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乙錚: 《明報》．袁司長．霍大班

練乙錚: 《明報》．袁司長．霍大班 - 信報 2014年1月13日

多位朋友都對我說：香港的情況惡劣，政府管治無方，社會矛盾加劇，高度自治虛有其名，看不到出路，覺得失落。筆者不這樣看，認為港人漸漸醒覺是大趨勢，因此自己的心情還相當好，今天的《氣短集》還說些有趣故事呢。

一、明報明報

六十年代初的一個夏天，母親着我到她一個有幸住上「七層大廈」的好友家裏住幾個月，為的是那家人的大男孩當水手出洋去了，怕查戶口的政府人員認為他們家人數報假而取消戶籍，而我因為個子長得稍高，可以充數。朋友我稱呼劉媽媽，和我媽一樣是外省人。有一次她給我兩毛錢着我替她買「麵包」，於是我就下樓去，替她買了一個她常吃的雞尾包，她一看哈哈大笑，說不是「麵包」是《明報》。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有《明報》。

再和《明報》有接觸，竟是四十年有多之後的事。那年夏天，我被特區政府革去中央政策組的職務，《明報》馬上問我有沒有興趣參加他們的工作。雪中送炭，我自然感激，但我當時「自我流放」之意已決，遂婉拒了。

在外邊的日子裏，有一天收到《明報》來郵，邀我就特區政府成立十周年發表感想文章，我念及之前該報對我的好意，欣然命筆。這篇文章後來還收錄在天窗出版社替我出版的一本文集裏。那是我與《明報》的最後的一次「深度接觸」。

十多年來，常常都是《明報》的讀者，偶爾也接受該報訪問、讓我就一些事物鳴不平。這些大抵尋常事，不必另記，然足以在我心中為之佔得「好報紙」的一席位；近年雖有一些方針錯誤，亦瑕不掩瑜，其前線記者與編輯的那份專業執着，尤其令我肅然起敬！

獨立媒體生存的外來威脅，一是來自利潤的誘惑及由之而來的資本操控，一是來自專制政權的政治逼迫；兩者交加，寧死不屈者幾稀。《明報》出事了，內情怎樣，外面只知道梗概，如何分解，很多人關心。

兒時的一次誤會，想起猶可莞爾，但難道今天這一向德高望重媒體的主事層，也會錯把《明報》作麵包？

二、章回小說代替法律

《基本法》第45條構思的「推選委員會」有一個大缺陷，可謂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缺陷在於「有廣泛代表性」這六個字。

在民主社會，「代表」是授權的結果，我沒有授權給你，你就無權代表我。在我國，「代表」卻是上面指派的（如樣板戲裏的「黨代表」），或者是在一些低微不足道的基層裏、經「黨代表」先篩選後認可再端出來的。第45條沒有明言是哪種代表、如何廣泛，因此先天不足。

及至關鍵時刻，北京派員到港「釋法」，指有「廣泛代表性」者，就是那出過大亂子的小圈子遊戲裏的「四大界別」。此乃後天失調，而且比先天不足更嚴重。

如斯粗調濫製推出來的推委會缺乏自身權威，需要從中央到特區各級黨政官員落力護航保駕搞輸血卻於事無補，乃熟悉北京行事特性與軟能力極限者意料之中。

本來，先天不足不是死症，因為世界上的法律沒多少是完美的。所以，筆者說過，無論以何種方式組成的推委會，若能從善如流接受社會大多數人士認可的民主程序例如「公民提名」、砍斷歷屆小圈子選舉的政治劣根，所提出的行政長官候選人名單，便能補《基本法》之先天不足、移除第45條的大缺陷而廣受民眾歡迎！

可惜，當局的做法一錯再錯、說法一個比一個窩囊。君不見，各級黨政官員暗示、大小政治侍從明說「公民提名違憲」而無法自圓其說之後，又翻炒「架空」論，而當爐者竟是「懂法律」的律政司司長袁國強。

推委會化解自身先天不足從善如流接受一個無可置疑的民主程序提出候選人名單，竟然是「架空」了提名委員會？那英國「光榮革命」之後出現的君主立憲制，我們（或者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者）到底應該視之為民主的實化而稱許之，還是要心懷憤恨視之為「架空」而為當時乃至當今的英皇憤憤不平呢？

