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海外醫生 造福全港市民 - 何民傑

引入海外醫生　造福全港市民 - 何民傑 2014年01月14日

藝人張崇德與太太劉美娟九年前誕下長子張天藍，出生一天便不幸夭折，兩名醫生分別被控七項及一項專業失德，近日展開醫務聆訊，引起各界關注。另外，馬尼拉挾持人質慘劇受害人易小玲在台灣成功重建下顎，處理了威爾斯親王醫院三年多解決不到的問題，令本港醫學界蒙羞，亦令市民對香港鄰近地區的醫療水平另眼相看。

事實上，本港近年醫療事故頻生，與公立醫院醫生人手不足、醫生工時過長不無關係。仿效新加坡引入海外醫生執業，似乎是最有效解決本地醫生荒的上策。目前新加坡有三分之二新醫生是來自海外，香港回歸前，也容許英聯邦國家畢業醫生來港執業，惟過去有本港西醫組織持反對態度，政府又遲遲未有實際措施解決燃眉之急，受苦的顯然是廣大市民，尢其是最需要公共醫療服務的長期病患者和長者，飽受輪候之苦。

諷刺的是，不少香港醫生喜在診所當眼處，展示其英加澳紐考取的醫學文憑，標榜「浸過鹹水」，哪為何偏偏不肯開放門戶，讓海外醫生來港「救命」？

為此，獅子山學會及107動力於上周末一連三天，派員到中環街頭進行問卷調查，了解自今次易小玲事件後，市民對香港醫療水平的睇法，以及徵詢他們對改革香港醫療系統的意見，例如仿效新加坡政府引入官方認可如英、澳等國家醫生的措施。

於是次問卷調查中，我們派發了488份問卷，並成功訪問到454名香港居民。根據調查結果顯示，有57%受訪市民認為，香港醫學界在菲律賓人質事件受害人易小玲接受下顎手術一事上，是沒有盡力或技不如人。另有46%人對易小玲在港接受下顎手術失敗，而台灣則成功，「作為香港人，感到丟臉及香港醫學界應反省是否給人家趕上」。只有45%人認為失敗屬個別事件，對香港醫療水平仍充滿信心，反映香港社會對本地醫學界的水平及能力看法分歧，並非一面倒對香港醫療水平充滿信心。

調查最重要的發現，是有63%香港居民認為引入英加澳紐的註冊醫生會對香港的醫學水平帶來正面影響；同時，亦有54%香港居民認為香港應該研究效法新加坡大規模引入官方認可的外地醫生方法。

從上述結果可以看出，易小玲整形一事，已令市民警覺到香港醫療比台灣遜色，並且對本港醫療水平的信心動搖，市民普遍贊同引入外地醫生來港執業，並相信對提升香港醫學水平有利。

如果我們的特首梁振英真心想「集思港益」，便應該立即回應民意，為提升香港醫療水平盡快展開行動：開放醫療體系，容許海外醫生來港執業，引入具豐富醫療經驗的醫生來港，為香港醫學界帶來衝擊與交流，使香港醫療取得進步。

期待本周的施政報告，公佈引入海外醫生的新措施，造福全港市民！



人幣資本帳可兌換 5至10年內實現 - 2014年1月14日 明報

人民幣繼續升值，兌美元匯率昨天創下2014年首個新高，升破6.05，報6.044，破「6」在即。上海市副市長屠光紹昨天表示，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將在今年有實質性進展。各券商普遍預計，年內人民幣匯率將整體升值2%左右，中間價則維持6的水平。有經濟學家提醒，中國資本帳目開放需與經濟結構改革的步伐相適應，太快開放會造成人民幣大幅升值。

去年11月以來，人民幣匯率一路走高，昨天再升0.13%，收報6.044元，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則報6.0950。經濟師普遍認為，近期人民幣不斷升值與境內缺水導致利息高企有關，利息擴闊的吸引下，境外資金不斷流入內地套利，故推高匯價。

