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當勞普選 - 端木少華

練乙錚: 「撤資」．李超人 vs 李卓人 - 信報 2013dec02

上周最轟動的兩則新聞，要算北京設置東海空防識別區，以及《南方都市報》訪問李嘉誠。前者雖與「保釣」直接有關，但港人四十年來，無論是哪一個年齡群、左 還是右、經歷過「保釣運動」與否，對釣魚島問題的關注，皆已大不如前。因此，儘管東海空防識別區的設置令東亞形勢遽然升溫，哄動一時無兩，但只要打不成仗，港人的內心反應，始終如隔岸觀火，並不會覺得特別切身。這不一定與愛不愛「國」有關，而是估計在可預見的將來（甚或「有生之年」），都不會看到大結局。後者則不然，李氏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在在牽動港人心弦，因為對整整三代人而言，他都是香港的一個重要標誌，解讀縱有不同，卻最有「廣泛代表性」【註 1】。

一、「李氏力場」的重心和原點

《南都》的訪問，內容很多方面，本文只取其中兩個議題進行分析，餘的容後再論。首先談「撤資」。

李氏受訪當日，開門見山談的就是「撤資」問題。可是，他也這樣說：「別人說我怎樣怎樣，一般來說我不喜歡辯解，如果每天都是這樣辯來辯去，太疲倦了，不值得。」如此，為什麽又把「撤資」看得那麼重要，需要親自出來澄清？

大家知道，在港陸關係史上，自1984年老牌港英資本怡和控股公司遷冊百慕達起，「撤資」這個詞便有了強烈的政治涵義，意味着資本對共產政權的一種不信任乃至否定。「外」商撤資猶可以（怡和至今還有四成收益來自大陸），換作是華商撤資，則嚴重者等同背叛，在北京眼中是死罪一條。

如是者，當「超人撤資」論先後在香港、大陸出現，李氏便有必要出來鄭而重之地作一番表白，向市民也向北京說明自己和集團都沒有撤資意圖，同時特別點明有生之年都不會遷冊。至於近期傳出集團在港陸數處的資產售賣消息，李氏聲稱不過乃按形勢轉變而作的投資組合比重重新優化而已，是對股東利益負責者應有之義，絕非坊間說的撤資。李氏的辯解，有其事實和數據支持，筆者沒有強烈理由懷疑，也找不出資料證偽。因此，「李氏力場」的重心儘管已在海外、原點依然堅留香港，還是可接受之說；讓疑點利益歸李氏，亦比較公平。

然而，有趣的是，為什麽如李氏所言，撤資之說興於香港、大陸，而為他在其餘五十個有投資的國家裏減持資產時所無？是港、陸人特別仇富嗎？是大家對李氏有特別強烈的偏見嗎？不是的。

筆者認為，把一個從港、陸減持資產的財團說成「撤資」而講法隱隱然具濃厚政治涵義，根本原因在於那是共產黨的一貫想法，而為一般民主國家所無。北京一向認為，華商和大陸做生意、回祖國投資，就是愛國愛黨的具體表現。正面例子，霍英東在五十年代初已經樹立了。本來，這個想法不一定錯，但共產黨在絕對化思維之下，卻在資本家在國內投資和愛國愛黨兩者之間劃了恆等號。因此，它還可以反過來說：不回國投資，或者投了資而要調走，都是不愛國、不可靠、對黨有懷疑的行為表現。共產黨有此想法，有更深入的原因，那就是它把投進大陸的華人資本視為一種把柄，你肯讓黨拿着把柄，才能徹底證明你忠於黨、不會心懷異志；你若不肯，就證明你心裏有鬼。最近的「電視發牌事件」中，王維基的下場就是反面例子【註2】。

黨既有此一貫想法，民眾順着黨的思維去套，把華人資本家減持港、陸資產視為「撤資」，就完全符合國情。特別是，如果一位資本家，與領導人或其下面的代理 （例如梁振英），在有某種嫌隙的情況下，減持當地資產特別是在地資產【註3】，「撤資」說就更加在邏輯上順理成章。故筆者認為，李氏儘管被屈而感憤憤不平，但是，持「撤資」論的港、陸市民其實相當理性，不亞於其他國家裏未曾指說過他撤資的人。因此，李氏深思，當能明白，撤資「笑話」並不可笑，李氏亦不可因之對市民生怨，因為所反映的，乃當今政權之下，國家的可嘆一面、民族思維的一種扭曲。