「架空」，在傳統章回小說裏常見，如宋江的架空晁蓋，是典型「毒丈夫」所為，屬於華夏文明黑暗面裏的東西，「公民提名」則猶如煉石補天光明正大，兩者怎可混為一談？袁司長恐怕不是憲法的書讀少了而是舊小說看多了，把落草為寇者尚且不齒的概念誤作憲法語言而琅琅上口？

三、霍大班 v 李卓人

勞資矛盾乃二三百年來的世界性矛盾，除了幾個共產主義天堂如金仔管治的民主共和國裏沒有之外，其他所有地方都不能倖免，只不過發展階段不同、激烈狀況不一而已。在早發達國家裏，矛盾的高峰期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幾十年裏；在後發達國家或地區包括「亞洲四小龍」，勞資矛盾比較溫和，高峰期都在二次大戰前後，也都過去了。在大陸，由於經濟發展得遲，高峰期還不過剛剛開始，而由於大陸官商勾結是體制性的，勞資矛盾與官民矛盾就密不可分。

在香港，特別是近二十年來，情況也比較特別。工會的領導分兩大派，一是傳統左派領導的「紅色的黃色工會」，因要負上中共交予的部分對本地資本家實施的統戰工作，鬥爭色彩已經變得輕微，工會工人的福利，多方面由大陸間接補貼。另一大派，就是泛民左翼包括李卓人等領導的「藍色工會」。由於本地資本家為了眾所周知的原因，矛頭不能指向那些「紅色的黃色工會」，因此勞資矛盾就突顯在資本家、特別是大資本家與「藍色工會」之間，而霍v李就成為本地勞資糾紛的象徵而特別顯眼。

霍大班戰鬥性強、間或「唔好老脾」，人盡皆知，而且那不自他當上大班之日始，後者有「史」為證。話說當年的霍公子在美國明州某著名教會大學就讀，大凡與同學嬉戲爭執，必指喝對方曰："If you make me mad, I'm gonna swear at you with my lastname——Fok!" 如此克制，一時傳為佳話，以至筆者就讀的學校雖在百里之外，亦未見其人而聞其聲，可見氣勢之盛。不知道他離開教會學校、特別是當上大班之後，把握這方面的分寸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

筆者敍此軼事當然有目的，就是藉以推斷霍對李「聲大夾惡」，一部分反映他個人脾性；真正的大資本家與工人階級的矛盾，並不如外間渲染的那麼激烈，緩和這個矛盾，因而是可能的。

而且是應該的、兼且是雙贏的。這不僅僅是在勞工經濟學的理論角度而言，而同時是在香港特區梁政府治下而言：資本家與工人的最大威脅並不來自對方，而是來自一個一方面是專制的、一方面是隨時按板塊幫派利益粗暴干預市場運作的政府。尤甚者，這個政府提倡的無止境無限制的「港陸融合」，更同時對本地工人和資本家極 為不利。

港陸勞動市場的進一步融合，對本地勞工是絕對的打擊，過程必然比現在已經見到的嚴重得多，自不待言。對很多資本家而言，也將會是致命的。港商數十年來建立的「香港品牌」聲譽，將在港陸融合的過程中快速消失殆盡。這對向外輸出的服務業而言，威脅尤其嚴重。

在勞資問題上面，大資本家應該多作讓步。舉例說，和黃系在世界、特別是歐洲都有或將會有更多的業務，那些地方的工會力量無論如何比香港大，但公司依然有可觀利潤而謀求進一步發展，相對而言，香港的工人要求不是很溫和嗎？因此，香港的資方還有向工人讓利的空間。短期而言，這可以是提高工資和福利；長遠而言，則是支持一個較高稅率和福利的社會制度，但勞動市場是高度自由的。

共同守衞香港價值包括「香港品牌」價值，勞資雙方都有責。

《氣短集》．之二十四

《信報》特約評論員



知识分子的责任 2014-01-04 02:30:19  新京报 

　　■ 大学小言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2013年是香港中文大学创建五十周年，故有一系列纪念活动。前几天举行的“杰出学人讲座”，主讲者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原哈佛大学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冼为坚中国文化讲座教授的李欧梵先生，演讲题目是《全球化年代学者/知识分子的角色》。单看题目，再加上参考文献中洋文引福柯、萨义德、伊格尔顿，中文引钱穆、余英时、金耀基，你就明白此讲座的大致旨趣。

