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志源斷章取義 王卓祺張冠邵戴 - 練乙錚

練乙錚: 譚志源斷章取義 王卓祺張冠邵戴 - 信報 2014年1月9日

「公民提名」因為是實牙實齒如假包換的「民主程序」，故無論怎樣組成的提名委員會只要按足此民主程序最終向公眾提出特首候選人，便是嚴格符合了《基本法》45條的規定。北京領導人和負責港事的黨政官員對此無法提出有效反駁，因此自始至今都不敢公然說「公民提名」違反《基本法》，而只能轉彎抹角暗示其反「公民提名」的意圖，由內地及本地不必負言責的政治侍從指鹿為馬發聲代勞。京官如此，特區政府官員何嘗不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這兩位只敢奉承京意的本地官員，也未見敢越雷池半步！

林鄭說：「政府現階段沒既定立場，但任何削弱或繞過提委會的建議都不符《基本法》。」這完全和京官的縮骨暗示和用語一模一樣。「政府沒有既定立場」？誰相信呢？況且，「公民提名」符不符合《基本法》，是一個客觀而簡單的法律和邏輯問題，「立場」、「看法」，都只能有一個，就是承認上述的「公民提名」嚴格符合《基本法》，根本不存在「繞過」的問題。

如何彰顯主權在民

譚志源則縮骨兼退步。當初，他在公開場合說的話都無大詐，最近卻大玩斷章取義遊戲誤導市民。他這樣說：「西方議會制的國家領袖選舉也不一定有公民提名。普及、平等未必一定等於開放提名權予所有合資格公民。英國選首相的提名權亦沒有開放給所有國民，而是由相關政黨的機制輪替。」這三句說話，第一句講事實沒錯；第二句開始有骨；第三句弄虛作假。這些需要詳細一點指出。

民主國家彰顯主權在民的方法很多，無論是以美式直選還是歐式間選選出國家最高領導人，國與國之間都存在細則異化，沒有兩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和過程是相同的；但是，在不同的體制裏，都有兩點相同：其一是開放的多黨制，其二是選票的根本重要性。在間接選舉的地方或環節，還有一個大致的共通點，那就是間選只有一層之間，不會間而又間。有了這些制度保證，就算沒有終選的公民提名，主權在民還是能夠清楚地貫徹。

因此，上述譚志源的第一句話說的沒錯：西方議會制的國家或地方領袖選舉也不一定有公民提名。但是，這只是一句關於西方民主國家的命題，根本不能用以比照有小圈子提名、還有「上頭」欽點、主權在民還是在艱難爭取中的香港【註一】。事實上，如果提委會是堂堂正正由全港市民民主選舉產生而不是掛了個撈什子「廣泛代表性」招牌的話，的確可以不必靠「公民提名」來保證主權在民。

第二句和第一句一樣，用在西方民主國家是可以的，但這句沒有指明是西方國家，而其用意，明顯是在為香港未來的反民主做法鋪路：就算不開放提名權予所有合資格公民，選舉也可以是「普及、平等」的，滿足國際標準。這又是借外國民主之花獻襯香港專制之佛。

第三句說英國選首相是由「相關政黨的機制輪替」；AO出身的官兒，說話如此不知所謂，有何目的？英國的首相，名義上是由英皇委任，事實上議會也不會先在議員之間預選、然後按議員的投票結果提名給英皇。這好像是英皇擁有委任首相的實權，其實不然，因為議會有提「不信任動議」的權利；若英皇委任的人選不為議會多數派所接受，這個人根本不能執政，一天就要下台。譚志源完全不提普選產生的英國議會代議士有實質上的首相委任權，而說什麼「機制輪替」，好像和小圈子分贓沒兩樣，顯然是耍了一招「『實』則虛之」，弄虛作假。

官員到底還不能太放肆，有任務的講話必須步步為營，真真假假、真中帶假。官階比譚志源更高的林鄭月娥更木訥，一句「政府現階段沒既定立場」便不必明說；再一句「任何削弱或繞過提委會的建議都不符《基本法》」則清楚表了態。至於「最有肩膊最肯承擔」的梁振英，現階段則乾脆隱形。無他，「公民提名」符合《基本法》乃是顛撲不破的道理，只有一些政治二打六才「灑脫」得把白也說成黑。