二、超 vs 卓

經濟學總體均衡理論第三定理說明，在市場經濟自然均衡點上，如果人們認為收入分配太懸殊，則可由政府進行起點資源的再分配，然後讓市場重新運作，所達到的新的均衡點依然是經濟效率最高的，收入分配卻比之前平均。這個定理沒有給工會或工人運動預留任何角色。事實上，勞工經濟學的主流論述更認為，市場經濟中的工會體制，歸根究底不能替工人階級的總體帶來好處，而罷工最好也只不過能達到次優（second-best）的結果。這些理論，已經千錘百煉、無懈可擊。

不過，在今年初貨櫃碼頭工人對抗資方進行罷工的事件中，筆者卻把同情心放在工人一邊。原因有兩個：

一、長期以來，政府在日益嚴重的收入懸殊面前，沒有足夠地、正確地執行上述「起點資源再分配」；二、本地資產階級不僅從來沒有要求、也沒有支持過政府作適當的再分配立法。在這種情況之下，工人罷工，可能達到局部次優，因此值得支持。

社會處理貧富懸殊、勞工生計等一系列問題，正確的做法是把階級鬥爭、勞資糾紛從企業內部完全外化，集體擺到社會上、議會裏去解決；所需的再分配資源，則由政府通過向企業課稅取得。這是因為，在市場經濟裏，企業是創造社會財富的細胞、肌體，一旦受勞資糾紛感染，不能按市場規律運作，生產力便受打擊，到頭來對 勞資雙方都不利，是一個雙輸結局。

具體而言，所謂正確做法，包括政府對低收入人士的失業保險、消費、教育、醫療（後兩者是人本資源投資）進行補貼；在這個前提下，訂立適當的貧窮線是好的。 最錯誤的做法，是普遍設置最低工資、規定嚴格的僱傭條例限制僱主解僱等，因為這妨礙了企業按市場規律運作。有人會說：這不是搞「叢林資本主義」了嗎？正是，不過只是在生產物品和服務的環節。「叢林」的生命力最旺盛，一旦人工化，經濟增長就受損。

通俗點說，在企業生產環節，除了在市場失靈的少數情況下，應該實行「叢林資本主義」，由企業把餅做大，再由政府做兩件「社會主義」的事：課簡單而更高的企業稅，然後進行適當規模的二次分配。這樣，政府把企業裏的階級鬥爭、勞資矛盾接過來，基本上將之變成政府與僱傭階級之間的矛盾，集中在有序的政治渠道即民 選議會之內解決。為此，資產階級要培養能夠替他們代言的議會人才。這樣，資本家、僱員、政府、議員的本分便有清晰界定；社會經濟裏的不和諧，集中到小小議事堂的吵吵鬧鬧裏去，專業地解決。西方國家走的，基本上是這條路，雖然十分錯誤地加上了最低工資立法。

在生產環節的「叢林」裏，工人是否工資低、易炒魷、無尊嚴？並不。有合理的社會失業保障撐腰，每一個勞工在工作崗位上都會有自衞能力，資本家不能肆意欺壓。

達到這種社會境界，關鍵是政府能夠課足夠的企業稅。《南都》訪問李氏，談到貧富懸殊，他說：「多年來我不止一次表示不介意政府合理地增加商業稅，以支持長遠的發展。」筆者認為，這種「表示不介意」顯示了良好願望，但遠遠不足夠。在此事上，李氏應如出力辦他自己的慈善基金會那樣，又或者是真的像他所說的「從頭來過，會從政」那樣，努力在資本家群體當中發起一個「提高企業稅、取代最低工資法」的政治運動，徹底改變資本家、僱員、政府、議員之間這方面的功能關 係達到社會整體最高度和諧。這樣做，李嘉誠和李卓人之間，並非沒有交集。

