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明報的情書 - 黎佩芬

給《明報》的情書 - 黎佩芬 明報 2014年1月12日 星期日

《明報》忽然爆出要撤換老總，員工迅速團結組織表達關注與憂慮，害怕原來享有的廣闊空間會消失。網上反應很快，流傳一篇又一篇的文章，一個又一個的圖像作品：讀者寫的、明報作者寫的、本報記者寫的，雖然不少夾雜了罵聲和抱怨，但珍惜之情溢於言表，細細訴說的，是明報陪伴成長路的私蜜記憶，欣賞明報前線記者不絕跑出大新聞的不懈努力和對理想的堅持，而最重要是，他們都看見了，明報作為監察權貴的第四權，作為香港社會公器的價值。讀讀，就算是一些惡狠狠的提醒，亦彷彿一帖又一帖的情書，不由得眼眶發熱，且覺任重而道遠。

當然，也不是人人立即就了然，不過是換個人了吧，於是我向跟明報淵源甚深的吳靄儀邀稿，請她寫一下，稿題是「總編輯到底是做什麼的？」文章來到，她寫了不少舊事，好像沒幾次提到「總編輯」三個字，可隱隱然其中，大家都可領會。

安裕寫《紐約時報》家族的錚錚風骨，在兩次大戰的匱乏中亦不會忘本（頁二），隨新媒體殺到，傳統報紙的經營環境愈趨艱難，舊媒體真要就此bye bye離場？何雪瑩試論新舊媒體的交雜與重生（頁三），彼此實是唇齒相依。但難得亦有非牟利的新媒體網站 ProPublica，良心老闆以基金形式營運，是少有供給資源大做偵查報道的新媒體，編採班底可以專心做好本分，報業自古存在的經營矛盾亦可化解，香港傳媒的良心老闆，可會效法？

黎佩芬 sunday@mingpao.com

封面圖 白雙全

編輯 鍾家寶、蔡曉彤

美術 Kenji



如果《明報》沉淪 - 吳靄儀 明報 2014年1月12日 星期日 

有人說，印刷傳媒已為網上傳媒取代了，《明報》換總編輯是私人機構的內部人事調動，何勞關注？我相信，網上傳媒是資訊服務，追趕當下，報章還須是今日的輿論，明天的歷史，網上傳媒多麼發達，也不能取代有公信力報章的地位。

有人說，《明報》還有公信力麼？還是知識分子的報章麼？查良鏞的《明報》的神話不是早已打破了麼？我認為，《明報》在它的悠長歷史之中，在重要的時刻擔當了重要的角色，從來都不是因為它完美無缺，動機純潔，理想至上；查先生的《明報》從來都是動機複雜而機關重重的，如果《明報》發揮了任何正面的作用，那是因為在種種骯髒的政治交易、處事手法中，正面的力量仍能突圍而出，負起使命。這股力量，來自香港人的期盼，來自不甘心放棄原則理想的一代又一代的新聞工作者，也來自中港關係之間仍然存在的現實。

有人說，今次《明報》撤換劉進圖，不是事出港視發牌的重手報道，而是緣於張曉卿誤泊薄熙來的碼頭，如今要用《明報》全面歸順來贖罪。這個說法的真確性暫且不論，但即使是真的，也不是新事物，仍然沒有改變局勢的基本元素，就是《明報》的價值，仍是在中港政治上，老闆手中的一個籌碼。

政治與商業利益的考慮

查良鏞年代，也有人說，當年《明報》高調反對大丫灣建核電廠，是誤信消息，下錯了注。《明報》反對文革的立場，贏得了香港人的認同，但查良鏞北上見鄧小平之後，堅信中國及香港的繁榮穩定，最佳保證不是在於推翻共產黨，而是在於支持中共的溫和開放路線。最大的敵人是極左派，所以作為應對的策略，《明報》的「正確路線」就是以輿論為溫和派護航。理論上這是無可厚非，但執行起來，就往往以避免造成極左派攻擊溫和派的藉口為理由，壓抑批評北京的「過激」言論或「負面」消息的報道。「顧全大局」的理念，令《明報》在有爭議的事件上再三採取知識分子難以認同的立場。

查良鏞的政治地位與《明報》在香港及海外華人社會之中的影響力分不開，他的政治 目標因而左右《明報》的編輯政策與立場也是顯而易見。如果關於撤換劉進圖的「真相」是張曉卿的政治需要，那也跟查良鏞時代並無二致。

基於商業利益的考慮也是同一邏輯。《明報》創刊的年代，報社一般專業辦報，從銷售量及廣告入息獲取利潤。那個年代，經典問題﹕「誰來監察傳媒」的經典答案是﹕公眾，因為失去了公信力，這份報紙銷量就會下跌，就經營不下去了。這個答案早已過時，因為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報業集團業務已要多元化了，隨大陸開放，中國投資的利潤目標遠遠高出辦報收入，報章幾乎淪為附庸，報道內容以配合商業利益為上，起碼也要避免傷害商業利益，中國新聞的「正確路線」也就不再是勇往直「言」。為大舉中國投資而調整編輯方針這個因素，也不是新的。

出賣靈魂得不到富貴榮華

如果一份報章為了政治目的和經濟利益，必須嚴控編輯方針不出軌的話，照說總編輯的人選便十分簡單﹕找一名靠得住遵從上頭旨意，鎮得住編輯員工的人便是。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這樣的總編輯，不會是辦好一張有分量的報紙的人選。現在與過去，這種例子比比皆是。忽然某某報不好看了，原因就是換了個專責自我審查的總編輯。我眼見《明報》也不乏這樣的時代。出賣靈魂得來的不是世間的富貴榮華，而是讀者的唾棄，辦下去有什麼意思？根本不能達到原先的目標﹕沒有分量的報紙，是沒有價值的政治籌碼。