　　到了提问环节，校长沈祖尧教授站起来发言，说他听演讲时战战兢兢，生怕李教授指着和尚骂秃驴。还好，李教授很温和，只是点出了当下中国大学发展的困境。学生们对校长的谦和报以掌声，我也对李教授的“有礼有利有节”表示钦佩。说实话，大学教授之退守书斋，不再扮演知识分子角色，不是中大一家的问题，也不是哪个校长想改就能改的。李教授声色俱厉地批评UGC（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固然让在座的校长及文学院长颇为不安；而李教授引经据典，希望培育兼具学术贡献与社会责任的“学院知识分子”，其实也都不容易实现。

　　事后聊天，我说起，也只有像李欧梵这样“象征资本雄厚”的教授，才能肆无忌惮地批评眼下正汹涌澎湃的学术潮流。年轻一代的学者，若逆潮流而动，小则升不了级，大则续不了约。大部分学者之所以“两耳不闻窗外事”，是整个大学制度运行的结果，怨不得哪个具体的人。举个例子，今天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有几个愿意在报纸上写文章，或在媒体上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学术立场？不是没有能力，而是这么做近乎“自毁前程”——除非你已经熬到不受任何评估的限制。

　　三年前，在谈及学者如何介入社会时，我特别表扬李欧梵“刚来香港的时候，写了很多相当凌厉的文章，批评港府不重视历史文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除了政治立场，更因在香港学界，“报纸文章”不算学问，而李欧梵“没这些顾虑，很潇洒，左一巴掌，右一巴掌，唤起了不少人对于香港问题的关注”。时至今日，我还是这么认定——香港的大学教授生活比较优裕，除了自己的专业研究，有责任关心公共事务，必要时应站出来对公众发言。

　　这方面，北大的情况好多了。由于历史的缘故，北大教授多有“铁肩担道义”的自我期待；也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北大教授的发言容易获得社会的关注。这些兼及政治与学术的“发言”，算不算教授的业绩，始终不无争议。以中文系为例，我们曾不限学报论文，允许提交社会影响巨大的“报刊文章”。但随着学术奖惩制度的步步紧逼，这一“不薄短文”的传统即将崩溃。原因很简单，老教授可以自由挥洒，不理会那些越订越细的规章制度，年轻教师则不能不按部就班。

　　所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不限于科举考试，所有制度都有这种功能。只要学术演讲、一般书籍以及报纸文章不算学术成果，必须在有“严格评审”的学术刊物上刊发的专业论文才能算分数，学者自然而然就会趋利避害，逐渐丧失介入社会的能力。你可以批评某些活跃于媒体上的教授发言很不负责任，为收获掌声而剑走偏锋，但不能因噎废食，反过来斩断大学与传媒的一切联系。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即便只谈学问，“远离尘嚣”也都不是最佳选择；更何况，在我看来，作为大学教授的人文学者，本该肩负三大责任：第一，教书育人；第二，思想探索；第三，引领社会风气。这三者之间，有交叉重叠，也有互相制约。“横看成岭侧成峰”，观察家必须反省自己的立足点，方才能有比较通达的见解。

　　在“杰出学人讲座”的演讲现场，因我坐在第一排，李教授于是不断以北大为“正面典型”，批评香港的大学管理如何导致知识分子立场的缺失。我明白李教授的苦心，可也不得不亲手打碎此“美妙的幻境”——那被过度理想化的北大，也正日渐丧失其“灵晕”。（37）



宋彬彬：没有反思难以接近真相 2014-01-13 02:31:02  新京报 

昨日，北师大女附中的几位“老三届”学生给文革中遇难的卞校长雕塑鞠躬默哀。(左二：刘进；左三：宋彬彬） 新京报记者 韩萌 摄

宋彬彬 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曾被人称为“宋要武”。对于“宋要武”的由来，宋回忆称，1966年8月18日，她在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了红袖章。毛主席得知她叫宋彬彬后说了句“要武嘛”。事后有媒体采访了她，并发表了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一文。宋彬彬说，文章非自己所写，她也未改名“宋要武”。

昨日，宋彬彬在见面会上。 新京报记者 韩萌 摄

　　包括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她和同学刘进等人向文革中被伤害的校领导、老师道歉

　　新京报讯 （记者朱柳笛 张寒）昨日，北师大女附中（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前身）“老三届”的20多名学生与30多名老师、家属举行见面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校领导、师生道歉。

　　这些经历过文革的学生，会上，有的对文革中身为学生运动领头人深怀歉意，有的为副校长卞仲耘被部分学生殴打致死时的“不作为”懊悔痛苦，有的因批斗过老师而渴望当面道歉。

　　在道歉的学生中，66届的刘进和宋彬彬最被人熟知。前者是女附中“文革工作组时期师生代表会”主席。后者则是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曾因登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献红袖章，被人称作“宋要武”。

