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28 January 2014

程翔﹕宋彬彬道歉了,中共呢? - 明報

程翔﹕宋彬彬道歉了,中共呢? - 明報 2014-01-27

文革期間紅衛兵的標誌性人物宋彬彬沉寂了45年後,終於勇敢地站出來向曾經被她所領導的紅衛兵活生生打死的北京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及其他老師道歉。儘管公眾對她的道歉尚未能完全釋懷(更遭到卞仲耘的丈夫、93歲的王晶垚先生的拒絕),但畢竟她還是道歉悔罪了,所以還是值得肯定,因為:

第一,她以自己的經歷,以本人是加害者的身分,證實了文革的種種荒謬和殘暴都是不容否認、不容抵賴的鐵一般的事實,有力地反擊了目前國內「毛左」冒起,不斷否認歷史事實(否認反右、否認大饑荒、否認文革)的歪風。

第二,她的悔罪道歉,提醒了人們不能忘記中共的歷史錯誤。習近平上台後,在2013年4月22日發出《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的通報》(即所謂「九號文件」)規定了所謂「七不講」,其中就包括了「黨的歷史錯誤」,不准人們討論。宋彬彬的道歉,使人們重新聚焦到中共的「歷史錯誤」來。這就無形中打破了習近平所設的思想禁區。

沒有反思 也難以接近真相

她說:一個國家走向怎樣的未來,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她如何面對自己的過去。如果忘記了過去的悲劇,忘記了過去的錯誤,悲劇還可能重演,錯誤還可能再犯。沒有真相就沒有反思。同樣,沒有反思也難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過錯事、傷害過老師同學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諒、達成和解,我相信這是大家的願望。

她這個見解,顯然比習近平企圖掩蓋中共歷史錯誤的做法要正面得多。

第三,她在反思後的醒悟,足以證明國人爭取普世價值的重要性。

她說:我們欠缺基本的憲法常識和法律意識,不知道公民享有被憲法保護的權利,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對人權、生命的集體漠視,釀成了卞校長遇難的悲劇。

她痛定思痛後的體會,完全印證了為什麼文革結束後中國人民會鍥而不捨地追求以憲政、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等理念為標誌的核心價值。

宋彬彬這個反思,起碼比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先生把中共的歷史錯誤比喻為「母親錯打孩子」(見《明報》2011年2月22日報道)要顯得更真實、更有人性、更符合正常人的心態。

該輪到中共了

國內很多網友都指出,像文革這麼嚴重的災難,不能只有個人的道歉悔罪,還應該由中共出面正式向人民道歉。所以大家都在問:宋彬彬道歉了,該輪到中共了。

在1966至76年的10年間,中華民族為中共在文革中的錯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是中共自始至終都未曾向人民道過一個歉。

中共元帥葉劍英在十二屆一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數:

(1)規模性武鬥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

(2)250萬幹部被批鬥,302,700多名幹部被非法關押,115,500多名幹部非正常死亡;

(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動學術權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

(4)農村有520多萬地主、富農(包括部分上中農)家屬被迫害,有120萬地主、富農及家屬非正常死亡;

(5)有1億1300多萬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擊,557,000多人失蹤。

(以上數字見楊繼繩:《道路─理論─制度——我對文化大革命的思考》,於2013年12月5日在香港中文大學發表,全文見http://history.dwnews.com/news/2013-12-06/59354483-all.html)

這個規模的人道主義災難,從縱向看,超過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從橫向看,也超過當代史上任何一個國家所遭遇過的。而這裏還未包括自1949年以來的種種政治運動的非正常死亡人數,以及在大躍進期間因政策失誤導致的大饑荒死亡人數。

對於中華民族遭遇的這場亙古罕見的大災難,中國人民本來就應該好好地去研究、反思,以避免將來重蹈覆轍。遺憾的是,中國人民目前尚未有這個權去做這件事。連巴金先生關於建立一個「文革博物館」的建議都被迫胎死腹中。這樣我們的民族又如何能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呢?

避免歷史災難重演

反觀歐洲,在蘇聯東歐共產主義崩潰後,歐洲各國(包括前共產主義國家)都紛紛建立起「共產主義罪行」博物館、紀念館等等。歐洲議會2006年通過 1481號決議,要大家銘記共產主義曾經對人類造成的嚴重災害歐洲國會則在2008年通過《關於良心和共產主義的布拉格宣言》,強調牢記歷史教訓是為了永遠不再發生這些災難。歐洲百多位知名政治家還在2010年集體發表了《共產主義罪行宣言》。這些決議後宣言,都要求大家共同研究像共產主義這類極權主義是怎樣產生,為什麼它會有欺騙性,它在歷史上產生了什麼災難,在現實中還有沒有餘孽未清,人們要從中吸收什麼歷史經驗等等。為了使後代了解前人所受過的災難,歐洲議會還通過以每年8月23日為共產主義災難紀念日(或稱「黑絲帶日」)。此外,很多國家都成立了專門研究專制主義的機構,例如德國成立了以漢娜.阿倫特命名的極權主義研究所(Hannah Arendt Institute for the Research on Totalitarianism)等等,目的就是要人民不要忘記血的教訓。歐洲人很明確地表示,所做的這些事,目的只有一個:避免極權主義復活、避免歷史災難重演。