氣短集．之十八

【註1】該訪問見 http://www.infzm.com/content/96234

【註2】2000年代初、筆者還是任職政府的時候，有一次，三位本港紡織製衣業翹楚約筆者討論對當年《施政報告》的意見，其中兩位在大陸有很大投資，一位則由於某種技術原因完全沒有；後者告訴筆者，因為沒有在大陸投資，多次受到來自駐港京官含蓄而明顯的質疑，感到有壓力。王維基的遭遇，並非偶然。

【註3】「在地資產」即 non-tradeable goods；「在地」不一定指其物理性。舉例說，假設大陸宣布強行接管香港而引發中產移民，則中價樓和中產零售業及商舖不會有很多港外資金接貨而價值大跌，但國際貨運碼頭業務則因為不必擔心沒有外資買家而價值堅挺；兩種資產同樣有物理意義上的「在地性」，但在經濟學而言，前者屬於「在地」（non- tradeable)，後者則不是。



梁美儀﹕人治在香港？ - 明報 2013dec02

姑勿論你喜歡不喜歡，長實集團主席李嘉誠的說話，很多時候還是會挑動人心的。

李嘉誠最近接受廣州南方報系報刊訪問所說的一段話，在港引起一輪鳴震，他說：「健康社會中政府與企業的關係是息息相關的。關鍵是政府的權力要在法治的基礎上公平公正地落實執行政策，香港不能『人治』，永遠不能選擇性行使權力。」

李嘉誠雖然沒指名道姓或舉出任何事例，但坊間普遍估計，他的「人治」說，大抵上是影射特首梁振英。

為什麼大家有這樣的猜想？最典型的例子，自然是免費電視發牌事件。從現有的公開資料及相關人士的說法觀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所作的「3揀2」決定，以至唯獨將香港電視踢出局的決定，都不是按一貫決策程序所應得出的結論。筆者從一些知情者中聞說，行政會議在討論發牌問題時，行會成員各自發表他們的意見，但並非每名成員也有表態，然而在有發言的成員當中，僅一人的意見是與特首最終所作的決定相符。換言之，特首會同行會的決定，絕非大多數的主流。在這樣的前提下，政府最終作出與通訊管理局提供的意見，以至政府聘請獨立顧問提交報告建議相悖的決定，此乃長官意志作出的「人治」決定味道便很強烈了。

還有，我們現存的「零雙非」配額，雖然在香港社會贏得掌聲，也迅速阻截雙非孕婦湧港產子所帶來的醫療、社會混亂局面，但這個「零雙非」政策，是梁振英在去年4月以候任特首身分說了算的，幸好有內地部門合作和特區政府實行在各關口嚴格攔截等行政措施，令雙非孕婦闖急症室產子個案銳減，但一年多來，政府迄今仍未提出在法律上徹底解決雙非問題的穩妥方法，日後被人在法律上挑戰的隱憂仍然存在。

法亡則國危，但願香港不會由法治走向人治的道路。




再問李嘉誠 - 陳沛敏 蘋果日報 2013dec02

■ 李嘉誠日前接受南方報系訪問，表明「香港不能人治」。資料圖片

李嘉誠先生：

近日閣下接受南方報系訪問，各界爭相解讀。在「敵人的敵人是朋友」氛圍下，很多香港人對你說例如「香港不能人治」，特別認同。不過，部份內容你點到即止，容我在這裏跟進提問。

1.你對人治的批判是對的，政府應在法治基礎上，公平公正地決策施政，不應選擇性行使權力。但不少人認為，過去閣下的生意，不少正得益於人治。

例如北京的「東方廣場」，當年這項目牽涉拆遷規模之大，可謂四九年以來罕見。又例如，江澤民時期，你如魚得水，春風得意。他訪港，就下榻你旗下酒店，你和兒子還特別到酒店跟他吃早餐。

後來，董建華在未經公開招標下，把數碼港地皮免地價批予李澤楷的盈科拓展，發展成貝沙灣。當時，這項科技為名、地產為實的批地，據說也令到其他發展商對「人治」恨得牙癢癢，甚至有到北京告御狀之說。