　　“为贴第一张大字报伤害老师道歉”

　　昨日，不到10点，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一间狭小的会议室挤满了50多人，除学生外还有20多名老师。

　　会议室的一角，放置了卞仲耘的半身塑像，她两手交叠在一起，表情和善温柔。塑像是女附中校友于2007年倡议，由500位师生捐款建成，于2011年安放在此的。校友们希望能以此表达对卞校长的纪念。

　　1966年的8月5日，时任北师大女附中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在部分学生发起的游斗中，被殴打折磨致死，是文革中北京首名蒙难的教育工作者。昨日，女附中几位“老三届”学生给卞校长雕塑鞠躬默哀。

　　刘进第一个发言。“48年前发生的劫难，卞校长被殴打折磨致死，其他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创伤，我的内心充满懊悔痛苦。”话音未落，刘进哽咽，摘下眼镜擦拭泪水。

　　她的情绪有点激动，大声说：“我要向老师们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造成的伤害道歉，为了40多年前那一天没有保护好他们而道歉，为我当时的偏激思想和行为对校友们造成的影响和伤害道歉。”

　　刘进的最后一个道歉对象，是同班同学宋彬彬，“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们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

　　在见面会上，宋彬彬也数度落泪。她做了约1500字、题为《我的道歉和感谢》的发言。宋彬彬首先向当年在校的所有老师同学道歉。她称卞校长被“暴力致死”前，自己和刘进曾两次阻止，看到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就走了。“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装。”

　　宋彬彬还表示：“请允许我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没有保护好校领导，是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女附中曾参与批斗校领导和老师的几个同学也临时发言，说自己做过很多错事。

　　“如果我曾批斗过的高老师今天来的话，我也会当面道歉，她90多岁了，再不道歉，真来不及了。”66届王思梅说。

　　“母亲生前说学生都是好孩子”

　　这一天到场的女附中老师，有的也发言表达了对道歉学生的宽容和理解。当年的教师储瑞年认为，情况超出了学生处置的能力，他为学生的诚恳道歉感动，理解她们做过的事情。

　　女附中文革时期的校长胡志涛的女儿丁东红也来到了见面会。在1966年的8月，校长胡志涛同样被学生批斗。胡志涛在挨打时，仍然在记挂其他老师的安危。

　　丁东红说，母亲经常提起那些批斗她的学生，有的不止一次点名道姓，说这些学生都是好孩子。在丁东红的记忆里，母亲是一个讲原则的人，很多问题宁死不弯。唯独这个问题，特别宽容。

　　这一次，可以说陈小鲁的道歉是一个催化剂，我们也看到社会上对他的道歉很认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时机，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 ——北师大女附中文革工作组时期的“师生代表会”主席、“革委会”副主任刘进

　　■ 对话

　　宋彬彬：再不道歉就没机会了

　　“最感动老师的宽容”

　　新京报：来参加这次道歉会，首先想说些什么？

　　宋彬彬：北师大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我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大字报不仅破坏了学校的正常秩序，更波及并伤害了许多老师。所以，我首先要向当时在校的所有老师和同学们道歉。

　　新京报：前一天晚上想的最多的呢？

　　宋彬彬：我想的终于有一个机会跟老师道歉了。对这个机会我盼了很久。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今天你们也看到了，老师很多都80多90多了，再不道歉，就没有机会了。我希望我们的道歉老师都能看到。有的老师已经走了，我不想留下更多的遗憾。

　　新京报：怎么想到道歉的？

　　宋彬彬：从我个人来说，2003年回国，和几个同学一起参与了对学校文革初期及八五事件的调查。在和大家不断交流中不断受到教育。我希望有一天有个机会，向老师表达歉意，也促进大家对文革进行反思。

　　新京报：道歉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宋彬彬：最感动的就是老师们的宽容，尤其是听到胡校长的女儿说，胡校长生前多次说过，女附中的学生都是好孩子。我非常非常感动。

　　新京报：你希望这次道歉达到怎样一个效果？

　　宋彬彬：引起大家的反思，只有真正的反思才能走得更远。

　　“40多年两个宋彬彬”