人民幣昨創新高 見6.044

屠光紹昨天指出，人民幣資本帳的可自由兌換會在今年有實質性進展，這將是上海自貿區金融改革最重要的一環。中金總裁朱雲來則稱，可兌換意味著世界對中國經濟的信心，信心越足，達到可兌換需要的時間越短，因此如果中國足夠幸運，改革比較成功的話，5至10年可實現人民幣可兌換。屠光紹亦贊同該時間表。

交行金融研究中心預期，在匯率波幅擴大的背景下，2014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破6」將是大概率事件。不過長遠看，2014年中國外貿順差繼續縮減，同時美聯儲QE逐月縮量，故人民幣難以繼續顯著升值。

花旗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對本報表示，未來人民幣雙向波動的可能性加大，至於目前是否已經到均衡匯率，他認為，這一是取決於美國的貨幣政策，二是取決於內地結構性改革的步伐，「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不可過急，必須和內地的結構改革相適應，否則會造成人民幣升值的極大壓力。而若現在升值太多，未來貶值就會更多。」

陳家強：中港基金互認今年有望

內地金融開放步伐不斷加快，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昨天表示，中港基金互認是今年推展的金融項目的重要措施之一，年內會有好消息，證監會和中證監就基金互認安排商討進展良好，希望不用太久便可定案。




缺车、缺医师？是缺待遇！ 鲁宁  2014-01-09 

日前，上海一位市民诸先生突然发病，家属数次拨打120急救电话均被告知“无车可派”，大约2小时后救护车总算来了，但该市民终因耽误了抢救时间离世。

　　面对舆论的强烈质疑，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急救科副科长董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道出了一番隐情：当时回复死者家属“无车可派”并非真的无车，而是派不出随车出诊的急救医师。

　　因叫不到急救车，导致病人因错失抢救时间而死亡的案例，各地都有发生。每当类似的事件发生时，人们总以为急救车配置不够。可事实上，上海平均每4万常住人口配一辆急救车的配置率已高于国家标准。问题的关键在于，上海中心城区配有急救车616辆，但配备的随车急救医师只有164人。

　　急救车需24小时待命，急救医师施行的是8小时工作制，照此推算，每辆急救车至少得配置3名急救医师。现在616辆车才配有164个医师，可见缺口有多么的大。

　　据说，现如今医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找工作很难，但为什么急救医师的人才缺口却如此之大呢？而且勉强招到了人，也很难留住。譬如上海市急救医师的人才缺口已如此大，可仅去年就有近四分之一的急救医师选择了离职。

　　缺急救医师的根本原因是待遇跟不上。招聘门槛高、从业风险高、劳动强度高是急救医师的“三高”；收入低、晋升机会低、社会地位低则是急救医师的“三低”。这“三高三低”导致不仅招不到急救医生，人才流失率也高。可见，缺车和缺医师都只是表象，缺待遇才是问题的根本。

　　由市民诸先生的不幸离世引发的舆论压力，迫使相关部门作出了“将深入调研找原因”的回应。其实原因一目了然，无需再行“深入调研”，若果断把急救医师平均收入调高到比三甲医院同资历医师还高出一个档次的水平，缺急救医师的局面就可望得到改观。

早报首席评论员 鲁宁

录入编辑：薛冬霞




IPO需要市场化 但也需要监管  周俊生 2014-01-13 

进入2014年后，刚刚宣布重启的IPO（新股发行）以出乎绝大多数投资者意料的势头迅猛推进。

　　早报特约评论员 周俊生

　　进入2014年后，刚刚宣布重启的IPO（新股发行）以出乎绝大多数投资者意料的势头迅猛推进。截至目前，从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发审委）获得批文的企业已超过50家，按照这些企业公布的计划，它们将在1月8日至21日的10个交易日里启动IPO，继上周7家公司展开申购后，本周将有33家公司启动申购，其中1月17日一天便有9家企业同时开始招股。