老闆利益 需要有分量的報章

《明報》尤其是。以往的查良鏞，今天的張曉卿，甚至曇花一現的于品海，都是政治 上、公共事業上有抱負有雄心的人，看中《明報》都是為了這個原因。 聘用一名唯命是從的庸碌之輩，辦一份神不像神、鬼不像鬼的《明報》有什麼好處？將《明報》辦 成一張「喉舌報」又有什麼好處？官方喉舌報多得很，何必增多一張？如果嫌《明報》太不識時務，乾脆結束了豈不更省事？

所以，大衛對哥利亞，大衛仍是會贏的，只要大衛意志堅定，懂得看準哥利亞也有弱點。因為《明報》老闆的利益，只有辦一份有分量的報章才能達到，而員工的士氣與素質是關鍵，總編輯是否才德服眾，是否處事公正，有足夠的個人專業修養地位令老闆不得不重視，則是能否吸引有質素的員工作出最大的貢獻的關鍵。

港人會懷念今天的《明報》

《明報》新舊員工聯署要求公司交代，要挽救的不是劉進圖「老總」的職位，而是《明報》的公信力。公司高層不否認打算在大馬調人來當總編輯，及調回北美總裁輔政。這些舉措若成真，《明報》很快便再沉淪為一份人所鄙視的「喉舌報」，對公司對老闆無益，對《明報》、對香港的傳媒力量有害，呼籲其三思，實在在理不過。

忠言逆耳，不聽又如何？我相信，《明報》會又一次進入黑暗時期。香港人會感受到黑暗的壓迫，會更加懷念今天已絕不完美的《明報》，因為再不完美的《明報》，仍是無可替代，它好比一管港人治港、言論自由的寒暑表，儘管我們抱怨寒暑表告訴我們天陰有雨，沒有了寒暑表，只會令我們對壞天氣毫無預兆的侵襲更加恐懼。

文 × 吳靄儀




安裕周記﹕報業這盤生意 - 明報 2014年1月12日 星期日

輾轉反側不能成眠是因為想起冬日下午《明報》年輕人的臉容，電視上，清勁北風之下柴灣朝海路旁是一臉的不甘心和不放棄，他們要的是一個明白和一個承諾——為什麼要撤換總編輯而以外地人取代、要求管理層承諾一貫以來的編採方針不變，態度清晰，意志堅決。類似的焦急和期待似曾相識，九十年代《明報》記者席揚被捕後深夜和白天的皇后大道東新華社門外的抗議曾是如此；過了這些年，我還記得那一大串年輕的名字。今天的臉孔儘管不同，昔年的決心至今不變。

除了很多名字之外，蔡子強的長文這個星期令我想起更多，《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Katharine Graham）的傳記Personal History（《一己經歷》）我是讀過的，遺憾是水過鴨背內容早就丟到爪哇國去了，蔡的文章從厚厚的書頁當中抓住了重點，放在今天商人辦報的世界恰如其分。他說到一九七一年的「五角大樓文件」：「郵報在這場風雲中不畏強權，把真相和公眾利益放在最優先，把自己的利害得失置之於後，當中有賴一支專業有風骨的專業採編團隊之後，背後還有賴一位有風骨的老闆。」

美國報業這幾年一家接一家轉手，但美國報人仍是那樣的驕傲，不僅是由於憲法第一修正案賦予的言論自由，而這是自己打拼出來的豐功偉業。美國現代電影裏永遠的正派角色，除了人民選出來的總統就是新聞記者，前幾年佐治古尼拍了一部黑白電影Good Night and Good Luck，講的是五十年代電視業巨擘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記者莫羅（Ed Murrow），他那慢如落絮快如機槍的東部腔調，在美國困於麥卡錫主義氛圍瀕與魔鬼同行的日子把國家挽救過來。不過我還是極力推薦表面是喜劇實是笑中有淚的《搶閘新聞眼》（The Paper）﹕一份財政拮据報紙的記者在新聞爭逐裏寸步不讓的故事，很有意思。

蔡子強說的是《華盛頓郵報》的獨立史，我則找到《紐約時報》前總編輯法蘭高（Max Frankel）成書於一九九九年的The Times of My Life：and my life with The Times。他不愧是一九七三年普立茲獎得主的一流記者，連回憶錄的書名（《人生時刻：我與時報的人生》）都文采飛揚，把times這個字玩得出神入化。法蘭高是一九八六至一九九四年的《紐約時報》總編輯，之前是《星期日紐約時報》總編輯；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他是該報駐華盛頓特派員。今年八十三歲的法蘭高是德國移民，這是他的第一部書，由極負盛名的藍登出版社（Random House）出版，全書六大章節，前三章是說他的戰亂人生，後三章是記者春秋，尤其最後一章〈編輯：一九七二至一九九四〉非常值得細讀。