作為曾是人治受惠者的資本家，現在對人治作出這樣發人深省的反思，固然是好事。但我想問，你認為應怎樣避免人治的出現？

2.你說，若能重新開始，會考慮從政。這或許能為上述問題提供答案。

不少人解讀你的談話是劍指梁振英。有人說，唐英年去年輸了特首選舉，結果他代表的大地產商既得利益板塊即失去靠山。這次教訓，至少應讓商界醒覺，不要以為靠枱底交易的小圈子政制最安全；不要以為等阿爺出手的政治免費午餐最可靠，否則只會咎由自取，自食其果。

唯一出路，是爭取建立民主制度。屆時，你們可透過培養代理資本家和資產階級利益的政治人才和政黨，去保障自身利益。過去，你們以為參與小圈子政制「造王」，就可保富貴榮華千秋萬世，但原來在共產黨治下，很多東西真的可以一夜間蕩然無存。

閣下很多資產和投資，現在都轉到歐美等擁有民主制度的地區，即使那裏的稅率、財富再分配政策、福利制度對資本家來說，都「遠遜」於香港。

其實，要「從政」，現在也不遲。既然你的資本都選擇民主自由法治的地方，你可不為香港這個發迹地出點力，與香港人一起，把她變成同樣擁有民主自由法治的地方？這樣，才是對「撤資論」的最大反擊。

陳沛敏



馬嶽﹕民主就是不確定的遊戲 - 明報 2013dec02

近幾個月來，我多有思考選舉制度下的提名安排問題。說來慚愧，我在大學教選舉研究經年，但我對有關不同提名辦法的學術研究所知不多。有朋友垂詢在政治學或選舉研究上，公民提名相對於其他提名辦法有何利弊影響，我也難以即時明確的答上來。

月前我和一位博士研究生作了一輪的文獻研究，仍然只能找到極少有關的學術研究，較多的是不同政黨用什麼黨內提名機制（例如初選、支部選舉還是黨團決定），會對選舉或議會帶來什麼影響。就不同提名辦法（例如政黨提名、公民提名、民選代表提名等）的政治影響，學術研究極少涉及。

為什麼要人提名？

我開始思考為什麼政治學的學術研究鮮有探究提名方法的影響。一個自然的推論是：有關安排沒有重大政治影響。政治學者沒發覺不同的提名要求，對選舉或政體運作有重要的影響。不少國家的總統選舉提名門檻通常都不高（例如公民提名可能只需不足1%的選民提名），地方首長選舉的提名規定通常更寬鬆，不同黨派要派員參選難度不大，提名方法沒有影響選舉過程和結果，於是研究的作用不大。

如果我們從參選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出發，我們甚至可以質疑為什麼選舉需要提名。如果參選是我的基本權利，為什麼我要其他人同意我才可以實踐這基本權利呢？從實際政治操作的角度，這很容易理解：有基本的提名要求，目的是要確認候選人有某水平的公眾支持，不會是為了「博宣傳」或「攪局」而參選。於是民主政體中的提名門檻，某意義上像開會動議要有人和議一樣，精神應是凡有一定公眾支持的人便應可做到，目的不是要阻人參選，提名門檻不應過高或有不合理限制，不應成為公民體現參選權的限制。

為什麼要不讓人選？

香港政改的討論方向，卻一直與上述的民主制度精神背道而馳：一直都在討論哪些人不可以「入閘」，如何設計制度令某類人士不能進場等，這變相是一種「拒絕某些人的參選權」的安排，和國際人權公約中的不能因政見或其他出身背景而被剝奪選舉權的精神相違。

如果我們確認普選下的參選權是基本權利，不應該受不合理限制，則現在有關候選人數目的討論便很奇怪。李飛說應該討論讓多少行政長官候選人參選，並且強調「規定候選人數目不屬於不合理限制」，但現實是沒有民主制度會限制候選人的數目，規定只有N個人可以參選，第N+1個人就是「額滿見遺」了，因為這變成是限制某人的參選權和被選權。據說有人問過政制事務局長譚志源，世界上有什麼地方是限制候選人數目的，他的答案是「沒有」。如果這不是「不合理限制」，可以解釋為什麼世界上沒人這樣做嗎？

