訓和工作經驗。

（Cappelli博士是沃頓商學院喬治﹒泰勒(George W. Taylor)管理學教授兼沃頓人力資源中心(Center for　Human Resources)主任及教育學教授。）

撰稿﹕華爾街日報Peter Cappelli

教育「軍備競賽」可以休矣
http://cn.wsj.com/big5/20131204/opn164807.asp

美國在國際學生能力評估中排名下滑
http://cn.wsj.com/big5/20131204/bus142831.asp

問鼎全球教育測試中國為何並不得意
http://cn.wsj.com/big5/20131206/rcu151341.asp

學校教育如何幫助財富傳承
http://cn.wsj.com/big5/20131209/LUX094002.asp

更多商學院學生放棄金融業轉投科技業
http://cn.wsj.com/big5/20131107/mba085218.asp





追求夢想 選大學非名牌就好 - 耿春亞 香港經濟日報  2013年12月11日

於2002年，我們一批9名清華學生交換來香港讀研究生，女生1人，男生8人，其中8人入讀香港科技大學，只有我入讀香港城市大學。多年過去，還是經常有朋友問我當年為甚麼選擇城大？好像我應該有更好的選擇。

但我很明白，追求心中的夢想，香港城市大學卻是我最好的選擇。

實業救國 來港升學創業

作為80後，在內地接受的近代史教育，就是舊中國的百年屈辱和新中國的百廢待興。很小的時候就有一個信念：實業救國，只有發展科技實業，實現高效優質的生產力，人人都過上好的生活，中國人才能活得更有尊嚴。

進入清華學習理工科，做對社會和市場有價值的產品，這是我心中的創業夢。香港作為華人社會的典範，深深地吸引了我，不在北京，不去美國，來香港創業。

香港的所有大學之中，地理位置最好的就是香港城市大學，位於交通樞紐，城大、又一城和周邊住宅群，構成了一個完美的高尚生活圈。最初來港，每日往返於深水埗劏房和九龍塘，每天都是勵志之旅。讀書時組織團隊參加各種創業比賽，需要港大和科大的隊友們一起開會，因交通便利都是定在城大。此外，我還鍾意在又一城裏遊蕩，觀察香港本地商業社會的行為方式和方法。這些都為我後來留港創業建立了必要的認知積累。

找保護傘 缺企業家精神

香港社會重文商輕理工，最好的學生都去讀商科，理工科專業在香港沒有甚麼市場。但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查一查城大工程學院的排名，城大有多少國際電氣電子工程師學會院士，以及城大學術論文的數量和質量。讀研究型碩士或者博士，選擇導師遠遠重要過選擇學校，雖然我志不在學術，但既然讀了，就要擇良木而棲，選擇城大也就變得理所當然。

還有一個也許不是理由的理由，我暈車暈船。所以，中環到港大的巴士，中文大學的校巴，以及從彩虹到科大的小巴，我統統都不能坐。上山不行，下海也沒有興趣，無敵海景對我沒有甚麼吸引力，反而像九龍塘那樣歐美城鎮般幽靜的地方，讓我覺得很舒服。更加機緣巧合的是，後來我入選香港科技園科技創業孵化項目，給我的辦公室就在達之路上的創新中心，以至於我在九龍塘待了差不多有7年時間，非常愉快。

前途命運 莫怪父母政府

很多人選擇大學的心態，就好像尋找一把保護傘，好像一所名牌大學頂在頭上，就可以解決一輩子的問題。又或者就業時選擇一所知名企業，除了薪水高以外，更重要的是感覺上更踏實，心裏更安定。愈是成熟的華人社會，這種心態就愈重，企業家精神就愈加缺乏。

我熱愛我所讀過的每一所學校，每一個專業，他們給我的不是一個飯碗，而是一個學習思考和成長的過程。至於前途和命運，恐怕還是掌握在自己手裏為好，畢竟，命苦不能怪父母，恐怕也是不能怪政府的。

http://newhongkonger.blogspot.com




现代化在中国的脚步  姚洋   发表于2013-12-10 06:42

　　11月27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上海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做了题为《现代化在中国的脚步》的讲座。姚洋认为，用现代化框架来理解所谓的中国模式、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道德前景等问题会更容易一些。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技术进步、生产组织与生活方式的变化需要我们有一套与现代化相匹配的行为规范——理性、私人空间、公德心。在这套行为规范尚未建立起来之时，就看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乱象。姚洋最后指出，中国未来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条是更多的民主，另一条是给予法律更多权威。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有点跨界了，我是做经济学研究的，但今天讲的内容可能会超出经济学的范畴。为什么讲这么一个题目？我在想，中国正处在一个转型期，我们怎么理解中国目前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框架来理解中国发生的这些事情？