從歐洲人的反思來看宋彬彬的道歉,她的重要意義就在於,在中國人民還不能公開討論這些事情之前,她提醒我們,中華民族要最終結束「一黨專政」的極權主義制度,國家和民族才有希望。



許妻撰《與夫書》﹕最終想通 不怪你 - 明報 2014-01-27

一份許志永妻子崔箏寫給丈夫的《與夫書》昨日在網上發表,信中提及剛出生的女兒與許長得相像,又表示對判決結果坦然接受,不怪許志永,並叮囑許要堅持鍛煉,保障健康

指初生女兒貌似父

這封題為《與夫書:剛生孩子的媽媽致剛入獄的丈夫》的800字書信,先是講述家人對庭審結果的反應,表示自己「最終想通了」,明白每個人都有一條不變底線,「我也有一些無論你怎樣請求,都不會改變的東西」。所以她坦然接受結果,也不怪丈夫。

崔箏信中提及女兒的鼻子和嘴與許極相像,這個14天大的孩子是世上最無辜的人。因為產後繁忙,崔箏拒絕了很多來客的探望。她又說,女企業家王瑛為她募集了12萬元生活費。最後她叮囑丈夫要保障健康,「既然要換個地方長期生活,還是要有個生活的樣子」。最後她寫道,「無論結果如何,和你見面的日子都不會太遠了,算帳的事情,當面再說」。



新移民尋歸屬感 學做香港人 - 耿春亞 2014年01月28日 星期二

我經常和新來港的內地年輕人說,要學做香港人。

我也經常和香港朋友說,來香港生活了10多年,已經當自己是香港人。這樣說並非對自己的內地出生有任何的看法,而是本着「入鄉隨俗」的精神,努力讓自己在生活的土地上尋找歸屬感。

學習做香港人的感覺,要從我認識的第一位香港人說起。

港人態度嚴謹 處事公平認真

2002年到城市大學報到,做完註冊登記手續,見過導師,就被師兄帶到了實驗室,見到了F君。F君的Title是Technician,是我們這個幾十人實驗室的大總管,所有物資採購領取、設備安排使用等事宜,都需要得到F君的批准和安排。

F君給我的第一印象是話語不多,態度嚴謹,表情認真。給我安排電腦和辦公桌之後,告訴我以後做實驗有任何需要找他就可以。

做材料實驗研究的第一步,需要購買高純度的化學原料,化學品稍有雜質,實驗結果就會謬以千里。F君對於藥品採購有着嚴格的標準,但高標準的化學原料訂購和運送往往需要數十日乃至數月,F君要求我們提前制定實驗計劃並計算藥品的需求。從那時起,我學會了用Schedule Book 來安排自己的學習和工作。

我們在使用的實驗設備和檢測儀器之前,需要向F君申請。過往的經驗告訴我們,實驗室管理員雖然級別不高,但權力不小,設備分配的好壞,使用的先後,關係上有些學問。但我們實驗室數十人使用設備儀器,卻從來沒聽到任何人說過F君的壞話,每個人都能得到F君的全力支持和公平對待,順順利利做好自己的實驗。

兩年城大的學習生活,和F君打過無數交道,但到了畢業的時候,才發現好像除了工作以外,沒有太多深入的交流,但感情也是在這種淡如清水的君子之交中培養出來F君的形象也深深地刻在了腦海裏,成為我心目中香港人的標準,也就是香港人常說的「專業人士」的形象。

無用勾肩搭背 君子之交淡如水

我在香港也有不少本地的朋友,但好像總是缺少一種同內地朋友那種勾肩搭背、不分你我的感覺。但有時又覺得香港的朋友,相處起來會少一些精神壓力,多一些輕鬆愉快。這種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模式差異,恐怕也就是香港同內地文化差異的一種縮影。

女兒下個月就要出世了,她會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香港人。我期待她在香港這個家鄉,能夠開心快樂的成長,在香港,在內地,甚至在全世界,都有好朋友!