報名權不等於參選權

李飛講話後，傳媒和民主派似乎都眼在公民提名有沒有被封殺上。我覺得這實在是把焦點放錯了。李飛談話的內容關鍵之一是提名委員會按選舉委員會四大界別組成，還要比例不變，即提名委員會仍只會偏重工商精英階層。關鍵之二是所謂「機構提名」和「集體意志」，即無論「民主程序」分多少階段，最後一定要提名委員會的整體通過。如果「集體意志」指「大多數決」，那麼提名委員會中的601人就可以完全控制所有選民選票上的名字了。第三當然是要限制候選人數目了。如果提名委員會訂下只能有5個特首候選人，就算第一階段可容納公民提名政黨提名搞個百花齊放，最後還是會來個10個揀5個，提名委員會操控了所有選民選票上的名字。李飛說符合《基本法》第44條的資格的便可以「向提名委員會爭取提名」，因而「被提名權、被選舉權沒有不合理限制」。對不起，這裏沒限制的只是「報名權」，報名權是不等於被選權的。如果報名的人的名字根本沒法出現在普選選票上，那「被選權」何在？

如果這就是中央現階段就提名制度的腹稿，我會有以下懷疑：

（1）如果某位候選人有相當的公眾支持（例如5萬個公民提名或者是一個有15%立法會直選選票的政黨支持），但提名委員會不予提名，這制度的公信力何在？

（2）在最後階段被篩走的候選人，其參選權和被選權變相被剝奪（「報名權」不是被選權），如何說得上是「沒有不合理限制」？ 被篩走的有志參選者如果去司法覆核，官司誰輸誰贏我沒法知，搞它一兩個月，選舉也可能要擱置了，怎辦？

把不確定制度化

政治學大師祖禾斯基（Adam Przeworski）指出，民主化是一個把不確定制度化的過程（Institutionalization of uncertainty）。專制政體下，專政者大權獨攬喜怒無常，所有人都面對很大的不確定性。民主選舉的優點是沒有確定的贏家，因為在民主開放的社會中民意變幻無定，社會狀時時變遷，但確定性來自遊戲的規則相對穩定和制度化，各人的基本權利受到保障。這邏輯和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一致：消費者心態和市場環境變幻無定，沒有人可以保證賺錢，但健全的市場體系遊戲規則相對穩定，大家可以在制度化的規則下持續的競逐權力和利潤。

這和中央對香港民主化的看法恰好相反：中央一直都是「目標為本」的，即制度設定要保證某種結果，例如「愛國愛港」人士出任行政長官，或「不愛國愛港」的人不會贏。民主制度的邏輯是有固定的遊戲規則供人競爭，但不保證結果；中央的想法卻是要保證結果，遊戲規則隨時可變，最重要是能達至政治目的。

大家不知道「不愛國愛港」的人的範圍有多大，但如果是包括所有泛民黨派，那就變成是代表大多數港人選票的政治力量了。如果制度目的是令「不愛國愛港」的人不能參選，那變相排拒了大多數民意，制度難言有公信力。民主選舉是有可能贏有可能輸的不確定遊戲，這才能引到很多人落場玩嘛。可以玩唔畀贏，邊個會玩呢？

人人都可以是王維基

在我思考這問題的過程中，免費電視發牌事件的魔魘，在我腦海中一直揮之不去。那劇本不是很熟悉嗎？有關方面就是要有一個機制，這個機制可以5揀4、3揀2，可以不讓一些他們信不過、不喜歡的人進場。劇本還包括一個真命天子、一個根本不會贏的對手，再加上兩個應該威脅不大的對手，真正有威脅的被摒諸門外，這就叫做引入了競爭和進步了。各位觀眾，明白了沒有？

那麼究竟誰是那些「信不過、不喜歡」的人呢？現在還說不準嘛。這要到時看看嘛。曾鈺成和林煥光這種在特區建制已經盤踞高位多時的人（也應該愛國愛港了吧），也可以因為說一番話而被黨的喉舌狠批，誰說得準呢？要的只是一個像行政會議的機制可以把王維基踢走嘛。這樣看，人人都可以是王維基了。