理解中国的几种框架

　　大家容易想到的第一个框架就是转型，从社会主义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是一种思考，但这个框架的内涵比较窄，纯粹是一个经济管理体制的变化，涵盖的范围是有限的。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发展的框架思考中国的转型，即从一个不发达国家如何走向一个发达国家的过程。发展的概念可大可小，可以是经济的，也包括社会的、政治的，但是对于多数人来说，提到发展还是经济范畴，和经济收入提高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个框架恐怕也不能把我们整个国家发生的事情都概括进来。

　　在官方的话语里，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事情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我们也可以在复兴的这个框架里来思考中国的问题。中国社科院做了一个中国复兴指数，每年公布一次，基本上是按照我们总书记的目标，2049年达到中华民族百分之百的复兴，每年往上调几个点。这也是一种思考中国发生事情的框架，但是这个框架实际上还是以经济赶超为框架来思考中国的变化。

　　我个人认为，用现代化框架来理解中国当前发生的事情是一个更适合的框架。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中国模式问题。福山在他的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里认为，自古以来，中国的优势就是有一个高效和强大的政府，在当代，这样的一个政府造就了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国内外，更有一些人总结了“中国模式”，认为中国的“威权体制+市场经济”是一个完美的组合。然而，中国目前的体制是否就是终极模式？我觉得，要理解这个问题，用现代化进程这个框架会更容易一些。

　　第二个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我们往往把它放在一个转型的框架中理解（因为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出来，计划经济对社会的控制非常多），但是我们用现代化这个框架来理解会更容易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讨论的城管，时不时就会出一个消息，最新的就是夏俊峰案。夏俊峰杀了两个城管，判了死刑到底是不是应该？在判死刑之后有很多媒体的讨论。这个就涉及政府和社会、政府和经济的关系，如果我们仅仅放在转型这个框架上去理解（即政府让渡权力这个角度去理解），我觉得是不够的，城管这个问题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放在现代化的框架来理解可能会得到更加中性的一个看法。

　　再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讨论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问题。几乎所有人都有今不如昔的心态，认为我们的道德在滑坡，所以我们应该恢复读经典、读古典、读孔孟之道等等。刚好我在《读者》这本杂志上看到五四之后傅斯年在《新青年》第6期上写的一篇文章，今天再登出来显然是有意义的，傅斯年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中国狗和中国人》，他开篇就说：

　　有一天，我见着一位北京警犬学校的人，问他道，“你们训练的狗，单是外国种呢，或是也有中国狗？”他答道，“单是外国种的狗。中国狗也很聪明。他的嗅觉有时竟比外国狗还要灵敏，不过太不专心了。教他去探一件事，他每每在半路上，碰着母狗，或者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的时候，把他的使命丢开了。所以教不成材。”

　　傅斯年接着说，

　　我听了这番话很有点感触，为什么中国狗这么像中国人呢？不是不聪明，只是缺乏责任心——他俩一样。

　　他认为中国道德或者文化传统是长时间形成的，是固有的。他当然不是仅仅说中国人不专心，没有责任心，而是对中国人的道德素养持全面的否定。五四这一代人，完全地摒弃传统文化。还有一部分人——比如现在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中国的文化决定了中国的命运。比方河清先生，他说中国文化决定了我们只能搞独裁。我觉得两者看待我们的文化的态度可能都是片面的、停滞的。采用一个更加宽广的框架来思考中国当代的一些问题，可能会让我们看得更清楚一些。

　　

技术进步、生产组织、生活方式

　　我下面简单地回顾一下现代化的内容，还有现代化需要的新的行为规范，这些不是我的领域，所以我就是简单地说一下，回过头来我们再讨论中国的问题。

　　现代化体现在哪些方面？我觉得体现在三个方面：技术进步、生产组织、生活方式。它们是联系在一起的。

　　技术进步是人类发展的动力，我们从原始社会开始，主要就是采集、狩猎，那时候技术非常简单；到了农业社会我们有了农耕技术，有了剩余，可以养一些闲人，因而就有了文明；到现代就有了现代工业，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在当代社会，信息技术让世界发生更快的变化，二十年之后使用的技术今天都还没有出现。

