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二字必釋法 「公民提名」毋折扣 - 練乙錚

練乙錚 - 「最終」二字必釋法 「公民提名」毋折扣 - 信報 2014年1月2日星期四

「公民提名」已在坊間討論多時，筆者一直未有看法，因為留意到一些負面意見而對之有若干保留。最近，多看了一些材料，多推敲了一些有關論題，看法有根本改變，認為那是一個值得港人追求的政改目標之一，而且只要操作得宜，就不會違反《基本法》。

關心民主普選特首的讀者應該清楚理解一點：這一次，任何按北京旨意設計的方案通過了的話，毫無疑問將成為《基本法》第45條說的「最終」辦法，即到了所謂「循序漸進」的盡頭，之後的任何更具民主元素的改良都沒有可能，因為「最終」二字的解釋權在人大常委會。既是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推選委員會」「按民主程序」選出了特首，辦法還不是「最終」是什麼？因此，那些「有幾多袋幾多」、「這次見好就收、下回再來爭取」的言論，最好也不過是一種沒有惡意的誤導。

應備「不如拉倒」策略

因此，泛民黨派應該有「爭取不到，不如拉倒」的策略，因為這次談判結果不理想，拉倒了還可寄望下次，接受了卻等於替爭取民主選舉特首的那部分運動劃上句號。當然，泛民下次再來，不一定能爭取到好一點的結果，這是上述策略的下行風險；然而，對統治階級而言，政制不變，下一回選出來的特首的認受性不會比目前的這一位高，管治問題改善不了，代價更大，亦即也有下行風險。

其實，就算某個假普選方案通得過成為事實，選出來的人未必是泛民可以接受的特首，其管治基礎一樣薄弱，遇有重大的政策分歧之時，新仇舊恨一併發作，政府一樣癱瘓。這一重下行風險，統治階級不能不考慮、泛民不會不知道；因此，從制訂目前的博弈策略而言，泛民的籌碼其實不少，故提出的方案應該強硬一些，「不如拉倒」的意識不妨濃厚一些。在這個前提之下，「公民提名」是一個很值得堅持的爭取目標。所以，筆者今天想和大家談談一些關於「公民提名」的義理。

誠然，「公民提名」不是一個相對完善的多黨競爭民主體制裏的必要設計，因為有其他的辦法取代其功效。實踐而言，採用「公民提名」的，絕大多數是不能由大黨充分代表的小群體；而對這個設計的最常見批評，是其平均（每票）行政成本比較高。不過，大家想清楚一些就知道，那主要不是「公民提名」設計本身的問題。一般而言，小群體人數少，以任何方法組織起來的時候，都不能產生規模經濟（economy of scale），行動的平均成本便比較高。

「公民提名」有其用處

事實上，如果硬是要小群體組成一個政黨按正常途徑爭取提名，平均成本一定比採用「公民提名」更高（成本對小群體而言，是個永恆難題，例如，喜歡古典音樂的人去聽音樂表演，一般都要付出比聽流行音樂表演高幾倍的的入場費；那都是缺乏規模經濟惹的禍，並非古典音樂本身的生產成本特別高）。

如果一個選舉機制的門檻足夠低、少數群體的政治觀點也可以在競選過程中恰如其分地表現出來的話，「公民提名」的確可以由其他設計取代。例如，在應用比例代表制的議會選舉裏，小黨派也可能晉身議事堂，所以一般不需要「公民提名」；在歐洲多個國家如是，在香港的立法會選舉也如是（在多數歐洲國家用以產生國家行政首長的「西敏寺體制」裏，行政首長由議會的多數派議員互選產生，「公民提名」根本無用武之地，但那更不反映什麼設計上的缺陷或衍生出來的弊端）。

在美國，情況就不一樣。在聯邦和各州及地區的選舉體制裏，都不存在比例代表制的元素，因此法律通常容許完整的或某層次的「公民提名」（write-in candidacy），以保障無法由民主、共和兩大黨代表的小群體的起碼參選權利。