人民币“外升内贬”如何惠及人民 2014-01-28 02:30:10  新京报 


人民币“外升内贬”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定产物。既然这一客观事实难以改变,就应趋利避害,努力将其积极的一面发挥到极致。最为关键的是,应使全体人民更多更公平地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 宏观大势

  年底年初正是收获时刻,钱包鼓胀,本应带来更多喜悦。然而,近来很多人都在为人民币“外升内贬”感到忧虑。显而易见,如果百姓手中持有美元,财富就会因为人民币升值而缩水;兑换成人民币以后,又会因为国内通胀而继续贬值。

  的确,“外升内贬”更多带有负面含义。以外贸企业为例,虽然合同签订之前有钱可赚,但由于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再加上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上涨,产品生产出来以后反而可能赔本,以致一些企业面对订单“望而生畏”,甚至因为破产躲债而“跑路”。

  显而易见,“外升内贬”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定产物。既然这一客观事实难以改变,就应趋利避害,努力将其积极的一面发挥到极致。最为关键的是,应使全体人民更多更公平地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几年之前,为了解决储备规模过大以及外汇资金保值增值问题,国家成立了中投公司。尽管目前发达国家比我们先进许多,但其投资回报率往往低于国内也是不争事实,加上还有人民币升值因素,仍要苛求中投公司大幅盈利,事比登天还难。与其在根本难于办到的事情上做无谓努力,不如改弦更张,改变过去的海外投资思路,转而使外汇储备“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具体来说,可以在两个层面加大进口力度:其一是加大能源产品和国内价格波动较大商品的采购力度,以抑制物价上涨造成的“内贬”。因为归根到底,外汇储备是在对百姓征收“通货膨胀税”以后形成的,现在通过降低物价的方式还给百姓,完全合情合理。其二是放松私人用汇管制。强制结售汇自打2012年告别历史舞台以后,我们总在强调“藏汇于民”。可是事与愿违,老百姓还是跑到银行去结售汇。究其原因,汇率不断升值固然难辞其咎,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老百姓没有“用汇之地”,以及真正需要用汇时又换不到外汇。

  因此,一方面应当降低食品、服装、鞋帽、化妆品、婴幼儿商品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普通商品关税,在使琳琅满目的商品进入千家万户的同时,也降低群众的生活成本。另一方面,应当考虑进一步提高个人境内居民年度购汇总额,如从现行政策规定的5万美元提升到20万美元,允许个人一次性在优惠税率下记名购买奢侈商品(如单价在25万美元以上的汽车)。

  当然,鼓励进口惠及百姓,决不意味着否定出口。我们看到,尽管德国和日本都曾经历幅度更大、周期更长的“外升内贬”,但其出口竞争力却受损有限,主要归功于其出口企业的结构升级。由此,我们的出口企业也只有脱胎换骨、提升自身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才能根本摆脱人民币“外升内贬”的负面影响,重新焕发青春。

  □新平(学者)





国企员工停薪留职创业,改革需透明 2014-01-28 02:30:07  新京报

你是愿意继续花纳税人的钱去养一个国企冗员到退休,还是愿意让这个人3年在过渡期内出去闯一闯?大部分人应该会选择后者。

  ■ 社论

  最近江西省《关于大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意见》明确规定: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职工停职领办创办企业后,若3年内不再领办创办企业的允许回原单位工作;若3年期满,愿意继续领办创办企业的,则按辞职规定,依据劳动合同法进行经济补偿。经单位批准辞职的职工,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这条规定引发各方争议,有人直指其“开倒车”。有人质疑国企员工创业可享受“超国民待遇”,有学者也认为“停职留岗的三年之约的规定没有任何进步意义,1983年就有类似规定了”。

  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而言,这些质疑都没错。但最现实的问题是,若不用这种办法,我们该怎样破解一些国企的冗员问题。

  我们当然希望国有企业一步到位,真正从国有企业转向国有资本,管资本而不养人,管资本而又对公共财政有重大贡献。但问题在于,在现行约束条件下,如何有效地推进?如果一刀切把国企冗员全部裁撤,恐怕会引起很大反弹和阻力,从企业到地方政府,都难以承受。

  客观地说,尽管有着35年的改革历程,但国有企业在多方面仍未有实质性触动,尤其在人事制度,传统体制与理念根深蒂固,传统“编制”理念仍然占有广阔市场。在这个情况下,通过三年过渡期的方式改革国有企业人事制度,在情理上各方可能难以接受,但在理性、务实的操作上,却是有效途径之一。

  通过三年的过渡期,让国有企业员工切身体会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差别,体会两者的收益差以及带来的人生价值实现程度的差别,让国有企业员工有更多的选择权,有利于人事制度改革的平稳过渡:既可以消化国有企业冗员,又可以盘活人力资本。

  眼下已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面临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去尝试和探索。一项新规定出来,不必急于定性,不必急于扣帽子。不妨多试试,多看看。回到江西的这条规定,大可不必过于计较。很简单,你是愿意继续花纳税人的钱去养一个国企冗员到退休,还是愿意让这个人3年在过渡期内出去闯一闯?大部分人应该会选择后者。

  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尽管这项规定有助于理性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但改革方案的透明度至关重要。社会所有的质疑,无非集中到一点:担心国有企业员工既享受下海的好处,又不放过体制内的好处。既无风险又有双份收益。要杜绝这种情况,关键在于让改革方案实施细则公开化、透明化,主动接受人大、政协以及社会公众的监督。也就是说,改革的方向,不是改变三年过渡期的做法,而是进一步改进这一做法。只有这样,才能更理性、更务实、更有效地推进各项改革。