真真假假 真中帶假

「公民提名」既是一個百分之百的「民主程序」，不能否定，怎麼辦呢？釜底抽薪，說民主的缺點、質疑甚至否定民主可也。如此，就算《基本法》提到要「按民主程序」辦事，也可以不那麼認真執行了。近日，《明報》發表了兩篇文章：〈西方民主制度是靈丹妙藥還是興奮劑？〉 、〈民主是激情專制──從泰國反民主示威到美國的共和夢〉，都是特區政府中策組王卓祺寫的，把民主從理論到實踐都批判了一通，學術味很濃。（兩篇文章，下面分別簡稱〈靈〉文、〈激〉文。）王在頭一篇首先說：「筆者現職特區政府中策組全職顧問，但並未參與政改具體工作，讀者不可當本文是官方立場……。」信焉。

對民主的批判研究，在西方可謂浩如煙海；政治學者不論左中右的什麽派別，如果不曾寫過關於民主的各種深層問題的有分量文章，難登大雅之堂。這是西方的學術傳統──要有本事對着主流和現狀說三道四唱對台，人家才看得起你，不像在我國，「政治科學」是黨壟斷的，大家只能跟着唱「主旋律」。所以，在西方的大學政治學系裏，馬克思的政治批判理論從來都沒有退場（不像他的經濟理論今天已無人問津）。可以這樣說，西方有所謂主流政治學術傳統，但這個主流傳統卻十分注重「自暴其短」。

舉一個例：近來香港和大陸很流行的一種「新」說法是，個別國家的民主模式有其文化局限，別國不可以「照搬」。殊不知，這在西方的學術界裏，已經是老掉牙的主題（另一個主題當然是「民主可以照搬」；於是不同的意見就可以打架交鋒）。大家都知道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寫過一本《民主在美國》。在這本開先河的巨著裏，托克維爾對美式民主的正反面分析都入木三分，最後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是，美式民主很難在法國生根。後來法國走的民主道路，的確與美國不同，哲學觀點也不一樣【註2】。

所以，民主的弱點和局限都應該分析，民主的痛腳更應該抓。問題是事實和理據要搞清楚，不能胡來。王卓祺的兩篇文章說對了的固然很多（不然怎麼可以刊登），卻也有大大小小的各種錯誤甚或關鍵錯誤，也是真真假假、以真帶假。先舉一個「娛樂性」甚豐的例子。

學界重視概念原創

王在〈靈〉文裏，把西方民主稱為「選票民主」：「這種以在選舉投票箱的『多數決』制度可稱之為選票民主，因為最關鍵是選民用選票決定誰人／政黨執政。」（原文照錄）王的意思是清楚的，也沒有問題。不過，他續寫道：「筆者不敢奪人之美，這個對西方民主制度的再界定原創於中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的想法，筆者只是借用。」這就很有趣，因為西方政治學裏，早就以「選舉投票箱」作為西式民主的標誌，「electoral democracy」這個詞，用了起碼幾十年，筆者念大學的時候已經很常見，怎麼會是王的頂頭上司邵善波發明的呢？（「華仁出品，必屬佳品」；筆者多年前就說過邵君乃能人，不過「選票民主」的概念肯定非他「再界定、原創」。）

加拿大滿地可大學政治學教授Andre Blais領導的一個國際性、二十多個一流歐美加學者參與的研究計劃，就稱作「Making Electoral Democracy Work」；英國的University of Exeter也有一個叫做「ELECDEM─training network in electoral democracy」的研究中心【註3】；美國著名智庫Freedom House從1989年起，每年都點算世界上有多少國家已經走上「electoral democracy」的道路──1989年佔世界所有國家數目的百分比是41%，2012年是61%【註4】；1978年，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西北大學政治學教授Benjamin I. Page的一本書Choices and echoes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s：Rational man and electoral democracy【註5】；1960年3月牛津大學期刊Parliamentary Affairs有一篇題為Swiss Electoral Democracy的論文【註6】等等。

學界對學術概念的原創誰屬，從來都很重視。隨手按按Google Scholar一查，就有幾十年來一大堆以「electoral democracy」概念討論民主的學術著作。王卓祺博士是中大教授、中策組全職顧問，在中策組領導五位博士做研究；據他自己說，還花了不少時間閱讀和思 考民主問題，怎麼可以疏忽了這點？這種起碼的學術嚴謹也未能過關，也不必說連一個很普通的政治名詞也好像未曾見過，讀者對他的政治文章裏更深入的討論，會有信心嗎？事實上，王另外的那篇〈激〉文，有更嚴重的概念混淆；篇幅關係，本文未能細論。2月份筆者比較空閒的時候，如果沒有大事發生要趕快評論，再和大 家清談那些概念混淆吧。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 這句和下一句借用「主權」二字或有爭議。