有些批評說，便是在美國這個「公民提名」用得比較多的地方，靠它成功當選的例子少之又少，證明不是一個有效的設計。這種批評顯然不合理。少數人的代表在任何一個選舉設計裏都不可能有很大勝算，那是小群體的宿命；如果小群體可以通過「公民提名」而常常勝出，致令「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蕩然無存，那才奇怪呢！因此，在美國，通過「公民提名」而勝出的例子只是偶然聽到，例如2010年Lisa Murkowski贏得阿拉斯加的聯邦參議員議席、1954年Strom Thurmond贏得南卡羅萊納州的聯邦參議員議席（此公連選連任四十八年、超過一百歲才退休，破了兩個紀錄），等等。

在美國的絕大多數州，如果一項選舉包含黨內初選及公開複選的話，「公民提名」一般只限於參加初選；初選得勝的「公民提名」參選人可以受黨提名進入複選。如果參選人不屬於某個黨，或者某些黨沒有黨內初選，則便是總統選舉，絕大部分的州都容許「公民提名」，程序各有不同，但都非常簡單，要求不高。目前，只剩下少數幾個州不容許「公民提名」選總統，這些州包括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阿肯色、新墨西哥等，多數位於種族歧視曾經特別嚴重的南部，原因包含的歷史醜惡顯而易見。曾經成功利用「公民提名」贏得一些州的總票數的總統選舉參選人其實不算少，包括羅斯福、艾森豪威爾、尼克遜等。可見「公民提名」並不如一些批評者說的一無是處。

港人非全是阿斗

外國是外國，香港是香港，「公民提名」在香港民主選舉中，有完全不同的意義和價值，能提供的好處比在外國甚至美國多得多。

首先，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的選舉類似總統選舉而不同於「西敏寺體制」，因此「公民提名」應用在香港的體制邏輯比較強。其次，香港不僅不容搞政黨為基礎的特首選舉，而且還有由外部勢力操控的「篩選」，以致連代表大多數選民的泛民黨派也有參選困難，更莫說其他小群體。泛民或以後可能出現的政治群體，無論是多數派還是少數派，要保證能夠不必向當權者貼伏順從而可讓自己的候選人成功參選，「公民提名」實在必不可少。

至於平均（每票）行政成本，由於「公民提名」在香港不會是少數派（當權派）的玩意，而更可能是多數派（泛民）賴以參選的唯一途徑，因此能夠實現龐大的規模經濟；外國這方面的負面經驗因此完全不適用於香港。

也有一些論者認為，由於「公民提名」的進場門檻不高，一些不義財團、極端分子甚或黑惡勢力，都可以公然以此渠道成功派人參選、取得政權、為禍社會。這個講法也沒有說服力。普選不同小圈子推選，能夠參選不等於能夠勝出，除非大多數投票者都是阿斗。打個譬如：假如梁振英和他的班子原班人馬果真透過「公民提名」成功參選2017年的特首普選，有誰認為他依然可以挾天子之祝福以令諸侯、再次以689╱1200的「大比數」在普選中勝出呢？但如果香港的投票者都是阿斗又如何？那很簡單：如此的香港人的確不配搞普選，把《基本法》第45條乾脆抹掉，原原本本代之以大陸那一套大概就最合適。可幸香港並非人人阿斗。

《基本法》沒有任何條文明確排斥「公民提名」，泛民必須力陳其利，社會應該再小心商榷。其實若論符合不符合，哪有諸如把「機構提名」、「四大界別十不離八九」等完全是外物的東西塞進《基本法》那麼粗暴？若論公義不公義，哪有九七前好話說盡、今天竟大言不慚聲稱「普選」從來都不包括平等的被選權那麼無賴？

目前的政改形勢對泛民而言的確險惡。北京挾強勢及其獨裁單一制特有的「剩餘權力」，不僅囊括全港所有政商學界精英聚集北京為她出謀獻計兼當傳聲筒，還不斷發明新限制、創設新鳥籠，一方面把政改框死在對她最有利的範圍裏而不惜再三任意增減《基本法》，另一方面卻動不動把提出稍有不同意見的人士打成「違反《基本法》」、「外奴」。泛民對此顯得束手無策、非常被動而兼有散亂敗退跡象。

年來對政改的活力論述，僅有負式的「佔領中環」，其餘最能打破泛民這個被動局面、喚起民眾對普選憧憬的綱領性正面訴求，就是沒折扣的「公民提名」了。在此尋求政改的長夜裏抬頭仰望，幽黑的雲空中就只有兩點亮光。