法蘭高在這一章其中一節是Long Life the Monarchy!（〈家族萬歲〉），其實講的是《紐約時報》營運歷史。法蘭高在段首說了一句極有深意的話，先引述一句美國傳媒行業的老話，「只有自由而獨立的報章才是賺錢的報章」（The only free and independent press is a profitable press） ，之後筆鋒一轉，「對的。但就算賺大錢也不能令一家報紙更加自由和獨立」（True. But ever-greater profits do not make a paper more free and independent）。寫到這裏，我想到近幾天有關《紐約時報》的另一條消息，大陸富翁陳光標出價十億美元想收購《紐約時報》，後來以該報表示無意出售連見面也免了無疾而終。純粹以經濟效益來說，近年在新媒體世界吃盡苦頭的《紐約時報》家族如果把一些股權脫手可能得個全身而退，但事實最終不以「中國第一善人」的陳先生主觀意志為依歸；大陸網民笑翻了天，有人促狹地說，「陳先生，祖國需要你，留在西南吧」。《紐約時報》的回應則是對法蘭高的「賺大錢也不能令報紙更加自由獨立」進一步闡述，因為盈利一直不多的《紐約時報》確有見錢不賺的傳統。

「賺大錢也不能令報紙更自由獨立」

法蘭高的〈家族萬歲〉是源於對控制《紐約時報》的沙茲貝格家族（Sulzberger）的讚揚，這個家族是該報最大股東，幾代人的共同特點是把《紐約時報》的品質看得比什麼都重。第一次世界大戰，由於紙張是戰略物資，美國政府當局實施配給制度，大名如《紐約時報》都不能免役，可是報社老闆卻在有限的篇幅停刊大量廣告，犧牲六十欄的廣告版面而以新聞取代，同行賺得盆滿滿，唯獨《紐約時報》為了讀者利益而硬撐得苦不堪言。二戰年間，美國政府照辦煮碗，又來限制紙張這一條，《紐約時報》把一戰時期的做法承傳下來，一年之間《紐約時報》比同行多刊三百萬行字的新聞。

「家族萬歲」絕非法蘭高對封建王朝的溢美之詞，而是對沙茲貝格家族的讚美。相對於其他報業集團犧牲新聞版面遷就廣告，法蘭高說，《紐約時報》的堅執在於把新聞質素置於利潤之上，沙茲貝格家族承襲上一代對報紙價值的尊重，不顧股票分析師的煩擾不堪話語。這些話出自一個曾獲普立茲新聞獎的老記者來形容他的老東家，不免讓人感到「為賢者諱」的可能，然而事實是《紐約時報》對新聞的重視遠高於對華爾街大行的分析報告，東歐變天的一九八九年春到一九九○年初，《紐約時報》那時正是法蘭高做總編輯的當家年代，作為當時住在紐約曼哈頓上西城區的一讀者，我的個人親身經歷是每天的《紐約時報》就像一部書，印象深刻的是曾經細數「東歐變天」專輯（Upheaval in the East）頁數，是足足十五大頁的整版新聞，所有新聞都有記者署名，差不多連照片都全是《紐約時報》特派員攝影。法蘭高對大股東家族的視野推崇備至，說包括《紐約時報》在內的美國幾份龍頭報章獨領風騷，「在於它們由才智過人，幸運，以大眾為依歸的家族所掌控」（wise, lucky, and public-spirited families）。

推走廣告刊登新聞

然而事情並非直路一條，沙茲貝格家族也有過失足日子，可就是經歷萬水千山才有今天的修成正果。《紐約時報》污點是一九六一年四月七日，記者塔蘇勒（Ted Szulc）得悉反古巴卡斯特羅政權的游擊隊準備在四月十八日出兵，史稱豬灣事件。這條消息在總編輯卡拉基（Turner Catledge）手上準備大做，美國政府知道《紐約時報》有這內幕，甘迺迪以總統之尊親自打電話給《紐約時報》發行人德拉福斯，要求他以「國家安全」把新聞按下不表。幾經與編輯部討價還價，結果原本寫好四月十八日出兵的新聞（其後證實是四月十七日）變了「即將出兵」，而且其他內容皆一一模糊，四欄大的頭條變成一欄的次等安排，編輯部高層提出抗議，但最後是老闆拍板按本子辦事。這是《紐約時報》發行人干預新聞內容的第一次，也是這份大報歷史最大的污點。

此役《紐約時報》傷了元氣，德拉福斯其後經歷了勞工糾紛，心力交瘁，心臟病突發不治，終年五十歲。《紐約時報》突傳噩耗，沒有人馬上接手當發行人，位置空懸二十六天，三十七歲的阿瑟沙茲貝格（Arthur Ochs Sulzberger）受命於危難之間把報紙接下來。豬灣事件令《紐約時報》上下揹「干預編務」的原罪，直至一九七一年的「五角大樓報告」。

這份報告簡單而言是美國國防部對越戰的評估，厚七千頁共二百五十萬字，《紐約時報》派出近四十名記者，在報社外租用地方開工，最後濃縮成三十萬字，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三日刊出。翌日，美國司法部長發出電報給阿瑟沙茲貝格，勒令立即停止刊登。兩小時後，《紐約時報》打電話給副司法部長表示拒絕主動停止刊載。餘下來的都是歷史﹕司法部向法庭申請禁制令，四天之間，五角大樓文件停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六月三十日，最高法院以六比三宣布《紐約時報》刊登文件合法，報社內外歡喜若狂，阿瑟沙茲貝格說這是「法治自由的響亮勝利」（ringing victory for freedom under law）。若干年後，阿瑟沙茲貝格接受其他傳媒訪問時，談到這宗美國新聞史的大事時說了一句，「當這麼多文件到了我們手上的時候，我們別無選擇」。