离开井底的日子 2014-01-28 02:30:51  新京报 

http://www.bjnews.com.cn/feature/2014/01/28/303788.html

昨日,王秀青所任职的学校放了寒假,他回到了怀柔区长哨营乡遥岭村的家,拎着年货正要进大门。摄影/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2014年1月23日,北京城市学院,工作中王秀青正运送垃圾。

昨日,丽都饭店前,王秀青将剩下的2600元钱还了司机李伟。他曾借给王秀青5000元钱。

昨日,怀柔区长哨营乡遥岭村,王秀青的三个孩子正在往门框上贴窗花。

2013年12月,王秀青的井底时光。

2013年12月,全友芝从井底爬出。

  回访“井底人”王秀青,安居乐业、还清多项债务;全友芝与老伴被接回家乡后再回京

  48天,是王秀青从井下回到“地上”的时间,为给三个孩子的学费省钱,他在丽都地区的热力井下住了10年。

  如今,他有了一张床和一份工作,但偶尔还是会重回丽都地区——还上借过的钱,顺便看看生活过的地方。

  同样在井底生活多年的全友芝和老伴,离开井底后虽然被接回家乡,却又匆匆回了北京。

  快过年了,离开井底的他们,有人欢喜,备了年货;有人辗转,不知何处为家。

  告别井下的第15天,2013年12月25日,王秀青领到了新工作的第一笔薪水,2600元,1600元工资加1000元困难补助。

  发工资后的第一个周末,他搭公交车回到怀柔区长哨营乡遥岭村的家,他把钱都交给了妻子,“一进门,屋里的朝我开玩笑,说‘职工回来了’?”

  带给妻子和三个孩子的,有学校发的福利点心,合北京城市学院职工新年联欢会上抽到的奖品——一盒六必居酱菜。

  在彻底告别井下的40多天里,学校职工王秀青有了一些新习惯,但也有很多仍旧没变。

  时间磨掉烙印

  王秀青觉得,他慢慢习惯了住在床上的生活。

  但10年井底生活的烙印,并非一下就能抹去。

  刚住校的一周里,每到夜里两点多,生物钟就会把他叫醒,被窝里的他会突然恍惚,“我这是在哪儿?”

  以往的凌晨两点多,是他从井底钻出擦车赚钱的开始。

  意识到再也不用半夜醒来,也不用再担心擦车工具被没收,他才翻个身,继续合上眼。

  有几天,他一个人住在宿舍里,风穿过空旷的楼道,发出呜呜的响声,他感到惊恐。

  虽然学校里的人待他都很和善,但很多时候,他还是觉得在井底住着更安全,“可能是在那底下住惯了,一下子扭不过来。”

  巴掌大的旧收音机,仍然摆在王秀青宿舍床边的柜子上,前盖总掉,他给机身上套了条橡皮筋。

  收音机是几年前捡来的,成了他在井里获取信息的渠道,河北男子自锯右腿的新闻就是收音机告诉他的,“都是被逼的”,那时他在井下唏嘘。

  现在睡觉前他也常听广播,只是教学楼的墙比井里厚,信号不好。

  入职学校后,他养成个新习惯:每天早晨7点半会准时洗漱。1月23日那天,他刷牙用了3分多钟。

  “以前在家很少刷牙,住井下更无所谓,现在不行,上班要和人说话,怕嘴里有味儿。”

  他的宿舍外,右转是洗手间,左转是开水炉。把沾着热水的毛巾敷在脸上,脸色一下红润起来。一个多月前的洗脸,通常是趁着擦车的空当,用水桶里的冷水凑合抹一把。

  跟以前被问问题时的习惯动作一样,他仍旧伸手去挠头。如今,双手上冻裂的口子已看不见,掌心的白色茧子也渐渐消退。

  一起回避的苦难

  1月23日早上7点,王秀青比平常早起半小时,这天学校有全国艺术生考试,他要替请假的室友老刘值班。

  在食堂吃完饭,他戴上劳保手套,左手提着簸箕,右手握着扫帚,清扫教学楼前的台阶。

  干活间歇,他会把冬夜里擦车时那顶毛线帽向上推推,鬓角的白发虽然貌似比在井下时还多了些,但大部分时间,他脸上都带着笑。

  墙角、枯草丛、电动门栏间的缝隙,1月23日那天,他不放过任何烟头和纸屑。随后帮同事绕着校园,清倒了十五六个垃圾桶。

  “以前擦车时,很多出租车司机把车停到路边就回家睡觉了,车擦成啥样全凭自觉。”他说

  忙活完一圈儿,他回到宿舍,电视里演着喜剧片,他和同事坐床边嘿嘿儿乐。

  “你先看着,我去瞅瞅垃圾桶。”刚坐下半小时,同事起身往外走。

  王秀青拿起手套,紧跟着同事出了门。

  “我寻思着,只要不是人家不要我,我就得好好干活,就拿这儿当家了。”他对记者说。

  “他这人,老实!”一名四川口音的女校工评价王秀青,旁边围成一圈的后勤员工听到这话都点头。

  在学校,他从不主动向工友们提起过去,知道他经历的人都回避着。

  跟他同住一个宿舍的老董仔细读了“井底人”那期报纸,但他从没问过王秀青过去的遭遇,尽管已经见报,老董仍认为那是人家的隐私,那“隐私”里有苦难,“现在他挺好的就行。”