　　新京报：你在道歉信里说，40多年了，一直有两个宋彬彬？

　　宋彬彬：40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

　　新京报：你有没有改名叫“宋要武”？

　　宋彬彬：从来没有。8月18号之后，有很多人写信给宋要武收。很多很多信，我从来没有拆过，因为我不承认宋要武是我。

　　新京报：你说“宋要武”成为文革的一个符号。你怎么看待这种符号化？

　　宋彬彬：这么多年，作为一个符号，我经历很多，我有很大的心理压力。而且在很多语境下没有办法去澄清这个事情。

　　但我也会想，其实文革时，“右派”也是符号，老师们未必不是符号，他们被当做黑帮被打骂、被侮辱，而他们因为这个符号，有的生命都消失了。这样想，我个人的委屈也就不算什么了。

　　所以我想如果不从根源上认识，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对整个文革的思维和基因进行认识。

　　“没准备好不会站出来”

　　新京报：有人将卞校长的死和你联系在一起。你之前写文章，也引来很多质疑。想没想过这次道歉可能会有更多质疑？

　　宋彬彬：如果没做好准备，我就不会站出来了。

　　新京报：可能有人会说你的道歉只是对自己的洗刷。你们也说过，有人称你们“假道歉，真反扑”。

　　宋彬彬：无论我走到哪里，身边只要认识我的人，都对我特别好，无一例外，特别保护我，给了我一个保护壳。这是我走到现在的原因。

　　新京报：这是一次个人的道歉，还是一个群体的代表去道歉？

　　宋彬彬：其实我们这次站出来的是一个群体。八五事件作为文革中的标志性事件，必须反思。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





全通教育：另类SP的“掘金密码” 2014-01-13 02:30:28  新京报 

　　与中移动合作短信业务切入教育领域，国内近7900所学校开通，用户接近570万人

　　“校讯通我每天都会发。”孙丽是广东中山一家民办学校的小学四年级老师，每天下午临近放学，都会有一条短信从她的客户端发给班里的学生家长。在刚刚过去的12月，她通过校讯通发送了31次短信，是学校老师里发得最多的。她还专门“培养”了一名学生，每天记下各科的作业，并且直接登录校讯通发给家长。“就当是练习打字，学生也很乐意。”孙丽说。

　　“校讯通”是中国移动面向全国的一项短信增值业务，在全国有上千家合作伙伴，其中规模排名前列的一家合作公司全通教育，1月13日即将登录创业板。孙丽所在的广东中山，是全通教育的总部所在地，“校讯通”业务已经在这里开展了整整10年。

　　对于这家公司的投资价值，投资者论坛上，网友们吵翻了天。“这家公司的实质就是SP公司。”有网友一针见血。然而，近年来国内的SP行业不断萎缩，众多SP公司相继倒下，在这一背景之下，全通教育的营收规模仍然不断提升，并且IPO顺利过会。这家公司是怎么做到的？

　　超96%营收来自“校讯通”

　　在招股书中，全通教育给自己的定义是“首家家校互动信息服务上市公司”，但业内人士称，这家公司实质上就是一个“SP公司”。

　　临近下午放学时间，二（2）班的语文教师刘菲登录“校讯通”平台，轻点鼠标，“请家长在语文小测试卷上签字”的通知瞬间被发送到了家长们的手机上。很快，家长们的短信回复涌进平台，“好的！”“收到，谢谢老师！”

　　刘菲是广东中山石岐区一家公办学校的教师，在她带的二（2）班，48名学生中有46名开通了“校讯通”服务，有的学生还是父母两个人同时开通，她的系统中显示，全班绑定的家长手机共有50部。刘菲说：“如果没有这种短信，可能一些孩子不愿意把考卷拿给家长。”

　　“班上只有2个孩子的父母没有开，因为他们的手机不是移动公司的。”刘菲一边说，一边通过自己的手机把短信给那两位家长转发了过去。“我让全通教育的客服把我的手机也加入进去，然后有重要的通知我自己再给他们转发。打电话太麻烦，也没必要。”

　　“校讯通”是中国移动面向全国的一个短信增值业务，全国超过1000家公司是这项业务的服务运营商（SP），即将登陆创业板的全通教育是其中规模最大的几家之一。

　　开通“校讯通”的手机每月收费6元，其中有30%到50%会分给全通教育，在广东以外的地区，这一比例一般是40%到55%。

　　招股书数据显示，2013年上半年，全通教育有98.67%的营业收入都是来自以“校讯通”为代表的“家校互动信息服务”，自2010年以来，这一比例一直保持在96%以上。