遠遠不止一盤生意

《紐約時報》遠遠不止是一盤生意，應該說，它在任何程度任何層次都是媒體的最高信念和標桿。該報頭版左上角的「本報信念」是人所共知的「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至於什麼是「fit」（適宜），一八九六年接手《紐約時報》的奧克斯（Adolph Ochs）說過，「適宜刊登」的新聞，是指「真實的新聞」。北風怒號濁浪排空的此際香港，願大家共勉之。

文 × 安 裕

編輯 馮少榮



周日話題﹕本同氣連枝 難獨善其身 論新舊媒體 - 明報 2014年1月12日 星期日

本星期是「媒體周」，Facebook被《明報》事件和邵逸夫之死徹底洗版。如果說邵逸夫之死標誌無的衰落，《明報》撤換總編風波則再次敲響新聞自由的喪鐘。讀到一些言論，說《明報》的陷落早就有可尋，一早已變成「投共梁粉報」，死不足惜；而且新媒體湧現，百花齊放，新媒體取代傳統媒體只是時間問題，故不必為《明報》之事過分緊張，甚至死不足惜，一雞死自會換來一雞鳴。我跟大家一樣，一星期才買一次報紙，上網佔每天一半時間，可是今日或五年後傳統媒體倒下，新媒體能趕上填補空位嗎？

細想一下才知道，這個根本是個徹底的偽命題。香港讀者讀外國報紙十居其九都是讀網上版，然而當有一天《紐約時報》宣布不再出報紙，全面改由網上發放，它到底是傳統或是新媒體？

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分野不只是互聯網如此簡單。近年愈來愈多只透過網上平台發放資訊的網站，如大家熟悉的《主場新聞》、《獨立媒體》，還有成立不久的《852郵報》、《巴士底報》等，不勝枚舉。互聯網出現讓成立媒體的門檻降低，不用買印刷機不用起錄影廠，已經可以發放信息，讓更多長期受主流媒體忽略的群體和議題得以曝光人前，這是新媒體的一大特點。

市場模式下媒體的結構性問題

可是隨報紙銷量下降，傳統大報也積極改革爭奪互聯網這一塊。《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和《衛報》（Guardian）在開拓網上發放新聞的可能性特別積極，網頁已不再只是印刷報紙的附屬品，不但可以隨時更新，發放音樂、影片等，還有很多內容是網上獨家。這種趨勢名為media convergence。傳播學者Henry Jenkins一針見血地指出，media convergence不應被視為新媒體一次過取代傳統媒體，而是不同媒體形式和平台多向互動的持續過程。其他學者如Burnett and Marshall亦將media convergence解釋為將媒體平台之間的界線消解融合過程。

讀者對傳統媒體諸多不滿，認為傳統媒體依附權貴，容易淪為政治和商業工具，沒有做好第四權的角色。這些問題其實都是市場模式下媒體的結構性問題。媒體依靠廣告收入，可是一旦報道針對大財團，廣告隨時抽起。《明報》多宗揭露上市公司和地產商醜聞的報道便令他們損失逾八位數字的廣告收入。這就是新聞業的奇怪之處，一般行業做得好會賺錢，可是新聞行業做得好即是得罪有錢人，廣告費減少。媒體雖是第四權，但市場模式運作下也是一盤生意，止蝕位在哪是一門學問；嚴肅新聞也不會討好讀者，於是出現新聞娛樂化，公眾興趣比公眾利益重要。今時今日辦報不賺錢，香港媒體老闆全部都是做其他生意發達再辦報；加上在香港這個獨特情下，媒體老闆幾乎全部都在大陸有生意，這就成為政治操控的另一來源。另一方面，做宣傳和發放資訊也需要錢，政府和大財團比一般人有資金之餘，也因為著名的hierarchy of credibility，媒體發放的新聞自也以「影響大多數人的」政府和商界消息為主。所以你我去年宵買花不是新聞，梁振英行年宵買花而且不要找回來的零錢才是新聞。

偵查報道新媒體道盡局限

以上這些都是老生常談，任何媒體研究一年級生也能說得頭頭是道。關鍵問題是新媒體能免於以上所述的結構性問題嗎？以互聯網為唯一發放平台的新媒體亦是在市場邏輯下運作，即使老闆不求賺錢，員工也要出糧。本地的《主場新聞》等同樣在開拓廣告收入，關於政府和商界的資訊也從不會少，因為這些始終是「影響社會大多數」的事情。事實上，「新媒體」也從不掩飾他們對傳統媒體的依賴。目前本地和外國極大多數的新媒體人手有限，不能以傳統媒體採訪新聞，於是每天讀報、長開電視電台新聞，轉載傳統媒體的內容並add value是他們的恆常動作。如果傳統媒體今日倒下，新媒體新聞來源必受影響。

偵查報道是每間報館的基石，直指權貴要害，影響社會走向。可是做好一單驚天動地的偵查新聞需要的時間要年月計算，記者花上幾個月甚至一年埋首文件故紙堆，反覆推敲，需要極大的人力物力。目前絕大部分新媒體人手較少，還未有這樣的成績（由此可見，沒有金主的香港獨立媒體於2011年的美孚屏風樓調查報道是如此用心、難得）。香港的新媒體喜以美國Huffington Post（赫芬頓郵報）為楷模，但ProPublica卻是專注於偵查報道的新媒體。他們於2010年的偵查報道獲普立茲獎，2011年獲普立茲獎全國報道大獎，共有四十多名記者，全部專注於偵查報道。他們短短的自我介紹，道盡了傳統和新媒體的局限：