註2 見1993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Copp, Hampton和Roemer合編的政治理論文集The Idea of Democracy頁23-64分析托克維爾的兩篇文章。

註3 見http://electoraldemocracy.com/about；http://www.elecdem.eu/。

註4 見http://www.freedomhouse.org/site ... 9-2012--Draft_0.pdf

註5 見http://www.getcited.org/pub/101860242。

註6 見http://pa.oxfordjournals.org/content/XIII/1960mar/335.extract。




自发秩序的结构调整 2014-01-09 02:30:12  新京报 

即便你不幸6000点进场，如果你幸运地没买国有控股企业，而是将筹码平均分配于民营企业，你的收益不会大幅输于参与连续五年牛市的美国股市。

　　■ 谈股论市

　　2013年，上证指数以2289.51开盘，收于2115.98，跌幅7.58%，相比2012年底收盘的2269.13点累计下跌6.75%，相比2007年6124.04点历史高位跌幅高达65%。

　　再看一组数字：2007年底A股上市公司总市值32.7万亿，到2013年底该数字降至23.9万亿；考虑到六年里新增市值达3.7万亿（含IPO、增发和配股），过去六年A股财富累计缩水约12万亿。

　　财富去哪儿了？

　　对比了一下两个年份年底的权重股，你会发现2013年前七大权重股，除掉2007年还没上市的农行，刚好就是2007年的前六大权重股，它们分别是中石油、工行、中行、中石化、人寿和神华。它们这些年始终牢牢占据市值榜最前列，所谓“共和国长子”，似乎名副其实。有“价值投资者”好之，谓曰“大蓝筹”。

　　“长子”们的市值变化却远不如排名那么赏心悦目。2007年底六家公司总市值12.2万亿、市值在上证的占比达45%，到2013年底则只剩下3.7万亿、占比不到25%。短短六年，“长子”们玩丢了8.5万亿的市值——要知道，刚刚公布的中国各级政府债合计不过20多万亿——真是不算不知道。

　　国资委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市值合计13.7万亿（其中前述六大“长子”合计4.5万亿，占比约三分之一），占A股上市公司总市值的51.4%。由六大“长子”亏掉8.5万亿国民财富这一事实简单推测，953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作为一个整体损失掉的市值远超12万亿。乐观的人则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过去这些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对于A股市场所做最大之贡献，便是通过自杀式的市值缩水，隐藏了A股中民企板块事实上持续经历大牛市的事实。

　　说到这儿，你很容易推出这样的结论：即便你不幸6000点进场，如果你幸运地没买国有控股企业，而是将筹码平均分配于民营企业，你的收益不会大幅输于参与连续五年牛市的美国股市。

　　不过，这个结论有违A股股民的“共识”——民营企业喜欢造假，上市就是为了圈钱，董事长容易被抓、有时还跳楼；哪像这些大国企，想垄断就垄断，要资源给资源。买“大蓝筹”安全可靠、即使输了钱也有“坚守价值投资”之名护体，买民企股票令人揪心不说、“投机分子”赔钱更是无法向老婆交代。

　　然而，数据冰冷，真相残酷。答案可以很长，也可以很短：在A股市场这个远非正常市场经济，但仍然是中式鸟笼经济体中自由度最大的环节里，自发程序持续地淘汰着效率低下的所谓国有企业。

　　虽然论据略显简约、逻辑些许跳跃，但只要有一点理性、客观的精神，所有论者或迟或早终将得出如下结论：尽管A股市场各种管制、进二退一，但毫无争议，它仍是目前中国最具效率和活力的市场之一（大蓝筹沦为“大烂臭”恰是市场效率的体现）；尽管投资A股各种辛酸、人艰不拆，但爱信不信，这是现时可供国人选择的最为公平、返奖率最高的“赌场”（没有之一）；尽管中国民营经济各种弊端、先天不足，但无可否认，它们才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与充满希望的群体。