　　这种大规模的IPO，已创造中国资本市场建立以来的新纪录。但目前密集的新股发行，已暴露出一些问题。1月10日，已进入发行程序的奥赛康宣布紧急中止发行，原因是其老股转让方案让大股东可以成功套现31.8亿元的巨额资金，这引起了投资者的强烈不满。尽管证监会在其后强调中止发行是企业自主决定，但权力施加的影响仍是清晰可见的。另一家新股发行公司我武生物，由于其网下申购部分出现了明显的不合理之处，也引起了投资者的强烈质疑。

　　尽管这两家公司的IPO引起议论纷纷，但它们并没有违反证监会现行的有关规定。以已中止发行的奥赛康来说，它的老股转让方案，依据是证监会在去年底出台的新股发行改革方案中新增的一条规定：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新股时，鼓励持股满三年的原有股东将部分老股向投资者转让。这一规定满足了发行公司创始人的变现退出要求，但由于老股转让可按照新股发行定价执行，创始人为了让老股转让产生更大的利益，必然利用其与承销商的话语权，抬高新股发行价。这也是此次奥赛康的发行价格能够达到72.99元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充分暴露了老股转让制度存在的巨大隐患。

　　此次IPO重启之前，证监会对新股发行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从重启刚刚起步所出现的情况看，这种改革并没有终结企业利用IPO通道圈钱的冲动，也未能实现让新股红利更多向中小投资者倾斜的目标。此次两家公司出现的问题都是由不完善的制度设计引起，可以预料，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进入IPO程序，会有更多问题暴露出来。

　　围绕IPO，中国资本市场已进行过多次改革，改革的一个方向是市场化，也就是由市场来决定一个企业是否能够IPO以及其IPO定价。在此之前，市场和舆论对推行IPO注册制呼声很大。此次证监会在改革中虽保留了审核制，但审核的内容已经简化为一般程式，对发行公司的财务真实性不再作审核，这实际上已经接近于注册制。

　　但是就中国资本市场来说，由于企业有强大的圈钱冲动，这种冲动在长期以来政府对企业融资采取的支持态度之下又被放大，已经导致市场机制难以正常发挥作用，于是，不管市场如何低迷，如何不堪重负，企业都可顺利高价发行股票。这说明，在相当程度上，中国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机制已经失灵，所谓市场化，唯一结果便是导致交易市场的行情大幅度走低，不仅中小投资者损失惨重，也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的负面因素。

　　市场化在中国资本市场已成为一个“政治正确”的口号，谁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似乎就是在主张开倒车。但是，中国资本市场集中了数量众多的中小投资者，他们面对上市公司和大机构时，天然地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在市场的制度建设方面，倾向于中小投资者并在法治的条件下给发行公司和大机构更多的制约，都是必要的。去年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则制定的，这就要求市场监管部门在决定市场重大事宜时充分考虑到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而不能在市场化的旗号下任凭发行公司和大机构为所欲为。

　　从这一点来看，此次IPO重启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比如，由于证监会发审委对IPO申请企业的审核已止步于程式审核，导致审核流于表面化，这固然减轻了发审委的审核压力，但也造成了IPO的井喷局面，不利于A股交易市场的稳定。

　　IPO实行市场化，是中国资本市场建设和发展的一个明确目标。但是，实现IPO的市场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中国国情，这个国情就是中国市场拥有国际市场所不存在的数量众多的中小投资者，市场监管部门必须充分考虑到他们的合法权益，而不能仅凭一句“买者自负”推卸自己的责任。


录入编辑：王卉



阿来：我不是写历史，我就是写现实 2014-01-14 新京报 

作家阿来1月9日接受新京报与腾讯文化联合采访。张万文 摄

　　接受采访这天，阿来签了一千多本新书。他笑着说，谁说作家是脑力活，作家也是个体力活。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完成新作《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的过程也可看作一场体力劳动。在写作的3年时间里，阿来收集了六七十种历史档案、材料，并多次到实地进行考察，最终在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梳理出川西汉藏交会之瞻对一地，从清朝至新中国成立200多年间，与中央政府和拉萨噶厦政府的角力过程，考察了汉藏关系如何从一个地方势力想要扩展边界的愿望，演变成为一个国际化问题。

