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廊医生 - 新京报

“走廊医生”是医疗界的耻辱 2014-01-11 02:30:07  新京报 社论

　　卫生部门不妨拿出一笔钱作为医疗质量的奖励基金，对那些人均看病花费低，病人用药少的医生进行优厚奖励。与此同时，加强对医院的财政支持，理顺医疗服务价格，让医生劳动价值能够得以体现。

　　据央视报道，四川绵阳人民医院医生兰越峰因不愿配合医院创收，出具自己不认可的检查报告，两年多来，每天上班只能在走廊里无所事事，成了一名“走廊医生”。兰越峰说，医院一开会就是谈指标完成的情况，以指标论英雄。

　　这种完全违背医德底线的事情，竟发生在一家公立医院，不能不说是中国医疗界的耻辱。

然而，如此荒谬的事情并非孤例。此前媒体就报道了“为民医生”胡为民，因为不愿意加入开单提成的行列，便被其所在的医院孤立起来。

　　早在2009年，卫生部就曾发出通报，强调严禁公立医院向科室下达创收指标，严禁将医务人员收入与科室经济收入直接挂钩。现在看来，医院给科室下达经济指标，目前仍是个潜规则，由此造成的过度医疗问题依然存在。

　　出现这种尴尬的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是我们的医疗机构在市场化的背景下，被推入了逐利的漩涡中。虽然大多数的公立医疗机构被冠以非营利医院，但是国家对这些医院的补贴非常有限，不少医院按照人员编制，仅能获得30%至40%工资份额，而此工资份额还停留在很久以前的水平。例如，北京不少医院，获得的财政支持是每人年均1万元的工资额度，平均每月不足千元。在此情形下，医院不逐利便无以为继。

　　其次，医院的许多医疗服务都不能获得正常的市场回报，而必须将医疗服务的价值绑架在药品、检查和医疗支出上，这样的价格体系，根本无法反映医疗技术的价值，由此产生的薪酬制度也无法激励医务人员凭借医疗技术获取正当的利益。并且经常出现恰恰相反的结果，越是付出了医疗服务，越是保证了医疗质量，却越得不到经济回报。相反，那些并不体现医疗水平的药品和检查，甚至是不恰当的治疗，却常常能让医院和医生获得不错的回报。这样的现实必然会导致一种不健康的价值取向，让劣币淘汰良币。

　　2011年，由卫生部主持制定的《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中，明确规定医院的绩效工资管理制度要明确规定个人收入不与业务收入直接挂钩。但这样的规定因为没有纳入评审的“核心条款”，因此，本身约束力有限，加之在政策上缺乏对于医院的经济扶持，也一直无法对于医院管理以经济指标为重要考核指标的方法采取真正意义上的杜绝。

　　过度医疗的性质就如“走廊医生”痛批的那样，和小偷偷人东西无异。是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得他人的利益，因此，有关部门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

　　作为卫生部门，不妨拿出一笔钱作为医疗质量的奖励基金，对那些人均看病花费低，病人用药少的医生进行优厚的奖励。与此同时，加强对医院的财政支持，理顺医疗服务价格，让医生劳动价值能够得以体现。如此，那些医术高明而又有医德的人，才可能真正成为医疗界的中坚力量，而不是作为一个挡路者被边缘出去。



两位时政记者观察到的2013时局 2014-01-11 02:30:16  新京报 

　　2013年的最后几天，我去看望一个任市委书记的官场朋友。晚饭，是他的秘书和市委办副主任陪我吃的。三个人，简单几个菜。吃着吃着，副主任感叹说，今年，饭馆生意不好做。家里人开的饭馆，夏天转让出去了。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我是搞接待的，感受太直接了。八项规定出台后，生意完全不行了。连续两个月，每个月亏5万多。而且看这架势不是一阵风，算了，让家里人不搞了。”

　　这个小故事，算是2013年中国官场的一个缩影了。

　　有人说，2013年，中国官场“官不聊生”，“官不好当了”。说“官不聊生”太乐观了，“官不好当了”倒将这个国家这一年治官的效果简洁描述出来了。“把权力关进笼子”，不再只是一句口号，在“十大紧箍咒”的约束下而真真实实在中国官场践行并蹒跚向前。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2013年肯定不是治官的规章制度出台得最多的一年，但却是治官最有成效的一年。

　　从“舌尖”到“车轮”，一律戴“紧箍咒”

　　1吃喝

　　舌尖反腐初见效

　　政策：“八项规定”、《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刹住中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的通知》

　　2013年的第一天，湖北恩施州官场仍停留在一种兴奋之中。

　　四天前，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出现在恩施。此行，发生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新华社记者陈二厚，通过微博直播了李克强当日的行程。

　　我赶赴恩施，一路追访，恩施的官员们讲述了更多当地官方接待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他们说，如此高层的官员来恩施，第一次没有封路、没有铺红地毯。