　　全通教育的业务从公司总部所在地——广东中山起步，“校讯通”已在这里运营了整整10年。截至2013年11月，全通教育“校讯通”短信业务推广范围已经覆盖了广东、广西、湖南等9省区的近7900所学校，用户接近570万。

　　在招股书中，全通教育给自己的定义是“首家家校互动信息服务上市公司”，但业内人士称，这家公司实质上就是一个“SP公司”。

　　“这个模式挺简单。”广东省移动公司的一位内部人士称：“就跟之前很火的天气预报短信差不多，当年有些公司有气象局的资源，可能又有中国移动的资源，两方面一对接，生意就来了。”

　　这位人士表示，近年来SP业务不断萎缩，广东移动很多不规范的业务都相继被砍掉，移动公司内部负责管理SP的数据部门，不少人员也逐渐分流到诸如移动互联网之类的新兴部门。

　　“总的来说，SP行业是一个夕阳产业了。”这位人士称：“具体到教育行业，这个模式怎么样，还要再具体分析，但移动互联网肯定是大趋势。”

　　高度依托教育系统的“业务推广”

　　最初推广校讯通的业务，就是在教育部门的牵头之下，全市各校的校长在移动公司开的一个会。

　　教育类SP与普通的SP是否真的有所不同？他们的竞争优势在哪里？这些或许可以从业务推广模式上找到答案。

　　与天气预报、手机报等业务不同，校讯通的推广与教育系统联系紧密。有媒体曝出，全通教育被爆料依靠行政手段拓展市场：由业务经理“搞定”教育局和学校、获取家长手机号强制开通业务。

　　杨光是中山西区一家民办学校的校长，他告诉新京报记者，最初推广校讯通的业务，就是在教育部门的牵头之下，全市各校的校长在移动公司开的一个会。佛山市教育系统的一位官员表示，当地校讯通的推广，也是在教育部门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的。

　　对家长的宣传，也需要学校方面的配合。中山这家民办学校“校讯通”管理员杨小民说，每到新学年开学前，学校都会召集新生家长开会，会议最后，移动公司或是全通教育的业务员会给家长介绍校讯通的业务，并且现场收集家长的手机号码，如果家长同意开通，需要现场签名，几天后这些数据就会导入校讯通的系统当中。

　　“作为学校，我们会提供这样一个时间和空间，但家长是否开通，全凭自愿。”杨小民说。

　　另一些学校，则是采用了《致家长一封信》的做法。刘菲告诉新京报记者，一年级入学的时候，会让学生带一张蓝色的宣传单页回家，如果家长愿意开通校讯通，则在单页上签字确认，并提供手机号码。

　　招股书显示，学校是“校讯通”推广的重要一环。在第一步“进行市场调研”之后，第二步就是“拜访目标学校”，并与学校签订使用协议，第三步则是学校数据导入，并且培训教师使用平台。

　　随着业务的推进，全通教育的业务员还要持续对教师用户的使用情况进行跟进，为此公司规定每15个学校配备一个区域业务员，甚至制定了拜访学校教师的固定频率。

　　“其实联通和电信也都有类似的业务，并且也都有对应的合作公司。”校长杨光说：“但移动的业务跟进最好，用的人最多，有时候家长短信接收不到，我们打一个电话，很快就能解决，相比之下，联通那边已经很久不联系了。”

　　这样的推广模式，曾被一些家长和媒体指责为“强制推广”，家长是“被自愿”。

　　对此，全通教育在招股书中称，公司制定了《阳光订阅管理规定》，将家长开通业务过程中产生的电话录音、上行短信开通记录、订阅单张作为订阅凭据，并通过电脑硬盘存储、光盘刻录保存的双重备档方式予以保存，保证用户对已订阅业务有疑问时可随时调取查阅，实现家长订阅自主、退订自由并具可追溯性。

　　杨光坦言，作为学校，也曾因为“校讯通”而遭遇家长的投诉。

　　为了避免家长产生意见，学校已经明确规定，凡是校讯通发的通知，必须在班级家长QQ群里也发一次，每天的作业，老师必须写在黑板上，不允许只通过校讯通进行通知。

　　对教育系统资源的依赖，让全通教育在跨区域推广时增加了难度。招股书披露，广东省给公司贡献的营收占比居高不下。2010-2012年及2013年1-6月广东区域收入占当年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分别为72.43%、64.97%、62.79%和58.94%。

　　公司称，虽然报告期内公司业务覆盖区域由初期的4省区17地市增至10省区28地市，广东区域收入占比也已逐年下降，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公司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广东区域的局面可能仍将维持。对于过于依赖广东市场的状况，全通教育招股书中做出风险提示：“一旦广东地区市场环境出现不利于本公司的重大变化，公司经营业绩将会受到较大影响”。