　　技术的发展超乎想象。随着技术进步，我们的生产组织方式也会发生变化。在原始社会里，我们是以氏族为单位的，因为狩猎需要大家的协同；到农耕社会，家庭成为生产单位；到了现代工业，就以工厂为单位；到了今天，很多小型公司出现了，人们甚至可以在家办公。这些变化都是技术带来的。科斯说市场与企业的边界取决于交易成本，但是科斯先生观察的是水平的这一面，就是给定生产技术，市场和企业的边界取决于交易成本。但是他没有考察另一面，就是时间这一面，沿着时间这一维我想生产组织的变化还是取决于技术，技术的进步最后会改变生产的组织方式。今天，由于技术的发展，我们的生产组织一方面变得非常繁杂，分工越来越细，另一方面社会协作越来越重要。这两者之间有点儿互相对立，这是现代社会的矛盾之一。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组织的变化，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有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但是，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在增加，这就是社会学所说的生人社会。与此相关的是，由于分工越来越细，每个人的角色都很多样，你在工作单位是一个角色，在朋友圈又是一个角色，在同学面前是一个角色，在家里又是一个角色。

　　

理性、私人空间、公德心

　　我想着重讲一下，由于现代化产生的变化，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行为规范。我说的这个行为规范是比较抽象、但又应该落到我们生活中去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现代化需要的行为规范归纳起来有三点：理性、私人空间、公德心。这三点不仅仅是对政府的要求，而且也是对民众的要求。

　　先说理性。在传统社会，特别是中国人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构造的社会里，人们的行为以情感为基础，如果情感没办法支配，就只好求助于独裁。大家都看过《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其实村长已经被抓去行政拘留过了，但是秋菊就是觉得不够，要讨个说法。什么说法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实际上她就是要求村长在村里乡亲面前赔礼道歉。但是，法律并不这样要求，法律已经惩罚他了——他已经行政拘留15天。秋菊的要求是基于情感，而不是法律的。

　　现代社会需要理智，需要法治。在政府这个层面，我觉得上海和北京是一个很好的对比，上海比北京理智得多。比如私车额度拍卖这件事。上海从1998年开始，而北京几年前才开始限制车辆，到今天还是在摇号。为什么要摇号呢？北京人的回答是，这样公平。听起来他们是对的，因为每个人的概率都是一样的。但是，摇号听起来公平，实际上不公平。为什么呢？因为最需要车的人可能买不到车。上海的拍卖制度非常理性。你不是急于用车吗？你可以去拍嘛，出价越高越可能得到车牌。北京人就会说，谁有钱谁就可以取得车牌，这不公平。但实际上你细想一下，这是不对的，因为牌照价格没有高到限制购车的水平：如果你能买得起车的话，你绝对能付得起这个牌照价钱。牌照价根本不会成为购车的约束条件，北京的摇号政策就没有实现公平。

　　为什么当代社会需要更多的理性和更少的情感呢？我觉得关键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前面说的社会生活、生产组织越来越复杂，在一个陌生社会里，不运用理性解决不了问题。在一个村子里，如果家里有3个儿子，你基本上可以称霸这个村子。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拳头可以解决问题。以前我不理解为什么农村人喜欢生儿子，我问过老家的乡亲，得到的回答是，好打架呀！但是，在城市里，打架是没有用的，今天你把一个人打趴下了，明天碰到另一个生人你还得打一次。在生人社会里，你一路打下去就是很不理性的。

　　其次，现代社会里时间成本非常高，而且这个成本是随着你收入水平的提高越来越高。这样，大家就不会去计较一些已经失去的东西，无法挽回的东西，我们经济学里头叫做沉没成本的东西。这里要说到上访，我们学校里一位法学院的教授说过，90%的上访人员都是神经病，这大概是过分了。但是，的的确确有些上访人员是不理性的，他们在上访上花的钱和精力最后远远超过他们失去的东西。在现代社会里，这就是一种不理性的行为。然而，我们就处在这么一个转型期里面，必须面对这个事情。

　　在这里我想比较一下道德和法治。道德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情感的，就像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说的，道德是锦上添花的东西，是把你放在别人的位置上产生的情感。但是，道德的维度非常多，各维度之间可能是相互冲突的。

　　在座的有女生，可能有些人还没谈恋爱，谈了恋爱之后到某个时候就想要测试一下你的男朋友，经常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和你妈都掉水里，你先救哪一个？其实这对男生来说是一个没办法回答的问题，因为你说哪个都不对。你要聪明点就立即说，我当然先救你呢！女生会很高兴，但回家一想，这个男生是不是不孝啊？他既然对他母亲都这样的，是不是以后对我也不会好呢？当然，你要立即说，我当然先救我妈了，女生就要立即说拜拜了。关键是，这两个价值都是我们需要的，孝道和爱都是我们需要的，但是放到一起就起了冲突。