《信報》特約評論員




“通识教育”质疑  朱维铮  东方早报 发表于 2014-01-01 07:21


■  拟于2004年11月在《开放时代》举办的大学改革与通识教育座谈会上的发言纲要

　　朱维铮先生曾受教于周予同教授。周是教育学家，早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求学并专攻教育，他以改造教育必先改造社会为信念，投身五四运动，是“火烧赵家楼”的两名学生之一。但转过身来，他却是将“传统”研究了一生。毕业后，周予同当教师、编《教育杂志》，著《中国学校制度》、《中国现代教育史》，一变而从清理中国的教育制度入手，强调教育在社会改造中的关键作用。当年在开明书店与他共事的人，如夏丏尊、叶圣陶，也都是经历过“五四”而愈加重视教育的。但在目睹了北洋时期教育界时时发生尊经读经的怪现象，周予同始呼吁读经可以不必，而经学史的研究应当开始，遂转而研究经学史。周予同治经学史，目的是还中世纪经学的本来面目，而清理传统读经教育当然是应有之义，最终是为了中国的现代教育。朱维铮先生整理老师的教育著作有年，因故未竟，病重时尚抱憾不已。然而，从经学史看教育，指出读经即为中国传统的通识教育，则是他独得的视角。尽管朱先生常感慨历史没有用，可他从不放弃讲历史，也从不放弃讲的权利。他说，历史使人聪明。

　　中国的大学改革史，由1952年院系调整到现在，已逾半个世纪。

　　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由做学生到做教师，如今正好五十年。可以说，半个世纪的大学改革各次浪潮，都赶上了。而从事历史的学、教、研的经历，使我对于这个“所见世”的记忆，尤其深刻。

　　清理记忆，我以为这半个多世纪的大学改革的“昨天”，大略分成四个时段，表征分别是：

一、学苏联，或曰“全盘苏化”，由表及里，凡十五年（1952~1966）；

二、破传统，包括“文革”及以后，凡十三年（1966~1978）；

三、复近代，可称回归清末民初，凡十一年（1979~1989）；

四、求稳定，所谓两手都要硬，直到去年（2003）尚在进行的高校合并、升格、扩招运动，已历十四年。

　　四个时段的改革，除破传统为主的一段，貌似否定而实未清算而外，其他几段都被时论说成改得有理，革得必要，成绩斐然。即有弊端，也只是一个指头，不能否认九个指头的运作正确。

　　且不说牵一发而动全身之类逻辑，就看这五十来年的既成事实，即使一个指头的错误被否定，它的效应也会绵延数代。举一个例，提倡学苏联伊始，全国高校学生都必修俄文（外语院系例外），延续到“文革”，既因反修而憎恶俄文，更因破四旧而殃及古汉语。于是先造就我这一代的“外语盲”，再造就红卫兵一代的“双语盲”。又在稳定论鼓励大学生快快学成发财本领的新实用主义引导下，连人文学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读古典文献也求助于错讹千出的白话译本，乃至完全不读繁体直排无句读的原著。类似例证，凡在大学任教稍久的人文学者，谁都可以随口举出一堆，当然不学有术的“体制内”人物例外。

　　一

　　于是就要说到“通识教育”。

　　所谓通识教育，应说祖籍在中国。孔子的私学尚分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分别培养政工、行政、外交和经典教育四方面的新式官僚。这一古典教育体制，被秦始皇、李斯这对君相否定，“士有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也就是恢复孔子以前“学在官府”的传统，而且将政教合一的通识教育，内容限定为当前政治服务。经过秦亡楚灭汉兴那场权力更迭，“所事且十主，皆以面谀得亲贵”的儒者叔孙通，用亡秦朝仪冒充“古礼”的掩饰下，帮助流氓无产者出身的汉高祖，尝到做皇帝的神圣滋味，从此成为识时务的当世“圣人”，被汉代官方学者尊为“儒宗”。继起的师承不明的董仲舒，与冒牌的公羊学者公孙弘，在弘扬《春秋》教义的口实下，言行互补，使“以经术缘饰吏治”即叔孙通的政治投机策略制度化。那以后，“通经致用”的实践取向，“学随术变”的趋时策略，便成为贯穿中世纪经学即所谓通识教育的主线。