「雖然網上世界資訊平台的數目和種類愈來愈多，但只有很少致力於原創報道。觀點百花齊放，但觀點需基於事實，而事實來源卻愈來愈少。前者是好事，後者卻是個社會問題。相較其他新聞種類，偵查報道需要大量時間和人力，而且很多時候不符成本效益：有些故事一開始以為很有價值，但隨偵查發現原來沒有想像中重要，甚至根本是虛構，不能刊登。是以很多新聞機構將調查報道視為一種奢侈品，經濟不景時可以放棄。很多新聞機構本來有好的偵查記者，卻因時間和金錢限制需要他們處理其他日常新聞，不能專注於偵查報道。」

網媒未找到可行商業模式

ProPublica辦得有聲有色，然而他們卻非常重視如傳統媒體的合作。2010年一篇關於卡特里娜颶風後，長者病人在護老院離奇死亡的報道獲普立茲獎，這篇報道同時刊於《紐約時報周刊》。ProPublica的記者亦會與傳統媒體記者合作處理偵查報道。英國《衛報》去年以斯諾登爆料揚名立萬，ProPublica在這單敏感的年度新聞亦與《衛報》合作無間。

ProPublica成立短短五年便有如此成績，跟其他網上新聞媒體相比他們的「水源」絕對充足。ProPublica的最大金主是借貸公司Golden West Financial Corporation的行政總裁Herbet Sandler夫婦，他們成立的基金和其他幾個基金是ProPublica的「大水喉」，大到可以支付行政主席57萬美元的年薪。ProPublica是非牟利機構，沒有廣告收入，媒體顧問Alan Mutter曾說，如果要將美國新聞業轉為非牟利模式，每年需要880億美元捐款才能維持目前美國傳統媒體的工作質量。如果非牟利模式不盡樂觀，那網上廣告又如何？目前英美傳統媒體努力開發網站收入，網上廣告收入顯著上升，但還遠遠不足夠維持報紙運作。《衛報》積極改善網站，堅持不收費但以其他方式爭取收入，《紐約時報》、《泰晤士報》等採取不同模式的收費方式，但無論如何，業界還未為全力轉戰網上版找到一個可行的商業模式。

2014年外國新聞界都在期待一件重大事件：eBay創辦人Pierre Omidyar注資2.5億美元創辦First Look Media，開宗明義是專注調查報道的新媒體，並邀得主理斯諾登新聞的《衛報》前「博客」Glenn Greenwald及其他偵查報道大將加盟。目前外界對First Look Media所知不多，只知由牟利的科技公司和非牟利的媒體公司組成，但已經足夠業界放長雙眼留意發展。只因事先張揚加盟的都是一向對美國國家安全部門開火最力的偵查記者，而且以Omidyar的85億美元財產，只要他願意，才不怕跟廣告商對幹。連老店《華盛頓郵報》也被亞馬遜創辦人Jeffrey Bezos收購了。但無論First Look Media、ProPublica抑或香港以刊登評論為主的《主場新聞》背後，看來都依靠一名只會付錢不會干預編採又有新聞遠見的所謂「良心商人」；無論新舊媒體，都在等待一名只問付出不問回報的金主降臨。互聯網沒有為這個問題提供完滿解答。

所有新舊媒體的共享資產

以上所說的是目前情，即使新媒體今天不能立刻擔大旗，新媒體取代舊媒體是否也許只是時間問題？我每天沉迷Facebook、長開網上新聞網站，但目前新聞行業遇到的危機，並無任何能一次過解決所有問題的萬靈丹。媒體不論新舊都面對的根本問題大多類似。新媒體和傳統媒體定義難以完全二分，傳統媒體是新媒體的新聞來源 （sources of news），運作和功能也是互相補足，哪有新媒體（或其讀者）看傳統媒體陷落而訕笑之理？我在別的地方已經寫過，為免「呃稿費」也許不應再重複，但《明報》換總編輯事關重大，我唯有無恥地在這裏重複一次：新聞自由不是記者的個人財物，也不是獨立存在於每個傳統機構，是新舊媒體和所有人的共享資產。你也許說你早已離棄《明報》，改讀其他勇敢抗共報或新媒體，但當新聞機構一個個倒下，連近年多番出產重要偵查新聞的《明報》也守不下去，你以為你追捧的反梁抗共媒體能獨善其身嗎？

文 × 何雪瑩

編輯 梁詠璋



觀照語錄 - 明報 2014年1月12日 星期日


1月6日，明報編輯部聲明 ：

為了配合明報新的業務發展，總編輯劉進圖將會肩負重任，出任新的要職，為明報集團開拓新業務。總編輯是重要職位，但仍難免會有變動。《明報》曾經歷多次總編輯的轉變，編輯方針始終如一，並不會因人事變動而有所改變。

有關安排一有最後決定，我們會再作公布。多謝大家關注。

1月7日，明報報業集團聲明：

就明報編輯部員工反映對更換總編輯的關注，明報報業集團發表聲明如下：

1）明報集團管理層按一貫的規章制度，已安排與編輯部管理層同事本周內開會，直接溝通和解釋，回答員工的關注；

2）明報集團自張曉卿先生於1995年入主以來，一直秉持其傳統的獨立辦報方針，要求編採人員以專業的態度，不偏不倚地報道，做好傳媒監察社會的角色，維持其公信力，18年來始終如一，今後也將如此，不會因為總編輯人事變動而改變；