　　我以前关注过一些政治哲学的东西，最后发现，所有的政治哲学学说都可以归结成简单的公理假设，这个公理假设是你不能推导出来的。这就是所谓的哥德尔定理，说的是，一个形式逻辑系统不可能自己证明自己，即一定需要一个公理假设。所以，最终所有学说都是一种公理假设之间的抗衡。

　　这样，基于道德来制定我们的行为规范就会出现问题。比方说我们有一个法律，其中有一条说年轻人有定时看望父母的义务。这在现代社会显然很难实现，因为人口流动很多，看望父母这件事往往会和其他事情发生冲突。

　　所以我们需要法治。法治是基于理性计算得到的一套行为规范，因此内部不会发生冲突。法律可能是冷冰冰的，但却可以给我们逻辑一致的行为规范。

　　私人空间由两个因素产生，一个是我们生活在生人社会里，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第二个就是要有产权，因为这个世界变得如此复杂，你需要不断地分解和建立各种各样的产权。这些产权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而且还包括社会和政治的领域。

　　私人空间不仅仅是对政府的约束，而且也是对民众的约束。我想举抽烟这个例子。因为我自己不抽烟，特别反感抽烟，所以刚回国的时候总为抽烟的事儿和别人吵架。比如，那时候在公共汽车上就会有人抽烟，我就去说他，他就不高兴。在餐馆里，墙上贴着“禁止吸烟”的标识，但就有人大摇大摆地吸烟。这样的人是对别人私人空间的无意识，他没有想到有些人不抽烟，需要这个私人空间。再比如排队这个问题。在农业社会中，大家无需排队，因为没有这个必要，因此现在也没有养成排队的习惯。其实，大家一哄而上也不见得快，但是大家就是要这么做。对私人空间的漠视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现代社会的第三个行为准则是公德心。我刚才说了，法律永远不可能完备，所以我们需要公德心来无缝对接。传统社会也有公德心，但是传统社会的公德心的适用范围很小。新闻上总有消息，说一辆大卡车抛锚了，货物被周围的农民抢光了。在农民的意识里头，在村子里你是不能偷盗的，村里因此可以做到夜不闭户，但是到了生人社会就不一样了，哄抢这种不道德的行为不在他的道德考量范围之内。我特别不喜欢开车乱窜的司机，他们把车窗一摇起来，就觉得周围都是生人了，就不用管了，就横冲直闯乱开。但我相信，这些人回到家里一定是好父亲，回到母亲那里一定是好儿子，回到朋友圈子可以两肋插刀。他们能接受的公德心只是对少数人的。

　　现代社会之所以需要公德心是因为理性，最终你会发现，不守规矩的结果是谁也赚不到便宜。上世纪90年代末的北京比现在还堵，虽然那时候车少，但是非常拥堵，为什么呢？那时候马路当中没有铁栅栏，所以这个方向的车走不动了，就有车逆行，然后把对面的车都堵死了。所以，北京，还有全国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在路中间立上铁栅栏，我们的钢材需求量大，这也是原因之一。

　　我前一段到杭州，发现那里的交通秩序非常好。汽车可以在一个方向上排老长的队，但绝对没人逆行；在斑马线上所有的车只要看到有人站在斑马线上马上就停下来。为什么杭州做得好呢？因为杭州罚得狠，到处装上探头，抓住一个可不是罚几百块，而是罚几千块，这样大家都老实了。

　　

以现代化的框架理解当代中国

　　有了上面简单的分析框架，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理解当代中国的一系列问题。

　　先说威权体制。“威权体制+市场经济”能不能作为中国模式一直存在下去？可能有人会说，你看新加坡不是做得很好吗？新加坡在短短的半个世纪里从一个极度贫困的国家发展到了世界上数一数二富有的国家，人均收入超过美国。这是一个奇迹。但是，我个人认为新加坡模式不适用于中国，因为新加坡是弹丸之地，人口、面积大概都比不上北京的海淀区。我们试想一下，海淀区如果独立出来变成一个国家的话，恐怕也会很快变得非常富裕吧？问题的根源是，威权体制不适合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古代社会非常简单，皇帝不需要做很多的事情，只要能够抵御外敌，提供简单的公共物品，如防洪救灾，就可以了。在今天这个复杂的社会里，让少数人来管理国家变得非常困难，因为他们不可能掌握所有的信息。