　　敏感的“教师劳务支出”

　　截至2011年12月31日，全通教育已在6省20个市推行“业务优化及促进计划”，其主要内容便是向教师支付劳务费。

　　曾有媒体以“深喉爆料”的方式，揭秘校讯通的利益链，称教师每发送一条短信，就能获得一定的话费返还，学校的校讯通使用达到一定的规模，校长也有一系列的好处。

　　在全通教育的招股书中，“教师劳务支出”费用被大大方方地列了出来。截至2011年12月31日，全通教育已在6省20个市推行“业务优化及促进计划”，其主要内容便是向教师支付劳务费。

　　2013年1-6月、2012年、2011年、2010年，公司分别实际支付教师劳务支出358.07万元、1000.98万元、829.44万元、847.80万元，这部分费用分别占到同期全通公司营业收入的4.2%、6.4%、5.8%、8.5%。

　　对于“教师劳务支出”，公司在招股书中是这样解释的：“教师在使用公司家校互动系统与家长互动的过程中，需要采集信息、编辑内容及发送信息，为公司提供了劳务支持，因此公司对其给予一定数量的补偿”，“通过支付教师劳务支出，公司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教师使用家校互动系统的频度”。

　　招股书同时载明，这些劳务支出并非现金支付，而是通过话费或是实物兑换的方式进行开支。

　　在中山一家小学，新京报记者看到了为教师兑付“劳务支出”的系统。与广东移动旗下的“校讯通”网站不同，这一系统名为“教师服务平台”，是全通教育公司旗下网站。教师通过手机号和密码登录网站，可以看到相应的“积分”。

　　刘菲告诉新京报，这个“积分”又叫“金豆”，不能兑换现金，只能兑换成话费，或者是网站上的一些实物礼品。在她的印象中，自己每月会有41个“金豆”，她曾经攒了好几个月，用138个金豆兑换过一个教师使用的耳麦，“金豆不够，我还找同事借了几个才兑到”。

　　杨小民说，根据他的了解，积分也可以换购物卡，但由于每个月的积分不多，有的老师可能攒了一个学期，才能换到一张。

　　根据招股书，这项劳务支出的人均金额并不算高。2013年上半年，以及2012年、2011年、2010年，“教师劳务支出”人均月补偿金额分别为32.23元、28.36元、27.57元、30.51元。

　　招股书还称，2012年以来，公司陆续停止了在清远、中山、东莞等区域的教师劳务支出活动。原因是考虑到公司在该类区域的运营时间较长，业务渗透率及产品知名度均已较高。2012年下半年以来,公司在广东区域未发生教师劳务支出。

　　除了向教师进行“劳务支出”，全通教育对于目标市场的推广也支付了一定的成本。

　　校长杨光说，最早的两三年，校讯通的服务是完全免费的，很受欢迎。不仅如此，学校门口的一块LED显示屏，也是全通教育无偿捐赠的。全通教育还免费给学生、教师制作了智能卡，学生上下学、老师上下班考勤都可以使用，刷卡的机器也是由全通教育无偿提供的。最近，刷卡机还更新成了更加先进的指纹机。

　　中山市教育局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表述：“全通教育和中国移动搭建的校讯通平台为‘家校沟通’提供了便利，全通公司在捐资助学，支持教育事业方面也很热心，中国移动中山分公司更是为教育部门的很多比赛、活动捐款捐物。”

　　捆绑中移动切入教育系统

　　“中山移动的合作公司很多，全通教育是拿到项目最多的一家，大概有40%左右的项目都是全通在做。”中山市教育局教育信息中心的一位官员说。

　　作为SP，全通教育是通过中国移动的渠道对用户进行扣费，再获得分成。因此，虽然为校讯通付费的是家长人群，但财务上来看，移动公司是全通教育真正的“大客户”。

　　事实上，全通教育与中国移动的合作，远远不止扣费这么简单。新京报记者获取的信息显示，全通教育的老板原本与中山市的教育系统并无太多接触，之所以能顺利切入中山教育领域，有赖于中国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的各项合作。