  半个月前,室友老刘告假回乡,老董搬来同住,在他眼里,王秀青“说话轻声细语的,安排下来啥活都去干,没见他发过脾气。”

  学校里没人拿他当特殊人物对待,桌椅报修单递到王秀青手里,他得赶紧到场维修。最忙时是期末考试,他天天跟着同事清理桌椅、布置考场。

  新春礼物

  北京城市学院1月10日左右放寒假,王秀青和后勤职工们得坚守到昨天——腊月二十七。

  昨天中午,王秀青提着买东西赠送的一个锅和别人送的一盒糕点,进了家门。

  绿色上衣是学校发的工服,蓝裤子他特意洗得干干净净。

  进门时,小儿子彭昱(化名)正在屋里切葱剁蒜,大女儿站在炉边炒栗子,两人都还穿着校服。

  过了一会儿,妻子彭雪玲也骑着电动三轮置办年货归来,二女儿彭姝光(化名)跟在身后,见到父亲,嘴马上就咧开了,“我爸一回来,我们可高兴了。”

  彭姝光读初三,期末考试拿了年级第一,王秀青上班时知道这个消息,他第一时间把这喜讯告诉了捐助孩子上学的那家爱心企业。

  彭姝光说,父亲住井底擦车赚钱的新闻曝光那天,老师还不知道井底人就是她爸,老师拿着报纸,用“井底人”的坚强鼓励同学好好读书回报父母。

  这时班上一名同学喊出“那是彭玉妹她爸”,老师恍然大悟,嘱咐同学别再提这事。

  “我心里不难过,我为我爸骄傲,更得好好读书。”穿着破旧迷彩裤子的彭姝光,扬着头看爸爸。

  前些天,王秀青给报社送来了一箱煎饼和一面锦旗。

  彭雪玲说,动心思给帮助过他们的记者做煎饼,是她和女儿们一起想出来的,“煎饼的玉米面用的是我家种的玉米,没上过化肥。”

  她让女儿留心从网上搜新闻,想要找到帮助过他们的记者,“还有好些记者联系不上。谁帮了我们,得记着。”

  准备年货,彭雪玲买了四五斤猪肉,同往年一样,三个孩子过年都没有新衣服,彭雪玲花了15元,给他们每人买了双新袜子。

  这个春节,王秀青给自己买了条黄果树牌香烟,48块钱,他抽着烟站在堆满杂物的院子里,“以往赶着去擦车,没时间,这回有了假期,过了正月十五才上班,我想把院子的杂物整整,垒个旺火。”他比划了个一人多高的手势。

  彭雪玲说,被媒体关注后,好心人前后送来近6万元钱,“除了还钱,这钱不能乱花。”

  还债

  离开丽都地区井下的48天里,王秀青回去过4趟。

  昨天早晨6点,距离王秀青居住10年的井口不足10米的保安亭里,保安小于说,他目睹了井底人事件的整个过程。

  小于来这工作3个月了,他记得,那些井口被封后,大概有半个月,每天天刚蒙蒙亮,就有穿着制服的人开着车守在这附近,不让人再擦车,王秀青原来的同行们断了生意,也都走了。习惯在此处擦车的的哥也不再到这停车。

  王秀青重回丽都地区,其实是来还钱的。

  他最牵挂的还是丽都广场附近借他钱的清洁工王景如、的哥李伟,“我一走,人家会着急。”

  今年年初,王秀青着急给上高中的孩子上户口,带着女儿寡居的王景如借给他3万元。

  昨日早晨6点,王景如说,王秀青离开丽都地区后,两趟专程来找她,“怀里都揣着钱。第一回拿来1万元,说是好心人捐给他的,第二回又拿过来两万,说是他去安徽录节目人家奖励的。”

  昨天上午,王秀青临回家前,又一次到了丽都地区,他跟李伟约好来还钱,李伟借他的5000元钱,此前还了2400元,剩余的2600元,王秀青刚发了第二笔工资,就把这些钱全部拿了过来。

  李伟坚持少收100元,王秀青坚持把塞回来的钱再塞回去。

  丽都地区,王秀青还在他住了10年的井口旁看了看。“有时有点想那地方。”