　　大家可能知道，在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个著名的社会主义大辩论，正方是奥斯卡·兰格，反方是哈耶克等人。最终哈耶克在辩论中失败了，主要原因是当时苏联发展非常快。哈耶克在辩论失败之后写了一本书，叫做《通往奴役之路》，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计划者没办法解决信息问题：他不可能知道千千万万的消费者需要什么，不可能知道千千万万的生产者需要生产什么。最后，要获得足够的信息去实现社会主义计划，就最终会变成一个警察国家，走向奴役之路。

　　如果大家学习过高级微观经济学的话，就知道在三个条件下——匿名性、对称性、正向回应——唯一产生集体决策的原则就是多数原则。后面一个条件比较技术性，前两个条件是现代社会秉持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就是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所以，如果我们想反映所有人的利益，把每个人的利益同等对待的话，唯一合理的原则就是多数原则，也就是民主原则。

　　有人会说，我们2000多年的文明造就了我们就该是一个独裁的社会，甚至很多想改变中国的人也都把我们的问题归咎到我们的文化。他们的参照系是当今的西方社会。我觉得这个比较是有问题的：比较的时空错了。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之得失》里提出中华文明早熟论。在2500多年前，即所谓的轴心时代，三大文明——即中华文明、希腊文明和印度文明——解决不同的事情：希腊文明解决人与自然的问题，它的目标是征服自然；印度文明解决我是谁的问题，它的特征因此是内省的；中华文明解决人与人之间如何和平相处的问题，所以我们活在当下，中华文明在很早的时候就找到了一套治理社会的办法。

　　不同的文明解决不同的事情，但是不能把文明看成是固定的事情。我非常敬佩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观点，他说，在评价中国文化的时候，不要把中国文化与当代西方思想比较，而是要把孔子和柏拉图进行比较，因为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森问一个问题，到底是柏拉图更赞同独裁，还是孔子更赞同独裁？他的答案是，可能柏拉图更赞同独裁，因为他想象有一个所谓的哲学王统治我们，哲学王是一个绝对的权力；但是孔子却认为，如果君主做错了事，你应该直言相谏，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很多大臣都是直言相谏的。

　　儒家思想也不应该固化。现在社会上有读经热，大家读四书五经，然后按照过去的礼仪去穿戴，去参拜。我们为什么不能破除这些禁锢，把儒家文化里面好的东西发扬光大呢？难道西方现在所谓的自由民主这些东西就是希腊文明所有的东西吗？显然不是，希腊社会是一个奴隶社会，只不过现代西方往往避而不谈而已，而只是把希腊文明里的一部分东西发扬光大了。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把我们好的东西发扬光大呢？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白彤东教授是研究儒家思想的，他认为，中庸思想和一个薄版本的民主是相容的。什么叫民主？其实说白了就是妥协的过程。你说一句我说一句，最后大家坐下来谈、来投票，就是一个妥协的过程。这个刚好和中庸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庸就是不要太过分，你让我一尺、我让你一丈，大家和平相处。这不就是民主的思想吗？

　　把威权体制想象成永久不变的东西是错误的。我们只不过是比西方晚走了300年而已；仅此而已，没有别的差别。西方社会在中世纪的时候比当时的中国黑暗得多，那时候的西方被教会所统治，基本上谈不上理性。我在欧洲的一份华人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题目叫《“爸爸”们的故事》，“爸爸”就是教皇。上千年下来，爸爸们的故事五花八门，非常堕落、非常腐化。其实古代社会大家都一样，都是黑暗的，只不过西方比中国走得更早一些而已。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我觉得，从现代化和传统社会的冲突这个角度，可以更好地理解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政党，而且是带着浓厚的现代化追求色彩的政党。试想，1949年取得政权之后，共产党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1949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负责工业的同志告诉他：主席，今后在你面前的就不是这些古老的建筑，而是一排排的烟囱。在那个时代，烟囱是现代工业的象征。

　　但是，在推进现代化的同时，我们国家还是一个传统社会，是传统和现代交织在一起的社会。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理解城管是怎么回事情。上世纪90年代末之前没有城管，出现城管完全是因为我们现代化的脚步太快造成的。大家对比一下和中国同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就会发现，他们的城市比中国的城市要脏乱差得多，不说印度，因为印度比我们的收入水平现在低得多，你即使去泰国看一看，城市面貌也大不如中国。相对而言，中国的城市化是一种非常干净的城市化。这就是对现代化的追求，对超现代化的追求，脚步跑得太快了。可是中国还有一半的人生活在农村，农民要谋生，要到城里来摆摊，摆到马路上，城管去管就发生冲突。从情感出发，我们对城管的粗暴行为不满，但是，如果没有城管会是什么样呢？上世纪90年代没有城管，到晚上小摊就直接摆到马路中央了，那时车少，还没有问题，但今天显然就不行了。