　　参与了备餐的恩施厨师廖剑锋抱怨，因为不允许迎送，他想跟总理合影的愿望没有实现。

　　类似的事情，后来发生在河北正定县。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到正定调研。同样是没有封路、没有清场戒严。正定县的官员透露，按2012年年底中央出台的八项规定的要求，河北省委书记、省长、县委书记都没有到火车站迎接，而是在调研的村口等候。

　　这种自上而下的示范，让大多数地方官员都开始自我克制。这一年，因为工作，我依旧在全国各地出差，发现官员们的接待热情依然高涨，但行动上大多规规矩矩，很少有过去那种张扬和铺张。

　　2012年，湖南资兴市接待的部级官员有80多人次，厅级官员有200多人次。2013年7月，当地官员说：今年上半年的接待较之去年大大减少，连去年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2013年12月29日晚10时许，湖北武汉年度电视问政刚刚结束。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向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后说，“本来要跟大家一起吃个饭的，但是因为有八项规定，今年饭就不吃了。”

　　也有个别官员顶风上。11月，广西公开通报：2013年7月29日，广西龙胜县县委书记唐天生等36名官员，在当地一酒店的聚餐，共4桌，消费3626元。唐天生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免去县委书记职务；县委副书记、县长王少荣，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潘德辉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责成龙胜县委作出深刻检查；责成参加公款聚餐人员个人承担餐费。

　　一顿饭36人，都是当地官场高层，只吃了3626元。事不算大，虽然有媒体介入，但若没有八项规定这一纸规定及高层的示范性践行，恐怕也不会引起当地如此大的官场震动。

　　不过，公款宴请进入隐秘场所、机关食堂豪华装修之类消息，仍不时传来。要完全遏制住舌尖上的腐败，仍需要更多的监督。

　　2公车

　　公车私用难张扬

　　政策：《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

　　“车轮上的腐败”，也再次被重视。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明确取消一般性公务用车，仅保留省部级以上官员专车。

　　8月份，湖南日报报道，湖南省委常委和副省长原配备用于下乡的越野车统一上缴，每人只保留了一台工作用车。在陕西，省级领导干部全部上缴越野车统一管理使用。随后，陕西全省清理出2927辆超标车，据称均按政策规定进行了处置。

　　在地方官场，党政一把手两辆车的情况较为普遍。在河南中牟县县委大楼下的“县领导专用车库”里，当地官员亲口告诉我，县委书记和县长各有两辆座驾，“一辆越野车一辆小车，这叫‘双保险’。”

　　公车私用，一度几乎成为公开的秘密。在2013年，官员们不再那么张扬。12月底，武汉市纪委通报，该市蔡甸区一名秦姓正区级官员因为公车私用受到党内警告。不过，该市公开主动承认曾公车私用的市委秘书长龙正才，并未被追责，反倒因为公开承认受到一些舆论的赞扬。

　　毋庸置疑，不管是清退超标车还是超标房，各省省部级官员们的带头作用十分有效。一些过去数十年无法撼动的官场积弊，一旦省部级官员带头“革自己的命”，立即涤荡一清。

　　10月31日，中共中央纪委发出《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严禁用公款购买、印制、邮寄、赠送贺年卡、明信片、年历等物品。

　　这个在公务员系统看起来不起眼但延续了数十年的“小福利”，就此终结。

　　这正如一个国家所面临的改革瓶颈，政府不迈出“革自己的命”这一步，改革将难以真正深入下去。“割自己的肉、革自己的命”，正在中国官场越来越多地被提到。

　　3公房

　　腾退超标成新风

　　政策：《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

　　细读八项规定不难发现，该规定的约束指向更多是中央高层，且涉及工作作风的诸多方面，并不仅仅局限在公务接待上。

　　针对更大官员群体、指向更具体的规定，随即相继出台。办公用房超标，全国性普遍存在。2013年7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要求各级官员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标准使用办公用房。

　　国庆节前后，山西官场一片繁忙，各级党委政府都在忙着清退超标占用的办公用房。10月中旬，山西省纪委通报称，山西全省清理出超标办公室面积达65万平方米，各级官员腾退办公用房近30万平方米。

　　在山西省孝义市检察院，检察官们告诉我，检察长王贵勇此前的办公室面积为117平方米。孝义，只不过是一个县级市而已。

　　治理超标办公用房，在山西并非第一次，但第一次如此卓有成效，不再“雷声大雨点小”。

　　山西官方发布的消息是，当地首次让在职的省委常委和离退休的省部级干部将占用的办公用房腾退出来，“省委常委们普遍腾退了超标部分，改作资料间或会议室；在山西省政府和太原市委任职的四名山西省委常委，腾退了在省委机关的办公用房。”离退休的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的6名老干部，腾退出720平米的办公用房。