  那些井口都还被封着,“也不知道其他住过井里的人都去哪了。”王秀青说。

  “新家”难久留

  王秀青曾在报纸上看到,他在井下的“邻居”——59岁的全友芝被送回了老家,河南省民权县,还在一个食堂当上了厨师。

  他不知道,时隔1个多月后,全友芝又回到了北京。

  全友芝从北京回到民权县后,一直住在北关镇敬老院。敬老院有三排平房,她住在中间一排的其中一间。

  1月6日下午,全友芝坐在自己的房间内和另一位老人聊天。房间里摆着一个柜子、两张床,其中一张是空的,上面放着几盒药和一台不出画面的电视机。

  被接回民权县后,当地官方对媒体说:“为她提供了一份敬老院厨师的工作。”

  “我年纪大了,又有病,连锅都端不起来,怎么做饭?”全友芝说出了她在敬老院的生活:每天吃完饭就找人聊天,实在没事就睡觉。吃住全由当地政府买单。“他们(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只是让我暂时住在这儿,不让我长住。”

  1月6日,北关镇民政所所长李运成说,全友芝并不是暂住,“现在她的手续正在办理”,“我们不是让她做饭,只是让她帮忙洗菜,每个月会给她600块钱”。

  此外,镇里还为她办理了养老保险和低保,“她现在年龄不够,但是材料已经报上去了,等年龄到了就开始批。”李运成说。

  敬老院里的一位老人说,全友芝不满足在敬老院住的条件。“你有俩儿子还能在这儿住,其他人会愿意?想来敬老院住的人多了。”全友芝听到后没说话。

  “这里虽然也冷,但比住井下好多了。”她喃喃道。

  异乡过年

  1月6日,全友芝的床上,躺着她刚从北京回来的老伴。

  全友芝的老伴说,妻子被接回民权后,他留在北京,“实在过不下去了才回家。”回家时身上只有60多元钱,不够买北京到民权的火车票,“我就买北京到聊城的,到聊城后没下车。”

  他拿出的火车票显示是1月2日,“过了聊城后就被查了,我跟列车员说身上实在没钱,求你让我坐到民权,他看我可怜,就答应了。”

  全友芝说,他老伴1月5日才回到家,他先在民权的亲戚家住了一晚,第二天又回家住了一晚,“但第三天早上,大儿子又开始打他爹。”

  “我从乡邻那听说老伴在家挨打,赶紧跑回家。到家门口时,大儿子正准备拿着砖头扔他爹。”全友芝说。

  有乡邻看见,当天,全友芝的手也被打得青肿。不能在家呆了,她把老伴接到敬老院。

  全友芝也回忆着自己刚回到家的那一天。

  那天,她看见了已经4岁的孙子,“他看见我说奶奶我怕你”,我说“为什么啊”,他说“你头发全白了。”

  全友芝拿着自己仅剩的钱,去了家最便宜的理发店,把头发染黑。

  她和老伴都说不清,到底哪里才是家。

  她说出了被封井后她在北京的遭遇,第一晚,在井附近的一个地下室里蜷了几个小时;第二晚,在望京一家医院的椅子上凑合了;第三天去丽都广场坐公交,准备去三里屯捡废品时,正好碰到村主任,她赶紧上前打招呼。得知村主任和镇里的人员是来接她回家的,全友芝高兴坏了,“能回家了。”

  前几天,据媒体报道,她和老伴又回到了北京,这次他们住了地下室。月租400元,“图个清静”,她只用这四个字解释回来的原因。

  年,恐怕是不能在家乡过了。“只要能在‘新家’煮个面,喝点小米粥,就算把春节过了。”全友芝说。

  ■ 新闻回放

  王秀青、全友芝和老伴等人,都曾是北京丽都地区热力井下的长居者。

  距地3米之下,流着脏水的蒸气管道,是他们的“家”。

  他们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生活所迫,但唯一相同的是,他们依旧劳作,拾荒、打零工,他们拒绝救助站。

  2013年12月,“井底人”的生活遭遇受到媒体和公众关注,12月10日,在井下住了10年的王秀青彻底告别井底生活,入职北京城市学院,成为这所学校的后勤职工,有企业还帮他解决了三个孩子上学的所有费用。全友芝和老伴也受到家乡——河南省民权县政府部门的关注,被接回河南,并予以安置。

  新京报记者 张永生 刘珍妮 李宁 北京、河南报道




移动医疗App起步:普遍巨亏   早报记者 闫鹏飞 特约记者 计思敏   发表于2014-01-27 07:26

“行业普遍是巨亏的。”谈到时下流行的移动医疗App,佰邦达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首席运营长(COO)王浚海近日在接受早报专访时说。

艾媒咨询预计,到2017年年底,移动医疗的市场规模将达到125.3亿元,而这一数字在2012年仅为18.6亿元。

  “行业普遍是巨亏的。”谈到时下流行的移动医疗App,佰邦达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首席运营长(COO)王浚海近日在接受早报专访时说。