　　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矛盾，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我们的城市建设，一方面追求超现代化的雄伟，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古代社会的仪式性。古代社会的建筑不只是建筑，而且还是纪念碑，我们现在的许多建筑都带有树碑立传的意思。最典型的就是首都机场的T3航站楼。从天空上看，它非常漂亮，像一只火红的凤凰，但是在地面上，它把人流集中起来，造成人为的拥堵，而且内部空间巨大，不仅浪费惊人，而且让你感觉很渺小。这也体现了北京和上海的不同，上海要理性得多。新天地的改造很成功，但我最喜欢的是田子坊的改造。它是陈逸飞生前带动起来的一片艺术社区，后来经黄永玉设计，进行改造。改造之后，它让我想起纽约的格林尼治村，建筑尺度适中，适合人的生活，楼下商业，楼上仍然住人，很有生活气息。这是一种理性的表现。现代化不是铺张浪费，而是对人的尊重。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我不认为我们的道德水平江河日下。我刚才说了，我们现在多数民众持有的道德观是一个熟人社会的道德观，是一个只适用于周围的人的道德观，而不是一个适用于生人社会的道德观。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有学会一个生人社会的道德观。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觉得过去一百多年中国缺失了一部分东西，就是在我们现代化进程里缺了一环，即民众的教化过程。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自己都感觉需要一点儿勇气，因为在今天说民众需要教化，马上就会有人质疑，谁来教化我？我们已经发生了一场自发的民主化进程，每个人都接受了所谓的个体价值的观念，不认为存在高出自己的教化者。但是，后发国家都经历过教化的过程。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花了很长时间开办国民教育，在它统治台湾和韩国的时候也把这一套带去了，当然目的是同化这两地的民众。上世纪70年代，韩国开展了新村运动。朴正熙1964年写了一本书《我们的国家》，是他政变之后的施政纲领。他说了很多，我现在能记住的就是他对朝鲜民族的紧迫感。他说，我们的民族被人家殖民这么多年，人民都变得猥琐、卑微、不思进取，我们要把我们的国民变得自立、自强、思进取。新村运动就是一个开头。新村运动一开始就像我们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样，主要是为农村提供基础设施，到后期则主要是提高民众的素质，最后还扩展到城市。

　　现代社会的道德体系的建立，还是需要一定的权威的。就像我前面举的杭州的例子，法律惩罚可以让人们养成好的习惯。中国在20世纪的上半叶完全是战乱，建国之后搞计划经济，那时候是有教化的，但方式是通过组织压下来，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就马上被冲垮了。

　　有人因此说，市场化是造成道德滑坡的主要原因。我不这么认为，其实市场化反倒是让你容易建立起来生人之间的道德规范。比如，上海的商业化程度高于北京，因此，上海人也许没有北京人热情，但相互之间的交往却更理性。

　　中国未来的路在哪里呢？我觉得大概也只有两条路可走，一个是更多的民主化，另一个是给予法律更多的权威。民主让人学会宽容。我刚刚说了，民主的核心是妥协，民主不是你死我活，一定要把你打倒，而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有了妥协之后大家才知道，别人还有自己的私人空间，我也得尊重别人的私人空间，这样，公德心、公民意识才会建立起来。

　　当然，民主最大的好处是对政府有了一个更硬的约束。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现代政府治理体系。这里最重要的是约束政府。有人说，约束政府就是要改变官员的评价体系，让他们不要唯GDP是论。为此有人提出，能否不统计GDP了。但是，不统计GDP，官员又会去竞争别的东西，比如税收。我们经济学家都知道多任务理论，即如果存在很多任务的话，代理人肯定会关注容易度量的那个任务。GDP、税收比其他任务更容易度量，官员们因此更看重它们。

　　要解决监督政府的问题，只能依靠民众的民主参与。比如，上海的磁浮列车本来计划应该从浦东机场延伸到虹桥机场，结果虹桥附近的民众抗议，就没有修成。民众追求的不仅仅是GDP，也不是一个城市的什么名片、形象，他要实惠的东西，这样就对政府形成硬的约束。