　　尤其是在唐太宗恢复科举取士制度以后，历经自唐至明在道学政三方面留下各自足迹的达官名儒，诸如李林甫、陆贽、陆淳、韩愈、皮日休、冯道、赵普、胡瑗、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程颐、蔡京、李纲、吕祖谦、朱熹、陆九渊、真德秀、姚枢、许衡、吴澄、程端学、赵汸、刘基、宋濂、胡广、丘浚、陈献章、湛若水、王守仁、张居正、王艮、王畿、李贽等等，所谓士绅官民应具备的通识，早就变成包罗政军财文等所有方面的基础常识，泛称儒学。极端者如宋代，赵普宣称可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范仲淹却说应效法孟子，“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王安石卑孔尊孟，更把周公奉作经济改革的楷模，说是“一部《周礼》，理财居半”。程颐不顾孔孟都曾实践离婚自由，强调儒学主张“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朱熹甚至批判死友吕祖谦“以史为鉴”，斥责读史如看人相打，特别提倡人生精义在于日夜不离“存天理，灭人欲”。反对朱熹的陆九渊，更宣称孔孟不过是四海皆有的心同理同的“圣人”，用不着将他们的说教当作绝对真理，相反对其经传应作后现代的理解，所谓“六经注我”。这取向到元末赵汸，“以今律古”，重评孔子，自称拿到了“《春秋》金钥匙”，那见解在明清经学研究中成为潜流，到十八世纪晚期戴震高足孔广森突然揭出，又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教习的庄存与剽窃，将其政治取向由现实批判篡改成现状辩护，从而由家学因缘时会而成清代汉学异端的所谓常州今文学派，那奥秘早由龚自珍揭露。

　　由十四世纪初元朝恢复科举制度，到1905年张之洞、张百熙合力取消八股取士，这一文官选拔制度持续了六百年。它的基础是由启蒙开始的应试教育，它的教材是朱熹及其门徒编定的《四书》和《五经》新注，它的解说是由列朝官方用皇帝名义颁行的钦定讲义，它的考试必须恪守明太祖以来列朝皇帝肯定的优秀文章的八股法式，它的模范是皇帝圈定的当科殿试前三名即所谓进士及第而特别是首名状元，它的效应就是举国士人把读书目的都定向于金榜题名，以中进士即做官为荣。假定一个人，五岁开蒙，二十进学为诸生，三十通过乡试中举，四十经会试、殿试终获两榜出身，三十五年里翻来覆去诵读的就是那几种教科书和八股范文，揣摩的只有帖括之道，岂非饱受“通识教育”？那效应早由明清的官僚政治所证明。

　　晚清闹了几十年的学制改革，要改的正是传统的通识教育体制。那时设想的改革方案，起初抄日本的，后来发现德国教育似乎更好，因为德国重视培养专门人才。但专才教育既背离中世纪教育理念，更触犯文官考选制度保障的各种既得利益。1903年癸卯学制颁行，各省举贡都争相奔赴开封去赶最后一次恩科会试。1905年清廷下诏废科举，引发无数童生诸生痛哭流涕。其中许多人悲愤之余，转而同情或参与“排满革命”。武昌起义的发难者新军，策划造反的骨干，便是失去传统晋身之途的下层知识青年。

　　从清末到民初，中美文化接触日增。但直到二战前，包括留美归国的那些教育官员或大学校长，都很少有人提倡学美国大学做法。例外的，除美国人办的教会大学，只有几所私立大学。如复旦在李登辉长校以后，就模仿美国东部一般大学建置，文理科设系都注重实用，因而有特色，如社会、法律、会计、农学、蚕桑、工商管理等，都是其他国立大学很少开设的，但长期不设人文学科如文史等，也不设数理化等纯自然科学的专业。这固然令江浙工商界和地方政权感兴趣，有利于获得政商资源和学生出路，却不利于博取大学教育主流派的认同。所以抗战期间复旦迁渝，失去上海财源，申请改国立，就曾遭在政府大学委员会有发言权的傅斯年反对，宣称复旦不正规，怎可改国立？其后经教育部长朱家骅拍板，改国立了，于是开设文史诸系。但历史系虽聘到周谷城等名流任教，首届学生仅一名。