  佰邦达科技是知名移动医疗App“掌上药店”的开发商。

  王浚海的说法,与业界对于移动医疗App市场规模的预期形成鲜明对比。

  艾媒咨询预计,到2017年年底,移动医疗的市场规模将达到125.3亿元,而这一数字在2012年为18.6亿元。

  该机构发布的一则研究报告称,目前国内的移动医疗App已达2000多款,主要分为5种:医药产品电商应用;满足专业人士了解专业信息和查询医学参考资料需求的应用;满足寻医问诊需求的应用;预约挂号及导医、咨询和点评服务平台;细分功能产品。

布局期或需3年以上

  移动医疗App的第一道门槛,就是漫长的布局期。

  王浚海说,手游虽然变现能力强,但生命周期短,而移动医疗App生命周期长,预估在8-10年,所以布局期也很长,大概需要3-4年时间,这之后才会考虑变现的问题。

  移动医疗在布局期推广有着高额的成本。

  据王浚海介绍,佰邦达科技主推的App“掌上药店”,前期投入巨大,开发用户的成本占据了很大一块。根据推广渠道不同,每个用户的开发成本从一两元到十几元不等。近期,“掌上药店”与部分运营商签订了预装App的协议,使“掌上药店”能够出现在部分合约机中,这种合作方式所需费用更高。

  可资对比的是,热门手游目前每个用户的推广成本平均约10元。

  高成本推广带来的是高用户量。

  王浚海给出的数据是,截至2013年底,“掌上药店”的下载量已超过6000万,高于主要同类型App的总和,年度访问10次的用户约有1400万。

  “掌上药店”2011年8月上线,此后陆续推出了“糖尿病医生”、“口袋体检”等不同类型的移动医疗类App。“掌上药店”的医药信息查询功能,主要体现在周边药店的搜索、药品搜索、疾病自诊、药品说明书检索、医院查询等。

“能产生价值的应用

还不太多”

  同样是布局移动端,深圳市华康全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华康全景”)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

  华康全景在2013年12月与中华医学会推出医生专用客户端,目标是向医生提供专业的资讯和资料。在与中华医学会合作前的2013年初,华康医疗上线的是挂号类产品——“医生预约”。

  华康全景CEO刘波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称,挂号平台是与政府卫生部门、公立医院合作的,属于公共资源,按照规定是不能进行盈利的。虽然不能直接盈利,挂号平台在吸引流量上的优势无可比拟,而且在用户拓展上的成本,也比一般推广渠道低得多。借此可以将用户导向App的其他服务上去。

  刘波解释,平常的App都需要向用户拓展,而由于预约看病是一些患者的必要需求,所以他们会主动使用移动端的预约平台。据他透露,“医生预约”目前的用户数在80万户左右。

  华康全景的材料显示,“医生预约”获得授权的地区有深圳以及海南,预计到今年底,“医生预约”涵盖的地域至少将增加4个省,包括10多个二级城市。

  除了上述两个App,移动医疗领域还有一批特色App。譬如,主打寻医问诊的“好大夫在线”、“春雨医生”等,以及为医生提供资料的“杏树林”等。

  不过,在谈及整个行业,刘波的评价是,由于中国移动医疗还处于初创阶段,现在整个行业里,真正能产生价值的应用还不太多,且服务层次还不高。而互联网用户是非常讲究体验的,当他觉得一个软件不能很好地为他提供一些服务,用户活跃度就会下降。因此,只有能为用户解决实际性问题的应用,才能留住用户。

“春雨医生”试水会员版

  那么,移动医疗App如何实现盈利?

  今年1月,“春雨医生”推出了会员版。在这个版本里,用户每月支付8元或每年支付88元,即可无限次地向医生提问,并将在30分钟内得到医生的解答。这些医生来自“二甲”以上的医院。而此前,“春雨医生”靠免费问诊的模式,在两年间积累了大量用户。

  按“春雨医生”对外披露的数据,该移动应用有1400万用户,每天有25000个问题。

  有业内人士称,移动医疗App目前的变现渠道包括三个:广告、增值服务、在线问诊。不过,每种变现模式都有一定的缺陷,目前还没有看到成熟的变现模式。

  以在线问诊为例,多名业内人士与早报记者交流时均提到,问诊类收费App国内消费者的接受度不高,不仅是移动医疗的App,国内大多数面向消费者的应用,普遍没有强大到让消费者愿意掏钱来实现产品功能。另外,在问诊过程中,患者提出的问题,可能并非被提问医生本人回答,而是由这个医生的团队来回答。

向药企要钱

  “医疗App企业应在上线3年内确定好商业模式。”王浚海说,目前“掌上药店”的营收来源,主要是帮药企做品牌传播。除了广告投放,还可通过关键词检索、调查问卷以及自测小工具等,帮助药企进行营销。