　　在中山，教育系统几乎所有的网站、电子信息系统，都是与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两家公司的中山分公司合作建设的。“中小学生登录网站，输入考号就能查到期末考试的成绩；教育局发的文，哪些收件人已经查收，哪些还没收到，系统也都显示得清清楚楚，尚未查收文件的单位负责人，教育局还可以通过这个系统进行短信提醒。”中山市教育局教育信息中心的相关负责人称，中山市教育信息化工作走在广东全省前列，市教育局的“教育信息化平台”集成了学籍管理系统、课堂考勤系统、电脑派位系统、教师继续教育管理系统等十几个模块。

　　“我们一般都是直接跟移动或者电信对接。”中山市教育局教育信息中心的一位官员表示，教育局提需求，移动或是电信出资，运营商的合作公司具体负责承办，“中山移动的合作公司很多，全通教育是拿到项目最多的一家，大概有40%左右的项目都是全通在做。”

　　“全通和移动，两家公司不仅名字很像，业务员穿的衣服都几乎一样。”上述官员称，两家公司的人常常同时出现，他们有时候也分不清谁是移动的人，谁是全通的人。

　　作为回报，全通教育一方面可以从中国移动拿到一定数额的项目开发经费，另一方面，全通在校讯通业务中从移动公司拿抽成。更为重要的是，全通教育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获取了重要的客户资源，为下一步开拓市场打下了基础。

　　“现在全通教育正在推广新的业务叫‘语智通’，主要是用来辅导学生练习英语口语的软件。这个业务就没有纳入中国移动的系统，而是全通教育自己在向家长推广。”校长杨光透露：“跟移动合作，移动要抽成，现在全通有了这么多家长的号码，当然希望自己来独立推广和运营。”

　　（孙丽、刘菲、杨光、杨小民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郑道森 张泉薇 发自广东 北京




关注政协发Pad，更要关注履职质量 2014-01-13 02:30:05  新京报

如果会议上尽是冗长而空洞的发言，甚至“雷人雷语”，没有解决民众关切的问题，再少的花费也是浪费。这样的会议，不仅不应当配平板电脑，连发几张纸质材料都可以说是浪费。

　　■ 观察家

　　据报道，政协南京市十三届二次会议全面推行无纸化办公，每个政协委员都配发了一台专门定制的平板电脑。据称，此举四年将节省材料印刷费150万元。

　　人大和政协会议推行无纸化办公，南京并非首例。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也曾为参会人员配发平板电脑。虽然成效尚待进一步验证，但会议主办方改变作风、节约环保的出发点是毫无疑问的。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肩负着反映民意、汇聚民智、监督“一府两院”的使命。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虽然关心人大和政协的经费节约，但最为关注的却是代表委员的履职质量，关注的是他们为民众办了多少事，反映了多少民意，提出了多少议案建议和提案，是否有效地监督了“一府两院”。

　　召开人大和政协会议的目的是要讨论决定本地区的重大问题，会期多长，印刷多少材料，是否推行无纸化办公，都应根据实际需要而定。开会必然是有成本的，花费必要的成本，公众也完全可以理解。多数公众最关心的，还是会议的实效。如果会议上尽是冗长而空洞的发言，甚至“雷人雷语”，没有解决民众关切的问题，再少的花费也是浪费。这样的会议，不仅不应当配平板电脑，连发几张纸质材料都可以说是浪费。

　　代表委员高效履职，首先要做的是要提高发言和审议质量。代表委员们的职责是讨论决定国家和本地区重要事项，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等等。因此，发言一定要从正确履职的角度出发，少些“完全赞同”等表态性发言和工作汇报等实际与履职关系不大的发言，多些“政府应当怎么办”、“报告中这些内容应当修改”、“这些经费建议削减”等实质性内容，还应当多些代表委员与“一府两院”负责人面对面的“切磋”。那些冗长而空洞的发言，尤其是未经认真调查研究的“雷语”，则要完全避免。

　　民众期待，经过“两会”的审议、讨论，能对“一府两院”的工作发挥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能够有效推动解决民众关切的重大问题。这是会议开得好不好的最重要评价指标。这个问题比是否配了平板电脑、平板电脑是否能够真正节约、平板电脑未来怎么处置更有价值。

　　高效履职，对代表委员还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不能泛泛履职。会议期间，发什么言、提什么议案和建议，要充分考虑原选举单位辖区内或者所属界别(指政协委员)民众的要求，反映他们的心声，解决他们期待解决的问题，使履职行为能够切实代表原单位辖区内或者所属界别民众的意愿，只要每一个代表委员都做到了这一点，会议质量就能得到保证，即便为此多花些钱，民众也愿意“买单”。

　　□朱恒顺（人大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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