　　二

　　一战前后，美国就致力于吸引包括中国在内的异国英才。众多科学家、技术专家留在美国，不少政法、社会学者归国报效，为什么中国大学教育的主流迟迟不肯认同美国模式？台湾“中研院”已故院长吴大猷，于1997年在台大发表的系列演讲（详细摘要以《论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为题，刊于《燕京学报》新十期，2001年5月北大版），内有一讲，题作“不能降低教育标准”，便就以上问题作了历史回顾。在吴先生看来，关键在于中国人以为美国大学普遍推行的“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

　　吴先生说：“‘通识教育’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要把‘系’模糊掉。换句话说，进入大学以后，不分系，一二年不分系。慢慢地要提倡通识教育。”“这意思就是，不像在我们的大学里，如念的是数学，就有很多的数学课程。而在美国念大学，不管你是念什么系，念很多基本的课程，其中，英文都很重要，差一点就不给及格。除了英文之外，非常注重美国历史，或是像历史等等这种一般性的课程，也都很重。反过来，他们对于专门性的科学科目，都看得比较轻。”（前揭刊，页38~39）

　　不用说吴先生对这种做法是批评的。他认为这导致美国从中学到大学，基础教育不足，因而中国较好的大中学，水准比美国高；美国大学生只有毕业后进研究所，才真正开始念专业；一般聪明的学生多半选择念政治、法律、工商管理等，将来可做公司老板；美国的纯科学和应用科学发达，主要靠吸取国外人才。吴先生甚至认为苏联比美国先把人造卫星送上太空，也是这种教育机制使美国吃了亏。

　　我们不必同意吴先生的判断，如通识教育体现美国教育系统的弱点等。然而他的批评，却可以促使我们反思大学改革的取径，应不应该首先把目光盯住美国式的通识教育？

　　如前所说，中国早有类似通识教育的体制，并且正是清末民初多次学制改革的冲击对象。民国元年临时政府明令废止全国学校读经，此后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历届政府都曾力图恢复学校读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传统的通识教育存废之争。

　　1952年院系调整，大学分综合性、专业性两类，内部系科越分越细。复旦历史系在我读书时已分三个专门化，如今更分成四个系所，每个系所又分若干专业和多个研究“中心”，课程设置各行其是，甚至没有共同的历史基础必修课。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全校任何院系，无论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可以不学中国语文和中国历史，但政治和外语（以前一律学俄文，现在主要学英文），不及格就不准毕业。这种五十年一贯制的做法，是不是另一种通识教育呢？依我看没有疑问，却是苏联斯大林模式的通识教育，至今隐患未消。比起美国式通识教育在于激发学生自由选择和爱国主义的做法，斯大林模式在于束缚自由创造和制造狭隘民族主义，哪个更好？实在难说。

　　三

　　马克思曾说商品是天生的民主派。二十多年来中国有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们见仁见智，争论不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当年“思想解放”的主要诉求，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至少在大学教育领域，仍然止于诉求。不消说这只是我个人对于“所见世”的经验感受，而我只代表我自己。

　　日前听传达，说是复旦从第二个百年起，招生不再分院系，待学生进校一年后再自选系科。这表明吴大猷晚年反思的美国式通识教育，在我服务的大学，已成改革定向。作为史学从业者，我从来不敢预测明天，即使对正在进行式的今天，也不敢说三道四，因为它还没有成为事实无可改变而仅成诠释非常不同的昨天。所以，我尽管对于包括本校在内的全国重点大学的改革共同定向，心存疑虑，也只能静观其成。

　　不过，时至去岁，仍然扰攘不已的高校大合并，有的已历三五年，效应呢？尚无达到预期目标即通过“拉郎配”以数量胜质量而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起码水准。雄视大陆半个世纪的京津沪宁几所名校，在院系调整后发迹，如今尚未“冲出亚洲”，据说海外评定的全球大学排名榜有失公正，致使这几所名校屈居东亚十来所大学之后。这在我是相信的，因为所有大学排名榜，都缺乏人文学科乃至社会经济学科的“硬”指标。不过假如把五四时期曾在中国兴旺过的学术自由当作人文学科追求全球化或现代化的一项尺度，那么半世纪来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衡量，“进步”没有？如果用邓小平重申的实事求是准则来裁度，那结论至多也只能肯定见仁见智。