  在他看来,“掌上药店”是升级到了“新媒体”类App,而最初的只能算是工具类App。

  对于“掌上药店”未来的商业模式,王浚海用O2O(线上结合线下)来形容,使“掌上药店”用户直接结合如“国大”等连锁实体药店,如自助查询用药指南,可以一键搜索到需要的药品在附近哪家药店有售,可以搜索到药品有特惠价格的药店等。

  在这一模式下,用户借“掌上药店”完成购买后,也更容易统计出这个App能为药企带来多少收益。

  王浚海以调研数据算了一笔账:“掌上药店”可以帮助药店撬动一个很大的市场,平台活跃用户1400万人,每年潜在的购药机会为6次左右,每次购药花费在61元左右。以此计算,2014年撬动的至少是51亿元的市场规模。另据王浚海透露,预计到今年底涵盖的药店数会在4万-5万家,2015年将达到9万-10万家。

  据他披露,2013年,“掌上药店”的营收规模已经达到了千万元级,其中多家药企在掌上药店的投入已经为百万元级。

  为医生提供服务的“杏树林”,同样把目光投向了药企。因为他们提供的专业资料中,或许能够影响到医生的决策。

  “杏树林”创始人张遇升在接受早报采访时称,“杏树林”自身还没有销售队伍,收入主要来自和外资医药企业的营销合作,主要是针对医生做营销推广活动。

向用户收费的难度

  “一方面,当下的大环境和政策变化使之前的营销推广模式已经没有出路,需要创造新的模式。”刘波说,另一方面,药品价格不断下降、新药的研发成本和推广成本高、回报周期长,再加上行业营销高度同质化和过度营销,都促使药企寻找有效降低成本的方式,未来的竞争会从营销能力转向产品力、资本整合力和创新模式的系统竞争,而这些都会让移动医疗这类全新的应用发挥价值。

  华康全景与中华医学会的合作项目,未来的买单者也可能是药企,但刘波现在要试水收费的,则是由“医生预约”带来的增值服务。

  刘波介绍,“医生预约”会通过增加一些增值服务,来寻找盈利模式。一季度之后,会发布一些新的产品,目前还在筹备期。

  其中一个想法是,对医生与患者互动平台进行收费,但不同于“春雨医生”的模式。刘波介绍,主要是给医院有过接诊与就诊的医患之间的服务,而非陌生人,另外每个医生所服务患者的数量固定,约80-100人。

  “目前,患者在平台上与医生交流是免费的,而今年华康全景会试水收费,希望将所获取的最主要收入分给医生和医院方面,而公司方面也将获得一些收益。”刘波说。




日本731多名军官凭活体实验获博士 中韩网友怒批其可耻 2014-01-23 14:19:57  来源:潇湘晨报

http://www.xxcb.cn/event/guoji/2014-01-23/8904360.html

消息来自一位日本教授的论文。这些军官的论文题目大都同细菌战有所关联。

  据韩国《东亚日报》22日报道,据资料显示,恶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队多名军官竟凭“活体实验”的研究成果发表论文,还获得了日本某国立大学颁发的博士学位。

  报道称,日本滋贺医科大学名誉教授西山胜夫于2012年在《社会医学研究》刊物上发表论文,题为《731部队人士在京都大学医学部的博士论文查证》。文章披露,在1927年—1960年期间,731部队的主要军官当中,至少有23人凭借着活体实验发表论文,并取得博士学位。《东亚日报》称,西山胜夫教授在发表文章之前曾参阅了大量资料,上述事实可在日本京都大学以及日本国会图书馆的馆藏资料中得以考证。据西山胜夫称,731部队军官提交博士学位论文一事还获得了当时的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认可。

  媒体还披露,731部队军官提交的论文题目大都同“细菌战”有所关联:比如《活菌干燥保存方法研究》、《瘟疫菌保存方法研究》等等。个别军官甚至将在731部队服役期间的研究报告直接当做学位论文使用。据称,侵华日本陆军中将、731部队的创办人石井四郎就毕业于京都大学医学部。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是日本二战期间的细菌战特种部队,该部队在中国东北哈尔滨附近建造的基地就规模来说,算得上世界上最大的细菌工厂。这支部队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基地内所开展的活体实验被世界多国批为“灭绝人性”。据统计,超过1万名中国人、朝鲜人以及联军战俘死于731部队的实验。日本投降前夕,军方为毁灭证据将基地工厂炸毁,细菌蔓延到附近,给当地民众造成了巨大灾难。而这支部队的首恶、本该作为战犯接受审判的“杀人狂魔”石井四郎却侥幸得以逃脱。

  《东亚日报》披露此报道后,韩国和中国的一些网友对此事表达了愤慨之情。有韩国网友留言称:“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战犯竟然能因此获得博士学位,简直荒谬至极。”有中国网友表示,“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回到日本竟然摇身一变成为博士,实在不能接受”。还有网友认为,应该剥夺这些人的博士学位,“用沾满血腥的双手获得的博士学位是可耻的,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资格”。

录入编辑:张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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