　　陕西官员们超标房的腾退，也始于省部级官员们。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带头把办公室面积多出标准部分，分隔为小会议室作为公用，省委常委压缩腾退办公用房4套。

　　4开会

　　真刀实枪搞批评

　　政策：民主生活会

　　8月，薄熙来案在济南开庭审理。随后，各地纷纷开起了民主生活会。两者一前一后，看似无关。

　　如何防止一把手失去监督，如何防止出现“独立王国”，在2013年一些高层的党政会议上，不止一次被提起。薄熙来案，成为一个地方一把手权力失控的典型。

　　民主生活会，这种让地方主要官员检视自己和相互监督批评的做法，让2013年的治官不再停留在让官员们谨慎规范使用手中权力的层面，而进入到了让官员们审视自己内心的精神层面。

　　9月23日至25日，河北省委常委班子召开了专题民主生活会。这场有点真刀真枪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生活会，甚至半公开在了媒体上。

　　媒体公开的信息显示，此次民主生活会批评层级之高、言辞之坦率，为近年来少见。

　　河北省委书记和省长之间的相互批评，可见一斑。省长张庆伟批评省委书记周本顺说，“我感到本顺同志对发展速度、经济总量指标看得还是比较重，这是个讲面子、爱面子问题，很容易滋长形式主义。”周本顺则批评张庆伟，“听取意见不耐心，看似性格脾气问题，实质是一种官僚架子。不改，危害很大，容易造成决策失误。”

　　看到《焦点访谈》播出的现场视频后，我打电话给几位官场的朋友。其中一个朋友说，“多少年没这么认真过了”。我问另一位在地方任一把手的朋友，“你的副手们敢这么批评你吗”？他短信回答我：从来没有过。

　　事实上，1921年建党至遵义会议，民主生活会制度已从无到有、逐步建立。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81年中组部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健全县以上领导干部生活会的通知》、1990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若干规定》，都对民主生活会作出了详尽规定。1992年，十四大党章首次载明领导干部必须参加党委（党组）的民主生活会。

　　尽管有各种通知、规定甚至写进党章，但长期以来，民主生活会的效果并不明显。

　　湖南省常德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易建设撰文称，曾亲历两次基层单位不开民主生活会的情况。一次去该市某局考核党务工作，查到民主生活会记录时发现记录是临时补写的，作假行为现场穿帮。另一次，发现该市一局未开民主生活会，局领导直言不讳地说：“不说假话，两年没有开了，业务工作这么忙，招商引资任务这么重，哪来时间开生活会？开了又有什么作用？”

　　中央高层的亲自参加，让民主生活会这服旧药发挥了前所未有的新疗效。

　　让地方大员们向同事和下属承认自己有各种各样的错误和缺点，让下级半公开地批评上级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和不足，这种在全国自上而下、逐级开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官场活动”，给官员们内心造成的震撼和影响无法估量。

　　5反贪

　　打虎数量创新高

　　政策：习近平指出：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

　　在2013年的倒数第三天，中纪委监察部网发布了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

　　李崇禧，成为十八大以来继李春城、衣俊卿、刘铁男、倪发科、郭永祥、王素毅、李达球、蒋洁敏、季建业、廖少华、陈柏槐、郭有明、陈安众、付晓光、童名谦、李东生、杨刚之后落马的第18位省部级高官。

　　1月22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18名省部级官员落马被查的事实，足以证明打虎的成绩不俗。落马高官太多，甚至让一些时政记者失去了一个个去写“高官落马记”之类文章的热情。

　　中纪委通报，2012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严肃查办了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违纪违法案件，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4698人，移送司法机关的县处级以上干部961人。2013年，中纪委拍死多少苍蝇暂时没有官方数据，但在“老虎”数量创下新高的当下，苍蝇的数据恐怕也要超过2012年。

　　10月30日，中组部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这一纸文件，不仅再次限制了在职官员利用现有权力与企业进行勾兑的空间，也限制了离退休官员与离职官员去企变现“权力期权”。

　　官员辞职下海的新闻，下半年突然多了起来。9月，广州市公安局人事处处长陈伟才辞去公职到一家企业任副总裁。10月，《新京报》报道，全国人大信访局副局长黄力群辞去职务，加入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最近刚辞职的，是曾任广州市白云区规划分局局长的广州国际健康产业城管理委员会主任覃朗。

　　虽然想进入官场的人仍远比想离开的人多，但“官越来越不好当了”这个判断在2013年被无数个细小的官场变化所强化。岁末，一些评论文章中频繁出现类似的论断，有的人甚至说“2013年官不聊生”。这话有点夸张，但足见2013年这场立体式的治官行动，切切实实让民众感受到了效果。

　　□褚朝新（时政记者）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