　　第二要给法律权威。我们总是说要建立法治，但法治不是空洞的东西，落到实处，就必须建立法律的权威。当然这首先要求政府尊重法律，但同时也要求执法者像一个法律的代表，要求老百姓对法律有足够的尊重。实际上两者做得都不充分。前一段网上有一段视频，一个东北人在三亚的一个停车场里倒车的时候撞到石头上了，他就去找停车场的人理论，结果起了争执。旁边一位警察过来调解，结果东北人跟警察打起来了，警察就把执勤队叫来，把他按倒在地上打了一顿。网络、报纸和电视上的评论一边倒地指责警察，人人义愤填膺。警察打人不对，但是，东北人是否给予了法律足够的尊重呢？如果换在美国，大家知道他的下场会是什么吗？恐怕他的性命当场不保。不要误解我：我们当然要反对警察滥用权力，但是，如果公民都不尊重法律的权威，我们如何能够建立法治社会呢？

　　现代化进程不仅仅需要政府的改变，也需要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改变。我们能不能接受一套新的行为方式，既用它来约束政府，也用它来约束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的行为方式还是那种古代的、以情感为基础的熟人社会法则，我们就无法约束政府，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和法治。■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本文系作者于11月27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所做的演讲整理而成，经作者审订。郑景昕编辑，工作邮箱：zhengjingxin@wxjt.com.cn）




国家卫计委发布合理用药十原则   早报记者 龚菲 综合新华社报道   发表于2013-12-11 07:16

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姚宏文10日说，用药要遵循“能不用就不用，能少用就不多用；能口服不肌注，能肌注不输液”的原则。

■  居民用药行为普遍不规范

■  应“能不用就不用，能少用就不多用”

　　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姚宏文10日说，用药要遵循“能不用就不用，能少用就不多用；能口服不肌注，能肌注不输液”的原则。这是国家卫生计生委等部门联合制定的合理用药十大核心信息之一。

7成人曾自行更换药物

　　姚宏文在国家卫生计生委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合理用药十大核心信息还包括处方药要严格遵医嘱，切勿擅自使用。特别是抗菌药物和激素类药物，不能自行调整用量或停用；任何药物都有不良反应，非处方药长期、大量使用也会导致不良后果；孕期及哺乳期妇女用药要注意禁忌。儿童、老人和有肝脏、肾脏等方面疾病的患者，用药应当谨慎，用药后要注意观察；从事驾驶、高空作业等特殊职业者要注意药物对工作的影响；接种疫苗是预防一些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国家免费提供一类疫苗；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等。

　　我国城乡居民用药行为不规范现象普遍存在。2012年全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数据显示，包括合理用药在内的基本医疗素养仅为9.56%，能够正确阅读药品说明书的居民比例约为15%。在全国合理用药网络知识竞赛中，只有6.3%的网友能够全部答对从试题库随机抽取的10道合理用药常识题。

　　中国科协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86.7%的被调查者曾有自我药疗经历。在服药过程中，69.7%的人曾随意增减疗程或自行更换药物。在孩子生病后，近30%的家长自作主张给孩子服用减量的成人药品或抗生素，有时还是多品种联合用药。

回应张艺谋超生问题

　　姚宏文在新闻发布会上还在回应张艺谋、陈婷涉嫌违法生育问题时说，在法律法规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享有生育特权。

　　姚宏文说，据了解，对张艺谋、陈婷涉嫌违法生育问题，当事人户籍所在地有关部门正依据有关法律法规，采取多种措施进行调查核实，并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据央视报道称，截至昨日，张艺谋和妻子陈婷还没有把真实的税收证明提供给当地有关部门。

　　央视昨日的报道引述无锡市滨湖区人口计生局负责人的说法，称张艺谋超生事件属实，至于罚金的部分则要根据江苏省社会抚养金计算标准来计算。报道指，江苏省社会抚养金计算标准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基本标准，另一部分是个人收入超出基本标准部分的上调部分。截至昨日，张艺谋和陈婷还没有把真实的税收证明提供给当地的有关部门。

录入编辑：周子静




撒花！长沙上榜新一线城市 2013-12-11 12:00:27  来源：福州新闻网

“新一线”城市为成都、杭州、南京、武汉、天津、西安、重庆、青岛、沈阳、长沙、大连、厦门、无锡、福州、济南等15个。

　　据福州新闻网消息，日前，2013年新一轮城市等级划分正式出炉，长沙被列入“新一线城市”，这意味着，长沙已被承认为综合能力及潜力超强城市。“新一线”城市为成都、杭州、南京、武汉、天津、西安、重庆、青岛、沈阳、长沙、大连、厦门、无锡、福州、济南等15个。

　　此次城市排名是由《第一财经周刊》发起的，通过对400个城市的综合商业指数从低到高进行排名，指数越低则排名越高，最后得出了400个城市的综合商业指数排名。基于这个排名，对400个城市进行了全新的分级，以成都为代表的“新一线”城市脱颖而出。