　　《瞻对》是一部非虚构历史文学作品，进入历史常常让阿来感叹，悲剧总是一再上演，“我在书里总是讲，老故事又出现，换了一个套子，甚至里头扮演各种角色的那种人跟上一个故事里曾经出现过的人都惊人一致。这就好像被一只上帝之手在支配着，我们过几十年就要把同样的悲剧在社会中重演一次。”阿来认为之所以有这种情况发生，是因为我们对历史吸纳得不够，不了解历史，也就无法用历史来关照当下现实，“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写这本书不是在写历史，我就是在写现实。这里面也包含我一个强烈的愿望：我想作为一个中国人，不管是哪个民族，我都希望这个国家安定，希望这个国家的老百姓生活幸福。”

　　【关于民族】

　　我们总用简单化的思维思考民族关系

　　新京报：之前你接受采访时曾说，写《瞻对》的目的是希望读者能够正确地认识汉藏关系，为什么会选择瞻对这个地方作为完成这个目的的入口？

　　阿来：今天在我们国家，不管政府也好，学界也好，都有一个风气，就是我们说的问题都特别大，都是宏大学识。这种宏大学识可能会讲出一个大家很难质疑的道理，但这种道理在历史进程、实际生活中的呈现，并不像说的那么简单，它的形成过程势必要有很多曲折，这时候就需要提供一种微观的方式，从一个小的地方进入，就像中国那句话“窥一斑而知全豹”。

　　瞻对，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地方，但牵涉了从清代以来汉藏关系的各个方面，从对它历史的梳理，可以看到汉藏问题原来只是中国内部的问题，而近代以来，因为英国人、美国人的介入，慢慢它开始变成了一个国际化的问题。考察这个过程，你会发现汉藏关系远非今天公众所理解的那么简单，而且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归结到汉藏关系上来，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之间会有冲突，这是必然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总用一种简单化的思维来进行思考，只要少数民族地区出了问题，藏族出了问题，我们都把这看成是汉藏关系的问题。有时候他们眼中的问题，只是当地老百姓有一些正常的诉求而已。

　　新京报：能具体谈谈这些正常的诉求指的是什么吗？

　　阿来：比如我们现在去西藏开发，开矿山，可能会跟当地老百姓的观念产生冲突，他们会说这个山是我们的神山，不能侵犯，这当然也是一个应该改革的观念了。如何能正面把道理讲清楚，当地人还是愿意接受的，因为他们总将要走向现代化。但通常的情况是矿山开发的权利是不透明的，当地老百姓也没有分享到利益，所以会抗拒。其实开发商和当地人的对抗，是全中国的问题，不只发生在藏区。

　　新京报：听你在人民文学奖上的发言，我觉得你是带着问题意识进入这段历史的，“民族独立的概念是自古就有的？还是新产生的？于是写了《瞻对》”，你现在对汉藏关系的理解产生什么变化了吗？或者说你觉得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汉藏关系？

　　阿来：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可能有一个偏颇，就是近代以来全世界共同的身份焦虑的问题，这其实是随着后殖民理论兴起的。上世纪那些殖民的国家想要独立，他们就要回答我是什么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回答我是属于哪个群体、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问题。

　　我觉得对于过去那些没有归属感的人来讲，有一个归属感自然是重要的。但我想说的是，今天全世界是不是都在吃这样一种思潮的恶果呢？就是过分强调区别，过分强调建设文化多样性的理论，过分强调人与人的不一样。我记得美国一个科幻作家说，文学应该有三重观点，第一个是个人的观点，从个人视角看世界，第二个是国家、民族、文化的观点，因为我们生下来就自然成为某一个国家、民族或文化的人，这个我们没有选择。他说大部分时候我们的文学就停留在这两个层面了，但是文学应该有一个更大的概念，就是人类的概念。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看来，我们能够反思很多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过分强调独立的身份，独立的文化价值，那么国家认同是不存在的，或者是被削弱的。