3）明報集團是世界華文媒體集團的成員，世華媒體是在香港和馬來西亞雙邊上市的跨國傳媒集團，出版業務遍及東南亞、北美洲、中國內地及香港，世華集團委派各地的編務或業務主管時，遵照用人唯才的準則，不拘限於國籍。

1月9日，明報管理層與編輯部主管開會，母公司世界華文媒體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張裘昌指過去15 年印刷媒體的經營相當困難，集團希望發展數碼業務， 「我們一定要谷digital生意」。他表示3名負責同事如今只剩總編輯劉進圖，「我同佢談過，話公司有這樣變化。這事不像新聞報道所說般突然，是有安排」。

原集團編務董事、執行主席特別助理翁昌文交代自己患上癌症，急須退下來，「老闆見了好多個人，我亦有見一部分，鍾天祥是其中一個人選，但未有定案」。翁說鍾天祥本人有興趣來香港《明報》，但希望先出任《明報》總編輯。他又說劉進圖是人才，因此跟他商量， 「佢話『OK，如果係老闆意思，無辦法，我尊重』」。




還債 - 梁文道 蘋果日報 2014年01月12日

張曉卿雄霸了新加坡之外整個東南亞華文報刊市場，再加上香港的《明報》、《明報周刊》與《亞洲週刊》，本來就有很高的議價能力，可以好好玩一把跨境媒體／資本運作的槓桿遊戲。

此所以這麼多年以來，《亞洲週刊》可以在處理香港事務取態保守的同時，對大陸政局卻又保持了一個改革派的角色；另一方面，《明報》中國組則繼續勇進，部份報紙也還守住了一種類似於民主黨的溫和民主派路線。

今天很多人都罵《明報》陰陽怪氣，曾有梁粉之嫌，但是一般香港人可能不曉得，即便是這麼「陰陽怪氣」，《明報》也還是不許入境的敏感刊物。對上大人而言，它根本還不夠「陰陽怪氣」。在一個跨境資本媒體玩家的手下，它能保住起碼的報格，固然是靠報紙自身的傳統與員工集體的努力，但恐怕更是大老闆的自律──反正他有點本錢放手讓下屬編輯自主。不過，當老闆和他身邊的人在內地涉入到更深更凶險的政治牌局時，犯錯的代價可能就是這點本錢了。

甘詒的分析很有道理，薄熙來一事或許便是導致張曉卿鬆動槓桿在香港的這一頭，使它更往上頭傾斜的真正原因。要知道，當年第一個發明「重慶模式」這個概念來吹捧薄熙來政績的就是《亞洲週刊》。那已經是2009年的事了，時隔四年，薄琅璫下獄，曾經為「重慶模式」敲邊鼓的人全都識相消聲，今天終於輪到用《明報》來還債的時候了。

我認識劉進圖很多年了，也知道有不少人批評他個人的政治意見；可是我必須說，他始終是一個信守專業新聞倫理的人。所以去年在爆出「唐宮」事件變相幫了梁振英一把之後，《明報》才能掉轉槍頭揭發梁振英的住宅僭建。像他這樣子的報人，在當前個節骨眼上自然得挪位讓賢，大老闆才能如臂使指地改變《明報》，加入新一輪的整頓香港傳媒大計。所謂的「港視事件」，就算不是今天拿出來轉移視線的煙霧彈，至少也是壓跨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香港人也好，台灣人也好，馬來西亞的華人也好，都必須明白在如今這麼多跨境資本運作底下，任何一件導致自身環境變化的事件，背後的遠因其實可能都不在自己這塊地方，而在遠方高層的種種交易和角力之中。

（槓桿三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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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歲名醫　潘醒華猝死 - 蘋果日報 2014年1月12日 星期日

■前日因急性心肌梗塞猝死的潘醒華醫生，經常接受傳媒訪問。

曾駐東區醫院內科部，現私人執業的胸肺及呼吸系統科名醫潘醒華，前日凌晨在家中心絞痛，前往浸會醫院求診，被發現患急性心肌梗塞，院方緊急安排「通波仔」手術，但潘突然情況惡化，猝然離世，終年44歲。他上月趁聖誕節假期與家人往韓國度假時，已感胸口鬱悶不適，當時未有太在意，怎料突病發身亡，家人、好友傷心不已。記者：莫家文　梁麗兒

被稱為胸肺及呼吸系統科明日之星的潘醒華，洋名 Edwin，在英國出生，1994年於英國醫科畢業，同年取得本港註冊醫生資格，01年來港，在東區醫院內科任職，並在港獲取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資格，03年沙士後開始私人執業。

急性心肌梗塞病發

潘醒華常在網站及報章撰寫有關阻塞性睡眠窒息症及戒煙的文章，成為胸肺及呼吸系統科其中一位著名醫生，經常接受傳媒訪問。他除了在醫學界闖出名堂外，投資亦有一手，名下擁有兩間公司，其中一間金泰集團由他與兩名同姓潘的股東共同持有，公司手持不少商舖及高尚住宅物業，多年來買賣交投活躍，當中不乏逾千萬元的大額交易。

與妻子育有三名兒子的潘醒華，一家五口幸福美滿，上月聖誕節假期，他攜妻兒往韓國度假，當時胸口曾鬱悶不適，但他未有太在意，返港後如常上班及工作。至上周四（9日）深夜睡覺時突感到胸口痛，由家人陪同坐的士往香港浸信會醫院求診，經心電圖檢查，證實急性心肌梗塞病發，一條主要心臟血管嚴重閉塞，院方即時安排通波仔手術，但病情持續惡化，院方急召資深醫生返院協助搶救，但潘延至前日凌晨宣告不治。