　　其中“新一线”城市为成都、杭州、南京、武汉、天津、西安、重庆、青岛、沈阳、长沙、大连、厦门、无锡、福州、济南等15个，它们或为直辖市，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庞大的中产阶层人群，以及可观的政治资源;或为区域中心城市，对周边多个省份具有辐射能力，有雄厚的教育资源、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便利的交通;或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省会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便利的交通和独特的城市魅力。这些城市理所当然也是各大公司的战略要地。

　　二线城市为浙江宁波、云南昆明、河南郑州、吉林长春、安徽合肥、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常州等36个城市，按照传统的方式来描述，它们多数都是中东部地区的省会城市、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较发达的地级市。从现代的城市意义上讲，这些城市往往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商业活跃度相对较强，对大公司、大品牌和优秀人才有一定的吸引力，它们也正在或者即将成为未来几年大公司布局的重点。

　　三线城市为海南三亚、海口、浙江绍兴、内蒙古鄂尔多斯、新疆乌鲁木齐等73个城市，它们多数都是中东部地区省域内的区域中心城市、经济条件较好的地级市和全国百强县，也包括一些西部地区的省会首府城市，它们的人口规模多数也都在百万以上，拥有一定的居民消费能力，拥有自己的相对优势产业，对某些特定行业的大公司也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城市综合竞争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四线城市为浙江台州、衢州、江苏太仓、河北张家口、广东湛江等76个城市，这些城市以中部地区的地级市为主，也包括一些经济发达省份的相对欠发达地区，它们的经济发展往往依托于本地的中小企业或者资源性企业，居民的消费能力处于增长过程中，在大公司和大品牌的战略中，它们往往要依托于区域重点城市的辐射，但是它们本身对中国本土的中等规模的企业和二线品牌有一定的吸引力。

　　五线城市为云南玉溪、安徽铜陵、安徽宿州、山东菏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等200个城市，他们多数都是中西部地区的地级市，经济基础较差，交通不够便利，成规模的企业数量有限，辖区内农业人口仍占大多数，各自正在探求工业化的发展方向。(福州新闻网记者 熊志敏)




2013-12-11 11:09:52  来源：株洲晚报 在株洲，男两女来吃饭，账单是70多元，3个人都拒绝买单，理由还相当“奇葩”。

       花甲年纪的陈师傅在芦淞区经营一家小吃店，开店五六年了，还没有遇到过12月7日晚上这样的顾客——一男两女来吃饭，账单是70多元，3个人都拒绝买单。理由还相当“奇葩”，这让陈师傅都觉得怪不好意思的。

　　男的说，自己只喝了一道标价为6元钱的汤，只付这个账。其他的东西是女孩吃的，她们自己解决。

　　一个女孩说，菜不是我点的，而且我吃得很少，不应该由我付账。

　　另一个点菜的女孩说，我没有带钱，吃饭是男的提议的，应该是他付账。说着说着，她委屈得哭了起来。

　　两个女的说，一起吃饭是男子提议的，结果他提出饭后去开个房间，休息一下，发展“超友谊关系”遭拒，于是就发脾气，不愿意买单了。

　　当时是晚上9点多钟，陈师傅想报警，说有人吃霸王餐。男子也赶紧掏出手机，说也要报警，因为陈老板不让他离开，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

　　民警来了之后，几个人七嘴八舌地介绍了情况。男子叫做刘俊，29岁。两个女孩一个叫凡凡，一个叫佳佳，都只有16岁，还是学生。

　　刘俊与凡凡已经在网上认识一个多月了，之前见过几次面。7日晚上，凡凡与同学佳佳在芦淞区一个网吧上网，到了晚上8点多，刘俊打来电话，说自己还没吃晚饭，两个女孩也没吃。正好，刘俊主动邀约两个女孩一起到了陈师傅的小店。

　　一人一份汤、一份爆炒田鸡、一道孜然牛肉，吃着吃着，气氛就有些不对劲了。三人都承认，是因为刘俊提出饭后去开个房间休息，女孩不愿意，于是双方谈崩了。刘俊只愿意出自己的那份汤钱。

　　这样的理由让民警也觉得棘手，于是打算把3人带到矛盾调解中心，这时候陈师傅出来说话了。

　　“几个人在我看来都是年轻人。特别是两个女孩子，都是学生，如果这个事情惊动了学校和家长，对孩子也不好。”陈师傅说，小店就自己和老伴两个人，大晚上的，他也不愿意跟着去处理这个事情丢下老伴独自看店，干脆不再追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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