誰會投票呢？

足球比賽是有固定規則和球場範圍，但重點是比賽的不確定性，弱隊可以補時追和，頂級射手也可能單刀橫傳，有不確定性有贏有輸才會有人參與這遊戲嘛。

我疑惑的只是：如果這種「保證泛民冇得贏」的遊戲規則提出來，泛民陣營之中，除非有些人已作好退出政壇的準備，否則誰會投贊成票呢？又怎樣能拿到立法會三分之二票通過呢？


麥當勞普選 - 端木少華 蘋果日報 2013dec02


■李飛上月旋風式訪港，指明行政長官普選需以「機構提名」。資料圖片

在中國古代，京畿派出大員巡視邊陲，總是地方有事。天高皇帝遠，民間如果不安，或天下不太平，大內遲早要震盪，皇帝不免寢食難安。現代中國也一樣，雖然沒了皇帝，中央卻如影隨形，南方的小騷動依然不能掉以輕心，否則尾大不掉，後患無窮。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旋風式訪問香港，並非偶然。

既然代表京畿，李飛傳達的訊息再清楚不過，有關2017年香港普選的遊戲規則，由中央根據《基本法》定奪，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亦即，集體意志高於個人的一廂情願，特別是泛民派的公民提名主張；至於集體意志如何體現，以中央的定義為準，其他解讀頂多是想當然耳的雜音。人在屋簷下，再多的呢喃私語，都無法掩蓋不得不低頭的現實。

李飛來去匆匆，塵埃早已落定，香港普選的形式和內容也大致有了輪廓。以京畿大員之尊，李飛顯然認真嚴肅，似乎也無意貶低普選在「一國兩制」下的政治意義。他親臨香港，並發表談話，就不光是象徵而已，更有中央劍及履及的示範作用。這是上國的姿態，跟遼寧艦帶隊出巡南海海域或東海防空識別區的劃定，頗有異曲同工的效應。

軟實力自然比硬實力來得斯文，不帶武力威脅。問題是，不管喜不喜歡，一言以蔽之，李飛描繪的藍圖，可以說是麥當勞化的普選，在抽象層面上，跟麥當勞漢堡沒甚麼兩樣。麥當勞漢堡偶爾可以吃，至少能果腹，但談不上營養或健康。美國人所以認為麥當勞漢堡和其他速食餐都是垃圾食物（junk food），不無道理。

用中文俗話來說，麥當勞普選就像雞肋，食之無味，丟了又可惜，好歹這是個有名而成份不足的選舉。其實，麥當勞普選所透露的，不在候選人公平參與及一人一票的精神和操作雙雙被打了折扣，而是背後的更大企圖——中央統籌控制。這是後現代社會「麥當勞化」的偏差，香港未來的特首選舉如果毫無轉圜餘地，將異化成為麥當勞選舉的經典。

「社會的麥當勞化」概念由社會學者 George Ritzer 在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1993）中提出，針對當代美國「社會性格」的變遷，進行批判與反思，主要理論框架是合理化（rationalization）過程對人、組織與社會之間互動所造成的各種影響，這套觀點已流傳到其他國家，並被廣泛討論。

Ritzer 以許多實例，尤其是麥當勞速食餐廳的工廠式作業程序，探討合理化過程的指標。他認為，一個社會的合理化注重五個主要面向：效率、時空的可預測性、量化重於質化、機械科技取代人的能動性和對不可知事物的控制。合理化過程的極致是控制人的心思和行動，不論是上司對下屬、中央大員對地方百姓或店員對顧客，都不把人當人，也就是說，個人全是有權者掌控局面以達某種利益的工具而已。

在中國缺少普選的機制下，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人的任免都透過由上往下的集體指令產生，一旦香港行政長官的普選以民主社會的規格實施（一人一票和公平競爭），就算符合「一國兩制」的要求，多少是對現有政治體制的某種心理挑戰：香港可以直選領導人，為甚麽其他地方不能？這個問題並不簡單，回答起來恐怕千絲萬縷，剪不斷，理還亂。麥當勞化的選舉，遂是一勞永逸的辦法。