曾與潘醒華合作開設診所的外科專科醫生林哲玄形容潘醫生對病人非常細心，是一名好醫生，印象中他熱愛運動，曾與他組隊參加醫學會游泳接力賽奪冠，數日前又與對方碰面，健康並無異樣，一直不知他有心臟問題。曾與潘醒華共事的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蘇潔瑩稱潘為人友善、對病人照顧有加，為人有紳士風度，對其離世表示惋惜。

妻：佢一直無大病痛

潘的妻子昨晚接受記者訪問時忍淚稱丈夫一直無大病痛，亦不用服藥，只是在韓國度假時出現胸口不適等症狀，想不到突然身故，現正辦理丈夫身後事。昨天，她在個人及丈夫facebook網頁內換上全家福及丈夫展示手瓜的相片以表哀思，留言稱「He is our super hero（他是我們的超級英雄）」，潘的同事及友人亦紛紛留言稱：「永遠懷念你，我們的好朋友，一位好爸爸，好先生，好唔捨得你！RIP」以悼念摯友離世。

心臟科專科醫生劉柱柏表示，本港每年約有4,000至5,000人死於心肌梗塞。高血壓、高膽固醇為主要元凶，患者多在冬天病發。大部份患者為60至70歲人士，也有年輕到30至40歲人士中招。

香港醫學會會董兼心臟科專科醫生何鴻光補充說，心臟病近年已有年輕化迹象，尤其在冬季，身體新陳代謝加快，心臟病發率較其他日子高出三至五成。何醫生續指：「男人年過四十，大多是家庭支柱，又要面對職場壓力，尤其是當醫生，面對壓力更大，好易出事。」




有效维护民权才有社会稳定 - 王琳 早报 2014-01-10

1月7日到8日，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早报特约评论员  王琳

　　1月7日到8日，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本次会议被看作是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召开的一次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会议，它释放的信息非常明确：司法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已非政法机关的内部事务，而需要由中央统一推进。

　　媒体敏锐地捕捉到，这次会议的名称已非过往惯用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而是变身为“中央政法工作会议”。这显示，在会议规格上，政法工作会议已直接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齐。三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会议，总书记发表讲话，无一不在传递出加强政法工作的强烈信号。

　　前天到昨天，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被多方解读，“四个决不”、“五个必须”、“六大亮点”纷纭而出。会议提出的“要以最坚决的意志、最坚决的行动扫除政法领域的腐败现象，坚决清除害群之马”，更是被多家都市报挑出，作为报眼制作成首页标题或导语。

　　当然，习近平的讲话也继续强调“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是政法工作的基本任务”。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指出：“要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使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

　　正确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显然有所指。这些年来，广受关注的影响性个案背后，恰有那么一些手持法律权柄者，不信法治，反而信奉“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不出事就是有本事”。当维稳成了凌驾于基层民众个人合法权益之上的“政治正确”，也就难有真正的稳定了。实践证明，脱离法治约束的“搞定”并不代表长久稳定，“摆平”也并不意味着真有水平，现在不出事更不表示将来不出事。在暂时的稳定、表面的水平和目前未出事的背后，可能潜伏着更大的隐患。

　　从根本目的上来说，维权与维稳是一致的。维权才能维稳，不维权只会越维越不稳。对法治的习惯性破坏，对基层民众个人权益的习惯性侵犯，埋下的只会是不稳定的火种。而要为民众有效维权，就要疏通司法救济管道，并“使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

　　正是有鉴于此，习近平强调：“要重点解决好损害群众权益的突出问题，决不允许对群众的报警求助置之不理，决不允许让普通群众打不起官司，决不允许滥用权力侵犯群众合法权益，决不允许执法犯法造成冤假错案。”这“四个决不允许”为政法官员划定了不能触碰的职业底线。它的落实程度，将直接影响到维权与维稳能否被有机统一在具体司法行为中。

　　那么，怎么才能让“四个决不允许”令行禁止，确保公平正义让民众看得见？此次会议也给出了一些具体的制度方案，如“建立健全违反法定程序干预司法的登记备案通报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坚持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洁，增强主动公开、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对干预司法者备案通报，针对的正是权力干预司法的陈年顽疾。这一制度要有效推行，显然还需细细打磨。

　　司法公开在过去的一年里已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比如，公安司法机关充分利用了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积极融入网络舆论场。据统计，截至2013年12月20日，政法类微博总数已超过3.75万个。这些官微在改善司法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去年底，中国裁判文书网与各高院裁判文书传送平台正式联网，检察机关也力推终结性检察文书上网公示。这些已启动的司法公开举措，在2014年里应能得到更进一步发展，为促进司法公正提供良好的监督氛围。

　　过往实践中，存在一些地方政法委违法干涉个案裁判的情形。习近平就此特别提出：“党委政法委要明确职能定位，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领导政法工作。”

　　“法治”成为政法工作，乃至党领导政法工作的主题，这延续了十八大以来“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的宣示。我们期待，在政法委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司法改革能勇于前行，进一步深化，以推动实现在有效维护民权基础上的社会稳定。