　　不管世界大师他们的力量怎么讲，我自己相信，从古到今，民族是不断整合的，文化是相互渗透的，最后的目标，过去古人先贤已经说过，就是世界大同，我有着一种理想，所以我不想看到这么多战争、这么多隔膜、这么多误解。

　　【关于历史】

　　中国人经常干的一件事是历史归零

　　新京报：我看这本书还有一个挺深的感触，就是你在其中总会感叹我们忘记历史，这是不是中国人很大的一个问题吗？

　　阿来：对，这个很奇怪。封建朝代每一个王朝，覆灭的原因都是一样的，故事都是一样的。中国人很聪明，但是在它的历史进程中，你看不到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所以一个法国的历史学者就说，中国人经常干的一件事情是历史归零，什么都是从零开始。

　　我在写《瞻对》的时候，写几次战争都有一种很无聊的感觉，这部又一样嘛，比如雍正派兵打瞻对未能成功，过了几十年，雍正还尸骨未寒，但乾隆完全不知道他老子干过什么事情，把这样的过程又重复一遍。而且过程惊人的相似，所以我很感叹。

　　到今天为止，虽然条件有了巨大变化，但我们对于农民、对于乡村、对于少数民族地区，一些政府官员的想法，从某种程度上看，虽然经过了一些新词的包装，却和一个满清官员、知县没有什么区别，甚至还不如他们，满清官员毕竟还有文化。

　　新京报：我也觉得你这本书不仅梳理了汉藏关系的问题，也涉及中国社会结构的问题。

　　阿来：这本书也可以说影射了社会结构，其实你可以把瞻对看成一个中国的乡村，它就是稍微落后一点的乡村地区的处境。

　　【关于文学】

　　写小说的人有时过于依赖想象

　　新京报：《瞻对》是纪实文学，你说写《瞻对》的时候要像学者一样工作，能谈谈你都做了哪些工作？

　　阿来：我还是喜欢非虚构这个词。我们看过去中国很多纪实文学，往往是文学成分多，有大量的虚构、想象，这损伤了非虚构这样的一个文体。如果说《瞻对》还有文学因素，那是因为它的笔法是文学。但是它的骨架是史学的。文学只是为了让它不像正经的历史学家写那么沉稳，过于专业。轻松、幽默、好读，这是文学。但是它骨子里面都是历史，地方史。

　　这个像学者一样工作，就是三个方面。第一，是学习档案材料，这需要知道一点版本学的知识、目录学的知识。第二就是去采风，像人类学家、历史学家那样去做田野考察，第三就是收集本地文化人对历史事实的记载，拿这些资料和官方的材料进行对比。这些工作都不允许你太文学，虽然我不是一个学者，但我尽量像一个学者一样接近目标。

　　新京报：涉足到非虚构文学的领域，是不是文学的定义和功能在您看来也变得更为广大了？

　　阿来：对，对我来讲，文学是引导我进入现实的。不管它把我带到哪里，我都跟随它的脚步。我是通过文学让这个世界在我面前敞开，尽量地敞开，让我写尽人的广大。这个是我要的。所以我不会拘泥于文学的定义。我相信其实文学的定义，从它有定义那一天，不断都有新的作家、新的作品来拓宽它的边界。

　　新京报：在《瞻对》的首发式上，施战军说你现在已经不只是一个作家了，你赞同这种说法吗？

　　阿来：他可能是指我在知识储备这方面对自己的要求高一些，但我也不敢说我就已经是个学者了，我尽量往这方面努力，就是要言之有据。这确实需要储备知识，并善于利用知识，有些时候我们写小说的人可能过于依赖、相信想象了。当然想象是非要重要的，但如果我们觉得它就是我们做文学唯一的依靠，我们也会犯另一种错误。

　　新京报：什么样的错误？

　　阿来：就是我们不会处理日常生活的细节，看不到生活中正在发生的、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新京报记者 江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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