麥當勞的菜單看起來很多樣（至少十個套餐），名稱也很吸引人（如足三兩），偶爾還有一些特餐，但選擇根本不多。麵包不變，配料也大同小異，都按既有規格統一前置量產，差別是厚薄和如何搭配。不管是哪種套餐，從頭到尾，是一套機械化的製作流程。每個店員的舉動和移位，與機器人無異；顧客則是末端的另一個機器人，被叫到號碼，就拿走食物。短短幾分鐘，一切全在控制之中，不拖泥帶水。

麥當勞普選也如是，量化是個主要考慮。依李飛的構想，候選人數不能太少，以免缺乏競爭（只賣麥樂雞讓人胃口缺缺），但也不能太多，讓港民無從選擇（太多套餐令人不知從何吃起）。太少或太多怎麼決定，就得依靠預測性了，尤其要符合當權派利益。候選人數目多寡固然牽涉選舉效率，是否跟公平競爭或有效選擇有直接相關，倒是難說。2012年的特首選舉，「蠢豬」與「奸狼」惡鬥一番，只是兩害相權取其輕。

2017年特首普選時，候選人數目或許緊要，更重要的可能是背景審核。所謂特首應由「愛國愛港」的人擔任，界定的是某種意識形態的條件（不能與中央對抗），卻未必是候選人素質的資格（才幹和歷練）。把條件（condition）嫁接為資格（qualification），是一種合理化的算計，目的不外是預先控制選舉的結果。儘管麥當勞漢堡不怎麼營養，至少眾多顧客覺得還可口。麥當勞普選欠缺民主的原汁原味，港民只能囫圇吞了。

端木少華



諾獎得主警告 慎防美股泡沫 - 信報 2013dec02

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學者 Robert Shiller，擔心美國股市及巴西樓市已進入危險的金融泡沫地步，可能有極度危險的後果。

他接受德國《明鏡》周刊訪問時指出，包括美國在內的多個股票市場，以及部分地區的樓市已處於位高勢危境界，情況令人關注。

他特別提及美國股市，認為當地經濟仍然脆弱情況下，有關升幅最令人憂慮，而金融類及科技類股份被過分高估。

另外，他認為巴西里約熱內盧及聖保羅的樓市也特別高昂，有點像2004年的美國樓市。

Shiller 是以研究及分析市場價格及資產泡沫現象聞名，而他與另2位學者因為分別研究上述課題表現出色，共同獲得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財政偏方 每況愈下  - 信報 2013年12月02日

《信報》前沿思考：觀乎美國聯儲局的所謂政策新猷，似仍獨沽一味，透過「前瞻性利率延伸指引」（extended forward rate guidance），奉行「零息政策」（zero interest rate policies；簡稱ZIRP）一直至2017年；筆者對此已難免愈感焦慮，更深信隨之而來種種始料不及的惡果，實在無可避免。雖然對數十年來的連串金融泡沫責無旁貸，全球各地央行不但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更要求政府賦予更大規管權力。

適逢美國感恩節過後的首個周末，本欄今期何妨也給讀者賣個人情，從筆者與泰珀（ Jonathan Tepper）合著剛於上月出版的新書《紅色警號》（Code Red）中，節錄相關段落以饗讀者；其中內容論及央行政策及其種種弊端，以及進一步委以重任所牽涉的嚴重後果。

以往，央行可透過加息或減息，從而收緊或放寬貨幣政策。但在「紅色警號」世界，政策環境已今非昔比。ZIRP、量寬、大規模購買資產（large-scale asset purchases；簡稱LSAP），以及貨幣戰爭，凡此種種，均遠較從前複雜。要準確掌握所需印鈔數量，以及何時取消「紅色警號」政策，非智慧與遠見莫辦；況且政策總是易放難收，好比擠牙膏容易，之後把它放回容器內卻不是同一回事。

監管不力漏洞

2009年，美國國會成立「金融危機研訊委員會」（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Commission），就衝擊國際金融體系的一場浩劫展開調查。委員會在調查報告中即對聯儲局的作為嚴詞譴責：

「本委員會的結論是：危機並非無可避免，而是人為錯誤以及失職所致……最顯著的例子，要算是聯儲局不但未有為按揭業務制訂審慎貸款原則，反而對按揭壞賬潮坐視不理。 作為有關業務的唯一法定監管機構，聯儲局並無克盡其職……金融法規及監管漏洞嚴重，以致美國金融市場穩定性備受威脅。」