　　（作者系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录入编辑：张珺




偏颇的“童工合法化”主张 - 刘远举 早报 2014-01-10

最近，有媒体披露，深圳某工厂雇佣了来自四川凉山地区的41个童工。

　　最近，有媒体披露，深圳某工厂雇佣了来自四川凉山地区的41个童工。在公众的关注下，当地相关部门介入，把这41个童工全部护送回凉山老家，而据说，这些童工回家乡后肚子都吃不饱。这引发了一场是否应该禁止童工的争论。

　　有人指责媒体，认为是媒体的报道导致了这些童工被送回老家，使这41个孩子失掉了每个月2000元的收入，重新回到赤贫状态。对童工问题的思考，如果不涉及社会背景，并且缺乏伦理、经济的视角，仅仅停留在现象层面的直观因果关系上，的确很容易认可上述指责。但只要稍微深入一点，逻辑链稍微长一点，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论。

　　实际上，认定童工不合法、不道德，背后有深刻的经济效率考量。工业革命后，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生产对劳动力的知识、技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只有学会一定的技能才能获得稍微像样一点的工作。媒体人黄章晋在微博上说：“我去云南看傈僳族山区支教同事时，一老师说，能把这些孩子培养成将来血汗工厂合格的工人就是最大成功。在他看，大部分孩子将来是没有资格被资本家剥削的。”这个话看似极端，却不无道理。

　　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技能，获取更好的岗位意味着可持续性发展的能力，而如果一旦错过这个学习窗口，成年之后，很大可能就一直陷在无技能的劳动中，导致贫穷的固化。考虑到教育的正外部性，个体的学习也能增加整个社会的远期福利。所以，童工现象的本质就是如何理性分配当期效用与远期效用：是在幼年就开始赚钱，还是幼年学习成年后再赚钱，以寻求整个人生利益的最大化？

　　正是在这种经济因素的驱动下，让孩子学习而不是打工，成为大多数家长的选择，并演化为伦理、道德与法规。不过，虽然在多数情况下人们会做出最优选择，但个体仍然会出现短视。这个时候，公共政策可以帮助人们避免这种短视与非理性。最好、最直观的例子就是“醉驾入刑”实施后，相关事故大幅度下降。同样的，儿童缺乏相应的判断力，家长也有可能陷入读书无用论的短视，所以，即便退一步，尊重成年人短视的权利，但当短视的决策涉及未成年人的时候，用公共政策加以纠正，也是合理而必要的，也是有效率的。

　　评价一项公共政策，显然不能只着眼几个个体，而应该从宏观上判断。有了禁止童工的法规之后，对于雇主而言，雇佣儿童就变为一桩有风险的事情。对于童工本人来讲，工作机会越来越不易获得，这个时候，那些孩子的父母放任孩子外出打工的利益诱惑也就变小了，这会避免当下的利益诱导出更多童工，进而避免打工人群的低龄化。这虽然使贫困儿童失去了在童年自立改善生活的机会，但仅仅推迟两三年后再打工，学习到更多的基本技能之后，他们将在不远的将来获取更多的利益。

　　有人提出折中方案，比如给这些贫家子弟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轻负荷岗位，保证身体营养所需，保证每天安排一定的学习时间，并在国家层面制定相应法规，给予制度性的规范、监管。

　　且不说诸多前置性条件会极大降低童工的市场价值，雇主还将随时面对各种意外的麻烦，比如早恋、生病、意外伤害，这种麻烦将最终使雇佣童工变得无利可图且充满风险。

　　更重要的是，这个设想在政治上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九年义务教育这个既有政治正确性又有实际经济效率的前提不能动，那么，上述折中就等于拉长了义务教育的时间，孩子们在成年前半工半学，实际还是要完成义务教育的。这与先在国家福利保障下完成义务教育，然后再工作，在知识积累上并无太大的差别，而在收入上，则少了他们作为社会弱势群体本该获得的帮助与福利。

　　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不能饿死人，有各种扶贫制度、政策，而且义务教育也完全免费；就实际而言，站在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6000美元的高度上，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负担起赤贫人群子弟的生活与教育。在这个前提下，需要由政府来主导上述折中方式，就等于由政府来主导一个避免自身义务的立法过程，即使这不伤害任何人的利益，是一个最优方案，但在政治上也是自相矛盾的，因而也不具备任何可行性。

　　这种折中在经济上与政治上的双重不可行，使我们只能回到已被验证为有效的道路上来，那就是完善福利、提高贫困家庭收入、保障贫困儿童基本的衣食住行，促使他们回到课堂。

　　中国已经站在了人均GDP6000美元的平台上,根据相关研究，在这个阶段，童工现象本该自然消失。但在中国，这个现象却真真切切存在着。显然，中国社会中那些不合理、非市场化的因素是造成童工现象的重要原因。面对这样的社会背景，在中国拥有神舟载人航天器、航母、高铁的今天，最应当讨论的是，如何才能完善相关救助和福利制度，而不是去讨论是否应该放宽对童工的限制。

　　在一个正常社会中，雇佣童工被媒体曝光，不仅会引发对深圳这家企业与当地相关部门的问责，而且，凉山的相关部门、相关责任人会因41个学龄儿童的流失被问责，当地扶贫工作会被放到舆论的聚光灯下审视，进而带来政策、执行方面的改进，一些官员可能因此下台。实际情况似乎也暗示着这一切，就在童工被曝光的同时，媒体曝出了当地高官一顿饭消费1.5万元的丑闻。

　　可是，在我们看到问责之前，满眼却是关于童工是否应该禁止的讨论。那么，谁会在这争论背后偷笑呢？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项目研究员）

录入编辑：张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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