　　□徐大卫




每个毕业生心中都有一座逸夫楼  早报记者 郑依菁 2014-01-08 

http://www.dfdaily.com/html/150/2014/1/8/1102269.shtml

1994年，邵逸夫参加上海市逸夫职业技术学校行政大楼落成典礼(翻拍)。早报记者 高剑平

北大学生在逸夫苑前留影，纪念邵逸夫。

截止2012年，邵逸夫共为内地教育捐赠47.5亿港元，捐建项目6013个。

邵逸夫捐建的天蟾逸夫舞台。 高剑平 早报资料

复旦大学逸夫楼。

　　也许你的学业就从逸夫楼开始，在阶梯教室上课、坐最后一排自习、发呆、趴桌上小憩；也许你的校园回忆离逸夫楼不远，在楼前打羽毛球、排练节目、偷偷看教室里的女孩。那是一个“永远人味儿十足，永远暖气很热，永远没有座位，永远青春年少”的地方（语出@庄婧微博）。逸夫楼以一种低调、实干的姿态，为莘莘学子憧憬的未来添砖加瓦，如今又成为他们追忆过去、纪念邵逸夫的寄托。

　　邵逸夫先生已逝，对于那些素昧平生却受其恩惠的人来说，与逸夫楼合影成为向老先生致敬的方法之一。

捐楼小史

　　在香港的富豪里，邵逸夫并非最富的，却是最热心公益者之一。在所有公益事业中，邵逸夫对教育可谓情有独钟。作为父亲，他曾说，“我对儿子们的责任，是让他们接受最好的教育。”

　　邵逸夫对教育的捐助方式简单直接——帮学校盖大楼。他对教育捐款工程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就是要建造直接用于教学、科研的建筑，特别是力求体现教学、科研的急需和师生共享，如教学楼、科研楼、科技馆、图书馆、体育馆、电教中心、培训中心、学术交流中心等场所，这些都是各个学校所急需而国家又难以在近期安排资金建设并能为师生所共享的项目。

　　以逸夫楼为代表的教育捐助是由邵逸夫基金提供支持的。该基金是邵逸夫于1973年在香港设立的私人慈善机构，其宗旨是协助教育、医疗和艺术事业之发展。该基金会与教育部合作，每年向内地提供巨额教育捐款。

　　1973年，66岁的邵逸夫以校董的身份向香港苏浙公学捐赠50万港元，为其兴建一座藏书3万多册的新型图书馆。这是他的第一笔郑重其事的捐赠。

　　1985年，邵逸夫开始了在内地的捐资办学之路。彼时中国刚迎来改革开放的第七个年头，对人才的渴求前所未有，教育的重要性凸显，但受制于资金，大量校园建设被制约。他在内地的第一笔捐款从故乡浙江开始。浙江大学师生一致通过，将邵先生捐赠的1000万港元，在秀丽的玉泉风景区兴建“邵逸夫科学馆”。

　　1986年，邵逸夫捐出了1.2亿港元，其中1亿港元给香港中文大学兴建逸夫书院。此后，香港大学建成了邵逸夫楼，香港城市大学建成了邵逸夫图书馆。

　　而在1987年1月12日逸夫书院的奠基典礼上，邵先生又举行了一个捐赠仪式，他将1亿港元的支票交给了当时国家教委主任刘忠德，用于兴建内地教育项目。首批接受捐款的为北京师大、南开大学、华东师大、浙江师大、云南大学、东北师大、西北大学、南京大学、华中师大和西南师大十所高校。此后每年的这一天，邵先生都举行相同的捐赠仪式，受惠于他的学校遍布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

　　华东师范大学成为这十所高校中的第一家。位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的图书馆逸夫楼，就是当年邵逸夫捐资扩建的。

　　截至2012年，邵逸夫25年共为内地教育捐赠47.5亿港元，捐建项目总数6013个，受惠于他的学校遍布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

捐楼手册

　　北京大学东门的逸夫楼造型别致，是燕园一道美丽的风景；西南大学的逸夫楼保存了抗战时期的珍贵书籍、国民政府档案和少数民族文献；四川大学的逸夫楼被当时国家教委会权威称为迄今全国最好的文科教学楼。中学和小学也曾接受邵逸夫捐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成都市石室中学、湖北省黄冈中学、武汉小学，以及在教育设施薄弱的中西部地区，河北省张家口市逸夫小学、甘肃嘉峪关逸夫小学、山西长治逸夫小学……都有逸夫楼。