不出所料，自此之後，聯儲局的公信力隨之大打折扣。（節錄）




白内障女孩遭父母抛弃 市民为她捐款 2013-12-01 09:20:16  来源：潇湘晨报

11月30日，长沙市民纷纷捐款为沅陵县麻溪铺镇10岁的谢纤纤治眼睛。

　　“孩子，拿住。虽然只有5元钱，但是我的心意。”11月30日下午2时许，在湖南烈士公园年嘉湖附近，来自湘西等贫困地区的几十个孩子正在参加一电视媒体组织的爱心捐赠会，来自沅陵县麻溪铺镇千丘田村10岁的谢纤纤，接过一位头发花白的奶奶给的5元钱，眼睛里流淌出泪水。

　　捐款的老奶奶不愿意告诉记者自己的姓名，她说：“这孩子确实不容易，想想就心酸。但我自己也多病，没多少钱，希望孩子不要嫌少。”

　　10岁女孩记忆里没有爸妈的样子

　　谢纤纤的老师江华介绍，在纤纤1岁多的时候发过一次高烧，导致右眼视力严重下降，先是母亲离家出走，紧接着是父亲离家出走。剩下她与年迈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我现在有10岁了能做很多事，最大愿望还是希望能治好眼睛，这样就能减轻爷爷奶奶的负担了。”谢纤纤的右眼视力不行，学习做事情要比别人慢很多，小女孩迫切希望将眼睛治好，减轻年迈爷爷奶奶的负担。

　　谈到爸爸妈妈，纤纤泪水一下就出来了。她说：“我真渴望能见到他们一面，我记忆里没有爸爸妈妈的样子。”

　　砍柴、洗衣、做饭是生活的一部分

　　爷爷、奶奶一直想把纤纤的眼睛治好，可镇上卫生院的医生说要到大医院去看，要很多钱。

　　为了给孩子治病，两位老人做了一个决定，留下小纤纤一人在家，他们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到外面打工，两老找了一份帮人看东西的工作，两人一起1500元一个月。

　　懂事的小纤纤没有辜负爷爷奶奶，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还是班里的副班长，在家里砍柴、洗衣、做饭、看牛已经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同时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

　　有时砍柴把手弄伤了，纤纤就在伤口处涂点自己的口水。纤纤的爷爷说，纤纤7岁时就会煮饭了，虽然刚开始煮不熟，但现在，煮饭已经是纤纤的拿手项目。

　　有医院免费为孩子治眼睛

　　11月30日，在湖南烈士公园的爱心捐献现场。很多好心市民为纤纤等需要帮助的孩子捐款。现在小纤纤有一个心愿，希望能把自己的眼睛治好，有了好的眼睛就能帮爷爷奶奶做更多的事了，就能看更多的书了，长大就能挣更多的钱了，让爷爷奶奶有好日子过。

　　纤纤的这一愿望即将实现。11月30日，湖南博雅眼科医院为纤纤做了免费检查，初步诊断为白内障。

　　该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免费给纤纤做手术，圆纤纤的梦。（潇湘晨报记者 刘少龙 通讯员邓居正）



基層孩子好品行「兌換」新玩具 - 明報 2013dec02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玩具銀行」與香港郵政上月初推出「愛分享‧玩具收集行動」，向市民收集簇新玩具，讓基層家庭兒童以「好品行存摺」換取玩具作獎勵。玩具銀行負責人包秀怡說，以「存摺」換取玩具可避免受助兒童覺得被施捨。有意捐贈的市民可於12月31日前，把玩具交到14所指定郵政局。

七成家庭有逾百玩具

另外，有商場訪問了726名60後至80後父母，他們最愛的經典玩具，依次為「公仔紙」、「東南西北」及「飛行棋」。

此外，近六成受訪家長表示，曾購買一件超過5000元的玩具給子女，逾七成指家中有超過100件玩具，惟逾七成受訪者明言會丟棄孩子不再玩的玩具，僅14%會捐給慈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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