　　作为至今仍在职的专门史教授，仍连年带教中国思想文化史几个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我为海内学子普遍水准的急剧下降，困惑不已。我反复吁求当局重视人文学科的基础教育，特别是文言文、旧文献、历史地理等常识教育。我一再建议从事传统文史哲经教学研究的职称考核，应侧重专业必需的语言历史水准，而不强求政治需通时事、外语需精小说（复旦某校长曾规定研究生外语及格水准，为文科研究生熟知最新科技论文，理科研究生则应会译莎士比亚原著）。我也无数次要求历史学诸专业应设置中外古今一般历史的共同必修课。当然，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被拒斥决不乏充足理由，致使我越来越以为毛泽东要取消形式逻辑第四定律即充足理由律，堪称理由充足。正因如此，我很赞同大学改革，应重视通识教育，但以为那不是改革的急务。

　　怎么见得？就在于前述“昨天”五十年的历史。这五十年间，中国大学改革，非无良法美意，但改来革去，必定旅进旅退，甚至甫改即反弹，借新名义复活旧体制，比不改还要虚伪。例如我从事的史学，近年总体研究水准，普遍回归到上世纪最为平庸的水准。尽管地下文物大量出土，尽管域外文献大量译介，尽管当局资助大量增添，但资源愈富，水准愈低，以致国家耗资亿万，用民脂民膏换来的，仅是非历史的无识瞽说。追寻病机病理，非仅不学有术的投机论客的身病，更彰显传统“以吏为师”而导致劣胜优败的国病。

　　因此，忝居历史学者，我对大学改革和通识教育的相关度，只能提出以下疑义：第一，大学改革必要吗？第二，大学改革与其如上个百年那样越改越乱，何妨“因旧贯”，鼓励各行其是，将除旧布新的事业留给子孙去做？第三，通识教育，由中国传统、美国近况，证明弊多于利，难道再可以十三亿人口的教育为赌注，从事共和国教育史第五度无胜券的冒险？第四，如果承认中国确有独特国情，如孙中山“训政”论所谓人民程度太低，时至新世纪仍需要狠狠教训，才可“还政于民”，那么现在提出大学改革，岂非有作秀之嫌？第五，既然现行大学结构，党政双轨，从校系到班级，党组织领导一切，纵然倡导通识教育，如取向与现体制相悖，听谁的？第六，如果大学改革，力求避免冒犯党政双轨、党领导一切的现行体制，那么如前所述，政治、外语的变相通识教育，早得体制保障，旧例能取消吗？第七，通识教育的改造，要由人来实现，由苏式通识教育转向美式通识教育，意味着教育者脱胎换骨，在如今中国能实现这类突变吗？第八，中国好讲“大一统”，任何局部变革，性质式效应均史无前例，只消一统而独断的君主或僭主，即兴说不，便化作乌有。如今提倡通识教育，而不计整体改革是否相应，能否避免重蹈历史覆辙呢？由历史与逻辑相结合而产生疑问，远不止百道，就此打住也罢。

　　历史疑问只能通过历史研究解释。共和国史五十来年，仅大学教育体制朝三暮四的历史，也许再过五百年，也难有历史共识。

　　目前中国大学的人文品质，似已降至五十年来的最低点，引发教育领域的普遍忧思。对我来说，从教四十余年，较诸任何时候，都更深品尝孟子所谓“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的苦味。但经验告诉我，毛病似乎出于学生缺乏乃至丧失人文素养，却怪不得他们，也怪不得他们的师长亲友，该怪谁呢？看来谁也怪不得，包括历届教育行政首脑，因为他们多数人的言行，表明他们确有做好事的愿望，连百年教育史上最无能的教育长官在内。可是大学教育在育人方面充满失败的记录，则无可否认。管窥蠡测，海内外学者愈来愈以为中国的大学改革，在中国整体的政治改革完成以前，没有最终持久成功的可能。我的职业习惯，使我对这类说法，只能存疑。不过我认定，目前大学的所谓部定政治课，不分专业要求的外语课，必须改造。而打通人文学科、社会学科、自然学科和技术学科的共同基础知识教育，必须重设。

　　(感谢陈麦青、王韧、秦敏师友对本专题的帮助）

录入编辑：周子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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