　　一所学校究竟如何才能申请建造逸夫楼？为何有些学校有不止一所逸夫楼？为何大多逸夫楼都是学校最“高大上”的建筑？

　　事实上从一开始，邵氏基金便与教育部合作。国家教委受邵先生委托，对赠款项目进行统筹和宏观指导与管理，并确定了逸夫楼建筑标准可高于一般的建设项目的原则，而且要求能适应教学、科研上先进手段的发展。这一带有促进作用的政策，使逸夫楼在校园建筑中很快脱颖而出。

　　大多数赠款建设项目工作得到海内外很多部门和单位在所需进口材料、设备的组织采购、 进关免税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国务院各有关部委，各有关省、市、自治区及有关学校都及时落实了配套资金，并把赠款项目列为重点建设项目，指定实力雄厚的设计院，遴选优秀的建筑师、建筑公司，抽调精干人员组成管理机构专门负责。这令邵逸夫本人十分感动，他曾在视察四川大学文科楼后说：“我给这么一点钱，你们建这样好、这样大的一幢楼，操劳你们了。我感谢你们！”

　　为纪念并感谢邵逸夫先生对教育事业的热情支持，国家教委还要求各校在进行工程设计时安排好在建筑物的适当位置树碑题字，以示纪念。因此，绝大多数学校以逸夫先生的名字命名新建筑。

　　从2008年（第21批赠款）开始，邵氏基金对赠款方向、数量和额度进行了调整，所有赠款建设的项目都遵照《香港邵逸夫基金向内地教育事业赠款项目管理办法》。

　　办法对申请资助的条件进行了详细的限定。比如，邵氏基金赠款对象，是“国家公办本科以上的高等院校，县级以下（包括县级）的高级中学，农村初级中学和九年一贯制的学校，地（市）级特殊教育学校”。兴建的项目“应建设在经过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后的，长期保留的学校；项目的使用期在五十年以上”。赠款对高等教育领域和基础教育领域有不同条件，要求前者的项目单位提供不低于1：3比例的配套资金，而后者则由所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供不低于1：1比例的配套资金。赠款对学校的在校人数、兴建教学楼规模、赠款数量都有严格的要求。

　　对于获得邵氏基金赠款建设的各类项目，要求“其建筑物均以邵逸夫先生的名字命名；基础教育项目，如捐建项目为学校主要教学用房，则将学校命名为‘逸夫学校’”。并且，“命名字牌必须用铜或其他金属质地材料制作，镶嵌在建筑物醒目的位置上。”

　　而对于建筑项目的建设，也有选址、规划设计、工程管理和质量监督上的要求。比如选址要求“应坐落在学校教学区内，要选择在地势平坦开阔、空气清新、阳光充足、排水通畅、环境适宜的地段建设，应避开污染源、易发生地质灾害等不利于保证师生健康和安全的地段”。设计则要求“安全、适用、经济、美观”，并且“合理利用地形、地貌，在符合学校总体规划要求的前提下，并尽可能将邵氏项目规划在学校校园的主要位置上”。

　　在资金管理方面，邵氏基金一般依据项目建设的工程进度，分两次拨款：项目建筑主体完工，可申请拨付50％的赠款；项目建筑全部竣工，并完成镶嵌命名，可申请拨付剩余50％的赠款。

　　综合搜狐网、《情系中华》杂志等报道

录入编辑：薛冬霞




湖南科大食堂变成了图书馆 - 2014-01-08 潇湘晨报

“心静自然静，闹市读书能锻炼一个人的心智”“饿了就能吃”。
　　
三分之一的餐桌上，学生仍在勤奋读书，不闻旁边的美味佳肴。肖洋桂摄

学生仍在勤奋读书，不闻旁边的美味佳肴。肖洋桂摄

　　潇湘晨报湘潭1月8日讯 (记者 肖洋桂)餐桌变书桌，1月8日上午十一半左右，记者来到湖南科技大学新校区食堂，当时食堂已经开始提供午餐，嘈杂声一片，食堂两百多个餐桌中，占比三分之二的餐桌上，学生开始用餐，但是，三分之一的餐桌上，学生仍在勤奋读书，不闻旁边的美味佳肴。

　　“心静自然静，闹市读书能锻炼一个人的心智”“饿了就能吃”，当天在食堂自习的同学表示在食堂读书的好处很多。记者了解到，最早去该食堂读书的学生在白天6点半左右便开始占领餐桌，晚上直到食堂关灯才离开。自去年12月底开始，学生们便开始这样作息。原因是自习室和图书馆爆满，加上本周，该校正在进行期末考试，教室当做考场，这才出现紧张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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